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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样本的确定
为呈现我国会计理论研究30年之全貌，我们收集了《会计研究》从1980~2009年共266期上所刊载的4225个信息点，并将其作为研究的原始信息库①为保证研究样本的相关性和代表性，我们依据以下四个原则对上述原始信息点进行筛选。
(一)剔除毫无关联信息原则
由于信息公告、简讯、新年献词、社论、书评以及编译文稿等信息点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是毫无关联的，故应将其删除。由于会议纪要、会议综述、读者来信、论文摘编、人物介绍、会计诗歌以及回忆录等信息点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关联度不大，故应将其删除。
(三)剔除代表性不强信息原则
鉴于对领导讲话的非学术性，以及不足两个版面的短论对专业问题论述的全面性和深入性等方面考虑，仅从会计理论研究的学术视角上看，它们的代表性不强，故应将这两个方面的信息点删除。
(四）剔除统计项目残缺信息原则
由于一些论文未标明本研究所需的信息，致使我们的分类项目研究无法进行，故应将涉及所有统计项目有残缺的信息点删除。
经过上述筛选，共剔除不符合要求的信息点1438个，最终得到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高度相关的论文2787篇。
二、样本总体的分析
为从宏观上把握30年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总体情况，分别从样本总体各年数量分布情况和各分类项目结构情况等两个方面，对《会计研究》的刊文进行总体性研究。
(一)各年数量分布的分析研究期间样本总体各年数量分布情况详见表1。
由表1可清楚看出，根据各年刊文数量的多少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1985年该阶段年刊文数量均值为40篇;第二个阶段是1986~1994年该阶段年刊文数量均值为60篇;第三个阶段是1995~2009年，该阶段年刊文数量均值为134篇。
各年刊文数量为什么会如此分布呢？两次改版是其主要原因。首次改版是1982年即《会计研究〉从1982年开始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这次改版导致了第二阶段刊文绝对数量均值的明显上升。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1982~1985年间各年的刊文均值数量(为40篇）并没有比改版前各年刊文均值(约为40篇)有明显增加。1982~1985年《会计研究》改版后，信息点绝对数量增加不少，但其中增加的信息点很多又因未标明作者单位而被剔除，因此，1982~1985年间的刊文均值数量并没有比改版前有明显增加。但随着刊文信息的逐渐完备，从1986年开始无作者单位信息的刊文明显减少;第二次改版是1995年，即从1995年开始至今《会计研究》改为月刊，此次改版是出现上述第三阶段特征的直接原因。
(二)分类项目总体的分析
为详细研究期间样本的特征，本文按研究领域、单位性质、联合署名以及研究方法等四个不同标志分别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类，各分类项目的结构分布情况详见表2@。
表2 研究期间研究项目总体分布情况表
由表2可知，在研究领域项目中“会计”占的比例最大，高达49%,“审计”占的比例最低，仅为5%。“财管”居第二位，“成管”排第三位。其主要原因有三：（1)会计领域研究的基础性。由于会计领域的研究是在会计理论研究结构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即成管、财管与审计等三个领域的研究往往都依赖于或相关于会计领域的研究。（2)会计领域研究的广泛性。（3)审计领域研究成果发表的多渠道性。审计领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专门的、专业性更强的发表通道一《审计研究》，因此，其在《会计研究》上刊文的比例一直处于最低位;在单位性质项目中“高研”的比例最大，达80%。“政府”的比例为14%居第二位，“实务”占的比例最低，仅为6%。此结论表明，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者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主力军;在联合署名项目中“独撰”的比例最高，达58%。“两人”的比例居第二位，“其它”的比例最低，仅为12%。此结论表明，我国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主体大多还是“单独”作战，“联盟”氛围还有待培养;在研究方法项目中“实证”的比例还远低于“规范”的比例，它表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主要还是‘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的应用空间还有待拓展。
三、分类项目变化趋势的分析
为动态反映30年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特征的变化趋势，下面分别从研究领域、作者单位性质、联合署名以及研究方法等四个方面对《会计研究》30年来的刊文进行分类研究。
(一)研究领域变化的分析
为揭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在不同时期研究重心的变化，依据前述标准将其分为会计、财管、审计和成管等四个研究领域。为使不同年份不同领域刊文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我们采用了项目比例办法对绝对数据进行了转化③研究期间各研究领域的刊文分布情况详见表3。
由表3可清晰看出，研究期间“会计”和“成管”领域的研究总体呈逐渐下滑趋势。而“财管”和“审if’领域的研究总体则呈逐渐上升趋势。研究环境的变化是研究领域出现上述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1990年以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要解决会计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如何有效控制并降低成本等问题。因此，在此期间，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会计”和“成管”两个领域，而“财管”和“审if’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但在1990年之后，随着沪深交易所的挂牌成立，有关上市公司的各种商业数据库的不断推出，使得研究数据的获得变得更为方便。20世纪90年代我国注册会计师考试以及执业逐步制度化。这些基础环境的深刻变化是导致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财管”和“审计”研究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
(二)单位性质变化的分析
为全面了解并摸清从事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主体情况，我们按作者单位性质将研究样本分为高研、政府和实务三个类别。研究期间作者单位性质分布情况详见表4。
由表4可清楚看出，研究期间“高研”部门的研究者在整个会计理论研究者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而“政府”和“实务”两部门研究者的比例均呈不断下降趋势。此结论表明，“高研”中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而‘政府”和“实务”两部门则相反。在“高研”部门，其人员的主要任务是专业教学和理论研究。另外，职称晋升也与其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高水平的专业研究成果紧密挂钩。而‘政府”和“实务”部门工作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对其自身来说，并非是“非有不可”，主要是“锦上添花”。因此，工作性质和考评机制是出现上述趋势的主要原因。
(三)署名情况变化的分析
随着外部研究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研究手段的“实证”化，往往就会使每位在知识结构方面难免存有一定局限性的研究单体，在从事大型综合性研究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对于这种大型综合性研究通常需要由研究团队的合作来完成。为全面分析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主体的合作情况，按照作者署名情况将研究样本分为独撰、两人和其它三大类别。研究样本的联合署名情况分布详见表5。
由表5可清楚看出，研究期间“独撰”的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而“两人“和”其它”两类的比例则均呈逐渐上升趋势。此结论表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团队”越来越多，“合作氛围”也越来越好。不过，目前的合作大都还只限于师徒间的合作，尤其是在校学生(硕士、博士)和导师的合作，合作的范围对象还比较狭窄。近些年来硕博招生规模的扩大、研究资助项目的增多以及博士生或硕士生参与导师研究项目的广泛性，可能是合作成果比例逐渐增长的主要原因。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和报告表述的日益数字化，定量研究的基础环境逐渐完善，而进行大量数据统计和处理的专业研究在客观上就需要有多人合作才能有效完成，这也是导致近年来合作成果比例逐渐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研究方法变化的分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充分说明利“器”在善“事”过程中的重要性。由于其它学科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在会计理论研究中不断借鉴并被广泛运用，使得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变化，这一趋势在国外尤为明显。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工作者是否做到与时俱进了呢？为全面了解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根据研究方法的差异将样本分为实证和规范两大类。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样本分布情况详见表6。
