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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法律意识范文1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党和国家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中积极采取措施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国家不断的加强立法建设并在公民中大力宣传法律，树立公民的法治观念。但是，目前我国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我国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取得一定成果1．我国公民对法律的认识趋于理性化我国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国家对思想教育的重视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地加强对法律的宣传力度，我国公民对于法律的认识也变得广泛和深入，而且我国很多公民懂得运用法律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也懂得了如何运用法律来维权，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在社会法制化进程中大幅提高［1］。2．我国公民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对法律的信任度提高公民对于法律的信任来源于法律对其的保护作用。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为保护公民的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我国公民对法律的信任程度也越来越高，公民已经愿意并且能够运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3．我国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现状(1)公民对法律缺乏安全感，信任感降低。随着我国法制化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公民能够运用法律来维护权利、履行义务。近年来由于国家法律建设进程发展加快，频繁废除旧的法、制定新法的现象出现较多，这种法律制定缺乏稳定性的现象使公民对于法律的信任感逐渐下降，更难以建立起完全的信任感和安全感［2］。(2)公民的法律权利意识不深刻。目前我国公民对法律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基础层面，对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缺乏了解认知。在我国，公民对于刑法惩罚犯罪的功能知道较多，生活中的刑事案件往往少于民事纠纷，但是公民对于与自身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民商法、经济法等法律的认识浅薄。
二、法治国家建设中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策略探讨
上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公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现状，根据法治国家建设中公民法律意识培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中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策略进行了以下几点探讨。(一)政府应当提高立法的质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法制，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要求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注重立法的质量。立法机关在立法时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宪法的根本指导下充分考虑到所制定的法律的可适用性，制定出切实维护公民权利和利益并为公民所认可的法律法规。高质量的立法文件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二)提高立法活动中的公民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为公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法律是为人民制定的。在立法活动中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让民众参与到国家的立法活动中去，并对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维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在公民参与下制定出来的法律更能切实的反映出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具有权威性且在推行过程中更加容易。(三)辩证的处理好公民的法律意识与道德意识教育工作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受到传统道德的影响较为深刻，我国的法律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部分制定为法律文件，以作为公民的日常行为准则。道德意识对公民的行为据有内在的强制性，一般依靠人们的自觉性遵守道德标准。而法律则是通过国家制定并依靠根据强制力实施的，在保护公民利益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道德的作用。法律意识与法律道德的内在联系要求不可将他们分割开来，法律与道德相互支撑、共同发挥作用。
三、小结
公民法律意识范文2
关键词：公民意识；养成；大学生；法律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099-02
法治社会已经被公认为现代国家治理的经典模式，而公民意识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基本前提，若广大公民没有现代公民意识，那么是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1]。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先锋、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中流砥柱，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养成会对全社会公民意识的养成产生较大的影响。法律既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依据之一，又是公民行为所要遵守的基本准绳，还是构建法治社会的根基[2]；其次，公民意识养成是大学生法律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对于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就公民意识养成视阈下的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进行研究。
一、大学生法律教育与公民意识养成之间的关系
大学生法律教育与公民意识养成均是高校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二者在目标、内容、途径等方面均存在着紧密关系，主要体现为目标一致、内容统一、途径相通。
（一）目标一致。开展大学生法律教育与公民意识养成工作的基本前提在于明确目标。从目标的层次来看，开展大学生法律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意识，使之成为法制社会的合格公民，而公民意识又是合格公民必备的综合素质之一。公民意识的核心主要有4点[3]：第一，不侵犯公民的财产；第二，树立起公民当家作主的理念；第三，贯彻法治社会和人人平等的理念；第四，树立任何公民均享有义务和权利的意识。由此可见，大学生法律教育过程实质上也是公民意识养成过程，公民意识养成既是大学生法律教育的目标之一，又是大学生法律教育内容的充实和丰富。公民意识养成会让广大公民明白自己所处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应对集体、社会、国家肩负起应尽的责任，这实质上是与大学生法律教育的目标一致[4]。
（二）内容统一。大学生法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法律条例、法制精神和法学理论的指导让大学生群体形成法律意识。主要内容体现在：第一，通过对大学生法律教育来让大学生养成学法守法的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第二，通过对大学生法律教育使大学生具有法律认知的能力和健康的法律心理；第三，通过对大学生法律教育使大学生能够形成较好的法律情感，以便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第四，通过对大学生法律教育使大学生具有现代法制概念。而无论是法治精神，还是法治理念，都是公民意识养成的主要内容。让大学生养成公民意识，这既是法律教育的基础，也有助于加深其对于法律价值的理解和认识。此外，让大学生养成公民意识，还在能够有效地保障民事主体平等法律地位。由此可见，大学生法律教育与公民意识养成在内容上具有y一性[5]。
