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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文化；女性内衣
一、女性内衣发展历史
内衣，是指贴身穿的衣物，具有吸汗、纠型、衬托身体、保暖及不受来自身体污秽的危害的作用。中国女性内衣的历史源远流长，以下所述的内衣历史线索是从汉朝开始的。女性内衣的历史演变如表一所示：
根据各时期的内衣特点和趋势，结合各时期的政治历史背景，将女性内衣的发展历史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汉――唐：美。除魏晋时期外，露出部分逐渐增多，至唐代达到顶峰。
魏晋内衣在外形上更多吸收了西域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方便性、实用性和保守性。
(1)夏虽极热时，必着葛布短半臂，以护其胸背。古有“两当衫”，谓当胸当背，亦此间。须多备数件，有汗即更，晚间亦可着以就寝，习惯不因增此遂热。（养生随笔・清・曹庭栋）
例(1)可见，魏晋的两当主要侧重于“护其胸背”的实用性。
到了唐代，出现了流行的袒露装，不管是宫中侍女还是一般，都出现袒露胸前肌肤的现象。出现如此开放现象与唐代女子喜穿“半露胸式裙装有直接联系。社会政治文化原因如下：
首先，丝绸之路的畅通，唐代与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促进了西域各国的服装样式和及女性自由思想传入唐朝。
其次：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少数民族不重礼法的习俗渗透并冲击着传统文化和封建道德观念，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女性敢于大胆的显露自己的肉体。
再次，女性皇帝的出现对古代男尊女卑制度有很大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对于女性的认知心理，女性自我意识有所增强。
（二）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束胸美，社会阶层区分逐渐明显。
1.束胸美
除了继之前代的带子系结，纽扣系结得到普遍的使用，由于其明显的收腰效果，展现了女性的形体美。然而，较之唐代的袒胸装，此阶段内衣趋于保守，女性的胸部在带子和纽扣的束缚下，很难得到正常的发育。
(2)进寺军牢，便来洗剥各僧，有两个军士，扯开一僧衣服，见胸前扎有抹胸]，用力一撒，突出跳出双乳，便先押到大殿上去。 （野叟曝言）
例(2)中可见，女子束抹胸以假扮僧人，“突然跳出的两乳”足以见得胸部被抹胸绷紧的程度。
这中情况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密不可分。
首先，社会控制加强，“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女性在社会中丧失尊严，在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被迫束胸，以体现对于男性的崇尚。
其次，束胸是女性争取两性平等地位的一种不合理方式。她们通过束胸的方式，畸形表达出希望拥有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地位与权力，尽管在当时文化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
收腰的“形体美”，是女性身体被“男尊女卑”系结下形成的客观效果，并不是女性对于美的发自内心的追求而自然形成的。这种客观效果，与其称其为“形体美”，更确切些不如称之为“肉体和精神的枷锁”。
基于以上原因，民国时期，中国女性中，普遍以高耸为丑，以狭小扁平的胸部为美。小马甲形成的平胸美风气促使束胸运动的流行。束胸在当时甚至成为城市女性区别于乡下女性的身份象征。
2.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社会阶层区分现象逐渐明显。
这一点在宋代的内衣布料上有所体现：平常人家多用棉制品，贵族人家用丝质品在其上绣上花卉。到了清代，内衣所反映的阶级差异主要表现在肚兜的系带上：富贵之家多用金链，中等之家用银链、铜链，小家碧玉则用红色丝绢。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
首先，封建社会处于下滑阶段，阶级之间加大的矛盾使阶级自觉性加强，内衣中表现的阶级差异逐渐外显化。
其次，统治阶级严格控制思想文化，向人们灌输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宣扬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使得尊卑有序的阶级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并自觉的表现在内衣上面。
最后，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条件下的人的优越感和虚荣心的影响。丝织品、金银链，对于平常人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何况是花在不为人注意的内衣上。内衣的差别，不仅满足了富贵人家在经济上的优越感和虚荣心，而且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今天：健康美，体型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放弃了早期的束胸保守装，内衣品种多样，样式丰富，在内衣的构造和女性的内衣选择上，注重在健康基础上的体型美，甚至出现了不少类似唐朝“诃子”的内衣外穿的现象。
1.由保守美向健康美，体形美转变的原因分析：
（1）民国初期政府倡导的“天乳”运动。
首先，女性束胸引发的身体健康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束胸行为，容易引发驼背、不能哺乳、肺伤、呼气困难等疾病和问题，必然会影响后代的健康。正如1915年上海《妇女杂志》所说“虽有乳汁必不畅旺，胎儿身体必不健全，甚至传染肺病，流毒骨髓。”
