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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1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转移条件；农业技术；资本积累
一、引言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使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也使非农部门劳动力增长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理论逻辑和发展现实都表明，对于贫穷的发展中经济来说，要实现经济发展，首要的是要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但是，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大量涌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如农村空巢家庭越来越多，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得不到保障；农业劳动力在城市地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城市社会治安问题不断等等。一方面，在农业劳动力转出的同时，农业部门生产能力有所下降，导致农产品供应不足；另一方面，非农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以致农业劳动力虽然已经转出，但却没有有效转入。由此可见，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不能是盲目的，而是要在一定条件基础上进行。在一个封闭经济体内这个条件也相应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部门要在农业劳动力转出之后仍有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确保农产品供应；二是非农部门对转入的农业劳动力要保持相应的吸纳能力，使农业劳动力能有效地转移。
陈宗胜等人（2004）在一个内生农业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中，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问题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研究，认为要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保证农业产出供给，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至少要达到一个最低限度。但是，由于该模型侧重于分析“东亚奇迹”的动因，因此对这一问题没有继续做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没有具体分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非农部门的要求。
本文借鉴陈宗胜等人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简单模型，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前提条件在农业部门是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给，在非农部门是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同时保证对转入劳动力的吸收，并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自身的生产函数出发，研究在这些前提下，两部门的关键生产要素应满足的条件。
二、模型建立
（一）假设条件
第一，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
第二，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1=Rα[（1-λ）K]β（A1L1）1-α-β，（0
第三，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2=（λK）γ（AL2）1-γ。其中，0
第四，总人口L=L1+L2，L的增长率n为常数，全部人口等于全部劳动力。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消费，对农业产出的需求取决于总人口和人均消费需求d1，即D1=L・d1。非农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再投入到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中。
（二）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
1、农业部门
农业产出的增长要满足全部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根据农业部门产出函数可得农业产出的增长率，由农产品需求等式可得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率，由此有：
β[gK-gλ・λ/（1-λ）]+（1-α-β）（g1+n1）=n+gd①
定义n1=L1，t-L1，t-1/L1，t-1，n1表示农业就业的增长率。
农业就业的变化取决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对外的劳动力转移。设t时期农业就业量为L1，t，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为V1，t，则t时期农业就业量、人口增长率，劳动力转移量有如下关系式：L1，t=L1，1-t（1+n）-V1，t。等式右边第一项为t时期农业部门应有的劳动力数量，第二项为劳动力的转移量，两项之差即是t时期农业部门实际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所以，t期农业劳动力流出率v1，t=V1，t/L1，t-1=[L1，1-t（1+n）-L1，t]/L1，t-1=n+1-L1，t/L1，t-1=n-（L1，t-L1，t-1）/L1，t-1=n-n1。v1，t=n-n1表示农业劳动力的流出率等于农业就业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部分。
将v1，t=n-n1代入①式可得：
v1，t=g1-{（α+β）n+gd-β[gK-gλ・λ/（1-λ）]}/（1-α-β） ②
②式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率g1、农产品人均需求增长率gd、农业部门资本增长率gK-gλ・λ/（1-λ）。令g10=（α+β）n+gd-β[gK-gλ・λ/（1-λ）]/（1-α-β），当农业技术进步率g1=g10时，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v1，t为0，因此，g10为保证农业产出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劳动力顺利转移出农业，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g1要达到的最低值。若g1低于这个值，农业部门不仅不能为非农部门转移劳动力，为了满足人口对农业产品的需求，反而需要增加农业劳动力。
由g10的表达式看出，g10与gd成正向变化关系，与gK-gλ・λ/（1-λ）成反向变化关系。这表示，人均农产品需求增长率越高，农业部门资本投入增长率越小，农业劳动力转出所需的农业技术进步率最低值越大，反之则越小。这是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均农产品需求增长率越大，农业部门便要更快地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此时，若要继续保持农业劳动力的转出，就要求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有更高速率的增长；同理，农业部门资本投入增长率越低，若要保证农业劳动力转出，则农业技术进步率要达到的水平更高。
由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的表达式g1=x・θ可看出，θ越大，便越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根据假设条件中对θ的界定，可知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接收到新技术的速度越快、农业劳动力运用技术的能力越强、农业基础配套设施越完备，则农业劳动力转移速率越快。
2、非农部门
非农部门在利润最大化目的的驱使下，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有一定要求。设非农产品的价格为1，资本价格为r0，单位劳动力工资为w，则非农部门的利润为：
Π=（λK）γ（AL2）1-γ-w・L2-r0・K③
将③式对L2和K分别求偏导，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
?藿Π/?藿L2=（1-r）A（λK）γ（AL2）-γ-w=0
④
?藿Π/?藿K=rλ（λK）γ-1（AL2）1-γ-r0=0⑤
将④式除以⑤式得非农部门最有生产要素配置比为：
λK/L2=λwr/r0（1-r）⑥
⑥式即为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人均资本量。只有当非农部门的人均资本大于这个量时，短期内非农部门才会增加劳动投入，降低人均资本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当人均资本低于这个量时，非农部门在短期内则会通过削减劳动力来提高人均资本量，从而增加利润。
所以，在非农部门，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为λK/L2>λwr/r0（1-r），两边取对数求微分得：
gK>n2 ⑦
定义n2=L2，t-L2，t-1/L2，t-1，n2表示非农部门就业的增长率。
非农部门劳动力的变化取决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入速率。设t时期非农部门劳动力就业数量为L2，t，农业劳动力有转入量为Vt，则t时期非农部门就业量、人口增长率，劳动力转入量有如下关系式：L2，t=L2，t-1（1+n）+Vt。等式右边第一项为t时期非农部门应有的劳动力数量，第二项为劳动力的转移量，两项之和即是t时期非农部门实际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所以，t期非农部门劳动力转入率v2，t=Vt/L2，t-1=[L2，t-L2，t-1（1+n）]/L2，t-1=L2，t/L2，t-1-1-n=（L2，t-L2，t-1）/L2，t-1-n=n2-n。v2，t=n2-n表示非农部门劳动力的转入率等于非农部门的就业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的部分。
