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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范文1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 ; 内外失衡 ; 通货膨胀 ; 供给管理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陈诗一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正确考虑环境约束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不（正确）考虑环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来中国实行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工业绿色生产率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并达到顶峰，且重工业生产率、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首次全面超过轻工业，初步彰显环境政策绿色革命成效。虽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膨胀暂时恶化了工业生产率，但基于国家对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高度战略重视，中国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为期不远。[33]
宏观经济研究范文2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0）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宏观经济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理论，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和增长与发展理论，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对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但由于我国学者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颇多，且各子部分交叉关联度较高.所以本文以梳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为重点.
关键词 ：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增长与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4-0157-03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背景
经济理论是人们对于一种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制度和规律的探索.对规律的探索成果，又反过来应用于实践生活中，指导经济更好的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经济的追寻，另一方面是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强民富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生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其内涵是：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取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制度和规律的探讨.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突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悖的教条，不改变国家的政体，市场经济只是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体现“中国特色”.一是分析思路，是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主要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对经济学的选择性的继承与突破性的发展.是经济理论批判式的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它也是经济学的分支，在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过程中，强调制度与结构的调整，认可经济快速发展中的非均衡，且宏观经济控制上强调有扩有收的中庸之道.二是政策方案上，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政府在经济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起着主导作用，在渐进化的指导思路下，制度的政策具有明显的导向，且追求多目标的协调适度.三是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强调公平正义的取向，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发展.同时，对于计划经济不足之处，进行了不断反思，确立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经济指导思想.
2 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理论
国内学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解，多是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在参考凯恩斯或新古典的框架下，来进行相关的研究.注重从国情出发，把真实发生在中国的经济事件，进行整理分类，形成典型化事实，再到一般理论模型的研究轨迹.[1]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宏观经济调控本身的比较分析研究.其比较所得出的差异在于，中国的宏观调控，多是结构性调节，包括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同时，宏观调控还具有多目标性，认为宏观调控中要兼顾稳定、发展与平等.[2]在实际的调控中，要有保有压，压长补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而近期的相关理论的研究中，更加明确的提出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取向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3]以扩大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就业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部署安排，[4]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人的发展，把控全局，立足于中长期的稳定发展的格局.
中国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主流理论体系中难以见到的宏观经济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更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规律.中国社会因其特殊性，存在在巨大的包容性，因此会出现很多在主流经济理论中，难以见到的经济规律.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国际收支中的“双顺差”的出现研究，认为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创汇经济”中所形成的.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一直鼓励出口，甚至为了鼓励更多的企业进行出口，产生了出口退税的政策.使得中国的出口大幅提升，进口则相应的减少了.进而出来独具中国特色的“双顺差”现象，且持续时间较长.从公共品供求来分析中国对全球公共品的需求特点和供给能力，认为中国需发挥大国的作用，提高对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5]这样使得中国的出口不断的增加，但是也存在的问题，就是出口到国外的公共产品，多是缺少技术含量的，使得中国成为了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廉价市场.从国内经济的角度来看，产能过剩的研究中，认为其是由地区政府扭曲市场机制而造成的.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过度投资，是得资源浪费严重，很多投资和收入是不成正比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是选择继续投资，造成产能进一步的过剩.
2.1 财政理论
自1993年中央提出分税制改革后，分税制改革确立了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基本模式.学术界根据对前期试点情况的归纳总结和比较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国内经济研究有着较强的导向性，同时也认为分税制是建国以来规模范围最大的一次制度创新.[6]但其也存在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对称的现象，权责不明确的现象，政府层级过多，财政支出标准决策过度集中与规则絮乱并存的问题.[7]同时，地方政府也存在的财政困难，如地方债务的问题，地方政府权力争夺等.但不管怎样，中央政府最终都要为地方财政风险，承担最终的责任.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虽然在税收来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进行自主控制.但是对对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的承担者还是中央政府.在分税制种种不足之下，有相关学者认为要对财政制度进行全局性的优化设计，[8]并进行渐进性的改革，实现财政民主化的建设.[9]
财政分权与公共财政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财政分权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分权竞争使得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与人民福利的目标相统一，利于改革的有效推进，加速中国市场现代化的进程，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加剧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公共财政对应于市场经济，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调节收入分配.国内学者，更加倾向于支持制度性公共品的概念的研究，认为稳定经济的内容也是公共财政之一，[10]强调提供公共财政的多目标性协调性和顺序性.
