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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1
关键词：劳动力城乡流动；流动数量；影响因素
一、 文献回顾
劳动力流动问题一直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关注。17世纪威廉・配第认为，工业收益比农业的多，而商业收益比工业的多，这种产业间的收益差促使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1940年，科林・克拉克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农业部门流向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刘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以从事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传统和现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的差异，使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而引起劳动力的流动。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二元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工业与农业部门发展间的内在联系和平衡关系。1961年，乔根森对劳动力流动模型做了新的补充，指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导致了劳动力流动。20世纪70年代初，托达罗提出了二元经济劳动力配置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城乡相对经济收益，不仅由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决定，同时受进入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和概率影响。李对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和中间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博格等人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距离远近、物质障碍、文化差异等中间因素，他认为劳动力流动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后的共同结果。
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理论和模型的学习和借鉴，并根据国内现况提出新的观点。高国力将区域经济收入差距带入托达罗期望收入模型，发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蔡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城乡劳动力流动。朱农将资本存量作为研究中介，分析劳动力流动与政策演变间的关系，指出在区域初始资本存量较少时，城市政策将禁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城市需要农村的劳动力的流入来增加城市的产出，城市政策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入。肖群鹰和刘慧君研究了我国以往省际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流出和流入入省份间的期望收入、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劳动力分布是省际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际出发，徐育才在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力模型”。他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三大因素，指出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将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王子成在研究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时指出，与“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是制度工资不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工资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博弈决定，并非市场机制下的均衡。
二、 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
三、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实证检验
本部分在前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基于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研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劳动力城乡流动。
1. 数据来源。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为7年（2006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30个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变量包括城镇地区工资收入水平、农村地区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就业概率、资本价格。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3. 实证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资本价格、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呈负相关，与就业概率、城镇地区收入水平、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呈正相关，实证分析从量化角度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四、 结论
本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实质上是基于对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差异将明显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定的认知。由于区域之间存在这些差异，劳动力具有天然的流动性。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劳动力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减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劳动力就业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增加而减少；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假设条件，当0
参考文献：
1. 威廉・配第.赋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徐育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学术研究，2006，（5）.
3.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肖群鹰，刘慧君.基于QAP算法的省际劳动力迁移动因理论再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07，（4）.
5. 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6. Jorgenson，D.W.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Economic Journal，1961，（11）.
