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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非遗文化范文1
关键词：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郭氏家酿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系指各种能够被社区、群体及个人视为传统文化构成的观念表达、技能、知识、表现形式、文化场所甚至是社会实践等，而与之相关的艺术品、辅助器具、文件等，也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而言，伴随悠久历史沉淀下来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工作之重要性也就愈加凸显。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聊城，因其交融于运河文化与黄河文化，且是燕赵文化与齐鲁文化碰撞之处，故拥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聊城沙镇黄屯的郭氏佳酿，便是聊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郭氏家酿可追溯至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时期。据史书记载，被唐肃宗皇帝封为 “汾阳郡王”的郭子仪，每逢打胜仗，总要设宴犒赏三军将士。而“汾阳郡王”设宴所用之酒，则是其通过设置酿酒作坊，精选民间酿酒工匠，采用独特的酿制技艺酿造而成，取名“郭府家酒”。至明初，郭子仪后代郭城响应朝政，自山西汾阳迁至东昌府沙镇屯（今沙镇），秉承祖上的传统白酒制作工艺，依靠沙镇优良的地下水资源和特有的酿酒微生物群，开始酿制郭氏米酒，凭借酿酒工艺独特，酿出的白酒甘洌醇厚，口感独特，酒香四溢，极为当地百姓所称道。后经历代演变，便成为今日之“郭氏家酿”。如今，聊城沙镇黄屯依然矗立着一座立于1900的家族碑，碑碣楹联：“子孙振振远绍汾阳传一脉，岁月悠悠当论伏生恰同年”，记录了郭氏家族变迁及其与郭氏家酿的传承。
2010年10月，郭氏家酿代表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参加了全国文博会，具有悠久历史的郭氏家酿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尽管如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郭氏家酿之价值依然有待开发，其生产性保护更应引起关注。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物质形态的保护形势。[1]
二、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重要性：
我国的非遗保护已走过了十几年，作为手工技艺的郭氏家酿是以人为本的精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发挥，这只有在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因此“生产性保护”尤为重要。
（一）自然环境优越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郭氏家酿，之所以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得以完整保存，与其精湛的质量和独特的风格不无关系。聊城市著名的酿造专家张怀申，在郭氏家酿原产地所做的多项考察和多次试验，得出构成郭氏家酿独特风格的关键所在，在于原产地绿色无污染的酿酒生态，其空气和土壤有利于郭氏家酿所需的多种微生物的生长，经过多年的选择，繁衍、淘汰，形成了一个独有的“郭氏家酿生物体系”―水是酒的血液，曲是酒的骨架，郭氏家酿原产地地下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锶、钙、钼、锌、铁、镁等，非常利于酿酒。现有的老窖池七口，窖池深度为三米，宽两米，长3米，略微呈倒梯形，利于微生物充分发酵。下为青砖和条石铺就，中间留有黄水坑，黄水坑建在中间以30CMX60CM为标准，黄水坑以一厘米厚的桐木板覆盖，窖池的四壁同样以青砖和条石所砌，底部和四周采用郭氏自家配制窖泥均匀涂抹，底部铺设厚度达5，涂抹窖泥时，泥板按照顺时针方向，表面光滑无明显凸起。窖池下面土质为粘土质，窖池上方采用高约1.5米左右的缓坡性遮雨棚，这样发酵过程中有效地保留了郭氏家酿特有的香味物质。凉堂钧采用当地特有的粘土烧制的红砖铺就，中间采用酒糟灌缝，充分利用了沙镇黄屯特有的气候环境和土质特点。
（二）酿酒技艺独特
郭氏家酿现有酿酒技艺的形成，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它秉承并坚持着传统的手工酿酒技术，生产技术难度大，习艺周期较长，完整地保存了古老的酿酒工艺，独成特色，郭氏家酿从原料的选择到制曲、发酵、蒸馏都极为讲究。它以优质有机小米、高粱米为原料，糊化熟而不粘，内无生心;用小麦、豌豆制成高温曲，为保证酒曲的特色和质量所有作曲工艺均是人工，根据季节更替和温度变化，合理调整水分和发酵日期;入窖发酵低温入窖，缓慢发酵，而用曲量多于原料，用曲多，发酵期长，多次发酵;装甄稳、准、细、净，薄铺轻撒，探气撤赔，缓气蒸馏，看花摘酒。此外，郭氏家酿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采用百年固态泥池发酵，现有的老窖池七口，内为百年古窖泥所砌，古窖池中有多年形成的微生物和香味物质，酿制过程中要经过两次加生沙、八次发酵、九次蒸馏，生产周期长达八九个月，再贮存三年以上，使酒质更加和谐醇香，绵软柔和，酒体醇厚丰满，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
三、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困境：
尽管郭氏家酿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优越的生产环境和独特的酿酒技艺也使得郭氏家酿重新受到关注，然而，受以下因素影响，郭氏家酿之生产性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困境。