2.2 金融理论
在对于金融理论的研究中，学术界更关注于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怎样的金融结构，才适合我国宏观经济的要求，不同的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把其它的专业性银行改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进而建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级体系.[11]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应在建立金融结构之前，要对银行的呆账进行处理.[12]在中国金融结构改进上，由于政府起着主导作用，故其一直都存在着滞后性的问题，而此将会带来更大风险的积累.[13]且政府的金融调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允许并接受金融市场的某种非均衡，进而有学者提出，金融制度应向市场配置转型，渐进性的将利率市场化.[14]
直接市场金融与证券市场发展方面，在我国直接融资的比例一直是较低的.有的学者认为直接融资可以有效的分散于控制金融风险，利于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也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15]但也有可能造成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和功能的失衡.[16]证券市场是虚拟经济的代表之一，它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虚拟资产价值的积累，但虚拟资产与所对应的事物资产的价值却越发脱离.特别是在经历2008年次贷危机后，学者认为虚拟价值的存在，需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创新，完善金融体制.
2.3 增长与发展理论
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着一种非均衡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要素与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的事实，已被国内学者普遍的认同.但是有学者认为目前投资过度，并带来了投资效益恶化的效果，[17]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靠资本投入来引进技术，可能会导致结构性的失衡，过度依赖于进口技术，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甚至有学者察觉到我国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存在着“反效率配置”.总之，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非均衡”也凸显得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作用，即投资推动型增长，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引致劳动力结构转化，可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据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2007）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则是在赶超阶段利用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赶超快速发展.二则是中国正处于从低价的工业化向高成本的城市化的转向过程中.也正是在这种转向的过程中，工业化解决了“吃、穿、用”之后，那剩下的“住、行、学”则应由城镇化来解决.[18]总体上来看，中国现处于发展转变的阶段，即转型升级阶段，存在着四个中国化的特征，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强调政府的控制性、强调多目标的协调性和强调公平取向的落实性.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技术不断创新与发展，而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则依赖与制度的创新.[19]两着相互促进，但制度创新时根本.强调政府的控制性上，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资产与政策导向，会促进某一行业或领域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扶持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其又好又快的发展.强调多目标的协调性，主要体现在统筹兼顾上，既要经济快速的发展，也要自然环境得以保护.在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需要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的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相统一.[19]强调公平取向的落实性，主要体现为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落实好收入再分配的公平.为促进就业稳定，就需要落实就业与公平的相统一.
3 结语
本文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进行了相关的梳理分析，通过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理论、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和增长与发展理论四个方面，来进行梳理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多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研究中秉承着中庸的思想，对于在中国出现的极端例子较少的研究，多是从普遍典型事件中进行研究，得出相关的结论.
本文只是粗略地梳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具有不足之处自不必多说.其目的也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概括性的梳理，望更多学者在道路上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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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范文3
【关键词】宏观税负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税收弹性
一、引言
税制优化理论认为，税收在各种刺激供给及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中是积极有效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降低边际税率，这是由于边际税率决定着经济主体的税后净收率，影响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偏好。税制的具体优化模型不尽相同，但以宏观税负优化模型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税负来作为一定意义下的平均税率来研究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宏观税负的数理模型：MTB=T/GDP（MTB为宏观税负T为税收收入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理论上说应当存在一种最优宏观税负实现“宏观税负―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从西方税负研究看，税收规模存在一个适度的界限。Scully（1991）对103个国家160-1980年总税收和各种税收占GDP比重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税收占GDP的比重不超过19.3%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最大化；宏观税负大于45%时，经济增长率倾向于0，随后是负增长。基思・马斯顿（1983）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1国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其发现：那些在效率税制下，使公民承担较低税负的国家要比高税负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较快。因此宏观税负不宜过高，否则对经济增长将有较大的抑制作用。但如果考虑到以税收收入安排的财政支出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某种正效应，那么存在一个使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税率。