由表6可清晰看出，研究期间“规范”的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而“实证”的比例则呈逐渐上升趋势。此结论表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证研究方法正在日益得到重视。研究方法发生如此深刻变化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但主要还是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有二：（1)定量研究的基础环境逐渐完善。如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并逐渐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日益全面和规范，以及各种商业数据库开发和运作的迅速展开等。（2)实证研究的人才队伍日益壮大。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研究方法对国内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影响的不断扩大。另外，归国留学人员也是从事实证研究的一支重要主力军;主观原因是，研究者正逐渐感悟到单纯规范研究的困惑和乏力，并认识到“数据”说话的确凿和有力，这些也直接促使了他们在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变化。
四、《会计研究》和AccountingReview刊文的比较与分析
为揭示国内外在会计理论研究特征上的差异，尤其是与美国会计理论研究特征上的近期差异，我们分别选取了2005~2009年连续5年《会计研究》和AccountingReview上的刊文并进行分类比较研究。经过筛选共得到AccountingReview的有效研究样本246篇，《会计研究》上有效研究样本727篇⑤为使研究项目在数据上具有可比性，我们仍对其采取了项目比例的办法进行处理。两者在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四个方面的情况详见表7。
由表7可知，两者在研究领域的内部构成排序和构成比例高度一致。“财管”位居第一，比例占40%左右。“会计”位居第二，比例占31%左右。“成管”位居第三，比例占15%左右。“审计”位居第四，比例占14%左右。另外，两者在单位性质的内部构成排序上也高度一致。“高研”位居第一，“政府’位居第二，“实务”位居第三。但两者在单位性质的内部构成比例上有些差异。美国“高研”比例高达99%,“政府和实务”部门的研究者却寥寥无几。而我国“高研”的比例比美国要低，但也高达92%,
“政府”部门研究者的比例却比美国高，另外，我国还有一些“实务”部门研究者。此结论表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财管”领域的研究已成为近5年来会计理论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主体仍是高等院校的工作者。
同时，由表7还可以看出，两者在联合署名和研究方法项目上还存有不小差异。在联合署名方面，美国“独撰”和两人合作的比例均低于我国，而在“其它”项目比例上却明显高于我国，高出近21%。在研究方法方面两者的差异也非常明显，美国“实证”研究的比例高达99%,“规范”研究微乎其微。而我国研究仍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出现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实证”研究的环境还不像美国那么完善。反过来，“实证”研究为辅的地位又是导致我国“其它”项目比例明显偏低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与启示
根据前述对《会计研究》刊文样本总体分析、分类项目分析以及与AccountingReview近5年(2005~2009年)刊文分项目的比较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与启示。
(一)单位性质高度集聚，研究主体需进一步分散化
无论是对国内研究主体单位性质的总体分析(见表2)和变化趋势分析(见表4)还是对国外研究主体单位性质的总体分析(见表7)研究结论均表明，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主体高度集聚于高校及其设立的研究机构，相比国内，美国的集聚度更高（占99%)。鉴于高校及其研究机构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教学和专业理论研究工作，比较而言，他们更擅长于逻辑性较强的纯理论性研究，而对会计学科来说，它不仅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而且还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为此，要全面提高会计理论对会计实践的指导作用，进一步促进会计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研究主体队伍中不仅要有专业理论研究工作者，而且还需要有从事会计实务活动的实践工作者，故会计理论的研究主体仍需进一步分散化。
(二）团队合作氛围趋好，合作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
国内研究主体署名情况总体分析(见表2)以及变化趋势分析(见表5)的研究结果表明，“单独作战”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占58%)，不过从长期变化趋势上来看，“独撰”的比例在不断减小，“两人和其它”的比例在不断增大，即团队合作的氛围在不断形成。与美国在这个项目上的同期比较研究(见表7)结果表明，美国的团队合作意识更强。另外，国内的合作团队多为“师徒团队”，由于师徒在知识结构，甚至思维方式等方面难免会有很大的相似性，这种天然的局限性可能会对研究成果的创新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合作团队的合作对象范围可进一步扩大至其它专业和学科领域相信在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背景下，“大”合作必将会带来创新性更强的“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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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分化，关于应用型本科的教学导向及理论研究出现了较大变化，从教学计划及培养方案看，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始日渐偏重于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对于学生的理论性教学日益弱化；从理论研究看，大量的应用型本科会计教学研究集中于如何改进和提升模拟实训的教学效果，关于应用型本科会计理论教学的思考日渐势微。在相关研究中，针对应用型本科财会人才的培养，也倾向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学生对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应用和把握能力。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财会类课程设置方面，关于实践课程设置与设计的研究分析占据了40%以上的比重。这一趋势反映在《基础会计》的教学安排上，导致提升学生动手能力的实训课时和教学内容比重不断增加。对应实训要求，无论是授课重心还是时间安排，《基础会计》中方法性内容的教学不断突出，理论性内容被淡化处理。
作为各高校财会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多数财经院校非财会专业广泛开设的必修课，《基础会计》课程的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到财会类专业的后续专业学习。从学生的知识结构及发展潜力看，如不能将《基础会计》中深刻的理论意义传授于学生，则极易导致学生对于会计的理解过于狭隘，偏重于学习和掌握会计核算，而无法有效体会和把握会计的监督、管理职能，从而也无法有效学习和掌握将在高年级开设的，如《内部控制》等相对综合和理论化的课程，不利于日后职业发展空间的拓展。从教学过程看，笔者对所教授的大学三、四年级的财会专业学生进行了相应的理论知识探测，结果很不乐观。而经过相应的问卷调查也发现，学生对于会计理论在实务中的指导作用以及个人职业发展的支持作用缺乏清醒的认识；从就业情况看，用人单位也存在着矛盾，既希望学生具有相应的实践经验，又希望学生具有充分的发展潜力，表现为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寄予厚望。从近几年社会就业需求看，用人单位在以985、211等院校为代表的重点大学和应用型本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政策，原因之一就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专业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潜力有限，尽管其具有较好的动手能力。
就财会专业而言，《基础会计》的学习是起点和基础，具有启蒙的性质，《基础会计》的学习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会计理论的认知和把握。由于课程结构的特殊性，对于《基础会计》的教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院校对于会计理论的教学思考。笔者在解构《基础会计》课程结构的基础上，对财会专业理论性教学进行分析，以完善应用型本科院校会计课程的教学，改进应用型本科毕业生知识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之间存在的不足。
二、《基础会计》内容结构
