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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形势范文1
【关键词】刑事证人作证制度；效率；利益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115-01
一、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经济分析的具体体现
（一）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经济分析的价值
在现代社会，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个体公民享有一种更有序、更充分的幸福生活豍。在保障刑事诉讼证人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提高证人出庭率方面，国家应充当一套最佳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设计者的角色，刑事证人在按照这一制度安排履行作证义务后，必须公正的得到保障刑事诉讼中证人公民个体权利的实现，否则，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过程中，人身自由权利容易受到强大的暴力威胁和侵害，这样就无从谈起保重刑事诉讼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实现公平正义的审判。在当代法治国家，控制犯罪和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法的两大基本目标豎。因此，为了更好的实施刑事诉讼法，实现当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要使刑事诉讼证人的权利义务得到公正地对待，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刑事诉讼证人的基本权利
（二）保障刑事诉讼证人的利益最大化
众所周知，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作为前提的。在经济分析中，针对所研究的问题和所要建立的模型的不同需求，假设条件存在差异，但在众多的假设条件中，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假设条件，“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条件是其中之一豏。因此，在刑事诉讼证人只行为选择，也符合理性人的选择模式，他选择拒绝作证和出庭作证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即都以利己为动机，随时随地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贝利斯教授所言：“没有正当理由,人们不能使程序在运作过程中的经济耗费增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任何一位关心公共福利的人都有理由选择其经济耗费较低的程序”豐。公平正义作为制度设计的首要价值维度是确实无疑的。在经济学的视野下，将刑事诉讼中出庭证人的理性人属性看成制度设计中必须考量的价值维度，也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因为，一方面，人们的法律行为都隐含了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一切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保证司法正义，提高诉讼效率，将效率和公平正义等价值均衡统一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的状态。法律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工具，体现了较强的主观性。用经济学的视觉和工具，来考量法律制度的设计，从而确定法律的结构、目的和一致性，使其符合理性的经济规律的原理，避免用法律来论证法律的自我循环，对得到科学有效的法律制度，提高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具有积极的意义。经济学的考察，能使法学研究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工具来理解，使法律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将各种司法资源配置得更有效率。
二、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经济分析对于我国的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经济性使得法律经济分析能够促进其更好的应用和发展。首先，应当遵循经济分析方法由理念渗透到模型介绍的过程。当前经济分析方法在证据法研究中还没有形成强势劲头，要使经济分析的理念被广泛接受，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在毫无理论准备的前提下直接就将特定的经济模型或公式盖在具体法律制度的头上，这不仅显得唐突，而且过于形式化。这样做的结果,会使得经济分析方法不能进入主流学术研究阵地。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从理念渗透到模型介绍、步步为营的“战术思想”，那么在理论前提得到充分论证的背景下，经济分析方法将会象其他传统的研究方法一样能够适用于法律所有领域；其次，应当遵循从理论研究到立法尝试的过程。韦伯认为,法律保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服务于经济利益。即使在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或确实并非如此时，经济利益也是影响立法最强烈的因素之一。这是因为，任何为法律秩序提供保障的权威都以某种方式依赖于构成该秩序的社会群体的共识性行动，而社会群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物质利益的配合。
三、结论
从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经济性可以看出，诉讼效率是证据法的目的之一。在我国现有国情下，经济分析不能仅仅强调效率，而是要在兼顾效率的基础上以公平正义为首要目标。在学习西方先进理论时更应该将其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样才能很好的促进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经济性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马贵翔．刑事司法程序正义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39．
