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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文1
关键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 户籍制度 人力资本差异
1.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学家们认为理想的市场模式应该是完全竞争的，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市场发挥出自我调节功能，产生较高的效率。但是，1954年，学者克拉克・ 科尔（ClarkKerr）在其著作《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文中首先指出，劳动力市场并非是完全竞争的，并提出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1971年，多林格和皮奥里（Doeringer and Piore）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是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是其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这一理论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核心理论。
为了验证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在我国是否存在，我国学者利用国家统计局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引入邓肯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作为划分指标，得出我国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市场分割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比较，最终得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随着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结论。（郭从斌，2004）王美艳通过统计计量分析，认为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在呈现下降趋势（王美艳，2007）。
也有学者在沿袭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包括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非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朱镜德，1999）。类似的，徐林清将我国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农村就业部门、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城市正规就业部门（徐林清，2008）。王美艳在研究城乡劳动者的岗位分布和工资差异等情况时，将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四类，自我雇佣者、公有单位职工、非公有单位工人、非公有单位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王美艳，2005）。
针对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学者多将目光停留在对以户籍制度（张萍，2005等）为核心的制度性分割上。有学者认为，改革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由统销统购政策、体制、户籍制度和城乡福利制度等共同造成。而随着制度的根本变革，这种分割也已经慢慢改善并会最终消失（蔡，2000）。对于户籍制度产生的原因，有学者进一步分析给出了结论。俞德鹏在给出了三个户籍制度产生的表象原因后，指出了最根本的原因――城乡发展不协调背景下的城乡利益对立，同时还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还有浓厚的世袭身份制特征（俞德鹏，1995）。有学者通过对劳动力计划迁移数量的计量分析，并对改革后不同阶段北京市就业歧视政策变迁的实例分析得出结论：在改革之前是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需求，改革后则是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得以维持。（蔡、都阳，2001）。
也有学者认为，城乡劳动力的人力资源差异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王美艳测量出外地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全部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差异解释了57%。（王美艳，2005）韩秀华做了二元教育体制下城乡教育差异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农民的教育投资、城乡职工在职培训的差异，并结合教育自身的特征等因素分析了城乡劳动力异质性的原因，并指出其对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韩秀华，2008）。赵耀辉在对四川农村劳动力的实证研究中却得到了教育程度对外出就业影响的不显著性这一结果，并对这一特殊现象从外出就业成本的角度做了解释，包括劳动者受尊重程度、外出打工的临时成本、住房费用等维度的分析（赵耀辉，1997年）。
2.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弊端
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危害，学者的视角各不相同。学者们基于地区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公平性视角做了不同的研究，包括地区发展的贫富差异、劳动者的工资率、劳资关系、保留工资率的差异等等。还有学者将视角放的更远，在探究如国企裁员困难的问题时，也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的影响纳入其中。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们偏向于流向收入高的领域和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得以缩减，对于地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流动与差异同时扩大的现象，学者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障碍的角度给出了解释（蔡，2005）。
有学者基于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等人的内生剩余和人力资本相互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量和结构的影响――一方面刺激了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却抑制了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了农村人力资源数量不受控制的增加，但是质量却与将来的需求结构不匹配。（徐林清，2008）。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力自身发展的微观影响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王美艳，2005）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多项逻辑斯回归等模型，分析得出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者就业岗位内工资差异的39%，由歧视等不可解释因素引起。姚先国和赖普清指出，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包括户籍歧视、人力资本差异和就业的企业差异），还造成了劳资关系的差异（表现在薪酬、工作时间、福利待遇、劳动合同、公会组织、晋升、培训、离职率等多方面），并给出了影响的比例，前者影响20%―30%;而后者影响70%―80%（姚先国，赖普清，2004）。田永坡使用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7 年的职业介绍数据库，建立半对数线性回归方程，得出户籍制度是影响劳动者保留工资的重要因素，户籍所带来的求职优势会抬高城市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城乡就业率的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使得城市劳动者的失业率高于农村劳动者，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城乡的收入差距。（田永波，2010）在对城市和农村大学生比较中，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通过对大学生的实证调查分析，学者发现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村大学生的“就业门槛”，使得人力资本大打折扣（张建武，崔惠斌，2007）。
李萍、刘灿在分析我国国企减员难的原因时将矛头最终指向了劳动力市场分割。（李萍、刘灿，1996）
3.解决措施
面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学者也基于其研究给出了不同的对策建议。大多从制度改革上着眼，具体的改进措施有改革户籍制度（蔡等，2001;王美艳，2005;李芝倩，2007;田永坡，2010），如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实施城乡户籍一体化（王美艳，2005;李芝倩，2007）。有人进一步指出，改变户籍制度有赖于政府和城市居民的认识变化、以及城市福利体制的社会化（蔡等，2001）。有些学者通过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对外劳动力歧视可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同时也给出了消除对外劳动力歧视的三个方法――大力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政府用法律与政策手段直接干预、增加外来劳动力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等（王美艳，2000）。认为劳动力异质性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的学者则指出，应对农村教育实行倾斜政策，保证城乡教育质量大体一致，从而减弱城乡的劳动力异质性。（韩秀华，2008）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劳动力流动的风险（李芝倩，2007;徐林清，2008）还有学者指出，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土地城市化虽然受到了一些负面的政策评价，但是其积极影响不应当无视，需要做的工作主要在于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李芝倩，2007）。对于农村劳动力可能对城市劳动力的威胁，有学者提出应当对城市劳动力给出经济上的补偿，而非制度性的保护（蔡，2000）。
4.总结与评述
