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劳动力转移分析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劳动力转移分析范文1
一、安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情况
安徽近几年的劳动力转移在1995年以后大致呈现稳定增长趋势。2004年转移劳动力1121.4万人，比上年增加140多万人，增长1.9％，转移速度达到0.38456。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是农村劳动力“三大”转移的行业，跨省的地域性转移进一步上升，东部地区仍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地区，转移劳动力年轻化、知识化和技能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
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不仅是安徽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21世纪完成工业化、城镇化的主题。安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结构省份，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解决“三农”问题，其落脚点是农民收入问题。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已成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一条途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是实现充分就业的根本途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产业间、城乡间、地区间不断转移，使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摆脱了单一形式，出现了多样化的新局面。
本文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行为与其追求的经济目标――经济收入之间的发展变化关系做一分析。（如表）
从图中可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转移劳动力数量关系较为显著，可以说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民收入起了很大的作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行为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方面是改善收入来源结构，提高非农产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另一个方面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生产率的提高来增加单位农民产量，进而增加其收入；通过生产率的提高还可以降低农产品的成本而提高其利润，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另外，农民收入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水平也会跟着提高。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可支配收入能够较为客观和全面地反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和差别程度的指数。本文用可支配收入作为描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参数。在中国现行统计调查方案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被定义为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缴集体任务后，可直接用于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部分收入。可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基本内容与可支配收入一致，因此可以直接作为人均可支配收入使用。在新的统计年鉴中，可以找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项。根据测算，就可以确定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别，也就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复杂，但可以肯定一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够提高农民收入，而且也是目前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它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里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不是指这一差距的绝对缩小。这里所谓的收入差距缩小是指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重要贡献的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起到了一个相对缩小和抑制的作用，而劳动力转移获得的非农产业收入就是这样的来源之一。所以，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作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劳动力转移对实现农村小康的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来影响农村小康的实现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设计的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指标体系，对安徽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行综合评价。安徽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综合监测结果如下：2003年安徽全省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综合实现程度是10.6％，比2000年提高4.79分，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低了6.3个百分点。六个子系统方面的实现程度分别是：经济发展的实现程度为－9.6％。社会发展的实现程度为12.5％，人口素质的实现程度为26.9％，生活质量的实现程度为9.6％，民主法制的实现程度为68.3％，资源环境的实现程度为7.8％。
作为农村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提高的基础和保证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指标体系中的比重是最大的为20％，却还未达到总体小康标准，致使安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安徽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28％，这说明安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相对均等，但仍属于低收入水平状态。
随着安徽农村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善，2003年安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1.4岁，超过农村总体小康的水平，实现全面小康的34.5％。农民人口素质总指标的综合实现程度为26.93％。安徽2003年农村居民年人均文化娱乐支出约为47元，占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信息化程度为35.4％，实现程度为23.13％。安徽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综合实现程度为68.33％，是安徽在这六个子系统中实现程度最高的一项。
劳动力转移分析范文2
