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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1
关键词：转轨经济，就业失衡，奥肯定律，有效就业
一、高增长低就业的现状特点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加速了由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20年间经济迅速腾飞。1998年至2004年GDP平均每年增长高达8.2%，增长水平远远高于全世界GDP的平均增长水平一倍。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投资效率却不断下降，根据对90年代以来的有关数据的测算，90年代初，我国投资每增长1%，可推进GDP增长0.55%左右；但近年来投资每增长1%，GDP的增长却只有0.34%左右。同时，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弱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在2004年4月召开的中国就业论坛上指出：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可增加约240万个就业岗位，而现在只能增加100万个就业岗位，就业弹性明显下降。[1]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从1988年的2%提高到2003年的4.3%。经测算，加上待转移的农村的新增及剩余劳动力和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富余人员，我国在2002年有1.89亿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2]。
图1 失业率变化与产出增长率散点图
经济,国内宏观-[飞诺网FENO.CN]
资料来源：常云昆，肖六亿. 有效就业理论与宏观经济增长悖论[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2)：5-12.
根据奥肯定律：Ut 一Ut-1 =-(gytgyn ) 式中Ut，Ut-1分别表示当期和前期的失业率；gn为潜在的产出增长率(美国大约为2.5%~3%)；是当期产出的实际增长率；(表示超过正常增长的增长如何转化为失业率的下降)。即实际产出高于自然产出，失业率下降；实际产出低于自然产出，失业率上升。根据常云昆、肖六亿(2004)和浦艳萍(2005)对失业率与产出增长的趋势线作出的回归性分析，结果分别是有98.12%[3]和99.94%[4]的失业率的变异无法用产出增长来解释，由t检验可知Ut 一Ut-1与gyt之间相关度很低，显然不符合奥肯定律。
二、高增长低就业的宏观成因分析
1.劳资比率失调
在中国经济高速腾飞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相当高的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GDP的比例由1989年的26.1%上升到2004年的51.5%，这在世界上其他快速增长的经济实体中是很罕见的，而进出口总额占 GDP比例也从1978年的9.8%上升至2004年的69.8%[5]。资本的上升对GDP的贡献超过了劳动的增长对GDP的贡献，高度依赖外资和对外贸易以及依靠行政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就业弹性会随着资本深化而下降。
根据专家的测算，由于过高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率，中国自1990年以来至少失去1.5亿~2亿个岗位[6]
图2 就业人员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比例
资料来源：任若恩，2004年宏观经济面临减少失业与控制通货膨胀俩大目标的艰难平衡[J]. 比较，2004(11).
2.企业体制改革深入，持续创新不足难以推动就业
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盛行和落后的生产效率导致企业存在着大量的冗余人员，随着大量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体制与技术改革的深入，自90年代初期中国城镇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被分流的下岗职工。根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从1998～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有2500万人, 这并不包括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工人[7]。而1990~2002年间，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人数从3，549万人锐减至1，122万人[8]从短期看，由传统的经济体制向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必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整合，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因不符合优化配置的要求而失业，但是，长远来看恰恰是因为企业本身的持续创新发展及核心就业扩展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目前的技术进步水平远远不足以推动增加充足的就业机会，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就业难的局面。
3.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
我国的产业格局农业劳动力比重偏高，重工业和制造业的比重高居不下，我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约60%左右集中在传统工业部门，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由于快速增长的行业对就业的贡献有限，也造成了目前高增长低就业的不均衡发展格局。
社会的就业量大部分应该是由第三产业来完成的。从投入产出的效果看，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第三产业是1000个。[9]这其中尤其要重视服务业，只有服务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结业量才能够稳定增长。第三产业在我国的发展远远没有体现出其优势，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60%~80%，而一般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30.6%。[10]
4. 城乡二元结构扭曲劳动力配比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制度对我国现有的经济、社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平等的城乡发展结构严重阻滞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高达61.9%，其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业比重达45.1%，而在GDP 产业构成中，非农产业构成之和已达到85.5%。这就造成城乡劳动力结构与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严重不符，二者的偏差达29%以上。[11]
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总数达到1.1亿人[12]，由于土地不会增加、且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我国加入WIO决定了农副产品价格最终要由市场来调节，而不能再由政府靠行政命令来制定、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速度有限等原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只能是减员增效，分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加大了就业的压力。