②刘金林．刑诉法修改尚需进一步的理论支撑[N]．检察日报，2007-11-17．
③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7．
政治经济形势范文2
(一)信贷结构有所优化,但未达到预期效果
2004年以来,根据国务院、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先后出台的多项结构调整政策,人民银行常德市中支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金融机构落实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有所优化。但信贷结构调整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贷款垒大户现象突出。2009年上半年,常德市金融机构前五十名企业、机构贷款户(以下简称前五十户)贷款新增额33.6亿元,占全部贷款新增额的60.4%,其中,前十户贷款新增额占全部贷款新增额的37.6%,最大单户新增贷款占前十户贷款新增额的19.1%。6月末,前五十户贷款余额97.3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25.8%,其中,前十户贷款余额占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13.9%,最大单户贷款余额12.9亿元,占前十户贷款余额的24.5%。监管部门规定各银行单一客户贷款不能超出全部贷款余额的10%,前十户贷款不能超出全部贷款余额的50%,常德市部分金融机构已经接近、甚至超出了监管要求的上限。
二是贷款过于向少数行业集中。2009年上半年贷款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力等优势行业。国土储备中心、非税收入管理局两家政府机构分别新增贷款4亿元和1.3亿元,占前五十户贷款新增额的15.8%;经建投、城建投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新增公共基础设施贷款8.9亿元,占26.5%;大唐和华电两家电厂分别新增贷款2.2亿元和2亿元,占12.2%,仅此三个行业贷款新增额占前五十户贷款新增额的54.5%。
三是贷款“井喷”背后孕育着新的风险。在投资拉动的政策导向下,一些偏离“有保有压”方针,本应“控”和“压”的“两高一剩”行业的项目也可能搭车上马,给银行埋下信贷风险隐患。
(二)中小企业融资金难现状有所缓解,但仍难满足其有效需求
近几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要求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满足其合理的信贷资金需求。但2009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小企业发展受阻,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虑,对中小企业惧贷现象普遍。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全市金融机构共发放中小企业贷款48.7亿元,仅占全部贷款发放额的33.1%;6月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150.3亿元,仅占全部贷款余额的39.8%,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仍有很大部分难以满足。据近期对常德市40家中小企业的问卷显示,有38家企业“很需要”或“需要”向金融机构借款,占总数的95%,然而只有45%的中小企业2008年获得金融机构贷款比上年有所增加,35%的中小企业认为现在从金融机构借钱“越来越难”。
(三)信贷扶持弱势群体有所成效,但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近年来,扶持弱势群体的信贷政策出台较多,扶弱对象、范围和政策效果均在扩大。然而,与农民、下岗失业人员、贫困学生的发展要求和信贷资金需求相比,政策效果远未达到目标。即使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贷款急剧扩张,流向“三农”等弱势群体的资金却仍不多,据对常德市7县市(不含2个市辖区)农村金融发展情况的调查显示,虽然获得农村金融服务的农户数在逐年增加,但覆盖面仍低于50%,其中获得贷款的不到40%。国家专项信贷政策落实困难重重,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各国有商业银行市分行不愿意承担,目前只有农村信用社开办;国家助学贷款在常德高职院一直没有开办,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传导不畅,全市除农村信用社已经初步启动外,其它行均未开展。
二、国际经验借鉴
从国际经验看,信贷政策的实施方式主要有政府直接参与型和政策引导型两种。其中,政府直接参与型主要是政府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向弱势产业、落后地区注入信贷资金;政策引导型则是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市场主体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入。归纳起来,信贷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法律环境的完善、政府的实质参与和相关政策的配合。
(一)加强立法保障:提高信贷政策权威性
在农村金融方面,法国、美国等国家大都通过立法对农村政策性金融给予支持保障(见下表)。
在助学贷款推动上,美国、日本均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助学贷款法律法规体系(见下表)。
(二)政府实质参与:提高信贷政策执行力
从国际上助学贷款政策的实施看,政府实质参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见下表)。
在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方面。英国政府专门拿出一笔启动资金,支持社区金融协会为这些人员创业提供贷款支持,并降低贷款门槛,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资金。2002年,政府一次性投入了4 000万英镑给社区发展金融协会,作为对贫困人口、弱势群体提供贷款支持的启动资金。截至2006年,社区金融协会各会员单位已累计发放贷款4.4亿英镑,扶持发展的中小企业已累计创造8万个就业机会。
