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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的定义范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开发和利用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迅速演进，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贵定县的布依、苗族文化由于受到强势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加之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不少布、苗传统文化渐渐失去生存环境，渐行渐远，许多非遗老艺人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人传承意识淡漠，布、苗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尽管有的已经进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省级非遗名录，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提升和保护，至今仍游离于地理标志和品牌商标保护之外，直接影响其知名度和“身价”的提升，尚未成为知识产权等法律认可的“知名品牌”。
1 贵定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处苗岭北坡、黔中腹地的贵定县，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县近三十万的人口中，聚集在此的布依族、苗族、水族、侗族、壮族、仡佬族、土家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占约占了总人口数的一半。而贵定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各族儿女经过千百年的文化往来、文化沉积、文化融合，在欢庆丰收、庆贺太平、祈福纳财、欢呼盛世之时，都喜好用载歌载舞的方式表达情感。
贵定县布依族、苗族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及长期的民族习俗和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造就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特色文化品牌——既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名录苗族《鼓龙鼓虎-长衫龙》，被列为第四类民间舞蹈，属4l项民间舞蹈之一，排列序号为126Ⅲ-23苗族芦笙舞；省级非遗代表名录海葩苗《芦笙长鼓舞》；《益肝草》；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州级非遗代表名录《月子汤》；《引思鼓》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贵定县布依族、苗族厚重人文和灿烂历史的经典之作，是不可多得的民族瑰宝，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张张文化名片，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一个文化品牌。
2 传承与保护措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贵定县布、苗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笔者认为仍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挖掘抢救为主，传承保护并重”的原则，从以下几方面抓好和抓实管理工作：
2.1深化改革，转变职能
优先考虑列入非遗名录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传承保护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资金为非遗相关部门抓好此项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同时要制定吸纳社会资金的优惠政策和措施，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投入机制，采取政府投入一点，部门支持一点，社会募捐一点，企业捐赠一点的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非遗传承保护基金，大力扶持非遗文化产业，对非遗进行开发，在开发中加以保护。
2.2继续对布依、苗族传统文化的普查
全面了解、掌握全县布依、苗族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和生存环境。通过实地调查，深入挖掘，运用文字、录音、录像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对新发现的非遗名录或过去的名录拾遗补缺都进行全面、真实的记录，细心整理，鉴别真伪，同时加强对非遗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档案数据库。
2.3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切实提高对非遗的传承保护意识，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形成以主管部门为主，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格局。采取政府主导，专家学者、群众参与的方式，切实有效地开展工作，通过建立贵定特色非遗精品网站、广播电视对外宣传及把非遗工作纳入目标考核体系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对非遗的保护、传承意识。
2.4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落实好非遗教育的整体规划，大力培训非遗专业人才队伍，提供必要经费，创造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内容丰富的非遗活动，促进对外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强化工作力量，建立一支高素质具有实干精神的专业队伍，充分利用贵定师院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努力培养文化专业人才，让更多的人走进非遗工作。其三大力推进非遗名录进校园工作，把非遗名录作为贵定地区学生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纳入教学计划安排，编写乡土教材，培训师资，通过学校教育保障非遗名录的传承和发展，提高布依、苗族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文化自觉意识。其四是加强非遗传承人的申报评定工作，建立非遗传承人名录体系，对传承人制定具体保护措施，为授予荣誉称号，给民间艺人的生活补贴等，进一步掀起尊重和爱护非遗人才的热潮，使非遗传承和发展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2.5加大对“非遗”的开发和利用
发掘一个民族文化品牌不易，要使它发扬光大，长盛不衰，造福桑梓更难，如“云雾系列贡茶”、“益肝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思维，市场的观念去应对工作的挑战，去探索新的机制，使这些非遗文化品牌的发掘和保护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这些非遗企业聚集，促进科学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与此同时对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鼓龙鼓虎-长衫龙》等非遗品牌，则应与旅游精品景点（如“金海雪山”）的深度开发相结合，依托旅游市场带动演艺产业的发展，并积极开发以旅游者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非遗民间工艺品、纪念品，逐步壮大非遗民间工艺品加工业，努力增加“非遗”在旅游业中的作用，使非遗文化品牌优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以此带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
3 小结
总之，为了能保护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定县应健全组织机构，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等，同时，还不断的加强资金政策扶持，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各区镇也安排专门的保护经费并制定保护规划。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文化现象、艺术模式空前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氛围。
参考文献：
[1]王元.论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振兴[J].攀登.2013（03）
非遗文化的定义范文2
【关键词】非遗文化；传统传承；媒介融合；黄酒技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40-03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时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热点与前沿课题。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及其对内对外传播过程中，在口头传承、实物展示、亲身实践和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之外，由于新的传播技术与媒介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了媒介互相融合、互相协同的传播效应。为此，本文将选取典型案例来深入探讨非遗文化传播中的传统传承与媒介融合的理论问题。
一、黄酒技艺：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活体媒介，中国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浙江省人杰地灵，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省的项目数量位居榜首。近年来，浙江省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也走在前列。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酒文化无疑具有较高的世界公共认可度，而产自中国的黄酒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之一，它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在黄酒当中，以绍兴产的黄酒最为悠久有名，不仅具有广泛的市场认可度，完整精湛的工艺，还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续的技艺传承。其中，“绍兴黄酒酿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绍兴花雕制作工艺”则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前者系黄酒本身的酿造技艺，而后者主要表现在黄酒外包装上的绘画雕刻设计等工艺，这表明绍兴黄酒不仅有内涵之质，也有外在之美，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传统传承：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日常形态与媒介影响
在国内外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绍兴黄酒文化得以传承传播，其实与其嵌套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方式息息相关，也与传统媒介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绍兴黄酒技艺能够得以保护、流传和不断优化改进，不仅由于它的产品本身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还与黄酒传统的广泛的传播方式有着深切的联系。与黄酒技艺有关的宣传、普及融合了各种传播媒介，形成隐性传播与显性宣传互相作用的传播模式，使得黄酒为中国百姓所熟知，黄酒文化、黄酒技艺也借此得以传承传播。经过考察分析，其传播主要有以下重要方式。
（一）借助传统酒俗与日常生活消费进行传播。绍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城市，它的风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酒俗正是这种地方特色的重要内容。在绍兴，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与酒发生联系，寄托着当地百姓的美好愿望。例如，剃头酒的传统习俗。当孩子满月时，要剃头，要在家中祀神祭祖，摆酒宴请，还要向邻里亲友分送染成红色的“红鸡蛋”等。在拜过天地祖宗之后，就有理发师用一盅酒代水，给婴孩润发，然后剃“瓦片头”。接着就是亲友轮流抱过小孩，最后坐在一起同喝“剃头酒”。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的“得周酒”，即孩子长到一周岁，同样得办酒席，以款待亲朋好友。还有寿酒、白事酒、忌日酒等等。在绍兴酒俗当中，最为著名的是“女儿酒”，又名“花雕酒”。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女儿酒为旧时富家生女、嫁女必备之物。”一般人家生了女儿时，就酿酒埋藏，嫁女时就掘酒请客，形成风俗。到后来，生男孩子时，也照样酿酒埋酒，盼儿子中状元时庆贺饮用，又叫“状元红”。可见，在绍兴，酒俗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黄酒成为当地人的日常消费品，其传播的主要方式为人际传播、口碑传播和群体传播。