为直观描述当前国内应用型本科会计理论性内容教学的情况，笔者以《基础会计》课程为例，选取了五册面向本科的相关教材，并就其中的内容编排进行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这份简易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关于普通本科《基础会计》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三部分：
（一）理论基础 这部分内容可以说是《基础会计》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对编写人员会计理论功底的考究，既要系统、合理的安排这些会计的理论精髓，又要使初学者易于理解和接受，还要便于教学人员的课堂讲授，同时篇幅又不能过分展开，难度非常之大。从构成上看，众多教材主编人员的认知都非常统一，基本都会容纳会计史、会计职能、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假设、会计程序、会计对象、会计要素、会计等式、科目与账户及复式记账等内容，差别在于各自的详略不同。
在这些理论构成中，当前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将会计职能和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中心点，逐渐延伸出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等后续的理论；会计对象、要素等理论则是整个会计工作实务的基础；而通过会计史的学习，可以将会计的发展投影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宏观的角度体会和把握会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而不会在学习中仅仅将会计作为一种技能和知识学习；科目与账户和复式记账两部分应属于理论基础与实务的衔接部分，是会计理论知识具体化为会计实务操作的基础，也是整个基础会计的重点和难点，前述的其他理论内容对于学生而言可能会因其遥远而淡漠，但这两部分如不能掌握则整个会计的学习将无从谈起，后面的实务学习更成为空中楼阁。
从学校在校期间的整体学习角度看，该部分理论构成是对会计理论知识的高度精炼，是学生日后展开相关会计课程学习的基础，需要在会计后续相关课程、乃至实务工作中反复消化、吸收。通过对这些会计理论的反复学习，才能够使学生认识和把握会计理论的真实内涵与架构，并将之融入日后的企业经营管理中，在具体工作中真正发挥会计的管理职能，提供真实、公允的会计信息。授课教师理应在学生接触会计伊始，就给予高屋建瓴般的教育和引导，为其会计学习的整体规划描绘一幅深远的蓝图，特别是关于会计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知识，是学生日后关于会计深层次内容学习的基础，因而此部分内容的教学安排往往突出体现了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本科的差异。更有学者在教材编写方面完全从理论角度展开思想实验，着重于会计的监督管理职能，以俯瞰的视角把会计知识的学习融入企业经营管理，而略去会计核算的细枝末节。
（二）实务工作基础 各教材在此部分内容方面也比较统一，基本由证账表、业务循环核算及会计核算组织三方面构成。证账表的内容主要涉及凭证和账簿的相关结构和作用，对于刚刚接触会计知识的学生而言，因为有大量的实例可供参阅，知识点相对具体，且与实务工作高度契合，所以容易接受，在会计知识方面也往往会有较明显的收获感。对于应用型本科学生而言，此部分内容的学习和把握可以直接帮助其较快通过“会计实习”，进入工作状态，在学习态度上也更为投入。但从本质上而言，凭证与账簿只是会计信息的处理手段和载体，过于强调凭证与账簿的实务处理而不深入剖析其背后所蕴含的管理与控制意义，则会使学生对会计的学习流于表面，使会计变成一种机械的技能操作练习，限制了学生对会计的纵深思考。
报表作为会计工作的最终成果，包括报表与会计要素的关系、报表结构、报表编制与报表数据分析等内容，是整个会计核算的核心所在。因为在后续的相关课程中有更详细的报表编制与报表分析，所以在基础会计中强调的是报表要素与报表结构。大量的西方会计教材会以报表为会计学习的起点，先在学生的头脑中勾勒出会计信息的结构，然后由此展开会计的细节和生成过程，再延伸出会计目标、信息质量等知识点和复式记账等内容，从教学结构的合理性看，与国内的传统思路相比较，笔者认为西方会计教材的编排更利于提高学生对会计核心知识点的理解。
业务循环核算是结合前面的科目及复式记账相关内容，以工业企业为模板，用简易的业务案例组合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会计基本处理，同时初步体会企业的资金循环构成。对于初学者而言，从日常的单式思维过渡到会计学习的复式处理有一定难度，而且对于会计科目的运用也非一夕之功，这些障碍使得此部分内容成为基础会计学习的难点，但业务循环对于后续的中级财务会计至为重要，也是基础会计教学中比较难于把握比重的部分。在应用型本科的教学安排中，往往会结合模拟训练进行大量的练习，也从一定角度体现了应用型本科在教学方面所提出的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宗旨。
会计核算组织是针对手工核算模式下证、账、表各项工作的衔接安排，即传统意义上的非汇总与汇总记账模式的区分与应用。虽然这部分内容是业务循环核算的延续，也是手工会计核算条件下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内容，对深入理解汇总记账凭证及科目汇总表有显著意义，但从所选教材的内容编排看，均未涉及信息化条件下对这些模式的调整和改进，与当前会计实务中的信息技术应用有所脱节。
（三）知识拓展 该部分内容是教材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在结合前述理论、实务知识的基础上，对会计相关的补充和延伸，或者是为其他非财会专业使用者提供的后续学习指导，因而在内容组织上比前两部分要显得分散。从整体构成上看，多集中于会计实务的相关知识，如会计工作组织、会计规范、财产清查等，信息化则应归为对当前信息技术条件下对会计工作的影响的介绍，而期末账项、资产计价和成本计算则属于会计知识的中、高级要求。由于多数院校在后期会安排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与会计信息系统等课程，这些内容往往简化处理，只是给学生一个大致介绍，并不过多深入，也可以使授课教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根据任课状况自行调整和发挥。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现状
国内《基础会计》对于会计理论的体现较为全面，在理论与实务的衔接方面基本能够满足本科的教学需要。所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出现理论内容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教学安排，而这些不足又分别从课时、师资及理论拓展等方面体现出来。
（一）课时安排 目前多数院校在《基础会计》这门课程方面会安排54学时左右（每周3学时）的授课量，这样的时间安排如果能够完全用于课程讲授没有问题，所要注意的是如何协调理论基础与实务知识的关系，笔者认为理论部分的课时应不低于三分之一，而且应当在整个课程的讲授过程中在不同的内容中反复强调，如在核算部分印证会计对象、要素，在报表部分强调与会计信息质量、会计要素的对应。通过理论与实务的多次互动，加深学生对会计理论的深入理解，强化其对会计理论重要性的认知，为后续的学习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因为实务内容的演练以及业务核算的要求相对琐碎、细致，任课教师通常会在这些内容方面占有较大比例的授课时间，教材前面的基本理论通常快速通过，留给学生的是若干概念、定义以及似懂非懂的原则、意义等。在后面的业务核算内容的学习中，往往会着重于会计分录的技术性处理，把学习重点局限于单纯的业务分录编制，各个业务内容也被孤立分散开来，难于把握资金运动的整体性。在后续的中级财务会计课程中，通常的思路也是按照资产负债表的项目次序展开学习，其内容也多体现为对准则的案例式解读，由此形成应用型本科院校财会专业学生在开始的会计学习中，虽然接触了相当的会计理论，但更多的是流于背诵和记忆，事后缺少将理论与实务进行融合的意识和能力，这也恰恰是应用型院校与研究型院校在本科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
（二）师资安排 由于《基础会计》在课程讲授难易度方面有很大的延展性，导致在师资安排方面往往有很大的波动，而应用型本科院校会计教师往往整体缺乏实践知识，特别是在有新进教师时，通常会安排其从本课程入手，这既与当前的财会专业师资构成有关，也与课程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从师资构成看，当前各院校在新进师资方面条件迅速上涨，本科院校的专业师资已过渡到以博士学位为主，大量新毕业入职的教师在专业学习方面功底扎实深厚，但往往是本硕博连续攻读，缺少必要的实务与课堂历练，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尚未适应，对于课程重心的把握有所欠缺。这些新教师在进行课程教学时，基本的思路是随教材进行，对理论的讲授流于书面化，与后续的内容以及专业的学习前景结合不足，造成学生在理论基础与实务结合方面产生脱节，加上就业与学校整体营造的应用型氛围影响，学生会更加注重于易于操作、容易看到学习成效的模拟训练。从课程特点看，一则本课程在操作练习方面有较大的弹性，如教师出现课堂讲授方面的困难，可以通过操作练习加以弥补，能够给予新教师较大的缓冲余地；二则本课程内容相对通俗，新进师资经过多年的学习，在课程知识构成方面通常不会有疏漏，不会产生教学内容方面的障碍。
作为向学生提供财会专业起点的课程，《基础会计》无论在内容还是课程驾驭方面都对任课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既要在课堂上深入浅出的阐明会计与社会、企业及个人的影响，又要将会计的各项具体工作中蕴含的理论意义予以解读，让学生在明白会计具体工作细节要求、具备基本动手能力的同时，还能够理解这些工作安排背后的缘由，即通常所说的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而这些课堂讲授中的深层次要求，任课教师不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和实践是无法达到的。单纯的课本解读，往往会导致学生对理论性内容重要性的认知不足，由此在进入后续课程学习时，所能理解和把握的通常就是若干孤立业务的会计处理，而无法把握这些处理背后的动因，从而将自己局限于会计的操作性学习。所以，对新进教师的成长可通过以老带新，或从模拟训练等内容入手为宜。