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划分，学者大多沿袭了经典的二元结构，也有学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三元”“四元”论等等。在此基础上，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学者多从制度性歧视和人力资本差异的角度给出解释，并针对各自原因的分析做了不同的改善建议。
总的来说，我国学者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研究不少，成果也颇为丰硕，但是基本上都是沿袭国外的传统理论，对于理论的创新不多。同时，还存在以下一些待改进的问题：
第一，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分析，微观研究较为缺乏。由前述可知，学者往往从户籍制度、人力资源投资等方面分析和解释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问题。但是几乎没有学者研究过类似“外地劳动力的流入到底对城市当地的各种职业领域有多大的冲突”的基础性问题，也缺乏对个案的追踪调查和心理、行为的刻画等，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这方面还需加强。
第二，政策建议过多，实际操作性不强。不少学者在其针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中都提出了诸如“改革户籍制度，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政策性的建议，但是这些政策建议如何落实、以及落实的同时可能出现哪些附加效应或者负面影响、是否已有改革的地区、改革的效果如何等都鲜有学者做出较为系统的研究。
第三，学者大多认为人力资源差异与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问题作为两个平行的因素研究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制度性的歧视造成了不平等，其中也包括教育的不平等，二元教育的格局已经对城乡劳动力差异产生了重大影响（韩秀华，2008）。那么制度性歧视和人力资源之间的影响关系是怎样的，相关性有多大，剔除这样的相关性影响，又分别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有多大影响。这样的分析可以通过路径分析的方法来完成，此类有利于找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也是值得研究的。
第四，目前我国学者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与相互之间的差异还停留在沿袭国外经典及简单描述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这些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特征，有利于研究出更好的劳动力适配模型，从而对劳动力的培训、流动方向等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从而对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解决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因而也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晋利珍.国内外学者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研究述评――兼论对研究反福利依赖的启示.生产力研究，2011（1），206-209.
[2]赖德胜.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评述.经济学动态，1996（11）.
[3]蔡.中国城市限制外地农民工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0（4）.
[4]蔡.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解释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经济学动态，2005（1）.
[5]李萍、刘灿.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经济学家，1996（6），18-22.
[6]俞德鹏.论现行户籍制度和城乡关系的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5（2）
[7]张洪铭.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农民工流动研究.博士生论文.
[8]郭从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8），43-49.
[9]李芝倩.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南开经济研究，2007（1）.
[10]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经济研究，2004（7），82-90.
[11]徐林清.劳动力分割对农村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8（3）.
[12]田永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保留工资决定.人口与经济，2010（5），20-26.
[13]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外来劳动力歧视的变化.中国劳动经济学，2007（1）.
[14]张建武，崔惠斌.大学生就业保留工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7（6），68-74.
[15]朱镜德.中国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 乡―城迁移理论.中国人口科学，1999（1）.
[16]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就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5）.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文2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职位竞争理论；激进理论
[DOI] 10.13939/ki.zgsc.2015.03.041
1 引言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劳动力市场理论中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立的所有理论的总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主张从劳动力制度及其结构特征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核心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分割的力量不是决定工资高低的最终决定因素，真正决定工资的因素是商品市场需求所派生出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市场分割仅仅对影响了均衡工资的偏离程度。但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最主要是由于制度所决定的，工资的差异除了劳动力的个体差异外，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单一的整体，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市场所构成的，它的不同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工资的差异。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否定了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存在，并认为劳动力不能在各个市场中自由的流通。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激进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职位竞争理论。
2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2.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产生背景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在很早的时候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根据提出的观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大阵营的观点由亚当・斯密最先提出，强调市场供求的作用。经马歇尔和克拉克的发展，到Gray Becker 和Theodore W. Schultz的进一步深入，这一阵营的理论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另一阵营的观点由约翰・穆勒和马克思最早提出，他们认为制度性的因素以及社会性的因素会分割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非竞争群体，使得劳动力没法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自由流动。到了1971年皮特・多林格尔（P. Doeringer）和迈克尔・J.皮奥里（Michael J. Piore）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才正式为这一派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是由劳动生产物构成的，即使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对总体工资产生影响，但工资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对于工资的差异亚当・斯密认为：第一，因为职业本身的性质存在着不均等，工资的不同是由于市场对于不同性质的职业的补偿是不同的。第二，因为欧洲的政策存在着不均等，这种不均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改变，从而使得工资存在差异。
1848年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了亚当・斯密对于工资差异性解释的不足，引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行会、法律制度等的作用十分巨大，由教育、训练导致的劳动力熟练程度的不同行所形成的自然垄断，由团体组织和习惯所造成的人为垄断，这些因素使得供给和需求根本不起作用，因此造成了工资的差异。这个观点被视为制度决定论的雏形，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1876年马克思在《资本论》对穆勒提出的因制度等因素引起的工资差异进行了评述，他指出市场供求力量之所以无法消除穆勒提出的那些制度因素，是因为资本的垄断以及政府权力的介入，使得市场的竞争力量得到抑制，导致产业结构逐渐官僚化，加重了工人阶级的异化，也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抗争能力。资本家和工人形成两个阵营，因为这两个阵营是相互对立的，所以资本家所在地阵营通过使用维持失业存在，分化工人队伍以及技能退化等手段了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使得工人的工资无法统一，因此现实中存在着劳动力分割。