7. 乔根森.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杂志，1961，（6）；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发展.牛津经济论文集，1967，（11）.
8. 王子成.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9. 高国力.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经济地理，1995，（2）.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北京率先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研究”（项目号：13ZDA04）；农业部软科学课题“我国城乡一体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项目号：20141001）。
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2
在当前影响通胀的诸因素中，劳动力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物价的影响被显著夸大了；而超发货币作为通胀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其影响也在逐步减弱；短期和结构性的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当前通胀的主因。
工资涨15%物价会上升1.94%
实证观察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上涨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比如：2003年至2009年我国职工工资年均增长高达14.8%，可是不同年份CPI涨跌互现，甚至在2009年东部沿海出现“用工荒”时，经济还处于通缩状态。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物价之前，要过“四道关”：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传导系数”的过滤。农业劳动力成本对粮食价格的传导系数为41%，对蔬菜的传导系数为40%，对肉类的传导系数为10%，对食品的综合传导系数为27%；制造业工人工资对工业品价格的传导系数不超过10%；服务业工资对服务业价格的传导系数为21%－－根据CPI的构成权重计算的工资成本综合传导系数不足20%。假定中国平均工资每年上涨15%，则对物价的推动最多为2.98%。
其次，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缓解一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考虑实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每年15%的工资上涨对中国物价总水平的影响降低到2%左右。
此外，对于那些过度竞争的行业、利润有弹性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冲击的往往是企业利润而不是产品价格。
最后，在传输到消费环节之前，流通环节还能吸收一部分劳动力成本。目前，在我国产品的总价格中，流动环节占比远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随着批发、零售、物流管理等水平的提高，流通环节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的空间依然很大。
经过上述四层过滤之后，假定我国劳动力价格平均上升15%，其传导到CPI总水平的影响为0.89%-2.98%，影响中值只有1.94%。当前阶段，不宜过分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
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低于预期
很多人都在谈论，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中国的物价总水平上。可是为什么几年前石油从十几美元上涨到140美元的时候，塑料等下游日用化工品价格没有同步上涨？在铁矿石价格上涨n倍之后，为什么汽车不但不涨价，反而价格下跌？铜价上涨n倍以后，为什么空调价格却保持稳定？
其原因与劳动力成本“四层过滤模型”一样：首先是进口依存度和原材料成本占比降低了成本价格传导系数；其次是新技术的采用、资本贡献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降低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再次是企业的利润弹性消化掉部分成本上涨；最后是流通环节的利润弹性过滤。
与劳动力的四层过滤不同的是，输入原材料的成本压力不是在一个企业消化，而是分摊到整个产业链消化。假定某产业纵向有10个产业链，在原材料价格上涨30%的冲击下，每个产业链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或者每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利润有3%的弹性挤压空间，就可以消化掉全部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
因此，同样幅度的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对物价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我们的测算表明，输入原材料价格平均上涨15%，对中国CPI的影响只有0.3%，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超发货币究竟有多少进入实体经济
很多人把这一轮通胀的根源归因于货币超发，认为过去几年超发的货币无论如何也要作用到物价上，从而宣称中国物价上涨是很难控制的。比如：去年有观点认为，最近几年货币累计超发48万亿。假定这个数字是正确的，那么扣除掉2010年新增的8万亿元，2009年岂不是超发了40亿元？为什么2009年是通货紧缩呢？
显然，那些简单地把M2余额与GDP做个除法或者减法就算出来“超发货币”的学者，没有认真研究中国最近几年货币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
从货币供给结构来看，除了传统的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之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外资流入、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的膨胀都成为货币创造的新方式。就如同30多年前哈耶克曾经说过的：“如今货币创造已经不是央行的专利，它就像人类社会的语言、道德、法律一样，可以自发的出现。”因此，传统的M2余额已经不能反映货币供给的全貌，急需被“社会融资总额”或“广义货币供给余额”替代。
当然，变化更大的是货币需求结构。传统的实体经济交易性需求只是货币需求的一部分，新增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的投资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越来越多，央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沉淀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过去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收藏品、艺术品市场吸纳的资金数保守估计为8.9万亿元；过去十年，中国股市净吸纳的资金累计高达9.6万亿元，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也需要巨大的货币来支撑其日常交易。此外，中国央行通过央票等工具累计吸收货币4万亿元；还有24万亿元的存贷差余额分别被央行和商业银行吸收。
剔除掉上述资本市场、资产市场、央行和金融机构吸收之后的广义货币余额，才可能流入实体经济，并对居民消费物价产生影响。
我们的研究表明，经过四层吸收后，2010年中国实体经济的交易性货币只有34.8万亿元，单位GDP货币量虽然有明显增加，但增加幅度远远小于市场的预期。
考虑到过剩货币首先要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才会表现为物价上涨，四层吸收后的单位GDP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要滞后两年时间。由于2009年的单位GDP货币量增速低于2008年增速，所以我国2011年来自货币因素的物价上涨压力要小于2010年。