其次，19世纪20年代现代胸衣登上欧洲历史舞台，一些留洋归来的人士，开始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反对女性束胸，呼吁女性解放胸部，宣扬欧洲女性内衣的健康美。
再次，在各种社会思潮的鼓噪下，女性开始觉醒，女性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兴起，要求和男性一样，解除束胸。
在此基础上，为了达到妇女解放、强国强种的目的，广东省政府委员会通过了1925年7月7日的《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该提案赞美欧美各国女性的天乳，建议采用宣传与惩罚并举的方式禁革束胸。并由此掀起了向全国各地蔓延的“天乳运动”。
（2）女性胸罩的引进。
虽然政府的“天乳运动”对束胸风气的解除有很大的作用，很多女性在政府强制性的要求下，不得不放弃束胸，但是因为当时没有胸罩，光着身子穿一件衣服很抢眼，在最初，很多人不管是出于自身的审美习惯还是出于家庭的反对，对政府的束胸运动有很强的抵制情绪。20世纪三十年代，结合西方的抹胸改造的女性乳罩，以其能够兜合乳部的优势，为女性放弃束胸改穿乳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电影明星的偶像作用。作为时尚体验的先行者，电影女明星身体力行试穿乳罩，胸乳的圆润与旗袍的曲线形成了完美结合，其风情万种给人们造成的的惊艳使不少女性改变审美观点，开始选用乳罩。
2.内衣品种样式多样化，内衣外穿现象的原因分析：
（1）女性地位的提升。随着旧时代的结束，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的地位和权利得到社会的认同，女性可以自由的选择内衣品种以及如何穿衣。
（2）改革开放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中，西方的追求自我肯定与自我价值的价值观传入中国，个性化的彰显影响着女性的内衣选择。
（3）快速的社会发展致使审美趋向多元化。一方面，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时尚的节奏越来越快，今天所谓流行的时尚，到了明天可能就会被替代。在多变的时尚潮流中，无助的人们开始放弃对时尚的追逐，并选择适合自己审美观的内衣样式和内衣穿法。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思想的解放，文化的繁荣，社会的个体差异，导致人们在价值观、审美观上有很大的不同，审美的多元性也必然体现在女性内衣的选择上。
二、女性内衣发展趋势
（一）以个性化、自由化为主流
（二）内衣功能更加注重“装饰美”，体现在内衣与服装的搭配上，例如：内衣外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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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 唐传奇 仙女 爱情 人性
中国是一个信仰神仙的国度，对生命消逝的恐惧、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和对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是人们虔诚相信神仙的根本动力。在这一动力的驱使下，人们满怀热情的塑造出形形的神仙形象。仙女是神仙世界中的一个独特群体，相对于男仙形象而言，女仙情感更加丰富细腻，更具有人性化色彩，这一特点在唐传奇中表现更为突出。
唐代社会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同时也是思想文化较为开放的时期。唐代文人豪放乐观、开朗自信，他们注重心灵的自适与满足，追求爱情的浪漫与幸福，潇洒风流的个性，对现实生活的失望与不满促使他们塑造出代表美好理想与一切愿望的满足的完美仙女形象。在他们的如花妙笔下，一个个容貌美丽、文采非凡的仙女都因忍受不了仙宫的清冷寂寞，主动到人间来寻求爱情，这些仙女不但给书生带来美好的爱情慰藉、享受。还带给他们荣华富贵。“仙女下凡”的情节模式是唐传奇的常见主题，钱钟书先生说：“六朝以来常写神仙‘思凡’，一若脱去人问，长生不老即在虚度岁月。”
大致而言，唐传奇中的女仙形象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1、对爱情的热切渴望
唐代以前小说中仙女与人间男子结台多是奉天帝之命，以奖励男子的孝行品德，仙女在报答完男子之后即离去，多是出于宣扬宗教道德的目的，爱情不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唐代小说中的仙女形象与六朝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她们大都主动热烈的追求爱情，直率大胆的袒露情怀，更加血肉丰满，形象生动。男女爱情有了更多自由、浪漫的色彩。首先，仙女下凡不再是奉天帝之命，而是不甘忍受天上生活的寂寞凄冷，主动到人间寻找温暖和爱情。《赵旭》中青童这样对意中人表白：“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这段话表明她来人间的原因是因为忍受不了天上的清冷孤寂，因而到人间寻找自己的意中人，以求得美满幸福的爱情婚姻。就连织女也耐不住仙宫的寂寞，也到人间来寻找慰藉。汉魏六朝时期，织女的形象一直是忠于爱情的。《古诗十九首》咏牛郎织女的爱情：“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织女对感情的专一执著和离别相思之苦描写得十分动人。而到了唐传奇中连织女也耐不住天庭的寂寞，不再固守相思，苦度岁月，到人间寻求情感的寄托，移情别恋。请看《郭翰》中的描写：“女微笑曰：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乃携手升堂，解衣共卧”。郭翰戏问“牵郎何在，哪敢独行”，她回答：“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并笑曰：“天上那比人间?”这与案商隐“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意思何其相近!