将v2，t=n2-n代入⑦式，得：gK-n>v2，t。社会总资本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之差，即人均资本增长率应大于农业劳动力对非农部门的转入率。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被假定为常数，因此如果gK不能达到上述要求，则v2，t只能相应减少，即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入水平下降，此时若继续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其结果无疑是增加农业劳动力在城市部门的失业率。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虽然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是转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要途径，但是，对这种转移的促进应该在一定条件基础上有序地进行。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应建立在农产品充足供应和非农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相应吸纳能力的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对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生产函数的分析，认为要满足这些条件，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和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增长率都要要高于各自的最低限度。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的最低限度与人均农产品需求增长率正相关，与投入到农业中的资本增长率负相关；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增长率应高于农业劳动力有效转入率。因此，通过加大对农业部门的技术和资本投入、加快资本积累，可以使这上述条件更好地得到满足，从而可以进一步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如何正确、有序、顺利地转移农业劳动力，是当前我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加快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一方面，加快促进农业技术水平的进步，加快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步伐。加速推广农业新技术，促进农作物增产增收；加大对农业生产者的基础教育和农业新技能培训，使其能更快地掌握农业新技术；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农业技术的顺利实施；加大对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投入量，提高农用机械使用率，扩大农工机械使用范围，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非农部门应多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使得在取得更大利润的同时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增加对进城务工的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力度，使其更快地适应非农部门的工作；进一步改革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各种规章制度，如户籍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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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2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
研究中的农业劳动力是指从事的主要行业为农业且参与了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的劳动力，即一年内从业时间最长的行业是农业的劳动力;一年内凡是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行业的，且每种行业的从业时间大体相同，则按收入最多的行业为从事的主要行业。
1农业劳动力结构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或转向非农领域，农业劳动力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短缺。通过对样本中207位劳动力从业状态的统计发现，农业劳动力为75人，仅占所有成年劳动力的36．2%，平均每户拥有农业劳动力75/70=1．07人。M村大约66%的劳动力游离在农业之外，有的在东南沿海、省会城市远距离务工，有的在县城甚至村庄内部从事其他非农业活动。M村在农忙时会出现短工市场，农户通过雇佣短工或是邻里间互助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通过对样本中75位农业劳动力的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M村农业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性别分布。M村整体劳动力男女比例平衡，农业劳动力却男女比例失衡，女性(62．67%)比男性(37．33%)高出25个百分点。从男女自身择业状态来看，大约一半女性选择从事农业劳动，而男性中不到30%的人选择从事农业劳动。主要原因是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由于家庭劳务的牵绊，相比男性，更难转移出去。
2)受教育程度分布。研究将受教育水平从低到高分为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共5个等级。通过对样本中75位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析，发现该村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不识字者占到了20%，大部分人集中在小学和初中。从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劳动力择业状态分析，两个极端现象:一方面，17位“不识字”中16人是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23位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成年劳动力中只有1人是农业劳动力。唯一的一位大专学历是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外出。M村农民普遍重视教育，村中培养的大学生不在少数，能回来从事农业的凤毛麟角。可见，当前农村、农业发展人才缺乏。
3)年龄分布(表1)。从整体的年龄结构来看，M村人口呈正态分布，青壮年(16岁～40岁)达60%以上，但是，此年龄段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34%。表1地反映了M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随着年龄的上升，占农业劳动力比例在上升。16～24岁的人数最少，仅有5人，其中2人患有疾病无法外出。人数最多的是50～59岁，占34．67%。从不同年龄段择业状态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农业劳动力人数占该年龄段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不断增加，相反，外出务工人数占该年龄段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逐渐下降，见图1。基于上述分析可知，M村农业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在，性别比例失衡，以女性为主;受教育水平低，科学文化素质不高，高学历人才普遍永久性地离开了农业;年龄梯队不完整，年龄偏高，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状况分析
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经样本统计推测，M村已经处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状态。上文已经分析了M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随着年龄的上升，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渐增大。为了更准确地判断M村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笔者以50岁为界，分别统计了两个年龄段人数比例(表2)。如表2所示，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53．33%，其中6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14人，占18．67%，远高于国际劳动组织对行业老龄化状态的标准15%。此外，笔者基于对农业劳动力的界定本研究统计的农业劳动力包含了两种从业状态:一种是完全农业劳动力，即只从事农业劳动;另一种是非完全农业劳动力，即以务农为主，还从事其他产业劳动，比如农闲时在本村或是县城打短工。M村完全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更高，50岁以上占61．2%。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特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较高。M村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农业劳动力总人数的53．33%，这一比例高于我国其他地区农业老龄化程度。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女性化并存。样本显示:农业劳动力女性比男性高出25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结构女性化特征明显。其中超过一半的女性农业劳动力年龄在50岁以上，老龄妇女成为农业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
(3)老龄化加重了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低。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最多的是不识字，超过老龄劳动力总数的66%，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占85%。老年人由于生长的社会环境差，教育水平不发达，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此外，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处于兼业状态的人数较少。他们除了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外，还要照顾孙子、孙女，做家务劳动，没有空闲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从事其他产业。综上所述，M村的农业劳动力结构已经处于老龄化状态，且程度较高。与之相随还有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流失等现象。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潮下，M村只是中国中西部成千上万个普通村庄中的一个，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它们都要面对的发展困境。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产生和变迁，给农业及农村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对文化、技术、管理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已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仅如此，它同时也影响着农村广大老龄劳动力的生存、发展，并因此而最终反过来对农业、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直接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及劳动力自身所带来的影响是更多的表现在负面还是正面上，从改革与发展的层面看，对这一问题的准确认识具有深远意义。
