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宏观经济主体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宏观经济主体范文1
直到2003年，公认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7%~8%。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个目标低于8%。2004年政府还曾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保持在7%左右。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连续五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且没有严重通货膨胀。人们自然会问：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有了明显提高？我认为有提高，但不会有大幅度的跳跃，从7%~8%跳到10%~11%的可能性不大。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这一定程度是周期变化的结果。在经过长达6~7年的通货收缩之后，2003~2004年经济出现投资推动的快速增长是自然的。2005年以后“瓶颈”的消除使2006年得以保持低通胀的高增长。经济增长既有趋势的变化也有周期性因素，必须把这两者加以分离，以确定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根据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11.5%，就断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10%~11%，是不够慎重的。通货膨胀不会随经济的高速增长立即出现，而会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滞后。如果以当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基础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其后果很可能是经济的进一步过热。反通货膨胀政策不能等通货膨胀迹象明显时再出台。更何况，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明显超过了年初的控制目标，且有进一步上升的危险。
2.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孤立的、一次性的，还是普遍的，同时兼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起性质的？
两个月之前，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CPI上涨很大程度是一次性的，是猪肉和粮食价格上涨造成的。外国因此将中国的通货膨胀戏称为“小猪周期”。而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比较严重，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心。理由如下：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通货膨胀的发生一般都有一段时间的滞后，而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情形已经持续了几年。第二，现在不是个别农产品的价格在上涨，而是农产品价格普遍在上涨。不仅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而且农产品生产的投入价格也在普遍上涨。第三，现在一般老百姓中已经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上涨的不安情绪正在弥散。第四，近年来工资和薪酬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第五，中国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和长期的负利息率。第六，近两年股市非常火爆(现在似乎已开始趋冷回调)，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飙升，中国的财富效应也不可小视。第七，全世界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趋势，原材料价格在上涨，石油价格在上涨，农产品价格在上涨。中国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全球价格的普遍上涨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造成严重影响。
3.为实现相对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是多少？
目前，中国仍存在许多价格扭曲。对这些价格扭曲进行调整，在前两年不是问题，而现在却有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通货膨胀。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继续进行价格调整。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香港的货柜车继续在深圳加油，不希望农民继续承受“谷贱伤农”之苦，不希望让企业继续浪费不可再生资源、不受惩罚地污染环境。因此，相对价格调整不应拖延，时不我待。
但是，由于物价下调的刚性，相对价格的调整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中国所能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到底是多少？过去央行的参考目标是3%，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容忍度是6%，有些人则认为更高。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认为6%是不可取的，4%已经是极限了。通货膨胀率应该保持在4%以下。
4.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是否应该采取不干预政策？
关于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似乎没有进一步争论的必要，结论应该已经很清楚。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政府有无权利和义务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进行干预。现在许多人认为政府对资产价格不应该进行干预。我们可以干预通货膨胀，但对资产价格仅仅是“关注”。我以为政府确确实实应该尽可能避免干预资本市场，不应该贸然刺破泡沫。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政府不应该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该出手时就出手”。看看香港、看看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政府在股市发生剧烈波动时的政策，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在前一时期，尽管在细节上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但政府为稳定股市所做努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努力，就不会有当前股市较为平和、冷静的心态。
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否过快？
2005年底，当时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称中国的投资率是48.6%。在最近几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幅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投资率的统计数却降低了。中国的投资率到底是多少？我想至少应该是45%。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对比，这个比率确实非常高。现在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中国现在的投资率相当高。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推动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不同。它在当前创造经济过热，在未来却会创造生产过剩。
6.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是否应该用通货膨胀换取汇率的稳定？
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汇率和物价是一个多变量动态系统中的两个变量。理论上说，给定其他变量，我们可以确定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某一给定值域的时候)，两者存在替代性。在另一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另一给定值域的时候)则不存在替代性，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但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升值和通胀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汇率升值又缺乏弹性时，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实际汇率升值，直至国际收支最终实现平衡。换言之，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不升值或升值不够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恶化，但通货膨胀本身并不一定是由汇率原因造成的。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同汇率有关，但并非全是汇率之过。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问题，11.5%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范围内石油、矿产品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因此，政府不应该把汇率升值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工具。正确的政策反应应该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升值应该是货币政策的副产品，让汇率升值是为了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但贸易逆差可能会恶化)。如果政府担心贸易逆差对出口产业造成不利影响，政府可一方面紧缩货币，另一方面允许汇率贬值以避免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增加。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汇率升值以减少贸易顺差的政策目标同紧缩性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正好并行不悖。升值的加快不仅有助于实现贸易平衡，而且可以为货币紧缩留出更大空间。既然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那就没有必要弃而不用。
7.在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升值幅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是否还有提高利率的余地？