19世纪后期，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相互独立提出边际生产理论，他们认为工资的水平是由最后追加的工人所生产的产量来决定的，工资是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即劳动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但是这个理论有两个隐含的条件，一是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二是与劳动就业相关的成本除了工人的工资就没有其他的费用。他们的理论相当于是亚当・斯密理论的一种延伸。但是在现实中，这两个隐含的条件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这就促进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1971年皮特・多林格尔（P. Doeringer）和迈克尔・J.皮奥里（Michael J. Piore）发表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人力资源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起源、运行机制与基本特征，他们指出存在两类劳动力市场，一类是工匠、受益人等零工活动的市场，另一类是大工业中的劳动力市场，前一个市场受到市场力量的直接调节，但是后一个市场除了在雇用时受到外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外，它的劳动配置和工资都是由企业内部来调控的，与外部市场的影响无关，这个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正式诞生。
2.2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主要流派的发展
2.2.1 现代的二元结构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皮特・多林格尔、迈克尔・J.皮奥里（Doeringer & Piore，1971；Piore， 1975）创立的二元结构理论指出，一级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的特征；二级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等特征。二元结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劳动报酬的差别，而且二级市场中的从业者极易失业，并且很难向一级劳动力市场流动。在一级市场起作用的是各种制度规范，工资是由职位即企业单方面决定的，而二级市场起作用的是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Doeringer and Piore ，1971 ；Osterman ，1984）。
自1971年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诞生后，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仅将劳动力市场划为两个部分，这样划分太简单化了，因此Piore进一步对一级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划分，将其划分为两个子市场，即“较高阶层”和“较低阶层”，前一个阶层主要指某些专业型强的职位和高级管理职位，其特征是高收入、高地位、高机会、高流动性，后一个阶层主要是指除了以上的职位的其他职位，其特征是低收入、低地位、低机会、低流动性。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二元结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Smith and Zenou ，1997）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是“内生”，并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大规模失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一般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当市场处于稳定的状态时，会有一部分处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员工选择持久的自愿失业。当市场受到需求冲击，市场不再处于稳定状态时，失业率会随即上升，形成二级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出现完全是因为经济的因素，而且形成了一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失业者收入的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二级市场的出现吸引一部分失业者，并使他们就业，这样失业率开始下降，渐渐经济形成了新的平衡状态，从而缓解了经济衰退造成的危害。但是也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一般是高技能劳动者，新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当高技能劳动者失业时，他们宁愿失业等待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重新就业，也不愿意选择二级劳动力市场进行就业，因为一级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企业对员工进行专门的培训，这种培训对于高技能劳动者来说也是一种回报，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一般没有这种培训，或是培训的层次很低，使得员工无法得到很大的进步，而且高技能工作者认为企业相信宁愿失业也不去二级市场工作的员工是那些生产率高的员工，选择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员工是生产率低下的员工。这就对失业人群中含有高技能劳动者给予了解释。
2.2.2 职位竞争理论
这个理论由Lester C Thurow在1972年提出的，它建立在信息不完全的基础上，雇主在雇佣员工时，他并不知道雇佣的员工会在未来有怎样的表现，而且很多工人并没有单独的培训，很多都是在工作中进行的“干中学”，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雇主对雇员选择的先后顺序呢？Lester C Thurow认为有以下因素：第一，每个雇员均需要在职培训，而培训的成本是由雇员自身的背景和素质所决定的，所以可以根据培训每一个员工所要花费的成本来对他们进行排序。第二，由于历史原因，在美国男性白人在就业上受到了一定的优待，所以有色的女性就出现了很高的失业率，并且很多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作。职位竞争理论最主要的内容是指：第一，职位是有好坏之分的，其数量、种类、结构是有技术状况决定的。第二，员工的工资与职位直接挂钩，处于职位高层的员工会获得更多的报酬和机会，处于职位底层的员工获得很少的机会和报酬，员工在劳动力市场的阶层是由员工的预期培训成本所决定的，预期成本越高，他们所处的阶层就越低。第三，员工本身的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并不认为会有提高生产了的作用，它只是一个进行职位安排的“信号”，教育水平高的人意味着他的培训潜力比较大，预期培训成本会比较低，这样会导致原本低教育水平的员工就能胜任的工作，现在用高教育水平的员工来工作，这就造成了教育过剩。
2.2.3 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Wachtel， 1973， 1975； Edwards， Reich and Gordon ， 1975），他们接受了的分析方法，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看成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产物。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资本主义早期，劳动力的市场处于同化的状态，并不是和现在一样处于分化的状态，但随着同类化劳动队伍的不断壮大，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的形成，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愈来愈明显激化。与此同时，垄断厂商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它的出现使得资本家将关注的焦点从短期的利润最大化转向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长期控制，他们一方面在大公司或某一行业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给予市场的内的工人较高的报酬，以提高工人离开公司的机会成本。从而使公司拥有一支固定的高水平的人才队伍，避免工人罢工所带来的困扰。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去消弱工会的力量，阻止工人发动罢工运动。在激进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看来，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劳动力市场阶级的固化是功能性的，它对于资本家防止工人形成统一的联盟和统一的思想有着很有效的作用。这也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谐运转。
3 小结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在与新古典理论的争论中不断成长的，因为市场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并不真的存在，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出现对于新古典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给予更为细致和真实的诠释，大大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理论对实际操作的指导能力。
但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在对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概念界定时，并没有使用定量的标准，因而人们在实际运用中感到模糊不清，因为当将某些产业分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时，在分成的两部分中又存在着二元结构描述的特征。因此它不足以作为用来分析各个国家和地区分割问题的普遍理论。激进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是劳动力分割现象形成的一种解释，但是它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功能性，它将劳动力和资本家放在对立的两个方面，并认为劳动力分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家的推动。这样的说法过于极端，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分割现象的解释能力不高。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理论本身也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Fleetwood S. Sketching a Socio-economic Model of Labour Market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1（35）：15-38.
