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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部门中的工作分摊现象
工作分摊是指农业劳动力从总量上看，其边际生产力接近零或等于零；从单位劳动力看，存在着分摊别人工作量的现象。工作分摊现象的存在，说明我国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利用，这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1978年至2000年，我国水稻和其它粮食作物的标准用工量分别从每公顷571.5个和129.0个，下降到219.0个和159.0个，2000年水稻及其它粮食作物的每公顷标准用工量只相当于1978年的1/3左右。而在此期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增加的比例不大，农业或种植业劳动力人数却有大幅度增加，这说明我国农业部门中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分摊，这还可以从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中得到证实。通过与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泰国、伊朗等19个国家的比较可以看到，我国农业劳动力约为5.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40.1％，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耕地在上述国家中最少，只有0.3公顷，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的谷物、肉类、牛奶和鸡蛋几乎都是最少的，这就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我国农业部门存在着相当规模的工作分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乡镇企业个数由1978年的152万个增加到2000年的2085万个，平均每年增加88万个，年平均增长率为12.6％。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由1978年的2827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282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5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7.1％，乡镇企业的职工绝大多数来自农业部门。因此，通过这一途径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约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4，而且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为劳动力转移而受到太大的影响。虽然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生产领域引入了大量的现代生产要素，使得工作分摊的准确计量复杂化了，但至少可以根据对乡镇企业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事实，进一步证实我国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工作分摊的情况。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估算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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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中一个基础性的重要部门，农业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农业部门的综合质效。农业保障粮食安全，粮食保障国家安全，农业人力资源保障农业安全，但是农业人力资源的客观现状不容乐观。现以我国中部地区麻城市为例就相关情况作陈述。麻城市是一个中等县级市，在全国两千多个县（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麻城市农业人力资源情况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行发生着变化，从1949年到现在60多年来，农业人力资源变化主要表现为：原来是老、中、轻三结合各占三分之一的结构组成，现在是以老年劳动力为主体的农业人力资源构成模式。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数量和构成发生的深刻变化如下。
1、农业劳动力在乡村总劳动力中的比重逐渐下降
1949年至今，农业劳动力在乡村总劳动力中的比重逐渐下降，1990年左右开始大幅度下降。从表1中可以看出，1949年农业劳动力占乡村实有总劳动力的99%，1990年为77%，之后下降得更快，2010年只占到43%，平均下降速度为1.36%。对此现状，从一方面看是：改革开放后，农业劳动力的潜能得到了全面释放，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农业生产成就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1980年以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行业转移，对推动全国非农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看是：尽管从理论上分析，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必然趋势。以美国为例，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2.1%，一个劳动力耕种1.5万亩耕地。而我国目前的情况完全不同，30多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多轮次转移，农业劳动力以老人和妇女为主体，造成农业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越来越小，这个现状是大量青壮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行业转移的必然
2、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呈递减趋势
从麻城市的情况来看，农业劳动力不仅在乡村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下降，而且绝对数也呈递减趋势。从表2可以看出，近5年来麻城市农业劳动力呈递减趋势，5年平均递减速度为4%。3、农业劳动力年龄老化，文化程度低水平化
（1）从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角度陈述。从表3可以看出，麻城市常年在家农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56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57岁，最大的84岁，56岁以上的劳动力占到69%，占了大半，“农业江山谁保卫，‘99部队’（因九九重阳节亦为老人节，所以“99部队”喻指农村老年人这个群体）主力军”已成为客观事实。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业自然而然地成了“老年人的农业”，农村只留下老、弱、病、残、妇，大田大地无人种，老人妇女守家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新增农业基础设施，原有农业基础设施也不能得到维修。原来大集体留下的“红旗渠”没有了，当家塘没有了，打谷场没有了，老人妇女种自由田，种多少算多少，田地撂荒现象普遍存在。由于“老人农业”的现状，农业完全是粗放经营，地力普遍下降，农业收益普遍下降。
（2）从农业劳动力文化结构角度陈述。从表4可以看出，56岁以上老年劳动力文盲占51%；农业劳动力总数中，小学及文盲文化程度劳动力占68%，占了大半；由于老年劳动力比重太大，5个层次的文化程度构成呈现倒金字塔结构。
二、农业面临人力资源危机的客观事实
上文以中部地区麻城市为例陈述了农业人力资源的客观现状，现在依然以中部地区麻城市为例，从农业人力资源来源入手来分析农业面临人力资源危机的客观事实。现在我们面临的人力资源问题不仅是质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数量问题。麻城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摆在面前，那就是现在的高中、中专、大学毕业生都在城市就业或者在乡（镇）村非农业行业就业，没有考上高中（中专）的初中毕业生，除了极少数因家庭特殊情况回家务农外，绝大部分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都去城市或乡（镇）村非农业行业就业，他们的观念是：饿死不种田地，打死不当农民。传统的靠高中及以下毕业生回乡务农作为主要的新增农业劳动力来源的模式已经成为历史，从表5和表6可以清楚看到两个特点。第一，从表5可以看出，自1980年到1999年的20年间农业人力资源新增人数从高峰到放缓，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基本没有增长，初中及以上毕业生作为新增农业人力资源来源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占主要比例，1980年占95%，而2000年仅占29%。第二，从表6可以看出，近5年来新增农业人力资源数量没有多大增长，每年新增总量也不大，平均每年新增11294人。同时表6数据也显示，平均每年减少21122人，增减相抵后，农业劳动力总人数呈下降态势。新增农业人力资源主要是外出务工返乡的人员，从2007年到2012年的5年间，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占新增来源的平均比例为86%，而初中及以上毕业生占新增来源的平均比例为14%，近3年初中及以上毕业生回乡务农人员占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仅为0.38%。从绝对数值上来说，全市715个村，初中及以上毕业生每年每村平均只有1个到农村就业务农，这些毕业生大多是因家庭特殊情况回乡的，一旦特殊情况缓解，他们就会回到城市就业。这就是说初中及以上毕业生这一主要的人力资源来源频临枯竭。从农业人力资源来源这一核心问题入手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麻城市农业人力资源增量来源除了极少数来自初中及以上毕业生回乡就业外，主要靠在外老龄务工农民逐年流动返乡补充农业劳动力。但是，1980年以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的总量是有限的，老年农民逐年逝去，新增农业劳动力没有来源，每年农业劳动力总量只减不增，从这种意义上讲，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自然成了“末代农民”。而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一部分人或者更多的人将在城市定居，一部分人到年老体弱的时候返乡补充农业劳动力，他们回农村后不仅年老体弱，更重要的是对农业生产缺乏经验，他们回乡是以养老为目的而不是以农业生产为目的。按照以上客观存在的农业人力资源来源情况预测，根据不完全推算，2020年以后“末代农民”将大幅度减少，2030年左右是“末代农民”的“断层年”，这个时候不再是农业劳动力青黄不接的问题，而是完全断层没有了。也就是说到2030年左右就是“末代农民”的消亡年，这不是危言耸听的估计，而是我们即将面临的严峻事实。以上是通过麻城市农业人力资源客观情况引申出我国存在农业人力资源危机这一结论，这必须引起国人和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
