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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趋势范文1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扭曲 收入差距 行业进入壁垒
〔中图分类号〕F241.2；F0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5-0044-11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①政府近些年也一直致力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但收效甚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城乡收人差距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行业收入差距问题却日益凸显，并已成为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②当然，这也引起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比如，李实和赵人伟、洪兴建以及魏众都指出，我国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正呈不断扩大趋势。③罗楚亮和李实也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不同行业间的人均工资水平具有较大的差距，而福利补贴的差异更大，从而增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④而且，收入层级越高，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越大。⑤这样，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以下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或原因在推动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又是什么？
张少杰等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使得劳动力的行业间流动受到限制，造成了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张少杰、董碧松、郭雅娴：《不完全要素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魏众发现，1990年以来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与垄断行业工资增长速度过快有非常大的关系。魏众：《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对策分析》，《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8期。而王甫勤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高低的主要因素，但劳动力市场分割扭曲也有着重要影响，它是影响我国当前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王甫勤：《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社会》2010年第1期。叶林祥等指出，行业垄断与所有制均是造成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但所有制的影响要大于行业垄断的影响，并且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叶林祥、李实、罗楚亮：《行业垄断、所有制与企业工资收入差距――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4期。惠宁和郭淑娟实证研究了行业垄断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2003-2009年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平均收入差距占到了全国平均收入差距的60%～70%。惠宁、郭淑娟：《行业垄断与行业收入差距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8期。王天夫和崔晓雄更是详细分析了行业影响收入分配的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影响不同行业的平均收入，二是通过影响不同行业中个人特征（如教育、年龄等）的收入回报率而结构性地调整收入分配。王天夫、崔晓雄：《行业是如何影响收入的――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最后，冯涛和罗小伟从“身份”型社会视角探讨了我国劳动力市场“身份”型分割扭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然后基于CGSS2010数据实证发现，在我国个人收入水平与其“身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行业上具有“垄断”和“国有”身份的劳动力分别比“非垄断”和“非国有”身份的劳动力获得的收入更高，且两类劳动力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差距。冯涛、罗小伟：《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差距研究――基于“身份”型社会视角》，《经济管理》2015年第4期。可是，本文认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未能抓住造成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乃至总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深层本质。实质上，造成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渐进式改革使得我国政府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对部分行业仍保持行政垄断进而维持其各种特权，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在行业上呈竞争-垄断“二元”分割扭曲，从而阻碍了竞争部门的劳动力向垄断部门自由流动，扭曲了劳动力竞价机制，导致竞争部门的劳动力报酬过低而垄断部门劳动力报酬过高，进而造成行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测度
遵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不存在任何摩擦）的，劳动力等要素能在两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那么两部门的劳动力报酬将趋于均等化，即wa=wb（其中w为工资率，a、b表示2个不同的部门），从而两部门的收入水平也将趋于均等。可是，当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时（如制度障碍、市场分割等），劳动力就无法在两部门间自由流动，这必将引发出生产要素错配问题，进而会影响某个部门的生产效率，那么两个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报酬就会存在着显著差异。于是，本文以行业进入壁垒强度为标准（具体根据各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占比与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加以划分），将全国所有行业划分为竞争和垄断两大部门。由于2003年时国家统计部门对我国行业划分进行了变更，为尽可能地保证统计口径的统一，本文所探讨的垄断部门具体为：1978-2002年包括采掘业，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而2003-2013年包括采掘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其余的行业相应地划归于竞争部门。设定劳动力市场处于扭曲情形下，市场实现出清时竞争部门与垄断部门的工资率满足：
于是，由已有的我国行业方面的宏观统计数据就能测算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扭曲指数。
首先，由于无法获得全国及各个省份分行业教育收益率（ρx）的具体数据，在对我国现有关于教育收益率研究成果梳理与比较后，本文最终选择杨惠馨和王海兵基于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运用扩展的明瑟方程所估测的值作为我国行业教育收益率。详见杨惠馨、王海兵：《中国教育收益率：1989-2011》，《南方经济》2015年第6期。当然，这只是中国教育收益率全行业平均值，肯定会对估测值的精确性产生影响。其次，全国分行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数据（sx）则由2001-2013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本文将各统计年鉴中的受教育程度相应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其中文盲为0年、小学毕业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和中专为12年、大专和本科为16年、研究生及以上为20年，然后分行业用各个学历层次的年限乘以权数（其所占总人口比）得到相应受教育年限数据。而遗憾的是，无法获得各个省份的分行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数据，因此本文只能将全国值用于到各省份人力资本因素控制的调整中。最后，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各省份的地区统计年鉴计算得出竞争部门与垄断部门的产出增加值比重zC和1-zC、劳动力占比lC和1-lC。至此我们可以估算全国及各省份2000-2013年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由于一些省份未公布分行业产出增加值，所以我们最终只能计算得到22个省份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由于所估测的省份多达22个，难以对各个省份在2000-2013年期间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变化情况一一作详细分析，而且这样做既繁琐又难以清晰地看出其变化趋势，因此本文接下来也仅在图1中绘制出了全国及东、中、西部其中，东部地区具体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9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具体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湖南4个省份，西部地区具体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区2000-2013年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的变化趋势。
从图1可以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各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均在2000-2013年期间呈现出平稳提升的趋势，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情况出现持续改善，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正逐年提升。这与我国政府自1978年以来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且市场经济改革不仅弱化了我国企业间的体制性分割，也提升了全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另外，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 根据WTO的要求，我国政府对原来一些严格限制进入的行业逐步放开。如金融行业，根据当时加入WTO的承诺，我国金融行业将于2006年12月11日之前全面开放，而如电信业、石化业、影视业、报刊业、教育业、交通业、仓储业、邮递服务业等也在WTO后的3到5年内逐步对外资全面放开。这正是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持续下降的重要推动力。