与织女相比，上元夫人形象的转变更具有代表性。上元夫人在仙界地位很高，它是三天真皇之母，统领十方玉女，在《汉武帝内传》中她扳起面孔，严厉的批评汉武帝“胎性暴，胎性，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告诫他不去除内心的种种欲望很难成仙，俨然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清心寡欲的得道高仙。但是在唐人笔下，她的形象却有了全新的改变。《封陟》中她再三向封陟深情款款的表白情感：“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鸯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嗍于绮殿：碧桃芳草，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爱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被封陟拒绝之后，她毫不气馁，七日后再次登门致意：“某以业缘遽萦，魔障剡起。蓬山瀛岛，绣帐锦宫，恨起红茵，愁生翠被。难窥舞蝶于芳草，每妒流莺于绮丛，靡不双飞，俱能对踌，自矜孤寝，转懵空闰。秋却银缸，但凝眸于片月：春寻琼圃：空抒思于残花。所以激切前时，布露丹恳，幸垂采纳，无阻精诚，又不知郎君意竞如何?”连篇累牍不厌其烦的深情表白将其内心对情感的热切渴望暴露无遗，上元夫人还作诗启发封陟不要过于迂执，“弄玉有夫皆得道，刘纲兼室尽登仙。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在这里，上元夫人对男女恋情的需求更甚于人间女子，仙性锐减，人性大增。
唐传奇中仙女选择人间男子的标准不再是以前小说中所注重的道德品行，大多是文才出众、忠于爱情的书生。他们也与女仙一样坚贞不渝地追求纯真的爱情。流露了唐代文人对于世俗利益基础上的婚姻的不满和批判，以及对于纯真爱情的向往和渴望。
2、对的大胆追求
在汉魏六朝仙道类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仙女与凡男之间性关系的描写，但大都十分简略含蓄。唐传奇中的女仙则不再像六朝时期那样举止庄重，不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表现出对的热切渴望和积极追求，行为的大胆泼辣有似于青楼。因而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仙妓合流”。对此，陈寅恪先生在《读莺莺传》曾有论述：“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流传至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竞又以之目妓者。”
纵观唐传奇中的有关描写，诚知陈先生此言不虚。请看《汝阴人》中仙女主动与汝阴男子结合的描写：“(仙女)酒酣歌叹：‘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词韵清媚，非所闻见，又援笔作飞鸿别鹤之曲宛颈而歌，为许送酒，清声哀畅，容态荡越，殆不自持。许不胜其情，遽前拥之。乃微盼而笑曰：‘既为诗人感悦之讥，又玷上客挂缨之笑，如何?’因顾令撤筵，去烛就帐。恣其欢狎，丰肌弱骨，柔滑如饴。”仙女“容态荡越，怠不自持”与“恣其欢狎，丰肌弱骨”的描写颇似风情万种的《穷怪录・萧总》中的仙女甚至在路上把花招揽凡男，其的主动大胆实在令人惊叹。再如《游仙窟》叙述作者在神仙居所遇见二位女仙i十娘和五嫂，作者与其饮酒赋诗、戏谑调笑，留宿一夜，天明离去。仙女的言行举止十分大胆，所作诗歌大多是含有性色彩的隐喻。实质上，所谓的仙窟就是妓院，十娘就是，而五嫂的身份则类似于妓院中的老鸨。此外像《郭翰》、《沈警》等仙道小说中的仙女或背夫或举止轻佻，颇似现实生活中逢场作戏的青楼女子。
唐传奇中的这一仙妓合流现象与当时的社会思想与生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社会思想较为开放，妇女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封建礼教的严格束缚。上至女皇武则天、公主贵妇，下至普通人家的妇女在两性关系上都较为开放自由，贞节观念比较淡薄。在唐代，未婚女性有自主择偶的自由，已婚妇女离婚改嫁的现象也很普遍，婚外之事更是屡见不鲜。唐代妇女的思想较为开放自由。积极追求爱情婚姻的幸福，体现出高度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唐代社会的政治思想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代开国之初，便实行“开怀纳戎、张袖延狄”的“柔怀万国”政策：而且，唐代的皇帝血统并非汉族，而是出自夷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如唐高宗将父亲的妃嫔变成自己的妻子，唐玄宗将儿媳据为己有，这些为封建礼教所不齿的事情都发生在唐代。唐代士人之行为也狂放不羁：“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之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唐代的封建礼教大为淡化，人们的贞节观念相应淡薄，“导致妇女在行为上也较不受约束”。
唐代社会的男性也十分注重声色享受，出入于歌楼妓馆饮酒狎妓的生活是许多男人共有的经历。整个社会对此比较宽容，文人们也津津乐道，以此为荣。唐传奇中仙女对的大胆追求就真实地再现了唐代社会婚恋情况的情形。反映了唐代女性张扬的个性意识，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主动追求享受美好的的关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出现仙妓合流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3、浓厚的人性化色彩
唐传奇中的仙女已经不再像以前小说中那样威严冷漠、居高临下，她们就象普通的人间女子一样，具有浓厚的人性化色彩。唐代仙女的地位与人间男子已经较为平等，她们自如的与凡男调笑戏谑，毫无顾忌，《续仙传・元柳二公》南溟夫人遇见元柳二公，得知其姓氏后就轻松的调笑：“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今有元彻。昔时有刘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游仙窟》中仙女的尊严与矜持已消失殆尽，“十娘笑曰：‘莫相弄!且取双方六局来，共少府公赌酒。’仆答曰：‘下官不能赌酒，共娘子赌宿。’十娘问曰：‘若为赌宿?’答曰：‘十娘输筹，则共下官卧一宿：下官输筹，则共十娘卧一宿。’十娘笑曰：‘汉骑驴则胡步行，胡步行则汉骑驴，总悉输他便点。儿递换作，少府公太能生。’”
