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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应对措施范文1
设立老龄机构很多国家的政府设立了老龄工作管理机构,在议会成立咨询委员会,在社会上建立老年问题学术团体,把老龄工作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英国政府由卫生部、劳动保障部和社会服务部分工负责老年人的养老、医疗和服务工作。内阁设有“补充给付委员会”,下设区域分会和地方基层分会,负责申请、调查和发放老年救助金。政府通过老龄问题学术机构定期召开老龄学术研讨会,促进学术专家、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的交流与合作。日本总理府设有“老龄问题研究室”,厚生省设有“老人对策室”,都、道、府、县、町、乡设有“福利事务所”,主管老年福利事宜。各级政府把老龄工作列入政府工作计划,不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参加“老龄政策和老年工作研究会”。
立法保障权益保障老有所养是老龄社会的首要任务,先期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普遍通过立法来保障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七大工业国家中政府首次为养老保险立法的时间分别为:德国1889年,英国1908年,法国1910年,意大利1919年,加拿大1927年,美国1935年,日本1941年。此外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老人福利法》《老人健康法》;美国还制定了《美国老人法》和《禁止就业年龄歧视法》。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措施。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了防止老年人陷入贫困,避免退休金制度崩溃,不断改革国家养老金计划。有些国家还最大限度地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并对退休人员无退休收入的配偶发给家属保险津贴。例如:美国的《老年人和遗属保险》对供养亲属津贴的标准规定:退休工人65岁及以上不享受养老金的配偶,依法领取相当于受保人退休金50%的亲属津贴;受保人死亡后,其65岁及以上的配偶,领取受保人100%的年金。
老龄化应对措施范文2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保障；养老金双轨制；待遇差距
一、概念陈述及历史回顾
（一）概念陈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养老金“双轨制”是指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双轨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人因退休时的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也不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比企业多两三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同：一是统筹的办法不一样，即企业人员是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机关事业单位的则由国家财政统一筹资；二是支付的渠道不一样，即企业人员由自筹账户上支付，而机关事业单位则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三是享受的标准不一样，即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目前差距大概是3-5倍。
（二）养老金双轨制历史回顾
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从1992年开始，实行的是“养老金双轨制”的退休制度，不同工作性质的退休人员实行不同的养老金制度：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实行由财政统一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制度；而企业职工则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
自1992年开始，双轨制导致的养老金差距越拉越大。近几年，因为调整幅度有很大差距，虽然国家对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进行了7连调，但7次连调的总和尚不足机关事业单位一次调整的幅度，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到了五六千元。现在，养老金不合理的差距仍然在继续扩大。
2009年1月28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正式下发，人社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如今，方案下发已有4年多，但事实上，5个试点省市几乎无进展。2012年5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明文规定“十二五”期间要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二、乌鲁木齐市老龄化及养老保险现状
（一）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乌鲁木齐市的老龄化趋势及出现的原因跟国外发达城市不一样。国外老龄化出现的背景是“先富后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慢慢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国老龄化出现的原因有特殊性。乌鲁木齐市老龄化社会起点比较晚，是社会经济不够发达而出现了人口的老龄化，即“未富先老”。统计数据显示，乌鲁木齐市从1999年开始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了10%。虽然乌鲁木齐市进入老龄化比较晚，但老龄化速度比较快，到2005年老龄人口比例达到了11.43%。这些年以来，乌鲁木齐市老龄人口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如图-1所示）。2006-2010年老龄人口分别增加到了11.72%、12.64%、12.63%、12.77%和11.03%。
（二）乌鲁木齐市养老保险的现状
自1986年养老保险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建立以来，乌鲁木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相关文件，基本建立了包括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撤村建居失地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等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截至2011年底，乌鲁木齐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94.74万人（其中：在职参保74.96万人，离退休人员19.7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55万人（其中：在职参保较上年末增加10.05万人），增长15.27%。2011年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8.36亿元，比上年增加10.48亿元，增长27.67%；基金支出42.56亿元，比上年增加8.16亿元，增长23.72%；年末基金累计结存24.88亿元。待遇水平按照自治区和市政府的要求，继续调整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2011年底，全市离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1776元，较上年增加96元，增长5.71%。
三、乌鲁木齐市老龄人口养老金双轨制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待遇“双轨制”长期以来备受社会诟病。乌鲁木齐市作为中国西部大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快速增长的人口老龄化及退休后的养老金双轨问题在当今社会已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焦点。
（一）缴费和待遇脱节
乌鲁木齐市事业单位的退休养老待遇计发办法是，员工退休待遇仍然根据参保人员的工作年限及其退休前上一个月的档案工资的一定比率计算。这种待遇计算方法与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制度中的职工个人缴费多少、时间长短不挂钩，多缴少缴与退休待遇没有本质联系。缴费与待遇出现脱节，不仅严重影响了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也不能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没有实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同时，由于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缴费与待遇脱节，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部分参保人员对缴费的多少漠不关心，甚至希望缴费工资越少越好，个人既可以少出钱，又不影响退休待遇，造成企业退休人员心理上的不平衡，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由于企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相差太大，一些事业单位不愿改制为企业，给机构改革造成了一定的阻力。
（二）养老金社会发放的不平衡
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目前仍然实行的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0年前的差额计算，掩盖了缴费单位经济效益不好、离退休人员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的矛盾。虽然参加了养老保险，但并不能做到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也就不能保证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而言，在铁饭碗的表象下，也隐含危机。恰恰由于社会化程度低，单位包办养老金，个人不必自负其责，养老金能够按时足额发放与单位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职工养老保险基本保障缺乏保底。
（三）过大的养老待遇差距增加了社会不公平
由于历史及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原因，公务员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待遇普遍比较优厚，甚至远高于相同条件下的企业人员，这必然会增加社会成员的不公平感，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严重时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四、应对老龄化及缩小养老金双轨政策的措施