三、高增长低就业的微观成因分析
正如前文引用的结论数据，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存在着快速增长与低就业的严重失调。引入微观经济学的有效就业的理论，但是，奥肯定律之所以失效，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有效就业率偏低。
有效就业是名义就业中不存在隐性失业时的就业数量。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有效就业是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的就业，它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体现了就业的质量标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小于或等于零的就业就是无效就业。
企业的总就业人员(N)可分为两部分：有效就业人员(Ne)和无效就业人员(Ni)；有效就业率(EER)是有效就业人员与总就业人员的比例。用公式表示为：N Ne = Ni
N Ni/ N = EER (01)。EER=1，表示全部就业都是有效就业，产出随劳动力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要增加产出，必须增加就业，直到出现无效就业，同时企业的雇工成本增加。这种情况下奥肯定律有效。0 1，意味着只有部分就业是有效就业，存在部分劳动力的在职失业。这种情况下，提高产出不必增雇工人，只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就业人员，或解雇无效就业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可，这不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种情况下奥肯定律失效。
劳动生产率是指每个工人的产出比率，用公式表示：A = Y/N = N/(Ne + Ni)。式中，A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Y是企业的产出；N是企业的就业人数。无效就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它们的存在不会增加产出。然而，无效就业人数的多少直接决定着有效就业率的高低。在就业人数一定的情况下，无效就业劳动力越多，有效就业率越低，产出变小，劳动生产率就降低；无效就业劳动力越少，有效就业率越高，产出增多，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劳动生产率与无效就业率成反比关系，与有效就业率成正比关系。
无效就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它们的存在不会增加产出。然而，无效就业人数的多少直接决定着有效就业率的高低。劳动生产率与无效就业率成反比，与有效就业率成正比。
在微观层面上，生产函数一般指一个厂商利用任何给定的要素投入量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厂商投入越多的劳动，越多的资本，产出水平也越高(假定投入被有效利用)。但是在短期，假设惟一的可变投入是劳动，资本投入和技术状态被看做是固定的。因而，短期生产函数的简化关系表示产出(Y)取决于劳动投入量(N)及劳动生产率(A)。用函数式表示为：Y = AN。该函数式表明，短期内产出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和就业量。在就业量一定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必定上升。劳动生产率一定时，就业量增加，产出不一定增加， 只有当所有就业都是有效就业时(EER=1)，这一结果才出现。
由于中国企业的有效就业率很低，因此宏观经济产出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息息相关。图3显示了1979-2003年间产出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二者呈现非常明显的同向同幅度变动趋势，这充分表明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理论和经验实证均表明，有效就业率与劳动生产率正相关，劳动生产率与宏观经济增长正相关。因此企业提高有效就业率，国民经济产出就迅速上升。无效就业在我国表现为在职失业或隐蔽性失业。由于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总体隐蔽性失业情况严重。
图3 产出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4[Z].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一般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冗员数量庞大，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排出的冗员人数往往多于企业经济扩张时的新增就业人数，导致企业的从业人数减少，反映在统计中就出现了从业人员增长率下降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因为削减无效就业人员，企业的有效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都会提高。因此，在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下岗人数增大。下岗分流虽然使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所好转，但也使很多职工走向社会，带来失业率的提高。
1998年以来，在有效就业率小于1的情况下，为应对需求上升，企业无须增雇工人，只需将无效就业人员转变成有效就业人员即可。只有当有效就业率等于1时，需求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引致就业的增加。因此，企业在消化无效就业人员和提高有效就业率时，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产出增加，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缓慢。随着新增劳动力快速增长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失业压力加大。
四、结语
体制与结构性失业是我国目前失业的主要成因，从宏观与现实角度来看，经济关系扭曲，产出对就业的影响无法正常传递，以至于出现产出增长，就业压力不减，是造成中国经济偏离奥肯定律的宏观原因。从微观来说，失业成因的绝对多元性与就业成因相对多元性之间的失衡.呈漏斗型的失业与就业现状使失业总量继续保持扩大的态势并使失业率较长时间在高位运行。市场竞争的压力与宏观经济的变化，促使企业通过释放或充分消化大量无效就业人员，提高有效就业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是9O年代以来产出增长、失业上升和宏观经济偏离奥肯定律的微观机理。我国的有效就业和经济增长尽管在短期内各自是非稳定的，但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和有效就业表现出协同变化的一致趋势。
参考文献：
[1] 李琦. GDP增长同时就业弹性下降[J/OL].北京现代商报，(554)，bjbusiness.com.cn/20040430/2004.4.30：(2006.04.01).
[2] 赵晓. 处于临界点的中国失业问题[N].证券时报，2002-06-21(08).
[3] 同图[1]
[4] 蒲艳萍. 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有效就业分析与协整检验[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53-58，69.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DB].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6] . 对高增长低就业格局的初步研究[J]. 比较, 2005(20)：93-104.
[7] 文清.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 [EB/OL].人民网people.com.cn,2002-04-30.
