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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1
论文摘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农村家庭决策的必然结果。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必然的。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有四个选择，一是夫妻双方外出打工;二是男性外出女性留守;三是女性外出男性留守;四是夫妻双方在家务农。在现行的四个选择中，男性外出打工妇女留守成为了一个首要选择。这个选择是农村家庭理性决策的结果。本文试图从成本收益以及风险的角度下来分析农民的决策原因，并针对这种出现这种原因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阵制度等提出了建议。
一、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家庭策略分析
家庭策略是近些年来家庭史和社会学研究提出的概念。家庭策略可界定为家庭面对社会变迁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被解释为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时机，如何时让孩子离家谋生，何时更换住所，何时控制家庭规模，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本文所研究的家庭策略是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决策，更准确地说是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是否外出的家庭决策。由于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作为家庭决策的主要角色，他们的行为就是从家庭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进行决策。这种选择包括对家庭的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收益的考虑、提高家庭经济收益的方式及行为的选择。农村妇女在家庭决策一般处于从属地位，她们在接受家庭决策者的决策时，考虑的也是家庭总体的收益。当然她们考虑的更多的是非经济收益。这种非经济上的收益对农村家庭提供了一种风险上的最小化及成本上的最小化。在农村留守妇女是否自愿留守时，我们所调查的113位留守妇女时，回答自愿的有76位，占被调查人数的68.75%。留守的原因中，占前三位的分别是“田地没人管”、“孩子没人照顾”和“照顾老人”。虽然我们没法区分农村留守妇女自愿留守是在家庭决策中主动自愿还是为了家庭而自愿的，但至少知道农村妇女的留守是为了家庭整体收益的最优化。我们再来分析留守的原因，可以发现留守的原因主要是非经济原因。第一位的是田地没人管。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土地不仅是经济功能，更重要的是保障功能。在问及农村留守妇女最担心丈夫的是什么，在我们调查的113位农村留守妇女时，有68名选择了“担心丈夫在外面挣不到钱”。所以，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收人不确定的条件下，留守在家的农村留守妇女和耕种土地的收给家庭提供了最后的保障。占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留守原因分别是照顾孩子和照顾老人，说明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留守选择是为了家庭整体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是非经济收益，孩子是家庭未来的最大收益，农村仍有“养儿防老”的说法，对孩子的投资是对家庭的主要投资，而这种投资也是以家庭收益最大化为决策基础的。所以很多农村妇女从家庭整体考虑选择了留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及女性劳动力的留守是家庭策略，是从家庭整体的角度进行考虑而作出的决策。外出是为了家庭的发展，留守是为了家庭的未来。无论处于留守的妇女在家庭决策中居于主动还是被动地位，这种半流动状态是农村家庭作出的理性选择。
二、成本收益分析
1.基本概念及假定
基本假设:农村劳动力是以家庭总体收益最大化来做出选择的，影响决策的基本因素是家庭的整体收益，这种收益包括经济及非经济收益(情感、孩子的教育、家庭的未来等)。ELLIS在《农民经济学》中认为:“农民是主要利用家庭成员的劳动从事生产并以此为经济来源的居民户，其特点是部分参与不成熟的投人要素和产出市场”。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对自然条件依赖较高等特殊原因，农业生产的风险较高。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险市场不发达，风险只能完全由农民自己来承担，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就会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时，就会为自己预留后路，不敢冒险。在农民的理中，“规避风险就成为重要原则了”。
农民选择的制度框架: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经济效益低、全家外出的高额成本支出。
由于本文分析的是农村家庭作出一个决策整体而出现，他们所需要作出的决策就是对作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主体的已婚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为了家庭他们需要在留守和外出之间作出的选择。因此，他们的选择将有以下四种:
2.四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收益分析
夫妻双方外出打工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托达罗模型下，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低于城市的边际生产力，农村的迁移者为获取净收人相对较高的就业机会的迁移决策与行为，虽然是趋利性的但绝非是投机性的，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而非“盲目的”非理性的行为。他们在迁移中不仅要考虑迁移成本，还要考虑生活费用;农村低的边际生产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之一。
本文所研究的是农村家庭中，已婚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在进城与务农中的两种选择。由于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在迁移中的成本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把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的迁移成本视为相等。包括(1)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c，包括由迁移引起的家庭用品重置成本。(2)农民工的风险成本r，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3)农民工进成的心理成本m，远离家人、文化差异、生活不适应等心理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可以列人心理成本的如探望家属及亲朋的交通费用、和亲人联系的电话费用等。(4)限制农民工进城的制度成本f，由于政府的行政管制而带来的流动成本如办理各种证件、子女上学的暂助费等。
以下对上述各种情况进行分别论说:
(1)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c。这部分的生活成本一般只与农民工所选择的城市有关而与男性劳动力或女性劳动力迁移无关，二者生活成本的差异不大。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生活成本c可视为城市规定的个人最低生活保障金，以利于农民作出决策。农村男性劳动力或女性劳动力单个迁移的成本为c，如果夫妻双双外出打工而不是带着子女，生活成本则可视为视为二者简单相加2c。如果夫妻双方外出打工而带来家庭的整体迁移，"2000年五普时，在所有迁移人口中，迁人到户主与配偶均为迁移人口的迁移家庭户(即纯外户)的比例则高达47.18 %。这说明纯外户已成为迁移人口分布中最为主要的选择”“每100个纯外户中有 61.49%的家庭户会带着子女”。生活成本则是家庭的生活成本