(三)政策联动配合:提高信贷政策有效性
在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配合方面, 日本与韩国在制定和贯彻信贷政策时,对于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目标都有明确的、可信的、灵活的办法。1973年的石油危机发生后,日本产业支持的重点转移到促进向尖端技术开发领域的投资和改善贸易摩擦等方面。从信贷对产业支持的重点看,为缩小国际收支顺差,停止对出口产业的支持,保留了进口优惠政策;高、精、尖产业不仅可以通过城市银行、信用银行、长期信托银行来取得资金,而且也可以从民间和发展较好的企业得到资金。韩国政府通过控制利率并监督银行信贷分配(包括外汇分配)来影响企业治理结构和实施产业政策,60年代的出口运动和70年代的重化工业运动都是由各种类型的优惠信贷计划和政府对信贷的决定分配支持的。
在农村金融方面,许多国家都对发展农业保险均十分重视。美国自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以来,其农作物保险经历了试办、加速发展、政府出政策并与私营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政府出政策并完全由私营公司经营和的四个阶段。而法国是典型的私有化主导型农业保险国家,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只是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日本设立了农村信用保险制度、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制度以及政府和信用合作组织共同出资的存款保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和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贷款担保制度)等制度,建立起农村合作金融的外部保险机制,化解了农村金融风险,避免了合作金融为求化解风险趋向于商业化,或者大量破产引发金融危机。
三、几点启示
(一)硬性法律约束替代软性窗口指导
一是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将第四条第二项“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修改为“依法制定、执行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廓清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经济管理部门分工和配合的边界,明确信贷政策工作职责和行政权威。二是遵循单独逐一立法原则,加强对农村金融、中小企业融资、助学贷款等信贷政策集中领域的立法。如在农村金融方面,公平界定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服务职责;把支持当地中小及民营企业、助学和消费贷款等作为农村金融机构应尽的法律义务。规定农村金融机构必须将所吸收资金投放在当地的比例,且对中小及民营企业、小额农户贷款提出具体的比例和份额要求。在助学贷款政策的改进上,可借鉴美国政府在学生贷款中的作用,按照我国目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构架,由中央政府注资成立国家助学贷款担保公司,发挥国家助学贷款“最后买单人”作用。三是赋予人民银行有效手段。特别是要以法律形式赋予人民银行各级行对辖区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具有审查权、否决权,改目前银监部门一家独审为两家联审。人民银行通过开展信贷政策法律执行效果评估,对评估考核不合格的,人民银行对其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可以行使否决权。在农村金融领域,对执行法律、政策不力者,由当地人民银行采取特种存款、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进行干预,或建议银监部门勒令其限期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将原占有的金融资源转让给执行法律、政策优良的机构。
(二)政府实质参与替代单纯政策引导
一是政府设立特定金融机构或授权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特定的信贷服务,比如设立能够提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贷款的政策性银行或授权现有银行开办商业性金融无法提供的金融产品;二是要为特定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启动资金,并为特定信贷投放提供担保,以确保其运作的可持续性,比如建立政策性再担保体系,对一定规模的小额信贷组织由政府注入无表决权的资本金,扶持行业中介类机构;三是政府要为金融机构办理的小企业贷款、弱势群体信贷等特定信贷业务建立补偿机制,如贷款利差补贴、风险补偿金或履约保险等。
(三)政策整合联动替代政策分散实施
一是要加强信贷政策制度设计和政策系统性设计,把信贷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及财税政策、政策性金融的定位、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机结合起来。对新农村建设、中小企业、节能减排、就业、助学政策等,要总结实践经验,建立评估体系,加强深层次分析研究,改进、完善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特点的信贷政策。二是注重信贷政策与财税政策的配合,国家对倾斜性发展产业、战略性行业和弱势群体的扶持实
施选择性信贷政策时,应同步实施倾斜的财政或税收政策,可注入资本金或财政拨款,或采用相对优惠的营业或所得税率。三是注重信贷政策与保险政策的配合,以农业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等形式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和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建立政策性保险机构或指定政策性业务经办机构办理政策性保险业务,增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和偿付能力,为金融的有效偿付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四是借用资本市场,将间接融资通过信贷二级市场转化为直接融资,将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大到地方性中小银行,拓宽到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上市,改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出资人对经营者的监督,发挥直接融资对信贷风险的缓释效能,促进信贷资产质量提高。
