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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范文1
[关键词] 区域差异视角；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可持续；策略
[DOI] 10.13939/ki.zgsc.2015.03.152
改革开放促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金融市场异常活跃，金融发展速度持续快速升级。但是由于中国国情以及战略发展需要，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域差异化现象明显，导致区域性经济不均衡，扩大贫富差距及两级分化程度，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因此，构建现代金融发展，推进中国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区域均衡的可持续快速升级，是当前中国金融理论实践重要课题。
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理论实践的核心内容，在合理资源配置、信息支持以及风险防控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因此，经济体制的革新最主要的突破口则是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增长为金融发展的前提，影响金融发展的速度与理论实践的完善[1]。
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量化关系
本文运用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是关于区域内金融发展与本地区内部因素关系的理论。根据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简易框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如下函数关系：
Y=AF （1）
公式（1）中，Y表示经济增长变量，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总值表示，F表示金融发展变量，A表示除金融外影响经济增长的元素集合。推动金融发展的因素有金融资产规模，金融结构及金融效率，三者与金融发展之间正相关，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的演进及金融效率的提升促进金融的正向发展。因此，金融发展函数列式为：
F=FαSC・FβST・FλEF （2）
FSC代表金融发展规模、FST代表金融结构、FEF 代表金融效率。
lnY=lnA+αln（FSC）+βln（FST）+λln（FEF） （3）
为了加强数据分析量化的解释力度，本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固定效应模型是指比较每一自变项之特定类目或类别间的差异及其与其他自变项之特定类目或类别间交互作用效果的实验设计。实证分析采用2002年―2013年27个省区数据，为了允许截距的变化，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各省区的固定效应。为了分析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征，按照下述固定效应模型开展实证分析：
lnY=αiln（FSC）i+βiln （FST）+λiln （FEF）i+ Σ2013γt （4）
i=1，2，3…，27，代表27个省区，Σ2013γt 表示时间变量函数，其中t=2002。
3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表1是通过上述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出来的各典型省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固定效应值（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交互作用效果的量化值）[2]，从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效应值。各地区之间差异值很大，其中固定效应最大的山东省与云南省的最低效应差高达约13个系数点，这种巨大的差异性，表明区域性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活跃，以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断定我国经济的差异性不是由金融发展及经济自身为主导性的差异，而是我国实行差异性经济政策下的产物。基于此，均衡区域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需要政策方面的转变，实施全面统筹性的经济发展战略，才是解决区域性失衡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金融发展是某一地区经济发达的标志，只有在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才会出现金融业的繁荣，反之，金融业的繁荣将会激活地区融资及资本的流通，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山东的经济比较发达，但其金融规模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要加大力度发展金融业，协调金融与经济的发展[3]。因此，应在统筹区域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进行调配，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4 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实践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策略
4.1 创新金融制度，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金融发展是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布局的关键环节，金融的有效发展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稳步增长。从区域差异的角度，实现经济的统筹发展，必须先从统筹区域金融发展为切入点。以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为前提，建立健全金融发展体系，完善金融制度体制。通过金融监管机制的构建，扩大金融的开放力度，创新金融制度，加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功能。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统筹指导作用，做好金融制度的创新工作，遵循市场价值规律，推进金融业与国民经济的统筹发展。
4.2 开放金融管制，拓宽融资渠道
逐步开放金融机构的利率管制，发挥市场对金融利率的调控作用，促进利率的市场化，实现利率真实的反映市场供，引导资金逐渐向中西部流入，有效金融资源配置。加强区域性金融机制建设，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业务。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金融和科技创新，从而对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进行规范。
5 结束语
从区域发展差异的角度考量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全面性，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量化分析，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两者的紧密联系，为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以及政府的经济战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际的角度，都应该切实推进中国区域性金融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周丽丽，杨刚强，江洪.中国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4（2）：58-69.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范文2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国民经济的增长,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产品数量和服务数量的增加。如果考虑人口因素,经济增长又按人口平均增加的产品数量和服务数量来计算。国际社会普遍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经济增长包括了三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表现为一国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在人口和商品价格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说经济增长是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最简单最明了的定义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增加。二是经济增长必须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也就是说,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或只有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才是现实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可以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技术进步的过程。三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相适应。或者说,相应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而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包括一定时期的投资量、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等。当然,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这一时期的投资量、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关系。即投资量和劳动量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所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就越多。反之亦然。