三、解决人力资源危机的方法和途径
为什么青年人毕业后直接到城市就业，为什么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务工，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与乡的差别、工与农的差别，一个农民工三至五个月的工资就可以购买农村一个家庭一年生活需要的粮食和油料，这个差别就明显而巨大。而“老人农业”的劳动力质量和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造成农业越来越落后，城乡剪刀差越来越大，年青人根本不想回乡务农，更不想毕业就回乡种田，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在农业人力资源面临枯竭的寒冬到来之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对策，现在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浅谈解决农业人力资源危机的方法和途径。
1、进行体制改革，增强农业吸引力
（1）国家要在政策上对农业体制进行更新完善。在坚持土地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定义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大胆创新，推行土地经营权与土地经营过程分离，完善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大力实行土地经营权合作、合资、入股、租赁、转让，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构建农业化生产、工业化规范、公司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农业发展新机制，使农业生产要素实现最佳组合。经营主体要打破单个农户经营模式，可以通过土地经营权合作、合资、入股、租赁、出让等方式推动土地大流转，使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向愿意投资的私营企业集中，向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中，向其他参与土地经营的集体、国有经济实体集中，条件成熟的还可以让有投资意愿的外资参与，鼓励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产业化经营，让这些投资主体当老板、当股东。在此基础上，依托广大农户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道路，通过农业产业化，把一、二、三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个时候的农业是包括一、二、三产业在内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综合性农业。通过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的强度和竞争力，提高农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农业产业化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重大策略，是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重要途径。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要突破三个界限：一是突破所有制界限，实现农民个人、私营企业、专业合作社、国有实体、集体实体、外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的融合；二是突破行政区域界限，实现本地与外地甚至外国的合作；三是突破行业隶属界限，实现农、工、贸，技、科、教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结合。通过三个突破，打破农业本身的局限性和封闭性，使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互动和重新配置，实现多形式、多层次、多元化的优化组合，实现农业的一体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以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
（2）国家进行宏观控制，强化农业规划。国家宏观上进行第一、二、三产业调整布局，产业布局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这里只强调重点，对第一产业重点布局是：平原种田，依山建镇。现代化农业只有走科技化道路才有出路，要走科技化道路必须有成规模的平面耕地作基础，美国为什么一个人能耕作1.5万亩耕地，是因为他们有一望无际的平整土地。而我国一些地方在平整的耕地上（有的还是一类耕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肥沃的良田上楼房林立，因此国家要进行切实可行的规划管理、规划控制，实行平原种田种地、依山依丘陵建镇，在平原上已经建了镇（包括村）的要分步落实，实施移镇还田、移村还田。同时，国家要制订以工补农及转移支付政策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把土地平整列入重点项目，通过大规模土地平整来满足现代农业机械化作业的需要。
2、改革农村教育培训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劳动力后继无人的问题
国家不可无农业基础，农业不可后继无人。要从“老人农业”的困境中走出来，必须花大力气改革农村教育培训制度，培育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也可称为农业员工或农业工作者）做接班人，以此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改革农村教育培训制度，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1）开办一体化教育的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培养主流的农业员工。学校从产品及技术研发到各项实际操作技能到与农业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合作，形成一整套一序列的科研、教育和即投即用的一体化办学模式，培养的学生不仅要有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劳动生产实际经验，毕业后能现毕业现使用。要建设这样的学校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财力和师资力量，需要国家和社会把它当作一项关系农业前途命运的公益性事业来看待。针对学生不愿就读农业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不愿当农业员工的问题，这里主要从以下三点进行探讨。一是提高农业、农民的地位，政策支持、舆论宣传，形成全社会关注农村、关怀农业、关爱农民的氛围，形成支持农业、尊重农民的好环境；二是对毕业后务农的年青人进行绩效奖励，对有突出贡献的大中专毕业生和相关人员进行重奖；三是建立一系列保障制度，达到城市“五险一金”一样的效果，让所有的农民感受到农民不差于工人，农业不差于工业，农村不差于城市。
（2）建立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先进技能培训制度。以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和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为依托，开展灵活多样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先进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把培训课堂设在村庄农家，设在田边地角，设在农场和林场，设在牧场和渔场。这种实用技术培训，要做到短期充电式培训与农民终生学习相结合，现场传授的实战性培训与农民互帮互学相结合，通过切实有效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使“大老粗”向知识农民转化，使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化。
3、建立长期的补养制度，解决“三农”的后顾之忧
根据中国国情和农业的客观实际，要建立长期的工业补养农业、城市补养农村的补养制度，这种补养制度是公益性、无偿性、无私性的，这种制度一直要坚持到中国农业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农业水平为止。这种补养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培训制度，国家要对新一代农业员工和农业人才的培养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开发源源不断的农业人力资源；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基础条件的投资制度，解决以水利为重点的水利、交通、电力、通迅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现代化打下基础，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三是科技投入制度，实行农业科技化、机械化、产业化，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奠定基础；四是农村各项保障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读书难、就业难、行路难等一系列问题，建立与城市一样的各种保险福利制度，同享社会福祉。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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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农业劳动力；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08-05