[2] 徐林清.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研[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3]高浙彬.歧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其对策[J].中国市场，2013（4）.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文3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探析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各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细息息相关。面对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地提升人力资源部门的地位，希望将人力资源部从以往的人事管理的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为企业的战略服务，提高企业的有效性。但实施起来却缺少一些理论支持。如果说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体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是企业内部的市场，那么内部市场的研究就一定要依据外部市场的理论基础，或者随着外部变化而变化。那么劳动经济学则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1]。
一、劳动经济学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
（一）劳动经济学概述。经济学家们很早以前就意识到劳动力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商品，适用于普通商品的价值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劳动力领域。因此开创了劳动经济学来研究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本文引用乔治•J•鲍哈斯的《劳动经济学》中理论，通过对劳动力供给需求，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人力资本，补偿性工资差异，劳动力迁移率，工会，失业，激励工资等描述劳动经济学，以及其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作用。
（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首先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剖析，而后探讨劳动经济学是如何支持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各个环节的运作。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是以公司总体使命、愿景、战略、目标为基本依据。以此形成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以及理念，来制定组织的整体结构体系，和具体的岗位设置，以组织结构和岗位设置为框架来实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几大重要功能：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而劳动经济学与这几大重要功能息息相关。而后形成了一个公司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流程、信息系统，作用于企业的研发，生产，市场，财务各个部门来实现企业的有效性以及竞争优势。
二、劳动经济学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作用
（一）人力资源规划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资源规划是预测未来的组织任务和环境对组织的要求。而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则需要凭借劳动经济学内容对供求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失业者，脱离劳动力队伍的剩余群体数量和现状，总体上向后弯曲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曲线，以及假设当闲暇是标准商品,能给消费闲暇的个人带来正的效用时，依据个人偏好不同而不同的消费—闲暇无差异曲线的预测。通对上述的分析明确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供求现状，人力资源类别，为人力资源规划提供依据。而需求上无论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非完全竞争市场，雇佣的核心都遵循雇佣最后一个员工时劳动力的费用与边际效益相等来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原则。
（二）招聘，培训，开发，配置与人力资本。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强调培训与公司的战略一致性，人员分析，组织分析等。而劳动经济学则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执行标准如，每个员工的能力不同，学习同样的事物投入的精力，成本不同，以及每个人对于现在教育投入后，未来的回报的贴现率不同导致的每个人接受培训的意愿不同。
（三）薪酬，绩效与激励工资，补偿性工资差异。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薪酬理论包括薪酬体系，理论基础，薪酬设计。但是无论是工资的差异或是形式的差异其根本都是劳动经济学中的补偿性工资差异范畴之内。而绩效工资的确定更是利用工资增加的边际成本=该工作者的生产率的边际收益来最终确定。
三、结束语
如果说产品市场和融资市场决定了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那么，劳动力市场则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基石，而对于劳动力市场进行阐述的劳动经济学则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支持，以劳动经济学为支撑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意味着，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依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运作，能够使管理工作发挥出经济学作用，使组织赢得经济利益，实现经营目的。
作者:孙红薇 单位:辽阳市首山新城重大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文4
【关键词】增产不增收 原因 途径 非农化
为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全国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加大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发展特色农业……，这些措施都只试图从农业内部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旨在通过扩大产量、增加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实践证明，尽管上述措施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是有效的，确实使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实现了农业丰产、增收，但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多收了三五斗”的喜悦瞬间消失殆尽，增产了仍然不能增收。
一、构成农民收入的来源要素
一般来说，农民收入的来源主要分三大块：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其中经营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即大农业，包括农林牧渔各业，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转移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对农业的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的购置等补贴，只占农民收入的微小部份。在农民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占较大比重，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小于经营性收入，但从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来讲却是工资性收入高于经营性收入，在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3587元比上年增加的362元中，转移性收入比上年增加33元，农业经营性收入增加53元，而工资性收入却增加了235元，增加的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60%以上。农民经营性收入等于农产品产量乘以农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等于生产成本加上平均利润，农产品市场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作为完全竞争的结果，农产品价格中没有超额利润，只包含要素报酬，即土地、劳动、投资报酬，因此实质上农民经营性收入取决于农产品产量和农业要素报酬，抛开产量因素，单从要素报酬角度来看，农民经营性收入取决于土地和劳动的收益，而这个收益取决于土地和劳动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又取决于其用途的范围大小，用途越广，农民就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土地的用途范围取决于土地能否实现自由的有偿转让（出租、转租），也就是取决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完善的、自由竞争的土地有偿转让制度，是农民能够充分享有土地收益（特别是增值收益）的关键所在。农民用途范围取决于其择业自由的大小，决定农民择业自由大小的第一个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它取决于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如户籍制度；第二个因素是农民个人的工作能力，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受教育和培训的多少，取决于他们对农业科技的掌握和运用程度，农民的用途范围越广（即农民对土地的经营自越大）农民获得的劳动力报酬就越高，土地用途越广机会成本越高，劳动力择业范围越广机会成本越高。农业用地和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高，来自于农业的报酬就必然会高。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反映来自非农的收入，主要是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这取决于二、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和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二、三产业发展得越快，农民获得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农民工资性收入总额增长就越快；劳动力市场越开放，农民外出就业的门路就越广，获得收入的机会就越多。