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2005年汇改前后，央行特别注意所谓的利率平价，我们希望汇率升值的年率为3%，于是努力使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年率为3%的升值预期。在这样一种预期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我们非常注意保持和美国的利差，使中美之间的利差保持在3%这样的幅度。央行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直到前不久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问题是，利率平价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首先，中国存在资本管制。其次，中国资本市场并不是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最后，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对于外国人来讲存在风险过大的问题。即便中美之间不存在3%的利差，3%的升值预期也并不足以引起大量跨境套利、套汇资金的流入。而跨境资本的流入很可能是为了追逐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20%、30%，甚至更高的资本利得。真正关心3%升值预期的大概主要是中国企业。而相应资金的回流大概主要是为了减少可能的汇率损失(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升值受益)。但这些企业一般是制造业企业，进行金融投机的能力和动机应该是有限的。过去外资进入主要是为了在资产市场套利，所以维持利差作用并不大。但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已经很高了，对外资也有很大的风险。至少在目前，为在资产市场获得资本利得而流入的外资量可能不会很大，利差也仍然不会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应该说，中国仍有一定加息的空间。所以，央行应该根据减少流动性过剩的需要提高利率，而不必过多关注中美之间的利差。
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继续升息，而美国进一步减息，中美之间的利差肯定会越来越小。如果这种利差进一步减少，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增加，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确实有可能急剧增加。到时候我们就只有三种选择：一个是加强资本管制把套汇套利资金挡在国门之外；一个是让人民币升值去吸收过剩的流动性；最后一个办法是进一步加大对冲力度(如果还有余地的话)。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8.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应该通过鼓励资本流出来减轻升值压力？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设法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国外去，由此减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过引导资本外流为升值减压同制造通货膨胀以替代汇率升值“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我同样认为，不应该把放松资本流出作为为升值减压的手段。因为这里有一个周期性问题和发展趋势问题的区别。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一旦实施是难以逆转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是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根据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涉及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国家信誉等问题，一旦实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如果周期方向发生变化，需要遏制和控制资本流出，将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我在过去一再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列世界100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但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同时，中国又担心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会给出口企业造成重要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难以改变其贸易结构，中国资本流出(通过资本项目或通过外管局和中国投资公司)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应该统筹兼顾地研究资本外向流动战略。什么类型的资本可以先流出、什么后流出？什么行业的流出应该鼓励、什么不应该？什么地区优先、什么地区禁止？是并购、参股？是债权、证券还是不动产？什么类型的企业应该成为海外投资的主体？所有这些都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有一个长远安排。如果资本外流确实能够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条件下，得到较高的回报率，那么应该制定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计划，允许资本流出，但这种流出不应该作为汇率减压的手段。
9.中国的资本管制是否依然有效，我们应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还是尽快解除资本管制？
不少人认为管制是无效的，但是外管局在其去年7月出版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外汇管制总体上是有效的。”国内外学者运用价格度量和流量度量所作的规范研究都发现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是有相当有效的，既然依然有效，我们就不要轻易放弃。
维持资本管制的根本理由是：中国的经济体系仍然十分不完善，金融体制依然脆弱，各种不平衡持续恶化。在中国，寻租、套利、套汇的机会比比皆是。在经济增长持续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如火如荼，整个社会中充斥着的浮躁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经不起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
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法律，根据中国改革的实际，根据稳定宏观经济的需要，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加强管理。资本管制的解除必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步。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大方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最终完成经济改革之前，在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之前，人民币不应该实现自由兑换，我认为五年之内我们难以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10.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哪里？
中国流动性过剩来自两个方面：货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过剩的流动性等于货币供给减需求。在供给不变的时候，需求减少也会产生过剩。资本市场的获利机会和通货膨胀造成的负利息率导致货币的需求减少，也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即便央行通过对冲政策把货币供给方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充分吸干，过剩流动性依然会存在。
1995―1996年的通胀期间，中国实现了存款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挂钩的政策，从而保证了存款实际利息率不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下降。利息率指数化政策稳定了居民对存款的需求。这项政策对于当时治理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种经验不应该轻易忘掉。
宏观经济主体范文2
关键词：历史推理法；宏观经济学；凯恩斯流动性偏好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0-0073-02
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常常有学生被“凯恩斯流动性偏好”、“凯恩斯区域”以及“古典区域”等概念弄得糊里糊涂，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及由这些概念引申出的政策含义。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地理解和掌握这些概念并深刻理解经济政策的适用性，必须认真学习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应用历史推理法，把对概念和政策的理解融入到对历史背景及其背后经济逻辑的理解和掌握之中。
所谓历史推理法，指的是在熟悉掌握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依照经济学的逻辑推理方法，对宏观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及其背后隐藏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掌握概念和理解政策的一种逻辑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区别于一般逻辑分析法在于它分析问题的起点是问题本身具备的历史背景，而不是一般逻辑分析所具备的逻辑假设条件。
以理解和掌握“凯恩斯流动性偏好”为例，历史推理法要求从这个概念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而这个背景恰恰也是整个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即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具备如下特征：第一，从供给方面来看，企业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没有问题，能够迅速地满足社会需求的增加。凯恩斯假定社会供给能够以不变的价格持续满足需求，尽管这种假设有些苛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供给不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且供给的确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满足需求的增加。第二，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整个社会经济前景暗淡，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即使政府出台相关的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政策，依然不能摆脱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三，完全依靠市场解决经济危机的不可行。众所周知，这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本身就是信奉完全自由竞争观点的恶果，实际上是市场本身固有缺陷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因此，依靠市场不能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政府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承担起宏观经济调整的职责。