[8]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3[DB].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9] 蔡昉. 扩大就业要倚重服务业[N].经济参考报，2002-08-28(12)
[10]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5[DB].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2
【关键词】 劳动者 谈判权 收益权
一、劳动者的谈判权
1、劳动者谈判权的含义
从理论上讲，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都享有谈判的权利，但由于劳动合约的不对等性，劳动者与其雇主相比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大多数情况是雇主一方拥有单方面决定劳动者报酬的权力，因此这里讨论的是劳动者的谈判权问题。
在操作层面上，劳动者的谈判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劳动者的个别谈判机制，另一种则是劳动者通过自由组织的工会实施集体谈判机制。在理论层面上，有关劳动者谈判权的含义，国内目前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者拥有劳动报酬的协商权，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约的形式协商劳动报酬的支付水平和支付方式的权利，将劳动者的谈判权理解为劳动者与其雇主进行讨价还价来最终确定劳动报酬的权利，这一观点实际上讨论的是劳动者的个别谈判权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劳动者的谈判权是劳动者群体为了保障和增加自身收益，通过工会组织或其利益代言人的方式与雇主或雇主组织就有关劳动者的报酬问题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这实际上指的是劳动者的集体议价权。
从上述两种观点不难看出，国内学者有关劳动者谈判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报酬部分，而较少讨论有关企业生产的剩余索取权问题。而本文认为，劳动者的谈判权不仅仅局限于劳动报酬权，还应该包括部分剩余索取权。劳动者的谈判权实质是劳动者的收益谈判权，它是在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劳动合约的签约双方之间，就劳动报酬和生产剩余的分配问题（主要是劳动者的收益问题）进行个别或者集体谈判的基本权利。保障劳动者的收益谈判权旨在强调劳动者不仅有获得要素收益——劳动报酬的权利，也应该享有参与企业生产剩余分配的权利，避免或降低雇主就劳动者的收益问题进行单方面决定的情况。
2、影响劳动者谈判权的因素
（1）工人自身的保留价格。在劳动经济学中，讨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问题时都会涉及到工人的保留工资这一重要因素。所谓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是指一个工人愿意接受某一工作的最低工资率，是劳动供给的成本底限也是劳动者的市场供给保留价格。当劳动者拥有较高的保留价格时，其拥有的谈判权也相对较强；当由于外在或其自身因素使得他们的保留价格较低时，劳动者面临劳动合约无法达成的损失将会增加，此时他们的收益谈判权是比较低的。然而劳动者个体的保留工资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宏观经济状况等外在因素和劳动者个人的自身因素（包括整体财富水平、婚姻状况、健康情况等）而发生变化。从影响劳动者保留工资的外部因素来看，当劳动者个人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时，其保留价格会有所不同；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的劳动需求增加，人们的保留工资水平也将高于经济衰退时期。从劳动者自身角度来看，当劳动者拥有较多的个人财富时，相对于个体财富较少的求职者，他的保留工资会处于较高的水平；已婚的劳动者通常需要供养的家庭成员数量要大于单身的工人，在生存和劳动力再产生的压力下，其保留工资通常较后者高一些；健康状态较好的劳动者，如拥有充沛精力和活动能力的体力劳动者和富于创新、研发或管理能力的脑力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将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会倾向于保持较高的保留价格。
（2）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通过立法，以保障无收入、低收入或各类遭受意外灾害和伤害的劳动者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各类不利条件下（如年老、失业、工伤、患病或生育期间）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依据特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维护社会公平进而逐步提高公共福利水平，增进社会稳定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社会安全覆盖网。作为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社会保障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和实施机制实现的。由于历史因素和各国国情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和实施体系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要为了满足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多层次基本利益得到保障。从对劳动者谈判权的影响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实施措施的差异，既可能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谈判权，也可能恶化他们在劳动合约中的谈判处境。当保障标准定得较低时，劳动者的谈判权被恶化，这会迫使劳动者付出较高的成本去完成市场中的合约交易，此时的社会成本较高，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当保障标准定得太高时，又有可能造成合约的不易执行或合约的执行成本高不可攀，这也不利于劳动者谈判权的保护，因为较高的交易门槛将造成劳动力市场上成交数量的降低或合约执行的扭曲而造成无谓损失，这同样会减少社会的总剩余或引起缔约方的违规操作。合适的社会保障标准，需要在保障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基本利益的同时，有利于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劳动者谈判权的维护，以保障社会稳定和劳动力市场的和谐发展。
（3）宏观经济环境。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运行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他们也将从不同的方面对劳动者的谈判权产生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中会对劳动者谈判权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因素包括：一定时期的物价水平和社会总产出水平。货币工资是劳动者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工资几乎是劳动者收入的唯一来源），物价水平将调整劳动者收益的实际价值，物价变动的水平和方向会对劳动者的实际收益产生直接影响，进而通过实际的购买力或生存成本来影响劳动者的谈判权。在通货膨胀时期劳动者群体的实际收益是下降的，这将降低他们的谈判力水平。反之，在通货紧缩时期，他们的实际收益水平得到了提高，相应的谈判力也随之增加。另一个影响劳动者谈判权的因素是社会的总产出水平，在社会产出不断增加的环境中，劳动者的绝对收入和生活状况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由于国情差异，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劳动者的谈判权水平。首先，当一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重点置于物质资本的积累时，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是政府调节的重点，此时劳动者要求提高收益的呼声会被忽视甚至抑制。而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定阶段后，同时具有消费者身份的劳动者群体的利益诉求将被重视，此时的议价权也将增强。另外，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也会对劳动者的谈判权产生很大影响。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现状为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政府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劳动者的收益问题。与此同时，政府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改革入手，积极寻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公平收入分配的途径，如采取最低工资制度、颁布和实施新《劳动合同法》。不论这些政策的实施结果如何，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提高劳动者保护和增进其议价权的意图是明确的。
二、劳动者的收益权
1、劳动者收益权的含义
已有大量的经济学和法学文献讨论过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劳动报酬权也可以称为劳动的分配权或者劳动工资权，有的则进一步指出工资权是和劳动给付义务相对应的一项劳动者权利，只有当劳动者拥有了工资权，劳动才成为劳动者谋生的手段。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劳动报酬权是劳动者根据劳动法律关系而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据按劳分配原则和劳动力价值支付的报酬，是劳动者让渡劳动力的支配权而获得的权利。
然而，上述对劳动报酬权的描述和界定，并没有探讨劳动者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问题。本文认为，劳动报酬权只是劳动者收益权的一部分，劳动者还应该享有部分的剩余索取权。换句话说，劳动者的收益权应该由劳动报酬权和部分的剩余索取权两部分构成，而劳动者剩余索取权的实现则取决于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所有者双方力量的较量，法律的规范和生产剩余本身的多寡等因素。劳动的收益权是劳动者与雇主基于对等关系下签订和执行劳动合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一项权利，是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的核心所在。
2、保护劳动者收益权的意义
赋予劳动者生产剩余的索取权，进而保障劳动者的收益权将有利于形成对劳动力要素的正向激励。劳动收益涵盖劳动合约范围内基于雇佣关系由雇主直接或间接给付给雇员的全部货币或实物资产，除了工资收入外，还应该包括奖金、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各类补贴等一系列与劳动合约相关的收益。劳动者收益作为劳动力价格的转换，不仅受制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和费用，还会直接影响劳动力使用效率的高低。对于劳动合约的缔约双方而言，劳动者和资本要素所有者各自投入到生产中的人力资本要素是异质性的，差别在于投入的质量高低和数量多寡，但他们都应该享有分享生产剩余的权利，只是各自获得的收益比例不同而已。劳动者对其与资本所有者合作生产的劳动成果——企业生产剩余，应享部分的索取权。只有赋予劳动者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才能正向地激励他们进行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并将其更有效地投入到企业生产活动中，实现合作生产的双赢，提高整体产出水平。