对于老龄化对乌鲁木齐市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只有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才能更好地应对，实现人口结构的合理化，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加快老年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要想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应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解决老龄人口的基本养老问题并且养老金实现公平，为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为了应对老龄化，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保障广大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增加即期消费，促进乌鲁木齐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优化人口目标，使乌鲁木齐市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为保证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需要采取科学控制生育率的可行方案，选择最佳时机适当地调整生育水平，逐步调整人口结构。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能够说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本身就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需要我们接受并积极应对。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不要悲观和盲目乐观对待，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谈“老”色变。应该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要以科学的对策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以积极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从政策制定到社会认同到个人努力，尽量避免或减少人口老龄化对乌鲁木齐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可能造成的不良效应和冲击。
（三）企业年金
建议将70%以上的企业年金放在本企业作投资，每年的分红都用于年金分配。每个职工每年根据贡献得到一定年金点，最高不超过平均数的3倍（就如养老金交费3倍封顶）。每年每个退休职工的年金收入，等于本人年金点数乘以当年每一点的金额，当年每一点的金额等于当年企业年金的收入（本金不动）除以全体退休职工的总点数。至于投资的风险，退休职工和本企业共担风险和利益是应该的，这可以增加企业职工的凝聚力，也可以增加企业领导层对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
老龄化应对措施范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影响；措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良好的人口环境，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压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制订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依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将60岁以上人口算作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的地区，即可看作是进入了老年型地区。2000年，我国步入老年型国家，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同世界其他国家大致相同，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龄化趋势明显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本国家或地区完成工业化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其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而我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出现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导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减少，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即被赡养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老年抚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为12.9%，1999年为13.5%，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到205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47.5%，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尽管少儿抚养比有下降趋势，但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赡养费用也要比少年儿童抚养费用多得多，因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提高，这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2.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和数量。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的老龄化最终将导致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年龄结构高龄化。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的是科学技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较小。而我国属发展中国家，多是以体力要求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不同年龄劳动力在体力、精力和适应力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和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影响扩大再生产。国民收入在分配使用额时分为积累和消费两大部分，积累资金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的增长，意味着必须压缩消费基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福利费用等消费基金的压缩极为困难，这不但消耗大量经济增长的成果、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导致积累基金减少，特别是生产性基金减少，影响扩大再生产，降低经济增长率。
4.引起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有着许多同青壮年不同的特点。老年消费群体的日益扩大，直接会引起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消费服务业的水平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老龄人口的物质文化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5.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老年人口因其体力下降、智力退化，必然导致自我抚养能力的衰减，而加重对别人的依赖，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目前，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照料老人的人力资源不足，大大弱化了家庭养老的能力。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发育程度的严重制约，现阶段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老年人经济自养能力不足，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基本上完全依靠子女，这将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老年人数的增加，给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消费水平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容易引起代际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制定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期人口发展规划。目前，我国总人口已达到13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执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保持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同时，在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城镇的总和生育率，使城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防止家庭结构“四、二、一”格局的出现，减缓城镇的老龄化速度，降低对老年人的供养系数。这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可以防止老龄化速度过快，推进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前到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极不协调。在2020年之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始终处在60%以上，虽然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在提高，但在劳动力的总量上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期”，大力发展经济，使社会财富日益丰富起来，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为适应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为此，我们要做到：（1）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2）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促进经济繁荣。（3）利用地域间老龄化程度的显著差异，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地域间的优势互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安老体系。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应根据老年人的自身特点，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照料服务体系、老龄政策法规体系，使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健全老龄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2）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和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多层次的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3）发扬我国尊老、敬老、养老的优良文化传统，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在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维系方面的作用。（4）加快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进程。针对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特点，大力发展社区服务，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将社区工作的重点转向为全体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护理、文化娱乐及其他精神慰藉的服务上。