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仅是成熟的现代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也是当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实践。马克思在其经典著述中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进行的深刻而全面的阐释，为我们探索和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理论借鉴。党的十从农民与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现阶段“三农”问题仍然突出，尤其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导致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过少，资本、技术投入不足，农业基础条件薄弱，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农业生产竞争力和比较利益下降。
梳理和挖掘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中国化的研究，而且可以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力转移提供理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产生时代背景
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考察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的产生背景，有助于对这一思想进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1.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变革
西方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1760年代的英国，直到1830～1840年代才宣告完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以蒸汽机为动力、以机器体系为生产技术基础的近代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飞跃的同时，也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遇到什么抵抗。”“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产业革命创造出一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个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使工人无产阶级的力量得以壮大的同时，也加深工人与农民的联系，不断地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
2.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对立加剧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总数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的50.2%，城市的快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城市成为拥有大量资本和先进生产力的聚集地，资本扩张使生产工具、资本、需求和享乐集中起来，财产也逐渐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造成农村人口流离失所，并时刻面临疾病和饥饿的威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血泪史，城市扩张造成乡村衰落、城市病态以及城乡尖锐对立和冲突。英、法等国城市化中农业劳动力悲惨的移民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切入点。
3.经济周期对农业人口流动的影响日益加深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开始发挥作用，在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支配下，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变得愈加尖锐，经济周期性的更替是矛盾的突出表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就业人口在资本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综合作用下，发生剧烈的波动，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也相伴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如果说“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那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经济周期可以更加自由、更大规模地吸引或延滞农业剩余人口，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口流动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日益加深。
二、马克思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从人类演进的宏观视角，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高度，根植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运行规律，深刻地揭示和概括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历史根源，科学预言了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农村的巨大变迁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
1.农业劳动力转移是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传统农业是“在劳动孤立地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属于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典型的“维持生计的农业”。他同时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这种分散落后的经济形式终将被历史所淘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旧的社会制度，通过市场交易将农业生产各要素和产品作为商品纳入农业领域，“使农业合理化，从而才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
在工业化已经越来越向农业领域渗透的进程中，小块土地所有制不再成为农民富裕的条件，反而成为了农民贫困的一个根源。“‘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农业工业化和规模经营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并将大量农业人口从封建宗法关系和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产业工人或农业工人。
2.机器和现代耕作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原因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这表明，“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的、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机器和现代耕作技术“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个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描述到：“1846年，法国城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到1861年，城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占71.14%。最近5年来，农村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又大为减少了。”
马克思在1853年《强迫移民》一文中描述当时英国的农业移民现象时指出：“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由于在生产中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居民被从农业地区驱逐出去，同时人口在工业城市集中起来，我这里所谈的不是由淘金狂引起的移民，而是由于大地主占有制和土地的集中，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和大规模采用现代农业耕作法而引起的强迫移民。”
3.资本积累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根本驱动力
从表象看是机器排挤了农业劳动力，促使农业劳动力出现过剩，但就本质来说，资本积累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驱动力。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指出：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积累增加，对劳动力需求增大，即使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但劳动力需求总量是增加的，因此城市工业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工人。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