二、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原因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十一五”期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和需求增长趋势分析得出的结论，在今后的5-10年，农民人均收入每年有望增加280-330元，年均增长5%以上，而其中农民人均农业家庭经营性收入只有70元左右，占25%，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收入每年有望增加80元左右，本地务工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有望增加到120-170元左右，两项合计为农民工资性收入，年均有望增加210-250元左右，占农民人均年均收入的近75%。按这一预测结果，未来的农民收入增长中，工资性收入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从上述的农民收入构成分析我们知道，农业经营性收入虽然从绝对量看仍占农民收入的主体地位，但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却出现了逐渐减弱的趋势，尽管最近几年由于农业科技的进步，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农产品增产的喜人形势，但农业经营性收入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较快增长，增产了仍然不能增收。随着经营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减弱，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在既定的资源禀赋下，农民收入的增长越来越依靠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需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巨大变化，使得过去依靠增加产量和提高价格实现农民增收的这一途径困难重重。
1、从农业的基本特征看，决定了农民增产却不能增收
首先，农业具有先天弱质性。表现为：一是我国人多地少，土地承载人口的压力大，受资源束缚的制约加上传统落后的经营方式，土地难以给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二是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特点，使得它不能通过适时减产来减少损失，也不能通过适时增产来抓住市场需求扩大的机会，因此很难通过农产品产量的适时调整来稳定市场价格；三是生产要素一旦投入生产就会成为无法回收的沉淀成本，生产规模难于调整，没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其次，农产品是属于需求弹性小，供给弹性大的商品，农产品需求既缺乏价格弹性，也缺乏收入弹性，农产品涨价需求基本不下降，降价需求也基本不增加，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导致供给的大幅增加。这一特征就意味着农产品的增产一般都只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因为由于价格微涨而导致供给增加，供给增加了需求却不增加，价格只能下降。再次，从农产品市场类型看，农产品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市场类型的特点决定了市场上有众多的农户供给产品，每个农户所占市场份额微不足道，每个农户都没有左右价格的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定价，当农产品供求大体趋于平衡时，这一价格只是生产成本加上一个微小的平均利润，当农产品产量增加较大明显超过需求时，平均利润这一微小的收益就可能难以实现，甚至连成本都无法在售价中得以补偿，因此农产品市场作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其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决定了增收必然导致降价而无法获取利润。最后，由于中国农业缺乏比较优势，加之受国际贸易农产品市场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无法使增产的国内市场不能消化的那部份农产品通过出口解决，必然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由于供过于求而加剧下降，最终导致增收了反倒农民获得的利润降低了。
2、从生产环节看，技术进步，管理科学等原因只会带来产量的增加，同样不能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
一方面，技术进步、管理科学等原因虽然可以使农产品生产成本下降，但由完全竞争的特点决定，成本的下降必然导致价格下降，因为成本下降竞争者必然增多，结果导致产量增加，这样最终只能以降价的方式维持尽管很低的成本，所以成本下降的好处只会通过市场竞争很快就会以价格下跌的方式转移到买者手中，农民并不能从这种成本下降中得到多大的好处；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虽然能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但在总需求存在明显上限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超过需求的产量增加并没有意义，因为要控制总产量使之与总需求平衡而采取措施必然会迫使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形成技术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如果不能二、三产业充分吸收，就只能以隐性失业甚至显性失业的方式滞留在农村，这种局面显然不能实现农民收入的普遍增长。
3、从消费环节看，农业效率增长“陷阱”的自动减效机制作用不断增强
农民增收必须依赖于“三农”外部的城市居民和工商企业为农民所提供的市场，市场越大，农民增收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城市居民提供的市场受凯思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双重限制，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其收入中用于积累的份额会增大，用于消费的份额会下降，而农业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人们的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必然限制农业效率的增长，因此，当人们的农产品消费基本满足后，农业的自动减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尽管产量是在不断增加，但是效率始终无法提高，效率无法提高，农民的收入就难以有根本性的提高。
三、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途径――非农化
仔细考察近几年来农民取得收入的主要途径，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政府一直致力于农业本身的发展来解决增收问题，但农民的收入中对增长贡献率大的却是工资性收入，来自非农产业，另外农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民大多数都是从事非农产业――建筑、运输、手工等行业，他们的收入尤其是现金收入部分都来自非农产业这一现实的诱导。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不在于农业内部的增产而在于非农化，即要千方百计地发展二、三产业，尽可能多地转移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尽可能减少农民的途径才能实现农民增收。这需要从如下方面入手实现非农化。
1、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岗位
要在进一步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本着互利、法治、有序的原则，采取转让、转包、转租等形成，鼓励土地的合理流转和集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鼓励有条件的农民放弃土地经营权，大幅度地转移和减少农民；同时延伸农业链，把农业产、加、销有机结合起来，采取各种措施实现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推动乡镇企业发展，实现农业产业化与乡镇企业的发展相互推动，由二者的合力作用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这样，一方面通过土地的有效流转游离出大量农民，减少单位土地面积农民人数，提高农村土地的人均收益；另一方面通过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吸纳游离出来的劳动力，两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既能增加从农人员的收入也增加了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共同促进农民增收。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约束和限制
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建立在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二元户籍结构”基础上的，将劳动用工、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及各种社会保障都与户口挂钩。由于这种户籍制度的约束，农民工流入城市受入学、入托、受教育等方面的歧视，待遇也受到歧视，享受不到与市民平等的权利，得不到合理、规范的管理，正当权益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因此，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按照不同的条件和要求，给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办理常住户口或暂住户口，让他们在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方面依法享有本市居民应有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时，当地政府要把这部份流动人口与本市市民同等对待，既要把他们纳入统筹安置和管理的范围，又要维护他们的各项正当权益，还要逐步使他们公平地享有与本市市民相同标准的社会保障。