最早是由仿生学家提出的。仿生学家经过大量细致的观察研究发现，蚂蚁个体之间是通过一种称之为外激素（pheromone）的物质进行信息传递的。蚂蚁在运动过程中，能够在它所经过的路径上留下该种物质，而且蚂蚁在运动过程中能够感知这种物质，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运动方向。因此，由大量蚂蚁组成的蚁群的集体行为便表现出一种信息正反馈现象：某一路径上走过的蚂蚁越多，则后来者选择该路径的概率就越大。蚂蚁个体之间就是通过这种信息的交流达到搜索食物的目的（李永捷，2007）。意大利学者Dorigo，Maniezzo，Colorni等人通过模拟蚂蚁寻路的群体行为，最先提出了蚁群算法，并用于求解复杂的组合优化等问题，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将其应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国内相当文献还很鲜见，只有李永捷等在2007年做出过初步研究。本文假设在由各种形态的劳动力组成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动态信息网络，这个信息网络是由劳动力之间的就业信息流构成的信息集合，在这其中他们根据这些信息流来选择他们的就业路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单个劳动力的信息收集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对称的，搜寻过程呈现出一种模糊、无序的特点，而且会受到来自很多歧途（干扰）因素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就业服务管理机构通过对劳动力之间搜寻信息流的控制和纠正来调整劳动力市场就业搜寻之间的无序性、模糊性，减少劳动力的无序搜寻和歧途（干扰）搜寻，通过对信息流的过滤和整理，引导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收集呈现出一种有序、真实的特点，保证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质量。劳动力在就业市场的状态划分为3类：潜在态劳动力（A）、准备态劳动力（B）、就业态劳动力（C）、而就业态劳动力又可以细分为稳定就业态劳动力和动荡就业态劳动力。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网络就由这3种状态的劳动力所产生的信息交流构成，因为这三类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以及他们为整个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信息之间的不同（如图1所示），所以他们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网络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图1中的潜在态劳动力（A），在本文是指农村中已具备劳动能力但尚未有出外打工想法的劳动力，他们会关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信息网络的情况，并且这些信息网络中的信息会对其以后的就业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准备态劳动力（B），是指具备劳动能力，并准备马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中准备外出打工人员，他们已经开始通过信息网络中各种搜寻途径来搜寻有就业可能性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整个信息网络产生信息交流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就业态劳动力（C），在本方是指正在外务工和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村劳动力，他们通过先前的经验储存大量的就业信息，同时也对周围的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信息，在整个网络中他们贡献和获得信息的能力都比较强。如图2所示，在这3种状态的劳动力中信息网络呈现一种不断增加的趋势。由A、B、C三类劳动力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的信息交流网络（如图2所示）：图2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他们依靠劳动就业信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网络中的劳动就业信息呈现出一种动态变化的趋势，同时劳动力也是自由流动的，所以整个网络是多变的、动态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须通过采取一定的作用手段来调整信息网络，从而减少歧途搜索的干扰，以规范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能通过真实的信息网络，经过最短的时间，通过最短的搜寻路径，支付最低的搜寻成本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使整个劳动力市场出现最优均衡。
二、蚁群理论的启示及对贵州省就业服务机构的分析
（一）基本蚁群理论的就业服务机构作用
那么，蚁群理论在劳动力转移中能起到什么借鉴意义呢？我们知道，蚁群是借助信息素来进行协作觅食的，信息素就是蚂蚁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可指导后面的蚂蚁行进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蚂蚁释放的信息素浓度跟路径的长度有关，路径越长信息素浓度越低；相反，路径越短信息素浓度越高，蚂蚁趋向于浓度高的信息素方向移动。同样，劳动力根据信息网络中的信息的强度来选择自己的就业搜寻路径，支付一定的搜寻成本。劳动力就业搜寻和蚂蚁觅食搜寻一样在开始阶段充满了不确定性，但随着搜寻过程的推演，最后根据信息素的集中而形成一条搜寻最短路径。但是，劳动力就业搜寻与蚁群觅食搜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蚁群的搜寻是自然动作的结果，它们所要经过的障碍是在信息素以外的外生网络；而劳动力就业搜寻中的障碍主要是来自信息网络以内的歧途（干扰）信息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使整个劳动力搜寻存在多条路径，而且有的歧途路径比正确路径更短，支付的成本更低，且劳动力在知识、信息、判断等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因而造成劳动力选择歧途路径的局面出现。比如妇女农民工外出就业现象。当同村某位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很快就衣锦还乡，其实是在外从事不正当的行业，如“”等，不明就里的其他女青年就会受其歧途信息素的影响，受骗上当，或就此走上不正确的外出务工道路。在民族地区，由于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习俗，人们在民族内部之间的信任与纽带更为紧密，我们通过典型调查，以贵州民族地区为例，80%以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来自于同族的亲戚、朋友、老乡的推荐，在这样一个非正式社会网络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的人情社会，更容易受到歧途信息的影响，导致农村劳动力整体转移的恶性循环。比如非正规就业典型“捡垃圾村”、和电视报道的“假货村”、“小偷帮”等等。为避免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受到误导，保证其转移的数量和质量，就业服务机构在其中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就业服务机构在整个就业搜寻过程中要尽力排除那些歧途（干扰）信息，引导劳动力选择正确的就业搜寻路径。在整个就业搜寻过程中就业服务机构所发挥的作用，首先表现在规范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为歧途（干扰）因素进入信息网络设置障碍；其次是鼓励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自由流动，但要通过一定作用降低歧途（干扰）因素的影响；同时，通过对信息的控制，减少构成歧途搜寻的信息素数量，并减少劳动力为获得正确信息的支付成本，缩短正确搜寻路径的长度。归纳起来就是在劳动力交流形成的信息网络中，就业服务机构要加入一定的作用力来加强正确信息的留存，减少歧途（干扰）因素的停留，在最优选择路径上形成正反馈机制，加强对最优路径的选择。同时，如何缩短劳动力的就业选择路径，提高劳动力就业搜寻的成功率是就业服务机构的重要工作。
（二）贵州就业服务机构的现状及问题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在贵州省全年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22198485人，占63.89%；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983人，占36.11%。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到1/3的省份中，具体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现实意义。贵州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主要依托于各市、州、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深入到农村各乡镇的称为社保所，但其职能主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对于引导最基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乡镇乃至县城就业局的力量很微弱，导致贵州省农村外出劳动力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大多是自发的转移。主要依靠社会关系、血缘关系寻求就业机会，如依靠亲戚朋友介绍外出打工。通过中介机构的有偿介绍、职业技术学校的培训转移和政府劳务输出办公室组织的集体性成规模的劳务输出所占比例较小，有组织的输出只占1/8左右。例如，贵州省在广东就业的农民工中，除少量是通过政府部门有序输出和定点劳务扶贫外，多数是通过以老带新等方式输出的，致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化程度低、风险大、成本高，大多处于自发、无序、零散的转移状态。