当然，如果出现房地产资金、股市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或者银行的存贷差余额减少从而增加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量，则货币因素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会显著增加。所以，除了央行和商业银行要管好“笼中虎”之外，适当引导资金流向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通胀管理也十分重要。比如，如果实体经济的资金适当流向股市，就有利于阶段性化解通胀压力。
控制食品价格是关键
统计数据表明，最近一个时期通胀的主因依然是食品价格上涨。在前期CPI涨幅高点11月份，食品价格贡献了3/4的物价涨幅，而同期的“民生核心CPI”则只有1.5%左右。
与2007年的“猪肉通胀”不同，2010年四季度以来的这一轮食品通胀，主要是“蔬菜通胀”，猪肉和粮价依然相对平稳。
按照一般的生产周期和经验数据推算，“蔬菜通胀”的周期应该比“粮食通胀”周期短，更比“猪肉通胀”周期短，这就决定了本轮通胀的持续时间和上涨空间不会超过2007年、2008年那一轮通胀。
对通胀比较悲观的学者往往把食品通胀的影响因素长期化、夸大化，甚至把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与劳动力价格上涨、货币超发的因素混为一谈。
事实上，食品通胀的主要原因还是供给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的。随着春天来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蔬菜即将迎来去年四季度涨价之后第一个供给高峰。尽管2月份物价的同比涨幅可能仍然大体与1月份持平，但3月份之后，蔬菜价格引领的CPI涨幅应该会有所回落。
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3
关键词：劳动力 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陷阱 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基本是以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凭借这一比较优势，我国产品得以极强的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一、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分析――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和劳动生产率均上升很快。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呢?下面将选取世界上有代表性的10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横向比较。美、法、日、德是典型的发达国家，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印度、泰国、巴西和巴基斯坦是与中国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
在讨论劳动力价格时，由于各个行业的工资水平差异较大，我们选取对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一是制造业是相对集中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反映劳动力成本中比较有代表性；二是近年来“中国制造”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现象，我国制造业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引起了各界的讨论；三是国际劳工组织对各国制造业工资水平进行了专门统计，有利于数据的获取和分析。
(一)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
由表中可知，从制造业雇员月平均工资水平看，我国远远低于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以2003年为例，我国大约是美国的1/22，法国的1/16，日本的1/23，德国的1/23。较之发展中国家，我国大约是韩国的1/14，泰国的1/1.3，巴西的1/2.6。因此，从劳动力绝对价格水平来说，我国仍然具有明显的低价格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我国的工资水平已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分别是印度的2.7倍，巴基斯坦的1.6倍，低成本优势已经受到一定挑战。
(二)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在考虑劳动力成本时，不能只比较绝对值。在分析各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各国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行比较。因为劳动力不能单独发挥作用，需要与其它生产要素相结合，劳动力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生产效率、资源耗费、产品质量等方面。限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虽然对数据的精确性有一定影响，但总体上不会影响分析结论的得出。同样由表中可知，劳动生产率位于较高水平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一般在6～8万美元之间。其次是韩国等新兴国家。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突出。以2003年为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43，法国的1/38，日本的1/36，德国的1/35。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大约是巴西的1/3，巴基斯坦的1/2.2，印度尼西亚的1/2.4，泰国的1/2.2。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不容乐观，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较低水平。我国的低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低价格优势的发挥。
二、多角度分析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短期劳动力绝对价格优势仍然存在
从国际比较不难发现，短期内，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仍然存在。据日本通商白皮书发表的数据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为4％。而中国为3.5％。从亚洲整体水平看，中国劳动力价格依然处于较低的位置，劳动力价格优势非常明显。廉价的劳动力使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产品能以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优势。
(二)长期发展已面临挑战
从长期来看，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受到冲击。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已经明显高于印度、巴基斯坦、越南、蒙古等周边发展中国家，部分制造业生产厂商已经开始从我国向这些国家转移生产线，这对我国是个不小的冲击。可以说，我国的廉价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势必上升，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将进一步削弱。
(三)考虑劳动力相对价格，我国的优势根本不存在
劳动力相对价格是指每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其产出价值之比，也即表中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以2003年为例，我国的劳动力相对价格约是美国的1.9倍，日本的1.5倍，巴基斯坦的3.5倍。可见，以劳动力相对价格作比较，则我国的劳动力优势根本不存在。