参考文献:
《努力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金融时报2008年1月14日,吴显亭。
《增强中央银行信贷政策扶弱功能有效性的思考》,金融参考2008年第1期,林建华。
《国际信贷经验启示和我国信贷政策的完善》,吉林金融研究2009年第1期,高歌、王朝阳、卜凡玫。
《当前货币信贷政策执行中存在的矛盾及对策》,银行与经济2000年第5期,李士海、周卫东、薛泰平。
《货币政策传导与信贷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西安金融2003年第9期,徐光润。
《信贷政策传导梗阻:基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经济理论研究,沈华明。
《基层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梗阻的成因及对策》,吉林金融研究2004年第12期,程万宝。
课题组组长:刘新华
政治经济形势范文3
关键词 知识产权 行使行为 垄断竞争 市场支配地位
作者简介：郭声龙，武汉商学院副教授。
一、知识产权行使行为与反垄断法的冲突
知识产权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排他性，有着天然的垄断权，这种天然的垄断权是否应受到垄断法的约束，我国《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与反垄断法冲突问题作出了原则上的规定，本文就这一问题，在有关现代知识产权的涵义、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对竞争的影响及其规制以及在司法和执法实践上对知识产权涉及垄断案件的特殊规定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知识产权的本质与竞争的冲突
从美国谢尔曼法的产生起，关于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关系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就存在争议，而各国在立法、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个不断变化且摇摆不定的过程。在美国自反垄断法实施后，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问题，经历了几次反复：一是给予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豁免；二是制定专利权的滥用规制对特定的限制竞争条款一揽子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三是反垄断法同样适用知识产权。这种在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与竞争法冲突问题上不断反复的立场，体现的是对于知识产权本质的不同认识，有学者把只是产权看作一种财产权，有学者则认为是一种垄断权。
知识产权在当代被赋予新的涵义，即民法上的财产权，这就要我们重新思考知识产权行使行为与垄断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考察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否具有垄断法上的“市场支配地位”。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具有排他性，即未经权利人许可不得使用，这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其实知识产权这一排他性的属性与垄断法上的“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我们要考察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否是垄断法上所禁止的行为。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本身不是垄断行为，无论是排除他人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还是将自己的知识产权进行许可、转让或出资，都不必然引起垄断。当市场主体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涉及到知识产权时，反垄断法才将其纳入其管辖范围，而判断其是否是垄断行为，不在于权利人如何行使权利，关键是在于其行使权利的具体方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本身并不是垄断法上的垄断行为，而只是在具体行使知识产权的方式上，可能会进入垄断行为的范围。
通过知识产权与垄断的历史渊源，我们发现，在最初的立法中，把专利权和著作权当做是一种垄断权，但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和现代反垄断制度的框架中，无论是知识产权的涵义，还是垄断的涵义，已经与当初的立法大为不同。从本质上讲，现代知识产权不具有发垄断法上的垄断性，同样，现代反垄断制度并不限制知识产权作为财产权所具有的“垄断性”，而是关注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否会对市场竞争构成损害或威胁。
（二）我国《反垄断法》关于知识产权原则上的规定
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知识产权的除外条款：“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适用本法。”这一立法的理论基础，缘于这样一种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与反垄断法关系认识：知识产权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天生不受反垄断法的制约。由此，我们在立法中，把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区别开来，仅仅将“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这一规定，其实是由于对知识产权不同历史时期的涵义以及垄断实质的片面的理解而得出的结论。