根据蚁群理论，我们知道就业中介组织在劳动力转移中应该取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尤其是政府的就业服务机构，更应该行使这样一个公共的职能，避免农村劳动力自发无序转移中的干扰歧途信息的产生，而是由政府中介就业部门传播正确的、最为经济合理的信息素让准备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去跟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就业培训、提供就业信息到维护合法权益，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政府的这种职能非常缺乏，还不能完全地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包括文化程度、年龄结构、技能特长、地域分布及转移就业的方向等。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导致农民工就业信息不畅，有组织外出的比例比较低。目前的中介服务机构从规模和管理上仍不能很好地满足贵州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一方面，县、乡、村三级具有管理和指导农村发展职能的组织和机构基本没有承担起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充分而准确的就业信息的义务，也没有发展起专门的商业性职业中介组织；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地区，也缺乏指导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机构和组织。在当前的行政管理框架下，城市政府只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负责，而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城市就业负责。所以，尽管进入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搜寻就业机会的困难，但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建立起专门为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提供信息服务的部门。不仅如此，在城市劳动力就业出现压力时，城市政府管理部门一般要对农村流动劳动力采取排斥的做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三、基于蚁群转移的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一：民族地区非正规就业的典型———关岭县顶云乡上发卡村关岭是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地处贵州西南部，属于安顺市管辖，黄果树大瀑布周围的不少景点都在关岭县境内。顶云乡距关岭县城六公里，因其1978年率先以秘密形式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而闻名，也象征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启动，顶云乡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顶云乡面积81.6平方公里；人口2.1万，其中布依、苗、黎等民族占76.2%；辖16村委会。虽然改革开发以来顶云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变化，但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仍有9个国家一级贫困村，2个二级贫困村。笔者在对顶云乡的实地调研中，无意发现了一个体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典型例子。顶云乡有一个国家一级贫困村，叫上法卡村，这是一个自然寨，4个组，360人，几乎都是白苗族。由于这个村地处海拔较高的山头，自然资源较为贫乏，生活条件恶劣。村民以玉米为主粮，交流都是使用的苗语。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和少数民族意识的浓厚，使上发卡的村民与外界交流不多，且文化教育程度低。因为孩子不多，村里的小学教育也只办到一年级，教他们说点汉语。若要继续上学，就得走几公里山路去另外的村上，造成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绝大部分上发卡村民依靠有限和贫瘠的土地，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所以每年农忙结束，他们的主要劳动力就外出务工，甚至是举家外出。但由于没有文化没有技能，他们能做的，就是最低级的体力活，如在建筑工地上挖土方，当“背兜”，捡垃圾等。他们的民族意识很浓，对本村本族的信任程度表现得很明显，也就是这样，社会资本在他们转移的过程中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的大。其表现就是，他们迁移的目的地、居住和工作地几乎都是在同一个地方----贵州市郊，他们在贵州市大营坡郊外，就地找个山坡就搭起了棚子，四处分布，都是一个带一个出来的上发卡村民，相当于他们把上发卡村“搬”到了贵阳。到农忙时或有什么任务时，村干部带上一帮劳动力就回到顶云，没事了又全部跟着外出。虽然在外一天也只能挣到30-50元工钱，但也比在家的收入高，且他们也没有其他的信息渠道、技术手艺，他们相信和依靠的，就是本村熟识的亲戚和朋友，所以，一旦有新的劳动力想外出务工，也无一例外的到了同一个地方，从事同一种低级的体力活，并造成恶性循环，形成了“漂浮在城市中的村庄”。这也是民族贫困地区非正规就业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例二：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关岭县花江镇提到花江镇，也许很多不熟悉贵州的人都知道，它以“花江狗肉”而闻名于全国。作为农民勤劳致富的典型，花江镇农民在同样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环境下，却创造了贵州“犹太人”的神话。花江镇位于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西南的214国道上，距县城约25公里，总面积158.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9万亩，花江镇全镇辖25个行政村、2个社区共252个村民小组，总人口45290人，其中布依、苗、黎等民族占29.7%。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9860人，目前从业人员28765人，其中外出从业人员14100人。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以餐饮、中草药营销和制造业工人为主。花江原是贵阳到贵州黔西南州和广西的交通要道，正好处于中点位置，所以一般来往车辆都要停在花江进餐或住宿，造就了其饮食业的发达，花江镇的街道其实就是一条绵长的街道，沿街的上百家的门面几乎全是餐馆，而每家几乎都经营着花江狗肉，凭其秘制香浓口味而闻名。可是随着贵黄高速、关兴高速路的建成，几乎所有的客车、货车都不经过花江镇而直接上高速路了，花江镇的前途怎么办，农民刚富裕的日子怎么办，是不是又会陷入贫困，曾是让很多人担忧的问题。可本次调查的事实的确让人吃惊，花江经济不仅没有受到冲击，而且还化压力为动力，本镇上的生意不好做了，就走出去，反而还打下了全国的市场，让“花江狗肉”的名气越来越大，也让更多的花江人走了出去，共同增收。据花江镇政府介绍，不完全统计的情况下，花江人在全国各地开的“花江狗肉馆”2300余户，从业人员约9600人，按户均纯收入3万元保守估算，年总经营纯收入6900万元。经营地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但主要集中在中部省市，如长沙一地，就有200至300家的规模。事实上，大部分经营户一年就可以赚到二十万元以上，花江镇资产上百万的农户至少有三四百户。这在贵州农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花江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便是蚁群理论的一个现实写照。因花江狗肉秘制配方，也由于怕外乡人掌握到其独特的制作过程与方法，所以才会出现刚才所述的一帮又一帮人结伙外出。如果一个农户到外开餐馆，他不是就地招工，而一定会在花江本地带上服务人员一同前往。而寻找伙计的途径，也一定是先找亲戚，然后是利用朋友、熟人的资源，最后是找老乡。开得较大的店，一天经营收入达20多万元，服务人员就有80多个，最小的店也有5个左右的服务人员，一般都是开一家店带10—20个本地农民工外出。而这些跟着外出务工的服务人员，稍有些头脑意识的，在帮工两三年，学得技术和经验后，也会自己开馆子，然后再带一帮人出去。这就形成了“滚雪球”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良性循环。在共同形成的习俗、信任及规范下，花江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借用这样一个产业优势，以少带多，以点带面，亲邻相传的发展起来，为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转移和增收致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四、基于蚁群理论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大力发展乡镇信息化水平