老龄化应对措施范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背景 中国城镇 养老金支付能力 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的经济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升虽然有效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伴随而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也不容忽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日益加剧，在降低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加大了政府的养老保险资金支付压力，如果这一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引起严重的政府财务亏损现象。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提升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问题的处理方式的完善性和科学性。可以在有效确保我国公民的基本权益和基本利益的同时，为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和提供强大的市场推动力。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
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探究，首先应当明确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可以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我国老龄人口数目十分巨大，并且随着实践的推移其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
众所周知，我国的人口正逐步的呈现出“快速老龄化”趋势。根据我国人口调查局的第五次人口调查数据报告显示，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的数目在大幅度的增长，并且其增长速度也在逐年递增。根据我国现阶段的老龄人口增长趋势进行预测，截止到2051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呈现出最为严重的形式――每平均十个人就会有三个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1]。
（二）我国的老龄人口呈现出城乡二次元化的特点
我国城市和乡镇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差距相对较大。我国的经济发展较为快速的城市地区，相比较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城乡地区，其所存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2]。
（三）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高于城镇建设现代化的速度，出现了“未富先老”问题
很多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对较高，工业发展水平也十分的完善，因而能够良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生产力降低的问题。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因此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高于城镇建设现代化的速度，因此“未富先老”问题也就分外具有严峻性。
开展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探究，主要可以将当下我国所存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总结为以下几点：我国老龄人口数目十分巨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我国的老龄人口呈现出城乡二次元化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高于城镇建设现代化的速度，出现了“未富先老”问题。通过探究可知，我国当下所呈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其问题的解决的重要性不容忽视[3]。
二、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
在明确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后，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主要可以将当下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总结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加剧，使得社会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迎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加剧，使得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养老保险金额在逐年的递增，为政府财政部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经济压力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的难度也在逐步的加剧[4]。
（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的提升，使得我国的养老资金缺口问题也逐步的显现出来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我国的养老资金缺口也开始呈现出猛烈的扩张趋势，如果不能够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社会统筹养老金赤字”问题将严重的阻碍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开展当下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加剧，使得社会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迎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的提升，使得我国的养老资金缺口问题也逐步的显现出来。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在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逐步的凸显，为我国的经济的高速的、持久性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是我国开展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5]。
三、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
针对于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主要可以将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完善公共财政治理模式，加强对于公共财政投入工作的开展的重视程度。提升对于“民生状况”的关注程度，开展公共财政建设工作，可以有效的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发展问题。
第二，创建全面的、多元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的建立和完善，也可以有效的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三，提升养老保险金所具备的保值性和增值性。降低养老保险金所存在的风险性，有效的实现公民利益的稳定性的保障。
第四，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严把提前退休关。
第五，提升《养老保险法》这一法律规章的建设工作的开展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养老保险法》的颁布和有效实施，可以为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明确的方向。
实施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主要的方式实施环节可分为：加强对于公共财政投入工作的开展的重视程度；创建全面的、多元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升养老保险金所具备的保值性和增值性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严把提前退休关以及提升《养老保险法》这一法律规章的建设工作的开展的时效性和实效性五点。通过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的有效实施，可以真正的实现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的全面的、有效的解决，促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优良的发展前景。
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探究，首先应当明确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进而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最后针对于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完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机制，提升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问题的处理方式的完善性和科学性，是我国进行长期的、可持续性的、高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1]宋凤轩，赵艳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浅析[J].山东纺织经济，2010，10：29-30+78.