三、片面强调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弊端
(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有所波动。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报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由1998年的24位下降到2000年的31位。其中不乏有指标变动的因素，也不排除有评价的主观因素影响，但是中国排名下降最主要是因为，当前世界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对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急剧增大，传统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对下降，导致中国国际竞争力减弱。这也表明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中，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已经从过去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转向创新能力、技术和管理优势。
(二)我国贸易利益流失，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我国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缺乏竞争力、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低，大部分贸易利益被欧美发达国家获得。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的关系问题可以用台湾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微笑曲线”来形象地描述。如图所示，从研发设计到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产品的各个业务工序按附加值多少排列形成一个“微笑曲线”。中国的加工贸易就位于这条曲线的中游部分，即生产制造环节，不仅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
由于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优势都在于廉价劳动力，在生产制造环节存在激烈的竞争，微笑曲线因此变得越来越陡峭。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价格比越来越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者由于技术的垄断可以掌握定价权，可以实现以较少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产量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实际收入的增加，中国经济必然陷入“贫困化增长”。
(三)贸易摩擦加剧
近几年国际上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据WFO报告，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遭遇反倾销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在国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强，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进口国的同类产品。近年来我国产品不断受到北美、欧盟等地区的反倾销指控，使我国在这些地区的出口严重受挫，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生产。
(四)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过度强调劳动力比较优势必将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企业不愿更新技术和提高工人技能，在资本和劳动力两者的选择上，常常是用多雇用劳动力来取代设备更新。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用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在客观上大大影响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低工资、低教育水平、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已成为制约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突出问题。
从数量和规模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是数量上的贸易大国未必就是质量上的贸易强国，我国的贸易结构低级化、贸易方式初级化、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单向化，迫切需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4
通过一组州一级住房价格周期数据，我们发现有证据显示这种观点可能并不正确。在一个典型周期中，实际住房价格触底要在就业/人口比率触底之后很长时间才会出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无论是在住房市场上行还是下行时，支撑这个周期的力量都来自于外部，因此经由劳动力市场的反馈影响不足以改变其趋势。
我们的预测仍然是明年前后实际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市场走势将并不同步。除此以外，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可能在实际住房价格大幅上升前出现好转。
10月份就业报告显示失业率从9.1%降至9.0%。尽管该数据略好于预期，但美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大幅好转。尽管失业率较衰退后的峰值水平下降约1个百分点，但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下降。而不受参与率变动影响的就业/人口比率仍保持在58.4%的水平上，较危机前的峰值水平低整整5个百分点，实际上在过去两年并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劳动力市场的大面积复苏需要哪些因素支撑呢？许多投资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住房价格的复苏。这个观点似乎顺理成章，毕竟是住房市场先于劳动力市场。
如果劳动力市场好转前住房价格必须触底，那么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可能十分堪忧。目前住房同比价格仍在下降，9月份CoreLogic指数1.1%的降幅意味着下降幅度可能再次加大。
但在商业周期的复苏阶段，住房价格真的会引领劳动力市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研究州一级市场的表现。
我们利用Moody’s Analytics提供的州一级季度Case-Shiller住房价格指数（CSIs）来定义住房周期。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一个典型的州一级周期中，劳动力市场通常在住房价格触底前开始复苏。下图显示了实际住房价格触底前后的就业/人口比率变动。以均值变动来看，就业/人口比率的触底较实际住房价格触底早四年时间。在实际住房价格触底时，就业/人口比率较谷底水平平均上升约1.2个百分点。
从表面来看，我们的分析结果对房价而言是坏消息，但对劳动力市场却是好消息。一方面，分析可能显示，就业/人口比率没有明显触底可能意味着实际房价未来可能进一步下滑。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分析表明，仅实际房价仍在下滑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不会复苏。
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5
伴随通胀下降，全球增长放缓，一些发达国家再次陷入衰退边缘，我国经济增长也显著减速。由此，货币政策当局包括我国央行加大了政策放松力度。
