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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1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的介绍和分析，阐述现今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状，并分析其现象背后的成因，同时提出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以缓解就业压力的建议及对策。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是正相关的关系。其中,在考察人力资源这个因素时,人们认为，在一定时期人口数量相对是固定的,认为经济增长的幅度和速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质量。但实际上,在人口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并不是固定的。劳动力参与率便是这样一个衡量指标。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状况。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个人的劳动力供给选择，并最终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劳动参与率。
一、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
1、年龄、性别因素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性别上看，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远低于男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地承担了家庭中子女的抚育责任和更多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上劳动力雇佣方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普遍大于男性。随着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许多适合由女性从事的职业逐步出现，才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异中，两者之间相差的程度还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的人群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偏好和不同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各不相同。
2、教育发展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企业发展和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市场竞争的激励，企业对人才所具备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当今社会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竞争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这就推迟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降低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增大，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3、收入增长因素
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劳动者单位就业收入的增加会加大闲暇的机会成本，从而诱使一些原来没有加入就业队伍的人开始选择工作，促使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来说，收入因素将会是决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这种影响就是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会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队伍，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体现出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收入的增加对个人劳动力参与抉择的影响是相反的，这两种效应对个人影响的强弱将最终影响个人参与劳动的决策，从而影响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
4、产业结构因素
在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例也决定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各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带动了这些发达国家总体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
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体现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映出人们参与劳动的状况。它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因此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可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劳动力参与率，都表明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相应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男性人口还是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仅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近些年来，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劳动力参与率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不仅如此，由于教育机制的不合理，应试教育体制的实行使得许多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合理，劳动力总体素质相对较低，劳动力素质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造成了失业率偏高与劳动力参与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形成了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二、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成因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状，是由我国的工资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决定的。
1、工资收入偏低，扩大了家庭对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起飞和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点较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参与社会劳动来维持家庭生计，从而扩大了家庭向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2、投资市场不完善，劳动收入仍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目前投资市场尚不成熟。中国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进行个人投资理财时仍然较为保守谨慎。在这样的投资环境和背景下，我国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资为主，劳动收入仍然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这就加大了人们对劳动市场的依赖性，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
3、就业关联型社会福利政策增加劳动者就业意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就业、工资、福利三位一体的政策，劳动者只有就业，才能享受公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措施。在农村，虽然实行大病医疗保险项目，但是农民自己分担的份额仍然较大，并且小额医疗费用无法报销。这种福利措施与就业状况相关联的制度，无疑加大了劳动者参加工作的意愿，促进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4、教育观念较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还较低
我国虽然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在农村，失学问题更为严重，且女生的失学率高于男生。这就直接导致了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不仅如此，在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大多没有接受必要的职业培训，这就使得参与劳动的劳动者素质仍有待加强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许多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5、工资与工龄挂钩，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目前我国在计算工资水平时，由于普遍与工龄挂钩，因而人们往往选择提早就业以增加工龄，提高个人工资水平。在这样的工资政策中，许多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加大了就业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之中，使得就业情况更为严峻。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使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但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企业不顾规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这不仅造成劳动力素质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