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相对较小，而考察期间增长速度也相对缓慢；中部地区2000年时，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较为严重，但这些年改善非常大，增速也最快，在图1中其曲线较为陡峭，这与考察的对象较少（山西、安徽、河南、湖南4个省）且山西省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较大有关系；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相对较高，考察期间增速也较为平缓，这可能与我国加入WTO后实施行业对外资开放时在地区上西部地区开放时间最晚、开放力度最小有着莫大关系。另外，由于一些省份的某些统计数据缺失，造成我们最终的考察省份只有22个，这也造成东中西部地区均值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这既有统计口径差异也有人为因素的原因。当然，全国统计数值相对真实可靠，可以作为重点参考和研究对象。那么从图1可以得出：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有了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此期间明显改善。
三、理论模型
本部分将在一个封闭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从劳动力市场行业上竞争-垄断二元分割角度分析劳动力扭曲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参照Restuccia等、Alvarez-Cuadrado等及盖庆恩等的作法，将劳动力市场扭曲引入到一个标准的两部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中。Restucciaa D.， Yang D.T. and Zhu X.， “Agriculture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Cross-country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5， no.2， 2008， pp.234～250； Alvarez-Cuadrado F. and M. Poschke， “Structural Change Out of Agriculture： Labor Push versus Labor Pul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3， no.3， 2011， pp.127～158；盖庆恩、朱喜、史清华：《劳动力市场扭曲、结构转变和中国劳动生产率》，《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1.基本假设
考虑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存在彼此分割的两部门（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由于两个部门之间存在着制度分割，导致劳动力无法实现自由流动。为了分析简便，进一步假定该经济的劳动力数量（L）等于其人口数量，且人口增长率为0。
（1）生产部门
首先，假设该经济体只存在两个部门：竞争部门（C）和垄断部门（M），通过投入劳动力（L）和资本（K）生产出各自的产品，而其生产函数依次为：
由此可以看出，两部门的收入差距（ζ）与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τi）成负相关。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扭曲程度随指数τi反向变化，因此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具有正向作用，即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越严重（τi越小），两部门间的收入差距（ζ）越大；而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越小（τi越大），则两部门间的收入差距（ζ）越小。另外，两部门的收入差距还受到两部门的劳动力产出弹性（α，β）的影响，而收入差距的绝对值还受到部门M的基准工资（wM）的影响。
3.长期均衡
长期看，初始收入状况对下一期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另外，在我国，父辈的就业行业、职务及收入水平对子女的就业行业、工作单位及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构建一个考虑代际传递情形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均衡模型。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代表性个人只存活2期，即青年期和成年期。其中，在青年期初可以从父辈那获得数量为b的收入（财产），此时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即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直接进入工作条件差且相对低收入的竞争部门C工作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自身技能从而将来进入工作条件好且收入较高的垄断部门M就业，但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为F，同时假定当b
显然，作为理性人，如果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工作的效用大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进入垄断部门M工作的效用，那么他肯定会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工作。根据式（16），当2wC+F>wM时，所有人都将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工作，那么垄断部门M就不存在，因此需施加一个约束条件：2wC+FwM。根据式（16），个人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受到青年期初从父辈那获得的财产（收入）数量多寡的影响（这又与父辈收入水平相关）。从而得出，当个人青年期初获得的财产b>X时，他将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在成年期就业于垄断部门M，而当其青年期初获得的财产b
X=2wC+F（1+r）-wMr（18）
因此，个人在青年期之初获得的财产（收入）数量多少（这又与父辈的就业部门直接相关）决定了他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最终进入竞争部门C还是垄断部门M就业，进而决定了他的收入水平高低，当然也进一步决定了他留给下一代的的财产（收入），于是又间接决定了其子辈的收入水平。基于此，提出假说一：就业于收入水平较高的垄断部门M的代表性个人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最后进入到垄断部门M工作以获得高收入，而就业于收入水平低的竞争部门C的代表性个人则更倾向于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直接进入部门C而只能获得较低的收入。
进一步，假设就业于垄断部门M的代表性个人的收入IM>I*=γ-1F，他们留给子辈的财产（收入）数量b（I）>F，那么他们的子辈当然就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在成年期就业于垄断部门M。而就业于竞争部门C的代表性个人的收入ICt
在第t期收入水平低于χ的代表性个人或许他的下几辈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若干辈之后则会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就业，最终其收入将收敛于IC；而收入水平高于χ的代表性个人的子辈们将都会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终其子辈们将一直就业于垄断部门M而其收入就将收敛于IM。
从而，在劳动力市场存在行业上竞争-垄断二元分割扭曲情况，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将收敛于：
其中μ=F/2wM，由此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不仅影响当期不同部门代表性个人的收入水平并产生收入差距，而且它将会推动着两个部门之间的个人收人差距持续扩大并可能引发两极分化问题。
四、实证分析
本节将采用2000-2013年全国及22个省/市/自治区实证数据中的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具体包括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含有控制变量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差距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1.模型选择
考虑到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惯性，且还受到其他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在计量模型中添加因变量的滞后项和控制项。从而设定劳动力市场扭曲与行业收入差距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为：
2.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计量模型所采用的被解释变量（行业收入差距）、解释变量（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与相关含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以及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地方统计年鉴。一些省份分行业相关数据缺失，个别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补齐。
3.实证结果及分析
针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容易出现解释变量内生性，从而导致参数估计有偏的问题，本文采用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两种方法来对参数进行估计。
（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参数GMM估计前，首先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伪回归情况。通过Stata12.0软件采用ADF检验、LLC检验和Hadri LM检验3种方法对实证检验所使用的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所有样本水平数据都是平稳的。囿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未予报告。
（2）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无法获得各省份的分行业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收益率数据，所以在回归时只能用全国分行业数据替代，而对全国数据做回归时发现行业受教育差异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因此在后面的回归中将该控制变量排除在外。另外，考虑到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收益率数据略失精确，因此解释变量（idlm）分别使用了原始值（未进行人力资本控制）和调整值（进行人力资本控制）来做对比估计，具体结果见表2。