“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不断产生过剩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转化为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这些从土地上分离出的农民，他们来自于农村，“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
4.农业劳动力转移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和制约
马克思在谈到大工业对农业和农业生产当事人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命时指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水平不同，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路径是不一样的。“在剑桥郡和萨福尔克郡，最近20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而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目前只是潜在地代替了工人，也就是说，它使生产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积，但是并没有在实际上驱逐在业工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农业领域的深度越深，农业中转换为可以自由利用的劳动力就越多，例如1861年英格兰的《国情普查》显示：1851年全国城市580个，农村人口与城市差不多相等，到1861年农村区域人口仅增加6.5%，城市人口增加17.3%，这一差别是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英国，由于第二、三产业和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所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强，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美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则有限。马克思在论述爱尔兰资本积累对农业人口的影响时写到：“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即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转化为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5.农业劳动力转移引发农村社会关系的转型
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并不只是简单的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和产业转移，它必将引起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所以农业人口转移过程也是农村、农民社会关系转型的过程。他通过对英国、法国和德国农业和农村的研究发现，农民内部的社会流动和分化使农村居民中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一个是富裕农民阶层，他们由大土地占有者、大租佃农、大农和中农组成，属于农村资本家阶层；第二个阶层是小农阶层，这个阶层拥有农民的大多数，因而是农民阶级的主体，他们拥有小块土地、自我经营，是小私有者，同时也是劳动者；第三个阶层是农业工人阶层，主要在农业工厂打工生活，属于典型的农村无产阶级。“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内部分层是伴随着资本渗透农业进程自然分化的结果，对社会阶级阵营进行了新的调整，整个社会阶级逐渐分成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为整个资本主义埋下了“剥夺剥夺者”的革命种子。农民被彻底剥夺生产资料，成为大工业需要的劳动力商品，从农民的贫困转化为工人的贫困，阶级对立严重，社会矛盾激化。
三、现实启示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深刻的论述，今天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对于指导和顺利实现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充分认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和长期性
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目前农村劳动力约4.7亿多。已经转移到城乡非农就业约2.2亿，按照农业专家的估计，未来农业适度就业规模应该在1.8亿，也就是说还要从农村转移出7000万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转移压力巨大。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提出加快推进我国“三化同步”建设，重要前提就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城镇及第三产业还难以吸纳大量农民工；同时各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将是长期和艰巨的。
2.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巩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物质基础
历史经验表明，农业科技和现代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物质基础。只有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剩余不断扩大，农业劳动力转移才有可能性。现代农业本质上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替代与创新，表现为技术、土地、劳动、资本和生产的组织管理最优化。更加高效配置资源，发展集约农业和规模化经营，实现“让更少的农民种更多的土地”，把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土地里解放出来。没有农业现代化，那么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只会是马克思描述的“强迫移民”，必然会引发社会问题，上个世纪拉美国家脱离实际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3.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工业化，推进城镇化是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路径就是由农村进入城市。城市的工业、服务业发展为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的可能，但未来城市绝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阵地。随着世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不断丧失，产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工业吸纳新增就业人口能力不断下降；此外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对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带来严峻的挑战，城市病和环境恶化，将严重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前要充分利用产业升级和地区转移机会，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工业化，增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能力；推进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服务业，增强人口吸纳能力。可见农村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4.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
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最积极、最重要的因素。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强调：农业“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从贫穷经济中人民的经验来看就是非传统的）生产要素……持续增长便主要依靠向农民特殊投资，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我国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并没有显现其优势，农村劳动力价值低，同工不同酬，乃至拖欠工资现象普遍存在。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加强农村基础教育，适时普及高中教育；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思想、文化、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打破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不仅有利于农村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同时也促进更加优质的劳动力等要素流向农村，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消除城乡差别。
5.推进制度创新。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转型