(2)农民工的风险成本:，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在这里我们假设农村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在城市所获得收人不同，表示农村男性劳动力在城市的预期收人，表示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城市的预期收人，表示劳动力在农村所获得的预期收人，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视为相同。而且。所以，农村男性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的风险成本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的风险成本为为农村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
(3)农民工的心理成本m。心理成本就是指不考虑任何情况，只考虑让农民工离开所在地的成本。由于心理成本不易衡量，本文认为，心理成本就是农民工离开所在地，维系家庭亲情关系、保证农民工正常心理上对亲情等需求所需的费用。农民工进人城市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所以列人这部分成本的是探亲的交通费用和亲人联系的电话费用。对于不同性别的劳动力，二者相差不大，视为对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的心理成本都是相同的。虽然事实上对于远离家人、文化差异、生活不适应等问题.女性劳动力的心理成本一般要大于男性劳动力，但我们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二者可以量化的相差不大，所以视为相等。
(4)农民工进城的现行制度框架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严格的户籍制度、各地名目繁多的限制措施。由于政府的行政管制而带来的流动成本如办理各种证件、子女上学的暂助费等。这些迁移成本只与农民工的流入地有关而与迁移的男性或女性劳动力无关。因此，可将二者的迁移成本视为相同为f。在农村劳动力做出单个迁移决策的成本为就是办理各种证件所需的费用f,但如果迁移是家庭式的整体迁移，则迁移成本则要加上高昂的子女人学费fs等。
我们将对农村劳动力在不同选择下的收益，作进一步的分析:
(1)夫妻双方在家务农的净收益。在对双方均选择在家务农收益分析前，需先分析农村劳动力务农的净收益。农村劳动力在家务农不需要上述分析的生活成本、风险成本、心理成本及流动成本等，只是有花费在化肥、农药、种子及整理土地所需的费用，视为Co。农村劳动力务农的收益则为在农业上劳碌一年获得的平均收人Ro。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务农的净收益为。农村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在务农的平均收人相差不大，视为二者相同，
(2)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收益。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益等于城市的预期收人乘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多是以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农村劳动力一般在有工作可做的时候才会出去，盲目外出的比率较小，因此可以认为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收益为
(3)女性外出男性留守的收益。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而男性留守的比例较小，但女性劳动力外出的收益为。而家庭的总体收益为
(4)夫妻双方外出打工，可以视为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预期收益与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收益的简单相加，为
本文对农村家庭在四种不同家庭策略下的成本收益分别进行了分析，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其用下图来分析。
农村劳动力对劳动时间的分配有两种选择，务工和务农。横轴表示农村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从左至右表示务农时间越来越多，到达右边的纵轴时表示农村劳动力完全务农;从右至左表示务工时间越来越多，至左边的纵轴时表示完全务工。纵轴表示农村劳动力在不同劳动时间分配所带来的收益，我们将分别比较不同劳动时间下的收益与净收益，以分析影响农村家庭决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村家庭在四种不同的选择下，侮种决策所带来的收益，A点表示在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完全务工即农村家庭均务工的情况下，所带来的收益。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平均分配，代表的是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女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时问在务工和务农之问平均分配，代表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男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完全务农，。在此前我们已做出假定: ，因此我们得到如图a所示的折线，。在不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四种策略的收益由大到小依次是完全务工、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女性外出打工男性留守、完全务农。
图b表示，在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在四种不同的选择下，每种决策所带来的净收益。A点表示在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完全务工即农村家庭均务工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净收益。，在这里农村劳动力在完全务工的情况下仍有不同的情况，如家庭迁移、和夫妻务工孩子、老人留守及夫妻务工老人留守，在这里本文计算净收益是对家庭迁移的形式来计算净收益。因为家庭迁移是农村劳动力家庭策略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手段。B，点表示农村劳访力的时间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平均分配，代表的是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女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 ,是农村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而妇女留守在家给家庭带来折净收益。C’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平均分配，代表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男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完全务农，对于夫妻完全务农我们所计算的是净收益，。困此我们得到如图b所示的折线.。在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四种策略的净收益由大到小依次是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女性外出打工男性留守、完全务工、完全务农。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而农村妇女留守在家的情况，农村留守妇女的出现是现实下农村家庭策略的理性决策。
三、农村劳动力家庭策略理性选择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根据上面分析，为了增加农民收人，实现农民自身效益最大化，加快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从以下儿个方面改革。
(一)改革和完善现行的户籍制度，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
户挤制度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如何平等对待农民的问题。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趋势就是居民身份的平等化，打破城乡壁垒，弱化甚至消除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种种特权。现在阻碍农民向城镇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摄硬的户籍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产生的对进城农民工的歧视。因此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势在必行。
