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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手段范文1
关键词：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价格型与数量型手段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1-0026-08
一、引言
国际经验表明，正常的跨境资金流动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跨境资金的大进大出可能对一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一定条件下还会触发货币、银行、债务等危机。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和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无不与跨境资金短期集中大规模流动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跨境资金流动规模迅速扩张，尤其是在加入WTO后，我国跨境收支长期表现出净流入特征。跨境资金年净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但跨境资金长期保持净流入导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央行被动投放流动性，进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同时，货币错配风险、短期套利资金流入等给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埋下隐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金融改革进程。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是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均衡管理，促进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是保证货币政策自主、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深化，原有货币内外供求隔离的现状已开始向内外供求趋同发展，传统数量型调控工具正逐步被价格型工具替代。如何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跨境资金流动控制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基于外汇管理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工具，探索设计前瞻性的宏观审慎调控工具成为研究的重点。
国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的研究较早，主要围绕跨境资金流动的利弊、管理、宏观调控等几方面展开。米德（Meade，1957）就短期跨境资金大幅波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操作方案：第一，为防止资金外流采取外汇管制措施；第二，释放国家外汇储备，抑制短期资金投机；第三，发挥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允许汇率下降。托宾（Tobin，1972）首次提出了托宾税的构想，即应通过对国内证券和外汇即期交易进行统一的国际税收，提高短期投机资金跨境流入、流出的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金的流动性及其导致的汇率波动性。当托宾税推广到全球范围时，就成为监管全球跨境资金流动的政策之一。萨潘（Sphan，1996）认识到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危害，对托宾税进行了重新设计，提出在对金融交易征收较低税率税收的基础上，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征收临时性、惩罚性的高税率。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2007）分析了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下宏观经济稳定性所表现出的差异，发现数量型政策存在单一均衡，而选择价格型的利率政策则可能使经济步入多选择的非均衡，因此在宏观调控上数量型工具更有优势。
国内研究普遍认为，在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和调控中，应构建市场化的制度基础，充分发挥市场化手段的作用，并针对宏观审慎的时间和横截面维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工具。巩志强（2012）指出，近几年来在市场化制度的基础上，在应对国际资本冲击时，新兴经济体主要运用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审慎管理的综合平衡手段。郑杨（2010）认为应通过运用市场化手段来规范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作用，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在制度设计上，一些学者提出应借鉴国际经验，应通过金融交易税或存款准备金等手段，建立制度防火墙，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陈西果（2011）认为应建立流动性冲击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建立国际“热钱”防火墙，借鉴新兴经济体中已实践成功的巴西等国家针对从国外获取的短期贷款和国际债券征收交易税的经验，控制国际“热钱”流入。基于银行在跨境资金流动中的关键地位，一些学者认为应通过加强银行业务管理来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晏丘（2012）、巩志强（2012）指出通过提高银行的短期外债管理和银行外汇头寸管理两个外汇调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短期资本的流入，减少银行业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风险。综上可以看到，关于数量型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国内学者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商业银行授信仍是货币政策作用于经济运行的主要传导途径，因此数量型工具仍然是最有效的（盛松成和吴培新，2008；黄宪等，2012；盛天翔和范从来，2012）。第二种观点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价格型工具作为货币价格信号功能日益突出，金融宏观调控正从偏重数量型工具运用向价格型工具变化（周小川，2013）。第三种观点认为，数量型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以及同一目标不同成因的作用优势不同（卞志村和胡恒强，2015）。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当发生跨境资金流动异常时，国外学者倾向于采取汇率机制、控制交易成本、征收税费等宏观调节政策来降低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性，国内学者更倾向于从加强金融系统业务管理、征收金融交易税、管理外汇等方面对跨境资金进行管制。从以上管理方式的特征来看，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数量型调控手段，包括准备金、总量限制、头寸限制、比例限制等；另一种是价格型调控手段，包括特别费、交易税等。本文立足于资本流动全过程及分析框架，尝试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过程和动态机制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更加强调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各经济主体行为角度判断是否发生跨境资金失衡的情况，并根据现有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理论，建立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模型，重点探索不同宏观调控手段的效果，从而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系统性风险评估