伴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内部出现职业和阶层的分化。农民阶层分化体现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既有代表对农村和土地财富的追求，也有代表对城市工作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应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并满足他们的愿望，积极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标志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实现农民在医疗、保险、就业和民主管理等方面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创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经营组织创新，在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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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资源范文4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统计；二元经济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提高，可是作为一个人多耕地少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出生率高，资本少、劳动生产率低，导致农民大量涌入工业和服务业，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如何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城乡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
一、农业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概念
农业劳动力是指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长时间参加企业、事业和家庭副业劳务的劳动力。主要有以下三类：1、长时间生活居住在农村，取得的收入主要为农业收入。2、户籍在农村，但是工作地点在城镇的人群，这部分人群没有直接长期参与农业劳动，而是在外打工，属于我们常说的农民工。3、户籍在农村，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这部分人主要在农村从事服务业、商业等活动。
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在既定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农业劳动力中无法实现与劳动条件有效结合的那部分劳动力。也就是指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扣除这部分农业劳动力，并不改变其产出量，也就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小于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力。
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呈现出以下特征：
1.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短缺。我国一直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多年来我们稳居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人口数量达13.7亿，占到全世界的22%，同时，农村人口基数大，自然增长率高，但是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的耕地的7%，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农村劳动力相对于现有土地资源严重过剩，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2.城乡二元经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我国目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现象，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使农业生产对人员的吸引力减弱。同时，户籍制度又限制了城乡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即使在城市工作、生活，由于户籍、资本和技术的限制使得农民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当中。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镇总人口约为6.7亿，城乡人口数接近持平，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上升13.5%，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加和等待就业的新劳动力都对城市的就业构成的巨大的压力，也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
3.技术发展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在现有耕地资源不变甚至减少的条件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耕地所需劳动力减少，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农业经济基本要素组合由于科技的进步发生了变化，由此导致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4.受传统生产模式影响，我国农业结构单一。受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影响，我国农业生产主要以农作物耕种为主，农副产品加工及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因此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有限。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尽管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较大波动，但总的来说一直持续在一个较高水平。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1.加强农业自身发展，拓宽就业渠道。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呈现出的一大特点是就业不充分，这部分劳动由于人员多，土地资源少，以及自然环境和季节因素等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产量不会由于这部分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政府应以相应政策导向加强农业的综合开发和配套的加工生产和服务等深层次、全方位开发，从以单一的农业种植为主向林业、渔业、牧业、加工、休闲、娱乐等多种经营方式转变。
2.拓宽农村二、三产业就业渠道。根据各国的发展经验，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发展的成熟，劳动力会逐步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我国农业现在以单一的第一产业为主，但是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其突破单打独斗小规模经营的生产模式，从全球农业经济的发展看，农业经济是从个体经济向规模经济发展转变的。初始农产品到最终消费品经过了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的过程，据统计，初始农产品只占最终产品价格的十分之一，所以加大对中间环节的开发，可以增加大量的就业岗位并且使农民显著受益。
3.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展迅速，由于城镇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医疗条件和教育水平以及相对农村优越的生活环境，导致大量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经验证明，城镇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城镇的地理优势和消费水平相较大城市为低，同时又具有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使得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既可以避免离乡背土又可以进行就业，从而稳定了家庭，提高了收入。城镇的发展能够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4.健全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者素质。由于我国农民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先进技术掌握程度不足，在科技快速发展时期，难以适应对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加工和商业、信息业等利润率较高的二、三产业要求。因此，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业人口素质，培养有技术的农业生产者，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农业劳动力资源范文5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土地流转；安徽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6-1169-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6.044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Anhui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of national and central region， as well as accompanied by women oriented phenomenon， reasons for the ageing and its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Anhui were pointed ou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replying the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ood security； land circulation； Anhui