1对农业的双面影响诸多研究显示，50岁以上老龄劳动力在我国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现象将对我国的农业和粮食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正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耕地“抛荒”现象，在一定范围内维持了粮食产量的稳定。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在数量上保障农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业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劳动力不足而带来的耕地撂荒现象的发生。在我国的中西部，存在着诸多像M村这样的村庄，既无矿产资源可供开采，也无优势的地理位置供房地产商开发，外界资本介入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可能性很小。年纪大的接替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抛荒”现象的发生。M村处于平原地区，地势平坦，耕地以村庄为中心，集中分布在方圆二三公里以内，机械化程度较高，这些都为老龄人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再加上，中原地区“农耕文化”影响相对较深，那些50岁以上有过困难时期饥饿经历的老年农民，往往都很珍惜并合理地利用每一寸土地。因此，虽然青壮劳动力已大规模转移，M村不存在耕地“抛荒”的现象。“抛荒”现象的减少，客观上保证了耕种面积，稳定了农产品的产量。
2)负面影响: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经营粗放化，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抛荒”现象的抑制和维持粮食产量的稳定，都只能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一定的时间内。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土地较为分散的丘陵地带或山区，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抛荒”现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能掩盖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事实，再加上与之相随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创新能力低等特点，都严重的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由于靠近黄河，水源充足，M村有着十分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村里的133．33hm2耕地，曾经全部用来种植水稻。与全村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同步的是村庄水稻种植面积的减少。2010年M村种植小麦106．67hm2，玉米86．67hm2，水稻只有20．00hm2，种植棉花不到6．67hm2，其他作物13．33hm2。老年人接管土地，体力有限，选择管理简单而又机械化较高的农作物，小麦和玉米轮作成为“老龄劳动力”的首选。相对于其他农作物而言，小麦和玉米机械化程度高，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都可以使用大型机械，且田间管理较为简单，对水肥的需求不高。而曾经在M村种植历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水稻和棉花，则因为机械化程度低、田间管理繁琐、人工劳动强度大逐渐被“老龄”劳动力所放弃。主要农作物所需劳动环节如表3所示。
(2)农业生产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降低了农业土地的利用率，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老年人由于体力有限，大多只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对于套种、复种等辅生产无暇顾及。在南方一些光热充足可一年两熟的地方，由于年轻人的外出，老年人大多只耕种一季稻谷，无形中浪费了温度、热度等自然资源。这些都间接地减少了某些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导致其产量降低，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
(3)老年人自身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保守不利于现代农业、创新农业的实施。农业老龄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在样本中40位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中被访者中，小学及不识字者占了绝大多数，只有3～4人是初中毕业，是周围人眼中的“文化人”。这些不足使老年人对新的耕作技术等知之甚少，土地的潜力远远没有挖掘出来，甚至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年纪大的农民单纯地重复原有的耕作品种或是依据道听途说就盲目决策。他们参与公共事业的积极性不高，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基础设施的维护都无法进行，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影响农业的健康快速发展。2009年，县里曾经想在该村推广蔬菜大棚，但召集起参加培训的只有7～8人，这一项目只好作罢。综上所述，由于老年人身体素质较差、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思想素质较为保守等原因导致了农业的粗放化经营，阻碍了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不利于农业长远的发展。劳动力的老龄化、女性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农户家庭中地位下降。由家庭中较为弱势的老人或妇女承担农业经营活动，意味着农民对农业重视度的下降，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更重要的是，农业老龄化所暗含的农业危机———后继无人，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也没有经验从事农业生产。
2对老龄劳动力的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于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者来说，有喜也有忧，喜的是不用再向子女张口，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忧的是劳动负担加重，体力不支。
1)正面影响:提供生活来源。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支出主要包括:饮食消费、医疗费用、人情支出、日用品、交通等［1］。综合这些支出，M村老年人一年的最低生活标准是1500元左右。而M村大部分50岁以上老龄农民从每年子女那里拿到的赡养费在300～1000元，根本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农业经营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生活来源，他们可以通过农业产出的实物解决口粮，将口粮之外多余的粮食卖掉换来的收入来维持日常费用。按照之前M村老支书算的农业经济账，小麦/玉米轮作的土地，除去种子、化肥、机耕费等投入外，一年纯收入12750元/hm2。对于经济负担较重的年轻人来说，这点收入太少。但对于维持基本生活保障的老年人来说，2000多元的现金收入已经足够。
2)负面影响:增加劳动负担，影响身心健康。虽然说从事农业劳动给老人们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另一方面也严重损害了老人们的身心健康，也使年轻人更有借口推脱赡养责任。尽管机械化降低了农业的劳动强度，但总体来说，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体力劳动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根据笔者的调查，M村大部分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要独自承担约0．40hm2地的农业生产，50%以上表示“一个人难以单独承担农活”，身体不好的老年人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更大。沉重的劳动负担严重损害了老龄劳动力的身体健康，大多数常年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老年人都落下腰疼、腿疼病，还有的患有严重的胃病和颈椎病。高负荷的农业劳动强度也是导致农村老年人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作物的农事劳动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由于体力有限，效率不高。他们通常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完成农事，往往是一个环节的农活没有结束另外一个环节又得跟上。农业劳动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且耗费了其不多的精力，使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影响。在访谈中发现，50岁以上非农业劳动力的闲暇时间远远高于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
结语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虽然在一定时间内缓解了农业生产劳动力需求、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但总体来说，不利于我国农业和农村老年人的长期发展。因此，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是维护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当前的社会环境，笔者建议，加强土地的“本地化”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增加农业收入，吸引更多青壮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那些以“种田能手”为主体的擅长农村经济活动的“优势农民”更应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逐步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主体。