经济发展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持续高级化及其人均实际福利不断提高的过程。包括国民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优化及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与投入产出对比、国民生活质量和福利的改善及提高等。与经济增长相比,经济发展的内涵比较广泛,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国家经济总量与人均GDP或国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同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且稳定地增长,充分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国民财富的增加。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机制不断建全,国民福利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提高,人和各种生态环境自然、协调、和谐,社会文明、进步,并且不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社会公共福利设施完备,国民工作稳定、生活安逸、心情舒畅,享有极高的满意程度和安全感。三是各种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如人力资源的开发、使劳动者在其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得到提升。各类客体投资要素如资本、物质资源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能充分满足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从而有效地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和稳定的增长。四是经济结构科学、合理,呈现持续向高级化演进的过程,包括国民经济和企业生产的组织制度性结构、产业经济结构及其技术结构、社会产品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等。五是经济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国民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合理,财富分配充分体现社会平等,不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居民个人收入及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日渐缩小,社会各领域及其国民生活呈现和谐状况,没有严重的或普遍的对抗行为和现象。六是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相适应,
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环境保护三者之间呈现良性循环与相互促进状况,经济增长给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较小,并且有能力快速消除由经济增长给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七是人文发展、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社会陋习在经济发展过程逐步革除,而陈旧观念则得以更新。人的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产生和形成新的人文价值观念,并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思想。八是经济运行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相适应,并在不断调整过程趋于完善。政府职能定位准确,政府行为适当、规范,对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有效、有序,并且其管理能力不断得以增强,对经济运行的调制能力、综合平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等等。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和联系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经济增长仅仅是指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或人均收入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了产品和劳务产出的增加即经济增长,还包含了伴随着由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人文质素、国民福利、劳动就业等结构的变化和进步。同时,经济增长又是一个单纯的数量概念,是从“量”的角度来衡量与评价一国经济发展状况,但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所着重研究的经济增长或其高增长率并不能真正体现和说明经济发展的真实状态,而经济发展则刚好能回答这个问题。与经济增长相比,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和“量”相统一的综合性概念,是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反映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进程,包含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各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国民生活质量、一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状况和进步等。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说明经济发展了。因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是GDP,而GDP增长快慢的本身不能说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如,A、B两个国家都生产钢材,A国每生产1吨钢材需要投入2 吨煤作为燃料,而B国每生产1吨同样的纲材只需投入1吨煤,如果单纯从从GDP或经济增长角度来说,A国的GDP等于1吨钢材加上2吨煤,而B国的 GDP为1吨钢材加上1吨煤。从表面上看,A国的GDP或经济增长大于B国,但是实际上是A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B国。也就是说A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来推动的,而B国的经济增长则侧重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显然,B国经济发展状况远远优于A国。
虽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其区别,其侧重点及其经济学意义也不同,但两者又有其紧密的联系,经济发展既包含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发展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则内涵于经济发展之中,是经济发展的一分部份,也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手段。因此,经济发展不能脱离于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而是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可见,经济发展及其过程是经济增长与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变化共同构成的统一体。但必须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只有那些经过质态升级和优化的经济增长,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才能带动社会和政治的整体进步。如果只是单纯依赖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无意义的,这种增长其实只是有经济增长而无经济发展罢了。
此外,经济学家们还从各个角度设计了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用于判断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如人均国民人均收入状况、一国文盲率的高低、国民平均寿命的长短、人均每天蛋白质消耗量的多少、医生在千人中的比例如何、人均能源消耗量的变化等等,极大的丰富了经济发展的思想内涵。
三、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于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因此,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首先,是制度变革。制度是规范人们社会行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的社会准则。制度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也提供经济激励,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增长,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内容。对于我国来说,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化动力应该是综合性的。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等,这是经济增长动力的基本保障。