（一）生产所需硬件设施较差
聊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散落在民间，规模较小。郭氏家酿原产地沙镇黄屯远离市区，是东昌府区，莘县，阳谷三县市交界处，郭氏家酿历史上经过几次变革，原有的酿酒作坊规模为15亩，而今变成其生产场地不足1.5亩，原有古窖池近60口，现仅存7口，现有传统蒸馏器1套，由于年代较为久远，有些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近几年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增加，加上周围民居发展较快，遇雨天，窖池周围积水不能及时排除，长此下去，会影响古窖池的原有风貌和微生物群。为保护这一古老的工艺和家族文化，郭氏后人对原有的窖池和酿酒设备在不改变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维修加固，但是由于场地面积过于狭小，无法建设匹配的给排水系统，原有的一些资料无处存放，使得这一优秀的技艺无法向世人充分展示它的光辉。
（二）传承人面临断层危险
传承人没有保障性传承制度，同时缺乏社会相应的关注，致使传承人的技艺难以传承。郭氏家酿的技艺是家传技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有无数辈人的经验积累而成。生产技术难度大，习艺周期长，在日渐工业化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郭氏家酿这一传统工艺由于缺乏社会的关注和相应的保障传承制度，失去了传承的动力，年轻人不愿学，而今老技师的平均年龄已过60岁，有较高水平的青年人才比较匮乏，中青年骨干艺人出现断层。
（三）产品商品率低，推广受阻
郭氏家酿虽具有极好的市场可开发行性，但因缺乏相应的产品市场规划，故呈现商品率较低的特点。以本地优质原粮为原料的郭氏家酿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只管保护性生产，没有专门人员对产品进行市场规划，家族式帮忙，家族式的营销，缺乏产业化的市场运作，所以知名度较低，使得这一优秀的传统工艺多年来“养在深闺人不知”，失去了良好的市场效益。
（四）地理位置成为制约郭氏家酿生产的新因素
聊城市非遗产品的不均衡制约着整体发展。有的非遗产品已经做到市场化，但是还有一些优秀的非遗产品极少被人熟知。截止到2014年，聊城市已有3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寻求经济利益目标指引下，地处市区或城市边缘地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越来越好，而远离市区以郭氏家酿为代表的非遗工艺和产品，则缺乏相应的保障，绝少有人问津。尽管郭氏家酿所处地理位置，以优越的自然环境成就了其历史地位，但在新形势下，地理位置又成为制约郭氏家酿生产发展的新因素。乡村是非遗依附的最后土壤，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保护已成为体制外被忽略的地方。
四、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举措探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来越凸显出它的复杂性。面对诸多困境，拓宽思路积极探索有效可行的“非遗”保护之路，对于推动聊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意义重大。
（一）保护性生产的基础上合理整合，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
在郭氏米酒原址基础上，建设非物质文化体验中心，将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整合入园，建立一个集民俗旅游、绿色文化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以此来推动整个聊城非遗文化产业向大规模、高层次、高品位的方向发展，形成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有的风格。
（二）建立与时代相符的郭氏家酿传承、推广机制
建立与郭氏家酿陈列室，普查、搜集、抢救整理和展示相关资料，建立档案，数据库建设，编辑出版图书、画册，录制音配像，组织开展理论研讨，进行专家咨询等，维修和购置传承工具、设备、材料，整理资料及带徒授艺的等。借助郭氏家酿的图片和相关实证资料，向世人展示非遗文化文化的历史和传统工艺家族的传承。
（三）成立郭氏家酿非遗文化发展基金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引导是关键，2014年《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进入立法程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保护，郭氏家酿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产业化，合理利用，带动旅游，产生经济效益的潜力是巨大的，必将吸引广大农村老百姓投身其中。
参考文献：
黄河非遗文化范文2
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与世界贯通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 作为线路文化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疆北庭故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烽燧等6个遗产地成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古代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又是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和技艺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桥梁，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经济贸易上，中国的丝绸是东方输往西方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当然还有其他种类繁多的货物，有从东方运往地中海的贵金属和宝石等，以及从西方贸易到东方的棉花、纺织品、玻璃、红酒等。除此以外，还有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出产的优良马匹也从此条线路销往东西方。