凡男有充分的选择权，仙女虽然有着无边的法力，但并不使用强迫威胁的手段，一般都委婉的探询恳求，比较尊重男子的意愿，比如上元夫人追求封陟时，深情的表白自己“愿持箕帚”，然后问他“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又不知郎君意竞如何?”被拒绝之后，她也未以法力与惩罚相胁迫，只是无奈的长叹曰：“我所以恳恳者，为是青牛道士的苗裔：况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于戏此子，大是忍人。”对凡男的迂执无可奈何，只有无限幽怨的留诗曰：“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
《逸史》中太阴夫人虽甚愿卢杞留居仙宫，但并不采用强迫的手段，而是给他选择的自由：“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宫，寿与天毕：次为地仙，常居人间，时得至此：下为中国宰相。”朱衣宣帝命曰：“卢杞，得太阴夫人状云，欲住水晶宫。如何?”杞无言。夫人但令疾应，又无言。夫人及左右大惧，驰入，取鲛绡五匹，以赂使者，欲其稽缓。食顷间又问：“卢杞!欲水晶宫住?作地仙?及人间宰相?此度须决。”杞大呼曰：“人间宰相!”朱衣趋去。太阴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过。速领回!”
女性文化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高校的性别教育尤其对女生的性别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高校性别教育现状和女生性别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改善女生性别教育的建议。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女生的比例逐步上升。据统计，“到2004年，女生占本科在校生的比例已经上升到45.7%;女硕士、女博士的比例分别达到44. 2%和31.4% 。”到2007年底，据报道，上海各类高等院校在校本专科女生占学生总数的52.7%，在某些文科专业，女生的人数远远高于男生，男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高校女生人数逐步上升的情况下，高校的性别教育尤其是对女生的教育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与性别教育的涵义
校园文化活动是体现校园文化的载体和形式，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在广义上是指在高校校园区域中，由学校师生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领域开展的活动;在狭义上是相对课堂教育而言的课外活动，包括课外进行各种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和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的一切文化活动。因此高校校园文化活动既包括了教学、管理、服务等形式的物质的、精神的、动态的、静态的文化活动，也包括了在校园内开展的一切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即学校“官方”组织的活动和学生社团“非官方”组织的活动。在本文中主要论述的是狭义的校园文化活动，即课堂之外的一切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活动。
高校对学生各个方面的教育和培养都是通过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来实现的，高校性别教育亦是如此。在女性学中，“性别教育，是指教育人们正确对待性别差异，认清由社会结构、传统文化和制度带来的性别歧视霸权;让在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教育上处于弱势的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性别教育是一种“淡化性别界限”和“跳出性别框架”的教育，不仅针对女生，而且也是培养男生作为现代公民应具备的知识和修养的途径。
在高校性别教育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要帮助女生建构自己的女性气质。女权主义认为，女性气质( femininity)是指对女性形象和社会角色的社会建构。
笔者认为，高校性别教育中要帮助女生建构自己的女性气质，要塑造女生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女性形象，培养女生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进取意识和创新意识，摆脱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不再拘泥于旧的性别观念，并推动全社会对性别意识的关注。
二、高校性别教育的现状与女生主体意识的缺失
在高校中，性别教育和女生主体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高校女生的主体意识不强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受到自身或家庭传统的心态和思维定势影响，许多女生仍然保留着“男生应比女生强”的观念，出现了依赖性、自卑感和怯儒心理，缺少了勇于拼搏、勇于进取的精神;第二，在课程学习和教育中，由于传统的性别定位，女生更多地接受了顺从、乖巧、贤惠的性别定位，逐渐地失去了与男生平等展示的机会;第三，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尤其是在就业中，用人单位宁可录用能力一般的男生，却将众多优秀的女生拒之门外，这种现象使一些女生丧失了竞争的勇气，萌生“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念头，最终放弃了就业竞争和努力进取的机会。
目前，高校对女生的教育仅仅是通过开展一些活动，只限女生参与，然而这些活动往往持续的时间短、内容有限，未能在女生群体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最终只能导致对女生教育的名存实亡，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对校园文化活动中女生性别教育的几点建议