6、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显现，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龄参加劳动来维持生活。这就使得许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门，二次就业。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虽然可以为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却挤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三、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的措施
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总体偏高。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对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国失业率高的现状，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1、完善投资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合法非劳动收入
目前，我国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投资收入尚不能成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过完善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治理投资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从而增强居民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减少对劳动收入的依赖，降低劳动力的参与率。
2、调整工资政策，工资与绩效、能力挂钩
与工龄挂钩的工资政策使得劳动者往往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对工资政策实行调整，将劳动者薪酬与劳动者业绩、能力相挂钩，鼓励劳动者提高绩效，并自觉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这种与业绩、能力相挂钩的新的工资体制，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对劳动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励也能延长劳动者受教育的时间，从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缓解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
3、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50%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长此以往，将积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质劳动力，对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的提升产生不良影响。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而劳动者素质偏低，劳动者素质不能达到岗位的要求。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岗位却空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通过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农村青少年失学的状况，并且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进行必要的上岗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总体素质。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推迟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据测算，如果延长教育年限，使劳动者的就业年龄由16周岁推迟到18周岁。今后几年我国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万新增劳动力就业。不仅如此，这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做出更为理性的劳动力参与决策，通过劳动者自身进行理性选择来调节劳动力市场的盈缺情况。
4、完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是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参与者人数较多，加大就业压力。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年龄为16～60岁。如果我们延迟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同时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龄，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劳动力参与率。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严格的控制，并通过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严格控制劳动力的就业年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就业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调整完善福利政策，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减弱福利制度与就业状况的关联性，从而使得福利政策对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减小。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员再次走出家门，二次就业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员“老有所养”，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
结语
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2
一、引言
劳动力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予了很多关注，有关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的研究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储藏量极为丰富。但一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却受其制约，同时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因此我国的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劳动力参与率的基本含义
劳动力参与率一词是由英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翻译而来的。它一般被用来反映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劳动力市场的活动水平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
由于劳动力参与率反映的是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劳动力指年龄在16岁及以上，正在工作或正在积极寻找工作，或暂时失业而等待被召回的人口。因此可以用劳动力人口总量占16岁及以上人口总量的一定百分比来表示，即：
劳动力参与率 =
三、劳动力参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
分析劳动力参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要从两个方面考虑：①劳动力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1.劳动力参与率及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理论分析
根据上述的劳动力参与率的定义与公式可知，劳动力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1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明显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与劳动的人口数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因此劳动力参与率从理论上讲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2.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参与率的模型分析
(1)指标选取
①使用1978年―2005年统计年鉴数据，其中包括GDP（以1978年为100，以后各年为其定比）和LFPR（劳动力参与率 %）。具体可见附录。
②由于只考虑GDP增长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所以只选取GDP一个作为解释变量。
③劳动力参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2)模型设计和回归分析
为简单起见，各指标采取对数形式。建立模型为：
LnLFPR = β0 + β1lnGDP + μ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
LnLFPR = 4.602 － 0.040lnGDP
(240.270) (12.328)
R2 = 0.8539D.W.= 0.66058 括号内为各估计量的t统计值
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R2 = 0.8539，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很好。从截距项与斜率项的t检验值来看，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自由度为 n 2 = 26的临界值t0.025(26)=2.056。GDP和LFPR显著相关，而且呈现负相关。即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FPR将降低0.04个百分点。但是其D.W.= 0.66058 较小，存在自相关。因此将原模型添加滞后项，建立新模型为：
LnLFPR = β0 + β1lnGDP + β2lnGDPt-1 + μ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
LnLFPR = 4.601 － 0.220lnGDP +0.183lnGDPt-1
(242.421) (2.765) (2.275)
R2 = 0.867D.W.= 0.752 括号内为各估计量的t统计值
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R2 = 0.867，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很好。从截距项与斜率项的t检验值来看，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自由度为 n 3 = 25的临界值t0.025(25)=2.060。GDP和LFPR显著相关，而且呈现负相关。即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FPR将降低0.220个百分点。