（一）风险点识别
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性风险监测框架，需要有效评估和识别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点。
一是境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压力差风险。境内外资本压力差是资本流动风险的宏观驱动力，不同于商品、服务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特点，跨境资本流动并非由国际贸易中的对价交换所引发，而是由资本的逐利特性或是避险需求所致。即由境内外宏观政策、制度、市场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包括境内外利差、本币的汇价差、投资收益差、投资环境的风险差异、税负轻重等所驱动。
二是总量不平衡风险。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大规模流入加剧了总量顺差式不平衡，进而可能引发汇率升值，加大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在国际收支表现为逆差的形势下，资金大量流出将会进一步增大逆差规模，进而大概率引发汇率贬值或货币危机。
三是银行债务期限和比重错配风险。例如过于依赖短期融资进行长期贷款而产生期限错配，作为风险应对，可以采用资本管制如外部借款限额、储备金要求等。
四是汇率风险。汇率波动过大对进出口、金融市场价格造成冲击，同时，汇率波动过大会形成汇率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进而对跨境资金波动形成顺周期的扩大作用。
五是银行体系风险，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和货币供给造成冲击，进而对利率、经济增长、资产价格产生影响。
六是人民币资产池风险，人民币资产池是资本流入的终点和资本流出的起源，可以看作“人民币卖出头寸”的积累，在境内资产配置和抛售行为中跨境资本将对境内金融市场价格、实体经济投资造成冲击。
（二）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
基于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点的识别，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旨在刻画跨境流动异常现象。考虑到价格型与数量型跨境资金流动协调监管模式和本外币一体化监管两个方面，综合理论基础和经济资本市场运行的典型事实，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包括：外汇储备、实际有效汇率、利差、通货膨胀率。
由于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需具备实时有效性，上述指标均采用2010―2015年的季度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OECD和万得数据库等。基于各项指标缺口值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参考大多数文献的做法，采取H-P滤波法（lambda=1600）求取各指标趋势值，并以各指标对趋势值的偏离（缺口值）来表示正向或负向失衡程度。由于各指标之间存在不可公度性，需对各指标缺口值进行标准化。根据指标的安全阈值，设置相应的风险阈值，并按映射函数公式（1）转换。
其中，[b1、b2]分别为各指标警戒状态下限及对应风险状态下限，[a1、a2]分别为各指标警戒状态上下限差值及对应的风险状态差值，[x]为各风险指标值，[y]为映射后的分数值。风险阈值区间按照偏离程度分别分为正常、轻度偏离、中度偏离、重度偏离四个区间，每个区间又可分为正向偏离和负向偏离（见表1）。
基于CRITIC法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考虑到各风险指标的对比强度和冲突性，对于能够提供较大信息量和存在较小冲突性的指标赋予较高权重。采用CRITIC客观赋权方法构建综合指数既可以充分利用有效信息，又可以避免各指标重复提供信息（见表2）。
（三）“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评估
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旨在寻求反映资本市场跨境资金流动失衡程度的指标，将其作为识别跨境资金流动异常、检测系统性风险的参考变量。“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作为一种风险提示指标是否具有先行性，是否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信息有待进行评估。基于这一研究设计，通过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与反映国际资金波动的主要经济事件进行对比分析，检验该指数作为变量的有效性。
结合实际资本市场运行状况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评估。从时间视角来看，跨境资金流动呈轻微波动变化态势，领先于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且相对波动幅度较大（见图1）。轻度偏离状态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一是2011年第四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这一阶段“跨境资金流动指数”呈正向偏离状态，国际游资流入态势明显。具体分资金项目来看，2011年第四季度，直接投资项下的净流入491亿美元，资本流入比前三季度同比增长30%。二是2012年第四季度左右， 2012年跨境资金流动呈双向变化形势，第四季度资金明显外流。三是2015年第四季度，从2015年后半年开始国际资金呈外流形势。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的时间变化来判断，2015年第一季度发生逆差914亿美元，第二季度逆差收窄至139亿美元，第三季度逆差扩大至1961亿美元，第四季度逆差下降至1644亿美元，2015年全年跨境资金总体表现出逆差波动扩大的态势。综上所述，“跨境资金流动失衡指数”的变化形势与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吻合。
三、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指标选择
1. 研究方法。考虑到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在外汇市场实行官方管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汇率制度下，相应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传导机制会产生资金波动；跨境资金流动又可以通过汇率、利率、价格等渠道影响国内资本流动，可能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出现失衡现象；波动下的国际游资又将对资金结构产生影响。基于以上考虑，各变量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系统性经济联系，本文运用VAR模型构建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生成机制，进一步研究跨境资金流动失衡的影响机制。