笔者认为，虽然西方国家也有关于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在反垄断法上的除外条款的立法，但随着司法和执法实践的发展，这一立法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大都被各国修改和淘汰，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一问题上再绕弯路，必须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在反垄断法中的地位从新界定，并主张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其权利的行使与其他财产权不应该有特别的区别，但知识产权的行使在具体方式方法上应该在反垄断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就是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应关注的重点。
二、我国《反垄断法》应对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在具体行使权利的方式上进行特殊规制
知识产权的本质是一种财产权，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是让这种创造性的智力成果能够和其他财产权一样得到保护，并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及时转化为生产力。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知识产权并不是一种天然的垄断权，其与垄断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在垄断法中不需要对知识产权的行使行为作原则上的除外条款的规定，而更应该要做的是，在司法和执法层面，对知识产权行使中的具体方式方法在垄断法的适用上的规定。 （一）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法理依据
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一样，受到民法的保护，但民法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约束遵循的是“以权利约束权利”的原则，只对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依照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须被侵权人提起诉讼，才会追究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如果被侵权人不提起告诉，侵权人就会逍遥法外，不能被追究民事责任。即使侵权人被追究民事责任，也只是赔偿和恢复原状等责任，而不追究行为人对社会产生的不良法律后果的责任。同时，民法只考察行为人的权利行使的正当性，而不从社会竞争秩序是否受到破坏的角度去考察行为人的行为。所以，民法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约束很明显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反垄断法克服了民法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约束力的局限性，其从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对社会竞争秩序影响的角度进行考察，以权力制约权力，用公权力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的环境，对知识产权权利的过度行使行为进行有效约束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知识产权在反垄断法中具有特殊地位
上述笔者论证了知识产权的本质是财产权，经营者在行使知识产权权利时与其他财产权一样，受垄断法的约束。那么，这里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反垄断法有没有必要对知识产权行使行为在原则上作除外条款的规定？第二，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是否与其他财产权一样，无须垄断法的特别关注？对第一个问题，前文已作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对第二个问题，欧美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已经通过司法实践和反垄断审查制度，有了一些现存的观点。通过考察欧美国家的相关案例，笔者认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其本身具有与其他有形财产权不同的特征，因此在反垄断法的适用和调整上有其特殊性，应着重关注以下几点：
1.知识产权行使行为需要反垄断法的特殊考察。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音乐作品著作权的集体管理组织、专利权联盟等集体组织管理知识产权，可以提高知识产权行使的效率，降低成本，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它们虽然有诸如统一定价，打包许可等“共谋”行为，但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反垄断法也应予以特别的“关照”。
2.关于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相关市场的特殊规定。在知识产权行使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人是否滥用这种市场支配地位，需要结合考虑相关市场才能作出正确判断。许多有关知识产权行使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关键就是界定与之相关的市场，这一点，尤其是涉及到知识产权许可的案件更显突出。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关于与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相关市场的特殊规定可以作为参考。
政治经济形势范文4