由上述回归模型可知，GDP增加将会引起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根据我国著名统计学家邱东的研究，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对经济增长起正向的推动作用,并且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先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上升,后又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这便与本文在理论分析中的观点相似。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本文认为产生该矛盾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引起的。
①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 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经济的较快增长推动就业增长, 工资水平和就业率水平提高, 劳动者的劳动力参与倾向提高, 劳动力参与率也随之上升；而当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 达到一定水平后, 经济的较快增长伴随的将不再是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而是下降。因为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来说,劳动力参与所带来的收入增加产生的效用低于闲暇产生的效用, 因此他们选择更多的闲暇, 从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下降。如图：
②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也明显提高，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是从模型1中却看到，教育在我国表现出影响经济增长水平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较多的年轻人离开劳动力队伍加入到教育和培训行列，造成自愿失业增加，劳动力参与率降低。
③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阶段，产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移。但是我国产业结构主要还是劳动力密集型，所以劳动力参与率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会促使产业结构的转移，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不得不被淘汰或者退出劳动大军。这样便呈现出当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会降低劳动力参与率。这样便和本文的两个模型相吻合。
④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大都在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便形成了所谓的“隐性失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隐性失业逐步被释放，使得我国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断下降。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自身生产力的提高，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便解释了模型2以及其图形。
四、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及其对策
1．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分析
根据邱东等人的研究，当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问题的难点和本质在于适度劳动力参与率问题。劳动力参与率与劳动力供给密切相关。在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意味着提供较多的劳动力供给，而降低劳动力参与率则意味着提供较少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劳动力供给与失业和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在较大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条件下，过量的劳动力供给不能被社会需求所吸收，其结果将造成较大数量的失业；当大量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参与率较低，劳动力供给总量较少时，社会上会存在大量的非劳动力人口，加大社会保障的压力。因此，在研究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数量关系时，寻求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具有重要意义。
邱东等人认为所谓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理想的劳动力参与率，在适度劳动力参与率条件下，社会上将存在最适度数量的失业人口和非劳动力人口，失业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非劳动力人口造成的社会保障压力将达到最低程度，社会将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用公式表示为：①
GDP = MAX ①
1－ LFPR = MIN②
LFPR－ 就业/人口 = MIN③
式中，GDP代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式表示社会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1－ LFPR代表非经济活动人口率；式表示非经济活动人口率最低，非经济活动人口对社会保障的压力也最轻；式则表示失业率最低，失业的社会压力和负面影响也最低。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劳动力参与率即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适度劳动力参与率。因此，要解决劳动力参与率的问题就应该从上述几个方面着手。
2．对策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见, 目前我国劳动力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转轨时期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一特殊关系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大力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来推进经济增长。为此, 今后一段时间内, 不应以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为政策取向； 相反, 应努力采取各种措施, 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同时统筹考虑失业、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 以求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1）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高，发展教育事业可以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为社会积累人力资本，而且在短期可以降低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因此，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发展教育可以推迟青年人口的劳动力参与、降低劳动力参与率，同时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保持我国经济的持久发展。
（2）扩大劳动力输出
我国劳动力然丰富，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很小，远远低于印度、巴基斯坦等近邻国家，因而劳务输出的潜力很大。扩大劳动力输出，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来说，可以缓解当前国内的就业压力和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
（3）适度经济发展带动劳动力参与率问题的解决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失业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增长的快慢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就业状况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太慢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和现有经济资源的利用；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有助于扩大就业，但从长期来看，急功近利的经济过快增长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其结果反而也会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参与率和就业问题，就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发展。
五、总结
根据上述本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理论分析和模型却得出的相矛盾的结果，则表明了我国现阶段在劳动力参与所体现的问题。产生矛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矛盾是经济转型的代价；另一方面是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原因。当对两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知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结果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劳动力参与率要适度。对此，本文给出了三大点对策。①大力发展教育事业；②扩大劳动力输出；③适度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邱东等著.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3]韩泽渝.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山东经济 2006年第三期.