与此同时，佛教也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传播到东方，甚至远达日本，以及西方的土库曼斯坦等地区。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的还有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从地中海、祆教和摩尼教从波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学技术成就、医药知识、农作物种植等也沿着丝绸之路得以传播。
新疆首批6个遗产地获准进入世界遗产
“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是指“丝绸之路”东段由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遗址点串联而成、并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跨国系列文化遗产，属文化线路类型。它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公元前2世纪至16世纪期间东亚古老文明中心的中国的“中原地区”和中亚区域性文明中心之一“七河地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长期的联系。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古代亚欧大陆间以丝绸为大宗贸易的、开展长距离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动脉，是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以中国长安/洛阳为起点、经中亚向西到达地中海地区、向南延伸至南亚次大陆、南北宽约3000公里的区域内，是人类历史上交流内容最丰富、交通规模最大的洲际文化线路。在中国境内包括了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3个文化地理区域的交通路网。
丝绸之路东起西安（洛阳），经中亚、西亚直达欧洲，穿越27个国家，全长近8000公里，中国新疆段2600多公里，约占全长的三分之一。这次申遗项目涉及的新疆6个遗产地分布在天山南北，在历史不同时期都曾发挥过区域性重要作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高昌故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以东约30公里的三堡乡，北距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沟口（胜金口）约6.5公里；东距鄯善县城55公里；北距阿斯塔那古墓群3公里；东北距胜金口石窟7.5公里。高昌故城是高昌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中心，曾是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西域最大的国际都会、宗教中心以及亚洲巨大的印刷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东连东土、西通西域、南扼丝路、北控草原”的交通枢纽之地。作为中心首府的高昌城，是历史上政权交替、文化交融、中西交通、多教并存、商旅辐辏之重地。
故城遗址主要包括城墙与建筑基址，其中外城城墙相对完整，内城城墙大半缺失，城门遗址大都毁坏；现存地表可见的建筑遗迹占地面积约40公顷，为故城遗址面积的20%左右；基址保存状况普遍较差，仅少置基址保存了较完整的形状。外城城墙平面轮廓呈不规则方形。周长5440米，围合面积198公顷。残存的墙基厚9～12米，墙体最高约达10米余。墙体为夯筑和土坯垒砌，大多残缺，普遍存在裂隙，可见多次维修痕迹。墙体上留有上下数层木孔，孔内衬方形土坯或生土块。墙体外附墩台和马面。宫城（小城）位于内城城内北部，仅存南、西、北三面城墙。城内北部有一面积约900平方米土台。土台上有塔形建筑遗址。土台西侧有下沉式庭院遗址；南侧正中和西北角有台阶；南侧有大片建筑遗迹。
交河故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西10公里处的雅尔乃孜沟中的一座台地上。台地呈柳叶形，长1750米，最宽处300米，周长约4100米，面积为37.6万平方米，遗存的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台地高出沟底约30米，四周壁立陡峭的断崖就成了交河城天然的屏障，西南边缘残存有城墙遗迹，而在崖壁上开出的豁口，就成了交河城的城门。雅尔乃子沟的西面和北面台地上均有墓地，交河故城沟西墓地为晋、唐时期的平民家族墓葬群；沟北墓地为汉代车师国贵族墓地；雅尔湖石窟位于交河故城沟西黄土沉积地带的河谷西崖壁上，与交河故城遗址隔河谷相望相距仅0.8公里，雅尔湖石窟开凿于公元五世纪间，为交河故城所属寺院。
交河故城地处东西交通的要冲，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整座城市的建筑，利用自然地势，从原生土中或掏挖窑洞、或减地为墙，再辅以少量的版筑干打垒而建成，规模之宏伟，保存之完整，堪称世界之最。交河故城以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人类文明史、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重要见证。