然而，由于合约执行中的种种困难，当前我国劳动者公平、平等的收益权受到侵害的现象屡见不鲜，包括用人单位单方面延长劳动时间并拒付加班费，企业变相增加劳动强度，劳动收入水平低，工资增长幅度缓慢，劳动保障覆盖面窄等。这一方面是微观层面上企业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克扣、压榨劳动者，另一方面则是宏观层面上法律执行效力较弱，收入分配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短期来看，劳动者收益权遭到侵害的全部成本都由当事人承担了；而从长期来看，劳动者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将会阻碍他们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将带来劳动和资本合作生产的租值消散问题，最终不仅劳动者的效用会进一步下降，企业在短期和长期中竞争力的提高也会受到制约。因此，保障劳动者的收益权不仅仅是对劳动力资源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企业竞争力和资本要素所有者利润源泉的维护。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来看，让广大的劳动者群体切实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果实，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符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
【参考文献】
[1] Anastasia Guscina.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Labor’s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R].IMF Working Paper，2006， no.06294.
[2] M.Paganoand P.F.Volpin：Managers，workers，and corporate control[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5，Vol. 60，No.2.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3
关键词：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稳增长;中等收入陷阱
DOI： 10.13939/ki.zgsc.2015.05. 028
一、研究潜在经济增长率目的
经济体的潜在总产出（Potential Output）是指实现充分就业时、维持稳定低通胀率时的经济总量。潜在总产出以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参与人数、资本存量、技术水平、资本使用效率以及劳动者的教育和经验等。现实世界中许多因素会影响实际的总产出（以实际GDP衡量），例如政策变化影响短期内的市场需求等， 因此实际GDP常常背离潜在GDP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被称为产出缺口（Output Gap）。若产出缺口长期为正，会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而一旦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容易陷入衰退。若产出缺口长期为负，市场不能制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甚至伴随通货紧缩，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也被拉低。尽可能缩小产出缺口，使经济运行轨道靠近潜在增长水平应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此外，对潜在GDP及增长率的准确估计是制定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否则也容易引发经济大幅度的波动甚至结构性的下滑。
二、研究综述
潜在GDP水平和增长率不能从数据中直接观察到，需要从其它数据中估算得出。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有许多，但由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不高，剔除不实数据的难度较大，因此学界和业界对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估计尚未有统一的结论。GDP潜在增长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历史数据的统计学方法、基于宏观理论模型的方法和基于生产函数的方法。三种方法各有利弊，许多机构通过这些方法分别对当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了估算，结果大致介于7%～9%之间（见表1）。
（一）HP滤波法等统计方法
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趋势的分析研究中。它将宏观变量的时间序列看做是不同频率的成分的叠加，通过统计方法分离出频率较低的成分，也就是长期的趋势项。摩根大通通过 H P滤波法对我国的潜在经济水平的长期趋势进行测算，根据1994年以来的数据分离出GDP增速的趋势值。根据该研究的结果： 1994 ―2000 年， 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2%持续下滑到8%;2000-2008年，潜在增长率重新上涨到11%～12 %的水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的潜在增长趋势值大约为7.5%。汇丰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n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经济学家①通过HP滤波法估算的结果略微高于摩根大通。两个机构的计算结果均显示金融危机后潜在增长率从11 %下降至2013 年的8%左右。然而，HP滤波法的结果仅仅反映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将数据的长期趋势项等同于潜在经济水平也并非完全合理。此外，由于该方法无法用于预测增长率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学界在采用HP滤波法的同时也常参考其它基于经济学理论的方法。
（二）基于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方法
这种方法除了对经济增长长期趋势进行估计，还将产出缺口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关键变量联系起来。相比单纯的统计学估计，这种方法反映更多的经济学意义，如通常假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围绕着一个平衡的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进行周期性波动。IMF经济学家通过建立宏观理论模型的方法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我国潜在GDP增长率曾在1999年跌至6%的低谷，随后逐步上升到2007年的12%，近几年呈下滑态势，2013年约为7%。该方法估算结果显示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波动很大。然而这种估计方法也并非完美。我国的经济结构变化较快，经济增长是否已经趋向一个平衡增长路径尚存争议，因此，这类方法更常用于对美国等成熟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估计。
（三）基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obb-Douglas，CD）的方法CD生产函数将决定经济产出的要素定义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人数、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这四个要素均有现实生活中对应的数据，因此可以通过判断该四个要素的变化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行估计②。IMF和摩根大通均通过生产函数对我国潜在GDP增长进行了估计。IMF的结果显示，基于此方法估算出的潜在GDP增长率相比其他两种方法得出的更为平滑，近20年来我国的潜在GDP增长率基本徘徊在9%～10%的水平，2013年仍超过8%（见图1）。
摩根大通的研究发现，2006-2010年间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超出潜在增长率约1个百分点，而在2011-2013年低于潜在增长率0.7个百分点。前者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大规模刺激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带动超过了经济自然增长的水平，从而引起2010年通货膨胀率不断上涨和经济过热;后者则反映了政府在出台措施整顿房地产、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过程中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汇丰银行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2012-2013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约为8.5%～9%，显示当前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长率。从不同影响因素来看，摩根大通估计，在1991-2013年之间，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0%，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GDP的平均贡献为25%，劳动力的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对GDP的平均贡献分别为22%和12%（见图2）。
三、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和预估
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人口结构
2012年我国15岁～59岁年龄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同比降低0.6个百分点。随着人口中的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未来 10年～20年的增长率会接近于0或为负，劳动力人数面临持续下降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见图3）。
作为典型的老龄化国家，日本经历了将近20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可以说其人口结构特征是导致这一结果最直接的因素。而我国正处于老龄化加速的进程中，人口红利的消散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忽视。然而与日本二十年前情况不同的是，我国的城镇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低③，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能弥补一部分人口红利的丧失。