（二）借助言传身教的知识传承与亲身实践。“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主要是借助师傅带徒弟式的言传身教进行知识传承。根据2010年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专访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省级传承人潘兴祥的解说介绍，尽管目前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是在酿制过程中，还需要有经验的师傅把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即所谓的“开耙”，他反复演示和操作，初看起来很轻松，但是经由潘师傅现场讲解起来，开耙里面的手法技巧特别细腻，不仅有操作工具上的若干注意要点，还有手感温度、抓握起来的粘度等，都需要师傅的准确把握，一个酒厂里面，往往仅有少数人能完全把控其中的要诀。另据2011年12月9日《绍兴县报》头版报道，当年87岁高龄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被誉为中国“黄酒博士”的王阿牛在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的酿酒车间，为新酿手工黄酒开耙，并向酿酒师傅们传授开耙技艺。这说明传统的手把手传授，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传统价值。学徒要掌握其中的技巧，不能脱离长期的亲身实践和持续的熏陶训练。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隐秘的传播方式，还是心口相传和体验学习过程。当然，现代的传播媒介已经可以将影像完整记录下来，但可记录的形态并不一定都可复制、可实用，内在的精髓难以仅仅借助媒介传播而完全传承到下一代。
（三）借助传统媒介的信息传递与文化传播。在新媒体和融合媒体出现之前，黄酒文化必然借助传统媒介进行传播，在当今，这种传统媒介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借助书籍对酒文化的传播。由于酒文化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国人对酒的热爱与讲究，各种与酒相关的书籍、书中与酒相关的桥段不胜枚举，黄酒文化得以在各类书籍中散发魅力，而其背后的黄酒酿造技艺、花雕制作工艺也得到无形的传播。对酒文化的介绍比较有意趣的书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携杨早博士编选的《酒人酒事》[1]，书中有多篇涉及黄酒文化的记录，多为文人轶事，具有故事性，容易引发二级传播，从而形成较好的口碑效应和文化影响，同时此类作品适于对黄酒品牌进行二次传播和文化形象塑造。
此外，对于黄酒文化传播起到重要影响的是报刊，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报刊的文字图片传播具有便于阅读检索和便于携带投送等特点，是酒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载体。例如，《钱江晚报》《绍兴日报》《绍兴晚报》《华夏酒报》等报纸长期以来持续关注绍兴黄酒文化的各类活动，关于绍兴黄酒本身的介绍有文章《持蟹饮酒，绍兴黄酒是绝配》等；关于黄酒文化活动介绍方面则涵盖黄酒节开幕、黄酒博物馆开放等；关于黄酒产销方面则有《绍兴黄酒恋上“创新营销”》等。除此之外，这些传统媒体还致力于保护黄酒品牌，澄清舆论，在黄酒酿造用水遭受公众质疑时，《浙江日报》等主流媒体发文《绍兴黄酒可放心饮用》以抚人心。再如，一些黄酒生产企业也办有自己的企业报刊，具有传播黄酒文化和提升黄酒制作技艺的潜移默化作用，以及重要的文献文档价值。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古越龙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家黄酒生产经营企业，该公司定期出版酒品文化期刊，周期为一个月，发放方式为在固定的高消费酒店进行免费发放；该公司还出版《古越龙山报》和《古越龙山》电子杂志，该杂志的封面口号即“让世人了解黄酒，让黄酒走向世界”，这恰恰体现了一种传承传播黄酒文化的使命与责任。
三、媒介融合：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数字化、参与性及产业化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中，当前已经越来越多地运用了数字化的新媒体传播手段，例如运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可以获取与传播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信息，运用影像技术、动漫艺术可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细节和工艺过程等，可以给人以惟妙惟肖、身临其境的感觉。有研究者在借鉴国内外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从“产业化、数字化、规范化、传承化”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出科学、可行性较强的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传承与发展模式”[2]，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融合及其发展趋势。
所谓媒介融合，其实它作为新闻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一个学术术语，主要是指“在数字技术推动下，不同媒介生产者、内容、渠道、接受终端之间，传统边界日渐模糊、趋于融合的轨迹日益清晰的现象和过程。”[3]（P5）媒介融合的主要类型包括：“媒介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4]（P5-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当中，由于越来越多地采纳新技术，事实上也呈现出媒介融合传播的趋势，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互相关联的三个层面。
（一）数字化与影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基础。数字化，实际上将各种信息资料都变成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在计算机中进行制作交换的基础信息，不论是文字、图片、符号还是影像、音响、音乐、动漫等都可以混合在一起。这其实也是媒介内容融合的一个基础。数字化传播技术意味着传受双方可以清晰地传递各类精准信息，在内容平台上达到了某种融合共通。对于黄酒技艺方面的信息，数字化记录可以做到将非遗文化传承人的各种动作、形象、语言及姿态等都保留下来，还可以通过动漫化，形成更易于理解的知识点，让人们易学易记，获得直观印象。
对于黄酒文化的各种仪式和相关酿制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影像化的方式，加以记录保护，或者制作成纪录片，拍摄成电视剧、电影引起大众的关注、了解、喜爱乃至吸引后继者的努力学习传承。例如，《舌尖上的中国》中就有拍摄到黄酒酿制技艺在食物转化过程中的情形，其中解说辞写道：“立冬的清晨，绍兴的天空开始下起小雨，这对酿酒师傅们来说是个好征兆。酵母菌喜欢江南冬季，这种绵长而又不剧烈的冷……每一年的仪式都是酿酒师们对自然表达的一种尊重。绍兴的黄酒冬酿即将开始。”这里面就有种文字之美与影像之美的内在融合。此外，还有浙江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千年陈酒》，著名编导刘郎在片中根据绍兴黄酒的酿造工艺流程，精心设置一条明晰的主线：原料糯米经过筛选、浸米、蒸饭、摊冷、落作（加麦曲、淋饭、鉴湖水）、主发酵、开耙、灌坛后发酵、榨酒、澄清、勾兑、煎酒、灌坛陈酿（3年以上），即为成品酒；同时他又将绍兴黄酒文化作为一条副线，依次展开叙述绍兴千年的历史文化，其中有酒祭的大禹，有用酒激励军士的越王，有兰亭的“曲水流觞”，有沈园的借酒浇愁，还有当地酒俗、绍剧风韵，以及鲁迅、秋瑾、徐锡麟等人的典故。这也是在内容层面的传播融合，即将工艺技艺与历史文化的贯穿融合。
（二）参与性与仪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动力。参与性是指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要让广大的受众、消费者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在互联网上有着大量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原创内容，就体现了广大网民的参与性，这种自主自在的表达，所创造出来的内容，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融合传播创造价值。第一，用户可以将其参与（包括饮酒、自酿酒、学习体验酿酒技艺、学习体验花雕工艺）的内在体验进行充分的表达，这样，就能有助于文化的理解与文化的传承传播，让更多的人获取切身感受；第二，可以允许更多的人对具有某种隐秘性和神秘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大开放度的接触，或者有更大的展示空间得以亲自体验。例如，在中国黄酒博物馆中，据笔者访谈，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已经在博物馆中展示绍兴花雕制作工艺过程，游客可以近距离亲身感触到工人在绘制雕刻的细节，看到灰坛、沥粉、油泥堆塑、彩绘装饰等工艺环节。同时，黄酒博物馆还将增加具有吸纳游客体验参与的传统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的生产作坊，游客可以在其中感受到酒香扑鼻，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生产过程；第三，营造仪式化的传播空间，形成更为鲜活生动的传播场域，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感。例如，2015年11月8日立冬之际，15家绍兴黄酒企业代表举行盛大仪式共庆冬酿，按传统之仪恭请酒神，诵读祭文，上香祭拜，其辞曰：“……稽山青青，朝晖夕映，三十六源，万壑归流。良心酿酒，神灵昭鉴，团结携手，黄土变金……”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内容的生产与消费也产生了互通融合，隆重抽象的文化仪式与盛大集聚的户外场景在更高层面和更大空间形成了文化意义的融合升华。
（三）产业化与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当然，最为重要的且能将技术技艺完全落到实处的是产业化，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当作一项可以赢利、可以创造新价值的产业活动，将其纳入到健康有序的经济轨道当中，使其通过商业化运作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电视剧《女儿红》2015年9月在绍兴开机拍摄，希望或许能带来如同韩剧带动韩国饮食文化流行的溢出效应，带动酒文化和黄酒饮品在世界的流行。目前，最为火热的“互联网+”概念也将助力黄酒文化产业化。例如，可以通过“众筹”和互联网金融的方式，获得民间资本的青睐，从而投入到更多有益的可操作性项目当中。浙江省政府在2015年初提出建设“特色小镇”的战略规划，“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第一批37个小镇名单已于6月，其中就有“越城黄酒小镇”，即绍兴东浦镇。这将为黄酒文化产业化带来新的契机，不仅包括黄酒酒业本身的发展，还有以黄酒文化为引领的旅游、休闲、养生、健康、创意、设计等多方位的协同发展创新，这就可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即绿色、生态、共享、融合的文化传播与社会创新。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黄酒技艺的传承传播案例研究充分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深刻辩证关系，即一方面传统文化礼俗、日常生活生产方式和传统媒介传播依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数字化、影像化、动漫化等新技术又不断渗透到非遗文化传播过程当中，在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和终端呈现中形成不断的媒介融合趋势，并且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传承传播形态，同时吸引更多的社会大众积极参与，从而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黄酒文化和黄酒技艺的传承保护，一旦能够在浙江省政府引领的特色小镇或者创意文化小镇的建设中，得到落地开花，则有可能形成新的传播媒介空间形态和创意文化产业形态，这一点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观察研究。无论如何，在非遗文化传播中，多种媒介的融合发展，传统传承与时代创新密切结合，必将开辟出越来越宽广的发展道路和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1]夏晓虹.酒人酒事[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郑燕飞，沈磊，李博，孙东芳.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模式――以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为例[J].现代商业，2014（36）.