表2中，模型（1）、（2）、（5）、（6）的解释变量（idlm）为未进行人力资本控制的原始值，而模型（3）、（4）、（7）、（8）的解释变量（idlm）为进行人力资本控制后的调整值。从表2可以发现：8个模型都满足扰动项一阶序列自相关而二阶序列未自相关的假设，这表明两步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量均是一致的；同时模型（1）～（8）也都通过了Sargan检验，表明选择的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因此本文采用GMM估计是合适的。具体系数估计方面，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变量（idlm）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负，且模型（1）～（8）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模型（4）和（8）更是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越小，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扭曲越严重，则两部门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而且劳动力市场扭曲与行业收入差距之间的这种正向关系是稳健的。再则，对比模型（1）和（3）、（2）和（4）、（5）和（7）、（6）和（8）发现，它们的估计系数不但符号方向一致，数值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也差异很小，这意味着文章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前文所提到的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收益率数据略失精确问题并不影响本文结论的可靠性。从定量上看，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idlm）的回归系数处于-0.1811到-0.0129之间，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每提高1%，则行业收入差距将会降低0.1811%到0.0129%。如果采用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是指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乘以解释变量标准差的积与被解释变量标准差的比值；与非标准化系数相比，标准化系数通常更有说服力。参见Wooldridge J.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The MIT press， 2002.将会更直观地反映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对收入差距影响之大小，简单转换就可以得出模型（1）～（8）中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2634、0.3017、0.3583、0.3120、0.1401、0.0215、0.2463、0.0265，其中解释变量（劳动市场行业扭曲）全体样本的标准差分别为0.1093和0.1350，而被解释变量（行业收入差距）全体样本的标准差为0.0656。这表明在模型（1）～（8）中，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可以分别解释行业收入差距的26.34%、30.17%、35.83%、31.20%、14.01%、215%、24.63%、2.65%。
另外，在8个模型中，行业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行业收入差距具有非常强的惯性。控制变量中的行业发展偏向度（dgidp）和城市化率（ur）在8个模型中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人均实际gdp（lnrgdp）除模型（3）外其余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经济开放度（eod）则在8个模型中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人均实际gdp（lnrgdp）和经济开放度（eod）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表明人均实际gdp或经济开放度越高，行业收入差距越小；而行业发展偏向度（dgidp）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行业发展偏向度越强或城市化水平越高，行业收入差距将扩大。最后，非国有化程度（nosw）和行业开放度（iodf）在8个模型中均不显著，符号方向在各个模型也不完全一致，由于iodf（2）的回归结果与iodf（1）基本一致，但效果没有iodf（1）好，所以在表2中未再列示。
（3）稳健性检验
在2003年时，国家统计部门对行业划分作出了变更，2002年以前各类宏观经济数据是按15个大行业划分并统计的，2003以后则归之于19个大行业。相应地，各省份也从2004开始使用新的行业标准进行分行业宏观经济数据统计。这样2000-2003年与2004-2013年两个时间段的数据统计口径存在着不一致情况。详细情况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关于竞争部门和垄断部门的具体划分。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只使用2004-2013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回归估计，这样既可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还能具体考察近10年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见表3）。
对比表2和表3可发现，动态面板模型中各个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情况基本一致。总体来看，所得的研究结论还是稳健的。其中，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变量（idlm）的回归系数符号仍然都为负，并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对行业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之结论具有较高的信度。其次，8个模型中行业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仍然均显著为正，但其二阶滞后项却不再显著，但这并不影响行业收入差距具有较强惯性的判断。再则，控制变量中的行业发展偏向度（dgidp）不再显著，人均实际gdp（lnrgdp）、经济开放度（eod）和城市化率（ur）的显著性水平也均有所下降；而非国有化程度（nosw）和行业开放度（iodf）的显著性水平却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中非国有化程度（nosw）在模型（13）、（14）和（16）中显著，而行业开放度（iodf）除模型（16）外其余都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且其回归系数符号均为负，这表明行业开放度越高，行业收入差距越小。最后，模型（9）～（16）都满足扰动项一阶序列自相关而二阶序列未自相关的假设，这说明两步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量均是一致的；另外8个模型也都通过了Sargan检验，因此选择的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
另外，本文还将整个样本按东、中、西部划分，对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进一步检验，结果并没有改变本文的结论。由于篇幅问题，在此不再详细列出。
五、结论及启示
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我国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成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家在将大部分行业向市场放开的同时，仍保留了对铁路、电力、电信等行业的行政垄断，使我国劳动力市场在行业上呈竞争-垄断“二元”分割扭曲，进而引发了“扭曲产生扭曲”之行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首先，本文基于行业进入壁垒强度视角将全国所有行业划分为竞争和垄断两大部门，利用2000-2013年全国及22个省份的行业宏观数据测度出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全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正在逐步提升。接着，在借鉴Restuccia等、Alvarez-Cuadrado等和盖庆恩等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将劳动力市场扭曲引入到一个封闭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构建出一个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新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短期均衡还是长期均衡情形下，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均存在正影响，即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越严重（对应指数越小），则行业收入差距越大。最后，基于所估测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GMM估计实证检验了劳动市场扭曲与行业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劳动市场扭曲程度与行业收入差距之间的确存在着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关系。
劳动力市场趋势范文2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供求趋势
一、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地体现为：研发及技术人员、熟练技工供给不够和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者就业困难并存，大学生就业困难和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不够一起并存，农业劳动力结构很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原因：
1.劳动力市场分割为制度性根源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区域分割使劳动力的地区迁徙受到了阻碍，城乡分割使劳动力的方位转换受到了限制，行业部门分割使劳动力的交换流动受到了阻拦。同时，不同户籍制的存在也影响到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总的来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人为设置的制度所造成的，当初设定这些制度的时代环境与今天的发展不可同日而已，制度已远远落后于现实，所以产生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2.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脱节
我国社会现在正处于加速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产业大转型。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体系逐渐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教育与市场出现了不匹配不适应的情况。在教育结构体系中，理论知识所占学习内容的比重过大，而实践性强技术性高的教育层次始终不高，最突出的表现为轻具体岗位教育而重学历等级教育。并且在教育中的专业设置上，研究性人才的培养占了大多数，应用型专业因为传统观念中所谓不体面、档次低等狭隘观念的影响，比例低人数少受重视程度不够，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同时，国家对职业技术院校的投入过少，办学软硬件条件落后于科研型院校，使得人才流动向更高层次拥挤，而学习具体实用技术的人也不断减少。长此一来造成了当前的教育结果，一方面教育结构的设置不平衡，白领专业重复开设且大批院校以此为招生卖点，造成了人才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使得人才集中于理论性、研究性的领域内，面临恶性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受轻视，专业型复合型的技术人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社会、市场对基础性的人才需求量的加大更加凸显出应用型人才的匮乏。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脱节，主要体现在当前教育结构设置的盲目性、人们对于基础性人才理解的误区上。虽然近几年我国开始重视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但是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一状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不仅浪费了巨大教育成本，人才培养的浪费，更加大了就业和市场需求度的压力，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