1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形成规模效益，增加农业收入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首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导致农业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原因则是跟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相比，农业部门比较收益低。由于青年劳动力的退出，导致老龄劳动力比例上升。我国农民收入低，原因之一是人多地少，土地规模小，一户农户家庭一年的农业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庭基本生存需要。土地集中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则可以实现规模收益，增加农户的家庭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必然能够吸引既解决了农村年轻劳动力流转的后顾之忧，又避免了农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规模经营需要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市场营销、机械操作水平等，这些都是许多年龄大的人所难以掌握的。
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3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转移劳动力获得的较高收入,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直接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二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降低了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增长速度,甚至直接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总量,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间接地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重要地位
农民收入按收入来源的性质分,可分成生产性收入和非生产性纯收入。生产性收入进一步又可划分成第一产业收入和二、三产业收入(通常所说的非农业收入),第一产业收入是指农民在第一产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收入;非农业收入是指农民在二、三产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是农业转移劳动力所获收入的直接体现。
1•非农业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四成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战略,农村劳动力被牢牢地束缚在农业生产之上,因此,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几乎是单一的第一产业收入。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133•6元,其中:生产性纯收入122•9元,占农民纯收入的92%。第一产业纯收入为113•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93%,非农业纯收入仅有9•4元,所占比重仅为7%。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业劳动力开始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以获取单位劳动报酬相对较高的非农业收入,使农民收入的来源渠道日渐丰富,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84元,其中,非农业纯收入202•2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5•8%。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第一次超过1/4,开始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开始,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开始加速,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纯收入稳中有降,从非农业获得的收入逐年大幅度增加,占纯收入的比重也逐年上升。1997年,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了1/3,达到34•4%。1999年,这一比重进一步提高到了40•7%,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四成,成为农民收入来源构成中的重要一级。但是,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不同区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9年,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东部地区为50%,中部地区为27•6%,西部地区为32•9%,中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低22•4和17•1个百分点;非农业纯收入占生产性纯收入的比重,东部地区为53•1%,中部地区为34•4%,西部地区为35•1%。这说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东部地区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已经超过农业,而中西部地区将近2/3收入的来源依然靠第一产业。
2•非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达到42•5%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迅速增长,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9年的2210元,平均每年增加100•2元,以年均14•3%的速度增长。农民的非农业纯收入由1978年的9•4元提高到1999年的898•6元,平均每年增加42•6元,以年均24•3%的速度增长,比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快10个百分点。非农业纯收入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率达到42•5%,1978年的直接贡献率仅有16•8%,而1999年达到了199•5%,非农业纯收入已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3•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业劳动力转移,减少了农村新增劳动力在农业就业的数量,甚至绝对减少了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从而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999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已达到1545公斤,肉类145公斤,而在1978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年生产粮食的数量仅为1071公斤,肉类的数量为30公斤。人均生产粮食的数量提高了近45%,人均生产肉类的数量是1978年的4•8倍。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减缓是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增长幅度持续走低,1997年实际增长4•6%、1998年4•3%、1999年3•8%;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1997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为1•1%,1998年下降为0•6%,1999年进一步下降为0•4%。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了两方面的不利影响:
1•非农业收入增幅下降
进入90年代,在三年“治理整顿”结束以后,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快速增长,1992—1996年间,平均以年均31•4%的速度增长,年均增加92•4元。而从1997年以来,农民非农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幅回落,1996年增长28•5%,1997年降到15•9%,降低了12•6个百分点,1999年进一步降到12%,1997—1999年间,非农业收入平均每年增加92•6元,基本维持上一阶段的水平。
2•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停滞
1996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为1564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16•8%,人均生产肉类148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97%,提高了近一倍。1999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为1545公斤,比1996年还略有下降,生产的肉类为145公斤,也比1996年有所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加上近年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影响,使得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形成了极大制约。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造成已成为农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农业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新阶段
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其自身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数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第一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和占全社会就业劳动力的份额都增加。一般出现在经济发展初期,此时非农产业发展水平非常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小于由于农村人口增加而增加的农村劳动力规模。