在了解了相关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再把这种历史背景和经济逻辑结合在一起，来理解“凯恩斯流动性偏好”概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市场的利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理性人预计到利率在不久的将来会上升，而对应的债券价格就要下跌，因此，人们纷纷抛售手中的债券，换成现金储存在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经济主体，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是现金为王的坚定信奉者，都无一例外地把收到的现金储存起来，不进行任何消费或者投资。由于货币的基本特征是流动性，而人们对于货币现金的无限偏好，可以表述为流动性偏好。那么，流动性偏好对当时的政策制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流动性偏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情况下，这种共识必将深刻地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果政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进一步降低利率，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从而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政策意愿很可能会落空。原因在于，当政府增发的货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流转到经济主体手中的时候，受流动性偏好的影响，经济主体会不约而同地把收到的货币储存起来，从而使这些货币退出流通领域。经济主体对货币的偏好以及储藏行为与政府发行货币促进交易，盘活经济的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因此，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在当时是无效的，而财政政策则是非常有效。之所以说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原因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摆脱流动性偏好陷阱。政府通过增加政府购买，增加转移支付，发行公债以及减税，能够直接带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这种总需求的增加又可以通过社会总供给的增加而得到满足，并且这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是以社会物价基本不变为基础的。因此，在流动性偏好存在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无能为力，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和方法。如果以上的经济逻辑成立，那么，政府必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承担无可替代的职责。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就成为一门科学，而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就是历史的必然。至于“凯恩斯区域”和“古典区域”，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极端情况而已。在“凯恩斯区域”，LM 曲线呈水平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带来利率的上升，而不能带来社会总产量的增加。相反，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可以实现在利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达到增加社会总产量的目的。因此，在“凯恩斯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无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有效。与之相反，“古典区域”对应的LM曲线是垂直线，这是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不仅能够降低利率水平，而且能够促进社会总产量的增加。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造成利率的上升，物价的上涨，而对经济增长毫无帮助。因此，在“古典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有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无效。
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这场危机认识的越深刻，对历史背景掌握的越充分，越能够正确地理解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提出的各种概念和政策主张，越能够高屋建瓴地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宏观经济主体范文3
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金融政策；米德冲突；挑战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10-07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多方的挑战，当前尤其要关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从完全不具备到逐步具备的问题，毕竟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灵敏反应和传导机制的通畅是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观点或研究结论为：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首要挑战；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区域；时至今日，中国仍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米德冲突：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社会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将更加复杂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不仅要考虑内部平衡目标，而且要考虑外部平衡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常常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得针对本国国内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从而削弱政策效应的发挥。我们认为，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以凯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一国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和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的问题。米德认为，一国如果只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其经济政策目标有两个：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内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通货稳定的状态。外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状态，既没有逆差也没有盈余。米德将所有的政策组合分为三种：(1)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前者是指银行体系通过提供额外的货币供给量以放松资本资金借款条件，或通过限制货币供给量以严格资本资金借款条件，而促成资本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米德将此变化称为利率的变化)，后者是指财政部门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而促成税率或政府支出额的变化；(2)价格调整政策，这里的价格调整是指货币工资率和汇率的调整；(3)直接控制，米德将直接控制分为金融控制、商业控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对进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政策去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响总需求水平，从而影响进口商品需求和出口产品的供给。价格调整政策是通过国内货币成本的膨胀或紧缩或者通过汇率调整来影响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价格与成本。金融政策和价格调整政策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变两国间的一般经济关系以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不直接触及具体的国际收支项目。
为了便于讨论，米德将直接控制划分为金融控制和商业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货币控制和财政控制。货币控制是指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财政控制包括国际收支定项目的税收和补贴。商业控制主要包括数量控制、关税限额和国家对贸易的垄断。