[2]胡宏伟，肖伊雪，郭牧琦.中国养老财政支出与负担研究述评[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0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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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应对措施范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验对策； 借鉴； 发达国家； 中国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日益受到全球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上公认，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如世界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法国、“老人王国”瑞典、“长寿王国”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国等。David预测到2050年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目前国内外关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国家或地区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测。如Karl分析了近50年来奥地利人口的时空演变规律及特征[2]，Joshua对2050年美国老龄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3]；李日邦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时空间分布特点及区域差异等进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关社会问题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贫困问题[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时空分异[14-16]，老年产业发展和社会养老设施建设[17]等。（3）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Sumiko等对老年人口及年轻人口迁移对日本传统社会养老模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国家相关数据，对各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应、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5]；张桂莲等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消费、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8-20]；魏立华等对老年人口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1-22]。（4）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6-7]；绍国栋等对我国退休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对国内外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和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25]；姚静等就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型进行了探讨[26-27]。已有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为基础，选择瑞典、日本、美国、法国等几个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系统总结它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典型对策及特点；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对于有效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对策
2.1 鼓励生育，应对少子化，促进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持续供应
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存在于老龄化社会，两者紧密相关且影响劳动力的供应。因此应对少子化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从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职工重返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解决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儿津贴和带薪假期，向离职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医疗、营养和薪资等补助和津贴，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儿童教育、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长“爸爸月”，缩短低龄儿童父母的工时，实行父母保险（即企业给父母双方带薪假期以照顾幼儿；保证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岗位或者提供类似的工作等）等，以缓解家庭看护幼儿的压力，使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重责任，保证女性职工能重回劳动力市场（表1）。
2.2 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年劳动力来源，缓解政府养老金支付压力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普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法对退休年龄制度进行了改革。延长退休年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领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龄，将现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向后延迟，相应延长工作年限；另一种是设立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即对不同退休年龄的老人给予不同数额的退休金，退休年龄越大，退休金数额也越大。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主要采用第一种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法国在2011年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德国政府计划在2011和2018年期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28～29]。瑞典和美国等主要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对于提前退休的60-64岁的职工，每提前一年退休减发退休金的5%；65-70岁的推迟退休的人员，每延迟退休1个月增发退休金的0.6%；对于有经验且有能力继续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为其提供做义工的机会并根据他们提供服务的多少增发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 完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
根据养老场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养老方式可分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受老龄人口增加、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年轻劳动力迁移影响，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机构养老又受到老年人经济状况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难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国外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发挥着基础作用，但在个人和家庭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化服务；政府负责采取相关激励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项目建设及服务活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并协调参与建设和服务的各主体的利益关系；社区负责培育在宅服务人员并不断拓展服务业务范围为老年人上门提供帮助，服务内容主要有住房维修、日常照护、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如瑞典的养老服务带有很大的福利性质，服务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老年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属于“国家负担型”；美国老年人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主要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负担型”即“投资人同时也是受益人”，这种“个人负担型”的资金来源方式也使得美国“以房养老”的发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 建立多样化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世界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养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体系的转变[31]。目前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金制度。其中，基本养老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一般由国家按照统一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的人员支付；企业年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大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后两种制度对缓解国家养老金支付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基本养老金的资金都来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国也十分重视企业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美国政府推出“整合企业年金计划”， 把企业年金计划提供的养老金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养老金进行协调。目前，美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金规模[25]。另外，美国不同运营规模的企业间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不同；日本则依据国内劳动力结构，在不同的行业实行不同的养老金支付方式和资金分配比例，从而使得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具有“多支柱”的特点，还具有“多层次性”（表4）。