宏观税负反映政府经济规模的大小及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和程度，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税负是不同的，那么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存在？我省目前还是否存在对税负的改进空间？空间到底有多大？下面通过分析我省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我国的最优宏观税负。
二、理论分析
在明确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前，为便于理论分析首先明确税收收入与GDP是正关系（如图3），GDP规模决定税收规模，GDP结构决定税收结构，这一点在这不做过多说明。
弹性概念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弹性表示一种经济变量对另一种经济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其一般公式为：
弹性系数=因变量的变动比率/自变量的变动比率
①当E=1时，有（T2-T1）/（T2+T1）=（G2-G1）/（G2+G1）故T1G2=T2G1。
即MTB1=T1/G1=T2/G2=MTB2从此可见税收弹性系数为1时，无论经济增长还是衰退宏观税负都保持不变。
②当E>1时，即MTB1=T1/G1
③当ET2/G2=MTB2从此可见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时，宏观税负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宏观税负随着经济衰退而上升。
借助弹性系数作为中间量，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保证国家参与分配新增国民收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使宏观税负适应经济发展，必须保障E>=1；同时也确切知道，判断宏观税负是否过高，或者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税收弹性系数是必须明确的前提条件。
当税收弹性系数大于或等于1时，随着经济发展宏观税负适度上升是有益经济发展，同样经济衰退时宏观税负下降是有利于重振经济。如此我推测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并非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而是正负相关的结合体，是宏观税负的抛物线（如图4）。
当经济发展初步启动时，政府的收入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而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短缺，此时适度提高宏观税负，增加税收以满足公共产品的需求，则提高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成本。如此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总体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此宏观税负的正效应对应为C点左半侧。
但在宏观税负足够高，税收规模已经较大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税负，增加税收，则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递减，当宏观税负越过c点（最佳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在这有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社会产业整体边际利润的上升，抛物线将向右偏移，同时意味着最佳宏观税负水平有一定上升。
这种结论不难理解，可以直观解释如下：从税收筹集角度看，政府向私人部门征税，减少了私人用于投资的可支配资源的同时降低了其收入期望，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例如税率较高和折旧扣除较低，就不鼓励投资或资本存量的净增长。同时，从税收支出角度看，政府的税收又用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因为界定和保护了产权，矫正了外部性，或者改善了私人部门的投资环境，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进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因此，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从税收筹集方面讲具有抑制私人投资的负激励效应；从税收支出角度看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净效应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相对大小。而这两种影响力都是税收规模的函数，但经济增长不是税收的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函数。这种单调关系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超过某一点或限度后，税收的影响合力方向将发生逆转。在政府税收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时，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此时适度提高宏观税负，增加税收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成本（负激励效应）。而且，这时征税的收入效应一般大于替代效应，即征税使投资的收益降低，而投资者要维持相同的净收入，必须增加投资数量。因此，适当扩大税收占GDP比重，总体上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在宏观税负已经足够高，税收规模和成本已偏大时，再增加税收，由于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增税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正效应，将不能弥补税收的边际成本。而且，税收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从而负效应占主导，继续提高税收占GDP比重，总体上将不利于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需要特别明确指出的是最优宏观税负，作为税收影响合力方向的拐点是会动态呈现的，具有时空特性，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最佳税率，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社会产业整体边际利润的上升，经济体的最佳税率会有一定上升的空间。
三、实证分析
鉴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指标主要有GDP、税收。本文根据湖南省2001～2011年税收收入与GDP的发展情况，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量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湖南省2001～2011年税收收入与GDP增长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湖南地方经济发展迅速，全省GDP总量从2001年的3831.90亿增长到2011年的19669.56亿，年平均增长16.97%；同时湖南税收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11年达到了1877.75亿，增长率由9.11%一度达到29.97%，年平均增长19.65%。GDP总量和税收收入不断平稳上升，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虽在绝大多年份，税收增长高于GDP增长，但可以明显发现湖南的宏观税负保持稳中有升，2001～2011年宏观税负极差在不考虑通胀的情况下也仅为1.57%。尽管个别年份受局部或偶然因素的影响，我省税收经济弹性系数出现一定程度的快速下行，但我省税收与经济之间的依存度将会保持趋强的态势，税收经济弹性系数将相对稳定地回归至合理区间。
运用Eviews计量经济学软件，在对2001～2011湖南税收与GDP增长情况对比表进行回归分析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有如下统计结果（见图1、图2）。
X1为宏观税负，Y为GDP增长率。图1显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性，并且湖南在现阶段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以正相关联系存在。
OLS估计出的模型：
Y=-67.49783757+9.26100083*X1（Y为GDP增长率，X1税负）。
R-squared是模型的相关系数，本模型R=0.736851，在模型意义上R越接近1，表明模型拟合的越好，线性关系越显著，R=0.736851说明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相关关系比较显著。
从散点图和OLS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湖南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是以一种正效应存在。说明这些年来湖南宏观税负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正面影响，推动了湖南经济发展。