(二)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统一、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转人乡镇企业，还是数千万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主要表现为农民白主择业，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化的就业方式。今后，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允许农民自主择业，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开拓就业门路，实现农民自身效用最大化。建立和完善劳动法规和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保障。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规章和制度体系。
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2
【论文摘要】文章利用764份问卷调查袁的数据，具体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需求。结果显示，他们的最大期望，一方面是在城市中得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希望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得到保障。因此，进一步规划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战略思路：其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其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限制劳动力迁移的许多旧的体制已经基本消失，其中包括居住限制、食品供给限制以及大部分就业限制，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人们的迁移心理成本，增加了就业成功机会，也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迁移的增加，移民网络已经起到提供就业信息、降低心理成本的作用，还有交通和通讯费用的降低以及高校扩招和收费的增加，‘都是中国国内迁移规模有可能增长的理由。剩余的限制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更多可能体现在一些较难改变的体制上，如城市就业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等。
为更好的了解农村劳动力对政策的需求，以便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②2007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廊田镇11个村，共发放问卷调查表6O4份，其中A卷(迁移者)194份，B卷(未迁移者)410份，回收有效问卷552份，其中A卷181份，B卷371份。另外，2007年上半年在城市中进行了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为广东省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共发放问卷调查表(全部是A卷)263份，回收有效问卷212份。两次调查共获取764份有效样本，调查目的主要是了解迁移者的个人特征和迁移动机，以及未迁移的可能原因，其中对政策的需求是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
一、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期望
农村劳动力迁移绝大多数人是依靠自身努力所实现的，但并不表明这种纯市场经济行为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因为迁移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毕竟是有风险的行为选择，他们需要政府的帮助，尤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现阶段，他们对于政府政策的期望有哪些，哪些对于他们目前最迫切，作者利用A卷(迁移者)调查数据做了一个统计(见表一1o
在调查中发现，在选择政策期望时，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存在明显的地区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教育程度)偏好。例如，乐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迁移者更注重社会保障，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对农地承包权更为留恋，年轻者考虑计划生育问题更多，而对各项社会保障并不太感兴趣。但统计分析时，看到他们对政策期望的核心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选择的先后顺序不同而已。
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担心更多的是失业和居住问题。前者，迁移的根本目的是挣取更高的收入，只要有份工作(或有份不拖欠工资的工作)，就会有一定的收入。出乎意料的是，迁移者对住房的要求比较迫切，迁移者向定居者过渡时强烈要求的具体诉求。另外，迁移者对于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太高，表面上看，由于他们从未得到过社会保障，所以觉得那只不过是城里人“天生”的待遇，甚至有不少人还不知道有社会保障这一说。况且进入社保还要求他交纳一笔费用，这将减少其现期收入，所以他们对纳入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迫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农民的保障只是原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所以，迁移者无一例外的希望享有原有在农村的一些政策，固他们特别希望保留自己的宅基地。如果一下子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他们将很难适应，结果可能是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二、未迁移者原因
为了更好的了解迁移者的个体特征，调查B卷专门针对在家务农的农村劳动力，希望能做比较分析。未迁移者的原因，作为一个多选问题，在回收的373份有效问卷中，其选择未迁移的原因统计结果(见表一2)。
同样在选择不迁移的原因上，也存在着区域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偏好等因素。其中，年龄大的和文化程度低的主要是缺乏相应技能，而女性未迁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家人拖累，那些回迁者则比较满足于农村的生活状况。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人并未选择“在打工地受到一些政策限制或歧视待遇”这一项，由于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和长期二元结构的政策影响，农民已经养成了逆来顺受的“品德”。
根据上述对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分别对政策期望的系列分析，政策改革思路已经比较清晰，在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约束的前提下，在城市中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是改革必须先行的一步。关于农地制度改革，其基本思路，通过土地的合理集中实现家庭规模经营扩大，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通过制度的变革能够给迁移者提供一笔较大的到城市谋职和生活的原始资金。@
三、整体性政策框架建议
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涉及到上亿农村人口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同时还涉及到几亿未迁移农村人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性的高度，进一步规划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战略。