其次,是资源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积累,劳动力资源又包涵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个方面,是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的统一,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本是劳动力大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失业人口反过来约束着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劳动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同时,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要求资本的增加数量要大于人口的增加量,即实现人均资本量的增加,只有实现人均资本量的增加,才能实现人均经济产出的增加,从而实现人均国民财富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来说,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要求投入大量的资本,这时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此后,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减弱,而取代资本作用的是技术进步。但是也有许多事实证明,大凡储蓄高、资本雄厚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都是较高的。对于我国来说,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国情,资本积累和投资仍是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推动力,只不过我国目前最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的应该是投资结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即如何优化投资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投资效率问题。 再次,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其重点是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于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说,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现在已达到80%以上。应该努力加快我国技术进步进程,通过技术进步改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为加速我国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效的物质基础。
因此,对我国来说,应该努力完善制度、开发资源、加速技术进步,激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虽然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但两者也不是对立或矛盾的,而是有着更多的联系,也有多种组合模式,如“高增长、高发展”、“高增长、低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等。当然,最理想的就是“高增长、高发展”模式了。我们应当避开“高增长、低发展”怪圈,警惕掉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吃人陷阱,力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始终保持最佳组合,即在经济增长持续保持低耗、高效、适度、效益的基础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且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侯荣华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范文3
【关键词】金融发展 区域经济 经济增长
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已为现代经济发展史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证明，而且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区域金融理论的核心研究内容，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视角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拓展。本文依次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论述，最后突出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实证研究的新方向。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历来都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强烈关注。由于各国学者研究的角度、方法、深度都有所不同，自然也就造成得出收敛和发散两种不同的结论，这也成为如今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因此，我们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两种。
（一）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通过资源合理调配，各区域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将会趋向统一，这种统一还包括区域经济体内部各产业和各部门的平衡发展。新古典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源于以Solow（1956）和Swan（1973）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比经济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程度将趋于一致，最终达到均衡发展的状态。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且资本、劳动、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是无成本的，不受限制的。
（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张部分地区或者部门先发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联动发展，强调重点地区的重点产业和部门。Myrdal（1948）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各区域间的经济进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对等的，区域间的差距通过“积累性因果循环”，使得初始条件较好地区优势不断巩固，而落后地区则越加贫穷，这就导致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Perroux（1954）提出增长极理论，他强调的是那些拥有支配地位或者国家主导产业的部门成为增长极，进而联动的影响周围其他地区和产业部门进一步发展。Williamson（1965）提出伴随着一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区域间的人均收入不平等性也出现倒“U”型。就是说，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间的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但从长远来看，区域间发展水平始终呈现一种收敛的状态，即发展均衡。
二、金融发展理论
（一）国外研究历程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专门研究金融发展以及从金融角度探讨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论。但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尚处于争论的状态。从历史来看，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很早便开始了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货币数量的变动并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一大批经济学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其中以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理论最为著名。他认为货币能够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因而它是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这一理论的提出，了之前古典经济学派统治多年的结论，为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Gurley和Shaw（1984）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指出，货币是影响产出水平和产出组成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指出了货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Goldsmith（1969）首次提出了金融结构论，并且他也是第一个运用实证方法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他通过分析35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金融结构，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这个概念，并以此作为金融结构发展程度的度量衡，他认为“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是平行关系，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它的金融结构规模和复杂程度也会增大”，这项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薄弱点，但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的肯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金融压抑论”，主要代表人物是Shaw和Mckinnon（1973）。这种理论认为，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现实条件下，利率和汇率价格的扭曲将会极大的阻碍经济的发展。与“金融抑制”相对，Shaw还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放开过多的金融管制，形成完善的金融市场化体制，消除“金融抑制”，更好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随着金融深化的展开，问题也随之而来，过渡的金融自由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学者们开始寻找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金融与经济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来研究两者的关系。这其中要以King和Levine（1993）为代表，他们构造了新的金融中介指标，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范文4