虽然现在已经是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但在贵州这样的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和文化仍相对滞后，我们看到一些乡镇政府的信息化水平都很低，更谈不上普及到普通农民。笔者建议每个村都设立一个专门的信息员，他们要懂得基本的电脑知识，能利用网络资源为农民提供各种信息需求服务。比如，可以成立动态管理网络或劳动力供需信息系统，将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各部门出台的有关农村劳动力供求方面的法律政策及规定、全国各地劳务市场及人才市场的运行和供求状况提供给农民，充分运用其信息导向作用，增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工“信息导向、按需流动”的就业意识，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流动，让农民也享受到社会化网络时代的丰富资源。（本文来自于《经济研究导刊》杂志。《经济研究导刊》杂志简介详见.）
（二）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应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投入者。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因其经济效应而受到重视，但在此处我们强调的是其对农民积累社会资本的意义。完善的道路、电力、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必然会给农民出行、与外界联系带来便利，促进农民在更广的面上进行社会交往，帮助农民维护社会关系网络，从而积累社会资本。借助现代化的社会交往媒介，农民可以突破个体在地点、身份、职业上的差异，将人际关系网络扩展到城市和非农产业领域，这必然会给农民寻求非农就业、提高工资收入带来帮助。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把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去，改变农村的闭塞局面，为农民交流信息、参与社会活动创造物质条件，从而使农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另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在建设时应注意科学规划，优先解决农民最急需的生产生活设施。
（三）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专门的职业介绍中介机构
政府应专门设立并大力发展专门的农民工职业介绍中介服务机构，扩大其覆盖面，增强其服务功能，使之在有组织地转移农民工方面发挥主渠道作用。农村地处“边缘地带”，信息缺乏是他们择业的一大障碍。他们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劳动力市场。在目前贵州省乃至全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且不够规范、工作效率低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快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利用蚁群理论的启示，减少农村劳动力求职就业过程的歧途信息素的干扰，可采取树立外出务工成功案例典型的方式大力宣传，或一个村、一个镇集体先组织一小部分精干的劳动力到较发达、较好的产业就职，然后利用这些良好的信息素带动更多的本地劳动力沿着这个路径转移，从而形成自己有序良性循环。另外，对民间资本的中介机构，政府也应实行有效的监管体系和机制。
（四）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发展职业培训机构
教育、培训和健康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政府和农民个人都应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教育是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投资方式，政府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国民教育事业，提高国家财政用于发展教育的比例，平衡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促进整个社会的教育平等。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保障还在学龄阶段的农村未来劳动力的受教育权利，保证他们享受和城市学校同样的教育资源；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尽快取消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户籍限制和择校费。对于已经离开学校的农村劳动力来说，职业技能培训是增加他们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从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长期过程出发，长期系统的就业培训是他们在城市持续发展和沉淀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目前大多数培训是短暂且是一次性的，农民工的需求和现实的就业培训制度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少数企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对农民工进行了岗位培训，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企业盈利。真正从农民工发展的角度考虑就业培训的问题应该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之一。国家应建立和发展一套规范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根据岗位的技能要求有目的的开展培训，以使农民能够胜任复杂劳动的岗位，并可以对农民工进行基本法律知识、维权意识、基本技术等培训。提倡企业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并录用。由于健康的重要性，政府需要改善农村的公共卫生状况，增加农村的医疗资源，进一步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看病负担，保障农民病有所医。
（五）健全农民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机制
劳动力转移分析范文3
关键词:城市化;农村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2-0158-01
近年来,由于人口大量迁往城市,我们将面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已经受到国家跟政府的高度重视,它对城乡结构调整,农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安定等多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应该加大制度和法律上的管理,使其合理,顺利,有序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型,改变他们的生活现状,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定团结。
1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
受传统体制、传统观念和土地、户籍等政策的影响,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渠道狭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另外,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和城区的不断扩大,使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低素质的廉价劳动力所占据。
济南某区为例,从人才结构看,中专以下学历占了53%,本科以上学历仅占17%,特别是院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类拔尖人才等高层次人才极少。许多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改变现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有人提出应加强农民外出就业的指导和服务,做强做大劳务经济,增加农民劳务收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监测,完善农民就业综合服务体系,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积极推动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制度试点,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十一五”期间,农民外出务工每年新增500万人左右。
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农村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一些国家的劳动力与土地的最高配比,中国的农业最多也只需1亿左右劳动力,这就导致中国农村5亿的劳动力富余,如将这些富余劳动力转向其他行业,则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将提高5倍以上。许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来减少农业人口。也有人提出通过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来减少农村人口,因此在1983年到1990年间,几乎每个村都办起乡镇企业。1990年以后,一亿农民进城打工,这种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做法并没使情况好转。