每年的“两会”都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从总理日前同网友在线交流的丰富内容来看，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总理，其面对的棘手执政难题，显然不比美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少。对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既有权利与福利水平的稳步提升问题；而对于综合福利指数尚在低位徘徊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既自豪于国家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在国际政经舞台上日益自信的表现，也更关心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能否随着国力和财力的增强而同步提高。当下，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业和收入差距问题，还是民怨日益集中的高房价问题，都不是单单通过启动个别领域的改革就能破解的，而是聚积了诸多深层矛盾以及复杂利益的高难度命题。以亿万民众高度关注的高房价问题来看，其显性的原因在于供求关系紧张、投机炒作、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进一步的原因是定价机制扭曲，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经济未能战略转型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因此，高房价的治本之策。既需要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彻底整顿市场秩序，规制地方政府行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也需要通过相关改革破除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事实上的“串谋”；还离不开整个经济的战略转型，逐步降低房地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年里，政府承担的大部分职能是经济建设。应当说，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近期国际上热炒的所谓“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中国有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路径内在机理的探索。如今，西方正在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经济在各个方面的曰趋强大，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水平也从过去的不大在意转为格外关注。不过，尽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家财力可以支撑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以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过去，为了做大财富蛋糕，广大百姓可以配合“全民补贴生产”的特定时期制度安排，但当国家已经积累相当的财力，初步具备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后，如果依然维持低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公平倾斜，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与尊敬。
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战略转型以及民意对执政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各级各地政府需要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把提升民生福祉作为重中之重，切实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要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与建立配套的执行体制，破解中央和地方的非合作博弈，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6次较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环节是以机构和机构体系为对象的“政府精简”。力求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架构。公允地说，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无论如何，现在政府的行为边界更明晰了，管理与监督职能也空前提高。但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旧体制遗产依然存在，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GDP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依然是地方政府施政的重要指标。尽管各地政府也明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亟须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但在普遍受益于要素市场价格的人为扭曲的作用下，一般不会主动放弃对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控制权。由此，市场主体长期期待的要素市场价格一直难获重要进展。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化步伐缓慢。尽管以要素的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使得国有企业在基于现有体制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可见，从操作层面来看，各级政府有时候既是转型的主导力量，也有可能扮演着转型的消极角色。尤其在既有政绩考核体系未得到根本改革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以致地方政府很难提高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因此，在今年以及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时期，中国既要通过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要切实把握政府转型的时问窗口，着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适当培育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形成基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再进一步，政府在引进监督机制、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应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不仅能够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更可以早日建成政府所期待的和谐社会。