（三）途径相通。大学生法律教育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基本完备，为大学生公民意识养成创造了较佳的基础条件，包括理论、人才、课程等。法治精神和法制观念一直以来都是大学生法律教育的主要内容，开展法治精神和法制观念教育有利于在高校营造出稳定、向上、和谐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大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也有助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养成。此外，法律教育重塑了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对大学生公民意识养成起到促进、规范的作用。而大学生公民意识养成往往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大学生公民意识养成作为和谐社会的根基，也会反过来促进法律教育和法制建设。可见，大学生法律教育与公民意识养成在途径方面具有相通性[6]。
二、公民意识养成视阈下大学生法律教育的内容
大学生法律教育内容选择是否恰当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生法律教育的实施效果，也是实现大学生法律教育任务和教育目标的主要保障。众所周知，法律教育内容较为宽泛，且会受到教育对象、社会要求、时代要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公民意识养成视阈下要对大学生法律教育内容予以深化拓展，以实现教育内容的系统化。
（一）法律意识教育。法律意识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广大青年学子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形成健康的法律观念，主要是通过依法办事的法治理念、认知法律常识、学习法律基础知识等来实现。法律意识教育包括法治意识教育、权利意识教育、诚实信用意识教育、程序法意识教育、专业法律意识教育等。
（二）宪法教育。公民意识养成视阈下大学生法律教育务必要体现宪法教育的根本性。虽然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层级，但宪法的普及度却较低，很多大学生都并不清楚宪法中的基本原则、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并没有较好地体现出宪法所承载的法律价值和法治精神。所以，大学生法律教育内容中更要注意体现出宪法教育的根本性地位和核心作用。宪法教育务必要紧密围绕着公民信仰教育、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力教育等方面展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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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积极因素
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其中既包含积极的因素，也有一些不利于法律意识提高的消极因素。通过研究发现，法律意识除受系统内部诸多要素的影响外，同时还会受到促成法律意识形成的外部环境影响。作为一国传统历史文化一部分的法律意识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本国沿传至今的文化、政治与法律的影响。当代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些因素也必定会对法律意识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外部环境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变化的有利因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意思自治、地位平等、等价有偿、诚实信用这些商品经济特有的规定性日益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些市场经济内在法权意识作用下引发了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变化。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这是民主政治在法律上的体现。当代法治型民主政治无不要求政府高度重视法制教育和法制建设，这不仅唤醒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意识，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法律意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现代文化体系建设和公民文化素质提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这为增强他们法律意识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公民整体法律意识在显著提高，而城镇化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引发了城市化进程，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这其中就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城市化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大中城市，在城市生活、工作中他们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劳动、经济方面的纠纷，这样逐渐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个人法律实践也在改变着他们的法律意识。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消极因素
利益多元化是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劳动和生活的其他领域中时常会遇到不公待遇，他们不再选择沉默，而是拿起手中法律武器，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整体上来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他们在法律实践中存在非理性的一面，在权利救济上具有非主动性特点，在守法意识上呈现非自觉性特征。就目前情况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虽有一定提高，但法律知识却相对匮乏；维权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法律情感依旧淡漠，维权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主要是受到以下消极因素的影响。
（一）“人治”观念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使我国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儒家的人治主义思想是权力至上的衍生品，就是一种作为公共权力异化的官本位权力观，官职成为评价个人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这是以官为尊、以官为贵的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外化。纵观我国历史，因长期受到封建意识和儒家思想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在广大民众的潜意识中始终存在官本位思想。官职大小已经成为个人身份、地位、道德的代表。同时，在权钱交易背景下，“官”和“利”也如影随形，官员不仅俸禄优厚，而且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非法利益。综上所述，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在“官本位”思想以及特权意识支配下，逐步演化为个人的利益观、地位观和权力观。普通百姓由于深受以上封建思想的影响，在他们心中始终存在以权为本的观念，这种思想和认知渐渐地消融了新生代农民工对法律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在法律与权力的较量中，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会认为权力最终会战胜法律，甚至认为部分官员能够操作法律的制定。因此，在城市中打工，当他们遇到纠纷以及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总是首先寻求有关系、有地位的亲戚或同乡的帮助，而往往忽视，甚至藐视法律的作用。