[4]李子奈等著.计量经济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
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3
农村劳动力；刘易斯；舒尔茨；二元经济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3-0083-03
一、引言
几乎所有的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面临着农村劳动力使用的问题，在我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面前，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加上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的区位条件、资源状况、经济基础的不同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使用变得特殊而复杂，大量农村劳动力游动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现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和舒尔茨都曾对二元经济中农村劳动力使用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分别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理论。但是，由于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有异，以致在“零值劳动力”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本文试图从两种理论的分析入手，结合当前中国特有的劳动力使用情况，探寻一些解决相关问题的新途径。
二、两种分歧较大的劳动力理论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的零值劳动力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由于欠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落后的农业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大），因此解决结构问题（即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成为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经济目标。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加速资本积累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增加资本积累？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刘易斯模型是建立在三个假设基础上：第一，“零值劳动力”假设，即“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至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第二，“工资不变”假设，即“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在最低收入水平时，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第三，“资本家剩余”假设，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在刘易斯看来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这一水平决定了现代部门工资的下限，可使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在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便可得到要多少有多少的劳动力，这就是刘易斯所谓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也是刘易斯理论的核心所在。
（二）舒尔茨――贫穷而有效率的农业部门
批评“零值劳动力”假设最激烈的是与刘易斯同时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舒尔茨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他的二元经济中的劳动力理论：
1.贫穷而有效的传统农业社会
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人们十分贫穷，但并不能因此说该社会的生产要素配置不当。恰恰相反，传统农业社会的资源配置是很有效的。他列举了大量文献和经验材料证明这一论点。舒尔茨甚至援引了一份关于印第安人社会在本世纪30年代状况的研究报告来证明自己的论断。他说，一些年纪很小的孩子也到农田去干活，这说明他们可以做出一些有价值的贡献，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上学。在他看来，“全世界的农民，在考虑成本、利润及各种风险时，都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无论本国还是外国的有能力的农场经营者都不能向农民说明如何更好地配置现有的生产要素”。也就是说，传统农业是“贫穷”的经济，同时又是安排得很好的经济。传统农业社会贫穷的根源在于这种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经济均衡状态之中。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农民即使对即存资源作了最有效的安排，仍无法摆脱贫穷命运，这是由于这种特殊均衡状态所依存的条件所决定的。
2.对“零值劳动力”学说的否定
舒尔茨批评了刘易斯关于传统农业“零值劳力”的论断。首先，这一假说建立在错误的统计估算基础上，这种估算以为，农业似乎可以组织所有农业工人像工业工人那样每天干10小时或8小时的活，而忽视了农业的季节性这个重要特点。其次，按照舒尔茨的观点，引进新要素促使生产率提高后才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剩余，但这个阶段已不是传统农业，而是过渡型农业或现代农业了。最后，舒尔茨用以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总量下降的事实为论据证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业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的增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进一步证明传统农业中的“隐蔽失业”不能成立。
三、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情况与理论分析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情况的特征
1.规模不断扩大，人数众多，发展速度快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建国后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始终没有停止，计划性的转移决定其规模相对较小。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使过去的计划转移方式不能适应要求，因而在70年代农民外出打工已出现，但到80年代初期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不足200万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村和城市的继续改革，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基本建设项目纷纷上马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为国家不能提供相应的设施和条件，虽然只能形成民工型的就业，也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人数骤增，尤其是进入90年代外流规模不断增大。
2.农村劳动力在外时间常年化
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初始阶段多是农闲季节，短暂外出，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05年外流劳动力中，外出时间在3个月以下的占16%，3至6个月的占24%，6个月以上的占59%。在全部外流劳动力中，外出时间在10个月以上基本上可视为常年在外的占53%，常年在外是目前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的多数，而且外出时间有所延长，外出二三年的劳动力逐渐增多。
3.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明显，出现了“流出，流进”双向流动现象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数量是很少的，可以说没有形成规模，回流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均未超过5%。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已经形成了规模。在回流的人群中，年龄较大者占据了多数，再有就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占据了多数。但是在回流的人群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中有些人利用在外学到的技术、积累的资金和经验，以及建立的关系，回到家乡创办或领办了一批乡镇企业，而且成为当地小城镇建设中的骨干力量和主力军。在大量回流的情况之下，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情况的理论分析
1.刘易斯理论的分析