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的轻税倾向已成趋势，第二产业税负最高，第三产业税负次之。因此，在GDP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增加，经济税源就快于GDP的发展速度，从而税收弹性系数得以提高。从表1可知，2001～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同时意味着湖南税收增速远远超出经济增速，宏观税负将随着产业发展有一定上升空间。
四、结论
分析至此，对我省税收与经济依存状况及其原因就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解和把握。以此为出发点，结合我省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发展目标，可对我省现行宏观税负及未来宏观税负趋势进行判断。
最优宏观税负是动态变化的，是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相搭配的，具有鲜明的时空特性。2001～2011年我省税负与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显著，当前湖南税负水平与湖南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是适度和必要的。（1）从税收弹性系数看，2001～2007和2010～2011年弹性系数保持在1.20左右，2008～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弹性系数一度低于1，但随后回升；（2）从宏观税负分析来看，宏观税负随经济发展稳中有升，且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3）从长期看，湖南宏观税负水平将有一个长期的上升阶段。一方面，当前宏观税负水平处于税负的拐点的左侧，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税的边际成本，同时湖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平均增速达到16.97%，为一个国家保证国家参与分配新增国民收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使宏观税负适应经济发展，必须保障E>1，这意味着宏观税负会相应上升；另一方面，湖南作为农业大省，第一产业在GDP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在我国当前税制下，农业的轻税倾向只会日趋明显，二、三产业的税收贡献越加突出，这样随着一、二、三产业比例变化、宏观税负水平会向二、三产业靠近，这也意味着宏观税负必然有一定上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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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范文4
关键词:适度通货膨胀率;货币供给增长倍数;均衡目标增长率;政策涵义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17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5-043-03
一、我国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率的逻辑推导
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何种阶段,国内学者研究颇多。刘迎秋(2002)得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20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将处于“次高增长阶段”的观点。陈佳贵和黄群慧(2009)得出2005年以后我国整体的工业化进程步入中期后半段的结论。刘迎秋(2009)指出未来10―15年我国经济发展将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后半段向工业现代化迅速过渡的国民经济较高增长阶段的结论。借助钱纳里标准模式,本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向发达经济的初级阶段过渡这一阶段。
确定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的均衡目标增长率是关乎我国经济能否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运用消除趋势法、增长率推算法和生产函数法,得出1978―2002年我国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估算为9.56%,并认为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波动的轴心。刘树成等(2005)运用H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和菲利普斯曲线法也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估算,得出“未来5―8年的中期内,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把握在9%,适度增长区间可把握在8―10%的区间”的结论。沈利生(1999)借鉴克莱因使用的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分析法,通过一定程度的调整和变通,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及其变动趋势做出估计,得出1999―201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1%的结论。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高位运行且波动较小,一般不超过1个百分点。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偏冷、国民就业和福利蒙受较大损失;如果经济增长率超过10%,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资源供给紧张,国民福利也会遭受损害。因此,把9%作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如10―15年)国民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率的轴心符合我国实际,把9%±1%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的目标区间,±1%作为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正常波动范围。
二、与经济均衡目标增长相适应的适度通货膨胀区间
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市场交易过程反映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也反映出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一旦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供求关系的矛盾就会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如果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供给总量不能满足实体经济交易活动总量和结构的需求,不仅无法实现实体经济的交易关系,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的供求关系本身也会发生断裂,或者表现为通货膨胀,或者表现为通货紧缩。
图①。通过对图1的观察,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在曲线BA段区间,曲线斜率较大,通货膨胀率变动较小,而此间经济增幅很大。这表明国民福利的改进程度大于通货膨胀带来的国民损失,存在国民福利的帕累托改进。第二,在曲线的B点左侧和AC段区间,曲线斜率较小,通货膨胀率变动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此间国民福利的改进小于国民福利的损失。第三,在C点之后,曲线斜率为负数,这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国民福利会因此而损失越来越严重。从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改进的角度看,曲线AB区间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政府实施宏观管理和调控的重要目标区间。因为在该区间内,经济增长的通货膨胀代价最小、国民福利改进的程度最大。