（二）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目前户籍、社会保障和福利等社会制度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产生较大的影响。户籍制度因具有社会调控功能，逐渐成为政府和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55年颁布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人为将我国居民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自此正式得到确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在当时社会情况下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包括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制度也都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由此造成不同的户籍享有不同的待遇，城市居民凭借户籍会享有较多的社会福利。城乡利益格局也因二元户籍制度而逐渐固定下来，这不仅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同时也是造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体制根源，进而使他们丧失了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养老、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一系列的权利，破坏了制定社会制度的初衷，甚至抹杀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担心自己的子女将来面临与他们同样的身份困境。综上所述，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众多权利缺失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是显性户籍制度的衍生品，这也是影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并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同地方因地制宜，尝试了不同的模式，但效果并不理想，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参保比例仍然较低。即使少数农民工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也主要是针对养老、工伤、医疗这些缴费性的保险，而社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这些非缴费性的保障项目，目前还是只针对城市居民。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城市还未针对农民工制定住房保障政策，即使少部分城市计划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系统，但又制定了过多过严的限制条件。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也深受传统户籍制度因素的影响，其处境与城市居民完全不一样。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其内容基本涵盖我国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工作和生活都在城市，但各种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甚至连最基本的养老和医疗都得不到切实保障。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有赖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也严重限制了其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三）执法和司法不公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意识内部各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外部因素相互依赖，始终处于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中，适宜的条件有利于促进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反之，则会形成负向的阻碍法律意识提高的消极影响。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行政，而行政合法性则是现代行政执法的最基本原则，然而实践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司法不公现象在我国依然存在，这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进一步提高的又一障碍。法律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自身是否能反映民意，体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二是法律在现实中能否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但都需要以司法公正为基础。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为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审判效率，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虽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还是不少。这不仅使司法公信力面临巨大的挑战，更严重的是在他们心里会产生轻视法律、蔑视司法的心理，司法机关作为社会中立裁判者的权威也荡然无存。
（四）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素质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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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习惯与习惯法的起源考察
关于法律的起源，对于法学家和史学家都是一道难题。法学家力图通过一套合乎逻辑的理论概括法律起源的一般规律，却常常由于一些“例外”而前功尽弃。严谨的史学家总是在为史料的罕缺而伤神，以致于“恢复历史原貌”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鉴于“上古之世，若存若亡”（王国维语），传说之史，似非似是，试图从传说时代的云雾之中理出一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起源的轨迹来，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冒险”的事。⑤前人和学长的研究为后学者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提出了警示，指明了方向。那么，能否根据现有的史料和法学理论勾画出中华法律文明起源的大致轮廓，概括出中华法律文明起源的一般理论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法律的起源问题上，一般认为，法律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在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同国家一道产生的。⑥其实，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的产并非在短期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同时，它的产生并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必要。早在国家产生之前，已有中华法律文明的发轫，并呈现出多元性特点。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①这一点已是定论。然而在夏之前的远古社会，确实出现了法律的萌芽，而且，它是由古代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法律的起源，由于西方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与中国的截然不同，因此关于法律起源的理论也决不相同。遗憾的是学界一直有人试图用西方的法理解释并覆盖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由此产生的一些理论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诚然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存在其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种共同规律是建立在个性差异基础上的，无异何来同？所以笔者在考察中国法律文明起源的历史实然性时，对其特殊性予以相当程度的关注。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产生经历了氏族-- 部落（部落联盟）--国家这样一个过程，法律的产生相应地经过了氏族习惯--习惯法--成文法这样三个阶段。在晚出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氏族和部落习惯的记载，如《左传》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反映的是母系氏族时期内婚制局限性或弊端。甚至到了现代民族这里，黎族的“放寮”、侗族的“行歌坐月”、壮族的“歌圩”、傣族的“泼水节”、仫佬族的“走坡”、布依族的“赶表”等等，都保存了远古社会群婚制和外婚制的习惯，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礼记·表记》所载：“母，亲而不尊”，反映的是父系氏族社会母亲的从属地位。到了“远古社会末期，黄河、长江流域出现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②，这三大集团实际上就是三个较大的部落联盟。总体来说，这些最早的民族共同体分别直接、间接地构成现代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前身。