那么，本轮通胀压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货币政策的放松会不会加大未来通胀大幅上升的风险？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影响我们如何判断未来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和金融环境。
笔者认为近期通胀的下行反映了总需求压力的缓解，有经济短周期波动的因素，但我们更需要在货币信用和资产价格的大周期的背景里看待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发达经济体处在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和人口红利结束后的去杠杆和信用紧缩的调整过程中，货币宽松是应对通缩压力的政策反映，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难以发生高通胀。
我国处在人口红利接近顶点、房地产价格呈现泡沫化迹象的微妙阶段，杠杆增加的空间有限，甚至有去杠杆的压力。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保增长和控通胀之间可能的冲突，而是如何平衡总需求管理和控制房地产价格上升。未来几年房地产价格泡沫是我国面临的最大的宏观经济风险，需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
通胀故事三版本
物价往往受一些难以预计的因素冲击，比如近期干旱对美洲农产品供应的影响等，但这些一般是短期、暂时的，物价总水平的变化反映相对长久、更广泛的力量。我国本轮通胀的上升始于2010年，当时对其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故事：劳动力成本推动、总需求压力增加和货币超发。
本轮通胀和工资上升加快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一种观点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主要推动力量。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近几年显著放缓，同时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幅减少。农产品价格上升也被归结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紧张的影响，是劳动力成本推动的一个重要体现。循此逻辑，有观点认为我国将出现通胀中枢水平呈现长期上升的趋势，因为劳动力供应将越来越紧张。
笔者在这场讨论中不认同劳动力成本推动通胀中枢水平显著上升的逻辑。一种商品的价格因其供给紧张而上升，本质上讲是相对价格的调整。劳动力供应紧张带来的工资上升会挤压企业的利润，抑制企业投资和总需求增长，进而抑制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反映收入分配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改善，但这更多地将体现为投资品价格下跌而不是消费品价格上升。
劳动力供应紧张的中长期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放缓上。一个可能是政策当局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没有准确把握，试图以政策刺激来维持过去的高增长，造成较高的通胀率，但这会是短期的现象，政策紧缩将引导总需求增长下降到与温和通胀一致的水平。
以上逻辑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政策当局对通胀的容忍度不会因为劳动力供应趋紧而增加。政策保增长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充分就业，而劳动力供应紧张本身降低了维持充分就业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政策没有必要为了维持过去的高增长而付出高通胀的代价。长期来看，一个逐渐老龄化的社会对通胀的容忍度只会降低，也将影响政策在增长和通胀目标之间的取舍。
实际上，工资上升也不完全反映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劳动力需求随经济周期的波动也是一个因素，近期工资上升的速度明显放慢，就是因为经济增长下滑。这就是通胀的第二个故事，和总需求的周期波动相关。反映增长的反弹，总需求压力对通胀的影响从2010年逐渐显现出来，在2011年中达到顶点，最近几个季度，增长显著下滑，总需求压力减低，通胀率随之下降。这是笔者比较认同的对通胀波动的解释。
但有一个跟进的问题，什么是驱动总需求波动或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2009年货币信贷大幅扩张，2010年底开始的货币政策紧缩应该是影响内部需求的主要力量。所以，把通胀看作货币现象和经济周期现象,其逻辑是一致的，这也是通胀的第三个故事。但两者又不尽相同，货币和通胀的关系并不是“货币多了，通胀上升”那么简单。对这个关系的准确把握影响我们对总体经济、金融环境，包括资产价格走势的判断。
勿忘货币的储值功能
分析货币和通胀关系的主流框架是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以货币方程式MV＝PQ为代表，其核心观点是通胀和货币量的增长呈现正比例的关系。货币流通速度（V）受支付制度与支出习惯的支配，是相对稳定的，如果货币供应（M）的扩张超过社会交易总量(Q)的增加，就会带来物价（P）上升。
货币数量论强调的是货币的交易功能，货币是一种支付手段。除交易的需求外，人们没有理由持有货币，所以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人们会用货币去购买商品、服务，或对未来商品和服务的支配权（资产），造成价格上升，一直持续到物价上升到足够高的水平，使得货币的量和总体的交易额达到新的均衡。
在这个分析框架里，货币是外生的，货币量的变化是货币供应的变化，货币供应超过了与交易量相对应的交易需求，物价就会上升。在金本位制下，货币的供应取决于黄金的产量，货币数量论的起源就是在16世纪随着美洲新大陆黄金产量的增加，黄金被大量运回欧洲，人们发现物价明显上升。
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6
在劳动力商品化之后，如果完全按照商品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那么，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按劳分配所得，而是在流通领域内靠出卖劳动力所得，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作者撰文提出了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观点。其实，二者名同实异，区别是明显的：
首先，本质内容不同。按劳分配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它是指在社会总产品作了各种必要的扣除以后，归劳动者消费的消费资料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这个统一尺度进行分配的一种分配制度；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则是指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得的工资，其实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它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
其次，受制约的因素不同。按劳分配的工资以企业经济效益高低为转移，其上浮不受劳动力价值的限制；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下，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其上浮受劳动力价值的限制。
再次，实现的环节不同。按劳分配是在分配环节上实现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生产经营之后依企业经济效益情况而定；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在交换环节上实现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买卖时就已决定。企业经济效益再好，原则上已与劳动者的收入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