刘易斯认为农村劳动力应该是如此转移的：现代部门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全部用于投资，生产的扩张会进一步吸引传统部门人口向现代部门转移。当该过程发展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部门吸纳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完成了第一阶段。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随之提升，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现代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下降。此情况下，现代部门要雇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只能提高报酬水平与传统部门争夺劳动力。当传统部门像现代部门一样实现现代化后，二元经济就实现了一元化，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收入差距就会消失正是这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建立起两部门的联系，工业资本通过使用农村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农村摆脱了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造成的困境，走上两大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之路。但是在刘易斯的理论中，其分析过程暗含一个假定，城市充分就业，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都能找到工作。不仅如此，无论是刘易斯还默认人口的流动是完全的。但目前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可能找不到工作，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无论找到工作与否，挣到钱与否，大都会返回农村。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方向得使用，城市实际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同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使用并不是完全自由、没有限制的。因此，我国的农村劳动力的使用不能简单用这一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我们应该针对现实特点提出更加有效合理的解释和对策。
2.舒尔茨理论的分析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要走向现代农业，核心问题是打破传统农业的特殊经济均衡，改变这种均衡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舒尔茨的农业劳力剩余的判断，是建立在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或重组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要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不发生改变，农村中士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但他的分析存在如下几点问题：第一，他忽略了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他定义的传统农业中不可能存在零值劳动力。我们知道，在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舒尔茨没有证明这些剧增的劳动力在传统农业中能否与其他生产要素发生完全替代。第二，在实践中很难划清传统农业是否引入了现代要素的界线。在理论上，舒尔茨虽然较好地概括了传统农业的三大特征，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冲击传统部门，因此，在当前国内的现实中，很难找到舒尔所描绘的典型的传统农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对零值劳动力学说的批评失去意义。
但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却很好的解释当前的“回流”现象。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他转引西蒙・库兹耐的话说:“对各种不同社会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进行研究中发现，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形成都必须扩大足以包括人们的健康、教育、训练的投资，也就是对人力的投资”。在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经历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对生产、生活的适应能力，思想观念更加现代化，生活方式出现城市化倾向。这部分人的回流，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的开放程度，改变了输出地的社会生活，加快了输出地的社会变革进程;部分人回乡务农，搞农业开发经营，形成一批新型的农业经营大户，他们经营项目新，投资力度大，追求新技术，走在农业结构调整的前沿，这可以为输出地的农业引进技术，注入资金，带来市场信息，并通过示范效应带动输出地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从而带来更多的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了整体素质。当然，对于“民工荒”现象，笔者认为民工荒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种局部性和结构性现象。局部性体现在，出现用工缺口的主要是一些经济发达、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地区，结构性表现在，用工缺口一方面出现在劳动条件很差、待遇过低的岗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特别是劳动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都要求我们一方面是要提高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是建立优质的劳动力迁徙的制度，为劳动力的迁徙提供更加宽畅有利的环境。
四、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的几点对策
1.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以及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制度创新，从根本上废除二元管理体制，消除附着于城乡户籍制度上的不合理经济待遇与身份地位的差别，构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城市化的制度。近年来，各地虽然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定了一些便利的政策，但从根本上消除制度障碍的力度仍然不大。让那些可以、也能够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与土地彻底脱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体制创新的力度。因此，应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化制度，切实保证进城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教育、福利等社会保障与社会地位。
2.积极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协调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使用
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城镇就业增长率从20世纪末开始大幅下降。新增的非农就业岗位越来越有限，但新增劳动力却越来越多，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由此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包括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新兴行业的进步，重视非正规就业形式;也包括加快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恢复其创造就业的能力。第三产业是吸收劳动力的最主要产业，创造非农就业岗位主要依靠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实现。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创造条件为新兴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成长环境，并以此为契机发掘就业机会。在推动就业的过程中，还应加快我国城镇就业模式转变，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3.建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制度，加大培训力度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越来越困难，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技能并没有随着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得到提高。从劳动力供给看，表现为普通工人多，技术工人少，求职者与职位空缺同时存在。因此，加大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力度，既可增加他们的收入预期，又可缓解城市技术工人短缺的状况，同时也使得农村整体人口素质达到提高，这也是目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较为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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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4
【关键词】 护理干预；老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效果
DOI：10.14163/ki.11-5547/r.2016.23.195