1.劳动力需求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
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由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所决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逐步细化，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对劳动力需求增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即除了经济发展以外，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还受其他因为的影响，这些综合因素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而需求量的增加和就业率的增加并不是同一的。需求量的增加是广泛的需求，将此需求细化，就会发现社会基础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远远高于科研型人才的需求量。而我国当前的制度性限制和教育结构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人才发展的不平衡。用“28理论”来解释的意思就是80%的人才去竞争20%的市场岗位，20%的人才又不能填满80%的市场需求空缺。
所以说，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并且要维持一段时期。
2.劳动力供给总量会从缓慢增长渐渐走向负增长
“劳动力供给总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劳动者总量”。 决定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和劳动力参与率。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劳动力需求量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另外，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几十年，虽然我国人口数量很大，但据第十三、第十四次人口普查和我国人口比例分析，我国人口总量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人口增长与死亡率将持平。更远的说，人口会出现负增长。当人口红利减弱并消失的时候，劳动力供给总量势必会随着这一趋势而缓慢增长并走向负增长。
另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这就意味着社会总人口中老年人占的比例加大，年青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那么社会可工作人数在不断地减少，相应的劳动力参与率也在降低。有调查显示，截止2010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量之间的差距非常小，不难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供给会小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此缺口并将随着时间不断拉大。
三、总结
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及供求趋势预测的分析能够得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和未来的走向。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应该一方面进行产业调整，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劳动者的培养要加大力度，把握重点和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层面上健全劳动力市场、消除各种市场分割，保证劳动力的合理应用和良性循环发展。
参考文献:
[1]蒋 茜 孙 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J],经济纵横，2011（5）.
劳动力市场趋势范文3
【关键词】 氧气驱动雾化吸入； 老年骨折； 护理
中图分类号 R45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4）30-0100-03
目前医院收治的有吸烟史的老年骨折患者越来越多，骨折后如采用手术治疗可明显缩短卧床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有利于骨折的尽早恢复[1]。由于有吸烟史患者肺功能较差、手术操作的刺激以及植物神经功能的失衡，术后易出现肺部并发症[2]。笔者所在医院骨科针对吸烟指数≥300的老年骨折患者，不论有否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病，术前2～3 d均应用布地奈德联合复方异丙托溴铵雾化吸入治疗，配合有效的护理措施，明显减少了严重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年3月-2014年1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吸烟指数≥300（吸烟指数=每天吸烟支数×吸烟年数）的老年骨折卧床患者72例，年龄68～91岁，平均（78±9）岁，均为男性，其中髋部骨折67例，腰椎骨折5例。所有患者均无心、肝、肾功能障碍，亦无感染性休克、低血压等，给予择期手术治疗。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A组）和观察组（B组），两组患者年龄、骨折分类、病情严重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A组患者术前准备完善后即行手术治疗，术后予以常规护理，出现咳嗽、咳痰困难等症状遵医嘱予以雾化吸入。B组患者入院后，主治医生与责任护士即对其病情、以往身体状况、合并症以及有无潜在的并发症进行全面详细地评估，尤其注重了解有无长期吸烟史并计算吸烟指数。该组患者术前给予雾化吸入2～3 d， 2次/d，每次20 min，术后继续雾化吸入，5～7 d为一疗程。采用北京吉纳高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QW15气动雾化吸入器，有口含式和面罩式两种型号。雾化吸入液为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规格2 ml/支，商品名：普米克令舒）加复方异丙托溴铵混悬液（2.5 ml/支，商品名：可比特），用药量根据每个患者的吸烟病史以及原有呼吸道疾病的严重程度个体化，一般剂量为两种药物各一支。氧气采用笔者所在医院中心供氧设备。雾化前后做好相应的护理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2.1 操作前护理 （1）环境准备：保持病区温湿度适宜、整洁、安静，相对湿度50%～60%，室温20 ℃～22 ℃，禁止将易引起过敏的花卉及其他物品放在室内。（2）心理护理：老年患者精神紧张，不易合作，尤其是初次治疗者常拒绝合作。对于首次接受雾化吸入的患者应耐心详细介绍雾化吸入的意义并演示吸入方法；也可请做过该治疗的同室病友现身说法，争取患者配合。由于老年患者本体弱多病，又遭遇骨折创伤，多数患者易产生悲观、烦躁等情绪，护士指导治疗的同时，时刻给予患者心理上的安慰与开导，使其树立恢复正常生活的信心，并坚决戒烟。告知患者或家属在氧气驱动雾化吸入过程中，严格遵守严禁接触烟火及易燃品等注意事项。（3）的选择：一般不取仰卧位，因仰卧位减少了潮气量，影响治疗效果[3]；对下肢骨折、体力允许者应取坐位，坐位能使吸入的药液沉积到肺泡及终末细支气管；腰椎骨折应将床调整为头高脚低位；髋部骨折取半卧位，但不可超过90°；对无力咳嗽或身体虚弱的患者可取侧卧位，抬高床头30°，提高呼吸深度；髋部骨折的患者尽量避免侧卧，若取侧卧位时，一定要取健侧卧位，两腿之间和后背要垫枕头，以保持患肢外展中立位。安置好后，要清除患者口鼻腔分泌物。（4）雾化器的选择：能够配合深呼吸的老年患者易接受口含式，雾化前指导患者掌握呼吸要领：吸入前缓慢呼气，然后双唇含住口含器缓慢深吸气，吸气末停留5 s，呼气时，尽量用鼻缓慢呼气，如此反复使药液达到远端的支气管。因布地奈德与异丙托溴铵治疗慢性鼻炎有效，故有慢性鼻炎的患者建议使用面罩，此时患者只需平静呼吸即可，不需患者深吸气或呼气。（5）氧流量的调节：首先检查雾化吸入器有无破损、裂缝，中心供氧管道氧气输出是否通畅，然后把装有药液的雾化器与中心供氧管道连接，再次检查连接是否正确、紧密，有无漏气，再调节氧流量，待雾气喷出后再让患者配戴面罩。调节氧流量时，应从低到高，找出患者无不适感且能接受的氧流量值。针对心理不适应产生憋气的患者，起始氧浓度不宜过大，以3～4 L/min为宜，待患者适应1～2 min后，再逐渐调整氧流量为5～6 L/min，不超过8 L/min。氧流量过小，影响药物的吸入与分散；氧流量过大则会导致患者咽喉部不适，也易导致雾化器与流量表连接处脱管。嘱患者及家属不要擅自调节氧流量。氧气湿化瓶内不加蒸馏水，保持瓶内干燥。
1.2.2 操作中护理 雾化过程中经常巡视，密切观察患者的神志、呼吸、心率、SpO2变化，始终保持呼吸道通畅，鼓励并协助患者进行有效咳嗽咳痰。患者出现呼吸急促、心率加快、面色青紫等表现时应立即停止雾化吸入，迅速予以叩背、吸痰，并给予吸氧，同时通知医生给予相应处理，待症状完全缓解再进行雾化吸入，直到药液用完。对咳痰者应注意观察痰的颜色、性质和量。对不适应、难以坚持吸入的患者，可采用间歇吸入法。雾化过程中应做好眼睛保护措施，避免使眼睛接触到药液或气雾，特别是青光眼倾向的患者。
1.2.3 操作后护理 加强口、鼻、咽的护理，每次雾化完后要清洁面、颈部，嘱患者用温开水反复漱口，或每天用2%碳酸氢钠溶液漱口三次，以防止口腔二重感染。经雾化后，支气管痉挛解除，痰液被稀释，此时轻叩患者背部，有利于痰液排出。方法为五指并拢，向掌心微弯曲，呈空心掌，腕部放松由下而上、由外侧向内侧，后背应避开双肾区及脊柱。为腰椎骨折患者叩背时要用强力腰围固定好骨折处，掌握好叩击力度，以免加重创伤处疼痛。雾化器做到专人专用，用后放入500 mg/L含氯消毒液中浸泡30 min，然后清洁，晾干备用。湿化瓶每天更换消毒。
1.2.4 健康指导 住院期间指导患者每日做呼吸功能锻炼：腹式呼吸及缩唇呼气。上身能活动者鼓励其做扩胸动作，以增加肺活量。鼓励患者多饮水，每日饮水>2000 ml，以避免痰液黏稠。有前列腺增生的男性患者雾化用药后若有解尿困难要及时告知。
1.3 观察指标
于术后3 d观察两组患者日均咳痰量并比较术后肺部感染和肺不张的发生例数。痰量的划分依据为：昼夜痰量为1～50 ml者为少痰；50～100 ml者为中等量痰；100 ml以上者为咳大量痰。另外，由于有些患者无力将痰咳出，笔者亦根据肺部听诊的湿音（偶闻少许湿音、两肺散在湿音、两肺满布湿音）将其区分少量、中量、大量痰。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6.0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B组所有患者均能配合治疗，未发生雾化吸入的不良反应，术后发生4例肺炎并发症，少量痰患者例数及并发症例数与A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患者咳痰量比较 例（%）
组别 少量痰 中量痰 大量痰
A组（n=36） 6（16.67） 19（52.78） 11（30.56）
B组（n=36） 23（63.87）* 11（30.56） 2（5.56）
*与A组比较，P
表2 两组患者肺部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例（%）
组别 肺炎 肺不张 并发症总数
A组（n=36） 11（30.56） 3（8.33） 14（38.89）
B组（n=36） 4（11.11）* 2（5.55） 6（16.67）*
*与A组比较，P
3 讨论