（三）理论拓展学习安排 财会专业的理论拓展教学包括横向的多学科拓展，如管理学、金融学以及哲学等，因各院校在专业培养模式、思路方面的差异，会有一定的差异，但基本都会设置相关的课程，区别只在于课程要求的难易和构成，过多的理论性内容会脱离应用型本科的本质，而相关理论的跨度也正是研究型与应用型的重要分水岭。会计理论教学还包括在专业内的纵向拓展，许家林（2008）曾撰文就大学财会专业本、硕、博各层次在理论层面学习时应予以关注的内容，以及相关理论性教材及论著进行了总结，提出本科层次的会计理论教学应“充分考虑会计理论的点（专业）——线（发展线索）——面（知识）……重点应当是以丰富学生会计理论的知识点为基础来了解会计理论的基本结构，以拓展其会计理论方面的知识面及应用会计理论解释、评价和指导会计实务的能力。”笔者认为，这里的点，即指应该使学生对会计理论的内容及架构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对于理论与业务处理的关系，理论对实务的指导有所体会，这样的要求应该不分研究型和应用型，对于所有的财会专业学习都适用。特别是随着我国会计准则对会计制度的逐步取代，未来的企业会计工作越来越强调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和专业综合能力，而此种能力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就是会计人员的理论水平，这也正是企业对重点院校毕业生青睐的原因之一。
虽然应用型本科财会专业教学不必完全以理论为主，但对于必要的理论启发和拓展还是应当贯穿于学生的专业学习。而这种学习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由于理论性课程的不足，任课教师的指导和启发尤其显得重要，诸如相关课程进行中，围绕相关内容对会计理论的适当延伸和提示，相关基础性理论读物的推介等。
四、结论
从财会专业的课程体系看，《基础会计》是集会计理论、会计方法和会计技术于一体的完整体系，而且应当理论为先，方法、技术居次。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对会计理论知识的阐释，不能过于偏重对会计方法和会计技术的讲解与演练，应当使学习者在对会计方法等实务性内容的学习掌握过程中，时刻感受会计理论对会计实务的巨大影响力及其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而通过前述分析可以看到，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以《基础会计》为起点的会计理论教育方面矫枉过正，在强调实务操作性教学的同时，在课时安排、课程设置及师资等方面，对理论性教学有着过度抑制的倾向。特别是在中后期的会计学习中，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后续课程除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等共同主干课程外，会安排大量的实务性会计课程，如笔者所在院校在大学三、四年级会安排金融类行业会计的课堂教学与实验。如此虽然间接为用人单位节省了相应的职员培训成本，短期内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但此种社会效果是以学生的长期发展为代价，学生在后续的职业发展中难以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还会导致应用型本科学生在人才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也不利于学校的长期发展。
在专业课程设置上，财会专业通常会设置由“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高级财务会计”等专业主干课程，构成了“理论-实务-理论”循序渐进的学习循环，形成在理论认知上的螺旋式上升，再加上“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等专业方向课程，构成了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完整的理论架构。而在当前应用型办学指导下，对理论的削弱导致各门课程相对独立，知识掌握分散，贯穿于课程中的理论线条脱节，无法在学生的专业学习中形成对财务会计的整体理解，既降低了学习效率，也束缚了学生在工作中基于财会专业的纵深发展。虽然在高年级通常会开设“会计理论”、“内部控制”等理论性课程，但因为前期理论储备不足，加上毕业求职、实习等事项干扰，学生在最后阶段的学习上无法有效深入，失去了最后的理论提升机会。
所以，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理论教学不应该呈现弱化状态，需要进一步的精心安排，包括在现有课程中进行必要的理论引导和延伸。首先在课程设计及课时安排方面，应当从基础会计开始，就向学生灌输会计基本理论架构，给学生以明确的会计理论意识。在课堂讲授方面，任课教师应当有意识的进行理论提升，引导学生尝试理解具体会计处理背后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在相关实验课程中，既要通过实验知其然，更能够思考其所以然；其次，在师资安排方面，对于基础会计等理论性要求较高的课程，尽量安排具有教学经验、能够准确把握课程内涵、寓教于理的老师，从学习伊始就给予学生较好的理论起点；最后，作为教师的职责，应当多向学生推荐必要的会计读物，既包括课程相关的参考书籍，也包括会计理论及文化方面的熏陶，毕竟开放性是大学学习的重要特点，更有效的学习在课堂之外，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自我获取能力比单纯的课程学习更为重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结合课程情况引导学生接触学术论文，培养学生的理论视野，也可以为最后的毕业论文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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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硕博论文范文4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 香港； 改革； 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7- 0112- 02
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已初步建立起比较系统的教育体系，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在构建创新型社会和创新型人才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省属高校面临部属高校和境外院校的竞争，研究生优秀生源萎缩，竞争进一步加剧。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研究生教育还面临着大变革、大融合以及诸多困境与挑战，如生源竞争，管理模式滞后，教学质量和方法亟待改进等重要问题，特别是省属高校面临激烈的竞争，分层次与淘汰的趋势日益明显，改革与发展的压力日益增大。如何立足长远，突破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瓶颈，完善“学术型教育与专业型教育”、“国内教育与国外教育” 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多层次、多门类的选择，有关这方面的议题已成为近年讨论的热点[1-4]。
自1998年起，香港高校进入大陆招生，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后，香港高校由每年招收不到200名内地生，到2012年9年间增长到近1 600人的规模，超过1.2万名内地生向香港高校提交了申请[5]。如今，包括、新疆在内的31个省份都被纳入香港高校的人才战略版图。自1998年至今的14年里，香港高校不仅引入竞争，推动大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更带来其先进教育体制与理念。作为华人地区教育的典范，香港的大学研究生教育模式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1 入学和学位
香港的大学研究生入学条件显得既不降低要求也比较灵活，希望读香港的大学研究生课程，申请人只要持香港认可的相关学科大学本科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历的证明，有两封推荐信，向大学提供符合要求的TOEFL或IELTS或内地六级英语考试等英语能力测试成绩单和本科成绩单，经研究生院同意，就可获得面试入学。对英语能力的要求视不同的学科来定，一般来说学文科的（特别是金融、会计和传媒）对语言的要求比理工科高。香港的大学研究生院提供两种类型课程，即修课式课程和研究式课程，分别颁授Master of Science （MSc） degree 和 Master of Philosophy （MPhil） degree两种学位文凭。其中“研究式”对学术要求较高，研究生毕业时要撰写学位论文， 但“研究式”课程的研究生培养主要是面向有意向继续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优秀的本科生如有意向硕博连读也可以报读；“授课式”研究生培养主要以课程教育为主，与英国的研究生教育比较类似，适合大部分有提高学历层次的需求但想毕业后工作的学生，其学制较短（正常情况全日制一年，兼读制两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毕业的水平要求降低，学生须于毕业前通过课程考试并达到一定的要求，如香港浸会大学要求课程考试达到GPA 2.5以上才能毕业授学位，学分在GPA 2.4～2.5之间，学生可修暑期课程重复参加考试；考试有不及格者或学分在GPA 2.4以下，将不准予毕业，可再跟下年度修读课程重考，有时一个专业（课程）100个学生只有1/3达到GPA 2.5以上按期毕业的要求。
2 教学方法