（二）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方面，首先要考虑的是生产要素投入本身的增长趋势，即资本存量的增长。投资带动资本存量增长，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0年代的20%逐步上涨到2013年的将近50%。曾经以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在最高峰时也不到40%，如今两国分别约为20%和30%;而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常年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参考这些国家的经验，同时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等因素，我国的资本存量占GDP水平，理论上会逐渐趋近于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其增速将逐步降低。此外我国长期以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造成了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许多问题，必然导致高投资增长率难以持续。综上所述，长期来看，我国资本投入的增长必然会缓慢减速。
根据以上分析，人口结构和资本存量的变化长期来看都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维持我国潜在经济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主要是指技术发展的趋势④。技术前沿的推进需要人才、政策、法律和市场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其发展趋势难以简单被量化。许多国际比较的研究发现，决定技术发展的诸多法律和政策因素中，比较重要的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市场的开放程度和自由度等。同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于能否发挥市场的活力和创新机制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不断完善我国市场公平、自由、开放的相关政策法律是决定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关键。
（三）对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计
可以说，没有经济学理论可以明确回答未来1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但通过对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一些重要因素的变化趋势的把握，经济学家可以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动范围有所预判。根据IMF的预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未来20年内将平均拉低潜在GDP增长率约0.1%。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估计，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4%，未来可能降低至2%～3%左右。TFP的增长速度放缓是制度变革的效果渐弱、复制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变小的结果。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和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教授估计，未来10年，若我国投资率维持在25%～35%之间，TFP年均增长率维持在2.7%～2.2%，可以使潜在GDP维持在大约 6%的增长水平。
四、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政策含义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稳增长”的经济学解释
尽管不同方法得出来的潜在GDP增速不尽相同，但根据多数机构的预测显示，近两年我国的实际GDP水平是低于潜在GDP水平的，GDP增长率（2013年为7.7%）也略低于潜在增长率（2013年约为8%）。因此近期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是符合当下经济现状的，有助于小幅提振实际GDP，缩小产出缺口。根据上文的分析，学界和业界的共识是我国的潜在GDP增速正在逐步下降，许多研究认为可能在未来5年降低到6%～7%左右的水平。如果官方不随之降低GDP增长目标，可能会通过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实际GDP持续高于潜在GDP，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胀，加剧产能过剩和推动资产价格（例如房地产）的过度上涨。一旦泡沫破灭，高杠杆率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或面临资不抵债，使银行业坏账率上升，导致中国经济可能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的低迷。相反，若实际GDP持续低于潜在经济水平而政府的逆周期调控不到位，周期性失业可能转变为结构性失业，即长期失业者将由
于职业技能的衰退而退出劳动参与人口，从而拉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因此，宏观调控的最优结果是能控制实际经济水平，使之紧密贴合潜在经济水平来运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总是面临各种冲击，完全沿着潜在经济水平增长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不可能实现，但控制产出缺口，使其在较小区间内波动是货币和财政等政策进行周期性调节的主要目标。这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准确判断短期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问题及其难度已经在上文中阐述;二是如何判断合理的经波动区间。
根据美国的数据，2007年经济增长高峰时期美国的产出缺口为潜在GDP总量的1.5%，即实际GDP总量高于潜在GDP总量1.5%5。在2009年经济低谷时期，美国的产出缺口为潜在GDP总量的-3.7%，即美国的实际GDP总量低于潜在GDP总量3.7%，随后产出缺口不断缩小，目前产出缺口约为潜在GDP总量的-0.1%。日本在2009年经济低谷时的产出缺口约为-7%;英国、德国和法国同期的产出缺口-3.5%～5.5%之间，而这几个国家处于经济周期顶峰时期的（正）产出缺口均低于1%。产出缺口较大且为负的最大问题在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于传统上劳动力市场制度较为僵化的国家，例如日本、法国的负面影响更大。而我国劳动力市场相对较灵活（没有强大的工会，近2.5亿进城务工人员包括大量临时工），由此推断，我国可以承受较大的负的产出缺口。此外，由于我国的央行并不独立于政府，央行以压低经济增长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限制，即更容易屈从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要求。综上可知，大幅度正的产出缺口可能在我国的危害更大。
（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中等收入陷阱”
参照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我国在经历了2 0 多年的高速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历经济增长减速（甚至停滞）时已经达到相对高收入的状态，例如日本、韩国等国;但也有许多在到达中等收入水平时经济增长就基本停滞了，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巴西、阿根廷等国。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属于中高速增长，这并不意味我国必然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若未能有相关政策措施出台来驱动潜在GDP持续增长，我国经济在某一阶段陷入停滞也并非不可能。
中等收入陷阱一般发生在一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本国产业升级未跟上的情况下。当低收入国家的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等低生产率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高生产率部门迁移，加上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模仿，一国劳动生产率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然而当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若低于工资增长速度，则会导致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该国竞争优势的下降，经济体可能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将工厂从中国转移到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来看，我国当下确实在经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阶段。当我国的低端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的优势逐步减弱，若产业升级未能及时实现，我国也可能面临缺乏新的增长点的困难时期。根据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及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关政策法律的颁布有助于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在鼓励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例如保护知识产权、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政府通过“稳增长”的政策力图缩小短期内的产出缺口;而“调结构”和“促改革”则是中长期内推动我国潜在GDP持续增长的必要途径，否则我国也可能在某一阶段面临经济增长停滞的风险。从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结构改革的核心是提高生产效率、人力资本和资本使用效率。这需要政府出台政策法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过多的行政管制，使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更为有效。这样才能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优胜劣汰提高生产率水平。
注释：
①Anand， Cheng， Rehman，and Zhang（2014）。
②人力资本一般是以人均接受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级教育的年份加权平均所得。
③我国53%，发达国家超过70%。
④除了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资本使用效率的增加也是影响因素，但两者所占比重较小。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J] .中国市场，2012（50）.
[2] 蔡P.从人口学视角论中国经济减速问题[J] .中国市场，2013（7）.