老年高血压患者常伴有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内皮损伤等临床症状， 高血压同时还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 加重患者的病情。经过临床研究证实， 对老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患者采用护理干预措施， 能够有效延缓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本文特选取本院收治的老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措施， 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4月～2015年5月本院接受治疗的120例老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60例。对照组男34例， 女26例， 年龄60～80岁， 平均年龄（71.25±2.92）岁。观察组男33例， 女27例， 年龄61～81岁， 平均年龄（71.32±3.23）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 对患者进行常规用药指导， 并对患者进行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等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护理干预措施， 具体如下。
1. 2. 1 心理干预 由于老年患者的自身机能较弱， 加上疾病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易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护理人员应及时与患者沟通， 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 解答患者的疑问， 并指导患者进行合理的宣泄， 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缓和护患关系， 提高战胜疾病的信心。
1. 2. 2 饮食干预 护理人员应指导患者进行科学饮食， 鼓励患者少食多餐， 以低盐食物为主， 多食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及水果， 合理饮食， 降低患者的血压；高血压患者均较肥胖， 患者需进食低热量食物， 将总热量控制在8.36 MJ以内， 有效控制患者的血压。
1. 2. 3 运动干预 护理人员应督促患者定时进行运动， 根据患者的情况为其选择不同的运动方式及运动量；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运动后的反应及适应程度决定运动的强度， 以患者运动后第2天表现为精力充沛及无不适感为宜， 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2. 4 用药指导 护理人员应告知患者服用降压药、降脂药物的重要性及其用药方法， 并根据各类药物的特点， 指导患者在不同时期服用药物， 从而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护理人员可督促患者定期检查血脂、血压等各项指标， 并在餐后及睡前服用降脂药物， 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
1. 3 观察指标 将两组的收缩压、舒张压、颈动脉斑块面积及生活质量进行对比。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观察组收缩压、舒张压及颈动脉斑块面积分别为（129.24±7.43）mm Hg、（94.35±3.24）mm Hg、（1.40±0.13）cm2， 优于对照组的（156.32±8.14）mm Hg、（96.75±4.64）mm Hg、（1.60±0.75）cm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近年来， 高血压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已成为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原因。高血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高发人群， 动脉粥样硬化会增加冠心病及脑卒中发病率， 增加了高血压患者的死亡率。目前临床上对高血压患者主要进行降压、降脂等治疗， 而忽视了患者的饮食、行为、心理的调理， 会影响患者的康复[2]。
护理干预措施在临床应用中， 是指按事先设计的干预方法而从事的一系列护理活动， 为患者护理中的实际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及其家属的需求[3]。随着护理学观念的不断更新， 护理干预措施在老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临床应用中， 不仅能够给予患者合理的护理措施和康复指导， 而且能够改善患者的血压， 从而有效延缓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文将护理干预应用于老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中， 取得较好效果。护理干预主要包括心理干预护理、饮食干预护理、运动干预护理及用药指导。采用护理干预措施的观察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颈动脉斑块面积及生活质量均优于采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总之， 护理干预在老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中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 值得推广及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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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雪红.综合护理对30例高血压合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影响.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4， 23（9）：125.
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5
【摘 要】 本文旨在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城乡间不同劳动力人口的生产效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乡村劳动力人口过剩，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劳动效率低，边际生产力低，对生产发展的贡献小。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城镇化建设，在城乡间实施无差异的教育资源投放，可以大幅度增加GDP产出。
【关键词】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增长；劳动力；城乡差别
一、引言
经济学认为，劳动力、生产资料与生产对象构成了推动财富创造与价值增值的生产条件。不同于庸俗西方经济学理论将人视作一般生产要素，经济学特别重视人在财富创造与社会进步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不同历史阶段内，人的数量、质量、与其他生产条件的结合方式构成一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通过生产方式得以联系起来。在经济发展中，注重人的因素分析是有效分析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状态，找出当前问题并寻求解决的关键。本文旨在通过应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城乡间不同劳动力人口的生产效率进而可为上述疑问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并进而凝练可资借鉴推广的政策。
二、模型介绍与应用分析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旨在探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对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上做出的改进，引入了技术资源这一因素。用来预测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系统或大企业的生产和分析发展生产的途径的一种经济数学模型，简称生产函怠F淠P突本形式如下：
Y=KαL1β1L2β2 （1）
这里，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1，β2分别为投入要素L1和投入要素L2的产出弹性。由这些弹性得到不同要素之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如果α+β1+β2=1，则（1）式为：
Y/K=（L1/K）β1（L2/K）β2 （2）
本文研究中，可将投入要素L1及投入要素L2分别定义为城镇劳动力投入及乡村劳动力投入两类建立基于城乡差别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模型。进一步地讲，如果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建立的区分城乡劳动力差异的回归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则不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Ei=（βi×li/y）×100% （i=1，2） （3）
这里，Ei分别表示城乡两类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li分别为不同劳动力逐年增长率；y为GDP逐年增长率。
特别地，两类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Ei=（βi×li/y）×100% （i=1，2） （4）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E=E2-E1 （5）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E=E2-E1 （6）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Ye=E×?Y （7）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累计贡献为：
TYe=E×∑?Y （8）
其中，?Y为GDP逐年增长量。
三、实证分析
将1995～2013年GDP、城镇劳动力、社会总投资和乡村劳动力四项数据代入式（1），对式（1）对数形式进行回归分析，结论如下：
lny=14.820+0.513lnk+0.383lnl1-1.131lnl2
（1.084） （5.808） （2.241） （-1.079）