假定一国(D国)出现赤字，另一国(s国)出现盈余。米德认为，D国和S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两国的特定经济政策。资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虑不同的政策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在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D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下降，S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增加。当两国需求弹性的总和大于1时，D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而s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过度将使D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的总水平下降，而s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总水平将会上升，此时，D国的贸易差额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通过国内总支出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再引致贸易进出口的变化，从而促使国际收支自动恢复平衡。
如果D国和s国都采取谋求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们以本国通货表示的总需求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D国和S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只能通过汇率的调整来消除。在D国和s国的进口需求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D国的货币贬值会改善它的贸易差额。贸易差额的变化将使D国恢复外部平衡。
米德认为，上述两种制度，通过价格和收入的调整能够同时保持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没有某些直接的干预，要同时实现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则是不可能的。
米德还特别讨论了短期资本突然和大规模地从一种通货转变为另一种通货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热钱”(hot money)问题。在金本位制下，资本如果从D国流向S国，将引起D国的黄金储备流失到S国。米德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第一种是D国采取紧缩的政策，使D国的货币工资成本向下调整；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外汇管制制度，以阻止资本从D国向S国流动；第三种方法是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D国通货买进。使汇率保持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这三种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种政策需要D国经济的紧缩，如果价格是刚性的，这种调整不一定有效。紧缩的政策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重要的是，D国价格的下降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政策的可能结果是既没有影响到D国向S国的资本流动，又会导致D国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种政策的弊端，但是这种办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第三种政策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国当局的充分合作。因为这涉及到S国能否提供给D国足够的S国通货。尽管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释，如果遇到短期的，突发性的资本流动，最好的政策是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进行合作来消除它们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应用外汇管制的方法。万不得已，才采取牺牲国内经济的方法，采取紧缩性的政策。
如果资本流出和流人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D国和S国都采取稳定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两国货币之间实行可变汇率，此时有什么办法应付D国向S国的资本外流呢?米德认为有三种政策可以采用：(1)让两国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即D国的
货币贬值，S国的货币升值；(2)D国实行外汇控制的方法阻止资本外流；(3)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B国通货买进，以保持汇率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米德认为，如果D国实行外汇管制来阻止D国到S国的资本流动，可以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国不对资本转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价格调整的方法来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贸易条件发生不利于D国的变动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国的名义收益高于D国的名义收益会导致资本从D国流向S国外，如果D国对资本或资本收益征收特别重的税，而S国没有这样做，那么D国的居民可能会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S国以避免D国的税收。即使D国所产生的实际收益高于在S国得到的实际收益时，这种流动仍然也会发生。当存在上述情况时，如果使用外汇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资本的交易或流动，而又不影响经常性的支付，那么外汇管制的范围就要扩大到所有的对外支付，否则要想严格限制资本流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外汇管制当局将面临区分资本支付和经常支付的困难。
以上是对米德冲突的理论分析。对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同样会面临“米德冲突”这样的两难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加入WTO组织时的承诺，资本项目下将会逐渐实现可自由兑换，届时中央银行要维持外汇市场上汇率的稳定，就难以根据国内市场的要求实施调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出现了三次明显冲突：1994年至1996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快速下降和物价持续下降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汇率稳定和本外币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外汇储备增幅较快时，货币供给量本该相应增加，但由于国内经济又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可能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助长通货膨胀的压力，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内外市场上需要实行两种相反的货币政策，使中央银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内外均衡冲突的形成机制
内外均衡冲突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
1．外部经济冲击。包括实物冲击和金融冲击两大类
(1)实物冲击。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场的异常变化，导致国际商品贸易、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冲击。传导的途径有：首先，与国际市场有着直接联系的对外经济部门因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其次，与国际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内经济部门，因贸易部门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最后，对外经济部门和国内经济部门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调整过程中，内外均衡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实物冲击的主要类型包括：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带来的贸易条件冲击；国外收入水平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剧烈变化带来的供给冲击。
(2)金融冲击。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发生变化，从而对有关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常常把经济波动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其传递速度很快，影响范围更广。对内外均衡影响巨大的金融冲击主要有利率冲击、投机性资本流动冲击以及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预期冲击等。
2．经济体内部的自我调整力量
包括：
(1)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本国生产能力及竞争能力的增强。技术进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率提高和产出水平增加，但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技术进步对国外经济部门的影响则是，通过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从而产生本国国际收支顺差。于是就会形成米德式的内外均衡冲突。
(2)转轨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动。市场取向的改革释放了过去被压制的物价上涨压力，这种因体制改革而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换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外资因看好国内的市场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而大量流入，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和本国汇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内外均衡的矛盾。
(3)自发性消费或投资的变动。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存在逆差的状态，此时若自发性消费或投资减少，会造成总需求的减少，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恢复，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会进一步造成经常项目收支的恶化，形成内外均衡的冲突。
(4)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这说明消费者的偏好从国外产品转向了国内产品，于是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引起总需求的膨胀，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要求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其结果只会进一步增加经常项目的顺差，这显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经济又将产生内外均衡的矛盾。