在研究生专业课的考试方面，不同于内地很多高校研究生专业课的考试是开卷考试（特别是选修课），香港的高校既重视开卷考试，又重视闭卷考试。如香港浸会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研究生专业课考试（包括必修和选修），有一个专业甚至10门课有9门要求闭卷考试，这对保证教学质量大有帮助。研究生院经常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不同层次的专家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等，邀请本专业其他大学、著名研究机构和公司的校友、教授、研究人员、访问学者等。如香港浸会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教师在教 IT Project Management这门课程时，邀请美国著名研究机构的项目主任回港授课并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学生了解最新的学术信息和行业状况。
香港的大学研究生院能够针对学生特点和课程内容，采用不同教学形式，注意教学模式设计，运用适当的教学手段与方法进行教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心、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激发学生学习潜能；他们既重视理论教学，又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许多研究生课程的作业中，都要求学生结合课堂教学，分小组或独立承担一个小型研究项目（由教师提供几个可供选择的题目）。小组内的学生通过分工合作，完成研究项目（包括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分析研究、撰写课程论文等全过程），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最后学生还要在课堂上介绍自己的研究结果（Presentation），并留有时间供大家提问和回答，这种方法能很好地训练学生用英文对专业内容的表达能力。
3 教学手段
充分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手段进行现代化、规范化管理和教学。香港的大学学生可以在校园内任何地方免费上网，这为学校开展网络辅助教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大型服务平台，将海量学习资源经标准接口规范后，按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加以“碎片化”组装，为所有学习者构成了信息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有机融合以及无处不在、无所不有的个性化智能学习环境，共享资源，促使研究生教育的学习信息来源多样化、学习方式个性化，学习时间灵活化，能充分应用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制作教学课件，为学生学习信息来源多样化、学习方式个性化提供了手段。建立电子教材，开通网络递交和批改作业、答疑辅导等教学活动，使其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改变完全由教师口授、面授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 教材
许多教材的内容都来自当今全球各地学科发展的最新信息，充分体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教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全港没有统编研究生教材，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列举书目，提供给学生们作为参考。有时同一个系的两位教师在不同学期讲授同一门课程时可能推荐不同的参考书和教材[6]。许多教师积极进行网上课程的开发和制作，将教材、教学辅助材料放在自己课程的网页上，学生自行下载打印学习。香港大学是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因此无论专业教材还是课外阅读材料，基本上都是英文版本的。大量使用反映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进展的补充教材是其特色，教师为配合教学需要，经常发给学生补充教材，包括PPT讲义、某些学术期刊上相关文章的复印件等补充资料。教师非常重视信息技术在教育和教学中的应用，补充讲义等也在课前印发给学生，教师不需要在黑板上大量地抄写教学笔记，可节省时间，讲解更多的教学内容，有些教师将讲课内容制成电子讲义、多媒体课件，存放在因特网上，可以随时通过因特网调用网上的教育资源。学生可以通过因特网进入课程主页，浏览教学安排、教学内容（包括上课的PPT讲义和课程要求等）和教师放在网上提供给学生的补充资料等。
5 建 议
（1） 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应该重视实际能力，最好是由院校自行招生。内地高校通常是通过全国统一笔试，有限的几门课程的一次性笔试成绩决定研究生录取与否的制度不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可能因为一次考试扼杀了一些优秀学生的求学机会，而研究生考试更不应该如此，研究生阶段的培养和本科生有很大差别，主要应侧重于实际科研工作能力的培养，因此学生是否有培养前途，也应加强对其全面知识与科研工作能力的多方考察。香港的大学研究生院以语言能力和本科成绩为基本要求，综合考察学生的语言能力、社会实践经验、专家推荐书、发表学术论文等诸多方面。香港部分院校还考察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面试时还根据当前国内外热点话题进行分组讨论。加强对学术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的考察应是内地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2） 研究生英语学习的考核应该注重应用效果。不能只看学生是否通过英语的四、六级考试，有的学生即使通过了四、六级考试，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和写论文的人却很少，也没有这方面的考核。香港的大学堪称华人地区英语教育的典范，英语无处不在，平时在课堂上或者考试中都会充分运用英文进行交流和书写。不仅教材、试卷、作业、研究生毕业论文和发表的文章全采用英文，连教学管理人员的各类通知和E-mail都是用英文，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样，大学走向国际化是顺理成章的事。
（3） 研究生的培养应该重视创新性和应用性。研究生培养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独立科研工作能力。培养环节更应该加强与实际结合的专题研究内容，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取得的成果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让学生有机会接触与参加实际课题研究。如香港浸会大学在教 Social Innovation 这门课程时，让学生分析美国互联网企业Facebook和苹果公司等著名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在整个专题研究工作中用最新的成功实例启发学生思考，使学生掌握最新的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以适应将来的实际工作。另外，要扩大社会服务功能，体现“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的人才培养及教学要求，增强学生的择业、就业和创业能力，满足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对多种层次人才的需要，为发展地方经济提供服务。
研究生教育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办出质量、办出特色，实现转型。香港的大学研究生教育模式是一个有特色的参考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只有创新教育模式，主动满足社会和个体的高等教育需求，才能构建高质量、有特色、国际化的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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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硕博论文范文5
【摘要】如何构建会计基本理论的结构体系是贯穿会计发展史全部过程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以自然科学完成理论构建所使用的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观念为基础,结合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的自身特点,探讨了公理化方法在会计应用中的可能贡献并提出了用公理化方法重构会计基本理论结构的理论框架与具体思路;在此基础上,以稳健主义在构建公理化的会计基本理论中的特殊作用为例,具体说明了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过程的实现途径。
会计基本理论的结构问题贯穿于会计发展史的各个阶段。理论方面,对于会计基本理论整体结构的宏观认识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会计学学科的发展方向,深化对学科相关知识的理解。实践方面,会计规则的质量不高是国内外众多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存在会计信息的规则性失真(吴联生,2002),而会计基本理论中的诸多内容都直接影响着会计准则的制定方向。从会计理论中稳定的核心观念出发,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的会计基本理论结构,使理论在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与外部进行信息交换,将有助于解决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的问题。本文拟以自然科学完成理论构建所使用的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观念为基础,结合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的自身特点,提出用公理化方法重构会计基本理论结构的理论框架与具体思路;在此基础上,以稳健主义在构建公理化的会计基本理论中的特殊作用为例,具体说明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过程的实现途径。