[3]Anand， Rahul ， Cheng， Kevin C. ， Rehman， Sidra，Zhang Longmei （2014）[R].Potential Growth in Emerging Asia.IMF working paper.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4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就业形势；政策创新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4-0001-02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说明在当前形势下经济发展不仅要考虑到国内的风险问题，还需要考虑到国际风险问题。自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已经逐渐成熟，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内部结构也累积了许多的问题，比如有许多企业以消耗大量资源，以及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不仅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还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及资源短缺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2014年，中央在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要进入“新常态”，不能一味地追求高速发展，要稳扎稳打，巩固经济发展基础，经济发展模式也从传统的粗放型高速发展转变为质量型效率发展。中央号召我国经济发展要符合新常态，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转变为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不会通过强制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等手段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而经过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正面临着经济下行的问题，许多产业生产成本都显著提高，再加上国际贸易风险增大、资源紧缺、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变化等问题，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必须要及时创新就业政策，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一、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的就业形势变化
（一）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就业岗位也相对减少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不再一味地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注重发展的质量，从原有的高速发展转变为中高速发展，经济发展速度略有放慢。而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动力发生了变化，过去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就是大量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只要有了这一基本条件，再加上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及新管理模式的应用，就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而近年来，我国出现经济下行问题，原材料的采购成本以及土地开发成本都大大提高，再加上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产业发展的优势已经不那么明显。人口老龄化问题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总劳动人口的减少，伴随而来的就是劳动力成本的整体上升。这样一来，许多产业就会逐渐向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区域转移，使得某些地区发展速度迅速加快，而某些地区由于缺乏核心产业，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渐缓。而经济发展速度快，产业规模也就越大，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就越多，所以就业率也会随之上升；反之，如果经济发展缓慢，产业规模扩展速度也就放慢，就业岗位数量增加得比较少，无法满足大量就业人员的需求，使得社会就业率偏低。因此，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是影响就业率的最主要因素，如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得不到保障，社会的就业形势也会不断变化，就业率时高时低，不能保持平稳的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略有放慢，这就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略有降低，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就会减少，所以就业人员就会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1]。
（二）产业结构调整，失业率上升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开始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虽然可以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合理分配资源，为更多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许多结构性问题开始逐渐凸显，比如“结构性失业”等。当经济结构问题与就业问题相互融合时，结构性失业问题就会表现得愈加明显，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首先，我国第二产业开始转型，工业发展从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转化为节能环保型、高效高质型，许多传统的重工业需求量降低，其投资、利润、销售额等都开始回落，企业内部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甚至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一大批无法适应当前结构调整的企业破产或者被合并，就业岗位数量瞬间减少，许多从业人员纷纷失业下岗。其次，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资源大量消耗，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源短缺的问题，再加上发展过程中某些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甚至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在资源环境限制以及周围居民要求的双重压力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而产业结构调整则必然会造成部分结构性失业，增加社会的失业率。
（三）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化，专业人才缺乏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各大生产要素条件来发展经济，发展效率比较低。但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生了变化，传统经济模式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条件，而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技术的创新；过去主要是靠刺激消费、加大投资等直接手段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是依靠产业结构调整、生产要素优化等方式促进经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市场自我调节能力越来越强，政府在市场当中的调控作用也逐渐减小，所以市场对就业人员的需求主要是由市场当中的产业结构决定。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对高素质人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会大大增加。而当前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且缺乏专业技术性人才，使得许多企业的技术性岗位空缺，同时还有一大批普通劳动者找不到工作，出现“结构性失业”[2]。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影响就业的主要题
（一）劳动力供求不平衡
劳动力供求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务农人员向城镇转移。随着我国城市建设不断完善，许多农村务农人员发现了城市就业的前景，纷纷开始向城市转移，城市劳动人口迅速增加。而城市发展显然还没有适应这批农业人口的突然涌入，就业岗位设置并不能满足这些务工人员的需求，使得劳动力供大于求。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就业岗位增加速度比较缓慢，跟不上毕业生增加的速度，所以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就业问题最为严重的群体，再加上务农人员的涌入，基层劳动力几乎已经接近饱和，所以大学生就业困难这一问题将愈加严重。
（二）劳动力综合素质较低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发生变化，技术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所以企业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为发展的基础。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最低就业年龄仅为16岁，这就意味着只需要初中毕业的文凭就可以直接就业。而这些综合素质较低的劳动人员通常只能从事最基本的工作，无法满足企业技术创新的要求，造成企业人才的“结构性紧缺”。
（三）失业后得不到保障
失业问题一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劳动人员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会逐渐产生挫败感，从而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再加上家庭困难等直接因素的影响，很可能引发犯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就有一项失业保险。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失业保险投保率很低，这就导致失业人员无法得到基本保障，社会稳定性受到影响[3]。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就业政策的创新方式
（一）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合理分配劳动力