2.5 开发老年人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应和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外，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是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有效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一般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并采取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引导企业向老年产业领域投资推动老年产业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目前，国外的老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产业，如老年餐饮、老年人用品生产（保健品、化妆品、服装、交通辅助用品、体育健身用品、生活辅助用品等）、老年房地产开发等；第二类是围绕老年养护形成的产业，包括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保险、老年医疗康复用品生产、长期照护产业、医护人员培训等；第三类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旅游、心理咨询、老年图书馆、老年电视广播节目等。另外，由异地养老和跨国养老而带动的养老产业在一些自然环境良好、适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区逐渐兴起（表5）。
2.6 注重法制建设，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与老年人有关的福利保障、产业发展政策等的有效实施和运行，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管理机构。目前日本与老年人有关的法律体系由《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护保险法》组成[32]；美国政府先后颁布《社会保障法案》（自1935年实施后经过多次修改与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与救助制度等），《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等[33]。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对法律的运行和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美国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老龄问题的机构包括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33]；瑞典政府设有三个“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和一个“高级公共保险法院”，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公民对地方法院判决不服时，还可以继续向高级法院申诉。
3 国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策的主要特点
3.1 “开源节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从人口和劳动力的出、入端来应对老龄化及由老龄化带来的少子化、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等问题。如鼓励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宽了劳动力的来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险等为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或施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则延长了老年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减少了老年劳动力的流出。这些措施共同减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证了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在养老金保障体系方面，主要老龄化国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金保障体系拓宽了养老资金的来源、缓解了国家支付巨额养老金的压力，也使得现有的养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图1）。
3.2 “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在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时坚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为原则，注重对老年人的人性关怀，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严、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在养老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时明确规定了包括政府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缴纳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时所必须承担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获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和设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3.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企合力，多方应对
主要老龄化国家意识到单纯依靠政府养老的压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参与” 的策略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不管在发展老龄产业，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推行居家服务的养老模式，还是在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积极发挥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引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构建起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入模式，从而保证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各项制度和社会经济等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借鉴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不单涉及人口生育政策，还与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关，涵盖社会物质、文化和制度生活各个层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尚缺乏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在以老龄化为契机、开发老年市场形成全社会力量“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局面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特点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性有其形成的内外因条件且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一方面要肯定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继续把“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问题，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协调，坚持科学指导，坚持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客观差异性并考虑制度的公平性和弹性，从完善各项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以老龄化为契机促进老年产业发展经济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应对措施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4.1 “分区域、分行业”，建立适合不同区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龄制度
我国自1950年颁布退休人员管理办法以来，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仅有过两次（分别在1983年和1990年）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54]。考虑到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人口结构等各方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确实有再次进行改革的必要。我国是在“未富先老”和“城乡二元结构”二者并存的国情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同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等问题相互重叠[10，13]；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来看，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十分突出[24]。这些特点使得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且不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没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但从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点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行地区间和行业间有差别的退休年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34]。因此，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将改革退休年龄制度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结合，积极探索渐进式的改革退休年龄制度的方式。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以及对技术和经验水平有要求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类等行业，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龄制度并适当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龄，鼓励老龄人口延迟退休或退休后再就业；针对处于底层、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可以采取按工龄计算的弹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龄上给予照顾。