2 当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研究
2006年全国平均的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数为0.532,表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全国总体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其他指标也显示为城镇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可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后依然面临很多问题,为了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学者提出了很多建议,最主要的是深化户籍制度,农村与城镇最大的区别就是待遇不同,而不同的住房,医疗等待遇又是户籍制度影响的,所以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转移到城镇后的待遇。另外,我们还要切实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重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此外,我们应该建立覆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针对农民工收入低且不稳定的特点,应当专门研究确定与农民工低收入相适应的费率,使其能够参加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最后我们应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着力研究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进一步加强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等等。
3 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的方案
3.1 打破现有二元经济体制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实质是农民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因此我们首先要区分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概念。
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超过农业生产需求量的那部分劳动力。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就业空间有限,兼职现象普遍存在,还有一大批农民“过度拥挤”在农村并不发达的有限的非农产业中。这部分农民从农村中转移出去,不仅不会影响所在非农产业的发展,而且有可能有利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
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指超过农村产业需要的那部分劳动力,它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或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农村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是由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农业所需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过快增长导致劳动力超量供给的共同作用引起。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存在,而且超量存在,基础是农村人口的超量存在和农村人口比例过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新兴城镇、城乡第三产业为主体的渠道已吸收了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目前仍有1.7亿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
改变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因为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大大减少了就业岗位,重工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明显低于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重工业每亿元投资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只及轻工业的三分之一。
3.2 政府发挥其经济职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准入机制;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加快建立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形成惠及农民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带有很大的事后被动性,事前积极引导少,事后消极疏导多。因此我们要以积极热情的态度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主动争取提前预计到剩余劳动力的可能去处,并根据其需要提前主动做好有关准备工作,全面做好总体规划、产业政策制动、户籍制度改革、不同层次城市接受农民进城政策的制定、新城新体制设计、面向农民的就业政策制定、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城市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密集型技术鼓励政策制定和有关法律制度制定等方面。
我国畸形经济社会结构的纠正有赖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转移会产生很多不利影响,庞大的人口拥挤在有限的耕地上,对耕地和其他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农民生存状况将恶化,贫困加剧。要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全面的、多层次的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和各种力量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讨,并作出决议。
3.3 进行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分流
形成合理的分流,分为国内分流与国外分流。
国外分流指劳务输出,但由于国际劳务输出所面临的外交障碍及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的限制,国外分流不可能成为主渠道,因此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国内分流上。
在国内分流基础上又分为农村就地分流与异地分流,所谓就地分流指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就地消化,包括社区内乡镇企业、农村第三产业、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异地分流就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国内农村以外的地区去,一般是原有大中城市、新兴城镇。
另外要形成合里的产业分流,即农业内部分流和非农产业分流上,以非农产业分流为主。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有针对性的制定农民就业培训政策,开展各种就业培训和教育;建议在一些大中城市成立农民大学、民工职业大学、民工夜校等。发育劳动力市场,改革城乡人口管理制度、改革城市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劳保制度、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介绍机构、逐步推进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加快劳动力市场规则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轩明飞.村居改制:城市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
[2]理纯.兴农论[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7,(7).
[3]李佐军.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1).
[4]陈晓华.农村政策法规调查与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6).
[5]冯涛.农业政策国际比较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9).
劳动力转移分析范文4