关键词:教育发展;经济增长;良性互动;非协调互动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124-02
教育既是一种消费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投资。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一方面,教育投资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的社会总产出效应,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教育能够改变劳动力的形态,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从而用于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从经济对教育的反哺作用来看,教育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经济增长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速度与规模决定了人才的规模与速度。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内生互动性,但二者之间并不总是呈良性和协调性互动,由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存在非协调性互动。
2003年以来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由2003年的2 250.56亿元增长至2005年的3 070.49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8%;重庆市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根据2004―2006年重庆市统计年鉴分析,高中教育阶段增加了9.1万人,增长了14.25%,高等教育阶段增加了10.26万人,增长了40.19%。重庆市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表现在,一方面,在校学生规模扩大带动了教育消费结构和消费总量的提升,仅学生教育消费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占全市GDP总额的14.21%[1];另一方面,为未来几年重庆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能力,重庆市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良性互动。
但重庆是一个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的直辖市,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新型直辖市格局形成了重庆独特的经济特征。虽然近年来随着重庆市教育取得较快发展,都市经济外圈人口受教育覆盖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升,但劳动力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低。根据黄薇对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重庆市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度仅为7.3%左右,不仅远低于中部地区41.5%的水平,而且也低于西部地区11.9%的水平[2]。重庆市教育转化为劳动生率的程度不高,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是通过财政性教育投资和城乡家庭及学生教育消费所产生,经济增长的软实力不足,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重庆市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的同时,也呈现非协调性互动。
人力资本奠基人西奥多・W.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中》中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重庆市教育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
1.教育投资结构需求空间较大,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总量不足。从教育投资的城乡结构和体系结构分析来看,教育投资总量仍需较大的增长空间。2005年,财政性教育投入82.68亿元(含中央与地方),占当年重庆市国民生产总值的2.69%,至2002年来,财政性教育投资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在中国的四个直辖市中,北京市财政性教育经费298.35亿元,上海228.59亿元,重庆82.68亿元,天津78.16亿元(以上含中央与地方财政)[3],重庆位居第三。从人口总量来看,重庆市人口总数是北京的1.8倍,是上海的1.5倍, 是天津的2.7倍。重庆市人均教育经费远远低于北京、上海,而且也只接近于天津的1/3的水平。
2.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且“圈层梯度明显”,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缓慢。近年来,虽然重庆市人力资本存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小学及以前文化程度人口比例减少,高中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增加,但在现有受教育水平中,接受较高文化程度人口大部分集中于重庆发达的经济内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圈中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十分小,而且比重较大的是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人群,具有高等和中等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人口受教育年限低,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十分缓慢,与重庆经济增长进程明显不适应。
3.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较弱,人才聚集的能力不强规模效应不足。人才聚集与产业聚集现象是相互催生、相互驱动的经济关系,没有一定的人才聚集规模也就没有产业聚集效应。重庆市优秀教育资源及人才资源主要集中于都市经济圈的九个区内,但经济内圈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中国也仅处于中等水平。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短缺。另一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能力还比较薄弱,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型骨干企业相对较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学生创业园区规模不大,吸纳人才的能力又有限。以初等教育水平为主的人力资源结构难以支撑经济增长需求,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扩张。
4.科技成果与经济发展结合度不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高。根据有关资料,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75%以上都靠科技进步来实现,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已达80%。重庆市科技成果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但科技成果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度不够紧密,产业化难。另外,企业吸收能力不强,相当多的科技成果找不到转化和实施单位,转化率偏低,本地产业化率尚不足10%。在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产业处2007年2月的数据中,除港澳台之外的32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校科技企业收入总额排名中,重庆市以30 579.10万元仅位列第十九位。
重庆市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互动,一方面既要摒弃“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又要避免纯粹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把教育消费驱动模式和人力资本优化模式结合起来,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通过经济的平稳高速增长拉动教育发展,实现教育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拓宽投融资渠道,平衡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协调增长。教育投资结构中,地方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重庆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虽然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但基础力量仍然十分薄弱。要实现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教育的追赶和超越,在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量作为平衡增长的基础和保障的同时,仍需大力拓宽投融资渠道,把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作为财政性教育经济的重要补充。2005年重庆市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5.04亿元,教育投资结构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通过鼓励金融机构介入,建立人力资源投资回报基金等多种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教育,实现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平衡增长。以教育投入增长拉动人力资本提升,以人力资本提升促进经济增长,以经济增长促进教育发展,从而稳固实现重庆市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2.