4.2 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并普及企业年金制度，优化养老保障体系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人；二是全国实行的“统一标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对这些地区来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建立“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做法采取改进措施：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重视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各省市、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设立不同的缴费和待遇标准，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参保的积极性和有关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规模小、覆盖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问题[35]。所以，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法律框架给予企业年金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办法，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企业年金同基本养老保障的关系，企业年金的保障范围、水平、权利和义务以及企业年金的组织和监管体系等；同时注重有关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配套立法，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拓宽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减少收益风险、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管理层的参与意愿，逐步提高企业年金制度的参与率和覆盖面。
4.3 “因地制宜”，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多方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弱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变逐渐正在成为解决我国庞大数量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探讨的焦点。目前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阶段，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区养老模式正在兴起[27，30，47，57]。考虑到居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以及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应坚持以“充分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各方面在养老中的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30]为要旨，在弘扬“孝道”思想、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的同时，鼓励并扶持社区老年服务组织的发展，明确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并作为政府支持和发展的重点，使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构建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27]。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家庭类型有重点地采取养老抚助政策：在农村地区，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化养老的宣传力度，发挥社会和集体养老的补充作用[57]；在城市地区，以市场为导向并采取激励政策推动城市养老向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的转变；另外在有条件的城市地区可以借鉴国外“以房养老”的模式，加大“以房养老”的宣传力度和业务试点并对其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55～56]。最近几年来，我国“失独家庭”和“421家庭”的数目越来越多，这两类家庭的养老压力也日益明显。政府可以在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实施一定的优惠和扶助政策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大力兴办公益性老年服务机构，给予上述两类家庭物质和精神照护。
4.4 做到“两个结合”，针对主要领域发展老年产业
目前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36]。因此，未来要加强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做到“理论研究与政府决策、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培育相结合”，重点对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老年产业特征、市场规模、基本规律及老龄化过程对市场体系的影响等进行研究，从而为政府科学决策和企业老年产品开发提供理论咨询和支持。另外，国外有相当数量老年产业是围绕居家式社区养老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与推行社区型居家养老模式相结合，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老有颐养”为主线，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在养老机构和设施建设、养老入户服务、护理、老年用产品等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领域，开发一批满足老年人需求、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产品。具体措施为：政府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推进公办示范性养老机构建设，同时提高对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的补助标准，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尤其是鼓励发展医养结合型护理机构以及养老护理人员培训机构和专业服务队伍的建设，以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颐养”；政府或企业在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建设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体娱乐和精神慰藉等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积极向农村社区推进，形成以点带面的联动的效应，不断拓展养老入户服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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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应对措施范文6
关键词：金砖国家；人口转变；人口老龄化
一、 引言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由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人口转变。低生育率浪潮始于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都已转变为老年型人口。同时，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生育率也已大幅度下降，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利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时他们也在经历迅速的人口转变和老龄化过程，已经或即将转变为老年型人口。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一个一次性机会，过去的迅速发展并不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必然引领一个更繁荣的新时代。是否能成功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经济进步，依赖于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龄化迅速发展，将彻底改变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如不能适当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因此识别和防范可能的风险极其重要。
本文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四个金砖国家――多数学者都认同这四个国家是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表现对全球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四国同为人口大国，都经历着人口转变，但各国转变速度不同。四国立体式展现了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本文将关注这四个国家不同的人口发展轨迹，以及由于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不同机遇和风险。
二、 金砖国家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
俄罗斯最早开始人口转变，1990年至今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一直低于发达地区的总体水平。中国则是金砖国家中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接近5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2.61，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更替水平，此后持续下降。印度和巴西生育水平下降缓慢，目前巴西的总和生育率刚刚稳定在更替水平，印度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2.54，也是四国中唯一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随着人口转变的推进，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人口比重还未迅速升高，社会进入一段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度增长、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1970年～2010年金砖国家的总抚养比全部稳步下降，同时各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稳步上升。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从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三个金砖国家――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增长情况看，中国的经济进步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30余年中大部分时间中国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加之这期间有效的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经济以年均9.6%～9.8%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并不是每个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国家都能成功利用这一点。俄罗斯和巴西在人口机会窗口期的经济表现相对于中国逊色不少。1990年～1996年俄罗斯人口总抚养比均低于50（15岁～64岁人口=10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低于12%，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7%，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但1990年～1996年俄罗斯GDP增长率均为负，2000年至今多数年份俄罗斯GDP年增长率甚至低于还未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印度的GDP年增长率。2002年～2007年巴西正处于机会窗口期，这期间巴西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同期印度的1/2和中国的1/3。