2. 指标的选择。从实证角度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的经济内涵和性质进行系统性评估。测度“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 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系统性关联、相互影响和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研究数量型和价格型的宏观审慎操作作用机制。
（1）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EMP）。对跨境资金进行宏观审慎调控的政策目标就是熨平跨境资金大幅波动，维护跨境资金基本平衡，故此对前期定义的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标准化，用其量化跨境资金监管有效性的政策目标。
（2）国际市场需求（W）。国外需求的变化会带动出口增加，使得交易性跨境资金收入增长，进而影响跨境资金流动，同时也可反映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本研究用G20国的GDP同比增长率来代表国外需求水平。
（3）国内通货膨胀率（p）。通货膨胀率是衡量物价水平变动的指标，选择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以此反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程度。
（4）境内外利率差（LL）。梳理和总结对国内外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有效性评估的实证检验方法，借鉴利率平价法对跨境资金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引入三个月Libor-Shibor利差作为评估监管有效性的指标。
（5）价格型手段（JG）。在对现有宏观调控手段进行梳理后，以客观性、代表性、可公度性为原则，选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中间价（HL）作为价格型管理手段的代表。
（6）数量型手段（SL）。2013年5月起，货币当局发文将外汇贷存比与银行结售汇头寸下限挂钩，对当时防范热钱流入短期内起到了良好的抑制效应，故选取外汇存贷比作为比例数量型调控手段的代表。
（二）两类调控手段协调配合模型的情景分析及效果评估
1. 跨境资金流动协调监管模型。构建VAR模型分别在数量型手段、价格型手段、数量型和价格型手段共同作用三种情景下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系统性评估。按照标准理论，在构建VAR模型前需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对六组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并得出结论，各序列均在一阶差分后达到平稳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如果各项指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见表3），则可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关系。
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意味着某一变量的变化可以通过若干经济变量影响另一变量的变化，可以建立VAR模型进行分析。
2. VAR模型和情景分析。在平稳性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通过LR（似然比）、AIC（赤池信息准则）、SC（施瓦茨准则）等统计量检验，确定滞后二阶的VAR（2）模型。回归模型所估计的系数大多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经单位根检验后，所有特征值均落在单位圆内，表明VAR模型是稳定的。由于VAR模型的系数通常难以解释，因此建立脉冲响应函数，继续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通过未来10期的脉冲响应，重点考察JG、SL手段分别作用以及共同作用时对LL、EMP的动态响应路径。
情景模拟一：将代表数量型调控手段的SL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数量型调控为主）。
（1）EMP受到SL冲击的响应（见图2）。EMP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在第一期产生最大的负向影响，然后开始逐渐衰弱，在第三期逐渐趋于零。这表明跨境资金有较大幅度波动现象时，实施数量型的调控手段有助于短期内起到较好的效果，可以有效缓解资金的波动，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逐渐衰减，在第四期趋向于零。
（2）LL受到SL冲击的响应（见图2）。LL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当期及随着时间的变化，数量型调控手段对境内外利差起作用的效果均没有对EMP的作用大，相比较而言，数量型调控手段对平衡跨境资金流动的作用短期内较为显著。
情景模拟二：将代表价格型调控手段的JG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价格型调控手段为主）。
（1）EMP受到价格型调控手段冲击的响应（见图3）。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值在当期产生负向影响，第三期开始呈现正向波动，随后出现反向变化。这一特征表明跨境资金流动对结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较容易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2）LL受到价格调控手段冲击的响应。LL受到价格型手段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当期的作用较小，后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逐渐增强。
情景模拟三：将代表价格型调控手段的JG和数量型调控手段的SL共同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价格型调控手段和数量型调控手段共同作用为主）。
（1）EMP受到JG和SL冲击的响应。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值在当期达到负向最大值，随后开始出现正负波动；当受到SL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当期值负向最大，随着时间的变化，影响作用在第三期达到正向最大，随后交替波动变化。
（2）LL受到JG和SL冲击的响应。当受到JG的单位正向冲击后，LL第一期产生最小的正向影响，然后开始负向递增，在第五期达到最大，随后逐渐收窄；当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LL出现负向波动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逐渐衰减，在第五期转正，随后有正向增大趋势。