政治经济形势范文5
方法：选取医院与2010年3月-2011年3月所收治的30例精神疾病患者，并对这30例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分型适以相应的中医治疗疗法，对实施治疗后患者的症状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在这30例精神疾病患者中通过实施分型中医辩证治疗的方法，其中显效14例，有效10例，痊愈3例，总有效率达到了90%。
结论：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中医分型和中医辩证治疗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竞争状态，在临床精神科治疗精神障碍患者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精神障碍 中医分型 中医辩证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3.08.493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8-0424-02
精神障碍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在临床中其患病率和复发率都非常之高。中医认为精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体的心血、思维、津液的循环规律都是由患者自身来进行调节的，那么一旦人体的自身调节功能出现长期失调的状态，就会导致人精神的异常[1]。在对精神障碍疾病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其病症的发生和患者的心理、体制以及遗传都有一定的关系。精神作为支配人体活动的重要支柱，其一旦出现失常的症状就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态，同时还会给患者的家人带来一定的危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在医院与2010年3月-2011年3月所收治的30例精神疾病患者中，其中男患者18例，女患者12例，同时患有精神分裂的有5例，精神失常的有13例，失眠抑郁的有12例。在这30例患者中，其平均年龄为18-60岁，平均年龄为40岁，患病时间最长的为20年，最短的为三个月。参照ccmd-iir在诊断精神障碍的标准，这30例患者均具有3个月以上的病程，对自身的病情无判断能力，生活能力和社会能力都受到一定的损害。
1.2 方法。首先对这30例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中医辩证分型，其中痰火扰神型11例，其以精神运动兴奋为主，在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红绛舌质，彻夜狂躁难眠、高歌狂呼、骂人毁物等；气血瘀滞性12例，其以知觉与思维障碍为主，在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紫暗舌质，面色暗滞、狂躁不安、头痛心悸、容易产生幻觉和妄想等；脾肾阳虚型7例，其以精神运动型的抑郁为主，在临床上的主要症状表现为舌质暗淡、舌体胖、面色萎黄、思维贫乏、精神抑郁、精神上的障碍非常严重，同时还具有抑郁症上的一些特征。然后对这三种类型的精神障碍患者按照其患病的类型实施不同的中医治疗方法，其中对于痰火扰神型患者的中医治疗以清火化痰为主，其采用的中药主要为：茯苓20g、甘草10g、远志10g、陈皮10g、枳实10g、竹茹10g、胆星10g、半夏15g、当归15g、郁金15g、菖蒲15g；对于气血瘀滞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中医治疗以化瘀行气为主，其采用的中药主要为：甘草10g、菟丝子12g、红花12g、地龙12g、桃仁12g、当归15g、枸杞15g、五味子15g、柏子仁15g、枣仁15g、龟板15g、生地15g；对于脾肾阳虚型患者的中医治疗以补肾温阳为主，其采用的中药主要为：甘草10g、砂仁10g、陈皮12g、巴戟天12g、羊藿12g、附片12g、肉桂12g、黄氏12g、陈皮12g、仙茅12g、党参12g，熟地15g、龟板15g[2]。将这些治疗不同精神障碍疾病的重要，按照所需的中医配方和重量用水煎分两次服用，每天一剂，按疗程服用，每个疗程为30天。
1.3 疗效判定标准。本次治疗的疗效判定有4个标准：痊愈、显效、有效、无效。痊愈：患者的妄想症状消失，自知能力恢复，举止神情恢复正常，对日常事务可以正常的处理；显效：仅存个别的妄想或妄想症状消失，自觉能力基本恢复，可以胜任一般性工作；有效：妄想症状有所改善，对人比较淡漠，一些简单性的动作只有在他人的监督或督促下才可以简单完成；无效：精神障碍的所有症状都没有得到改善。
1.4 统计学分析。对所有的数据采用SPSS13.0系统的软件进行分析，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对计数资料通过采用X2来进行检验，用t来对计量的资料检验，发现其P
2 结果
在本次治疗的过程中，这30例患有精神障碍的患者都坚持了治疗，其中有6例患者检查治疗了8-9个疗程，10例患者坚持治疗了6-7个疗程，14例患者坚持治疗了3-5个疗程，患者治疗的平均疗程为5个疗程。在实施的治疗结果中发现，这30例精神疾病患者通过实施分型中医辩证治疗的方法，其中显效14例，有效10例，痊愈3例，总有效率达到了90%。
3 讨论
精神障碍是大脑非器质性病变的一种精神疾病，临床研究表明，其病症的发生和人的遗传、体制以及心理方面等要素都有一定的关系。类似于传统医学上的抑郁症、癫狂不寐等。精神类的疾病在青壮年人群中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病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在后期的治疗难度就会加大。作为一种不断变化和容易反复发作的病症，患者的精神状态是非常不均衡的，有时情绪会比较低落，有时又比较激动，但是这些病情如果没有及时的得到控制，精神障碍患者就会出现生命上的危险，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自杀的倾向。