[3]邵鹏.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生产[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
[4]蔡雯.媒体融合与融合新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廖卫民（1971-），男，浙江平阳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传播理论、新媒体、网络传播、文化产业等；
高 晶，张泽茜，景 歌，均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传播系本科学生。
基金项目：2014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中的媒介融合及其传播影响：以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为例”（编号：2014R406065）；
非遗文化的定义范文3
世界文化遗产通常分为两大类：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公布的《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中提出“口头与非物质遗产”这个概念，由于这一概念的定义本身有一定的缺陷，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决定在《公约》中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替代“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具体的表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包括节庆、礼仪）、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工艺技能。作为无形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民族文化活化石”。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的开幕式上，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说：“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和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己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与力量之源。”由此，我们可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做是“中华民族文明文化的情结”。
二、高校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高校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应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传工作，能够提高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能力、关注程度和保护意识，而高校档案馆也可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档案馆的社会职能之一就是积累和管理国家档案财富的职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文化活化石”，也就是我国重要的档案资源。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存、保护、传承与振兴都离不开档案管理，这些都需要高级别的档案馆的人力支持，如：高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申遗档案的建立、申遗档案的妥善保存与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当地高校档案馆都可以为此做出技术和场地支持。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音乐类和美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民族民间音乐和民族民间美术的知识通常是经过口传心授来传承的，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它们正在逐步消失，抢救、保护它们已经成为保护遗产的当务之急。
近几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的文化部门承担，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惟一的选择。众多的高校都设有艺术系科。通过高校档案馆推动艺术系科师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可以提高师生的学术科研能力，同时也壮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量。所以，高校档案馆应当勇于承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让高校档案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中的重要成员。高校档案馆可以通过主动收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对民族民间音乐和民族民间美术、传统手工工艺进行记录，建立声像档案，以此形成高校的特色馆藏，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高校档案馆可以带领高校的艺术师生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对民族文化的形成环境、民族民间音乐的曲谱、民族民间工艺的制作方法进行传统的纸质档案记录和保存，同时可以采取数码相机对民族民间音乐表演、工艺制作等进行现场采集和记录，既便于备份、复制，又便于传播和利用。
三、高校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行性
高校档案馆是重要的原始资料保存机构，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它所保存的原始资料能够为高校这一文化机构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撑。作为高校档案馆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存作为自己的特色档案馆藏，将当地相关一些文化资料集中起来，以便管理和更好地为高校师生研究、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
非遗文化的定义范文4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分校 旅游系，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传统手工艺类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秦皇岛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与开发的实践，并为实现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提出多种旅游开发模式，包括手工艺活态展示、主题文化游、产业化发展、系列推广、电子商务运营、影视媒体技术应用等.
关键词 ：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秦皇岛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5-0059-03
基金项目：秦皇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4年重点应用性课题：基于旅游兴市战略的秦皇岛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201407193）
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活态遗存.根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与之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以此定义为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大类：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由此可见，传统手工艺类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一直是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话题，较为普遍的观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两者之间在遵循相应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良性互动.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蕴涵着强烈的文化内涵，有着明显的历史和地域烙印，和其它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形式更为丰富，表达更为多样化，趣味性强，更易于与旅游开发相结合，开发空间广阔.
2 秦皇岛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实践
伴随着秦皇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作为其中的重要类别且数量众多的一类，也实现了保护、传承与初级开发：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保护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放到重要位置来抓；派发工作人员实地调查走访，收集资料，进行登记、整理和目录汇编；建立并定期公布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名录，具体名录见表1，目前秦皇岛共有市级以上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22项，代表性传承人13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相结合，一方面通过书籍、图画、影像资料进行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定点展示、下乡演示、技艺传授等方式进行活态传承；秦皇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每年都以“文化遗产日”、传统民俗节日等为契机进行主题鲜明的、形式多样的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宣传活动.
通过分析秦皇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可知，入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共51项，主要集中于传统手工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这样几个子类别，其中传统手工艺项目最多，占到项目总数的43%.22个传统手工艺项目，大致包括食品制作技艺、酒类酿造技艺、艺术品制作技艺项目等，这些制作技艺都是基层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并具有浓烈的地域色彩.其中，传统饮食制作技艺项目13个，占到了传统手工艺项目数的60%.说明饮食制作技艺精湛，种类多样，名扬城乡.
部分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得到了初步的开发和利用.例如，昌黎皮影、传统榫卯、贝壳画、沙画、剪纸等传统技艺积极参加民俗文化节、庙会、传统手工艺展等活动，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型文化活动的有机结合.与此同时，部分传统手工艺非遗项目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实现了产业化开发，例如“杨肠子”手工艺制作、山海关浑锅、卢龙粉条传统加工技艺等已经开发出了成熟产品，且成为秦皇岛的畅销商品，深受广大旅游者的喜爱.
虽然秦皇岛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的保护和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困难.例如保护投入有限；尚未制定专项保护规划；项目的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各自探索开发途径，缺少共同开发的平台等.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项保护与开发规划，为旅游开发搭建共同的平台，形成文化合力和经济合力.