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提升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保障能力。重庆是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直辖市,农村人口占城市人口的2/3,经济社会运行具有鲜明的二元结构特征,农业主要以手工工具和家庭经营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规模小而成本高,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增长。目前重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最为缺乏的几大资源中,最重点的就是人力资源的匮乏。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坚持统筹教育发展,提升重庆市人力资本含量,既是重庆市实现整体发展的一大目标,又是促进重庆市经济增长重要动力。而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最首要的是要协调城乡资源配置,建立与农村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农村教育结构,使农村各级各类教育数量及比例能够适应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这既是重庆教育发展实现突破的关键,又是重庆市经济增长的重要人力资源保障。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范文5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福建
2009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福建地区已纳入国家战略范畴，成为当前一系列保增长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清福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福建区域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政策制定都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模型的设定与数据采集
(一)参数选择
1、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排除价格因素)。理论界普遍认为，最能充分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因此本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排除价格因素)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来衡量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总量，即GDP(排除价格因素)=GDP/CPI指数。
2、金融相关比率FIR。本文选择戈德史密斯提出的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lL作为解释变量，由于缺乏福建省金融资产和M2(现金、企业活期存款、企业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的之和)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这一指标，在此本文用区域金融机构存贷款的数据作为金融资产的近似衡量指标。我们定义金融相关比率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之比，即FIR=(DI+L)/GDP。其中，D1、L分别代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贷款。
3、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排除价格因素)。经济的增长必然离不开固定资产的投资，因此本文也把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排除价格因素)作为自变量之一来构件模型。即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排除价格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CPI指数。
4、劳动力资源。劳动力资源对GDP的影响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此，本文用全社会从业人数来作为劳动力资源的指标，作为自变量之一。
(二)模型构建
由上述选出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构建以下模型：
y=β0+β1x1+β2x2+β3x3
其中，y是福建省GDP(排除价格因素)；x1是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排除价格因素)；x2是福建省全社会从业人数；x3是福建省FIR。
由此，某一年(t年)的公式为：
y1=β0+β1x1t+β2x2+β3x3+et
其中，et是t年的残差；其余同上。
(三)数据采集
本文选择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主要是根据福建统计年鉴，另外还在福建省统计信息网公报等网站获得相关数据。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SPSS 13.0 for Windows软件进行分析。SPSS输出结果如表1、表2、表3所示。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R2为98.4％，说明所有解释变量联合能够解释被解释变量GDP变动的98.9％，整个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二)非参数检验结果
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F值为288.393，在99.9％以上该方程式整体非常显著。
(三)参数检验结果
参数检验结果表明，3个自变量中x2和x3的t值都很大，非常显著。这表明劳动力资源和FIR，和福建省的GDP增长密切相关。
从表中虽然也看出X1不是十分显著，可能的猜测是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的滞后性。因为本次实证分析的着重点是FIR指标，所以就不再因此对模型进行调整。
由此，本文得到了比较合适的经济模型，各种检验基本达到要求。通过模型可以看出，福建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是息息相关的。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福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可以确认，福建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强相关性。但是我们发现在福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金融深化水平不高、质量较差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妨碍了金融因素对福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要解决这些问题，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着重在提高金融中介的资产运用质量，发挥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建立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
规范的市场秩序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可以促进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提高金融资产的总体质量。金融市场环境的改善。需要监管部门协调政策和行动，从法律、政府和措施各个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完善监管体制，建立和完善市场秩序。
(二)完善金融体系组织建设
加大对民营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福建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民营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支撑。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同时减少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政策性干预，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观念，真正建立互利合作的银企关系。政府也要在政策法规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金融支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服务。
(三)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提高福建金融市场化水平
首先必须在政策上对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对非国有金融机构应多点支持，少点干预，更多地交由市场来决定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路径。
其次要加强对非国有金融机构的正确引导，明确各类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为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最后要规范非国有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和管理。
(四)积极鼓励、推动金融创新
提高金融中介资金运用效益要强化效益观念，充分利用现有发展基础和各种资源优势，尽快开发、设计、推广高起点、高技术含量、高收益的业务品种，拓宽资金运用渠道，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效益。要在积极巩固现有金融创新业务的基础上。把满足客户的需求作为银行创新金融业务产品的动力，逐步实现业务处理规范化、办公事务自动化和决策支持智能化，提高金融中介资金管理水平，改善福建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范文6
关键词：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 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 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