r2=0.998 F=2906543 SE=0.033 SSR=0.016 DW=1.514
由（4）式计算得城镇劳动力和乡村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1.95%和14.55%
由（6）式可知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2.60%。
由（8）知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累计贡献为13219.258亿元。
根据以上函数，做以下综合分析：
在1997～2011年，城乡劳动力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为2.60%，折合GDP增值13219.258亿元。
1995～2013年期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5128，这说明中国社会固定资产的边际贡献率仍较高。
城镇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38314；而乡村劳动力产出弹性却为-1.13113。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合计为-0.74802。数据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整体呈现过剩态，其边际生产率较低。而社会固定资产和劳动产出弹性为-0.23523的数据表明中国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很低。
另一方面数据也反映中国城乡两类劳动力产出弹性差距过大，特别是乡村劳动力产出弹性为负值，这说明中国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低主要是由于乡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低造成的，是结构性问题失衡造成的。提高乡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是当前教育政策的着力点。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城镇劳动力和乡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相差1.5143，说明若政府选择加强城镇化建设，提高乡村人口城镇化速度，可以增加GDP产出。
四、结论
本文研究认为，中国乡村劳动力人数过剩，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劳动效率低，边际生产力低，对生产发展的贡献小。若政府选择强化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在城乡间实施无差异的教育资源投放，将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劳动力潜在的经济效率，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效益，增加潜在GDP产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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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even Lugauer ， Michael Remongd. The age distribution and business cycle volatility： international evidence[J].Economicletters. 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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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6
(1.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江苏常州213001；2.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贵阳550004；3.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发展研究院，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了内生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由此得出促进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异地转移”；新经济地理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093-07
收稿日期：2015-06-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一般均衡模型及其政策应用研究”（12BJL04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长效机制研究”（11JZD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力资本、自我发展能力与大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1BJL066）；贵州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贵州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互动研究”（黔科合LH字\[2014\]727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协同发展的机理研究”（LQ13G030017）；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贵州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JD2013121）
作者简介：范方志（1972-），男，湖南隆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E-mail：fanfangzhi@163.com
张杰飞（1973-），男，湖南娄底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jiefeizhang@126.com
一、引言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产业维度上则表现为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这两个维度上是同时进行的，即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完成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然而在中国则不同，庞大的农业人口和有限的农地，导致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城市也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因而形成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并存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两种转移途径。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如何选择转移途径的呢？其影响因素又是什么？由于就地转移只是极少数国家特有的现象，因而未曾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则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探讨。
一些学者认为，两种转移途径都是现实的合理选择。李晓春［1］通过分析Lewis及Harris-Todaro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和背景条件，认为“离土不离乡”型劳动力转移与Lewis模型、“民工潮”型与Harris-Todaro模型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明确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双重机制。马轶群和李晓春［2］进一步认为，由于江苏的发展模式起源于乡镇企业，因此，江苏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途径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待大量就地转移劳动力聚集成新兴城市后再进入第二阶段“民工潮”型异地转移；浙江民营大多源于农村手工业，其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上海城市化水平高，基本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民工潮”型异地转移。但许经勇［3］认为，强调依靠城市工业扩张来转移过剩农村劳动力的Lewis理论对应于异地转移（流向大中城市），强调依靠人力资本提高、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内部分工深化来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Schultz理论则对应于就地转移（流向农村工商业和小城镇），只有坚持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且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段均和高定伦［4］认为，转移模式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有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模式，就会要求有什么样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与之相对应。