3 秦皇岛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构想
3.1 活态展示馆模式
建设展示皮影、绣花鞋、剪纸、砖刻画、葫芦烙画、水印木版画等艺术品制作技艺类非遗项目的活态展示馆.展示馆可由以下几部分构成：手工艺品器物展示、手工艺品制作展示、手工技艺参与体验、手工艺品衍生销售.手工艺品器物展示可将原材料、制作工具、半成品、成品、精品以及获奖作品等进行收藏和展示；手工艺品制作展示可利用科学的场景复原方法，结合先进的多媒体技术等现代化展示手段，模拟传统手工技艺以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原生态环境，通过营造强烈的视觉、听觉、触觉氛围将抽象的技艺有形化，并在旅游旺季或节假日邀请非遗项目传承人进行现场制作演示和教学；手工艺参与体验可由手工艺人或工匠现场指导游客参与手工艺品的制作，也可让游客购买半成品材料带走回家体验；手工艺品衍生销售可将制作完好精美的手工艺品进行展示并销售，通过销售产生经济效益，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展示馆还应辅以图文展示和专业讲解，例如图文介绍每项手工艺的流程；针对青少年教育活动的专业讲解等.
3.2 主题文化游模式
根据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的种类特点，可推出“非遗食品制作技艺游”、“非遗酒类酿造技艺游”、“非遗艺术品制作技艺游”等；根据多样化的旅游需求，可推出针对不同市场的主题游.例如针对青少年旅游者推出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手工艺非遗项目教育游”，组织青少年参观传统手工艺活态展示馆、非遗项目产业基地等，安排非遗志愿者宣传和展示保护非遗项目的途径与方法，鼓励青少年亲自体验并学习制作传统手工艺品，并以比赛的形式展示制作成果，评选手工达人，激发青少年的创作热情.又比如针对家庭旅游者推出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亲密接触为主题的“手工艺非遗项目体验游”，或“手工制作技艺工业游”，亲自品尝、亲手制作、亲临观赏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山海关浑锅，可设置一至两家体验店，在店中旅游者不仅可以欣赏和学习到山海关浑锅的制作过程，还可以通过自助的方式自己挑选和搭配食材以及决定食材的多少，DIY浑锅制作.
3.3 产业化发展模式
产业化发展不仅可以解决传承人及手工艺人的生产生活经费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活力，保持自身活态，最大限度地与当代社会接触和融合，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可考虑对观赏性和参与性兼具的手工艺非遗项目进行产业化开发，例如建立产业开发基地，运用绣花鞋、砖刻画、葫芦烙画、水印木版画等制作技艺制作创意新颖、内涵丰富、实用性强、便于收藏的纯手工精品，创新产品的同时，注重打开市场销路，努力使精品变为畅销的品牌商品.对已经实现初级产业化开发的非遗项目，例如“杨肠子”手工艺制作、昌黎皮影制作技艺、青龙豆腐丝制作技艺、山海关浑锅、老二位饺子制作技艺等要重视产业升级，进行文化挖掘、产品研发、加工制作场所改造、多样化营销，努力打造地方文化名片.同时产业基地或制作工场可从特色建筑、特色工艺、特色产品、特色参观、特色制作与品尝等多个角度进行旅游开发.
3.4 非遗项目系列推广模式
由于秦皇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比较集中，因此可以考虑就非遗项目较多的几个子类别进行系列推广：针对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非遗项目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季，重点推出昌黎“三歌”表演；针对传统饮食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品尝季，重点推出老二位饺子、赵家馆饺子、潘氏风干肠、“杨肠子”、桲椤叶饼、山海关浑锅宴、青龙豆腐宴、干红葡萄酒等；针对艺术品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季，重点推出皮影、绣花鞋、剪纸、砖刻画、葫芦烙画、水印木版画等制作技艺.三大系列活动在秦皇岛旅游旺季依次推出，让旅游者零距离接触秦皇岛当地非遗项目，体会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髓.
3.5 电子商务运营模式
引入电子商务运营模式，采用网络营销的手段，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及时通过网络了解顾客需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低成本，扩展市场.可考虑在淘宝网、京东网、当当网等认知度较高的网络交易平台上建立秦皇岛传统手工艺品网上商城，由专门机构负责运营和管理，将开发较为成熟、特色鲜明、知名度高的手工艺品推向全国市场.注重商品的研发与创意，将传统手工艺品融入现代生活元素，开发既保持原汁原味又符合现代人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的礼品.同时使经营收益更大程度地回归传承人，实现个体受益、整体发展的目标.
3.6 影视媒体技术应用开发模式
在大众文化中，影视无疑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传播来说，影视传媒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你听我跟你说》、《那山、那人、那狗》、《花腰新娘》、《青果巷》等不少影视作品都展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大提高了一方水土的声望，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增加了非遗传承人和当地民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当地保护非遗项目的实力.因此，可以诉求于影视媒体技术为保护非遗项目服务.秦皇岛可以邀请专业电影制作公司策划制作高品质的非遗题材电影或折射非遗文化的电影，并且可将电影展映与观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游的常规项目向旅游者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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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国荣,宋玉红.秦皇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4).
非遗文化的定义范文5
1.1文化空间与非遗博物馆建筑“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用人类学标准界定的非遗代表作的重要概念，其“既有物化形式（地点、建筑、场所、实物、器物等），也有人类的周期性的行为、聚会、演示等”②。博物馆语境中的非遗除物质载体之外还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以及语言、记忆、音乐、口头吟唱等③。非遗博物馆建筑本身应该是能传承该项非遗除物质载体之外的文化空间（culturalspace），或者能充分体现和激励该项非遗文化空间的发展，使得博物馆以更平等的姿态投向以往被忽略的文化群体和资源，从官方保护发展到公众自发投入的文化认同，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1.2以传承为主要目标的博物馆建筑新功能内涵“非物质遗产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活态文化”④，这就要求针对它的保护不能离开“人”的活动因素孤立存在。传统博物馆学注重以物为核心的“物质遗证（materialevidence）”⑤，而“新博物馆学”理念倡导关怀地方社群，注重多元文化交流互动的特点，逐渐修正了传统博物馆奉行不逾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功能⑥，这与非遗保护“活态文化”传承发展的需要相匹配。非遗博物馆既需要保存有形遗产，承载起博物馆的“教育、休闲、娱乐甚至大众的精神依归等社会职能”⑦，在新博物馆学的理念支撑下更需要向以人为中心转变，将真正传承该项非遗的人、团体和社区作为博物馆的主要服务对象，进一步拓展出新功能，成为传承人使用、收集、保管、教育研究、展陈、观众参与互动及多元文化交流的复合化空间，使得博物馆建筑与城市、社区、公众发生关联，为非遗的传承创新创造发展空间。非遗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只针对观众设计、以文物为中心的“文化化石”，而是将非遗保护工作的自还给了这些文化原生地的传承人，回归到社区基层，回归自然和社会。从新博物馆学的视野出发，非遗博物馆建筑承载着传承和发展该项非遗的文化空间的使命，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传承人为中心转变，在满足传统博物馆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出多元功能的复合化空间，构建出一种以传承为主要内涵的博物馆体系。