一、公理化方法的核心思想及其在会计研究领域应用的可能贡献
公理化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自然科学独立学科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之中,是一种关于整理科学理论知识结构的方法论。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在他的《几何原本》中,从已有的相对分散的几何学定理中选择少量原始概念和不需证明的几何命题作为定义、公理、公设,使之成为全部几何学的出发点和逻辑依据,然后运用逻辑推理演绎得到其余所有几何命题;欧几里得由此创立的演绎体系称为实质公理系统,而他用来对几何学知识体系进行重构的方法就是公理化方法(张家龙,1983)。希尔伯特(David·Hilbert)后来进一步提出了形式公理系统,与实质公理系统相比,涉及的概念是未加定义而由公理加以刻画的初始概念,对初始概念进行不同的解释,一个形式公理系统可以有不同的论域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为公理化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公理化方法的应用之一是利用形式逻辑建立学科理论知识的关系。关于形式逻辑在会计基本理论发展中的作用,利奥·A·施密特教授曾做过有益的探索。他提出,演绎逻辑是“通过显示讨论中的某一现象是一种公认判断的特定例证或应用,从而形成结论的过程。公认判断在专业上称为大前提,特征事实的表述则称为小前提。”而且,他还尝试着列举了三个会计方法中的大前提以及如何运用三段论式的演绎方法表述存货计价的方法。他在研究中将演绎的方法引入会计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他仅仅看到在会计师的日常工作中的确存在着一些观念性的公认的前提,而他们所做出的判断又往往是基于某种前提的暗示,但是对于这种暗示的实质并没有加以揭示。而且,他没有具体解释这些前提在会计基本理论结构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理论本身发展所可能遵循的途径。他的观点还停留在对会计活动的直观感受上,而尚未将其与公理学以及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相结合,上升为一种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因此也没能指出会计学演绎方法的本质。
本文之所以要借助公理化方法的起源思想重构会计基本理论,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原因之一在于公理化方法自身的一些优点:首先,公理化方法保证了定理的逻辑层次性。定理都是从公理出发通过严密的推导而得到的,每一个次级定理又都是从上一级定理演绎而来,从而有效避免了理论表述中可能存在的循环定义问题。其次,公理化方法保证了定理的正确性。人们只需验证少数几条公理就可保证定理的正确性,弥补了人类经验的不足,为理论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形式。通过形式系统构建的理论能够揭示出各学科对象领域中丰富的逻辑联系,使研究者在现有的知识框架和体系范围内对理论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发展知识,对该领域中的事物和现象做出合乎逻辑的预言和猜测(郭泽深、周肆根,1995)。再次,公理化方法有助于学科结构的简单化。简单程度是理论自身完善的一个主要标志,“科学的实际进展是受着经济和简单这一准则支配。”“新理论要是不具有一定程度的简单性和美观,也决不会被接受。”(菲利普·弗兰克,1985)恩斯特·马赫则提出思维经济原则作为科学事业的调节原理。他指出,“科学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尽可能用最少的思维最全面的描述事实的极小值问题。”(约翰·洛西,1982)如果对其思想加以批判地继承,显然,公理化方法在这方面显示了突出的优越性。
原因之二,也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本文之所以提出借用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观念对会计基本理论进行重构,而非直接照搬自然科学公理化的现成方法,是考虑到会计学目前还不能够用规范和严格的形式化语言来描述(这是公理化方法应用于科学知识重构的重要条件),但是从公理化方法的起源探寻其核心思想,可以看到其在会计基本理论结构的构建中仍具有应用的可行性和很好的启示意义。公理化方法根源于古希腊人的一种认识,即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且始终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人们不仅可以探求自然界的底蕴,还可以预测它的未来(朱家生、姚林,1999)。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同样存在着一种秩序,它并不以某种社会现象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为人们对某一现象所持有的可以达成共识的观念或态度。这就是博兰尼(M.Polanyi)所谓的自生自发形成的”多元中心秩序”(polycentricorder)。他指出,“当社会的秩序是通过允许人们根据他们自发的意图进行互动的方式———仅受制于平等一致适用于人人的法律———而实现的时候,我们便拥有了一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系统。我们据此可以说,这些个人的努力是通过他们发挥其个人的主动性而加以协调的,而且这种自发的协调又通过其对公益的助益性证明了这种自由的正当性。”(哈耶克,1997)具体就会计学而言,这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就表现为会计基本理论中稳定的核心观念。
二、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的理论框架与具体思路
本文研究的问题不是会计基本理论的内容应该做如何的修改和补充以及怎样实现这些任务,而是侧重于会计基本理论的结构问题,寄希望于描述一种具有可行性的知识增长方式。对于会计领域的知识而言,其发展进程大致遵循如下路径:最初,由那些经常处理会计业务的早期会计师们积累了对于会计学的直觉了解,而后,人们从中概括出一些规律性的知识总结并按照某种方法或依循某种途径将这些分散的知识系统化,使之组成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结构的会计理论体系。在对知识进行系统化的过程中,公理化方法是进行知识重构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弄清会计学中的公理是什么,具体应该如何进行推理。
用演绎的公理化方法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进行解构和重构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首先要完成对现有会计基本理论的筛选和排序的工作。公理系统中初始概念和初始公理来源于对已有的某一知识领域所有规律的筛选和比较,从中找出更为基本和原始的规律作为其他规律的出发点。这样,就要求一门学科公理化前应当完成相当程度的知识储备,即已经总结出了大量的规律可供选择以构建逻辑系统。回顾会计学发展史,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应用理论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和一些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为公理化做好了准备。需要注意的是,“初始”的含义具有相对性,一些在经济学中需要定义的概念可以作为会计学中的初始概念出现,这并不会影响到会计公理系统的逻辑性。比如“经济资源”,在经济学中,我们将其定义为用于生产经济物品的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而在会计学中,我们将会用这一概念定义资产和负债,但显然经济资源本身并不需要精确的定义。寻找会计学的初始概念和公理,近似于研究会计基本理论的逻辑起点问题。对于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目前有如下七种观点: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吴联生,1998)。从公理化方法的角度分析,会计基本理论的逻辑起点应该具有公理的性质。笔者认为,会计惯例可以成为会计公理的组成部分。利特尔顿(1989)认为“惯例”是一种习惯性的规则、法规或要求,它们或多或少地通过共同的赞成或默认来确定。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会计惯例指那些抽象的偏好而非具体的会计实务中的惯用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用“会计偏好”来取代会计惯例可能更容易避免误解。只有在会计基本理论的实质及其内在联系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而不再被当作仅仅是一种文字表述时,它才可能较好的指导实践。无疑,会计惯例(会计偏好)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公理系统的一大特点是在后面出现的定义和命题总可以由前面的定义和命题推导出来,因而概念和命题的出现顺序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而言,要重视会计概念结构的层次性及其内在的逻辑性,相对更加根本的会计定理应该排在靠前的位置予以阐明。这一点,就像我们在定义无形资产之前应当明确资产的概念一样。