3、规范、健全劳动力市场，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成本和风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在要求资源配置市场化，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正是这种市场化的表现。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规范、不健全，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此，要规范和健全劳动力市场，一要取消城市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入的各种政策，给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以市民待遇，打破对本地劳动力就业进行保护的壁垒，允许农村劳动力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就业机会，允许农民工公平竞争岗位；二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加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信息化建设，全面掌握农村劳动力的动态变化情况，扩大信息服务的范围，提高信息服务质量，强化信息服务功能；同时农村基层组织应针对农民外出打工信息不灵的问题，利用政府部门拥有的媒体、技术和信息资源，建立一些能够进行劳动力市场行情分析、预测的中介组织，及时给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信息咨询，使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减少盲目性。三是要加强劳动力市场的中介组织建设，健全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等的机构，强化它们的职能，从市场角度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这些方面的系列化服务。四是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健全与《劳动法》配套的一系列有关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切实加强对劳动合同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力度，执法部门要依法对侵犯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查处，给予严厉的制裁，切实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只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才能切实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增加农民收入。
4、通过各种途径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能力和素质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素质和劳动技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有效输出的决定性因素。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越低，在流动中对地域和产业的选择能力就越弱，择业范围就越小，就业路子就越窄，获取的收入就越少。因此，一是要在农村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教学管理队伍素质，从农村实际出发深化教育方法、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二是要全面推进农村成人教育，以提高文化水平和应用能力为主，在内容上，把文化知识与劳动技能相结合，在方法上，因材因人施教；三是强化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努力推行各种类型的农民技能培训，在培训时，要结合当地需要开展特色培训，结合用工单位需要开展定向培训，结合市场需要开展专项培训。通过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劳动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由主要依赖于体力获得报酬逐渐向依赖智力转变，提高他们的工、人身权利遭遇到侵犯等实际，还要对他们进行有关法律常识和政策的培训和教育，让他们学会运用法律的工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求他们在外出务工过程中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5、建立适合流动就业特点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解决非农化后顾之忧
社会保障问题是影响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关键因素，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日益关注，部分地区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情况仍不容乐观，参保比例仍然很低，这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险政策不够合理，社会保险的门槛大大高于农民的支付能力，加之养老保险在不同统筹地区间难以转移，失业、医疗保险等无法实现跨统筹区基金的转移和接续，不能适应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导致农民工在没有实现稳定就业的前提下参保热情受挫。针对进城务工农民流动性强的特点，一是要设计一个适合农民工流动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由国家统一制定政策，建立以农民工个人账户为核心、待遇与个人账户资金相对应、分别针对不同特点农民工设定不同层次的参保标准和应享受待遇的参保办法，让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在参保地和参保层次上自主选择；二是要制定农民工跨统筹区域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政策，解决输出地和输入地养老保险资金和关系接续的问题；三是在制定进城务工农民参保管理办法上要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简化办保手续，使农民工能对参保情况了如指掌，参保手续方便、快捷，能降低农民工办保的风险和成本。
【参考文献】
[1] 朱恒鹏：多收了三五斗、如何让农民富起来[M].经济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市场效应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 储蓄率效应 经济增长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新增长理论，人口因素始终是一个相对而言获得较少重视的问题。毫无疑问，将人口老龄化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意义重大。就研究成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几个途径的相互交织，主要包括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储蓄率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和资本市场效应等，但由于假设条件、模型设定等不同，结论也不同。
一、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研究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人口老龄化直接减少了劳动力供给，使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减少，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Cutler，Poterba & Sheiner发现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美国劳动力供给在2010—2060年间将出现下降，投资率也将下降3%—4%，但劳动力供给减少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为老龄化在发生时间和速度上的国际性差异引起的资本跨国流动将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Borsch-Supan对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Borsch-Supan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平均年龄提高，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劳动参与率会上升。他发现相比于劳动力供给对生产力的不利影响，年龄结构对生产力的负面效应似乎更小。同时，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可能会导致资本替代，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提高，并且如果能在2030年实现向完全基金积累制转型，那么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将更高，劳动生产率也将提高的更多。
Ilmakunnas & Maliranta、 Borsch -Supan、 Vodopivec & Arunatilake、Marchiori， Pierrard & Sneessens和Ludwig， Schelkle & Vogel等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和工资刚性对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的复杂影响。Ilmakunnas和Maliranta用工资刚性理论解释了年龄—工资的不对称性。他们认为由于延期付款合同、就业保护以及内部人—外部人力量的不均衡性导致老年人工资一般要高于其边际生产力。Borsch-Supan认为在老龄化冲击下，如果欧洲劳动力市场不能迅速调整，那么这种不完全性将放大老龄化的负面效应， 使欧洲就业趋势加速恶化， 不利于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Marchiori， Pierrard & Sneessens在研究人口结构变动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时，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存在巨大的就业调整成本，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比在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规模更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宏观经济波动风险，不利于经济增长。Ludwig， Schelkle & Vogel认为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人口老龄化会导致资本——劳动比率提高，资本报酬率降低，工资上涨，加剧代际福利分配的不公平性，但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能内生调整，将有效降低不公平性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完全，那么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调整将受到抑制，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教育以及就业培训的支持力度，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外生激励。Blondal & Scarpetta发现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对老年人退休决策有很大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会促使老年人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1]。
二、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Bloom & Canning发现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平均寿命延长会提高储蓄率和资本存量，增加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2]。Ferguson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效应。他认为由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投资的“溢出效应”以及储蓄率和资本存量的提高，寿命延长在短期内能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但长期内储蓄率的下降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且教育投资私有化以及政府对医疗保健投资支持的下降会使人力资本积累加速恶化，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3]。