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在以数量型调控手段为主的情景模拟中，数量型调控手段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短期效应较为显著，但对境内外利差收窄效应较弱；在价格型和数量型调控手段并存的情景模拟中，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和境内外利差的作用均有所放大，效应期有所延长；在以价格型调控手段为主的情景模拟中，价格型调控手段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作用要弱于数量型调控手段的作用，但其对境内外利差收窄效应更加明显，说明价格型调控手段更遵循市场规律，对资金跨区域的充分流动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但由于国内市场制度建设不完善、价格型调控手段尚不健全，其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影响作用相对有限，数量型调控手段效果更加突出，当前仍应以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手段并存为主，并逐渐向价格型调控手段过渡。
四、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手段的协调配合使用
（一）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探索
1.日常管理中，应加强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的多层面监管。宏观层面，聚焦资本流动的驱动力视角，全面评估系统性风险，防范大量信贷资金跨境、跨币种投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观层面，着重监测非居民以及居民所持有的“卖出头寸”资金存量、资金盘的变化和在境内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实时评估资本流动对金融系统可能造成的潜在冲击性；微观层面，监测市场中资金流动的微观主体是否发生大范围单边预期或非理性情绪的群体传染，谨防引发集体性趋同行为，也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
2. 危机应对中，应根据资本流动的反馈类型采取不同措施。应防范由顺周期性出售资产和货币进而导致资本流动出现非理性失控，尤其要警惕“资本大幅流动―本币汇率大幅波动―外债风险敞口大幅增长―国内信用等级下降―货币供应量增长―国内资产价格下跌”这一循环所造成的连锁式正反馈效应。当预评估可能会形成这种正反馈效应时，应提前实施逆向审慎措施来增加资本流出入环节的阻力作用，使系统性风险头寸积累有所缓解。
3. 从长效机制来看，对资本流动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防范的根本保障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健全的市场环境，具体体现在健康运行的境内经济金融体系以及具有系统监测和良好监管能力的货币当局。当前应逐步扩大境内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和衍生性发展，提高金融市场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承压能力，提高金融市场的理能力，进而使货币价格不易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发生过激反应；应提高市场的层次结构，推进市场主体多元化，完善市场风险对冲工具。
（二）跨境资金调控手段的选择与协调使用
合理应用宏观审慎工具能有效缓解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体的负面冲击（见图5）。
1.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作用）：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按风险加权计算可借款余额，风险加权余额不得高于一定比例的资本或净资产，目前净资产的估值当中充分体现出了逆周期监管的思路，在其中纳入了跨境融资杠杆率和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参数的设定与跨境资金宏观形势密切相关。在我国面临跨境资金流出压力较大的阶段，宏观审慎监管参数和跨境融资杠杆率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容忍度，充分体现了逆周期管理的基本思路。
2. 存款准备金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入更有效）：为有效抑制境外资金对人民币投机行为、营造境内外金融机构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应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同业存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机者在离岸市场进行短期、大额人民币融资的成本。
3. 外汇售汇风险保证金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出更有效）：金融机构需根据远期售汇的签约额一定比例缴存准备金，银行为适应政策要求需对其资产负债结构进行调整，通过价格传导来抑制非实需的远期售汇顺周期集聚发生，该政策的实施能够补充和完善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
4. 银行结售汇头寸与银行结售汇顺差挂钩（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双向作用）。设定年度银行结售汇顺差调控基点数，与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挂钩，按季度调整。超过基点数额则要求银行增持相等数额的外汇头寸，不超过的不做调整，如果超过季度目标值，则将超过额度按各家银行对结售汇顺差的贡献度来增持相应头寸。
5. 外汇兑换交易税（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双向作用）：外汇兑换交易税隶属价格型调控手段的范畴内，通过市场化价格的传导，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防范，最终起到逆周期调控目标，来补充微观审慎监管层面和当前一些传统的资金流动管理措施在预防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不足。在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初始阶段，需综合权衡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在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容忍度范围内，可将外汇兑换交易税的初始税率设为零，通过设立该交易项目，起到震慑和警示资金投机者的作用。外汇兑换交易税项目的设立，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增加短期投机资本大规模异常流动的成本、影响短期投资者的投机预期，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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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手段范文2
另一个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是过剩的产能。据统计，我国有将近300种工业产品领先世界，但这背后也反应着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生产过剩的产品需要世界市场来消化，但并没有完全实现这样的目标，大部分都由我国自身消化了，压力可见一斑，这也导致一旦发现个别产业有可追寻的经济利益，往往政府会进行干预与利用，如最具代表性的钢铁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政府干预导致竞争过度，生产力反而下降，由生力军变成压力源。