长时间吸烟的老年患者呼吸道常有隐匿性炎症且多并有慢性气管、肺部病变[4]，长时间吸烟也可使呼吸道无症状患者的肺通气功能、通气储备功能同时下降，气道阻力增加[5]。该类别患者骨折后又因较长时间的卧床及被动，极容易引起肺部感染、肺不张甚至呼吸衰竭等并发症。因此，预防呼吸道并发症的治疗措施尤为重要。表1结果显示吸烟指数≥300的老年骨折患者术前采用布地奈德联合复方异丙托溴铵雾化吸入，可减少患者咳痰量并预防呼吸道并发症的发生。布地奈德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有较高的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力，抗炎作用强，能有效抑制气道中免疫细胞活性，减少炎性介质释放，降低气道高反应性，减少腺体分泌，减轻黏膜水肿[6-7]。复方异丙托溴铵是异丙托溴铵和硫酸沙丁胺醇的复合制剂，具有舒张大、中、小气道，达到减轻临床症状，改善肺通气功能的目的。两者联合应用具有协同作用，疗效更显著，副作用少[8]。
氧气驱动雾化吸入是物理治疗与化学治疗相结合的祛痰、消炎、局部用药手段，已成为临床广泛应用的一种治疗方式。它利用氧气气流使药液形成雾状，再由呼吸道吸入达到治疗的目的，具备操作简单、药物直达病灶、局部病灶药物浓度高、安全性好、毒副作用小等优点[9]。在氧驱动雾化吸入治疗过程中，可持续充足的供给患者氧气，使血氧饱和度保持在正常水平，吸入的气体对患者呼吸道刺激性较小，患者无不适感[10-11]。观察B组患者治疗结果同样显示雾化吸入治疗有效安全，无一例不良反应的发生。
老年人骨折后失去自主能力，加之创伤疼痛对全身状况影响较大，都希望尽早手术以使骨折愈合，减轻身心上的痛苦，往往不能认同术前雾化吸入的治疗方法。做好雾化吸入的护理能提高老年患者对自身病情的认识，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通过雾化吸入的护理，患者也掌握了呼吸锻炼及有效咳嗽的方法，使之有效地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对于提高手术耐受性、预防术后肺部并发症、促进术后恢复有重要作用。
总之，氧驱动布地奈德联合复方异丙托溴铵雾化吸入在有长期吸烟史的老年骨折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治疗方案具有较大的临床优势，配合精心细致的护理，对于保证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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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趋势范文4
一、成人高等教育市场调查与分析
(一)成人高等教育营销环境分析
通过对营销环境分析，才能进一步寻求营销机会，避免环境威胁，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成人高等教育的宏观环境包括人口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技术环境等，微观环境包括高等学校内部环境、成人高等教育市场竞争者、学生及其家长的教育偏好、文化因素、动机等。Jim prott和 Jacqueline Burke认为可以采用 SWOT分析法，这包括两个维度： (1)自己的优势与不足；(2)环境中存在的机遇与威胁。可以使用市场机会矩阵图和环境威胁矩阵图等进行分析。Jantzen，Robert H．认为，特定学校的环境可被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所影响。学校的管理者可控制两个内部因素，即学费和课程质量，但不能控制外部因素：市场的潜在学生数、适龄人口、家庭收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和学生毕业后的收益。高等学校在对市场调查、营销环境分析后，要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发现的市场机会，进行成人高等教育的营销战略策划，以实现营销目的。
(二)成人高等教育市场调查
由于成人高等教育带有明显的职业倾向，经济、技术环境的变化引发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不同学科的投资收益率，从而影响学生选择专业的意向。通过专业调查，学校才能紧密结合实际需要，及时调整开设的专业和课程，做到适销对路；通过需求调查，学校就可估计成人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需求和现实需求，预测成人高等教育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通过行为和动机调查，学校能够进行适当的营销活动来影响成人高等教育对象的学习行为；通过市场竞争调查为学校进行竞争战略决策提供依据，通过营销效果调查为改进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组织和价格调整提供依据。分析方法有相关统计分
析、聚类分析、竞争轮廓矩阵等。
1、人才市场与毕业生需求分析
成人高校在竞争的环境中要得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对市场环境进行分析，及时调整市场营销战略，才能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当行业结构进行大调整时，成人高等教育的细分市场也将出现大规模的调整，为学校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挑战。
2、毕业生适应性分析
调查了解毕业生的基本情况，这些情况包括：毕业年度，任职(教)情况，工作业绩，业务情况，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进修学习情况，面临的困难(包括工作与生活等方面)，对学校办学建议等，了解毕业生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
3、需求预测
通常，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些数学模型对此进行分析和预测。例如，JimProtand，Jacqueline Burke认为每个学校的入学人数是相对价格(学费)、质量和市场状况的函数，并建立了相关的数学模型。而Shim，KIR对Mississippi州1965-1986期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后，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CER=0．3077+0．031071NC―0．01335COST+001498UEMP一0．0088DUkl6569+000633 DUMBl83．(4-6)
其中，高等教育的需求以 collegeenr01lienMrates(CERs=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四年内累计高中毕业生数)表示，INC为人均收入，COST为高等教育的价格 (由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平均学费、食宿费权重后得到)，UNEMP为州的失业率，DUM为定性的虚拟变量。DUM6569解释越南战争对成人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影响， DUM8183解释1981―1983年间成人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减少。
二、成人高等教育市场的细分与选择
笔者认为成人高等教育市场按专业和地区进行细分简单明了。选择目标市场的策略有以下几种：
(一)目标集中化策略。选择一个地区或一个学科方向作为目标市场，以便集中精力为这个特定的细分市场服务，并可在经营中取得成功后向更大的市场范围扩展；
(二)产品专业化策略。选择某一类专业以满足不同行业人才的同种需要，如计算机或英语等专业；
(三)市场专业化策略。选择不同类的专业为同一地区服务；
(四)选择性专业化策略。有选择地同时进入几个学科或几个地区，
(五)全面覆盖策略。这是大型办学机构为取得市场领导地位而采用的策略，同时进入所有的课程和地区。理想的目标市场，应与成人高校的实力相适应，并有一定的增长潜力和市场吸引力。
三、成人高等教育市场营销战略
(一)基本竞争战略
1、总成本领先战略
虽然作为准公共产业的成人高等教育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成人高校就不用进行成本核算。本文认为，面对竞争的市场，成人高校为了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应该提倡成本最小化，并通过市场同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时，总成本领先将成为学校参与竞争的重要优势。总成本领先战略要求高等学校在提供相同的专业内容时，其成本明显低于平均水平或主要竞争对手。它取决于高等学校的规模、专用教学技术及教学管理的水平和效率等。提高规模可降低师生比、降低生均设备经费、降低生均行政管理费用。然而，成人高校通过使用廉价的(往往是质次的)劳动力来取代高质量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不是提高成人高等教育产出效率的办法。高等学校必须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物力资源配置、优化财务资源配置、提高教学管理效率和达到一定的规模等手段来实现低成本的目的。
2、差异化战略
Pefer G Moor(1989)主张，高校要在经费、师资、生源等领域取得竞争优势，其战略计划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优势领域；二是增进所在学校与其他学校所选相同领域的相对地位。学校一旦确定了自己的学科方向后，其转换的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对于已选择了目标市场的成人高校要进行市场定位，对学生的偏好进行调查，在师资、教学设施、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后勤服务等学生普遍重视的方面确定与众不同的有价值的地位，建立起自己的竞争壁垒。差异化战略的实施往往使成本提高，但能使所提供的成人高等教育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师资是采用差异化战略中相当重要的方面，高等学校应加大内部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素质。由于成人高等教育的差别化管理极
易为竞争对象模仿，因此，必须实施连续性差别化管理，始终坚持创新经营，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3、重点战略
重点战略要求高等学校选择一个或一组细分市场(如某类专业或某个地域)，并量衣裁体为选定的市场服务，而不为其它细分市场服务，在特定的目标市场中采取低成本战略或在特定的目标市场中采取差异化战略。
(二)成人高等教育产品战略
成人高等教育的效益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长期性，人才的供求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知识更新的周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快，新的工作岗位不断出现，而一些旧的工作岗位不断消失。不同时期有着对不同专业和不同课程的需求，即使是一些较为成熟的专业，人们也时常发现教材内容已变得陈旧。而市场经济的功利性特点仍要求成人高等教育更能为社会和个人带来明显的收益，能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反映当时最先进、最实用的技术知识，跟上知识和技术更新的速度。这就要求办学者必须有超前的市场意识，能够预测到将来市场对人才需求的专业方向，因此新产品开发战略对成人高校来说尤其重要，是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环节。学校必须注意主要市场趋势的变化，以使课程和学习安排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使毕业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不断通过产品组合分析(如波士顿矩阵法)，评估现有成人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前景，淘汰旧的课程体系，开发新的课程体系。按学校专业的地位，我们可以分成维持型、放弃型、问题型、明星型四种专业类型。
(三)成人高等教育价格策略
在具有完全理性的假设下，学生及其家庭必须在对各类专业、各类学校教育的全部私人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后做出其投资决策，并因此形成合理的成人高等教育市场的价格体系。特别是在大学生存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学费已成为大学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在以日本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发达但适龄人口数量又不断减少的国度里尤为突出。然而，大部分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需求对价格的变化不很敏感，缺乏弹性，增加10％的学费将减少7％左右的入学人数；在低收入学生中，由于经济的窘迫使他们更多地考虑学费。因此，在成人高等教育市场中使低价格低质量的战略将会受到严重的挫折。高等学校在成本分析的基础上可采用以成本为中心的定价策略、以需求为中心的定价策略或以竞争为中心的定价策略。第一，一般来说学费不能低于成人高等教育的供给成本(减支国家资助后)，以低价格进行竞争是一种低级的竞争手段，往往只能导致成人高等教育内容不充实，质量滑波的局面；第二，成人高等教育的投资的收益率将影响其定价，预期收益率的提高可使成人高等教育在学费上有了更大的上升空间。