2广州市粤剧艺术博物馆建筑设计中的新功能内涵思考
2009年，有着“南国红豆”之称的粤剧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这也是广东省至目前为止唯一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保护和传承处于濒危状态的粤剧艺术文化，广州市决定于粤剧起源发祥的广州市荔湾区择址筹划立项建立粤剧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粤博馆，图1）。
2.1粤博馆建筑设计的空间特征当把“粤博馆建筑本身应该是能传承粤剧的文化空间，或者能充分体现和激励粤剧文化空间的发展”作为建筑设计中空间营造的核心目的时，我们开始思考：究竟怎样的具体空间形式和空间氛围最适合作为传承粤剧的文化空间形式。当我们开始沿着时间线回溯承载着粤剧诞生及历史发展记忆的种种空间形式：红船、江畔、村口、戏棚、园林、剧院等等多种空间母题的可能性开始出现；当我们以空间视野回顾粤博馆选址——荔湾涌沿岸周边的历史空间形态时，发现一个关键词从粤剧发展历程的时间线中跃然而出——“岭南传统园林”（图2~3）。19世纪前后，伴随广州经济的繁茂，在荔湾涌沿岸曾涌现过大量的行商园林，传承了源自中原的文人审美、又杂糅了来自西方的装饰异趣，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传统园林风格。而当时粤剧艺术正处于从江畔的民间社戏这种临时演出空间逐步进入剧院一类的专业演出空间的过渡阶段。在剧院成为粤剧演出主流之前，行商园林正好充当了粤剧高端演出的最佳载体。在老城里的行商园林中，唱一折子粤剧刚好重现了当年广州行商私家生活的活色生香。如广州历史上著名的海山仙馆是荔湾区的大型水景历史名园，在“广逾百亩”的大湖面上，“离大殿十数步外湖中水面有戏台一座”⑧，曾经的粤韵余音就曾在岭南园林中回响。可以说以一座荔湾涌泮的岭南传统园林作为在广州老城区传承粤剧艺术的文化空间的外化形式，应该是非常恰当的选择（图4~5）。
2.2粤博馆建筑设计的功能架构在最初的设计任务书中，粤博馆的功能架构被定义为：展览、演出和培训的2+1模式。2+1模式已经将粤博馆的功能与粤剧的特性相结合，能够充分体现粤剧艺术的特性。但从新博物馆学的角度再思考粤博馆的功能，2+1模式还不能完全实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研究、教育、公共参与等功能。基于此，建筑方案将粤博馆的功能架构进一步丰富，定位为：“展览、演出、教育、研究、公共参与、世俗生活”六大板块。功能架构的核心目标为传承与发展。
（1）展览粤博馆中的展览功能所面临的挑战在于粤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文物级的实物展示物，较多的展示品都是年代较近的演出道具，历史展品多为复制品和文字图片材料等。若以传统博物馆眼光衡量，会有展览内容单薄之感。若从新博物馆学角度，“应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收集藏品，围绕社区与其文化、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组织起来。其收藏除实物外，还包括视听材料、文件、物质场所、传统仪式、口述史和社会关系等”⑨。为适应粤剧的非遗特性，展馆建筑空间考虑将粤博馆中传统园林的整体氛围延续至展厅之中，多设园林渗透和室内布景，有在园中观展的意境，丰富观展体验。展览方式多采用文物展陈、数字化多媒体互动、实地体验互动等形式，参观者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以多元互动的形式主动参与体验粤剧之美，展览功能成为公共参与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传统园林多感官体验的精神一脉相承（图6）。
（2）演出粤博馆建筑方案为粤剧艺术提供多样的演出平台：250人规模和50人规模的大小两个室内剧场提供专业的粤剧演出空间；在几组私伙别院中提供的小戏台还原了传统戏曲艺术与茶楼酒家结合的堂会场景；面向荔湾涌两岸公共空间的濠泮戏台以粤剧演出作为纽带将园内园外空间融为一体；向市民开放的屋顶花园和沿涌一带环境都是民间私伙局表演的理想空间；独立小院的别院声歌为研究教育功能提供演出场所，别具一格；而演出功能的核心在于中心园林主景——广福台。广福台是向现存最早粤剧戏台——佛山祖庙万福台致敬的景点，其建筑装饰为全园最繁盛之处，是一座真山水中的粤剧大舞台，可谓粤博馆全园点睛之笔。在其中演一出粤剧，可供全园观赏，结合晚沙湖湖景，再现了“红船晚沙看琼花”的往昔看戏氛围，重现了岭南园林艺术和粤剧艺术的历史关联。
（3）研究和教育在非遗传承工作方面，粤博馆同时是一个专业的研究平台和教育基地。粤博馆主馆中设置了相应的研究空间和学术交流场所，同时粤博馆本身提供粤剧研究的资料库和数据库的网络交互功能，为粤剧艺术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实现研究的开放和开放的研究。粤博馆建筑方案在主展馆中设置了兼具临展与教育复合功能的多功能空间，可根据具体需求灵活支配，而相应的粤剧教育工作同时将作为粤剧文化展览的组成部分；专设的别院声歌小院交通独立，专属为研究教学服务，粤剧专业人士可在不受游览干扰的传统园林空间中进行艺术创造与交流。博物馆主要为粤剧剧场体验、数字多媒体展映、社区公益等活动提供传承场所，成为广大市民、社区开展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及保护的“社会课堂”。
（4）公共参与粤博馆建筑不仅为专业传承人提供研究与教育平台，同时希望通过建筑的开放性设计为民间传承人提供足够的自发性活动空间，如濠泮戏台和一涌两岸的公共空间、对市民开放的天台花园都是民间团体自组私伙局的良好场所；粤博馆专门搭建一条市民穿越通廊，在不改变市民步行习惯的基础上与市民共享园中美景；多功能厅以半开放的形式与市民通廊相连，可同时承接社区文化活动；主馆中的50人规模小剧场以怀旧剧院的形式再现20世纪初广州剧院的氛围。粤博馆通过互动体验式展览功能和多样的演出空间推广粤剧艺术，重新唤起市民对粤剧艺术的喜爱，为粤剧发展积累更多的民间传承人。粤博馆以公共参与作为主要功能之一，力在营造一个开放性的文化交流平台，为粤剧在时展中营造一个亲民的艺术形象，发挥没有围墙的“社区博物馆”功能⑩。它不仅是社区历史、环境、现状的收藏、研究与展示中心，更是一个开展构建社区的共同记忆、加强群体认同、激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创造性活力、社区公益性活动的中心!。
（5）世俗生活粤博馆结合园林共设有六组别院，一是呼应传统园林园中别院的布局形式，二是为粤博馆提供六组在闭馆时段可独立经营的私局别院。晚间粤博馆闭馆之后，六组别院提供高端私房茶膳，粤剧艺术则以堂会形式传承于其间。六组别院中靠近南入口的茶楼别院是常年全天经营，把老广州引以为傲的饮食文化带入粤博馆中，在提供博物馆餐饮休息功能的同时还原往昔品茶听戏的传统世俗氛围。六组别院的经营可保证粤博馆的日常运营，实现经济自循环，具有经济可持续性。在博物馆中引入经营功能是对传统博物馆功能的突破，是方案的争议点。但在粤博馆中再现堂会演出和茶楼听戏的传统生活场景，正体现了粤剧艺术与岭南世俗生活密不可分的关联，体现了非物质遗产的“活态文化”特点，为粤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营造了具有真实性的文化空间。
3结语
非遗文化的定义范文6
关键词：大运河杭州段；文化线路；整体性保护；遗产运河
Abstract： As one kinds of Cultural Route ，Heritage Canals have some Typically characters， It include Multiple types Heritages， The overall valu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Although 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age as Heritage section ，but the Protective behavior must Focus on the whole.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Problems 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facing at present ，Aim to the Rule of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uthenticity”and“integrity”， Presented some Feasible solutions by the Angle of Canal Heritage Corridor construction，to Promote 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Protection.