北庭故城遗址，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以北12公里的冲积平原上，东临东河坝，西接西河坝。北庭故城遗址是唐代北庭大都护府遗址，分内外两重，平面均呈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内城位于外城中部略偏东北。城的四角建有角楼，城墙外部筑有敌台和较密集的马面，外绕护城壕，外城之北还有羊马城。外出西侧有回鹘寺院遗址。北庭故城形制、布局和构筑特点除具有唐代中原和回鹘时期的风格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外两重城，城外四面环水的布局，这种形制在新疆古城建造史上是非常独特的。
克孜尔尕哈烽燧，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县城西北11公里的盐水沟台地上，克孜尔尕哈是维吾尔语，“克孜尔”是红色，“尕哈”是哨卡，意为“红色哨卡”。烽燧残高13.5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6米，南北宽约4.5米。自下而上渐收，至顶残缺。南侧由于剥蚀，呈现一自上而下的尖凹面。北侧尚保存附属建筑坍塌后的土包堆积，原或许可以从此登临烽顶。
烽燧的构筑方式是库车古代土木建筑垒筑得最为古老的方法，四周围板夹之，然后层层夯筑，每层厚10～20厘米不等，每层中再夹以树干、枝杈或中或横以之为筋骨。它对研究古代历史、丝路交通、军事通讯、文化、建筑等学科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
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千米木扎提河北岸明屋达格山断崖上，克孜尔千佛洞始凿于公元3世纪，经过公元4世纪中―5世纪末叶的发展，于公元6―7世纪达到繁盛，最后衰落于公元8―9世纪中叶。
石窟开凿在明屋达格山断崖上，自西向东绵延约3千米。洞窟按所处位置分为四个区域：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多样：禅修用的僧房窟，礼佛观像用的中心柱窟和大像窟，讲经说法用的方形窟。雕塑和壁画的主要集中在中心柱窟和大像窟。壁画题材内容丰富，主要是围绕释迦牟尼事迹的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及弥勒兜率天宫说法等。本生和因缘故事均有100余种，佛传故事也有60多种，被誉为“故事画的海洋”。天相图、天宫伎乐、飞天和供养人也很有特色。克孜尔石窟壁画主要反映的是“惟礼释迦”的小乘佛教思想，晚期洞窟出现了“千佛”等大乘佛教内容。克孜尔千佛洞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它作为丝绸之路在中国新疆境内公元3～9世纪时线路交流的产物，见证了龟兹石窟产生、发展、繁盛和衰落的过程。
苏巴什佛寺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阿格乡栏杆村南2千米，库车河（又称铜厂河）出却勒塔格山口的东、西两岸冲积台地上。两岸寺院遗址隔河相望，扼守山口，北依群山，南眺库车绿洲，形势险要。苏巴什佛寺遗址分为河东和河西两个区域，总面积20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个部分。河西遗址，又称西寺，遗址呈南北向分布，南北长700余米，东西宽190余米。有佛殿、佛塔、僧房、洞窟等建筑分布其间，地面建筑均由土坯垒砌而成。河东遗址，又称东寺，分布于库车河东岸的山梁上。遗址总体南北方向分布，但很不规则。遗址南北长535米，东西宽146米。
苏巴什佛寺遗址于3―10世纪持续沿用，是西域地区保留至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建筑群遗址。它是天山南麓古龟兹地区的重要佛教建筑群遗址，展现了丝绸之路上古龟兹地区长期作为西域佛教传播中心的历史。出土的丝织品、古钱币、器物和文书等遗存，见证了丝绸之路古龟兹地区灿烂的历史文化。
“丝绸之路”申遗历时9年
“丝绸之路”串联了一系列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引起了沿线许多国家的兴趣，国际组织积极的参与也促进了申遗工作的开展。由于社会发展、文化背景、经济形态等差异，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历经了一个相当长周折，长期的筹备过程磨合这些差异，使联合申报成为可能。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该项目通过组织国际性科考、研讨会、会议等活动，采取跨学科手段以促进与丝绸之路研究相关的课题研究。1990年至1995年间，该项目组织了以丝绸之路为对象的5次国际科考活动，相关主流媒体深入参与了该项目的活动，并积极地向社会报道了活动情况。这一项目引发了世界范围对丝绸之路的浓厚兴趣，从而有人开始考虑将丝绸之路整体或部分地申报世界遗产。
2005年11月，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地区研讨会上，来自该地区的成员国会议代表一致通过了将丝绸之路中亚段作为线性遗产申报的计划。2006年8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推动下，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共同启动了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在吐鲁番市召开了丝绸之路申遗利益相关者国际协商会议。会议就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协调，形成通过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吐鲁番行动计划》，正式启动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同年12月，丝绸之路、吐鲁番坎儿井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07年6月17日―19日，国家文物局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工作会，与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有关的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6个省区代表出席会议，对丝绸之路联合的预备名单的认定初步达成一致。2007年8月，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对新疆提交预备名单的遗产地进行实地考察，同年12月，国家文物局确定了丝绸之路沿线6个省区共有48处遗产地，新疆有12处遗产地正式列入预备名单（即：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及阿斯塔那墓地、台藏塔、苏巴什佛寺遗址、楼兰故城、尼雅遗址、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墓）。