(四)促销策略
劳动力市场趋势范文5
GDP数据统计技术性较强，若要回应质疑，最有力的方式莫过于尽可能让数据阳光化。国家统计局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仍有改进空间。同时，GDP细节也值得认真分析，比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速普遍低于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是否存在虚高的可能？今年上半年股票市场的繁荣造成同期金融业对GDP贡献大幅提高，其背后暗含着实体经济部门相对低迷的现实。
新常态下GDP增速下滑符合预期，中国真实的经济运行比7%低也不可怕。中国当前就业和消费平稳，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韧性要好于预期。 六大指标显示经济不容乐观
一、上半年发电量接近零增长。电力数据与中国经济运行情况联系紧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参考指标。但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量累计同比增长0.6%。其中火力发电量累计同比下降3.2%;水力发电量累计同比上升13.3%，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
二、铁路货运量下滑一成，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14.3亿吨，同比下降9.8%，完成货物周转量10151亿吨公里，同比下降10.9%，这也让外界颇为担忧。
三、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79600亿元，同比增长6.6%，同口径增长4.7%，比去年同期回落4.1个百分点，亦与GDP匹配程度出现差异。
四、房地产新开工负两位数增长。房地产失速对于上下游产业影响十分深远。尽管决策层对房地产信贷政策有所放松，带动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9%，比年初-16.3%的增速出现明显反弹。但房地产业仍以去库存为主，上半年土地购置面积下降33.8%，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15.8%，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17.3%，房地产投资需求疲弱。
五、企业利润情况堪忧。1月-6月国有企业利润降幅-0.1%，其中，中央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1%，地方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0.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3%，令人颇感欣慰的是，5月、6月上述指标已经出现反转。
六、社会融资规模大幅下滑。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8.8万亿元，同比少1.76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6.6%。其中，各项表外融资增长放缓，而受降准、降息等积极货币政策影响，今年以来间接融资增长较多，人民币贷款增加6.6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75%，比去年同期高20个百分点，但银行贷款增长难以对冲社会融资总量下行。 GDP与经济指标因何背离
上述经济指标与GDP走势背离，有几种代表性解释：一是不同的经济运行阶段，用电量的弹性有异。例如，在经济上升期，一些高耗能的重工业上升速度更快;反之，经济下行期，它们的下降速度更快;二是节能减排和技术进步导致单位GDP能耗下降，用电量增速降幅自然快于GDP增速;三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会导致经济增速与发电量背离，例如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
上述解释仍有讨论空间。首先，单位GDP能耗下降已经持续了几年时间。若节能可以解释近几年发电量的平均增速始终比GDP平均增速低， 那么GDP增速上升时，发电量增速大幅上升，甚至高于GDP增速就无法解释。例如，2013年三季度GDP增速从二季度的7.5%上升到7.9%，发电量增速则由5.4%上升到10.0%，涨幅快于GDP增幅。
其次，用电量弹性的解释可以说明，当GDP波动时发电量波动更大，但无法很好地说明最近三年来，发电量对GDP弹性系数出现的变动。对历史GDP与发电量关系的回归分析显示，从1996年到2012年初，约4.2%的发电量增速变动对应了GDP增速变动1%，但是近三年以来，与GDP变动1%对应的发电量波动大幅上升到了14.2%。计量检测的结果显示上述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意味着无论GDP上升还是下降，发电量确实会同向波动更多。那么，为什么近三年以来需要更大的发电量波动，才能引起同样的GDP波动？
再有，经济结构调整可以部分解释近年来GDP对于发电量波动不太敏感，但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确有上升，占中国用电量70%的工业部门，占GDP比重则有所下降。但近七年以来，工业部门占GDP的比重下降了5%-6%，这不足以使得GDP与发电量之间的弹性系数扩大3倍以上。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4年间，六大高耗能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始终高于工业增加值的整体增速，这说明高耗能产业占工业部门产出的比重在上升。这样服务业部门扩张，导致发电量对GDP弹性系数上升，会被高耗能产业扩张抵消，经济结构调整对发电量与GDP弹性系数的影响应该更小。总之，如果发电量数据是反映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7%的GDP数据就还需要深究。 值得关注的三大证据
除了与高频经济数据之间存在背离，来自中国劳动力市场、工业领域与金融市场的繁荣，也都提醒我们应当对中国经济整体运行保持谨慎。
第一，虽然劳动市场比较乐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二季度求人倍率达到1.06，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但上述问题的成因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如出生率走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比如上世纪90年代出生人数较80年代下降14%，00后出生人数比90后下滑21%;二是中国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加速了城市地区劳动力供应增速的下滑。近期部分大型煤炭、汽车企业开始全面降薪或降薪休假，考虑到就业数据是滞后指标，劳动力市场的潜在风险正在上升。
第二，工业增加值高于工业产量增速，实际工业生产仍面临困境。从统计意义来讲，工业增加值是由工业总产值扣除工业中间投入加以本期应交增值税得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的2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只有4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6.3%，1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甚至是负增长，二者并不匹配。
对于产量下降与增加值的上升，有观点认为可能是受较低的中间投入价格影响，如铁矿石和其他原材料价格的下跌。具体来看，增加值等于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品的成本，尽管产出下降，如果成本降得更多，增加值也可能扩大。但是，可以看到，上半年6.3%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已经经过了价格调整，两者差距与价格因素关系不大。
第三，金融业对GDP贡献率偏高，掩盖了实体经济运行较差的局面。自2005年以来金融业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平均值不过8%左右，今年一季度却上升到19.3%、上半年达到19.9%。这意味着在今年上半年7.0%的GDP增速中，1.4%的增长来自于金融业，较历史均值高出0.6个百分点，在金融中心上海，相比于上半年7%的GDP增速，金融业增速高达30.1%。
金融业增加值主要反映以下四种类型金融服务新创造的价值，一是直接收费并提供相应金融服务;二是与存贷款利息费用相关的金融服务;三是与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和负债获得与处置相关的金融服务;四是与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相关的金融服务。
上半年股票成交量上升将增加证券业交易佣金、证券承销、融资融券乃至资产管理费的收入，对金融业增加值形成支撑。上半年A股市场成交金额139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6.4倍。如果以0.71%的交易佣金衡量，新增的券商佣金贡献了约0.3%的GDP增长。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上半年券商利息净收入366.40亿元，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融资融券业务净收入，粗略估计，这一业务对于GDP增长的贡献有0.1%左右。 完善数据统计，助力经济决策
诸多迹象表明，中国实体经济的真实增长比GDP增速可能更低，目前的基础数据能否反映真实情况意义重大。展望下半年，海外方面，虽然发达经济体的表现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希腊债务问题等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面临美联储加息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很难有超预期的表现。鉴于人民币汇率可能继续维持与美元的联动，预计中国出口增长可能仍会比较低迷。
国内需求方面，一二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在种种政策刺激之下有所改善，但是中小城市房地产销售的低迷和房地产整体的高库存意味着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仍会以去库存为主，房地产投资企稳短期难以指望。在制造业投资仍然受到产能过剩困扰的情况下，受益于政府支持的基建投资的增长几乎是支撑总需求扩张的唯一动力。综合考虑内需与外需的因素，笔者以为，下半年整体经济下行的风险需要密切关注。
从这一角度而言，采用灵活适度的宏观决策是驾驭海内外挑战所需，而这又要以基础数据不断完善为基本前提。
笔者在两年前提到，改善国内统计数据质量不仅是把握经济走势、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更是应对质疑、增强统计部门公信力的体现。不难发现，中国统计部门已经就完善统计工作做出了不少努力，但仍有改进空间。
梳理各国政府对统计机构质量检测的一般标准，笔者建议，未来中国统计制度的完善可以从提高数据适用性、准确性、及时性、方法专业性、可衔接性等多个角度做出努力。
第一，提高数据的可适用性，完善一些关键数据的统计工具。统计数据是为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服务的“公共产品”，最大化地满足用户群体的需要是第一要务。当前中国统计数据在一些关键指标上存在缺失，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例如，当前普遍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已成为一大顽疾，中国政府也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目的之一在于化解国内过剩产能，但基础数据产能利用率的缺失，加大了决策层对各行业产能情况判断的难度，削弱了政策措施的针对性。