据《尚书·吕刑》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为劓、刖、痢Ⅶ簟T阶壤鲂蹋并制，罔差有辞”。其注云“蚩尤作乱，当是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周书·吕刑》载：“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说明苗族是法律文明起源最早的民族共同体，它不仅以大刑攻于外，而且以中刑，薄刑施于内。③《墨子·尚同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则此其刑不善？用刑则不喜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惟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王杀。”据载苗民的肉刑共分四类：劓、n、痢Ⅶ簦说明苗民当时处于中华法律文明的前列。中华法律文明的最早开创者。④
从法的语源和词义上分析，“法”的古体为“ ”，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 行也，平之如水从水， 所以触不直去之，从去”。⑤ 据说 是一种独角兽，一说像羊，一说像牛，一说像鹿，它“性知有罪，有罪触，无罪则不触”。⑥ 在甲骨文中写为“ ”，读为志（zhi）。它不是别的，正是“法”的缔造者蚩尤部落的图腾。⑦ 可见法最早起源于苗民是由其历史根据的。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反映了远古社会各民族共同体为本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争斗。“三苗经过与黄带族的长期战争，最后为华夏族的联合力量所战败。这一方面由于‘苗君久行虐刑’，使其内部矛盾尖锐，削弱了抵抗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黄帝、炎帝、尧、舜、禹诸帝的连续战争，极大地挫伤了元气，最后遭到失败。战胜者虽然将部分苗民驱于边远地区，部分苗民降为奴隶，但并没有以自己的制度强加于苗民。”⑧ 而是“袭用了苗族原有的肉刑，所谓‘诋其意而用其法’，并在苗民肉刑的基础上发展了夏朝的刑法。”①
除了苗民的法律，黄帝部落的法律也在一些文献中有所反映。“上古结绳而治”② 反映的是上古时代通过结绳记事的习惯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形，这应当是习惯法的雏形。到了“黄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暗”③ 时期，可以设想，长期贯行的习惯已经随着规范性的加强而逐渐演化成习惯法了。
黄帝之后的尧舜时代，典籍中也有许多原始习惯的记载。据《竹书纪年》载：“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尚书·尧典》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 。汝作士 ，五刑有服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其中的“五流”之刑值得我们注意。在远古时代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如果一个人被流放出其部落或氏族，那无异于走上绝路。但是到了《尚书·尧典》所载“流共于幽州，放欢都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时，流放已经成为确认氏族部落首领权力地位，调整古老民族关系的一种规范了。诚然，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规范是调整远古社会民族关系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到了以后的封建时代，“流刑”的适用对象也曾转移到有罪官吏、士兵等个人身上，逐步成为另外一种刑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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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的法治国家，不把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当做根基，那所谓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便成为了一句空洞的口号，真正法治社会的建设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至多成为梦中的桃花源和乌托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社会中开展的广泛的普法活动，这些活动纷纷取得了成功，也取得一定的效果，它使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有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但是这对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又似乎是杯水车薪。这种不能满足需要使得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仍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对于如何培养和普及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笔者有如下几点想法：
1、强化宪法观念是培养公民法律意识的基础。培养全民的法律意识，首先应当强化公民的宪法观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其它法律的“母法”。因此，我们要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强调强化宪法观念、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提高全体公民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宪法实施的自觉性。因此，强化宪法观念应是培养高公民法律意识的基础。
2、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是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核心。
国家机关是实施国家各项权力的机关。这就是说，国家权力说到底是这些机关依法行使的职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高低就直接影响着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程度。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仅要熟练地了解与其自身职责有关的法律知识，有坚定的法律信念，同时必须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
正因为国家机关是国家权力的代表，因而国家机关也就成为国家法律的象征。公民法制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所产生的榜样力量。因此，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其他公民法律意识提高的重要条件。
3、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加强媒体运用
以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为基准，公民广泛掌握法律常识，增强法制观念和拥有正确的法律观点是需要依靠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来完成的。要坚定的实施普法活动，不断将法律意识灌输给人民群众，将最新，最基本，最平易近人的法律常识带给人民群众。不断改善法制宣传的方式和内容，用亲和力抹除法律的过分威严和疏离感，让人民深刻感受，法律就在生活之中，法律无处不在，从而使公民的法律意识在耳濡目染中逐渐成形。