3．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和连锁的“反馈效应”。各国的经济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对不同的经济政策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效应。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国内经济部门发挥作用，一些则主要在外部经济部门发挥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对两个部门同时发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间出现不一致、不协调，就会产生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除了“米德冲突”之外，“费尔德斯坦定理”也对政策协调失败有较好描述。费尔德斯坦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内外均衡影响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通过国债发行来弥补，造成国内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造成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汇率升值抑制了本国产品出口，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压制了国内需求，使得财政政策的努力失败。因此，“费尔德斯坦定理”强调只有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相互协调，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与作用区域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平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的变化可以明显
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因此政府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来解决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
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相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迄今，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用货币政策增加国民收入较为有效，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从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部分国家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外，许多国家还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是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业的国家最好还是重视利用财政政策。
但是，一个国家除了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外，在稳定经济政策上，还要取得国际收支平衡。这就涉及到为了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财政一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配合的问题。
所谓内部平衡是指国内的总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所谓外部平衡是指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等于贸易出超时的均衡状态。
假定国民收入水平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决定，也就是说，国民收入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函数。用g代表财政盈余的数量，用i代表利率，则：
y=y(g，i) (1)
在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是财政盈余的减函数(aY/ag
如果用B代表国际收支余额；用E代表出口净额；用F代表资本外流，则
B=E-F=E(y)-F(i) (2)
一般来说，出口净额是国民收入的减函数(aE/aY
在图1中，E点是YY'曲线和BB'曲线的交点．表示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达到平衡。YY'曲线和BB’曲线把该图划分为四个区域，表明四种经济状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实现了内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时，表示实际经济情况在YY'曲线上。比如，日点就表示，在内部平衡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存在盈余。这时，政府首先应当采取能够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旨在引起资本外流以平衡国际收支，使H点向左移至H'点。在H'点上，外部平衡虽然达到了，但又有国内经济出现膨胀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财政盈余的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从上述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是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货币政策则是对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的大背景下，过去只侧重于解决内部平衡问题的中国宏观调控模式必然会受到外来的各种冲击，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从而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部门的发展极其不利，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传输的数量、质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较过去大为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趋于理性，必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而变得完全无效。为改变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动态不一致”状况，关键在于政府应建立和维护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第三，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后，其的多边规则对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一方面，WTO组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组织的规则。另一方面，WTO组织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组织以后，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将受到WTO组织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中国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和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宏观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应该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四、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微观基础与传导机制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或争论，这种争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尽管每次大的争论都能够把人们对宏
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引向深入，但是每次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焦点就是，如何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结合起来。
经济学是求真与致用之学。然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理论除了在少数概念(如稀缺、供给、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实用性外，在整体上是一种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诉我们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经济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证明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状态)的学问。为了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对称性，同时为了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经济现实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场交换行为基础上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试图以这种简单总量均衡关系来替代其他各种经济关系对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和解释，并且试图给出政策处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关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倍受质疑和常常碰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关系更加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运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时必须更加谨慎。尽管从学术入门来看，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来直接指导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践，则有可能使人误入歧途。