(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统筹城乡就业，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统筹城乡就业要求把解决好农村的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改变和摈弃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必须把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尽快打破城乡就业壁垒，实行城乡劳动者公平的就业制度是统筹城乡改革的切入点。各级政府应把促进农民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要目标，把增加农民就业纳入国家和各地区的就业规划。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把扩大城镇就业、降低城镇失业率作为重要任务，而且要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民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目标。
1．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建立保护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劳动力迁移者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与社会排斥的群体。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不少保护其权益的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的现象仍继续存在。如农民工劳动合同签约率很低，工资边清欠、边拖欠，农民工超时间劳动，休息、休假权利受侵犯比较普遍，一些企业任意加班加点的行为没有得到遏制。距离公平就业，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可否认，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与劳动力供过于求有关，⑥但作者认为，其深层原因仍是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健全所导致，因制度原因使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从而遭受资方侵害。保障农民工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短期内的劳动用工整治行动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最终需要建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包括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和集体谈判制度，工会作用发挥方式和程度以及保护劳动者的政府劳动立法等方面。
2．公平对待农村劳动力迁移者，逐步形成惠及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当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实行的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上进入)，但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成员资格，进城农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社会排斥)；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遭受歧视等。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应有新的理念和措施。首先，应当转变观念，对农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改变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统一管理，逐步做到权利平等。其次，在住房、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需要，使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农民工。统筹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城市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需要作相应的调整。进行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促进城市社会的安定和谐、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引导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理、有序流动，努力开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我国城乡将长时期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必须广开门路，多渠道并举，多形式并存，多层次展开，努力实现合理、有序流动。(1)在地域流向上，引导农民异地转移与就地、就近转移相结合。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是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出路。
同时，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仍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途径。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近年来，随着土地供求矛盾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沿海发达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要因势利导，在继续鼓励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的同时，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沿海发达地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创造条件。(2)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的竞争优势。在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空间的同时，要重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4．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技能和就业培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就业，新的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有新的要求。如果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不能满足岗位要求，劳动者就容易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且，劳动力的整体技能较低，也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构成了制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大力提倡订单培养模式。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和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鼓励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与农村发展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经费短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萎缩，人员大量流失。要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把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重点放到农村。这对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意义重大，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只要还没有稳定职业并且在外定居，土地仍然是农民最终的退路和保障。土地对广大农民来说，既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即使不从事农业生产，土地不再具有生产资料功能，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会消失。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情况看，大量的农民将会长期亦工亦农，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将是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时返乡务农。在农民到城镇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保障他们的土地承包权，使他们进退有路，不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流民大量集中于城市，对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关系重大。