由此,我们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来确定上图所示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一般度量通货膨胀率有3个指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为了更加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充分反映同期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以及服务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来代表通货膨胀率,它是用当年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与用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之差得出。为此,我们构建如下理论模型:
GDP-GDP-1=C+GDPD+GDPDe+(t) (1)
其中,GDP代表GDP增长率,GDP-1代表滞后1期的GDP,GDP-GDP-1表示通货膨胀变动导致的GDP增长率的波动,用GDP表示;GDPD代表同期通货膨胀率,GDPDe为同期内预期的GDPD;(t)为随机误差项,代表影响GDP增长率波动的其他因子。
在现实经济中,当期通货膨胀常常是前期通货膨胀的延续,民众对通货膨胀预期是很合理的。假定民众对通货膨胀预期是稳定的,那么本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常常是上期已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即GDPDe=GDPD-1。由此,(1)式可以变换为:
GDP=C+GDPD+GDPD-1+(t)(2)
选取1978―2008年度数据为处理对象,为消除价格波动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对GDP进行指数平滑调整。所有数据来自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借助计量软件Eviews5.0,对1978―2008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做WLS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GDP=0.8198+0.1030GDPD-0.2561GDPD-1(3)
(18.9205)(5.6220) (-13.4455)
该模型各项回归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总体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平稳,即GDP=GDP-1时,且无加速通货膨胀预期实现,即GDPD=GDPD-1时,通过公式(3)可以算出一个GDP平减指数阈值GDPD',大约为5.4%。这个值大致对应图1的A点。介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按照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操作应当留有必要余地的原则,把6%作为我国未来一个较长时期适度通货膨胀的控制上限,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
接下来,我们需要确定图1中B点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即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常理上我们认为零通货膨胀率作为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可能是合适的,但实际上零通货膨胀率在经济运行中并非合理。首先,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难免引发通货紧缩;其次,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导致名义利率过低,使经济在衰退期的货币政策失灵;最后,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零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导致经济衰退期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国外已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伯南克等(1999)通过总结德国、瑞士、瑞典、西班牙、英联邦、加拿大、奥地利、新西兰和伊朗等国家的实际经验,得出这些国家的一般通货膨胀率目标是1%―3%的结论。不同国家由于经济构成、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因而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应该与本国经济运行的实际相关。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年通货膨胀率接近或明显低于2%的年份,我国经济运行波动幅度较大,有些年份甚至陷入经济衰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3%作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适度通货膨胀率的下限符合我国实际。
综合分析,我们得到了一个3%―6%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也就是说,该区间是与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目标9%相适应的通货膨胀区间。
三、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与经济稳定增长
经济增长离不开货币的稳定供给。学术界经常用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指标来分析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货币供给及其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但目前很少有学者研究货币供给及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其实,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就提出了“货币供给增长倍数”,这对研究货币供给及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关系十分重要。
“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由费雪方程推导得出的:
M+V=P+Y (4)
对公式(4)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对时间t求导:
m+v=p+y(5)
得出货币供给增长率是:
m=(p+y)-v (6)
“货币供给增长倍数”也就相应为:
mx/y=p/y+y/y-v/y (7)
式中,M为货币供给,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Y为产出;小写字母分别代表相应指标的增长率,下标x代表货币供给类别,mx/y就是“货币供给增长倍数”。
现阶段,我国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0、M1和M2三个层次:M0代表流通中的现金;M1是M0和活期存款之和;M2是M1与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和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的总和。M1是狭义货币量,M2是广义货币量,M2-M1是准货币。
我们常用M1/M2来衡量货币供给的流动性。这对关于在不同经济增长率下选取哪一种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有着重要意义。M1/M2代表狭义货币供给相对于广义货币供给的比重。当M1/M2的比值趋于增大,即现实用于购买和支付的货币在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比例上升,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增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这表明人们的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增强,经济有趋热的倾向;反之,当M1/M2的比值趋于减小,即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准货币比重上升,货币供给量的流动性减弱,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这表明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信心减弱,经济有趋冷的倾向。
借鉴刘迎秋(2009)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出1978―2008年中国适度的货币供给增长倍数区间(见下表1):
从表1可知,要保证我国经济在未来稳定持续运行,即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的均衡目标增长率时,m1的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1.892,可以得出最优供给增长率为17.0%;m2的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是2.177,可以得出m2的最优供给增长率为19.6%。
四、政策涵义