很长时间以来，在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础之上的：需要有发达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经济变量对利率反映较为灵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设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简单地利用该框架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经济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较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实际上，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有赖于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但利率的有效传导须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并不能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传导机制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意义。
即使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经济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
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信贷机制来进行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信贷的可得性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与货币政策一样，中国财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1998年以后，面对国内通货紧缩的状况，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从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什么两样。
宏观经济主体范文4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的合理与有效配置通过政府制定的集中统一的计划，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经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因为资源的配置者是政府，全社会统一的计划只能由政府做出，而不是由千千万万个经济主体分头做出。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正是这样的，在经济管理上，政府不仅管宏观，而且管微观。在管理方式上主要不是经济手段，而是靠行政命令。实际上，把全国视同为一个大工厂，众多的企业不过是这个大工厂的车间。企业基本投人要素—人、财、物，企业的生产过程—供、产、销，以及产品的价格，都由政府决定，国有企业实行国有国营，政企职能不分。由于不承认企业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集中统一的计划，按照行政区划、行政层次，采用行政命令加以实施。结果，企业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品，丧失了活力。
通过计划配置资源，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有效，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完全准确的经济信息，没有这个前提，计划决策必然不符合客观实际而失误。第二，不同经济主体，包括各级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在价值观或利益的完全一致，以保证计划决策的完全实现。这两个前提条件是不可能具备的，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信息舜息万变，错综复杂，靠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行政等级流动的纵向信息体系，不可能使经济信息的传递与反馈迅速而淮确。不同经济主体在利益上是多元的，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或经济利益。因而集中统一的计划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用集中统一的计划配置资源，也就不可能达到合理和有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供求与价格的波动，资源配置者不是政府，而是市场上一个个经济主体。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下，经济决策必然是分散的，资源配置决策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和家庭个人分头做出。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固有的缺陷和失灵，政府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失灵，从宏观上对经济调控。由于经济主体利益的多元化，政府主要运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利益，加以实施，以实现资源合理与有效配置。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与方式。
要确定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首先要研究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政府瞥理经济的职能在于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和不足，凡是市场调节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干预，凡是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正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
市场经济已实行过数百年。历史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缺陷，也有失灵的时候。
第一，基于市场调节是由各个经济主体根据市场信号进行的事后调节，因此，它不能确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不能避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波动，达到经济的均衡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伴随资源的浪费，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按照顶定的目标，稳定协调地增长。
第二，市场调节不能解决某些宏观经济变量的确定和控制，如国家预算的收支总量、信贷收支总量、外汇收支总量等等，而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对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第三，市场调节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在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中，市场调节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收人分配的公平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四，市场竟争有产生垄断的趋势，而垄断使价格在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上失真，从而妨碍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
第五，市场调节不能有效提供社会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劳务，也不能解决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问题。
上述种种问题均是市场配置资源所不能解决的向题，也正是需要政府加以干预和宏观调控的地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等。
统筹规划、掌握政策，就是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计划、方针政策，制定资源开发、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等方案，部署公共和基础设施、以及短缺产业的发展。
信息引导和组织协调，就是为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企业提供经济信息，引导资源配置，通过组织协调，协调地区、部门、行业与企业间的经济关系，搞好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
提供服务，就是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汇集和传播经济信息，为企业发展提供多方面服务，创造良好的社会坏境。
检查监督，就是监督检查企业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照章纳税、交费，保证固有资产的完整和增殖，维护企业依法行使企业经营的自，反对垄断，保护公平竞争。
转变政府的职能，不是要削弱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既有不该管而管，不该严而严，微观管得过多过死的一面，也有该管而役有管，不该宽而宽，宏观没有管好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既有应当削弱的一面，也有应当加强的一面，以实现宏观管住管好，微观放开搞活的要求。
我国经济体制处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这种体制背景下，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切实做到政企分开。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资源配置者的企业，应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企业的基本投人要素和企业的再生产过程和生产经营决策应由企业自主决定。改革以来，企业自已有所扩大，但企业还远远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企业千预过多，国家法规已确定的企业权利往往为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截留。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必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凡是国家法令规定属于企业的职权，各级政府均不应干预，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转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经营机制条例》给予企业的各项权利。