因此，在没有别的手段可以替代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之前，必须依法保障流动就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将所有农村劳动力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留在农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的老年劳动力来说，土地难以起到生存保障的作用，他们往往成为农村贫困人口。在他们不能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时，如果愿意退出农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可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赋予他们对农地承包具有选择性的退出权，根据自身条件在保持农村的承包地和获得不同的社会保障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他们有稳定的非农收入也愿意放弃土地，可以以农地换取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障基金，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系统；而那些不愿放弃农地的转移劳动力，则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如果他们愿意承包上述两部分劳动力退出的承包地，那么根据其意愿承包的土地面积和承包年限支付一定的土地承包费，而这部分承包费则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等到他们到了退出农业生产的年龄时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参保单位，以社区或渔业公司作为社保的工作点。其次，为鼓励渔民参保，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在缴费比例上以“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政策执行。同时，从渔民转产转业资金中划出一部分，给予每个参保渔民一定数额的补助。
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不仅速度在加快，而且其流向也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大量的劳动力流动在各省区市之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城乡与工矿区之间，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也在逐步增加。是什么原因引起劳动力的流动呢?本文从劳动力的流向、劳动力流动的群体性、劳动力流动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4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两阶段假设；效用最大化；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理论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0-02
一、前言
（一）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素不断解放，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该群体逐渐向城市空间聚集，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转移“民工潮”。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提高了该要素边际生产力与要素收入，更形成了市场化大生产的初始要素准备，为城市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内许多学者在借鉴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加以修正，试图沿用劳动力乡城转移模型来解释农民工群体城乡回流行为，并假定无论是乡城转移还是城乡回流均是持续性的长期理，即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之后，即使在城市里入不敷出，只要其认为选择留城后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预期净收入大于其返乡回流收入，他们便会选择继续留城。因此推出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原因是农民回流后长期预期净收入水平高于其选择继续留城预期净收入水平。
（二）行为假设
笔者通过对身边返乡农民工调查后发现，这些返乡农民回到家乡后，其净收入水平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与前述理论解释存有较大差距。因此笔者大胆假定，乡城转移与城乡回流应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假设条件。在乡城转移之前，农民工群体往往会积极地将预期收入的时间设定为一段较长的时间，认为城市机会多，只要进入城市便不会找不到工作，即使初始阶段入不敷出，后期预期收入一定会提高，对应的行为假设是长期理。而进城之后，等待就业机会或者就业处于入不敷出时，他们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认为选择在城市等待择业或继续就业得不偿失时，他们便会选择城乡回流。因此，假定完成乡城转移后的农民工在城乡回流阶段决策问题上是由短期行为所决定的，且此时迁移者作为短期理性经济人在决策时考虑增量分析而非长期性的存量分析。本文拟通过对身边返乡农民工真实返乡意愿总结的基础上，从“以人为本”的视角，通过构建劳动力回流效用最大化决策的微观机制，以此探寻劳动力回流的本质，进一步解释我国劳动力回流的真实原因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回流现状分析
（一）劳动力回流现象普遍存在
经过近30年的流动变迁，我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多元化流向的新特征，农村劳动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转移已成为一种长期的经济现象。以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省为例，通过对安徽省09-15年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发现，随着安徽省城镇化的推进，在安徽省总人数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流向外省半年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从2011年的17.44%降到2013年的16.31%，流向外省半年以上人口数量占总流动人口比重由2009年的77.9%降到2013年的67.96%，相应的流向本市县及其他乡镇的比重由2009年的14.75%上升到2013年的22.74%。“双降一升”数据表明，近年来，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转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从劳动力回流主体结构来看，年老劳动力高于年轻劳动力回流占比，但两者的差距是不断缩小的，从这个角度也进一步佐证了除自然原因的劳动力被动回流外，年富力强的劳动力选择主动回流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中。
（二）劳动力返乡意愿原因总结
笔者对身边返乡农民工的真实返乡意愿进行调研后发现，这些回流人口的返乡原因大致可归为以下四类：一是自然返乡型，即因本人或家人婚育和年龄自然衰老等自然原因而主动选择返回农村；二是就业未竟型，即在城市没找到工作或没找到合适工作或收入较低等原因自愿失业返乡；三是生活厌倦型，即厌倦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教育、医疗福利歧视等；四是个人发展型，即觉得返回家乡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三、模型建立
（一）现有模型不足