充分利用市场调节作用，合理分配劳动资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发掘新的投资项目。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种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产业，比如互联网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这些类型的产业出现的时间还比较短，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主要善于发掘，定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创业。自主创业难度比较大，但是一旦成功，不仅可以为自己带来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可以为社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所以，政府应该鼓励自主创业，并给予自主创业人员政策优惠[4]。
（二）政府发挥职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政府要发挥职能，通过对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首先，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给予企业优惠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其次，鼓励企业投资，扩展企业规模，提高企业对劳动人员的需求量；最后，重视素质教育，提高劳动人员综合素质，使其能够满足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的要求[5]。
（三）加强失业救助，降低失业风险
解决失业问题是就业政策的关键所在。首先，要建立起失业监测机制，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失业进行预警，政府提前准备好对策应对失业问题；其次，加强失业救助，要求各企业员工积极购买失业保险，从而使失业救助能够落到实处，降低社会风险；最后，扩大失业救助的范围[6]。目前，我国的失业保险主要是针对企业就业人员，而个体户、务农人员等都在失业救助范围之外，所以必须要完善失业救助体制，使这些人员也可以享受到失业保险的福利。
四、结语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动力以及产业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有的就业政策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要对就业政策进行改革，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双重作用下，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提高社会发展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陈丽萍.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的改变及政策创新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6，（8）：136-139.
[2] 方行明，韩晓娜.劳动力供求形势转折之下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J].人口学刊，2013，（2）：60-70.
[3] 李光红，亓晓庆.嬗变、现状与趋势：大学生就业形势跟踪调研（1982―2012）[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64-70.
[4] 薛A.我国就业政策的沿革、困境与导向[J].江西社会科学，2011，（10）：217-222.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5
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劳动经济学；劳动者；劳动力；最低工资；劳动动机
一、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学术定义和研究范畴
劳动社会学(labor sociology)是研究劳动者及其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以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劳动社会，也叫产业社会。
劳动社会学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起步较早。8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社会学研究活跃起来，以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最为著名。劳动社会学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劳动者群体行为规律，了解劳动组织的运行规律和劳动制度的发展变迁规律，提高劳动管理的科学性，有效解决劳工问题。
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研究活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
劳动经济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的劳工问题。我国建国后，苏联的劳动经济学传入并发展，研究内容包括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劳动力的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工资、劳动保险中的经济问题、劳动效率。
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联系密切，二者都研究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劳动制度等问题，但研究角度不同。下文将从人、最低工资、劳动动机三个方面说明两个学科的不同视角。
二、关于人的不同视角
劳动社会学把人看作劳动者，关心的是劳动者行为的社会效益，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诸如职业声望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劳动者的心理状态对工资决策的影响，人际关系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等，其目的是使劳动社会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
劳动社会学把人看成“社会人”，认为人都是乐于工作的，经济报酬并不是影响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首要因素，人们会主动承担责任。一个普通的社会人要想变成一个合格的劳动者需要进行劳动者社会化，在劳动者社会化过程中，劳动者要训练并掌握劳动技能，学习组织的劳动规范和制度，与其他劳动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认同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劳动者社会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以通过培训完成，其中认同企业价值观标志着劳动者社会化任务的完成。
劳动经济学把人看作劳动力，关心的是劳动者行为的经济效益，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诸如劳动力配置与流动的规律，劳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等，其目的通过生产要素的最合理配置获得最大的价值产出。
劳动经济学把人看成“经济人”，认为人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报酬，人们喜欢逃避责任，安于现状。劳动力和资本一样被作为生产要素，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成本的一部分，企业要通过劳动力和资本的最合理配置来达到成本最小化，实现最大的价值产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被作为商品可以买卖，劳动力的价格就是工资，并且工资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三、关于最低工资的不同视角
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工资的最低限额，能够制止企业过分压低工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保证企业员工至少获得某一数额的工资，满足其自身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改善员工生活，同时还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最低工资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本地区消费水平、物价水平、平均工资、劳动力供求状况、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最低工资标准也要相应调整。
从劳动经济学来看，实行最低工资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果某部门实行了最低工资，其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劳动力需求减少，由此产生的多余劳动力增加了未实行最低工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压低未实行最低工资部门的工资，劳动力只能选择接受低工资到未实行最低工资的部门就业或者陷入失业状态。如果立法强制所有的部门都实行最低工资，那么整个社会的失业率将会上升。
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既要根据公平原则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保护劳动者权益，又要顾及企业的成本增加和对就业产生的消极影响。
四、关于劳动动机的不同视角
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人们进行劳动的动机包括社会动机、成就动机和接触动机。社会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发挥自己的价值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反映了劳动者希望得到社会认同的愿望。成就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在劳动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脑力和体力，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取得职业进步，反映了劳动者自我肯定的需要。接触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参加组织活动，在劳动过程中与人合作，反映了劳动者希望得到组织所提供的保护的需要。
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人们进行劳动的动机主要是物质报酬的动机。人们从事劳动是为了获得报酬来维持自身的生存，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物质报酬主要体现为工资、资金、津贴等形式。报酬被雇主和雇员共同接受，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标准，工作绩效高则报酬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者自我肯定的需要。另外，由于绝大多数企业中报酬的高低与职位的高低相挂钩，报酬也反映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因此追求高报酬可以作为职业进步的一个解释。
现代企业对员工的激励往往综合考虑了这几种动机，促使员工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例如绩效管理主要从报酬动机的角度进行激励，岗位轮换制、矩阵制组织结构则是从成就动机和接触动机起到激励作用。
参考文献
[1]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1.