其次,尽可能将会计语言变成能够量化的语言,只有在会计基本理论中出现函数形式,其公理化进程才能取得较为深入的发展,这对于会计国际化问题也不无裨益。会计和数学的产生都是源于满足人们生产、生活中对经济活动记录、计量的需要,在古代会计产生的最初的几百年里,簿记与数学并没有如今天这样明显的区别。而后来,数学更加倾向于抽象的逻辑推理和证明,而会计则专注于对具体经济业务的记录。但是,不可否认,会计中的很多概念都具有函数的性质,即代入有关的变量可以得到唯一确定的值来反映某一特定情况下的函数值。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确定函数的表达式。后文中笔者将尝试用模糊数学的一些方法来处理关于稳健主义是否遇到事实反驳的度量问题,希望可以对以后的研究有所启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由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环境的相互影响决定,用公理化方法处理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应当通过事实反驳建立开放的演绎体系。在自然科学中,事实一般是指客观的自然现象,事实反驳通常表现为按照理论推导的结果与实际观测的结果不一致;而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将秩序定义为人们自生自发的选择,当我们按照某种既定的方式行动而遭到广泛的反对或者得出的结果与我们预期的结果不一致时,这种秩序的存在才真正为人们所意识到,于是我们说出现了事实反驳。李未(2000)认为:事实反驳的概念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假说是否成立取决于从假说中推出的每一结论是否与人们的观察与实验一致,而这些都来自形式系统外部,与逻辑推理无关,这正是建立开放的逻辑演绎体系的原因。开放的演绎体系意味着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并且这种交互作用的影响可以精确地描述。这样一种与环境相调适的秩序,显然不可能通过集中指挥的方式得到建构,因为关于这种环境的知识乃是由众多的个人分散掌握的。这种秩序只能产生于作为社会要素的个人间的相互调适以及他们对那些直接作用于他们的事件的回应的过程之中。
三、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的具体尝试
会计基本理论中的“秩序”在会计中可以表现为人类一种本能的需要。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很多会计准则中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稳健主义的倾向。斯托布斯(Staubus)在调查了财务呈报准则后得出结论:稳健主义大约是1/3的会计准则的主要构成。在自愿性惯例中,也存在稳健主义,如选择后进先出法(LIFO)计价存货或采用比经济折旧更快的折旧方法(威廉·H·比弗,1999)。稳健主义的理论来自于中世纪早期被审计的庄园管家的自保对策(迈克·查特菲德,1989)。稳健主义被众多会计信息披露者所采纳,并不是因为其被列为会计规则中会计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原则,而是因为它的确是出于人的本能的一种需要。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稳健主义可以成为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系统中的一条公理,因为它的存在是不可解释和不言自明的,换言之,它具有公理的初始性。其次,这种秩序也可能近似地表现为利益相关人公共选择的结果,作为整体性社会秩序的“公理”不仅是由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达成的,而且更是由行动者于表现为一般性抽象结构的社会行为规则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哈耶克,2001)。由于与这种秩序有关的知识被每一个社会成员分散的掌握,而且有一部分知识并不能为语言所表达出来,即存在哈耶克所说的“默会知识”,公共选择的效度和信度成为某个会计学命题能否作为公理的约束条件。
经济学中,詹森不等式常用来描述风险规避的决策者,其基本意思是风险规避的决策者总是感知到某个无风险货币量比等额的有风险货币量带来的效用大,其芬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是一条上凸的曲线。而曲线的曲率,即阿罗-普拉特绝对风险规避系数越大,表明该风险规避者越趋向稳健。行为主体对于稳健主义的偏好程度可以用绝对风险规避系数代入隶属度函数求得,结果是一个小数。A·卡夫曼在其著作《模糊子集引论》(1975年版)中列举了14种隶属函数,我们可以根据每种隶属度函数的性质和公理的特点选择使用。
对于已知的若干公理x1,x2,x3……(稳健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公认的秩序偏好用A表示,每个决策者都会有一组自己的偏好B,n代表该决策者对相应的公理的偏好程度,即代入隶属度函数求得的结果,这样,就构成了两个模糊集之后,我们可以用闵可夫斯基距离或者贴近度(闵珊华、贺伯雄,1985)来衡量该决策者的决策与秩序偏好的模糊度,即在多大程度上该决策者的决策与整个秩序的偏好是一致的,从而判定是否出现了事实反驳。因为根据对稳健主义偏好程度的不同,我们会有一些已经积累的与之分别对应的备选方案,例如会计计量和会计确认中的各种可能手段,当出现了事实反驳时,有必要考虑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进行修正。实际上,会计基本理论的初始的公理系统就是长期会计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会计偏好,随着会计环境的发展,通过新假设和事实反驳,处于自我完善中的会计基本理论构成了一个渐进的知识序列。可以预见的是,这个序列的极限将收敛于会计学的“真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所论述的将公理化方法应用于会计基本理论的解构与重构的理论基础和可能的实现途径,仅仅是公理化方法在会计学领域中应用的冰山一角,目前只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同时,本文也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认识问题的角度,在演绎方法之外,还有归纳、试验、比较等许多研究方法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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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硕博论文范文6
【关键词】 竞争力 公司治理 企业可持续发展
对于公司治理与企业竞争力的正向关系，香港学者Chi-Kun Ho（2005）曾经用实证方法进行过测试。他以跨国公司为例，选择了包括董事会结构、过程、战略领导作用、资本积聚、资本市场关系和履行社会责任等5个方面来描述公司治理;同时又选择了竞争潜力、竞争过程和竞争业绩3个变量来评估企业的竞争力。Chi-Kun Ho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符合公司治理原则的总分越高，企业竞争力就越强。良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竞争潜力、竞争过程以及1997―1999年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系数。换言之，跨国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具有正的线性关系。虽然Chi-Kun Ho在实证上给出跨国公司治理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是他并没有在理论上对公司治理的内部结构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做进一步的详细分析。为此，下文在二者的逻辑关系上进行初步分析。
一、企业竞争力与资本结构关系
玑代公司在资本结构上，概括讲有二：一是股权结构，二是债权结构，它们都将影响企业竞争力。
1、竞争力与股权结构关系
作为企业事前融资双方博弈的结果，股权结构将对一个企业的基本制度（如合伙制、公司制等）产生影响，它决定着公司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继而也是影响公司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1）竞争力与股权性质关系分析。以中国资本市场为例，以往的股权分置造成了不同的股东在控制权实施上不同程度的困难。对于非流通股股东来说，股权的非流通性使得其持股主体难以借助市场来行使自己的控制权，他既不能在股票升值时通过转让股票而获利，也不能在股票贬值时通过转让股票而减少损失，这样一方面使得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也难以使资产优化组合、顺利重组;对于流通股股东来说，由于其持股主体大多是小股东，而很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对与到会股东有最小持股数量的限制，使得大多数持流通股的股东无权参加股东大会，直接行使自己的控制权。所以，股权分置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资本市场被垢病的根源之一，它的存在给中国上市公司竞争力的提高设置了障碍。
（2）竞争力与股权集中度的关系。股权的集中有利于激励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由于股价上涨带来的财富使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控股股东具有足够的激励去收集信息并有效监督管理层，从而避免了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搭便车”问题。