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内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只有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和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各种市场信号才有可能成为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指示器，政府才有可能通过市场，运用经济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市场体系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完善的市场机制也远远没有形成。要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要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就必须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快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建立各种市场法规，限制垄断，保护公平竞争，使市场有序的运转。
宏观经济主体范文5
关键词：金融创新；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155-02
1 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与微观经济效应分析
1.1 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
首先，微观经济主体对多功能、多样化金融工具的需要是金融创新的源泉。一般而言，经济越发展经济对货币化程度要求越高，工商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资产轻便、快捷的运作方式要求越高，从而对币值稳定、风险小的货币及其相关流通手段与价值贮藏手段的多样化需求越大。这种需求就呼唤着新金融工具与手段的出现。正如有些学者在总结金融创新时代时指出的：“需要是发明之母，如果目前还存在着尚未被满足的需求，就可能发明一种方法去满足那种需求，并且这种创新将会成功。”
其次，金融机构在激烈的金融业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是金融创新的原动力。随着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和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加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被空前地压缩。然而面对经济对多样化、多功能金融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趋利避险动机促动下，在有些国家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或者利用政府或金融监管当局放松对金融严格监管的有利条件，或者处心积虑地设法规避政府或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业的严格监管与约束，展开了金融创新活动。
1.2 金融创新的微观经济效应
首先，金融创新扩大了闲置资金由资金盈余单位流向资金赤字单位并转化为赤字单位投资的融资渠道。一般而言，银行通过负债类金融产品创新扩大资金来源；通过资产类金融产品创新扩大资产篮子，进行资产组合，使资金的运用更为科学；此外，银行还通过对中间业务产品的创新加强资产与负债、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的流动性。
其次，金融创新扩大了金融资产、负债规模，使金融机构有充分的空间调整金融产品组合，分散风险，改善金融产品流动性和安全性从而使金融产品流动性和安全性管理更好地体现了规模效益。如股票期货（权）、股指期货（权）等金融创新产品与股票、货币等现货金融产品之间有较强地替代性。而利用股票和货币现货买卖来对现货资产进行调整不仅要经历较长的时滞，而且还要承担较高的支付清算成本以及因交割时滞而丧失交易机会而造成的机会成本等各种成本。
再次，金融创新使不同金融机构之间打破了有分业经营的体制，突破了各自原有的业务领域，互相参透、互相竞争，有利于资金市场价格向资金影子价格的回归，有利于资金在全社会的有效分配。同时金融创新提供了多样化、多功能、高效率的金融产品于金融服务，使金融资产选择面增大，有利于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与偏好，有利于促进整个经济的高效运行。
2 金融创新的宏观影响
2.1 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金融创新改变了人们的货币需求动机，从而引起货币须在结构和数量规模方面的变化。一般而言，金融创新就是在原生金融工具（Initial Financial Tools）基础上对某一原生金融工具的功能进行延伸或者对多个原生金融工具的功能进行综合而形成的。然而金融创新产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一经形成便成为原生金融工具的替代品（Substitutes）。
其次，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增加的货币需求函数的不稳定性。因为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M1基础上创造M1的替代品，所以，我们用M1需求函数模型来考察金融创新对M1的流通速度乃至M1需求函数自身稳定性的影响。按照凯恩斯货币需求流动性偏好性理论的观点，货币需求是由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以及投机需求共同构成的，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是收入y的增函数，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i的减函数，这种关系可以表示为（1）式：＝f（y，i）， ＞0， ＜0，其中：M1/P＝实际货币余额，y＝实际收入，P＝价格，i＝名义利率。
在凯恩斯看来，M1/P在短期内实际收入y是相当稳定的，因此，可视为常量。于是M1 / P=f (y, i)可变型为（2）式M1 / P=f(y, i)或（3）式（M1 / P）/y =f ( i )，而（3）式实际上是M1流通速度的倒数，即（4）式y / ( M1/ P )= （ i ）＝v（ i ）。因为人们对金融创新产品 的需求来自于部分M1转出（即 M1）和部分储蓄S转出（即 S），且S＝ y（i）。所以人们对金融创新产品 的需求函数会表示为（5）式： ＝ M1+ S（、 分别表示M1 和S的转出比例）。将（5）式变型为（6）式M*1/P= f （y， i）+ y（y，i），于是 的流通速度可表示为（7）式V*＝Py/M*1=1/［ f （i）+ y g（i）］。由（7）式我们可以看出，如果 ＝1且 ＝0，则金融创新不会引起M1流通速度的变化。但是，若0且0时，在n 1的情况下，收入y越高，则M1流通速度越低；相反，在n 1的情况下，收入y越低则M1流通速度越高。由于现实生活中、 要受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 具有不稳定性，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乃至货币需求函数也具有不稳定性。
再次，金融创新弱化了货币当局的利率控制力。随着金融创新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金融市场上的利率逐渐由资金供求双方共同决定，许多货币当局的利率监管措施及其效果大大减弱。金融创新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加的同时，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也在增加。然而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有不同的供需状况，在有些市场上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会上升，而另一些市场上却在下降，从而弱化了凯恩斯主义主张的以利率为中间目标的需求调节型货币政策的效果。
2.2 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金融创新是货币供给的乘数效应增大，同时增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这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模型来说明。假设人们愿意持有的通货C、定期存款T以及银行的超前准备金E与活期存款Dd的比率分别为K、t、e，则有：式（1）：C＝k・Dd；式（2）T＝t・Dd ；式（3）E＝e・Dd。
在没有金融创新的条件下，由于基础货币B是商业银行的准备金R和人们持有的通货C构成，即式（4）B＝R+C；如果令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分别为rd和rt，则银行系统所持的总准备金R为：式（5）R＝rd・Dd + rt・t・Dd + e・Dd＝（rd + rt・t + e）Dd ；将（1）、（5）式代入（4）式得：式（6）B＝R+C＝（rd + rt・t + e + k）・Dd ；从而有（7）式：Dd＝［1/ (rd + rt・t + e + k）］・B。
根据狭义货币供给量定义有（8）式：M1＝Dd + C，所以将（1）、（7）式化入（8）得式（9）M1＝Dd + C＝［（1 + k）/( rd + rt・t + e + k）］・B。（9）式就是在没有金融创新时的M1供给模型。
下面以美国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份额、货币市场存款帐户、隔日回购协议和隔日欧洲美元等金融创新产品为例，探讨金融创新条件下M2的货币供给关于模型与M1供给模型的区别。根据M2的定义，有（10）式M2＝Dd + C + T + MMF，其中：T=定期存款，MMF=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份额、货币市场存款帐户、隔日欧洲美元的和。令T与Dd 的比率为h，MMF与Dd 的比率为l，则有（11）式T＝h・Dd 和（12）式MMF＝l・Dd ；将（7）（9）（11）和（12）式代入（10）式得（13）式： M2＝Dd+C＋T＋MMF＝［（1＋k＋h＋l）/( rd + rt・t + e + k)］・B。
通过（9）式和（13）式比较可以看出，在金融创新条件下的货币供给乘数在分子上比M1的货币乘数多了个h+l，因为h＞0、l＞0且都为微观经济主体控制，所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创新的确加强了货币供给的乘数效应，扩大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控制力。此外金融创新货币供给模型（12）式中已经包含了M1，所以M2在总量上很难区分什么是货币，货币供给的组成中哪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哪一部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如果我们在（13）式基础上再推导出M3，M4等货币供给模型，那么货币的计量甚至定义都很困难，从而削弱了货币的可测性。
其次，在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性的情况下，又由于金融创新货币创造的微观经济主体增加，并且已不局限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于是货币创造主体呈现多元化。同时，金融创新特别是直接融资方式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派生存款的机制逐渐弱化。加之回避监管型金融创新使利率限制，法定保证和信用配给等选择性工具失效等原因，使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总量控制力下降，从而货币主义主张的以货币总量为中间目标的供给调节型货币政策，随着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前提的丧失，其货币政策效应亦有所弱化。
3 金融创新微观最优化与宏观最优化冲突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从上面对金融创新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创新虽可以为金融机构等微观经济主体带来扩大资产组合、分散风险、增加流动性和增加收入等好处，但可能给宏观经济的管理者金融监管当局带来货币资产效用弱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等不利影响，危机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但是，我们不不能因此就断言金融创新有益或有害。