Fougère & Mérette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降低了物质资本需求，但却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激励，使父母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正向效应。Kemnitz & Wigger 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为切入点，认为设计恰当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能将人力资本积累的外溢性内生化，实现经济的帕累托改进和更高的增长速度。Zhang & Zhang在生育和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越是依赖于个人收入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越是能起到减少生育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相反，Docquier & Paddison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使物质资本积累减少引起利率上升，未来工资收入现值下降，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Thφgersen在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也证明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基金制能通过强化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Cerda在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内生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的假设下，证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本身的不可持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入老年人对政治决策的政治影响力时，Samadi & Esfahani et al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随着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多，老年人投票者与日俱增，这促使政府减少教育投资，降低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引入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后，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相反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提供激励，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三、人口老龄化的储蓄率效应研究
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减少，年轻人税收负担加重，储蓄率下降并导致资本积累减速，向老年人的转移支付增加，挤出公共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Shimasawa和Hosoyama运用带有OLG结构的CGE模型研究了亚洲四国（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及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他们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社会保障缴费率和工薪税率将不断提高，从而压低国民储蓄率，降低资本存量，但由于老龄化的劳动力短缺效应大于资本积累减速效应，导致资本密集度提高，资本收益率下降。Gonzalez-Eiras和Niepelt认为老龄化通过储蓄率、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密集度等直接效应以及税率变化、政府支出结构和退休年龄等间接效应影响经济增长[4]。在一个由资本积累和生产力进步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他们认为，一方面，老龄化将使家庭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储蓄率，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老年人政治力量提升，加强了老年人对公共投资的政治支持。然而Futagami & Nakajima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在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通过四种效应影响经济增长：首先，随着寿命的延长，为退休积累的动机逐渐增强，从而家庭每期选择更少的消费；其次，储蓄率上升导致资本积累加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再次，加速的产出增长反过来又导致储蓄率的进一步上升；最后，退休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又压低了储蓄率。与Auerbach & Kotlikoff、Shimasawa & Hosoyama等强调老龄化降低储蓄率不同，Ki Tang & Wong同时考虑了老龄化和寿命预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肯定了老龄化加剧会降低储蓄率的传统观点，但又认为寿命延长也可能会提高储蓄率，二者对私人储蓄率的净效应取决于其相对速度。
四、人口老龄化的劳动生产率效应研究
Skirbekk认为由于老年人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老年劳动力越多，对经济增长率和财政可持续性越不利。同时，他发现加速的技术进步增强了学习以及工作方式动态调整的重要性，从而使工作经验的重要性边缘化。
Van Ours和Stoeldraijer研究了年龄结构、工资率和生产力的关系。他们认识到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很难判断：首先，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能的运用方式、组织结构、工人之间的相互配合以及企业的技术水平；其次，由于企业用工环境的改变和经济主体行为特征的代际差异，技术进步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而增加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再次，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内生于劳动力市场。Ilmakunnas & Maliranta指出了在老龄化冲击下，企业和政府最优选择的对立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使企业老年劳动力增多，生产力水平降低，此时解雇老年工人，重新雇佣年轻工人将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在财政可持续和养老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下，政府延长了退休年龄，并努力提高老年工人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平均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经济增长。Alders在内生增长年的OLG模型中考察了外生低生育率冲击、人力资本积累与折旧以及老年人就业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并通过“数量—质量替换效应”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技术进步，却导致老年人人力资本的退化，生产效率降低，从而失业率上升。
虽然大部分经济学家支持老年人生产率较低的观点，但Lundberg发现可能存在Horndal效应。基于此，Malmberg，Lindh & Halvarsson运用瑞典1985—1996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老年工人的生产力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他们认为拥有众多老年工人的企业表现出的低生产力并不是由于老年工人生产力低引起的，而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没有及时更新。同时，Malmberg等强调了老年工人和年轻工人相互影响对提升企业生产力的重要性。
最后，Backes-Gellner & Veen认为现有研究过分强调老龄化对个人生产力的负面冲击，而忽视了老龄化和年龄结构差异对企业组织生产力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年龄结构和工作类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效的年龄结构组合还能提升组织生产力水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已经形成了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框架。笔者发现，由于研究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假设条件和参数值大小等的差异，研究结论往往也不同，如人力资本的内生或外生假定、经济体开放与封闭的差异等。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时，对模型假设、变量选择和参数设置等应极为慎重，如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人口迁移和经济二元性都有可能对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再次，就研究方法来看，国际上运用OLG模型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非常盛行，但OLG模型的原理和应用在中国的老龄化研究中还没有得到重视。最后，虽然大部分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灾难性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以及技术进步的加速足以弥补老龄化的负面效应，但老龄化冲击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实际上是制度设计问题，有效的制度设计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Blondal. S & S. Scarpetta. Falling Participation Rates among Older Workers in OECD Countries： the Role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OECD Economic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1998
[2]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 & Jaypee Sevilla.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NBER Working Paper.No.8685.2001.