中医治疗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症下药。虽然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主要集中在精神方面，但是引起他们精神障碍的原因是不同的，如果按照一个配方来实施治疗的是无法达到理想中的效果的。对于精神障碍疾病，其在实施中医辩证治疗的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痰火扰神型、气血瘀滞性、脾肾阳虚型。按照类型的不同，其在实施中医治疗的过程中所治疗的主要方面有各有侧重，因此这三种症状的主要治疗方向是以清火化痰、化瘀行气、补肾温阳为主的，这样就可以达到降火祛痰、行气疏肝、定心安神的效果，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也就会得到自愈。但是在实施中医分型辩证治疗的过程中，其药方的使用一定要在中医师的辩证指导下进行，不可盲目自行治疗，这样才可以避免滥用药物的现象。
综上所述，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中医分型和中医辩证治疗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竞争状态，在临床精神科治疗精神障碍患者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值得在临床中大力的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形势范文6
关键词：知识经济；企业行政管理；人才
从企业竞争与经济生活演变的角度分析，人类早期从土地、牲畜、资本的竞争，历经六十年代以成本为主的竞争，到七十年代的质量竞争，八十年代的全球化竞争，九十年代的以创新为主的竞争，其演化轨迹是逐渐由有形资产转变到无形资产的竞争，随着电子产品与网络信息的发达，组织管理的典范已产生划时代的变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院教授莱斯特•梭罗在所著“知识经济时代”及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所著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均指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意指经济的推助力不再是有形的资产，而是诸如专利、技术及知识等的无形资产。在以“知识”为中心的竞争时代及知识将大规模影响经济活动之际，企业如何调整行政管理值得进一步探讨，故本文拟就知识经济对管理变革的影响进行分析，最后并提出建议。
一、知识经济的定义
所谓“知识经济”就是直接建立在知识信息的激发、扩散及应用的经济，创造知识经济跟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它超过传统的土地、资金的要素成为支持知识经济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简言之就是把知识的创造、知识的传播、知识的移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就叫知识经济。
二、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管理模式的不同
在农业时代，主要依赖劳力、牲畜及土地等有形资源进行经济生产，其知识应用方式主要是重复使用，具体表现在经验知识的代代相传，而有形资源之使用报酬率则具有“递减”的特质，例如土地愈用愈贫脊；在成本效益方面，则呈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对价关系”；而主要的生产者代表为农民，代表性组织为农村。在工业时代，依旧仰赖资本、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源，其资源使用报酬率依然是递减关系，在知识应用方面，主要是工作手册、标准作业程序，其成本效率主要在追求达成经济规模，主要的生产者为工人，代表性的组织为工厂。
到了当今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对于经济活动、组织生产与管理则有了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经济生产的资源转移成无形（无重量）的资产——“知识”；在知识的应用方面，则是依赖不断创发的知识，而非代代沿用的知识与一成不变的作业规范，且由于知识具有不耗损性、共享性，以及全球化市场的保障，所以知识的使用报酬率具有“递增”的效果，例如生物科技业者对产品之特定成本的投资，待其制造成功后，其收益将有数倍的惊人效果。一般而言，会计师、律师、程序设计师、大学教授，都是知识工作者的典型代表；且一旦知识工作者充斥组织后，组织形态之发展极致，将可能形成如大学、医院之类的组织，即员工多为高度依赖知识以完成工作之专业人士，此时，领导者多只能扮演协调、沟通、支持及促进的角色，知识工作者将获得较高的工作独立性。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行政管理将被转移为以知识工作者为核心的管理，而这将冲击企业整体行政管理政策。
三、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行政管理的发展
（一）求才方面：知识经济时代，较具竞争优势的高科技产业或其他知识密集产业，将面临所雇用员工的专业素质日益提高的挑战。传统所偏重的员工特质，例如忠诚、稳定、奉命行事、擅于背诵，遵守僵化作业流程等，在知识经济时代，恐反而成为负面素质，所以应积极雇用具想象力、敢突破传统、挑战极威，懂得随机应变、擅于创造特质的人才。
（二）用才方面：就内部管理而言，在员工考绩制度上可加重对其知识应用或研究发展的表现；另可提供多元参与管道，使员工可以在重大决策及人事制度上发挥影响，并加强推动“提案制度”，在不刻意强调所提建议的功效性前提下，对任何成员创意均给予正面支持。
（三）育才方面：人力资源相较于其他组织资源有较高之维护成本，站在“知识折旧”的观点，如果不加以维护，知识创造力势必降低，主要的维护机制来自训练与教育，训练可以维持基本工作能力于不坠，教育才能真正厚实知识创造能力，二者不可偏废，并且不可混淆二者功能。
（四）留才方面：以前企业用以留住人才之最主要制度在于健全的退休及福利制度，以及优厚的入股及分红制度。如今如何透过工作设计、工作丰富化等增加工作内在报酬的方式，来重新调整员工工作内容及界定新角色，恐怕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此外，站在知识经济与行政管理的角度，任何一个成员都是知识的载体，尤其是关键或资深员工所具备的组织经验、知识与见解，都是其他员工作无法比拟，所以如何避免关键或资深员工流失，或透过管理以减少人才流失所造成之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许多企业对于离职人员，大多是举行感性的送别茶会了事，并未对其过去工作信息作系统性的探究与保留，而这将不利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工作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