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是本届政府重要的目标，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已获通过，将逐步落地。中国城镇化率究竟如何估算存有疑问。由于目前国内统计城市人口存在两种方式，一是按户籍统计，另外一个是按照常住人口。但实际上，这两种指标对城市化率的判断都存在低估，比如在农村也有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而是二三产业，往往长期奔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贸易活动，并对城市形成了大量消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的城市化率可能更高一些。
第二，提高数据的准确性。顾名思义，准确性主要是尽量缩小统计数据与目标特征值即“真值”之间的差异。例如，在GDP指标完善上，下一步尽快比照新的国际标准《国民账户体系（2008）》对中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订。正如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文章中所提，新核算体系会将研发支出计入GDP，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计入农民财产收入，引入市场租金法修订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等，在笔者看来，上述变化无疑将对GDP总量与结构造成影响。
收入数据也要有修正的必要。例如，美国可以通过纳税数据掌握居民收入的真实情况，但在中国，由于税收方面存在缺陷，统计局需要通过入户调查获得居民收入数据。通常来讲，高收入群体对于调查的配合程度往往比低收入群体要差，很多灰色收入难以统计其中。学者王小鲁便提出，官方居民收入数据实际上是被明显低估的，居民的灰色收入其实并未计入收入统计。而实际上，居民收入越高，收入的低估意味着对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以及房地产泡沫程度等都需要重新考究，才能得出正确判断。
第三，增强统计数据公布的及时性可能后果严重提高。只有数据及时准确，就不会贻误时机。比如，就业数据方面，以往中国官方使用的失业率数据是由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统计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但其缺陷在于一是与社保挂钩，以领取失业登记的人员作为失业统计的标准，忽略了很大部分放弃失业金领取的群体。同时，频率较低，年度数据无法反映就业跟随经济波动的变化。值得肯定的是，今年7月，统计局将公布月度调查数据，这将为及时了解就业市场动态情况提供依据。
仿效国际经验，对重要数据提前初值，在时间充裕与信息掌握完全后终值也是缩小数据周期，及时把握形势变化的有益探索。
第四，完善统计数据方法的专业性。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如季节性调整等。如寒冷的冬季使建筑业和农业生产减少，节假日会带动一些商品零售等，都是需要剔除的。因此，有必要应用季节调整方法对经济序列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趋势，同时也跟国际数据具有可比性。
第五，尊重统计数据的可延续性。实际上，具有较长历史阶段的统计数据是进行学术分析与市场趋势跟踪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国内统计数据有待完善。例如，尽量做到数据的连续性，对于一些因故不能继续更新的数据，应及时说明原因，并建议新的统计数据以替代，确保研究工作不至于因统计数据停止更新而受阻;一些惯用的统计公告格式，即便是文字叙述，也应尽力做到纵向数据的可得性，否则不仅会降低数据应用的有效性，也是对统计部门数据资源的一种浪费。
第六，完善统计数据的可解释性。所谓可解释性，即统计部门应对统计指标的基本概念、计算方法、调查方法、分类以及数据准确程度应做出适当的说明，对于容易引起误解的部分，尽量公开回应，做到“阳光数据”。而在笔者看来，目前市场对GDP等数据的误解，其实也相当程度上与其数据处理的方法、数据来源、原始数据、覆盖面、流程等不为公众所知有关。
如果在上述方面主动增加透明度，公开更多的统计细节，比如对于重要的通胀数据，定期公布CPI权重与权重调整历史，将有利于减少无谓的猜忌。
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也十分必要。首要的便是减少行政干预对统计数据本身的影响，这已经超出了统计部门本身的职能范畴，需要顶层设计。实际上，统计法早已赋予了统计数据的独立性，但由于各级官员对政绩的要求，统计数据往往受到很大干扰，这种现象在基层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真正改变唯GDP论的考核体制是核心，统计部门从国务院职能部门剥离，划入人大管辖，也是防止行政干预过多的应对之法。
劳动力市场趋势范文6
关键词：大数据;经济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9）-0089-05
IBM执行总裁罗睿兰认为，“数据将成为一切行业当中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最终数据将成为人类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麦肯锡给“大数据”的定义是：大小超出常规的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亚马逊的“大数据”定义：任何超过了一台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数据量;维基百科的“大数据”定义：“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大数据”定义：“由科学仪器、传感设备、互联网交易、电子邮件、音视频软件、网络点击流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多元化、复杂、长期的分布式数据集”。“大数据”的显著特点是大量化（Volume）、多样化（Variety）、快速化（Velocity）及由此产生的价值（Value）。“大数据”提供给人们新的观察世界方法，并用数据化思维和先进的处理技术去探索海量数据之间的关系。
一、构建“大数据”是人民银行经济预测和金融统计的现实需要
受“大数据”驱动，依托信息共享、高度集成的数据仓库、先进的数据挖掘分析模型，“大数据”将改变人民银行宏观调控、管理与决策的方式与方法。
（一）构建“大数据”，强化人民银行宏观调控管理的智能化。人民银行“大数据”实施后，人民银行业务将从传统的手工处理向全信息化处理转变，业务基础工作重心将从手工或半手工采集数据转换到灵活运用人民银行“大数据”，依托对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聚类和清洗，优化人民银行综合管理模块数据自动采集功能，实施宏观预测分析，对社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实时掌控全国经济金融变化动态，实现人民银行宏观调控的智能化处理。
（二）构建“大数据”，夯实人民银行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的坚实基础。随着人民银行各类数据处理、管理和交换进一步集中，经济金融数据共享渠道的进一步畅通，“大数据”的统一性和完整度将出现质的变化，人民银行将成为国家调控、政府及其部门、企事业单位等部门数据的枢纽。充分挖掘和运用人民银行“大数据”，为我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执行、监测、决策和实施，提供快捷、全面的数据支撑和信息支持。
（三）构建“大数据”，有利于人民银行及时掌控、跟踪金融风险。通过深度挖掘人民银行业务数据，建立和完善人民银行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模型，实施人民银行调控手段的规范化管理，动态跟踪、管理资金流的异常监测，实现人民银行风险控制、内部业务风险控制、外部业务监督管理的智能化处理。
二、人民银行初步具备建立“大数据”的基本条件
人民银行数据是指人民银行在履职过程中所获取的具有分析、研究、决策等功用和价值的数据，包括调查统计、货币信贷、征信管理、财务会计、国库等结构化数据，以及人民银行经过积累的统计、货币分析资料库、图表、文字资料、影音视频文件等非结构化数据。
（一）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金融业综合统计监测体系。经过多年探索，人民银行目前已构建了包括货币供应量统计、信贷收支统计、现金收支统计、对外金融统计、金融市场统计、人民银行专项调查统计（企业商品价格指数、景气调查指数）和资金流量统计等金融业综合统计监测体系，为人民银行宏观调控服务，着力提高货币政策针对性、灵活性，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2014年12月，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与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8家单位签署信息采集合作文件，标志着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在信用信息交换共享方面迈出新步伐，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二）建立了规模较大的人民银行数据库。一是建立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截至2013年末，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近8.4 亿自然人和1919.3 万户企业及其他组织的信息; 个人、企业信息全年查询量分别达3.5 亿次和1.04 亿次;全国累计补充完善小微企业信息近243 万户，累计已有35 万户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贷款余额72318.90 亿元;全国共为1.51 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对10143万农户进行了信用评定，贷款余额2万亿元。二是建立了国库数据库。国库数据汇集了各级政府财务数据和各级国库管理数据，包括各类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以“3T”系统[指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TCBS）、国库信息处理系统（TIPS）、国库管理信息系统（TMIS） 三大系统]为核心的现代化国库信息系统总体框架基本形成。2013年，全国通过TIPS成功处理各类业务20798.5万笔，金额136911.25亿元，通过TCBS办理收入业务38070万笔，金额109574亿元;办理实拨资金支出业务621万笔，金额118694亿元;办理退库业务153万笔。2013年国库系统共办理国库收支41.18 万亿元，2013年11 月，国库管理基础信息模块在全国正式上线，国债管理模块与38 家储蓄国债承销机构正式联通。
（三）金融标准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10年，人民银行推出《银行业标准体系框架》，《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2 0 1 0版）等1 4项金融行业标准;《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规定》，建设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系统，构建中国首个金融机构名录库，囊括23万多家金融机构信息。2011年3月，人民银行颁布《关于推进金融IC卡应用工作的意见》，启动我国银行磁条卡向IC卡迁移战略。2012年《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PBOC3.0），组织建设国家金融IC卡安全检测中心。先后《证券、期货、保险、印制、银行业标准体系》;修订《人民银行信息安全综合规范（2013 版）》，《金融机构代码证管理办法（试行）》。2014年8月，人民银行《统计数据与元数据交换（SDMX）》标准，规范了我国金融统计信息的处理、交换和对外流程等内容。2014年11月，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用户管理规范》和《征信机构信息安全规范》。
（四）人民银行数据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通过分析研究存贷款及其变动对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对货币政策进行适时适度调整。财政部等部门从人民银行提取数据并加以利用，也会影响其宏观决策的变化。地方政府通过使用国库部门提供的预算收支数据，加强对预算收支情况、地方财政投入等各种管理工作。
三、制约人民银行“大数据”构建的主要因素
当前，存在一些技术、法规因素制约了人民银行“大数据”的建立、分析和利用。