1.忽略了劳动力回流决策的短期行为假设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在作出迁移决定时，不仅考虑短期内的预期收入和成本，也会从长期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如果长期的收入能够弥补短期的成本，他们也会做出迁移的决定[1]。模型只是分析了劳动力向城市方向迁移的瞬时决策，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迁移的可持续性。迁移之前劳动力更多地倾向长期行为，但迁移之后是否回流却主要由短期行为所决定的。迁移者作为经济人是理性的，等待就业机会或者就业处于入不敷出的时候，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认为选择在城市等待择业或继续就业得不偿失时，他就会在迁移后重新返回农村。这就解释了现实中为什么流人城市的劳动力在城市找不着工作的话，一般都会返回农村，而不像托达罗说的那样继续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
2.忽略了以人为本效用最大化
因其自身吃苦耐劳特质以及众多群体产生的激烈竞争，农民工劳动力曲线并不如传统劳动力模型向后弯曲的明显。不过，农民工群体仍遵循一般劳动供给曲线中向后弯曲特点，虽在一定的收入水平内其不考虑效用的最大化，比如为了获得收入农民工可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忍受长期与家人的两地生活等，但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入不敷出，或者感受到外出务工压力，该群体仍会选择回流，并在收入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中波动，表现出在城乡之间摆动迁移的特征。此外，劳动力外出或迁移的决策是由家庭集体决定的，由于家庭成员的异质性（其年龄、文化素质和技能存在差异），为追求福利最大化，家庭会按排一部分人外出打工挣钱，剩下的人留在家里从事农业劳动。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土地制度和传统的文化等决定了乡城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农户家庭[2]。
3.忽略城市生活成本
托达罗模型并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后的生活费用，并且一般来说，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要远高于其在农村地区的生活成本。这种城市生活成本既包括实在的物化成本，也包括难以物化的心理成本，如进入城市后的生活与工作适应程度、城市居民对其在工作中与生活中的态度以及农民工对务工中收入、生活的主观评价等。
（二）修正
1.增量分析
本文依据劳动力回流决策时短期行为假设，采用增量分析方法构造模型，以期对劳动力回流决策做更精确的刻画。增量分析是边际分析的变形，表示变量的大量变化，包括离散的、跳跃性的变化，也可以是非数量的变化[3]。
2.引用效用最大化模型
本文在预期收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效用最大化模型，在比较预期净收入经济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非经济因素进行比较，并将其纳入到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中。
（三）回流决策模型建立
在遵循最大化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把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进行简化，为从最基本的模型出发，将先进行若干假设，随后逐步放宽假设的条件，使模型尽可能的向实际情况靠近。
假设一：短期经济人行为假设
入城后的农民工在一段时间（）内等待就业机会或者就业处于入不敷出时，他们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若认为选择在城市等待择业或继续就业得不偿失时，他们便会选择城乡回流。
假设二：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返乡后的就业概率均为1
该假设说明农民工在城市不存在等待择业或失业压力，而且返乡回流后，一定可以就业。
假设三：农民工回流主要受收入最大化的影响
在一定的预期收入范围内不考虑效用的最大化，比如为了获得收入农民工可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忍受独自在外生活等。
基于上述三个假设，我们构建简化的农民工回流模型如下：
式中e表示在时刻时间内预期总净收入增量，在时刻时间内回流至农村后预期净收入增量，在时刻时间内留城预期净收入增量，表示城乡迁移动作成本。
然后，放宽假设条件二，引入就业概率变量。
式中， 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时期就业的概率，农民工在城市时期就业的概率。农民工回流后即使未从事其他工作，至少还可以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假定农民工回流后的就业概率=1；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概率可以扩展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承担的相关风险，风险包括就业的可持续性和收入的保障性，故。
最后，放宽假设条件三，引入非经济因素。农民是否回流取决于两地的效用最大化情况，如下式所示：
式中， 表示农民工时期选择回流地的预期总效用，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的预期收入效用，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受非经济因素等影响带来的效用。表示农民工时期选择留城的预期总效用，表示农民工留城的预期收入效用，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受非经济因素等影响带来的效用。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如下：
（四）小结
本节在提出农民工外出务工以及城乡回流的两阶段假设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农民工短期经济理假设，从最基本的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出发，一步步放宽就业风险、非经济因素等相关假设条件，逐步完善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为进一步探讨回流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四、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分析
通过前述模型建立，本文在一般劳动者供给曲线的基础上，依据不同假设，作出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分析。
（一）基于长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
农民工劳动群体因其自身吃苦耐劳特质，其劳动供给曲线弹性更弱，表现在劳动供给曲线上，其与一般劳动供给曲线相比要更坡。基于其长期假设，劳动力对长期预期收益看好，在劳动力充分供给的情况下，当工资率低于某一个阈值时，农民工劳动供给会更大，表现在劳动供给曲线上向前弯曲[4]。该曲线解释了农民工群体在乡城转移时，普遍存在预期向好，对城市机会憧憬，即使在短期入不敷出，其仍会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增加收入。
（二）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
在完成向城转移之后，劳动力回流决策阶段，随着劳动力报酬净收入的减少，其劳动供给曲线会突破劳动供给时间原点，现实中会表现出农民工城市逃离，劳动力回流。此外，随着人们“以人为本”意识的增强，农民工群体会将自身难以物化的心理成本考虑进模型中，因此会表现出净工资率水平大于零的时候，仍会有很多农民工选择城乡回流。
（三）结论
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分析，随着农民工劳动力群体自我意识和家庭意识的增强，该群体不再只考虑向城转移后净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将难以物化的心理成本考虑进决策中，如进入城市后的生活与工作适应程度、城市居民对其在工作中与生活中的态度以及农民工对务工中收入、生活的主观评价等都会影响其选择是否回流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符合社会向前发展的规律性，国家和企业在促进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时，不应单单考虑该群体净收入水平的提高，更应为其提供在城市中平等工作机会、福利报酬和劳动尊重，更有效的将该部分生产力纳入到城镇化发展中来。
参考文献：
[1]王箐.流动人口就业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
[2]王国辉.基于农户净收益最大化的宏观乡城迁移模型[J].中国人口科学，2006（2）：48-57.
[3]杨卿.浅析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合理应用的理论研究[J].管理学家，2014（8）：142-142.