第二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下降,但总量仍然增加。一般发生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末段和经济发展中期的开始阶段,此时工业化进程已开始起步,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转移规模扩大,从而导致农业就业劳动力的份额下降。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仍然较大,人口自然增长所生成的劳动力依然多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增加的速度大大放缓。
第三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和总量都减少。一般在经济发展中期的中段开始出现,与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相对应,农业劳动力以较大的规模和速度转移,从而引发了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和总量的同时减少。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由绝对增加变为绝对减少的点称为“转向点”。“转向点”出现在第三阶段的工业化大规模推进的时候,“转向点”出现以前,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农业劳动力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当“转向点”出现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曲线显现为倒“U”形,即起初的速度微缓,继而加快,达到最大速度后又开始减缓。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以不可逆转之势大规模转移。1978—1999年,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18亿人,平均每年转移562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由0•22亿人增加到1•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9•3%,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率由7•1%提高到29•8%,提高了22•7个百分点。在这期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经历了1984—1988年、1992—1996年的两个“期”和1989—1991年、1997年至今的两个“低潮期”。1984—1988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5566万人,平均每年转移1113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23•11%,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8•8%迅速提高到21•5%,提高了12•7个百分点。1992—1996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4122万,平均每年824万,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7•9%,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20•7%又迅速提高到28•8%,提高了8•1个百分点。两个转移“”的十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近9700万,1978年以来80%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是在这十年实现的。
1989—1991年的第一个“低潮期”,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29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99万人,转移劳动力总量平均每年仅增长1•1%,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出现了下降的局面,由21•5%下降到20•7%,下降0•8个百分点。1997年以来的第二个“低潮期”,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957万人,平均每年319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2•4%,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28•8%提高到29•8%,仅提高1个百分点。从我国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数量看,1992年,农业就业劳动力4•38亿人,比1991年同期减少0•07亿人,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出现绝对减少,“转向点”出现,然后连续多年下降,1997年以后,就业总量开始徘徊。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看,1992年开始加快,1993年达到最高峰,然后连续几年保持较高的转移速度,但总体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转移速度由1993年的最高峰2•8%,逐步下降到1996年的0•7%,1997年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出现微缓态势,1997年1•1%、1998年为0•6%、1999年降到了0•4%。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一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在农业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阶段,转移速度放慢主要是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矛盾加剧,社会供求总量失衡,总供给不足,国家采取紧缩政策,压缩基建规模,控制乡镇企业贷款,关、停、并、转了一批经济效益差、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乡镇企业,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进入低潮,从而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说,第一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中一个相对偶然的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二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在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出现“转向点”以后。
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基本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已从过去的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了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农业生产上了新台阶,农产品供给实现了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局面,大部分工业产品出现过剩,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出现徘徊,导致了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认为,第二个“低潮期”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规律性的体现,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进入由速度微缓再到高速转移的新阶段。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减缓,将对农民收入增长形成制约,使农民收入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加速“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将是关键。
三、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遇与挑战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得以实现大规模转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农村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赋予了农民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农民有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时间的权利,使农民为了获得最大化的收入调整优化自己的劳动配置成为可能,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打下了基础;二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吃饭问题,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农业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三是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崛起。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崛起,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了强大的拉力,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得以实现。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政策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在我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进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将是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挑战与机遇。
(一)存在大量可转移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农产品供求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农产品的供应基本实现供需平衡,丰年有余。这不仅意味着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吃饭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为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可以转移。在我国现有的4•7亿农村劳动力中,已实现转移的劳动力1•4亿,仍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达到3•3亿,据测算,至少还有1亿以上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