[3]D.Chris Ferguson.Human
Capital Investment，Longevity，He-
alth Care， and Growth.[J].2011
[4]Martin Gonzalez-Eiras &
DirkNiepelt. Ageing， government budgets， retirement， and growth.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文6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2014年的毕业季7月结束了，今年的高校毕业总人数达到了727万之多，又一次刷新的历史记录，许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来不及好好和自己的学生生涯告别，就已经步入了艰难的求职之路，与700多万人在同一时期争夺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好职位，真是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大学生就业难已经真真切切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
还记得2009年有一个很火的词“蚁族”，这个词最初就是用来描写在北京一群毕业了的大学生无法就业，暂时聚居在一个很狭小的地方的情状，并且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也说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就是这句话赢得了全场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可是四年过去了，蚁族还依然存在，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大学生就业变得这么困难呢？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本文将从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两个视角来分析。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我们一直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环境，买卖双方的调节可以由市场来完成。但当今社会我们却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因为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而是被明显得分割成为两个部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两个市场分别有着各自的特点。一级市场的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较多；二级市场的工作往往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粗暴、个人晋升机会也比较少。因此相应的就会对大学生的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由于两个市场环境待遇相差太大，所以就会有一部分人宁愿在一级市场失业，也不选择在第二市场就业，这部分人相对于二级市场就是自愿失业，对国家整体来说是一种损失，但对于这些人本身有时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一旦进入二级市场，再返回来想要进入一级市场就很困难了，一方面是来回找工作会有沉默成本，消耗时间精力去做这些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样的搜寻在长期来看是有益的，但在短期来看是零收益的，因为这段时间你没有任何的产出，反而有不少的花费，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求职过程中。另一方面，一级市场中有时也会存在一定的歧视现象，这有点类似城乡差异，城里人多多少少会有点看不起乡下人，一级市场里的一些公司也会认为，求职者是能力不行才会到二级市场就业，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在里边。
其次，目前国内许多企业或者行政机关的晋升机会并不是很多，因此起薪就显的更为重要，如果起薪太低，想要几年后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薪资水平是很难的，起薪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就业质量的好坏，起薪水准也是未来工资收入的一个保障。因此先就业后择业的说法很多时候也不适用，大部分毕业生都渴望一个相对较高的起薪来作为自己的就业首选，而一级市场正好满足这一特点，这又使得一部分大学生打破头也要在一级市场谋求一席之地。
再次，一级市场可以决定使用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经济学中的一个假设是高工资将激励员工更加勤奋的工作，对于劳动者不仅仅是因为高工资带来的高收入，还有就是一旦他们离开一级市场，他们就再难找到这么高的工资，在享受过高工资待遇后，他们同样宁愿在一级市场失业也不愿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在二级市场就业。而对于一级市场的主管，他们在面对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时候，不会选择降低工资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来完成自己预期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低工资，低待遇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长久来看将会把自己拖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企业破产，所以一级市场往往采用少数高素质人才而不是廉价低素质劳动力，这样也会导致一部人非自愿性失业。
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
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句俗语，刚刚恢复高考的那段时期，我们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然后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到现在又变成“学好数理化，还得有个好爸爸”，话粗理不粗，简单的三句话就能很形象的描绘出不同时期，社会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需求量，“数理化”可以简单代表人力资本，“好爸爸”则代表社会资本。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却少之又少，那时候考上一个大学，真的就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整个社会国家对于知识分子极为尊重，所以只要学好“数理化”，有了较强的个人能力，就完全不会发愁找不到工作，学好“数理化”走到哪你都是“香饽饽”。
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后第一代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者，无论是通过高考进入行政部门，还是借助改革开放的契机自己创业的，到了这个时候都已经有所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所以他们不想自己的孩子再经历一次，中国人的家长总是无形中会对自己的孩子有不同程度的溺爱，于是这时的年轻人要不可以直接接手父辈的创业成果，要不就通过父辈的关系，轻松进入到各个行政机关，享受公务员的铁饭碗待遇，他们有着父辈打下的基础，也就是有很强的社会资本，而这时那时只学好“数理化”的年轻人是无法与这群人相比的。
一直到最近这六七年，国家开始整顿腐败，的现象，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都逢进必考，不再是一个批条就能把领导的孩子安排进国家的公务员系统，都得通过考试，于是提升大学生个人能力又被提上议程，个人不努力，即使有个“好爸爸”也是没有用的，但在这个全民考试的时代，能考试考高分的人也不占少数，可是能考高分就可以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在笔试阶段靠得是个人能力，可是在好多面试的环节中还是有一定的活动余地的，这时“好爸爸”就又有用武之地了。这是针对逢进必考来说是这样，但把视线放的更远一点，好的家庭条件往往对一个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高考是很公平的，农村里也有考上清华北大的，但那些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这里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的教育，还包括家庭的熏陶，在这样的基础上，再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最后，我们不禁要问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该怎么办呢？
面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我们个人目前还真的是无奈为力，我们不能改变它，只能去深入了解它，然后按照它的运营规则去适应它。但在国家层面，却有很大的努力空间，面对一年比一年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就像滚雪球一样，会日积月累越滚越大，直到有一天实在支撑不住，一旦炸开将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是时候在国家管理市场理念上做一些改变，政府除了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市场的运作，更多的交给市场去处理，是时候拿出魄力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其实也算不上牺牲，应该是收回一些人的特权，来保障市场的正常运作，不用那么在意表面的功绩，好看的GDP增长也许给外国人看有点用，但骗不了自己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不用硬撑着要达到什么样的增量，让市场自己去进行优胜劣汰，在未来才我们才能走上一条正常发展的道路。
面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抉择，其实现在对于大学生来说也没什么好挣扎好抱怨的了，我们已经清楚的认识到就目前的国情来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重要，但是社会资本很多时候是不由自己掌控的，当然大学生可以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增加自己的社会资本，但在毕业之后想用到自己的社会资本确实不现实，所以大学生应该做的只有一个，就是好好培养自己，让自己拥有更高的能力，让别人觉得你有更高的增值空间，这样才会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大军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鲁振霞.大学生就业难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9.
[2] 聂颖.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大学生就业问题[J].现代教育管理，2010（1）.
[3] 吕红，金喜在.灵活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系[J].经济纵横，2010（7）.
[4] 孟大虎，苏丽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