近几年来，高校性别教育普遍采取组织女生节活动的形式，虽然不同的高校举办特色各异的活动，但是活动内容和时间仍然有较高的相似性，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对外貌和形象的关注，例如在校园内举办美容、礼仪讲座和女生形象设计比赛等，通过讲座让女生学会社交礼仪规范和关注自己的外貌，通过形象设计比赛评出大家心目中最美丽的女生，但这些活动也给女生传达了一种信息，就是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评判标准和礼仪规范。在父权社会中，对于女性外貌的评判标准和礼仪规范，更多地是从男性的视角来设定的，女性的服饰打扮和行为举止最终都是要符合男性评判的标准，必须得到男性的认可。因此，这些活动最终只能导致女生更加重视自己的外表，而忽视了自己的内在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
第二，对生活技能的关注，例如在女生节活动中常常会举办一些水果拼盘比赛、厨艺比赛等等注重生活技能的比赛，这些比赛给参与者提供了展示的机会，带来了许多生活乐趣，但这些针对女生的活动仅仅限于生活技能的展示，在活动的策划和组织上并没有跳出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的框架，仍然定位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这些活动是传统女性角色的传承，可以说使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更加根深蒂固。
第三，活动时间短，活动效果不明显。对于高校女生节的起源，目前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广东工业大学在1991年首创的一个节日，以“关爱女生”为宗旨，在每年11月第三个星期举行，为期一周;另外一种说法是每年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7日一天。在女生节的那一周或者那一天，男生们会以自己的行动去关爱女生，包括修理电脑、送早餐等等，然而无论是为期一周还是一天，活动的时间还是非常短暂的，活动的效果也未能持续下去。
目前，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女生的性别教育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社会性别理论教育方面仍有待加强，学生学习性别理论和探讨性别问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需要不断地调高，女生的主体意识仍需要增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强女生的性别教育:
首先，定期举办性别研究相关的论坛和讲座。除了通过开设女性学、性别研究课程，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社会性别理论外，定期举办性别研究相关的论坛和讲座，对社会和校园的热门话题展开深人的讨论，有助于学生培养从社会性别视角去看待现实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其次，发挥学生社团女生部的作用。在高校中，学生会一般设有女生部，主要负责组织女生节活动和关注女生日常生活，在一些学校中由于女生部的作用未能得到重视，因此女生部常常会被并人生活部。高校的性别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帮助女生建构自身的女性气质，培养女生的主体意识，这就需要女生自觉地去关注和探讨性别差异和性别认同的问题，构建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女性气质。
女性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广告女性主义女性形象
广告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对社会心理和舆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广告在本质上是推销商品，因此，广告在消费语境下，也在塑造、控制着人类身份的构建。我们在面对形形的广告时，总会发现有许多将女性作为产品推销者，在广告中传递着或隐或现的意识形态。
一、女性主义与现代广告的联系
女性主义是一种政治立场，更是一种文化情怀。女性主义最初是指以争取妇女获得相对男人在政治、经济和人权等方面的完全平等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及意识形态，后被扩展为一种文化思潮，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消除妇女所受到的来自于夫权制的歧视与压迫。①
文化人类学家列维・阿斯特劳斯提出，人类社会有信息、女人和商品等三种交换过程。可以说，现代广告融合了这三种过程并构建了复杂的意义体系，女人体现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渗透女性主体，这两者互动，构成了媒介广告中独特的“女性文化”。②
传播媒介必然与该时期的文化之间具有重要联系，媒介表达、体现、构建文化，并形成独特的媒介文化。广告作为大众传播，其传播广告观念的同时，也要有相应文化情境在广告背后予以支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折射出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看法。
二、现代女性形象的异化
1、家居用品――“贤妻良母”身份塑造
广告中的情境是以现实为依托的，广告所传达的信息也成为了现实的反映。在居家日用品和家用电器的广告中，绝大多数的广告主角由女性担当。如在洗衣粉广告中经常出现的场景是：孩子或丈夫把衣服弄脏后，妻子将衣服洗得洁白如新，全家人都露出满意的微笑。
广告所宣扬的是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所获得的满足感与快乐感，从年轻贤妻到年迈慈母都爱做家务，这也传递出一种女性角色定性化的倾向。女性多定位为“贤妻良母”，甘愿为家庭默默奉献，而作为家庭成员的丈夫或者儿童，却被固定为需要被照料的角色。
在中国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流传久远。女性作为人妻、人母，其角色的独特性被隐没在家庭集体生活之中，而其作为“个体”的价值性也在广告中为大众所忽视。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总被归入公共领域，女性则更多地被限定在私人领域之中，为丈夫儿女吃苦耐劳、默默奉献成为广告所无意中传达出的观念。③因此，在这类广告信息传达中，表面上是赞扬女性，实则是把女性界定在家庭生活的固定怪圈中。