与此同时，自治区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专人负责与新疆“申遗”相关的工作协调、资料收集和宣传工作。组织完成了各遗产地的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管理法规的修订颁布，开展了遗产地环境整治与基础设施，实施了遗产地的本体保护工程，以及遗产地人才培训、档案建设、申遗宣传等大量的工作，为新疆丝绸之路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紧锣密鼓的开展工作的同时，中亚对丝绸之路申遗有兴趣的国家也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了有序的准备工作。2006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会议上，从技术层面讨论了丝绸之路中亚段的申报方式，形成了“丝绸之路概念性文件”。讨论了丝绸之路中亚段和中国段遗产首次申报的策略和时间表，形成了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最初的概念设计。2007年4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申遗地区研讨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通过了该概念文件。
2011年12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协商会”，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代表研究推动联合申遗工作，并形成《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工作备忘录》，建立了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和协调保护管理的有效机制。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哈、吉三国以“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作为首批丝绸之路申报项目，在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根据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协商确定的技术路线和我国丝绸之路遗迹的现实情况，国家文物局初步确定了丝绸之路首批申遗的大名单。
2012年，确定了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及时间表，定名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确定了第一批33个遗产点的大名单（哈萨克斯坦8个、吉尔吉斯斯坦3各、中国22个）。中国段：陕西省的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张骞墓；河南省的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甘肃省的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彬县大佛寺石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和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
列入首批申遗名单的各遗产地先后完成各遗产地申遗文本、管理规划，以及遗产地环境整治、解说、展示方案的编制、报送、报批工作。同时开展了遗产地信息采集的测绘、价值研究的考古勘探、设施建设的方案编制、环境整治的征迁准备等大量前期工作。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作为线路文化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丝绸之路走过了艰辛漫长的申遗过程。新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遗址、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等6个遗产地成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追溯“丝路”渊源
丝绸之路的提出，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后得到广泛认同，简称 “丝路”。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历经长期过程，肇始于两汉，兴起于隋唐，衰落明后。
丝绸之路主要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全长8000多公里，而中国境内总长4000多公里，俨然是连接欧亚内陆的交通大动脉。其主干道东起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则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