Key words：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 cultural route ；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 canal heritage corridor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8-76（7）
作为杭州市的重要文化遗产，杭州市对于运河（杭州段）的保护治理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而申遗成功之后，在运河遗产的长效管理过程中，在运河沿线城市建设急速发展中，仍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不断研究当代情况，做好后申遗时代运河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1 运河遗产概念的几种表述
目前国内对运河遗产的表述仍然存在一定的混淆，存在着“文化线路”“线性遗产”“遗产运河”“线状遗产”等多种不同表述。弄清楚这些表述之间的关联和区别，将会有助于我们找到大运河遗产自身的突出特征，同时更好的引入与之相应的保护方法。目前这几种与运河遗产相关的表述被大量引述，但是其出处各不相同，由于这些表述多原出于英译文，厘清它们的所指，宜从它们的英文概念出发：“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线性遗产”（Sequential Heritages）、“遗产运河”（Heritage Canals）、“线状遗产”（Linear Heritages）。孙华先生认为线状遗产是指遗址本身呈现连续的线条形态的文化遗产，属于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形态或者空间形态下的分类；线性遗产应该定义为从线状遗产发展而来的文化遗产的一种分布形态，指由人工营造的线状遗迹串联起来或沿自然形成的线形边界排列起来的点状遗产的组合，这些遗产有着内在的历史文化联系[1]。无论是线状遗产还是线性遗产概念虽然在国内得到较多应用，但都不是国际通用的遗产概念。在世界遗产的文件中出现较多与运河遗产相关的概念为“文化线路”和“遗产运河”。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加入了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内容。2005年的《操作指南》中列出四种特殊类型的遗产可入选世界遗产名录（UNESCO，2005），其中包括：C.遗产运河（Heritage Canals）；D.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从以上的分析可见，这几种表述都与运河遗产有一定关系，但是线状遗产更强调遗产的物质方面，也就是指的是运河河道本身，而遗产运河把运河作为单独的遗产类型来看，当然包括了运河中动态的变化和非物质文化因素，但是仍然是着眼于运河河道本身，未能包括因运河而产生的其他更大范围内的文化、社会影响。而文化线路的概念强调水路、陆路的运输特征和文化交流，包括了两种受到关注的遗产类型，丝绸之路和遗产运河，2003年ICOMOS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行动指南》对文化线路定义如下：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因此，遗产运河是对运河遗产名称的国际通用表述，考虑到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强调历史地区整体环境、精神感觉对遗产真实性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于运河遗产较为标准、妥当的表述应该是文化线路。
1994年在加拿大举行关于遗产运河的会议第1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Expert Meeting on Heritage Canals，Canada，September 1994）详细阐述了运河的概念与具体的评价体系。其概念表述为：运河是一项人类水道工程，从历史或者技术的角度来看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或者是一项文化序列中的杰出代表，也可能是一项纪念性工程，是典型的线状文化景观，或者是一个复杂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并提出运河的价值可以从技术、经济、社会和景观要素四个方面来进行评价。
2 对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特征的认识
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遗产运河具有文化线路的典型特征，即ICOMOS关于《文化线路》（2008年）中所强调，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代表了一种影响文化遗产演变和扩展的新思路，以及对文化遗产背景环境和相关区域的整体价值之重要性的认同趋势，同时也揭示了拥有不同层面文化遗产的宏观结构。”遗产运河囊括了种类繁多的不可移动遗产类型，包括古市镇、古遗迹、运河水工遗产等，并在这些遗产各自价值的基础上形成共同价值。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也引发了对整体性保护方法的探讨。笔者认为，遗产运河保护思路应该重视几个关键因素，一是作为遗产运河基础组成部分的物质要素，即运河遗产申遗文本中所列出的运河遗产的河道、水工、市镇三个层面。二是寻找并明确遗产运河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即这里所说的运河文化，形成遗产运河线路的内在连接。三是认识到遗产运河的动态因素，强调在时间空间中引起数千年人类活动的内在精神动因，以及认识到在当下的环境中运河遗产仍然处于使用中，面临生动的变迁并影响沿线居民生活，即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四是对自然和文化环境的重视，要认识到区域环境提供了运河遗产的背景，赋予它独特的氛围，成为构成运河精神感觉的文化和自然基底。鉴于作为文化线路的遗产运河具备以上多种复杂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强调从整体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来认识其保护方法，整体性在这里便意味着从历史地区整体环境极其变迁的高度来思考其保护，动态性即意味着运河遗产与当地发展和当代城市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不能分割。
因此，在这里运河遗产的整体性保护问题有必要联系到“历史地区环境”的认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6年通过《关于历史地区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每一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从整体上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 其协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因此一切有效的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对整体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除了认识到 “统一体”和“整体价值大于部分之和”之外，其历史地区环境的价值还包括对时间中历史要素积淀的记录和理解，即认识到历史地区是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超越了 “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时空背景及其地理环境。基于运河作为文化线路天然所具有的整体性保护要求，对于历史地区统一性的认识应该作为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本认识，因而在其保护方法上有必要特别强调有助于整体性进步的策略。首先，应在国家、地区或地方一级制订保护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的清单。该清单应确定重点，以使可用于保护的有限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需要采取的任何紧急保护措施，不论其性质如何，均不应等到制订保护计划和文件后再采取。其次，应对整个地区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其空间演变的分析。它还应包括考古、历史、建筑、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数据。出于同样目的，还应制订一份公共或私人开阔地及其植被情况的清单。再次，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数据与结构以及更广泛的城市或地区联系进行全面的研究。如有可能，研究应包括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分析、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土地使用问题、城市基础设施、道路系统、通讯网络以及保护区域与其周围地区的相互联系。最后，在保护计划和详细说明制订之前，原则上应有一个实施计划，其中既要考虑城市规划、建筑、经济和社会问题，又要考虑城乡机构吸收与其具体特点相适应的功能的能力。以上步骤十分清晰的说明了历史地区整体性保护所需要注意的主要方面，并给出了建议性的实施措施。