(二)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滞后我国过去长期将城乡经济分割发展,人为地分割了劳动力要素市场,国家对就业的计划与管理只考虑了城市问题,对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组织与管理也只存在于城市,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进行的严格限制,使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长期处于了停滞状态。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已经实现转移的农业劳动力中,90%以上是靠自发转移实现的,亲友介绍、家庭成员带领、本村外出人员的示范、自行外出等外出方式各显其能。这种自发转移的模式所带来的“民工潮”问题、城市治安问题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这无疑是加大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入城市,给城市带来的严重社会治安问题,使城市重新筑起了农村劳动力进入的“门槛”,加大了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难度,减少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因此,建立有效的、全国统一的劳动要素市场,是“新阶段”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另一个机遇。
(三)“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进入“新阶段”,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已完成基本原始积累过程,再上新台阶将面临许多新的矛盾。第一,城乡工业发展“同构”的矛盾。农村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工业企业,乡镇工业企业在行业结构、产品结构上与城市工业基本一致。在近年我国工业产品供需基本实现平衡的情况下,这种“同构”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也制约了农村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技术落后的矛盾。农村非农产业是在我国工业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短缺经济造就技术发展,使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升级,面临的技术进步矛盾突出;第三,东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矛盾问题,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由于起步较晚,发展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这种不平衡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成本,不仅制约了东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第四,乡镇企业分散布局的矛盾。在乡镇企业快速推进的时期,“五个轮子一起转”造成了这种分散布局的局面,由于布局分散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削弱了乡镇企业在“新阶段”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农村非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些矛盾的存在,使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相对不景气,限制了农村非农产业吸纳更多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因此,解决“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矛盾,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将会进一步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吸纳转移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给农业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大的空间。
(四)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这一转移模式直接导致了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份额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城市人口的比重只上升了不到12个百分点,两者间相差8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的状况。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模式造成的,在我国转移的劳动力中,接近50%的是在本乡(镇)内就业,2/3左右在本县内就业。农村城市化进程滞后,造成农村第三产业没能随农村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发展,使农村非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延缓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同时,也使转移劳动力面临第二次转移的局面,即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这将极大地增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本。如果能够使农村城市化进程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步,将会可以减少农村人口7500万人,按现有农村人口中劳动力的比例计算,可以多转移农业劳动力3800万人。
(五)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很大空间目前,全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平均为29•8%,其中东部地区为37•9%、中部地区为25•8%、西部地区为22•5%。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4个和7•3个百分点,分别低于东部地区12•1和15•4个百分点。分省来看,“东部十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分别为:北京57•0%、天津51•9%、河北38•2%、辽宁31•5%、上海64•9%、江苏44•5%、浙江48•6%、福建35•8%、山东31•6%、广东42•5%,“西部开发十二省”分别为:内蒙15•4%、广西22•9%、重庆28•9%、四川28•0%、贵州17•4%、云南13•4%、9•0%、陕西23•9%、甘肃25•0%、青海16•9%、宁夏20•5%、新疆10•4%。东部非农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比西部最低的高出55•9个百分点,“西部开发十二省”中只有重庆、四川的非农化水平比较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区)差距巨大。如果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水平提高到目前全国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可以再增加转移劳动力600万人,西部地区可再增加转移劳动力900万人。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水平,将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四、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为核心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
(一)完善劳动要素市场,使农业劳动力实现有序转移
首先,在思想上要充分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仅有农村产业结构的转换,而没有人口结构的转换,是不能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国的现代化。不仅如此,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特殊矛盾,还会成为我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因此,要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并清醒地认识和估计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其次,不能把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看作只是农民的事、农村的事,要把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当中,把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对我国劳动力资源进行统一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劳动要素市场,由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调度劳动力在市场中的合理流动。
(二)积极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第一,可以考虑农副产品加工业及部分城市工业的配套企业适当向农村扩散,城市工业向资金、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一方面可以解决城乡工业发展“同构”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农副产品加工升值,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解决长期困扰农业的增产不增收问题。第二,要加快东部地区农村工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东部地区利用已经形成的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发展高技术产业,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从而在全国形成中西部农村、东部农村与城市工业产业结构“梯度递进”的合理布局。第三,推动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随着乡镇企业原始积累的基本完成,乡镇企业面临着发展升级,技术改造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然而,技术改造不等于就是一味追求资本密集型技术,而放弃劳动密集型技术。如果不重视劳动密集型技术,就等于放弃了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也背离了乡镇企业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历史使命。第四,开创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新局面。利用西部地区自然矿产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便宜、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结合国家“西部开发”战略,发展与“西部开发”战略要求相适应的农村非农产业。