2、奢侈品广告――“依附男性”的身份存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渐渐有能力购买一些奢侈品，奢侈品也成为人们地位象征，为大众所追崇。广告中，男性总是作为成功代表出现，暗示男性有能力购买香车、名表、珠宝等奢侈品，而广告中的女性则成为这些男性的追求对象。
男女平等是女权运动追求的最终目标。在当代社会，女性虽然能够进入社会领域工作，但男女之间的权利不均现象仍客观存在着。男性即成功者在广告中已成为刻板成见，而这类广告塑造的女性形象必然要依附于男性，女性对男性是崇拜的、臣服的。女性消费者也在广告的传播中，无意地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即女性无需努力奋斗，只需要享受成功男性所带来的成功胜利品。乍一看，女性似乎成为了奢侈品的享受对象，而实质上，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甚至是男性私有物品而存在。女性在这里已不是消费者，而是消费的对象。
3、化妆品广告、美体广告――对女性“美”的极度追捧
化妆品、美体瘦身等广告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女性，主要功能是让女性变得更加“美丽”。这个“美丽”的具体标准是什么，通过分析广告中出现的女性模特，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标准：皮肤白皙，个子高挑，身材完美等。这些标准日益符号化，影响人们的审美标准。有的广告甚至在内容上暗示，只有具有美貌的女性才能获得自信、男性的青睐、工作的一帆风顺，从而煽动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对广告所传达的标准产生认同，并拿广告中的“美女”来对照自身。需要指出的是，广告中的“美”，其实是销售的一种策略。广告通过对“美”的突出和暗示不断作用于女性消费者的心理，使得女性对自身产生不自信、不确定的因素，刺激女性消费者购买产品。女性的“美”成为了一种“卖点”。人们开始认同广告所灌输的观念，即惟有“美”才是女性的价值所在，美是维护女性尊严的手段，美也成为女性之间争夺视觉空间（生存空间）的重要资源，美是现代女性创造财富的资本等。④
有学者认为，在当代广告中，女性之“美”并非是从女性视角而阐发的。对女性之“美”的极度宣扬，与其说是女性对美的追求，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欲望而被虚构出来的。女性在广告中仅充当被男性欣赏的“物”的角色，女性的主体性（对美的主观感受或独立人格）被忽略了，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⑤这种男性文化视角不仅表现在男性始终在审美过程中占有主动地位来“挑选”女性，还表现他们以是否性感、是否对男性具有吸引力为标准来衡量女性。⑥
三、现代女性形象误读的原因
1、现实上：社会原因与经济原因的双重作用
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父权制社会和家族宗法制度曾在很长时间内占绝对统治地位。在我国明代，封建伦理甚至明确规范了男女不同，男主外女主内。以后，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许多女子开始要求独立自强，从事社会工作。但封建意识仍有残留，多数人更期待女性扮演的是“贤妻良母”的角色。
女性独特的生理构造决定她们具有繁衍、哺育下一代的职责，这使得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家庭生活中。因此女性与男性相比，进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通过社会生产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必然会减少。
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展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虽然有了显著提高，但在经济大发展的浪潮下，女性就业仍会受到歧视，无法获得与男性彻底相同的社会地位。有学者对男女的工作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二者所工作的领域是截然不同的。在工作岗位上，社会普遍形成一种模式，即男性从事的工作必然是名誉较高、报酬较高、地位较高且升迁机会多的工作；而女性从事的则是名誉较低、报酬不高、地位低且发展机会较少的工作。⑦这一观点在社会中流传已久，广告只是将这种差别再一次扩大并更加明显地显露在人们的眼前。
除此之外，商业利益的驱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商业活动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运用广告对女性形象进行操控和定型化处理。女性在接受广告理念的同时，也不断地被灌输要做好“贤妻良母”、要取悦男性的思想。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女性在广告中的“完美女性”面前变得极不自信，为了弥补这种心理上的自信缺失，她们不断地产生购物欲望，购买商品，以期自己能够达到“完美”标准。
2、理论上：“消费社会”下的女性形象符号化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曾指出，在生产社会，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产品的物性特征、物理属性、使用与实用价值；在消费社会，人们则更多的关注产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价值与形象价值。
在当今以消费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人们更看重的是物品符号化的品质，追求的是物品所带来的身份、地位，把物看做是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与之相适应，广告的宣传也开始由“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人、环境、生活质量为中心”。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也多被打上了“象征”的符号含义，与商品并置，女性等同于物品。在此类广告中，如果女性符号与商品并置，受众就会根据社会中既存的性别意识，将女性能指理解为“供窥视的魅力尤物”，并不自觉地将此意义转移至商品，产生“如果消费商品，就同时消费女性形象”的错觉。⑧因此，在现代广告中，广告将公众的视线引入女性的嘴唇、背部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有的广告将女性形象简化为“性感”乃至“”的代言人，女性的“个体化”特征消失不见，只留下女性的“性特征”。