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5
一、非自愿迁移背景下移民安置区“空心化”的基本特征
（一）返迁现象历史悠久，且存在地区差异
移民返迁造成的“空心化”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移民返迁特征表现为：第一，移民返迁历史悠久、规模大，且不同时期受不同因素影响返迁移民数量不同。第二，远迁移民返迁现象较为严重，且远迁移民再迁或返迁人数较多。第三，远迁移民表现为整体返迁和零散户返迁两种类型。
（二）移民安置区产业发展不平衡，“空心化”地域分布存在差异
以三江源生态移民为例，通过移民工程的后期产业发展状况看，乡镇集中安置的产业发展形势比市郊安置型的产业发展形势好。与乡镇集中安置相比，市郊安置的后续产业发展条件较差，因为市郊安置地没有发展农业、畜牧业的条件，同时移民不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只能通过一些补助和打零工所得来维持生计，移民的返迁愿望急切。所以安置区的地缘条件不同，后续产业发展的条件不同，导致移民的收入来源、生活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这样安置区返迁或再迁的结果也会不同，安置区“空心化”的地域分布也不同。
（三）移民安置区劳动力就业不充分
搬迁安置后的移民，因受经济格局调整、生产条件改变等影响，在新的安置区和新的生产条件下，原有的生产技能、职业技术和经营能力基本作用不大，甚至丧失作用，急需改进其就业能力、生产技能，才能尽快恢复其生计。从三峡库区移民的劳动力就业情况来看，劳动力数量与就业岗位的矛盾依然突出，目前就业岗位不能充分吸纳剩余劳动力，具体表现为：第一，库区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农业吸收劳动力的空间有限，需要转移大量的隐性失业劳动力；第二，目前库区第二产业的产值增长，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移民搬迁和库区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建筑业快速发展，库区现有的工业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容量已趋饱和，难以提供足够数量和稳定就业岗位。第三，库区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十分松散，且流动性较大，将第三产业看作是“副业”的思想在库区移民中依然普遍存在。
（四）安置区基础设施的“空心化”
为了让移民在安置区更好地生活，地方政府努力改善安置区各方面条件，加快移民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移民选择返迁或再迁，造成基础设施的空置，浪费基础设施资源和国家资金。以湖南省资兴市为例，该市共筹集2.698亿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了基础设施项目共1296个，大力改善移民住房、用电、饮水、交通等条件，该市部分移民依然选择返迁或再迁，造成安置区基础设施的“空心化”。
（五）安置区人才流失、环境受损
移民安置区的“空心化”首先表现为人口的空心化。很多自身条件优越的移民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选择返迁或再迁，这样直接导致了安置区人才的流失，人力资本的撤离，使得移民村面临人才短缺的危机。此外，政府给部分移民分配了耕地，但这些移民选择返迁或再迁，会造成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直接导致耕地大面积抛荒，农业资源严重浪费。
二、非自愿迁移背景下“空心化”形成的原因
（一）迁移者个人因素
移民搬迁前后的收入差距是移民返迁的重要原因，这体现了经济因素在人口迁移中的主导作用。在社会心态及认知方面，非自愿移民的迁移本身就面临着迁入地与原居地地区文化的差异，受区域文化、生产生活条件差异的影响，移民离开故土的心态较复杂，普遍存在着恋旧心理，且在自我认识上存在矛盾性。移民的个人素质也会影响其迁移行为，最终的迁移行为导致移民安置区的“空心化”。
（二）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
移民工程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移民安置，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水平对移民安置、重建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产业布局环境、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为移民提供良好的后续生产生活保障是移民长久留在安置区的一个重要拉力。倘若移民安置区产业发展不协调，产业发展前景不好，就会成为移民返迁的推力。此外，移民单一的劳动技能决定了他们再就业的可能性较小，为了保障基本生活，移民选择再迁到接近原有环境的地区或者是就业机会、渠道更多的地区，最终形成了安置区的“空心化”。
（三）地方政府的移民安置政策
移民工程不是一项简单意义上的人口迁移，而是一项浩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相应安置政策，地方政府根据国家规定给予移民优惠政策，初期工作普遍进展顺利。但经常由于地方政府安置工作执行政策不到位、地方官员工作失误或者移民政策本身的缺陷等原因导致后期难以顺利进行。
三、非自愿迁移背景下“空心化”问题的解决思路
（一）迁移者个体层面
首先，移民安置区出现空心化的部分原因是迁移者在安置区没有挖掘资源的意识。非自愿移民具有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安置区后续发展中要加强迁移者的进取意识，提高其主动挖掘资源的能力，转变迁移者的被动思想，树立自主创业的精神，使其在安置区逐渐适应并开拓新的生活环境。
（二）地方政府层面
政府机构必须着力改善安置地移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移民村公共服务范围和质量，提高安置区对移民的吸引力、减弱推力。要创造有利于移民发展的政策环境，开展“开发性移民”政策，为移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为移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针对移民的迁居地，因地制宜地对村镇建设进行规划，完善安置区管理制度。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实施农村宅基地有偿转让制度，允许安置区“空心化”家庭转让宅基地，以缓解宅基地的供给与需求矛盾。
（三）安置区企业层面
鼓励、引导和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为移民增加就业机会，增加迁居地拉力，控制安置区“空心化”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应该大力优化产业结构，结合所在区域及周边条件、特点为移民拓宽就业渠道。同时，为移民开展技能培训，提高移民素质和个人技能，既为企业提供了劳动力又解决了移民就业难的问题。