金融创新在微观和宏观最优化的矛盾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金融创新本质上是宏观经济管理者，货币政策制定者政府或金融监管者或货币人员与微观经济主体――微观金融创新主体之间的一场博弈。只有政府或金融监管者和金融创新微观状态共同采取合作的态度，使政府或金融监管者的金融监管兼顾金融创新微观主体利益，使金融机构等微观经济体的金融创新不危及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只有政府或金融监管者监管与金融创新互相促进，才能够得出有效均衡的博弈解。这就是解决政府或金融监管者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矛盾，解决宏观最优化和微观最优化冲突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Harry D.Hutchinon，“Money, Banking, and the U.S．Economy”Seventh Edition ［M］.Prentice Hall，Engleuwood Cliffs， 07632，1992.
［2］Miltion Friedlman，“Monetarist Economics”［M］, Basil Blakwell，Inc., Cambridge CenterCambridge，Massachusetts 02142，USA，1991．
［3］弗里德曼著，高榕译.弗里德曼文粹［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4］劳伦斯．哈里斯著，梁小民译，货币理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宏观经济主体范文6
关键词：商业银行；杠杆率；宏观经济效应
0引言
杠杆率是监管部门针对银行机构负债端展开监管工作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对于金融风险的敏感度更高。杠杆率不仅关系到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影响着房地产行业、公民存款以及政府融资等多个主体的运行。由此可见研究降杠杆的宏观经济效应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完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金融体系流动性水平。
1研究降杠杆宏观经济效应的重要性
我国从2016年开始，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监管的监管框架进行了全面完善，同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对商业银行增长负债表加以引导，推动了调整杠杆率的执行。商业银行出现降杠杆行为会造成经济主体负债难以平衡，对宏观经济的运行造成冲击效应。如果降杠杆协调路径未能得到建设，消费者、投资者以及其他企业同商业银行会出现互相影响的情况，造成实体经济减速、商业银行降杠杆形成负面循环，导致我国经济衰退。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杠杆率过度波动，将会造成银行部门资产负债整体稳定性受到破坏，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通过对降杠杆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可以得到以降杠杆为中心平衡资产负债的方法，了解宏观经济效益是制定降杠杆优化路径的基础。因此，本文对降杠杆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重点分析，从多个角度分析不同主体受到的冲击。
2商业银行降杠杆的过程
在特定环境下，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和外部资产出现再次平衡的过程，也就是降杠杆的过程。从经济学理论分析，降杠杆动力来源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向。美国在2008年爆发次贷危机后，使用主动增加杠杆以及稳定居民收入，让消费杠杆得到提高，让金融机构实现对冲，这就是市场诱致造成的降杠杆，对资产负债进行修复。当我国实体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状态，我国总负债以及总资产快速增长。金融机构扩张总负债规模以及总资产，一方面利用非标资产投资以及表内外腾挪两种形式，让房地产和金融之间、政府融资以及金融之间的信用链条实现扩张。另一方面在金融机构内部集中，通过嵌套增加杠杆的方式完成监管套利以及关联套利等。在商业银行、房地产部门、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上市公司等多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中形成了错配形态，让经济主体加强了价格波动以及利率波动的敏感程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以及货币工具政策带来冲击影响［1］。我国在2017年出台了严控三套利的政策，在证券市场中出现大幅度波动以及流动性短缺等情况，让宏观经济表现的负效应更加明显，意味着产生新的金融风险。依靠市场诱导造成降杠杆会剧烈震荡或者超调，政府强制降杆杠作为系统性工程，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
3对商业银行降杠杆的宏观经济效应解读
3.1宏观经济变量受到降杆杠的冲击
假设金融系统中循环货币信用，扩张金融系统信用建立在银行理财产品规模以及存单规模基础上，利用短期负债端拉长周期，对流动性低的资产端进行固化。在2017年末，银行理财产品和同业存单综合已经超过了超额储备金的二十倍。如果降低到十五倍、十倍，甚至是五倍，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受到冲击最为严重，其次是房地产的投资规模，固定资产和GDP两者受到的冲击力度最小。随着降杆杠力度逐渐增加，带来的冲击强度也在逐渐增加，影响周期也在逐渐加长。
（一）金融体系流动性
首先对金融体系内部流动性受到的冲击展开分析，商业银行面向同业理财以及居民理财提供的产品不断压缩规模，对商业银行扩张理财负债资产产生了抑制作用，商业银行只有存款业务、同业存单以及同业存款可以抑制负债规模，在2018年同业存款重新纳入考核的范围，利率定价对高息揽存加以限制，同业负债同样受到限制。商业银行可以保持负债规模的手段受到极大限制，去杠杆政策抑制了负债规模的增加。由于商业银行自身负债规模出现减少，必然造成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收缩，对市场流动性起到冲击作用。在2016年年末国海证券公司发生了代持时间，以及SHIBOR在2017年上半年出现利率飙升的情况，都意味着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出现争抢等情况。在理财规模杠杆率逐渐出现十五倍、十倍以及五倍的下降后，金融体系流动性水平会偏离稳定值-0.18、-0.35、-0.55.金融体系流动性必须要历经十五期才能恢复稳态值。由于杠杆率的降低造成流动性短缺问题，让金融体系出现流动性降低的情况。
（二）房地产行业
其次分析房地产行业受到的冲击。在我国，广义信贷囊括资产端大多数资产，在广义信贷中纳入表外理财，在本质上会对商业银行扩张资产起到约束作用。压缩理财规模可以消除商业银行使用期限错配增加负债池的情况，同时还能对银行信用活动进行限制。商业银行使用以新换旧方式增加负债受到了极大限制，而银行理财产品逐渐到期被赎回，加剧了流动性收缩的情况，导致金融机构不得不抛售资产。银行抛售资产首先考虑具有较强流动性的短期资产，如高级信用债以及利率债等［2］。其次会考虑减少房地产以及政府融资的投资，在杠杆率降低十五倍、十倍以及五倍后，房地产投资逐渐偏离-0.17、-0.29以及-0.45的稳态值，要经过11期才能重回稳定状态。这一现象也意味着金融机构资产和政府部门融资、房地产资产负债存在勾稽关系。降杠杆对房地产行业带来的冲击，对房地产价格上涨产生一定抑制作用。房地产价格上涨和商业银行理财规模存在一定关联。
（三）固定资产投资以及GDP
最后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GDP受到的冲击进行分析。我国出现投资回报率未超过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增长缓慢，使得货币信用在金融系统内滞留，实体企业融资拉长了链条，更加剧了融资的成本。通过研究信贷资源配置以及GDP变化，可以发现在2017年年初，房地产行业以及金融机构占据了69%的信用债存量，仅房地产行业占据了50%左右的非金融信用债量，房地产信用贷款也占据了总额的25%。实体经济同金融体系保持连接关系，商业银行的杠杆率出现下降，对金融行业的利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更影响到房地产投资规模，但是对于固定资产以及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在杠杆率降低到十五倍、十倍以及五倍时，GDP保持-0.06、-0.1、-0.15的稳态值，要经过20期才能回到稳定状态。在固定资产的投资发生偏离-0.015、-0.035、-0.078的稳态值水平，经过二十期后才能恢复到稳态值的水平。目前金融体系为房地产行业提供融资服务，对于制造产业以及民间投资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
3.2商业银行杠杆率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由于商业银行资产大多和房地产相关，本文认定房地产价格变化是商业银行的外部冲击。金融体系信用循环来源于中央银行流动性的释放，利率对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本文认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也是一种外部冲击，从这两个方面分析杠杆率受到的影响。
（一）房地产价格降低的冲击
由于房地产价格出现降低，使得房地产行业目标收益有所降低，带动投资需求的减少。金融机构原本资产池中，出现房地产信贷风险加大的情况，需要对风险偏好展开调整，减少房地产信贷的部分攻击，对原本信贷资产采取收缩处理。由于房地产投资需求出现下降，信贷攻击出现收缩，同时传导给房地产价格，使其投资规模被放大，价格反馈放大了效果。最终金融机构可配资产逐渐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在资产端的规模受到限制，让负债端规模受到压缩，使得杠杆率出现降低。
（二）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冲击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的表现在于高杠杆率，需要承受更高的负债负担，对于利率和资产价格的敏感度更高。如果中央银行调整基准利率，需要将国债收益向上引导，基准利率的调整会造成同业存单、理财产品等资产提高收益率，让银行负债端增加大量成本，让金融市场流动性加强收紧预期。面对这样的环境，金融机构将资产端资产抛售出去，让杠杆率有所下降，但是也会加剧资产价格出现下跌，出现负反馈效应，对金融机构作出主动降杠杆行为起到推动作用。
3.3政策建议
首先出台杠杆率降低政策。通过对金融体系流动性的观察，掌握流动性波动变化情况，制定审慎政策。在杠杆率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由于金融体系流动性的短缺，会导致资产价格出现大幅度的下跌，使得出现其他金融风险，让金融体系稳定性受到影响，让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受到抑制［3］。其次要主动降低金融系统杠杆率。要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价格上涨以及政策基准利率进行宏观上的调控，尤其需要提出前瞻性建议，全面分析政策叠加效应、传导效应以及干扰效应，避免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矛盾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