关键词：农民工 劳动力转移 青年劳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廉价的劳动力资本所提供的巨大成本优势。张家口地区是北京的北大门，由于其特殊的军事地位开放较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所以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外特别是京津地区转移。随着80、90后的劳动力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现状、条件、要求、见识都与其父辈有了很大的不同。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中的龙头经济城市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这说明当今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了解农村青年的诉求、研究他们的工作状态、分析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全民族“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综述
1.人口学理论。人口增长的过程呈S型曲线，经历了从“多生多死”到“多生少死”直至“少生少死”的发展过程。
2.社会学理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曾经指出，社会制度的结构决定了个人行为。处于工业发展期的中国正在从原有的静态平衡通过剧烈的转型期达到新的静态平衡。这意味着社会制度的结构正处于被打破未重建的阶段，农村的社会结构经历着比城市更加剧烈的冲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体现了农民个人行为对社会制度变革的适应。
3.经济学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很好的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农民走出农村，低效率工业化的发展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又促使农民走向城市。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农业生产率的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工业，从某种程度上讲，农业产量的提高并非技术发展的结果而是劳动力投入的加大，中国农业的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二、张家口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状况分析
1.就业的流向及分布。问卷调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选择了张家口地区13个县年龄在18周岁至40周岁的260个青年作为问卷调查的对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者的就业地点为京津地区的占33%，本市的占30%，除本市外本省其他城市的占21%，其它地区的占16%。
2.就业环境。就业方式中，从事建筑装修的占22%，家政服务的占8%，加工制造业的占16%，餐饮服务的占20%，售货员的占15%，个体经营的占8%，公司职员的占4%，其它的占7%（例如地铁安检员、保安人员等）。这些工作被认为是又脏又累且缺乏技术含量的。
3.就业歧视。78%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受到过一定程度的歧视，包括语言上的侮辱，态度上的轻蔑，行为上的隔离等。甚至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几乎成为了社会的参照系，如果不努力生活进入社会的中上游阶层，就会沦为和农民工一样的悲惨境遇。很多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挣钱少又得不到尊重，他们宁可待业在家也不愿意丢面子从事那些工作。
三、张家口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约因素
1.自身素质。调查结果显示，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82%。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已然很严峻，外出务工人员几乎没有可能从事高薪、高职的工作。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从事建筑业、服务行业、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对于外语、计算机、写作等能力几乎没有什么要求。而其它一些相对高薪、高职、低体力劳动的工作对个人的素质要求较高，需要基本的计算机、外语或写作能力。这些方面能力的欠缺极大的限制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水平。
2.产业结构。在中国产业化的进程中，农民非农化的过程最好的方式是就地转移。然而，曾经活跃一时的乡镇企业终究由于其落后的理念，非科学化的管理方式，较低的抗风险能力而逐步暗淡。除此之外，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才能获得生存空进，这就进一步恶化了农民工的选择权。
3.户籍制度。调查结果显示，张家口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基本上采取离乡不离土的工作生活方式，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他们来说，城市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最多不过一个美好的梦想，很难成为他们的家园，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只有农村才是他们最终的依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农民非农化过程，中国的农民是个体迁移为主，而西方农民是家庭迁移为主。
四、促进张家口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对策建议
1.离农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随着张家口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本着环保、高效的理念引导下，许多大型国企甚至是外企落地建立生产基地。这是当地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机遇。
2.有效的职业教育。为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能获得真正等同于工人的工作，尤其是适应大中型企业的生产，必须对他们开展有效的职业教育，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这种教育类似于高职高专的精华版，需要政府投入，强制执行，最终以执业资格的获得为其工作准入的门槛。
3.构建适合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我市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应当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保障其因家庭变故而拥有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程度。
五、以实现农村青年“中国梦”为理想
新时期的农村青年更有知识、文化、理想，他们的就业是实现自身“中国梦”的最主要途径。实现他们的“中国梦”，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农民就业 考问中国城市化》》楼培敏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2]《多学科视野下的就业保障研究》彭薇 王旭东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3]《劳动就业与反贫困问题研究》夏庆杰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劳动力转移分析范文5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教育 成本收益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劳动力，其实质是一部分农民正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4%，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50%，有4.4亿农村农业劳动力，其中剩余劳动力约占1/2，大约2亿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600万人。今后20年，我国至少要推动2亿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中心任务之一。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农村的农户经济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要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实现高层次的新均衡，舒尔茨教授认为，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导入新的生产要素，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即市场和科技要素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地位，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创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问题的根源在于认识不到位，多数政府主管部门还没有树立“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的观念，他们只看到了沉重的人口负担，而没有看到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经教育投资可能转化而来的潜在人力资本收益。