经济增速不同的原因是各国在政策、制度、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别，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部门的规模及能力、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和政治凝聚力等。这些更广泛的外界条件将决定各国能否有效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并促进生活水平提高。巴西繁冗的商业规章制度、过于庞大的公共部门、老旧的福利制度，俄罗斯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人力资本遭到破坏都限制了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不仅影响各国在人口机会窗口期对人口红利的利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条件将决定这些国家在人口转变末期、人口老化时能否适应更高的老年抚养负担。
人口机会窗口期给予的机遇期并不能永久持续。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年人相对数量的增长将最终超过出生人口的相对数量下降，总抚养比由下降转为上升，各国终将进入老龄化时代，并将面临与今日发达国家相同的挑战。
三、 老龄化与金砖国家未来发展
1. 金砖国家老龄化趋势。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金砖国家已经或正以惊人的速度经历由年轻到老化的人口过程。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或开始接近人口结构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转折点。1970年俄罗斯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现在正处于人口长期下降过程的早期阶段，2011年俄罗斯老龄化水平已达18.2%，老龄化程度在金砖国家中最高。中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2.8%，老龄化发展非常迅速。巴西2010年刚刚跨入老龄化社会，其老龄化步伐慢于中国，快于印度，2011年巴西老龄化水平为10.6%。印度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2011年印度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8%，未来还能享受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劳动力供给充沛的时期，并在四国中最晚、在203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深入，老龄化迅速发展，至本世纪中叶，老龄化将成为金砖各国社会的常态现象。届时金砖国家中最“年轻”的印度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3.5%，巴西和俄罗斯的老龄化水平将分别高达22.5%、23.1%，中国在四国中最“老”，老龄化水平最高，达到了25.6%，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总体老龄化水平相当。至本世纪末，金砖各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各国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20%，巴西的老龄化水平更是达到惊人的30%，成为金砖四国中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1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28.2%，比同时期美国和欧洲老龄化水平还要高。老龄化的迅速推进不仅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和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停滞，随后劳动力规模逐渐减小并伴随劳动力老化。
与全球化趋势一样，人口转变带来的全球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人口老龄化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正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个重要但在迅速或逐渐收紧的机会窗口以应对老龄化挑战。如果其未能适当应对，老龄化浪潮可能会引发普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
2. 老龄化与未来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多数研究认为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总体来说是负面的。到2020年很多发达国家会经历财政危机、经济停滞和由老年人福利制度引发的政治问题。随着人口老化，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降低，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为政府预算带来巨大压力，并对教育等重要项目产生挤出效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滞和规模缩减，有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同时劳动力老化也是必然趋势。
金砖四国中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发展迅速，印度也将在20年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金砖各国已经或即将面临与今日大部分发达国家同样的挑战，但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老龄化浪潮到来之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富裕。由于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国人口发展轨迹各不相同，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这些国家未来面临着不同的机遇与风险。
（1）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虽然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停滞，但是必定会减缓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但远不是经济强国，人均生活水平不高，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政策尚很脆弱。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中国劳动力和就业增长将受到影响。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2%的平均速度增加，而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以每年0.7%的速度减少。除非生产率或劳动参与率能迅速提高，否则经济增长会无法避免地减缓。此外，通过国内迁移流动调剂劳动力布局的余地已经很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并非不竭源泉，中国正逐渐失去低技术水平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最后，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人们年老后依靠子女赡养的思想在逐渐弱化，经典生命周期模型关于人们在工作期间进行储蓄，退休之后用储蓄养老的效应在中国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强。这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会在未来老龄化水平、老年抚养比攀升的时候迅速下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养老金制度、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未来都将受到极大挑战。
虽然中国未来老龄化形势严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种种不利因素，但是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和老龄化浪潮全面到来要到2025年左右，那时购买力平价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几乎将赶上美国，中国还有一定时间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提醒政府和全体国民，必须努力提早采取应对措施，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人口基础。
（2）印度。印度的人口转变不像中国那样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将面临不同的人口前景。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而印度的人口红利期即将开始并将持续至本世纪中叶。在较长时间内，印度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既不会太年轻也不会太老，这将是印度巨大的优势。
印度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阻碍因素是公立教育制度。印度仅有12.5%的学生可以完成1年级～12年级的学业，20岁以上成年人中仅有少于50%的人接受了中等教育。根据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报告数据，印度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6%。15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在世界银行有统计数据的114个国家中排名80，而中国2010年文盲率为4.08%。随着中国开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中国面临劳动者技能与职位要求不匹配的问题，印度这一问题更严重。其次，按行业划分2010年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23.7%，2009年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仅为40%，均远低于其他金砖国家。印度的跨越式发展忽略了基础制造业，而工业正是推动相对贫困国家GDP增长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此外，虽然法律废除了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造成的不平等依然顽强存在。印度人口转变的速度有较大的地区差异，南部各邦生育率下降较北部地区快，未来南北部发展可能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