（3）竞争力与股权制衡关系。2000年9月11日，在一家名为“伊煤”的上市公司所举行的股东会议上，出席的股东就只有一人，创下中国股市（恐怕也是世界股市）股东会议人数的最低纪录。虽然股东只有一个，代表的股权却不少，原来出席者就是公司国有股股东伊煤集团，代表股东20000万股，占总股本的54.64%，因此会议“总表决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1/2，“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伊煤自1997年8月上市以来，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人从来就没有超过10人，尽管据1999年年报披露股东人数也有4000多人。如1998年股东年会，出席股东5人，1999年股东年会出席股东3人，2000年只有1人，事实上，公司1997年上市时，当年净利润还有1.13亿元;上市后的第二年，便迅速滑落到2112万元，下降81%;第三年，再降61%，滑落至650万元;第四年，即2000年中期，又同比下降58%;每股收益从上市那年的0.31元，如自由落体般的跌至0.01元。公众股东除了出资之外，压根没有任何权利。
由上可知，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易导致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容易导致欺诈、关联交易、占用上市资金、恶性套现等不利于公司发展和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等问题的出现，不利于公司竞争力的提高。
2、竞争力与债权结构关系
相对分散的股东而言，债权人的债务更有集中度，债权的集中度不仅决定了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效率，而且决定了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具体形式和结果。
在重大决策和经营问题上，债务人作为外部人有权参与发言，从而减少内部人的不对称信息和成本。当债务人无力偿债或需要再融资以偿还到期债务时，债务人还会根据债务合同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整。债务支出削弱了低效投资的选择空间，从而抑制了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债务会迫使经理将企业的现金收入及时分给投资者而不是自己享受，同时迫使经理们出售不良资产、进行能够增加其权力的投资，将有助于减少经理人员的成本。
破产风险带来的权的丧失有助于提高经营者的经营效率，经营者不得不恪尽职守去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保住企业饭碗免于破产。作为向市场传递企业经营业绩的信号机制，债务使得经营者更加重视其社会地位以及声誉等而更加努力工作，经营者的道德风险行为可以得到有效抑制。
由以上分析可知，资本结构并不仅仅是其形式所表明的债务权益之比，而在本质上是企业稳定运营的质的规定。企业通过对资本结构的变动可以调整其经营决策和机制，而理论上通过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分析能够发现企业的优势和弊端，并为企业的治理机制制定提供指导。
二、企业竞争力与组织结构关系
公司治理组织包括三个层次方面的内容：一董事会，二是监事会，三是经理层。这三个方面无不与企业竞争力相关。
1、竞争力与董事会的关系
称职的董事会是传递公司具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的信号。它们可以确保公司领导权的连续性，确保实施能使公司获得成功的战略，通过支持一个强有力的经理团队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因而成为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的中枢。
理论和组织行为学理论认为，就一定规模的公司来讲，过大的董事会不能发挥最优的功效。董事会的规模过大会导致问题的加剧，使董事会成为一种象征而非治理程序的一部分。即使董事会的监控能力会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但是由此带来的成本，如缓慢的决策制定速度、更少的关于经理层绩效的公正性的讨论和对分享风险的偏离，也将超过上述利益（Lipton和Lorsch，1992）。相对于规模较小的董事会而言，规模相对更大的董事会通常更多样化、更容易发生争论、更没有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CEO们可以通过一些策略在与董事会成员的交往中获取权力优势，比如结盟、提供有选择性的信息渠道、分化和“征服”（Alexander等，1993）。大规模董事会还会因为董事之间的相互仇视和报复削弱董事会对CEO监督和评价（Jensen，1993）。
资源依赖理论也认为，通过增加董事会的规模和多样性，组织与关键资源以及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将得到强化（Pearce和Zahra，1991，Goodstein，1994），从而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对外部关键资源，如外部预算数额、外部基金等的需求越大，董事会的规模就应该越大，同时大董事会还可以避免逆境给公司带来的危害（Preffer，1972）。而对于前文所述Alexander等（1993）所提出的观点，Ocasio（1994）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指出，“当董事会的规模较大时，在CEO之下的治理联合的平稳性和内聚性能得到很好的竞争。规模相对较大的董事会更可能产生可选择的挑战CEO和对公司施加控制的政治联盟。一个规模相对较大的董事会也限制了CEO施加社会影响以维系其权力的可能性”。
一方面，董事会规模小，更容易应对飞速变化的竞争环境，可以对上市公司发展的重要问题做详尽的讨论，对每一种观点做全方位的思考，以较少的会议成本取得一致性意见，同时可以有效的对经理人员进行激励和监督。比如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更有可能在公司绩效不佳时撤换经理人员，因而，相对于规模大的董事会而言，规模小的董事会更有效率。不过董事会规模过小时，董事会在战略决策和监督经理层的能力和作用上将受到限制，著名的互联网零售商亚马逊公司2001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营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该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过小，而且缺少独立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作为一家雇员达数千名、市值高达40亿美元的大公司，其董事会成员只有5人，这使得董事会无法有效吸纳新鲜意见和建议，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危机的产生。
另一方面，董事会规模大，使得董事会内部人员结构较为完整，不同的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达到有效的互补，有利于不同的观点的讨论，减少上市公司经营风险和决策失误，较大规模的董事会还能让各方利益代表参与，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稳定公司发展局面。
总而言之，董事会规模过小，无法全面了解公司状况和搜集各方观点，容易出现决策失误，而董事会规模过大，又会使董事会会议流于形式，有些董事在规模大的董事会中会存在“搭便车”行为，各董事之间沟通和协调方面容易产生分歧而难于协调，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容易贻误商机。董事会规模应该控制在何种程度，一直没有定论。一般认为，为减少信息成本，一般应该控制在较低水平。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控制的规模为5―19 人，并且没有规定奇偶，这样在表决僵持不下时难以处理。
2、公司竞争力与监事会的关系
根据组织理论，一个组织功能的发挥必须有一定的规模。监事会的职能是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防止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所以监事会的规模代表着其监督的力量和能力。一方面要求监事会规模不能太小，容易被董事会操控，另一方面又要有一定比例的职工监事，能够保护职工权益。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其中职工监事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可见，监事会规模对监事会功能的发挥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较大规模的监事会，能够有更为广泛的力量和信息来源，能有更为专业的知识，代表更多出资人的利益甚至是职工利益，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方面做得的更好，对董事会以及经理人员的监督更加客观、科学、全面，从而更有利与创造企业竞争力。一般说来，监事会规模越大，监督作用越强，企业竞争力越强。
3、公司竞争力与经理层的关系
根据委托理论，作为董事会的人和公司的经营者，经理层和董事会之间是委托―关系，当委托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时，管理者容易在企业利益的托词下，暗中寻求个人利益，这种行为称之为管理机会主义。因此，在追求个人利益行为时，经理层的个人素质对于其可能做出的有损公司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作用。高素质的经理层，其行为将会受其道德约束和人格影响，在权力寻租上自觉性更强。另一方面，经理层的知识和能力、管理水平以及人格魅力，在提升决策和行为的科学性、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有重要作用。经理层的个人素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营管理的成效。而与经理层个人素质直接相关的就是其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较高时，其个人修养、知识能力、管理水平等都可能较高，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企业家才能，而这一变量又是企业竞争力的指标之一。一般来说，经理层的素质也即其受教育程度和个人素质对企业竞争力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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