3 大运河（杭州段）整体性保护路径
从整体性出发，申遗后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优先考虑的有以下几个重点。首先，对运河文化遗产的全面整理，正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刘曙光所言，未来大运河的保护、管理与利用，核心的问题是针对大运河的活态使用、复杂的管理以及广阔的分页范围，做好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整体保护应该把那些自身价值非常突出但又未列入世遗清单的运河遗产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把它们在未来进入世遗清单作为新的工作目标，而合理保护则要围绕发展和改善民生的目标。其次，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遗产保护所遇到的最严重问题，即面临城市建设等多种变化因素之下，遗产核心保护区、缓冲区设立的有效性，及其对保护运河景观完整性所具备的重要屏障作用。最后，是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中对于运河作为文化景观的价值认知，并应从文化景观特性出发实行相应的保护策略。
3.1 保护对象扩充：从点-段的保护向点-线-面（市镇）扩充
在运河遗产整体价值大于部分相加的基本认识之下，各列入申遗名录的遗产具有代表性意义，但是运河沿线相关的各类型遗产众多，这些整体中即使是最为微小的部分，也可以对整体价值做出说明，成为其整体关系连接中的一个有意味的环。同时，某些未列入运河遗产名录的遗产已经列入省级、市级遗产保护单位，对其价值的理解也应纳入整体价值的范围。因此，对运河沿线现存遗产做分类调查，对其使用状况、保存状况、遗产价值做出相应评估，并以运河遗产整体与局部有机关系为相应评估标准，列入评定类别并进行分级保护。以运河市镇为例，大运河（杭州段）已经列于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点远远不能囊括现存有价值的市镇遗产，而这些遗产点作为整体之有机部分，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其次是这些遗产多以点、段的形式申报，而不是从整体的意义上，充分考虑到运河遗产作为历史地区的文化和自然环境，因此物质化的保护必然会带来固化。作为遗产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为三个历史文化街区，在这里作为其遗产的第一圈层部分，这部分遗产多已经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利用，但是仍有两个圈层与之关系密切却并未能够视作其有机联系的部分加以重视，可以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圈层是运河沿线所经但是并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遗产点，这些地区的遗产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对这部分遗产应该进行充分调查，并且将其作为运河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充分考虑；第三个圈层是运河杭州段行政区划范围相交接部分的重要遗产，这些地区并不属于运河（杭州段）的遗产范围，但是基于运河遗产流动性和交融性的特征，运河水道之间的过渡关系不能够截然切断，除这些地区遗产本身的价值之外，作为过渡地带的遗产段相互交流关系也是其价值的体现，将这些分散的遗产点进行联合保护将会扩大运河遗产的总体价值，真正体现遗产整体大于局部简单相加的特征（表1-4）。
3.2 保护区的设定：遗产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控制划定
为确保运河遗产的完整性，要明确运河遗产核心保护区、遗产缓冲区范围，同时应确保沿线保护区、缓冲区设立的有效性。与其他类型的遗产相比，运河河道穿越不同地区，具有较长而用地状况、复杂的岸线，其核心保护区、缓冲区的划定则需要针对所流经的不同类型地面状况进行设立。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遗产区面积1442公顷，缓冲区面积6464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面积合计7906公顷。浙东运河杭州萧山―绍兴段遗产区面积683公顷，缓冲区面积1745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面积合计2428公顷。大运河遗产区的设立多为河道本体外扩5米，道路外扩20米，历史街区外扩40米，缓冲区的设立多为遗产区外扩40-240米范围划定。遗产缓冲区为遗产保护区的附加的保护层，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遗产区的周围环境完整性，而缓冲区的设立范围、用途要依据遗产区的个案情况而定。如加拿大里多运河规定除码头之外，运河沿线30米作为缓冲区，但是ICOMS仍然认为设定过分狭窄，运河周围的可视环境需要更清晰的设定。仅就目前运河（杭州段）遗产区为岸线外扩5米，缓冲区为遗产区外扩40米-240米不等。单从数据上看缓冲区面积是遗产保护区的数倍，而从遗产边界轮廓来看，缓冲区在不同地带所列入的范围差别却是巨大的。从规划中的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遗产保护区、缓冲区划定来看，主要是依河道走向来进行范围划定，形成运河沿线遗产廊道空间，这是一种较为理想型的缓冲区划定办法。然而，据实地考察的情况显示，目前处于城市区域的遗产保护区已经被拥挤林立的建筑群所包围，从实地状况看很难找到规划中的缓冲区存在的证明。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均没有明确的界定标识，缓冲区作为保护区的辅助范围起不到缓冲的作用。由于运河遗产整体景观的不规则，现行规则的、整齐划一的缓冲区设立未能照顾整体景观的绵延。仍应充分论证缓冲区的划定，主要依据为运河沿线遗产要素、景观要素、生态要素的完整性，同时预见到遗产区周边变化的要素对其产生的可能影响。
3.3 保护区的有效性：应对建设发展中的变化要素
历史地区除了遭受直接破坏的危险外，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危险：新开发的地区会毁坏临近的历史地区的环境和特征。“工业发展会因污染空气或水威胁到遗产。新道路的建设，旅游胜地或机场都会给遗产带来超负荷的游客，危及其存在。”[2]可见遗产核心保护区、缓冲区的设立必须充分与城市整体规划相结合的必要性。在这个快速发展变迁的城市环境中，运河（杭州段）目前要应对的正是房地产业的增长，运河沿线近代以来原本就是杭州工业的主要基底，有大量的人口聚居，在城区范围密集的住宅建筑沿线而建，申遗成功后运河的世界遗产价值得到进一步的认证，以其经济价值为驱动的房地产项目建设速度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起。作为城市扩展的配套项目，运河沿线的大规模道路建设项目正在进行。除此之外，运河沿线历来用地状况十分复杂，其用地范围正是在保护区旁边，也就是缓冲区之内，正是这些与运河遗产毗邻的项目在侵蚀着运河历史环境的完整性，要使得保护规划真正有效，便要调动以城市建设项目所属部门的力量，提前确定建设控制地带。在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中详细规定缓冲区范围内建设项目、类型、建筑轮廓线、建筑之间道路交通组织形式等可能影响其景观环境的因素。同时，在制定遗产保护区、缓冲区规划并出台相关规定之后，在保护区附近、缓冲区范围内进行建设时，应该上报杭州市运河管理部门，会同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杭州市道路交通局等职能部门，进行勘测并提出协调性意见，最大可能的减少损害遗产区整体环境的建设项目。
3.4 遗产管理：体系化的保护制度和保护规划
应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加大运河周边环境景观的保护力度，落实分级分类管理相关要求”，以及《中国大运河缓冲区管理细则》和《中国大运河环境景观保护与协调导则》制定系统化的遗产保护管理法规。一是制定公布《大运河（杭州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针对大运河遗产管理的主要问题，明确立法依据，完善遗产地保护管理权属、保护管理内容、保护管理路径方法。使之成为各管理部门的管理依据；二是制定颁布《大运河（杭州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明确划定运河遗产保护核心区、缓冲区，用于遗产地核心区、缓冲区日常管理和长期管理，并监督约束各文物、建设、规划、环境各交叉职能部门合作工作；三是制定《大运河（杭州段）文化遗产管理监测日常管理制度》。规定遗产运河各类型遗产日常监测的主要工作范围、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工作标准等，以促进以运河遗产监测的运作常态化、信息化。四是制定历史地区各类型遗产保护手册。如，制定《杭州市省公共水域及运河条例》对运河遗产的管理，遗产构成，附属建筑物的管理权属以及日常维护单位做详细规定；《杭州市运河遗产管理手册》对运河遗产如驳岸、植被、构筑物、设备等的做出分类描述，对关键性问题和保护措施做出规定；制定《杭州市运河景观保护管理办法》规定遗产核心保护区、缓冲区景观规划关键问题。制定《运河遗产建筑和船闸、运河住宅和景观管理手册》、《运河植物保护管理方案》等围绕运河遗产保护行动制定的主题性手册，并发放相关城市规划、建设、基层管理机构作为指导运河保护建设的参照。