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6
一、2000年以来劳动力供给背景
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趋于深入，传统制造业岗位消失和服务业岗位增长。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常迅猛，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从一产和二产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能满足这些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使得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就业弹性逐渐下降，结构性失业加剧。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必然存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事实上，局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 2003年春季开始，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随后，这种现象开始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部分内陆省份蔓延，所涉及的对象也从技术工人逐渐波及普通工人。2016年以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将会加剧。
从人口结构来看，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事实上，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惯性的变量，2016年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只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如果按照现行的人口政策和预计的经济增长量和经济增长方式，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矛盾将愈演愈烈，到2020年劳动力缺口将超过2000万。
二、劳动力供给现状与问题
我国2000年以来，第一产业GDP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15. 10%下降至2008年的11. 3%；第二产业GDP比重有所回升，从2000年的45. 9%上升到2008年的48. 6%；第三产业GDP比重基本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我国2010-2050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齐明珠）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GDP比重为50.5%，第二产业比重仅有40%左右，在"十三五"开局之际，第一次占GDP比重过半，体现了第三产业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难发现，在"十二五"期间，第二产业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东北老工业区的衰退可见一斑，如何重建东北工业区也是解决东北地区劳动力供给正在眼前的难题。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在三个产业中的分布情况正逐步向中等发达国家靠近。从三个产业的比重走向，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在这三个产业中间的流动与分布情况。2000年以来，劳动力主要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流动，且第二产业，从事工业劳动的劳动力占多数，但这一情况将在"十三五"开局之后转变，未来，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将占多数。
2015年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让我们把目光又一次落到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上。事实上，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生育率是影响人口结构的决定性因素，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下降为1.18。虽然人口普查有误差的存在，但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生育率极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15年达到顶峰，即73%，但从2016年开始，将急剧下滑。
三、2000年以来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原因分析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总体呈现平稳化趋势。随着我国加入WTO，我们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以1995年为界，进入了平稳时一期。从数据上看，2000年到2013年这13年间，大多数年份的经济波动幅度不超过两个百分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下调，2008年GDP增长率为9.6% ，2009年GDP增长率为9.2%，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经济借此走出了谷底。到2010年GDP增长率达到了10.4%。但政府的财政刺激只能在短期内有效，到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 2013年GDP增长率为7.7%，2014年GDP增长率7.4%，2015年GDP增长率6.9%，形成了"新常态"。正是在这样经济下滑的趋势下，劳动力需求逐渐减少，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逐渐变高。"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形式更加严峻，GDP增长率将依旧徘徊在6%左右，如何在安排我国产业结构，产业升级，地区转移等，将是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
2000年以来，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重功利和重才能越来越成为主流价值观，世俗性的价值观逐渐取想主义的价值观。在薪酬制度上我们就能够发现，人们越来越重视物质激励，对于广义薪酬中的精神激励等不很在意，这对企业的管理的转变也产生了影响。
在性别观念上，整个社会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家庭抛弃了"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逐渐升高。部分职业在男女性面前都是一视同仁，但仍然有一些职业存在无法避免的性别歧视。
在教育观上，随着我国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普遍接受教育对于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性。尤其近几年以来，研究生扩招，海外留学人数激增，职业培训事业蓬勃发展，教育的多样化形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接受。
四、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可行对策
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应对未来劳动力不足，争取我国劳动力的总量供给将在本世纪中页结束下降趋势并缓慢回升，生育率上升会缓解劳动力老化趋势，则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总量和结构矛盾将会有所缓解。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仅能有效缓解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更可以有效缓解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抚养比过重问题，也有利于社会和谐。
一方面，就业部门应该从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吸引劳动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水平的提升将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灵活调整退休年龄的政策，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完善。
参考文献：
高铁梅，范晓非：《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与供求拐点》，《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
王远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D]
齐明珠：《我国2010 -2050年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人口研究》2010年第5期。
陈泓霖：《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形成机理分析》[D]
江涛：《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述评与思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3卷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