也有学者认为，就地转移应成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曹明贵［5］认为，中国不断深化的城市经济改革造成了城市失业，大量农民工进城加剧了城市就业压力，并增加城市交通压力和引发治安问题，因而加快农村工业发展、实现农村工业化，应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途径选择。李平和侯军岐［6］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的内外部原因，认为导致速度下降的因素不会长期发挥作用，并从作为农村工业化主体的乡镇企业在相对经济效益、竞争优势、不平衡性、积聚效应和自身特点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一步吸纳劳动力的潜力，认为应该继续关注农村工业化。李国英［7］认为，不受限制、无序的异地转移会带来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穆建新［8］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外向型经济严重受挫，中国必须由以出口导向、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异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力转移模式，转变为以内需驱动、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就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转移模式。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应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袁铖［9］从动态视角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比学术界的测算还大，虽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受阻，但现实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渠道仍然是就地转移，因而开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程怀儒［10］分析中国现实情况后，认为大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有限，实现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近”农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延长经营链条，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但也有学者认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还是异地转移。董文柱［11］认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小城镇由于缺乏第二、第三产业的支撑，吸纳能力有限。大中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投资环境比较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强，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较高，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应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
由上可见，尽管学者们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从多个视角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但基本都只进行了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同时也没有进一步深入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极大地简化了工业部门垄断竞争下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由此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内生地解释了劳动力的转移，对劳动力转移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朱希伟［12］建立了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并得出了可以在外围地区发展新兴制造业，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结论。然而，包括上述模型在内的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都假定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力投入成正比，且农业中不存在失业，同时，也没有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成本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模型假设与初始均衡
1.模型假设
由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间可贸易品价格差别很小，而非贸易品价格与住房成本高度相关，因而学者们认为住房成本是地区间生活成本
容易证明，此时非农产品与农产品市场也实现了均衡。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不失一般性，假定相对于劳动力总量而言，最先有极少数农民（占总劳动力比例为hd）具备了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的能力和动力，可能放弃农业，从事非农产业生产。鉴于中国实际情况，我们假定农业劳动力存在两种转移途径：异地转移（进城打工）和就地转移（农村工业化）。
1. 异地转移分析（进城打工）
假定城市工人工资存在刚性，农民进城打工导致城市劳动力供给增加，但城市工人名义工资不变，那么，城市工人的名义可支配收入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层面，缺乏定量分析；且未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等重要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所存在的“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内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其主要结论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当“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大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异地转移；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小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就地转移。因此，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将促进异地转移、抑制就地转移；而劳动力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则会抑制异地转移、促进就地转移。
尽管就地转移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性。一是，作为其主要载体的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无序的、分散发展的道路，导致了设备落后、资源浪费、集聚程度低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自身发展不稳定（如高诞生率和高破产率并存）、管理不规范，导致其提供的就业岗位缺乏保障。同时，为保持竞争力，乡镇企业势必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将进一步削弱其劳动力吸纳能力。三是，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虽然退出了农业生产，但其退出不彻底，仍保留了承包的土地作为退路或生活的基本保障，这显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利于农民增收［17］。
同时，城市化率低、大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导致城市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从长期来看，本文认为异地转移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终选择，由此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城市是国家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主要载体。增加对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直接激发科技能力，提升人力资本，增强企业间技术溢出，降低产品运输成本，强化资金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
第二，加快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成本。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福利政策（包括就业、养老、医疗、失业和教育等政策）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根源。虽然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其约束作用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惯性及部门间利益冲突，其进展相对缓慢。然而就中国经济发展大局来看，加快推进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和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合理抑制房价上涨，降低城市成本。加强财政、货币和税收调控力度，提高购买多套住房者和炒房者的购房成本，抑制对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需求。同时加大公租房、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住房市场供给。此外，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进而合理抑制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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