诙力一直是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劳动力的状况直接关系着整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作为农业大省，安徽正加紧推进农业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农业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等受到严峻挑战。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流向非农业产业和城市，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年龄结构日益老化，进而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并导致农业的不景气，甚至产生衰退[2]。如何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安徽的现代农业，是当前面临和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之一。
1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
1.1 安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同经济发展水平一样，人口老龄化同样具有城乡差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3]。据2014年《安徽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安徽常住人口总量达到 6 030万人，老年人口系数（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2.24%；另据2014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显示，同期安徽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2.7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由表1可知，综合比较2005～2013年安徽省老年人口系数和同期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发现除2009年外，安徽省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从2005年的10.87%上升到2013年的12.74%。可见，安徽农村老龄化表现出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样的特征，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高于城镇水平，农村人口老龄化极其严峻。
1.2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高龄化、妇女化形势严峻
国际劳工组织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划为老年劳动力人口。当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在15%以上者为老年型劳动年龄结构，而在15～64岁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64岁人口所占比例呈现日趋增高的态势时则称之为劳动力高龄化[4]。由表2可知，安徽在2006年底，仅51～60岁一个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占比就达18.59%，已经超过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老年型劳动年龄结构15%的标准，尚未将41～50岁和60岁以上这两个年龄段中符合规定的人数计算在内。若依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进行估算，安徽农村老年劳动力人口占比至少达到30%，远远超过国际规定。此外，表2的农业普查数据还显示，安徽农业劳动力高龄化（51～60岁和60岁以上占比）程度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的水平，且年龄越高，安徽劳动力高龄化程度越大。在51～60岁年龄段内，安徽农村常住劳动力占比为18.59%，全国平均水平为17.10%，中部平均水平为17.80%，安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49个百分点，高出中部平均水平0.79个百分点；在60岁以上年龄段，安徽农村常住劳动力占比为10.02%，全国平均水平为7.89%，中部平均水平为8.43%，安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3个百分点，高出中部平均水平1.59个百分点。另外，安徽农业劳动力不仅呈现出高龄化现象，还表现出妇女化现象。安徽农业男性劳动力占比（49.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83%）和中部平均水平（50.35%），而安徽农业女性劳动力占比（50.54%）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9.17%）和中部平均水平（49.65%）。总体来看，安徽农业劳动力早已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和妇女化现象，且这一趋势在不断加重。因此“农民荒”、“‘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农业发展危机与农业后继无人等问题随之而来[2]，安徽尤为明显。
2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原因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业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常态化现象，是社会老龄化、流动人口涌向外省、农村高龄老人被迫从事农业、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安徽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然而为保证粮食安全及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发展不能长期建立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基础上[5]。因此，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作为农业大省，安徽必须积极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稳定发展。
4.1 培育新型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人才支撑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顺利转型的关键。效率的源泉主要有两个，一是规模扩大带来的效率提升，二是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7]。不管是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还是利用农业技术，这都对农业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提出新的挑战。基于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十分严峻的客观情况，大力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知识素质、技能水平，鼓励新型农民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运用现代化农业装备，无疑是推进安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此外，懂得农产品生产经营的职业农民，掌握新的农业科技知识和经营理念的农业人才，了解农业发展政策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型职业农民都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民增收的生力军和人才基础，都需要政府大力培养、重点支持。
4.2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经营
城镇化的推进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导致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移，进而使安徽的农业生产对新的主体产生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11]。然而，在中国传统农业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农业面临家庭承包经营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15]。现阶段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带来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不高；而且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造成大量土地浪费，懒人农业和老人农业现象普遍，妨碍农业生产大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因此，为保证农业生产、粮食增收，安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允许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进而实现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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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资源范文6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