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6
关键词：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理论 贫富差距
一、人口流动理论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认为由于全球劳动力供需分布的不平衡，引起了劳动力大范围调整。地区经济增长快但缺乏劳动力的国家比经济发展缓慢但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可得到更高的工资收入。因此大批劳动力迁移到工资高的地区，这一过程直到工资水平的差异与迁移费用达到平衡才终止。新家庭经济迁移学派认为，人们会以整个家庭的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进行迁移，并要求风险最小化，家庭成员得到的汇款可能是全家经济财富的基础，但这样可以减轻家庭面临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下可以正常生活的风险。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经济发达地区本质上存在着双重工作市场：第一，高级劳动力市场，由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所从事，可以获得较高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第二，低级劳动力市场，以低薪水、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缺乏升迁机会为特征。发达地区由于生育率的降低，无法满足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特别是低端劳动力市场需要大批量劳动力。因此，许多低等级工作欠缺需要由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迁移者涌入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
二、人口迁移因素
1、经济因素
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自身合法利益的最大化，在理性的思考发达的城市地区比之于传统农村地区具有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等方方面面的比较后，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和追求自身的发展，都影响着人们的迁移行为，而城镇的地区更容易提供这些条件，所以人们往往愿意迁往发达的地区生活和工作。
2、文化精神需求
当下人们的价值观念走向多元化，而人们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正在城市化。而在当今的教育机制下，人们可以通过高考，考研等方式摆脱贫困落后，通过学习增长自己的才干，丰富各领域的知识，而且经过先进理念熏陶的人们更愿意留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大中城市发展，促使人们向往城市迁移。
3、追求公平正义
理性人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往往也会引起人口流动迁移。由异地高考的问题出发，以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出发进行探讨。假设理性人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阶级，不知道自己的省籍，不知道自己在自然资质分配中的命运，能力，才智和力量。如下表所示：
人们会担心自己处于最不利地位，因而不会选择A方案。人们在B方案和平均主义方案之间比难抉择。个人认为要结合所处的社会条件进行分析，如果不同省份之间资源分布非常不平衡，优势省份人口明显比劣势省份要多，那么人们考虑到自己处于优势省份的概率比较大，会选择B方案。如果优势和劣势省份人口比例大致相同，那么人们不知道自己将会处于何种境地，会选择平均主义方案。但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显然是占据优势的省份较多，根据最大化最小值原则，人们更愿意选择B方案。因此，秉着公平正义的角度，人们也会为了更好的利用资源，会主动的迁往相对有优势的地区。
三、政策建议
1、建立健全有效的经济体制
进一步建立完善有效的经济体制，在市场机制中，通过合理合法的竞争，可以提高企业的品质，深化企业各项制度的革新，规范企业的行为，积极完善市场机制，调整所有制结构，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努力，调整产业结构，鼓励自我创业，大力发展中小民营企业，降低行政成本，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2、努力完善户籍制度，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成本
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提高各地区劳动力流动水平，让有能力的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有利于农民收入差距的减小，还可以提高区域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减小收入差距，特别需要有效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保证劳动力能在不同的地区可以公平公正的参与劳动和发展。
3、普及教育资源并提高教育质量
在城乡教育回报率有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所以，需要普及教育资源并提高教育质量，使农村的劳动力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鼓励农村劳动力自我创业。资助已掌握良好技术知识的人回到当地发展，传播新技术新知识，带动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刺激地区经济繁荣。
4、加强政府顶层设计和完善法律法规
通过政府顶层设计方式，建立健全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政府公共行为和政策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相一致。完善各项法律法规，维护好每位外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权益保护，减少流动的风险，树立以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翟锦云，马建.我国广东省人口迁移问题探讨[J].入口研究，1994（2）：18-24
[2]蔡防.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5（6）.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