在现代社会中，舆论和媒体是一种大众化而具有相当广泛性的宣传方式，我们要加强对舆论的引导和对媒体的运用。无论是纸质媒体或者电视媒体，都能对人们产生迅速而广泛的影响，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可以最大限度的涵盖不同文化和经济层次，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人参与到法律生活中，帮助其形成正确的法律观点和判断，了解法律，懂得法律和运用法律，形成强大的舆论和氛围，使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4、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法律素质是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长远方针。大、中、小学校的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从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高度出发，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既是国家法制建设的百年大计，也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切实保障。
5、开展法律研究，培养法律人才。法律研究是培养健全法律意识的重要条件，在当今社会中，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完善的法律去监督，法律本身也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法律也应该随之进步，而法律进步的一大推动就是法律的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在不断的法律实践中，不断有新的问题被提出，也不断有新的经验，新思想需要被总结和推广，而不论是对新问题的解答和新经验新思想的总结，都需要法律工作者对其研究和探讨。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律意识的普及工作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正如经济上有让一部分人先富，然后先富带动后富，在法律意识的普及工作中，我们同样可以采用此种方法。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素质，培养法律人才，由他们逐级下推，逐渐完成法律的宣传和法律意识的普及。因此，培养法律人才是我国正在进行也需要一直坚持下去的工作。无论是司法制度的改革，还是对法律职业人的高要求，都是基于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渴望，虽然有急功近利之嫌，但其初衷是值得坚持的。
人民的意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变产生不断的变更，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和各种意识思想制约和影响着人们法律意识。而在我国现阶段，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法律意识便显得复杂许多，但这就更需要我们从实践出发，不断探索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普及之路，深入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群体之中，倾听他们的声音，收集各方意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再通过事后的分析，总结，归纳和概括，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其中有用的主张看法收纳推广，运用多种手段，用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到群众中去，不断推进公民法律意识的进步，而在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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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疆南疆地区 法律意识 差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其中对“法治社会”建设以及“全民守法”的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法律意识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心理、知识、思想和观点的总和。增强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神圣感，提高公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度，树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意识观念，对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尤为重要。
新疆南疆地区通常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的区域，包括巴音郭榜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即所谓“南疆五地州”，是一个维吾尔、汉、蒙、塔吉克、柯尔克孜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暴恐活动”等负面影响因素严重，南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由于南疆地区特殊的人口构成以及宗教文化传统，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参差不齐。为了能够了解南疆地区居民的法律意识状况，我们在2014-2015年做了一份关于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问卷调查，对南疆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的居民进行了调查。
一、 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突出特点
（一）居民法律意识总体水平偏低
调查发现，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总体偏低，主要表现在法律知识有限，法律行动能力不够，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守法意识不高，部分群体甚至出现了法律信任危机问题。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70%的居民表示要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这表明大多数人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但在进一步的考察如何应用法律程序保护自己时，回答正确的不到30%。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法律行动力不够，用法意愿还缺乏实践能力，影响法律意识的提高。
关于“对我国法律公平性的看法”的调查，选择“法律对所有人是平等的”仅占总选项的27%，另有28.2%的居民甚至认为“法律很不公平”，居民对法律信任度偏低，进而影响到他们对法律的遵守。
（二）城乡居民法律意识水平有差距，农民法律意识问题尤为严重
1.农民群体多以道德和传统文化为准绳，对法律的信任和用法习惯偏低：从调查结果看南疆地区的农民法律意识亟待提高。在广大农民群体中，礼俗、习俗、宗法族规等成了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人们对礼俗、习惯的推崇超过了对法律的重视。在被调查的农民中，“私了”是农民遇到法律问题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发生纠纷时，由于农民对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司法”的陌生甚至是“恐惧”，通常“不愿”或“不敢”用法律，而首先想到通过关系或是民间权威来解决问题。
2.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识相对较高，但对法律的信仰潜伏着危机：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对法律的了解相对较多，维权意识较强。但对法律的信任却较低，主要是因为我国司法活动、执法机关执法不够透明，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看到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导致司法机关的活动大打折扣，由于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现象普遍存在，从而对司法失去信心。在我们的调查中，当问到认为我国目前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有76.7%的城市居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大于法律。有26.7%的城市居民认为有时权大有时法大。很明显的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司法机关工作的不信任。
3.民族习惯、宗教教义等对居民法律意识的影响尤为强烈：南疆地区是一个较复杂的环境，以维吾尔族为主同时又有着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兵团的存在也是一个特殊的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里又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人们的法律意识参差不齐。各民族传统习惯以及宗教教义对南疆地区乃至整个新疆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极端宗教和泛突厥主义对新疆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对居民法律意识也有极大影响。