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4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必然的趋势，那么在他们转移后如何保障他们的体面就业、体面生活，如何保证这种转移的效率和效果呢？这些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必须掌握将来要从事的新行业的基本技能，甚至一技之长，才有可能在这些新的行业稳定工作；只有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才能真正在这些新的非农行业安心工作、幸福生活，也才能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而要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有一技之长，参加职业培训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这也决定了职业教育必定要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职业教育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
根据职业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客观规律，职业教育能够而且应该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两者并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职业教育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在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各类农民工培训1080万人次[9]。农民工培训人数仅占总人数的4.27%，这对农民工的培训需求而言是杯水车薪，职业教育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职业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当前，很多职业院校的发展没有从过去的行政指导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没有完全摆脱对政府的依靠，不能自觉地面向市场、更多地依靠市场需求来自主办学。
2.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职业教育的生源绝大多数都是统招或对口招收的在校学生，而广大的已经从事工作的农民工则没有被纳入招生对象。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2006年末，全国农业从业人员34874万人。按年龄分，20岁以下占5.3%，21-30岁占14.9%，31-40岁占24.2%，41-50岁占23.1%，51岁以上占32.5%;按文化程度分，文盲占9.5%，小学占41.1%，初中占45.1%，高中占4.1%，大专及以上占0.2%[10]。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41岁以上的占到55.6%，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到50.6%，而当前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绝大多数为20岁左右由高中或初中毕业的新增的年轻的劳动力。农村新增的年轻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实现了转移，但是现有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则是被职业教育拒之门外。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生产中，造成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无法有效提高，这又反过来阻碍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
3.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现有的职业教育以全日制的学历教育占绝对主导地位，这种2-3年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实际需求相距甚远。农业转移劳动力在没有新的收入来源的条件下不可能选择这种在时间和金钱上昂贵的培养模式。而非全日制的中短期职业培训，这种学的快、用的快的人才培养模式更适合广大农民工的实际需求，更能为广大农民工所接受。事实上，职业院校的这种培养方式很少。4.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职业院校的课程设置没有完全以就业为导向，许多课程内容与实际职业标准脱节;教育教学内容和实际工作岗位联系不够紧密，忽视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二、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促进“三农”问题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应做好以下几点。
1.面向社会，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贯彻落实职业教育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的办学指导思想。职业院校要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抓住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个发展的历史机遇，迎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开展相应的培训课程，大力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在职业培训方面的优势，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加强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有效提高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职业素质，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为解决“三农”问题发挥应有的作用。
2.扩大招生范围。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不仅有农村的新增劳动力，更要把现有的劳动力（农民工）纳入招生范围。不可否认，职业教育在提高农民工素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全日制的学历教育却使他们望尘莫及，他们不可能也不会用2-3年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全日制的学历教育与训练，而中短期培训才是他们可能接受的学习方式。职业院校要紧紧抓住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个巨大的职业培训市场，推动办学机制的创新，吸引农业转移劳动力参加职业培训。创新农民工在校学习的相关制度，制定适合广大农民工实际需要的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不断提高农业转移劳动者的从业素质，使他们能够掌握一技之长，逐步融入城镇，实现脱贫致富。
3.健全人才培养模式。实行以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并重，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突出短期培训和技能培训，面向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学习需要，不断提高办学效益。推行弹性学制和学分制，将专业课程进行分解，分段让农民工结合实际需要进行学习。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选择学习内容，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何时学习相应的培训内容。
4.创新课程设置，完善教学内容。结合农业转移劳动力就业的实际需求，与企业合作开发有针对性的特色课程和教学内容。比如，针对实际某项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职业培训和项目教学，使广大农业转移劳动力能够迅速的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满足广大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实际工作、学习需要。改变过去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倡导“项目导向”、“工学结合”的教学方式。政府出面推动职业院校和企业的合作，整合当地的校企合作资源，积极构建职业教育实训教学基地，探索建立“校中厂”、“厂中校”。让本地的所有职业院校学生和农业转移劳动力———这些特殊的学生都可以到实训基地进行学习，实习、实训。同时，抓好职业院校教师的在职培训，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有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
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5
一、四川省现阶段农业雇工产生成因分析
本文立足实地调查和现有文献，从雇主、雇工两层面探究四川省现阶段农业雇工产生的原因。
（一）雇主
1. 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伴随着土地流转承包政策的出台和推进，土地承包者快速崛起，大量土地实现大范围、规模化经营。2012年全省建成现代农业万亩亿元示范区619个，产业基地面积达到3790万亩。同时部分人少地多的丘陵山区在下也实现了经济作物种植的规模化经营。四川农业现阶段很大部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力投入大。雇主无法完全通过自身劳动来完成农业生产活动，必须雇佣劳动。同时农产品商品化种植使经营收入增加为农业雇佣提供了经济条件。
2. 大批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短缺。四川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过渡外溢，使得农业劳动力短缺日益显现。2010年，四川农村劳动力约3600万人，转移就业达2246万人，转移比例达62.39%。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同时造成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女性化，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短缺。所以农业生产需要雇佣劳动力。