从适度通货膨胀率区间与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得出:只要经济增长率处于9%这一均衡稳定目标时,即宏观经济实现均衡稳定增长时,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低于或明显低于3%时,此时需要更多的借助政府宏观政策的实施,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高于或明显高于6%时,此时需要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力度,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发展水平;若同时期内的通货膨胀率大体处于3%―6%时,就可以初步认定此间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良好,无需对宏观运行过程实施更多的外部干预,可通过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实现国民经济的更快增长和更大发展。
通过判断M1/M2比值的变化,对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即经济运行总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选取哪一种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折射出M1和M2的宏观景气循环政策信号效应存在差异。大量经验表明,M1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大都是经济波动幅度趋于扩大和景气循环趋于高涨的年份。对应表1的情况,就是当GDP年均增长率为10.0%的情况。这时,应该选择逆向的宏观调控方式,即应更多的用M2的增长倍数来评估当期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高低和总量的多少。此时的货币政策从操作上讲就是要保证M2的增长率是当期GDP增长率的2.059倍。而M2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大都是经济波动幅度趋于收敛和景气循环趋于衰退或者经济景气循环仍未走出低谷的年份。对应表1的情况,就是当GDP年均增长率为8.0%的情况。同上,应该选择逆向的宏观调控方式,即应更多的用M1的增长倍数来评估当期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高低和总量的多少。此时的货币政策从操作上讲就是要保证M1的增长率是当期GDP增长率的2.004倍。
总体来讲,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因素有很多。但从逻辑层面来讲,只有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与我国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相适应的适度通货膨胀率和最优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才可以更好地指导宏观政策的科学选择和有效实施,保证我国经济长期较快增长和持续健康发展。(责任编辑: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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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范文5
Godley的分析方法十分重视对货币金融方面及存量流量关系的分析，其最新发展可归结为存量流量一致模型(stock-flowconsistentmodel，下文简称SFC模型)。简单地说，SFC模型的基本方法表现为：(1)建立宏观经济部门的资产负债矩阵和资金流量表，并保持存量和流量的核算一致性;(2)既考察实物资本、金融资产和负债等存量，也考察国民收人和金融交易等流量，并强调存量流量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建立各个宏观部门的行为方程和核算等式;(3)强调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包括历史时间、过程理性、货币金融方面的重要性和金融不稳定性等，反对主流宏观理论的逻辑时间、理性预期和两分法;(4)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经济实验。
SFC模型方法被认为起源于Copeland(1949)对资金流量账户的创设和分析，即使用四式记账体系(quadruple-entrysystem)试图回答“当国民产出的总支出增加时，这些钱从哪里融资”以及“当国民产出的总支出减少时，那些未花费的钱会去到哪里”等问题，并把经济中的实际流量(商品服务的买卖和转移流量)和金融流量(净借入或借出的资金)整合在一起，从而突破了原有的国民产出与收入核算的研究局限。此后，不少学者对资金流量分析以及存量流量关系进行了研究(Bain,1973;Davis,1987;Patterson&Stephenson，1988;Dawson,1996)。而实现存量流量核算一致性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是Tobin(Backusetal，1980;Tobin，1982)，正如Tobin(1982，p.172)指出的，希克斯的‘IS-LM’版本凯恩斯理论有许多缺陷，他希望描述一个替代框架，以修补IS-LM模型的缺陷。他所建议的框架与标准宏观模型的主要不同点在于：(1)正确考虑时间;(2)追踪存量;(3)多种资产和资产收益率;(4)对金融和货币政策操作建模;(5)瓦尔拉斯法则以及加总约束。这些思想为SFC模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基础，然而Tobin的模型仍存在不少问题。®SFC模型的真正发展应归功于英国新剑桥学派的Godley(Godley&-Cripps,1983;Godley&Lavoie,2007)，®此外也包括一些来自剑桥大学、列维经济研究所(LevyInstituteofBardCollege)和社会研究新学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以Godley为代表的这些经济学家在保持存流量核算一致性的基础上，引入许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比如历史时间、过程理性、货币和银行的关键作用、金融不稳定性等，其所发展的SFC模型，优点在于不仅避免了当前主流宏观经济模型缺乏考虑存量流量核算一致性的问题，同时还能对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性、金融危机等被主流宏观经济理论所忽略或其无法容纳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构建了一个更接近真实经济世界的分析框架。
二、SFC模型的主要特征
本节将重点探讨SFC模型的基本方法，包括存量流量一致性的含义、宏观经济部门的行为假设、历史时间与过程理性的方法论以及对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视等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打算对数量繁多的行为方程和核算方程进行详细分析，®而主要讨论SFC模型的一些主要的方法论和理论假设，以突出SFC模型与主流宏观经济模型在这些方法上的区别。
(―)存置与流置核算一致性
存量流量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经济模型中的存量和流量需保持会计核算上的一致性，即某个部门的资金流人必对应于其他部门的资金流出，亦即资金运用必对应着资金来源，而没有资金核算上的黑洞(blackholes);与此同时，流量会累积起来并影响存量，而存量变动将在随后影响流量，存量和流量之间存在着动态相互影响。存量流量一致性可以通过宏观经济部门的资产负债矩阵和资金流量表(包括国民收入和金融交易)来说明。本文把经济分为家庭、企业、银行和政府四个部门，只考虑封闭经济情形。为简化起见，假设：(1)央行合并到政府部门当中“2)政府债券价格固定为1;(3)居民是企业和银行的股东，因此企业和银行需要向居民分派股利;(4)固定资本没有折旧。此外，表中所有变量均为名义变量，表明的是货币量值的宏观变量。
而在企业部门内部，其资产是资本品PK，负债是贷款L，后者对应的是银行的资产;此外，政府部门的负债是政府债券和高能货币，其中政府债券发行总量为B，而央行以高能货币H购买政府债券Bcb。该表最后一行表示各个部门当期的净资产，其中最后一项表示整个经济体加总的净资产是有形固定资产PK。
描述的是各个宏观经济部门实物交易的资金流量，反映了国民生产活动中的收入分配(工资、税收、利息等)和支出(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其中，企业部门区分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以用于核算固定资产投资，即出售资本品的企业的经常账户获得收入PAK,而购买资本品的企业的资本账户则形成相应价值的新增固定资产，由于该项目是在企业部门内部进行交易，因此加总为零。企业和银行均向居民分配利润。政府部门的收人为税收T,而支出则包括政府支出G和债券利息rbt-1Bt-1。
反映了每个部门用各自的储蓄进行金融资产交易，比如家庭用储蓄投资于银行存款和股票;而企业则利用未分配利润和银行贷款为资本品生产进行融资。各部门的“加总”一项为零，反映的是各个部门用于金融交易的预算约束。该表最后一行是每个部门期末的净资产，其考虑了存量资产价格变动的影响。其中家庭的期末净资产即为当期储蓄加上因价格股票导致的股票存量价值变动;企业的净资产则是未分配利润加上资本品价值变动(ApKt-1)，再减去因价格股票导致的股票存量价值变动(ApeEt-1);政府的净资产为SAVg;而银行净资产假设为零。最后一行的最后一项是一个核算等式，整个经济的期末的净资产变动量等于总储蓄最后一列各项为零，意味着每个部门的资金流入必对应于其他部门的资金流出。表2最后一行表示的是每个部门当期的储蓄(或负储蓄)，其中企业的储蓄是未分配利润Fu。而为了简化，这里假定银行部门的储蓄为零(即净利润为零)。每个部门的列加总体现的是各个部门用于实物交易的预算约束。