在南疆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法律意识相对较低，这与其文化背景有着特殊关系。有42.5%的维吾尔族居民表示当法律与传统文化相冲突时选择遵守传统文化。回族居民有36%的居民选择遵守传统文化，其他民族包括（哈、蒙、柯尔克孜）等有40%的居民表示遵守传统文化。
二、影响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提高的原因分析
（一）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熟人社会的特点，使人们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而非法律解决问题
南疆地区的地理环境制约了其经济的发展，总体以农为主的产业结构，很多地区甚至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不利于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与经济水平发展相应，南疆地区特别是其农村地区，基本还保留着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所谓“熟人社会”，按照先生提出的概念，即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熟人社会它弱化了“法制”的功能，“熟人”的“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熟人社会的特点，人们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来解决问题，而并非采用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熟人社会降低了诉讼率，但在此同时也严重影响着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二）传统文化与宗教对法律意识的冲击
南疆民族地区有着强烈的“人治”高于“法治”的传统，至今仍广有影响，积淀到社会大众的意识结构中，在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生活，表现为较强烈的“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现象，遇到问题以后习惯找“权威”来协调，并不严格依法办理。
传统文化中还有对簿公堂是有损于名誉的观念。民众在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民间习惯，不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会尽量避免对簿公堂。
南疆地区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在信教群众中间，宗教教义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法律，这就严重的影响了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司法、执法腐败及法治改革的滞后，影响到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南疆地区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进入司法程序的各种冲突显著增加，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情况仍有出现，社会负面影响往往通过各种途径被放大，司法本身具备的长耗时、较低效率以及聘请律师带来的费用负担，给民族地区群众带来障碍。同样在执法过程中，违法行政的情形也影响到居民对法律的信任。
（四）法治教育滞后，居民权利意识淡薄
政府在南疆地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但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客观上自然经济、民间习惯和宗教教义的社会存在形式，导致与之联系的权利自由平等等观念无法正常发育和成长，民众在受到不法侵害时不知用法律来维权。
（五）地理原因，造成信息流通不畅，特别是法制信息的闭塞
交通闭塞造成信息流通不畅，特别是法治信息的闭塞。新颁布的法律常常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在南疆地区付诸实施。在南疆地区普法仅仅是公检法及相关政府部门来进行。宣传时间短，活动形式单调，仅仅是单一的发传单、挂横幅。
三、提高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若干建议
（一）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提高人民的现代化意识，弱化“熟人关系网”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从根本上来说要改变小农经济模式，加快向商品经济转型，这有助于居民建立现代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可以避免“熟人”的“情感”代替法律的威严，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
（二）寻找传统文化与法律的契合点，弱化传统文化负面的影响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生活过程中。法律文化传统则是从过去沿袭传承，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一种精神，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主体的法律实践和法律行为。传统的文化以及道德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不能排除它与法律相冲突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以及道德不可能灭失。法律也会长时间的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如何在现实中很好的利用这两种调节方式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三）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加快司法改革进程
提高执法者的素质，杜绝执法者在执法中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力现象，这现象对民众正确树立法律意识有极大的危害。要解决滥用司法权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监督方面，除了自身的监督外，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和作用，包括媒体 个人的检举以及传统的国家权力部门的监督。司法机关应该转变工作作风以及缩短班案的时间，这样就需要司法机关自身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同时还要向社会公布其内部常务，接受社会对其内部监督。
（四）加强普法的针对性和持续性，加快法律文化建设
法律意识不可能自发形成，而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培养，这就要求国家进行普法，普法教育要深入基层，形式多样、紧贴群众生活，避免走形式。
要扩大普法的主体。普法宣传是一种范围极广 影响深远的法制宣传活动，普法不仅仅是公检法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我们每一个懂得法律知识的公民都应该树立普法意识，普法宣传不能限制在法制宣传月，要适当的延长时间。宣传活动形式也应丰富多彩，不能仅仅是单一的发传单、挂横幅，只有让民众积极参与进来，才能够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才能有助于实现依法治国，才能潜移默化的使法律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一种思维、一种信仰。在南疆地区由于辖区面积太广，进行大规模的普法宣传活动不容易实现，应该在人口密集区设立宣传点 ，由点到线再到面这样能提高宣传的效率。
法是文化，个体法律意识的提高有赖于整个社会法律氛围的增强，在一个整体不守法的社会，守法者反而会成为异类，成为弱势，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法治社会的实现会愈加困难。
（五）加快南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多形式畅通法制信息渠道
加强南疆基础设施建设，使偏远地区居民更多地与外界交流融合，才能有助于其向现代社会转型。法制信息传播渠道应更多更流畅，使南疆地区居民更容易接受最新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张金鹏.多民族地区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现状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2]阿依帕瑞?艾力.经济的发展与少数民族法律意识之培养.陕西师范大学.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