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广告，表面上将女性打造成光鲜夺目、美丽动人的形象，实质上则展现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强化了男女性别成见――即将女性束缚在家庭生活的牢笼里，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存在。
结语
现代广告对女性形象异化产生的影响毋庸置疑。如何改变这种异化，成为了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在笔者看来，除了要加强政治、经济等方面保护女性形象的措施，女性更要自觉地抵抗广告中被异化了的自身形象，同时广告主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多从女性角度来考虑产品广告的策划。广告中突出女性形象的个性化因素，赞扬女性积极向上的精神，才能使现有的广告走出女性形象异化的怪圈，才能使男女两性达到真正平等与和谐。
参考文献
①王义，《卡里尔・邱吉尔笔下的女性――解析〈九重天〉和〈上等女性〉》[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②李琦，《“女性文化”的另类建构：女性媒介广告文本话语逻辑解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③④何静，《试论广告中的女性形象》[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3）
⑤傅守祥，《女性主义视角下广告女性形象探析》[J].《思想战线》，2003（5）
⑥卜卫，《解读〈女友〉杂志的性别论述》[A].《中国女性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4）
⑦庄渝霞,《当代中国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和出路探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⑧念瑶，《我国电视广告女性歧视问题初探》[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女性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女书习俗；女书研究；女书数字化；女书传承；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4-00191-02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女书习俗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活化石，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最深的根源，一个民族或者群体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寓其中。因此，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在全球化语境下，社会变迁加剧，传统民俗文化面临着极大的危机，许多独特的文化都面临着衰落和消亡，女书也正是其中一例。女书是流传于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毗邻一带妇女中间的一种独特文字符号体系。女书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她的消亡必将给世界文化多元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1982年，女书作为世界上唯一一种女性文字被中南民族大学专家发现。从此，女书走进了学者的视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字，她由女性创造，并且仅有女性能够使用的特性，正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2002年4月，女书被国家档案局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江永县政府正式立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5年10月，女书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女书习俗”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
二 、女书数字化的问题阶段式浅探
从对女书研究的梳理当中可以大致找寻出对女书的研究、保护、开发的轨迹。从1982年至今的30年中，以每个十年为单位，女书的研究、女书的保护与开发都有着阶段式的特点，女书数字化作为保护与开发中的重要一环，也有着阶段式的特点。
（一）由探索期的“资源占有”而引发的问题
1982年至1992年，为女书的发现期。在这十年里，学者对女书的研究还处于探索初期，最开始发现女书的惊奇引领学者们走进瑶山中去探索她留下的痕迹。与女书相关的各类物品被相继发现，女书作品，三朝书，女书女红等等；对女书的传承，女书的特性，女书的历史渊源，学者们怀有着茂盛的好奇心。女书研究的初期，学者们针对女书的族属、女书产生的时代，女书造字说发出了各式的疑问，主要针对女书的定义进行了各式的探讨。为了解开女书的谜题，学者们在瑶山里进行了“掠夺式”的资料搜集。他们大量收集女书原始资料，并对女书作品资料进行整理、出版。
学者们的工作为后来的女书研究奠定了基础，却也同时引发了女书数字化问题的开端。原始资料大量存于少数人手中，江永当地遗存的最原始的女书自然传人的女书作品更为稀少，这为后来新加入女书研究的学者制造了一定的困难，也为女书数字化的进程制造了最初的问题。从最初研究女书的宫哲兵教授发表的书籍里就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在其每一本与女书相关的书籍里都有展示女书的图片，有许多是女书的原件，宫哲兵教授称这些原件为他的资料。在他谈到的一则轶事里，他提到一个法国的女学者提出到他家看资料，而后拿走了他收集的近百本原件，幸而被他发现。虽然他要表达的是女学者对于女书的狂热，但也侧面反映出女书研究初期少数学者对资源的占有。这种“资源占有”使得研究局限在一部分人的手里，从而使得女书数字化的进程在前十年里的进展相当缓慢，所出现的数字化成果多是新闻报道，及各式论文，专著。而女书的原件与原文资料，乃至文字资料都只做为附录或图片资料零星出现在这些文章中。当然，在80年代初期，国内电子技术的低下，以及电子传播形式的未推广也同样不利于女书数字化。