SAV加上固定资产价值变动ApKt-1。需要指出，SFC方法在建模时考虑了资产价值重估的影响，即包含了资本利得(capitalgains)，它是各个部门期末净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表3最后一行企业部门的期末净资产中的ApKt-1和ApeEt-1。
宏观经济研究范文6
关键词：金融市场；宏观经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6―0118―0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中国股票市场自从建立以来，经历多次大起大落。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曾经在2007年10月16日迎来历史最高点，随后逐渐震荡下滑且震荡频繁。一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波动较大，这意味着风险较高，而高风险需要高收益来补偿。可以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具有波动大、风险高等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则以平稳的速度逐渐增长，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能否很好地解释股票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是如何相互影响？如果以系统性的角度看待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这个系统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本文以上述几个问题为线索，对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
以往，许多国外学者从理论研究到经验论证，或是从实证计量到规范分析，针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展开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将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进而研究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问题。Fama（1990）用美国股票市场股票 1953 年～1987 年间月收益率、季度收益率以及年收益率研究了收益率和未来的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高度相关，并且从长期来看股票收益率的波动受未来的经济运行状况影响。Hamilton（1996）则提出了双变量的状态转移模型，从模型角度假设存在一个潜在的单变量（描述经济运行状态的变量），这个单变量可以决定经济增长率与股票波动性，研究结果发现总体的经济变量有助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预测。Harris（1997）根据更多数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上述关系分别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非常弱。
国内学者展开相关研究稍晚，其中赵振全、张宇（2003）基于多元回归和 VAR 模型系统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他们的研究指出，相同时期两者具有较弱的关联，宏观经济波动解释股票市场波动的能力也较弱。与此同时，股票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测能力弱于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预测能力。而丁志卿等（2008）从非政策视角从理论上研究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进而分析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性，并总结宏观经济向股票市场传导失败的原因。学者李政（2009）经研究认为，中国股票收益率与宏观经济走势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不能通过中国股票市场有效预测宏观经济发展势态。
本文将根据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选取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构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参考以往学者研究方式，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关联性和变迁轨迹，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二、MSIH（M）-VAR（p）的模型构建
在此，我们对MSIH（M）-VAR（p）模型进行简要介绍。首先考虑一个最基本的线性k维p阶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yt=v+A1yt-1+…+Apyt-p+ut（1）
其中，yt=（y1t，…ykt）′代表k维的内生变量向量，t=1，…，T，v代表截距项，ut～ND（0，）误差项，假设误差项ut服从正态分布，则ut～NID（0，）。然而，当向量yt中具有“结构性突变”的非线性特征时，方程（1）所示的线性VAR（p）模型将无法准确刻画时间序列中存在的非线性特征。鉴于此，我们在上述线性VAR（p）模型中考虑非线性的“区制转移”特征。具体而言，假设向量yt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类参数依赖于不可观测的离散变量st，其中，st∈{1，…，M}，即st代表M种不同的区制。并且，st服从不可约的、遍历M种区制的马尔科夫过程，其转移概率pij=Pr（st+1=j|st=i），Mj=1Pij=1，i，j∈{1，…，M}。
如果在方程（1）所涵括的截距项v以及误差项ut里的异方差中均引入区制变量st，则能够构建MSIH（M）-VAR（p）模型：
yt=v（st）+A1yt-1+…+Apyt-p+ut，ut～NID（0，（st））（2）
其中，V（st）=Vt，t∈（1，…，M），（st）=στ，τ∈{1，…，M}。在本文中，向量yt的维数2，即yt=（sci，gdpt）′，scit和gdpt分别代表股票指数和GDP增长率的时间序列。经过数据处理后，确定了模型的VAR 阶数为 1阶，根据检验选择的模型是MSIH（2）-VAR（1），即“两区制”滞后1阶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最终在该模型基础上构成了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并依据系统总体增长速度划分为“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和“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
三、实证分析
GDP增长速度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也是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而经济增长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上比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非常具有代表性。长期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上并没有编制统一的能反映股市整体运行状况和总体趋势的股票价格指数。但是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很高。因此，本文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上证综合收盘指数季度数据刻画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征，并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数据刻画了宏观经济运行轨迹。并且得到了“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划分及平滑概率均值、“两区制”马尔科夫区转移概率矩阵以及区制属性和模型各参数的估计结果。