二、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改革创新策略建议
（一）确定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目标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离进步越来越远，目标是发展的指向，决定着操控调节手段的选择，鉴于此，改革创新前，首先要确立全新的目标。现在我国整体目标是实现供给与需要的平衡，以此为基础，保证平衡的情况下，重视经济结构，防止某一方面失衡出现意外状况，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预防与应对的筹划，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坚持宏观经济管理主体创新
市场经济中很多多元化元素带来更多的可变性，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格外重要，做好主体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组织机构的改革，其次是调控职能的改革，进一步做到明确责任，防治多头管理，浪费资源，做好对经济的干预，坚持以市场手段为主，避免越位。
（三）创新宏观经济管理手段
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有很多种，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利用经济手段，逐渐降低行政手段的使用频率，有规划有步骤的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体现实力的同时也承担着更多的风险，只有坚持探寻全新的管理手段，才能促进国家经济稳定向前迈进。
（四）改革调整政策
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政策调整是重要部分，作为达成管理目标的途径，它能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管理的效率，我们必须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我国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调整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针对产业结构，将不平衡的发展进行调控，其次针对内需，有计划的扩大消费，降低出口与投资的占比，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再次针对城乡均衡，为了避免城乡差距扩大，经济发展失衡，不断优化城乡劳动资源配置，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和谐稳定发展。
三、结束语
宏观经济手段范文3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 “十二五”中期 问题 对策
政府作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体，如何正确认识“十二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期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宏观经济管理方式对其加以解决，对我国“十二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在2015年最终得以实现，并提升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分析
（一）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宏观经济管理实现的目标之一，也即宏观经济管理是手段，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宏观经济管理最终要实现的目的。这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在控制国家经济总量平衡方面。经济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最能够反映宏观经济活动的指标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宏观经济管理的短期目标主要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均衡增长。这恰恰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要求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在区域间平衡的目标。
第二，在国家经济结构方面优化。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内部各个相关因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及其数量对比关系，一般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宏观经济管理的中期目标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调整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以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的平衡作为判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标准。这表示两者的目标具有统一性。
第三，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方面。宏观经济管理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性引导，消除阻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隐患，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促进并保证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意味两者的最终目的保持一致。
（二）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符合保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加以保证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从本质上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这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在计划手段方面。计划手段是宏观经济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被解决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完成。政府必须要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做出短期、长期以及宏观方面的计划。宏观经济管理的计划手段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第二，在经济手段方面。宏观经济管理是通过间接管理的方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就是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是通过市场，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影响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各主要经济变量施加影响，利用市场的传导机制，来引导和制约微观经济行为，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实现（徐泰玲，200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以间接的方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作用。