（一）技术操作层面上，数据采集和挖掘仍较为落后。1、数据采集和挖掘较为落后。与阿里巴巴等电商动态的数据采集系统相比，人民银行数据挖掘和采集方式仍较为落后，数据录入处于原始状态。人民银行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利用好系统数据，系统利用率大概不到20%。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兴企业在“大数据”处理经验、产品创新能力、市场灵活度等方面都拥有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更应激活利用内部的“沉睡数据”。
2、数据整理缺乏标准化设计。人民银行数据交换过程中缺乏标准化数据模型，且存在语义区别和数据源的不一致问题，不少业务处理和管理系统缺乏标准化的统一设计，直接导致“大数据”二次开发难。
3、缺乏对非结构化数据利用。人民银行档案管理制度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完整和安全作出了具体要求，人民银行数据的利用仍以报表、报告等传统方式为主，对数据的分析仍集中在结构化数据，但对图片和影音视频文件等非结构化数据尚未统一进行数字化处理和规定，缺乏多维度智能分析、展示，缺乏对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能力。
（二）法律制度层面上缺乏明确的法规依据。人民银行进行“大数据”挖掘，涉及到法律制度建设、系统开发等多方面原因。
1、个人信息采集的合法性问题。《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采集。但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信息除外。因此，对信息主体的通话的语音信息、营业网点或ATM机的录像信息等，这些数据信息采集如未得到信息主体允许，进一步分析开发是否合法、侵犯个人隐私尚未定论，影响了人民银银行数据采集的拓展。
2、“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和安全管理亟待加强。由于“大数据”是伴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等新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金融“大数据”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进一步增加了“大数据”的风险隐患，若处理不当可能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信息安全体系建设、“大数据”安全技术研发、动态数据安全监控机制等亟待加强。
3、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如共享信息的名称、内容、质量、数量、更新频度、授权使用范围和使用方式、共享期限、共享依据、实现进度等事项，以及信息共享相关标准规范等尚未建立。
四、国外央行“大数据”运用比较分析及借鉴
以下主要介绍“定向算法文本分析”（简称DATA）、XBRL分析框架在国外央行的运用情况，以期对我国“大数据”利用提供借鉴。
（一）欧洲央行（ECB）和美联储运用“定向算法文本分析”（简称DATA）的新方法和统计手段。在2014年11月份的报告中，欧洲央行描述了基于“大数据”的经济预测方法。DATA是基于文本数据集内的特定术语搜索，该搜索是以信念叙述理论为指导。信念叙述理论不仅表面上关注人们对经济的感性预期，如“积极/消极”，“乐观/悲观”等，而且深入分析经济决策背后隐藏的人类情感，包括情感的性质及程度。通过采用DATA方法来直接地、透明地构造情感转移的相关性指标，评估这种相关性是否显著。如将相对情感指标（BROKER）定义为一个月之内兴奋类关键词和焦虑类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之差，这个差值除以文本中的总字数即是标准化后的指标。密歇根信心指数（MCI）主要用于衡量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意愿。指数以至少500次电话采访，询问大约50个问题，为期两周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构成。指数每月两次，其中初步数据在每月第二个周五，最终结果在每月第四个周五。研究表明，初步指数和最终指数间高度相关，因此，关键是预测T+1时点初步指数较T时点最终指数的变化，这个变化值用DIFFPRELIM来表示。
按照“大数据”预测方法，DIFFBROKER对DIFFPRELIM的回归。DIFFPRELIM=初步指数（T+1）-最终指数（T），DIFFBROKER=BROKER（T）-BROKER（T-1），T为2010年7月到2012年3月中的任意某月。将两者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到2012年5月的密歇根指数预测值，如此逐月推进重复此项运算，直到估计出2013年7月的指数。从2012年5月到2013年7月期间的预测结果看，运用基于“大数据”的DATA，对代表消费者信心减去其焦虑的净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文本分析，对这15个月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中预测准确的有12个月。继续用“大数据”方法来预测更远期的MCI值，结果显示即使预测4个月后的情况，BROKER数据仍然显示出预测功能。就预测的正确性而言，预测期为2期时，15个月中有11较准确;预测期为3期时，15个月中有8个较准确;而预测期为4期时，有7个月较准确。
（二）XBRL分析框架在国外央行运用概况。XBRL是“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的缩写，意为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主要用于商业和财务信息的定义和交换，让在不同系统间共享数据成为可能，被设计成能够适应最复杂的金融报告形式。
XBRL在日本央行的运用。日本央行从2003年中期起开展XBRL试验。2006年2月，日本的金融服务公司每月使用XBRL向日本央行报送数据。日本央行认为，每月使用XBRL报送资产负债表大大减轻数据验证等工作负担。XBRL简化了报送流程，特别是能够通过提交前的验证功能发现报告中的问题。
2、XBRL在南美央行的运用。巴西央行积极研究XBRL（巴西资产负债表注册项目的一部分）的应用。2008年10月，阿根廷央行担当建立XBRL阿根廷临时地区组织的组织者，并向XBRL国际组织申请直属成员资格。阿根廷央行实施资产负债表注册项目，该项目主要是根据公司规模、市场知名度等标准分阶段实现财务报送的XBRL化，主要目标是对阿根廷各类公司进行清晰的信用评级。
3、XBRL在西班牙央行的运用。西班牙政府了JUS/206/2009号法令后，XBRL已成为西班牙年度数字化财务报表编制的基础。每年，2，743个实体向西班牙央行报送109，554份XBRL报告，XBRL技术的引入实现了数据验证的自动化，提高了数据质量。同时，可以通过对内容严格定义来控制风险。西班牙央行的职责之一是收集、处理和保存西班牙非金融性公司的财务信息，增加对西班牙各分支行业的了解;收集本国金融机构信息，履行其监管国内银行业体系;收集统计数据，向欧洲央行（ECB）报送所有公司数据的职责。西班牙央行正在推进XBRL应用扩展计划，在偿付能力信息、财务报表、互保、外币兑换处和评估公司中增加运用这些公式。
（三）快速预判宏观经济形势。英国央行以前通过统计部门的房地产销售数据、就业数据等，判断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变动趋势，但统计部门的数据一般有数日乃至数周的时滞，不利于对形势的快速判断。目前英国央行现已运用“大数据”对英国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趋势作出快速判断，通过对一些网络搜索关键词的监控，如“按揭”“房价”“职位”等，获取最新的经济运行情况，分析预测客户及交易对手行为。加拿大央行利用“大数据”分析并跟踪宏观经济的变化。
五、相关建议
欧洲等国外央行的探索表明，“大数据”在经济预测和金融统计等领域的应用具有良好效果。应积极借鉴国外经验，探索人民银行利用“大数据”进行经济预测和金融统计。
（一）适应“大数据”要求，规划人民银行“大数据”战略的顶层设计。一是建立“大数据”研究机构。在总行层面设置专门研究“大数据”机构，建立数据管理决策机制和内部协调机制，制定“大数据”工作规划，形成管理数据、使用数据和推广数据的有效工作机制。二是明确“大数据”发展重点。规划明确“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重点、空间布局和保障措施，推动和改善与“大数据”相关的收集、储存和分析工具及技术，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加大对基础研究的“大数据”获取方式、组织与管理、关联与发现、分析与可视化等方面的研究。三是以数据分析技术为核心。加快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技术、非关系型数据库管理技术、可视化技术等基础技术研发，并推动与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融合。加强网页搜索技术、知识计算（搜索）技术、知识库技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并与数据处理技术相结合，为提高人民银行金融调控能力提供技术支持。四是构建覆盖从数据访问、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隔离到数据销毁各环节的云端数据安全框架。建立“大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高安全防范能力，严密维护信息安全（包括滥用、篡改、损坏、窃取、失泄密等）。
（二）结合人民银行履职特点，科学构建人民银行数据库。借鉴“大数据”理论，建立以总行为中心、分支机构为补充的分布式数据库（见图1），人民银行数据库实行总行统一规划建模，分级管理推进，上下协调一致;本级业务数据由中心统一分发，非业务数据逐级上传，借助人民银行内网“云计算”1技术，提升数据流转、计算分析能力;运用“雾计算”2技术，对人民银行敏感数据进行保护，甄别、控制窃取和滥用数据行为，确保人民银行数据安全。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结构由经济金融数据库，分析、预测模型库和分析、预测体系三部分组成。运用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经济金融活动进行分类、量化、数据收集和整理及进行描述和分析，反映经济金融活动规律，为经济金融制度的设计和理论研究以及金融调控机制的实施提供客观和科学的依据。
（三）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构建人民银行“大数据”平台。建立与银行、保险、证券等监管机构以及国家统计局、电商、数据公司、互联网平台企业等合作机制，构建共享数据库和信息共享机制。同时，将金融宏观调控与移动网络、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融合，提高内外部数据信息的整合能力。构建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大数据”平台，建立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的信息化基础架构，通过信息技术手段，采集金融经营管理数据，建立标准化、系统性的数据体系，搭建“大数据”平台，为金融业发展和监管提供基础性的网络支持和信息服务。
（四）借鉴欧洲等央行经验，构建人民银行“大数据”分析和预测模型。借鉴欧洲等央行经验，改进和优化统计范围、工具分类、部门分类、信息披露、数据质量控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金融统计体系。尝试建立人民银行决策知识库和预测、分析模型。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采集、整理出的一些关键性指标，构建前瞻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的宏观计量模型，对未来一个时期可能发生的经济金融形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提升人民银行宏观预测能力和运作效率，为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决策参考。
（五）探索挖掘数据结构新方式，建立和完善人民银行“大数据”挖掘与应用体系。结合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等职责需要，积极探索挖掘和利用数据结构新方式，如可将传统的银行家调查问卷改变为对银行家情绪的搜集，利用DATA预测银行业机构运营情况。围绕深化经济金融改革、金融宏观调控等需求，统筹好历史数据和当前采集数据的关系，充分挖掘历史数据的潜在价值，并运用“大数据”技术手段提升分析现实数据的能力，形成具有人民银行特色的数据挖掘与应用体系，推动人民银行数据利用向智能化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