（二）整理期的失真对数字化的影响
19世纪90年代到2002年的十年间，经过了对女书资料的疯狂收集后，部分学者开始对女书作品进行整理，对女书文字进行归纳，解说。在此期间所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周硕沂的《永明女书》（字典类书籍），谢志民的《江永女书之谜》、赵丽明的《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资料总汇》（作品整理类书籍）。文字及原文资料的编纂成集无疑是女书数字化的一大成果。然而在这十年里，女书数字化一直停留在书面层次上，并没有向前跨进。
究其原因，在整理期出现在资料失真使得女书资料没有权威性，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不完善的资料，而且是被质疑的资料，这使得研究的成果失却了可信度，整理成集的资料版本不同，内容不同，甚至观点也不同。在对一种古文字，一种特殊文化的诠释初期，尤其是缺乏历史实证的这样一种文化面前，没人能全方位地真正地了解女书。当出现失真的局面时，研究者的首要要义是提出问题并且科学地用理论依据，或充分的实证来指正问题，以求后来的研究者不至于走进研究的误区。对于女书研究中的失真问题，赵丽明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失真比失传更可怕。只有文字而没有文脉的女书将失去历史的真实性，缺少了可信性。”失真比失传更可怕，这才是研究的首要原则。脱离了真实，就是脱离了历史，就是脱离了文化作为古文化，古文字，古籍来研究的依据，即研究毫无意义。没有确切可信的原件资料，数字化的进程又一次受到阻挡。但有关女书的数据库基本形成，内容多为女书原始资料，女书作品，女红，三朝书等的图片资料，大量的论文及书籍也收录在内。
（三）新世纪女书数字化的成果与问题
2002年宫哲兵先生帮助江永政府建立了女书现代学堂。新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间，女书学堂毕业的女书传人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她们有的去到外地演讲宣传，有的参与电视剧演出，有的在当地进行旅游项目的表演。在这期间，女书数字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电影《雪花秘扇》，电子发声字典《女书字典》，各类网址，各种视频，以及女书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等等，都是女书数字化在新世纪的成果。这些成果与国家的重视，女书保护与开发的侧重角度改变，以及国内计算机技术的进步都是分不开。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对女书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播，已经成为女书文化保护的一种趋势。网络传播的巨大力量在后女书时代已经被女书研究的个人、机构、各级政府及民间力量认识到。利用数字媒体技术对女书进行活态保护，可以全方位地展示女书及女书文化，使女书真正得到活态传承及发展。
然而这样突飞猛进的成果中存在着许多的不足：1、网络信息数量虽多，但信息散乱，系统性不强，且信息重复现象突出。没有统一的整理和规划，权威的数据库信息不对外公布，令女书爱好者望洋兴叹。2、女书数字化成果以文字内容的论文为主，音频，视频较少，且质量参差不齐，制作粗糙。3、书籍资源多以扫描形式上传，无法检索，且没有系统的资源库，多以散乱形式发售。至关重要的女书作品集，也是如此，不利于研究者的研究。
在2001年奉恒高《在“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座谈会暨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一文的结尾，他重要地提到：“要重视舆论宣传，提高女书文化的知名度……通过宣传吸引四方宾客来旅游，投资、振兴和发展当地经济，造福于人民。” 可见女书数字化的进程站在经济发展的高度上越走越远的。然而文化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从联合国宣言的定义里来看，更多的应该是精神的，纯文化的价值。电影《雪花秘扇》对女书的误解读，市面上流传越来越多的伪“女书”，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人们的警醒，看是拯救实为加速消亡的种种行为，都是经济价值观的推动。面对即将消亡的特殊文字，和其所代表的女性文化，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难道还应该只站在经济发展的舞台上作秀吗？
让人欣慰的是女书文化发展至今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女书书法、女书与音乐的结合等。很多对女书有着热爱的人，因为各种缘由与女书结缘，并且开始了自己的女书创作之路。这种创作，并不是一种文字的，文本的篡写，而是对女书文化的一种新解读。他们有的结合自己对女书的解读，对女书艺术的认识，对女书字体重新创作。许多女书书法者（多为女性），在这样一种创作中展现着女书新时代的文化含义――女性在新时代的地位，女性文化在新时代的又一种表达。爱好女书书法的人日益增多，女书书法也成为女书数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类展示女书书法的视频和网站越来越多。
也有的结合音乐展开对女书的传播，如上海的音乐家谭盾先生。2013年3月他与宫哲兵教授就女书交响乐的制作进行了探讨。他将运用“微电影”和“交响乐”的元素，将女书的音乐、生存环境、和优雅的女书文字结合在一起，制成《女书》交响曲，并计划展开全球巡演和宣传。
这种别样的解读是以文化宣扬为主角的，是促进女书研究的一种方式，也是在新时代对女书的最妙的一种保护与开发的手段。
怎样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怎样做到并肩齐进，怎样坚持在不改变其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促进其未来的发展，对于女书习俗的保护与开发来说，这些问题仍待解决。
参考文献：
【1】宫哲兵.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3）
【2】谢志民.“女书”研究十年综述[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
女性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