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贫穷到富裕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经历着由落后的农业经济部门向先进的工业生产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是因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生产效率高，提供的收入高，必然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同时这种转移过程也会增加工业部门的积累和发展，从而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所阐述的中心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有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无摩擦的。事实上，由于先进的工业部门所要求的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从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掌握相应的技术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移。因此，要想使这种转移过程没有多大的摩擦，就必须让农业剩余劳动力掌握相应的技术，而这就需要教育。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在乡村地区，教育水平提高10%，将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
根据200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0个省（区、市）6万多农户、18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农户既有人力资本的存量为：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7.8％，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4％。小学程度的为31.1％，初中程度的为49.3％；初中以上程度劳动力仅占12．2％，其中高中程度的为9.7％，中专程度的为2.0％，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5％。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和专业技能水平较低是一个不争事实。人力资本存量少、水平低既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快、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成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层次和效果的“瓶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摩擦，阻碍了二元经济的良性发展。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力度已经成为专家学者的共识。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的身体内的，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及健康的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本可能表现为潜在劳动生产力，也可能表现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为获得后天的生产能力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即一定时期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用于整个教育的全部费用，包括直接的教育培训支出、因接受教育和训练而放弃的收入和为寻找、转移到较好的环境中所花费的各种费用。这些成本与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有关，所以被叫做人力投资。人力投资越多，人力资本存量就越大。人力资本理论，十分注重对人力投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认为投资的收益是预期的。这些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有重要作用：
第一，发展中国家人力投资收益率很高，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比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高。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成本带来的收益是多于物质资本的。在不发达农村地区，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投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都是合算的，即其收益是超过成本的。
第二，教育落后的地区，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比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要高得多，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又比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高；而在发达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高低顺序是大学、中学和小学。因此，在不发达农村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重点应当是普及初级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
第三，在发达国家，私人人力投资收益率都大于社会人力投资收益率，而在发展中国家，前者比后者要高得多。因此，在不发达农村地区，要鼓励私人资本参与教育投资，要调动农民个人和家庭对劳动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与收入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效应。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而言，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与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流动劳动力文化层次越高、劳动技能越强，发展潜力越大，工资报酬也越高。这促使一部分进城民工为了进一步适应竞争而对提高自身素质进行劳动力教育投资。
第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剩余劳动力“脱农而出”，为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提供可能，从而实现最终的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效应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效益还体现在它能对自身的转移效应起到一种促进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预期收入效应。预期收入效应促使农村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高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如舒尔茨曾指出，劳动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劳动力对迁移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迁移收益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迁移预期收入。就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预期收入相对较高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因为，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农村高，收益反映人力资本差异的敏感程度也获得提高，即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力在城市能得到更为“公正”的待遇，较高的预期收入使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较早投入流动。所以，当农村经济结构变动、转移就业的新机会来临的时候，在文化和技能上“过剩”的、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高的农村劳动力最先活跃起来进入转移行列。