（二）雇工
1. 收入的显性化。家庭经营农业生产活动具有回报期长、劳动力投入难以衡量、劳动日工价低等特点；农业雇佣的劳动付出具有回报期短、工资显性化、工资刚性等特点。雇工收入的显性化强化了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力价值意识，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外出推力；同时农业雇工工资开始与农民工工资趋同。随着农业雇工需求量的增加，农业雇佣日工价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农业雇工。
2. 自身能力和家庭限制。大部分雇工利用家庭经营空闲之际外出，兼顾家庭和挣钱。他们大部分没有经过专门的技能训练，但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拥有农业生产活动经验和良好的劳力。基于照顾家庭和自身技能不足双重限制，农民愿意从事自己熟悉的农活，这样可以直接利用自身农业活动经验或者直接出卖劳力。
3. 非农务工机会的缺乏。基于家庭的限制，农民倾向于就近务工，但是现阶段乡镇企业发展缓慢难以大规模地吸纳就业人员，缺少就业机会。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周边地区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主，雇工集中区域没有工厂、建筑工地，缺少非农务工机会。缺少非农务工机会使得农民选择临时性、季节性较强的农业雇工。
此外，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经营内容的差异使得单个家庭出现季节性劳动力剩余和短缺，这为农业雇工提供条件。同时采购商交易期限的限制、传统帮工换工缺陷日益明显、熟人雇工的带动成为农业雇佣的推力。
二、农业雇佣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农民增收
农业雇佣在保证自身家庭经营的同时取得雇工收入，季节性雇工收入在改善农民生计、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在乡镇企业发展不充分、家庭和自身能力多重限制下，农业雇工成为农民充分利用自身劳动创造价值的方式。伴随着雇佣工资的上涨、农业雇工工资和农民工工资趋同化发展，农业雇佣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越发明显。
（二）农村发展
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背景下，农业雇佣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暂时转移，实现现有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形式。以组工为主的批量雇佣雇工，一方面带动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纯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能够整合劳动力资源，推动农民之间、地区之间相互交流和学习经验。在四川农业劳动力短缺化背景下，农业雇佣推动现有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促进现有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利用。农业雇工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能增强村与村之间的联系，同时落后地区的农民通过在发展较快地区务农，还能学习农业生产经验，提高自身的素质。
（三）农业发展
农业发展和农业雇佣发展两者相互影响。农业规模化发展创造了雇佣需求，促进农业雇佣的产生；农业雇佣为现代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供了劳动力资源。部分农业雇工通过培训和自身经验积累朝着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自身技能不断增强，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
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6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业发展；特征
一、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特征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首先，人口整体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实现，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其次，未富先老，这种情况在农业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农业作为劳动力重度需求的产业，绝大多数农业劳动者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极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往往也是贫困的那一批人，老龄化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后，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各个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对于我国东部地区来说，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涌入，对于该地区来说，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相对来说，劳动力就会比较充分，老龄化趋势也就相对较缓慢，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流出，劳动力的缺失，更加剧了该地区农业发展的难题，这种东西部农业人口老龄化不同，也是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农业人口老龄化对于农业的负面影响
（一）拉大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在农业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生产工具的差别，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地势和经济发展水平，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可能更为普及，从而也加大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业收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更小。而对于西部来说，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力需求大，这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人口的老龄化可能说是致命的，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二）给粮食安全带来挑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的供应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我国粮食的供给体系，从整体上来说，仍然以自给自足为主，这种人口老龄化的家具，对自给自足的粮食供应体系带来严重的挑战，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下的中国农业更显得脆弱不堪。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显得更为脆弱。
三、从农业发展全局解决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
（一）保障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充分发挥
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要素。应鼓励农民回乡务农，逐渐缓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一方面，应实行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增加农业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转移实则是农业种植业劳动力过剩的转移，要抑制农民工外出的脚步主要还是要为他们创造其他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制定政策扶持农业经济发展，使农村经济在发展中吸引农民回乡。农业的发展最终还得靠农民自身的身心投入，由于农业目前的发展现状还不能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政府要继续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务农，而地方要实实在在地落实这些政策。
（二）对农业适龄劳动人员进行能力培养
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存在很多问题，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现有农民的知识水平又不高，总体素质低。2006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95%以上为初中及以下的文化水平，其中约10%的农民处于文盲状态，由此可见，农民对现代农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接受状况非常有限。如今农业人口呈现老龄化，适龄劳动人员的责任和负担加重，其自身的能力素质显得尤为重要，要加强对适龄劳动人员的能力培养。一方面，政府应着手对适龄农，ALkY～的农业知识培训。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专门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对农民、特别是返乡农民工进行农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帮助农民从事先进农业生产。
（三）充分开发老年农业劳动力资源
农业人口老龄化给适龄农业劳动人员带来的农业负担是不言而喻的，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在发展新型农业的条件下，充分开发老年农业劳动力资源是非常必要而又可行的。农业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面对众多的老年农业人口，应该转变固定思维观念，崇尚“老有所为”，在农业领域寻求老年余热的发挥。老年农业从业人员有着几十年的务农经历，经验丰富，虽然体力不如适龄劳动人员，但许多地方的农业生产还离不开他们。比如，他们虽不能亲自进行劳动量需求大的农业生产，但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指导适龄劳动人员进行农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