3.5 在保护中发展：运河遗产廊道建设的整合策略
遗产运河的形成得益于长期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也被认定为一种文化景观。运河遗产廊道建设以运河沿线人的活动为出发点，将运河沿线自然、人文环境的整理，遗产点保护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整体策略。
3.5.1 运河遗产廊道尺度
对于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廊道范围划定应该是怎样的尺度，根据俞孔坚团队对于京杭大运河沿线遗产分布范围的调研，确立以3km为界，可以包括90%的遗产。而基于杭州运河水网的特征，同时依据对沿线景观遗产初步调查，3km虽然大致可以囊括主要遗产点，但是基于沿线多为建设地带，3km范围是不现实的。应该依据对于运河沿线核心区、缓冲区的规划范围为基础，划定景观廊道范围。同时如果以严格的平行线划定运河景观保护范围，实际上是忽视了景观的自然特征，须知运河沿线景观遗产的组合实际上是有机的、变化的，因此景观廊道划定应该是在缓冲区范围基础上结合景观绵延特征划定，而江南运河（杭州段）景观特征应该具江南风情的，如枕水人家式的，而浙东运河（杭州段）应该是山阴水道的明快起伏宛如长幅画卷。
3.5.2 列出遗产保护清单
大运河遗产作为文化线路遗产，其基本特征在于作为整体的价值大于单个部分的简单相加。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尽管运河河道、运河水工遗产等与运河本身关系密切的遗产构成了运河遗产的核心部分，但仍然需要充分重视运河沿线其他各部分未列入世遗名录的各项物质的、非物质遗产，要能够在考虑沿线各类型遗产相互说明的有机关系上理解其价值。因此，除了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点，运河沿线其他部分的遗产考古发掘和分级保护将会是运河成功申遗后的首要任务。目前列入大运河（杭州段）作为遗产点进行保护的除了有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河道，浙东运河萧山―绍兴段河道，其他组成部分主要为运河水工遗存、运河沿线历史街区（表1、表2），这些遗产点构成了运河遗产的核心部分。尽管只经过初步考察，也仍然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便是运河（杭州段）沿线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种类众多，已经成功申报的遗产点远远不能囊括。从遗产保护的完整性上看，这些未能作为遗产点进入申报名录的部分需要经过充分调查，纳入保护范围之内。保护清单的制订包括：运河沿线区域内自然景观资源、历史资源、历史及考古资源调查，列出详细清单，并对其价值进行分类评估，制定出保护的时间次序；调查并确定沿线区域内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列举因受破坏威胁的自然景观资源、人文历史资源清单，评估其价值并制定修复性保护计划。
3.5.3 遗产监测平台
大运河遗产监测系统平台是加强世界遗产地各项管理，获取遗产监测报告基本数据的途径。运河（杭州段）遗产的监测工作虽然一直都在进行，但是监测工作较为分散，申遗后应根据现实情况，打通运河遗产管理部门与河道管理部门的数据平台，建立系统性遗产监测平台。监测内容主要为：遗产本体及历史地区整体环境：遗产保护核心区：①运河河道本体状况；②运河水工设施遗产状况；③运河沿线历史街区状况。遗产保护区缓冲区：①各类型遗产保护状况；②自然环境变化状况；③人为活动变化状况，特别是周边地区开发对保护区文物的影响状况；遗产保护区变化要素的监测。①运河河道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治理状况；②运河沿线主要节点状况；③运河沿线城市建设变化情况。④道路交通组织变化情况；⑤环境质量和生态变化状况。
3.5.4 绿道系统建设
在景观资源调查清单的基础上，规划建立运河沿线绿道系统，以有机连接沿线自然、人文资源，加强沿河分布遗产点与运河的交通联系，维护运河遗产廊道的完整性。绿道系统应该包括，慢行系统设施―两岸及水生植物系统―生态保护设施系统―遗产标识和解说系统。绿道通廊虽然是建立在运河沿线，但是其走向和组织系统却应不应视为一条简单的步行道，而是以绿道走向和组织实现遗产间有机联系。规划绿道慢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设立沿线的遗产点说明标志牌，覆盖完善的信息服务设施，通过绿道系统连接遗产廊道3公里范围内相关遗产点，除了运河水工遗产的可达性之外，另外还包括街区、市镇、距离较远的河埠头、历史建筑、古遗迹等，连接沿线各遗产点-街区-市镇形成完整的游览系统。除了绿道系统内部联系通达之外，与建成城市区的交通通联也十分重要，打通运河绿道系统（主要为步行和自行车道路）与城市交通要道之间的节点，设置出口和标志，使得城市中的居民、社区居民能够通畅的进入绿道系统。同时可以绿道系统建设带动沿线生态保育，当前除了市区已经建成绿道之外，主城区以外地段的土地使用者分别为，农田所有者、大型工厂、码头、港口所有者。而这些沿线各异的景观形态其实饶有各自的趣味，应制定相应的遗产区居民保护手册，鼓励沿线各土地使用者保养各自单位所属的堤岸，栽植富有水生特征、维持水土的植物，整理沿线工厂建筑、码头港口景观，保留各自小单位的特色，提升景观生态功能。
3.5.5 遗产廊道景观规划
在建设绿道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景观整体建设。遗产景观廊道应该包括：遗产点、面、线系统通廊（遗产景观、交通、空间关系），绿道系统（河道、堤岸、沿河绿带）以及宣传解说系统通廊（图1）。
考虑到运河作为线状蜿蜒的景观形态，其长卷形的景观特征更应该得到充分展示。许多当地居民有必要了解保护区、缓冲区的说明。保护区规划应该对景观设计留有空间。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建筑并不在保护区范围，但是其建筑的高度、体量、轮廓、密集度等都会影响运河沿线景观，而这一蜿蜒绵长的运河水线是景观视觉空间的核心，从这个视觉点出发所涉及的范围都是总体景观的一个组成因素。因此景观规划建设应以运河水线景观为中心。运河沿线的遗产形态众多，有点状的遗址，有面状的历史街区，有水系网络联络的市镇，而这些遗产本身的景观特征都是不规则的，因此保护景观规划建设不能够以沿线框线型的围护为准，应该考虑到运河枕水而居的江南水乡景观特色，视运河景观为连绵的、有起伏的、有、有停顿的画卷。
3.5.6 荒野地带景观介入“反规划”角度
在现代城市之间荒野地带景观自成一格，已经十分稀少而珍贵。而在目前城乡建设如此密集的情况下，反规划角度的介入便是要“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规划来保护城市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要首先规划、保护和完善非建设用地，包括各种自然要素，如河流、湿地、湖泊、岸线、滩涂、防风林带、主要山体、森林斑块、栖息地、高产农田等。”[3]当运河从高大的楼宇建筑穿出，两岸仍能看见大量自然荒野地段景观。运河（杭州段）荒野地段景观包括：抛荒的平原行地带，这样的地段往往夹杂在工厂建筑、居民楼建筑之间；乡野地带的农田景观，这些具有江南水乡风味的作物、树木、飞禽等交织的景象，非常珍贵的让人缅怀文人笔下的水乡况味，然而十分稀少；保护地段人工营造的植被景观，这些被人工加固和养护的河岸栽植整齐的树木，繁茂的绿色一直绵延，成为沿线一道工整的屏障。当越来越多的现代房地产侵蚀运河沿岸黄金地段之时，两岸的景观大多被破坏殆尽，在岸上行走或是行船，所看到的便是外表毫无吸引力的高大楼房，而在这样不可避免的现实之下，这些未被人工干预的荒野地段在现在看来是构成运河景观的最好部分。这些荒野地带正保留了运河风景的本来面貌，应该优先得到保护。
4 结语
“最小干预”是一切对于遗产的保护利用方法实施过程中都应遵循的原则，正如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早提倡整体性保护方法的城市所认识的到的那样，“城市不应发展得太快，这一反发展原则，强调了对于既存建成环境的改善利用优先于新的开发建设”[4]。干预活动真正目的不在于新建，而在于以保护更新活动促进当地生活的改善，“在被保护的历史城区，新要素介入的最直接效应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5]在所有这些保护行为中都应该尊重和认识到历史环境中人的活动，并以当地历史环境中生活的人基本利益为最终目的。思索当代运河遗产保护中真正的难点，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和博物馆化，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存在的整体环境的消失，而在当代对于历史地区环境整体性保护方法的实施，就是要通过最小干预手段，介入遗产地区，以提升历史地区居民生活自然、人文环境为主要的行动目标，而只有整体性保护才能较好的保证场所精神，而运河遗产及其精神传承的旨归也尽在于此。
参考文献：
[1]孙华.“线状遗产”、“线性遗产”、“文化线路”关系说[J].世界遗产，2015（3）.
[2]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世界遗产相关文件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1.
[3]俞孔坚，李迪华，李海龙，等.京杭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