信息获取效应。转移能否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信息因素不可低估。更高的文化水平或人生经历使劳动者更能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从而作出更为准确的劳动供给决策。这些劳动者较一般的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民工拥有更为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把握信息以及对其作出合理判断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化程度高或经历丰富的农村劳动者更能克服距离障碍而倾向于跨地区向大城市转移。
心理适应效应。更高的文化水平意味着劳动者更容易摒弃传统农村劳动力中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树立现代性人格。其典型表现即对城市生活的认可与向往以及对市场交易活动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应付能力，这使他们较之一般的农民工，转移的欲望更强烈，融入城市生活的速度也更快，因此，转移也更为彻底。
劳动力转移分析范文6
关键词：甘肃；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
一、 甘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从1985-1992的七年中,.甘肃共有7.4万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非农劳动者,劳动力转移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71%。改革开放后,森严的城乡壁垒慢慢被冲破,城镇工业的发展也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然而从总体来看，甘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甘肃农业产业所占份额依然偏高。
2008年甘肃省总人口为2628.1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44.94万人，占甘肃省总人口的32.15%;农村人口为1783.18万人，占甘肃省总人口的67.85%。据统计，农村劳动力资源总规模为1213.8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9.06%。从地域分布来看，农村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天水、定西、陇南、庆阳市，其农村劳动力达518.71万人，分别占甘肃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62%,12.61%,11.91%和10.26%，共占甘肃农村劳动力的约50%。而农村经济相对发达的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嘉峪关市的农村劳动力为184.08万人，分别占甘肃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78%?,5.39%,7.81%,1.28%和0.26%，总共不足20%。由此可见，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以贫困地区作为重点。
二、阻碍甘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1.农民自身的因素
第一，劳动力的专业素质普遍低下，受教育程度不高。由于进城务工者缺乏一定的职业技能，其对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缺乏竞争力，只能从事苦、累、脏的体力劳动，以维持生计。有数据显示，2007年甘肃省转移的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共占20%左右，有将近80%的进城务工者未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这使得他们在选择从事的行业时，主要以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低端行业为主。
第二，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高，进而导致了他们的法律意识淡薄，对自己应得的利益和如何维权的途径不甚明了。他们对国家或地方的劳动法、劳动保障法等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不足，较少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对在劳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经济纠纷缺乏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转移就业的热情。
2.社会因素
第一，社会的普遍歧视。农民工在融入城镇建设过程中的低位，长期以来得不到正确的定位。农民工这个名词一度成为人们嗤之以鼻的对象，成为新的弱势群体。社会对农民工的普遍认知造成了农民工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打击他们就业的自信心。
第二，政府制度性因素一度落后于农民工择业、就业的脚步。例如户籍制度的缺陷，虽然户籍制度在深化改革后在限制城乡人口迁移方面的功能日益减弱，但在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约束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无法有效转移。现行户籍制度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附着在户口上面的不合理规定和功能加剧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这些大量迁徙人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在体制外生存，成为“漂泊不定”的人口。同时，他们在社会保障、教育、就业、医疗、人事关系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障碍。
第三，城市及乡镇企业有效需求不足。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城市中出现了大量下岗职工，城市下岗人员的增加会进一步挤压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使得进城务工人员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有数据显示，甘肃省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已从2000年的7.35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9.5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从2000年的2.?70%增加到2007年的3.34%。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原先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镇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被逐步取消，其机制优势正在慢慢消失。为了稳固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它们开始摒弃“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型，致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幅度下降。
?三、拓宽甘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的建议
1.必要的科普宣传，科学的农业发展指导，必须深入农村，以规避由于生产的经验化、种植面积过于广大等等原因造成的风险。由于没有科学的种植指导，农民可能会跟风种植前一季畅销的作物，由此造成供应量远超过需求量，进而带给农民不必要的损失。这样的例子近年来数见不鲜，所以科学的种植指导必不可少。还有就是科普知识的普及，要让农民深深的意识到，经验化的农业是不可取的，必须依靠科学来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不断的强化科学的重大作用，为农业的健康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2.组织上政府应该积极有效组织和优质快捷的服务。首先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劳动部门驻外机构的作用，构建各类信息服务网络及时传递、沟通信息，准确掌握用工信息，以便输出地政府有的放矢的实施有效组织。其次要建立区域性的劳务市场和劳务中介机构，供求双方见面，寻求劳动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大力推进劳务市场一体化进程。再次是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包括用工信息、证件办理、劳动纠纷仲裁、法律援助，甚至政府建立劳务输出基金，为那些贫困人群外出务工提供“零出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