为了深入了解“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运用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了中国股票指数序列与GDP增长率序列的时间变化路径。具体表现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期间，GDP增长率无较大波动，保持在0.15上下至0.05左右的区间内，而2007年～2009年，GDP增长率先快速上涨，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最大值，随后急剧下降，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最低点0.0533。少量上涨后GDP增长率在2010年和2011年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2012年～2014年则在较低的增长率水平下保持稳定。中国股票市场则在2001年～2007年间处于上下小幅度震荡。其后，在2007年～2009年，先是大幅度上涨，接着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大受打击，中国股票指数也剧烈下降。2009年后，虽然有小幅爬坡，但整体依旧呈持续走低趋势。统计数据显示，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内的“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具体而言，在2004年第一季度至2008 年第四季度以及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期间，系统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其他时段则均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此外，我们发现无论是处于“低速增长”状态还是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描绘“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率高低的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的预警功能相对完善。统计数据显示两个区制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股票与经济”系统维持“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的概率为0.9218， 呈现出较高的稳定性。维持“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的概率为0.9183，略小于低速增长状态的维持概率（0.9218～0.9183）。对比两种状态下的维持概率，显然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系统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817、低速增长区制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782，这说明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参数回归结果较好。股票指数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的方差（1.895899），显著低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5.016926）。而GDP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GDP的方差（0.026688）显著高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0.009910）。我们可以看出，当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通常存在较大波动性与较大不确定性，而在股票指数增长率较低时，稳定性更好；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较小，在GDP增长率较低水平下，则存在波动性较大、不确定性较大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综合来看，基于“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而得到的平滑概率值计算结果进一步印证出，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及中国宏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股票指数序列和GDP 增长率序实发生着显著的状态变迁，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整体在“低速增长”状态和“高速增长”状态之间不断转换。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这十余年间，回顾中国金融市场开拓历程、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每次“股票与经济”系统结构突变所处的背景以及其中的缘由。2001年～2003年，中国金融市场政策在由规范发展向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股票市场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同时经济增长也产生投资过快、通胀压力加大等系列问题。2004年伊始，伴随着银行信贷制度的逐渐完善，房地产市场以更加充沛的力量崛起，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情况好转，爬升至“高速增长状态”。而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和影响，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泥泞之中，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国宏观经济更是面临着严峻挑战，一直到2010年第四季度，“股票与经济”系统一直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可见，“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转变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晴雨变换，证实了两者在同一系统内呈同步变化趋势，我们需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角度窥见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变化的关键时点，为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有力帮助。
四、结论
本文采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数据，根据非线性的Markov区制转换VAR模型，构成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该系统存在两个区制，区制一为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低速增长阶段，区制二为GDP增长率和股票指数高速增长阶段，基于以上内容展开了分析金融市场同宏观经济的关联性。总体上讲，“股票与经济”系统的两个增长区制在概率分布、持续期、波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具体结果如下：
1.“股票与经济”系统能够较为贴切地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动态。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
2.无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或是 “高速增长”状态，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预警功能相对完善。
3.风险与波动方面，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所显示的情况不同，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存在较大波动性，而GDP增长率则相反，在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存在较小波动性。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4.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低速增区制的维持概率稍高于高速增长区制的维持概率，高速增长区制到低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高于低速增长区制到高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这说明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并且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
综上，保持股票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要，同时，中国经济环境受到冲击后的恢复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一方面相关监管机构应审时度势，准确判断中国股市所处的区制状态及其波动性特征，利用经济政策手段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当金融市场显露出较强的下滑趋势时，应该及时积极地采取宏观调控，缓解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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