第三，在行政手段方面。行政手段是行政机关依据被授予的管理宏观经济的行政权力，通过制定和下达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方式，来干预和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措施。行政机关采用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应对突发性的宏观经济问题。区域经济协调涉及到各区域经济的利益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行政的方式加以调节，打破行政壁垒。
我国“十二五”期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的方式仍未改变
2011年期间，我国投资高增长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投资低增长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慢于其它地区。投资高增长地区是指2011年不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30%以上的11个地区（辽宁、吉林、湖北、重庆、宁夏、黑龙江、海南、甘肃、新疆、贵州、青海）。这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2%。投资低增长地区是指2011年不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20%以下的地区，由上海、北京、广东和浙江组成。这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2%（潘 ，2012）。
2012年前三季度，东北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辽宁经济增长9.3%，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6.52个百分点；吉林经济增长12.1%，投资拉动经济增长31.93个百分点；黑龙江经济增长9.6%，投资拉动GDP18.19个百分点（丁晓燕等，2013）。2012年前11个月，中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71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2%。社会消费品零销总额37060.3亿元，同比增长15.54%。西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6015亿元，同比增长25.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844.1亿元，同比增长15.57%。2012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的拉动，说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较强（肖春梅，2013）。
（二） 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问题严重
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虽然生育率相对较高，但因为大量的人口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导致人口增长趋缓。人口外流是导致中部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原因。从人口分布的变化看，西部地区人口的发展趋势依然是“孔雀东南飞”。大量劳动人口离开中西部地区，奔向东部发达省份，就是因为东部发达地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蔡泳，2011）。 “十二五”初期，安徽、四川、湖南、河南、湖北、贵州、江西、重庆、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成为我国人口净流出最多的省份。其中，中部和西部人口净流出分别为5407万人和2106万人，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趋势比较严重，80%左右的流出人口是务工经商。由于大量成年劳动力到省外务工，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市、区）工业企业普遍遭遇招工难问题，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因工人短缺而出现开工不足。由于人口分布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整，中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优势将被削弱（李平等，2012）。
（三）区域间产业转移仍然面临障碍
201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等5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12年国家又批设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示范区、兰州新区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中西部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呈现园区共建、产业链式、产业集群等方式。然而，这依然是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第一，是产业同质化和落后产能异地生根现象凸显。各地围绕产业转移展开异常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表现在省与省、甚至地市更小的范围内重复建设。由于产业转移关系到区域利益，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将产业转到省外，而是鼓励企业到本省落后地区设厂生产。第二，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存在配套建设不完善，工业园区配套条件较为薄弱，地方政务环境较差，物流成本较高。这无法充分使被转移产业在其区域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产能；第三，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有重走东部地区以牺牲生态环境而换取经济利益老路的势头，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开始出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2013）。
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问题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一）政府应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政府应以扩大消费、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第三产业作为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问题的途径，具体为：第一，提高区域经济协调市场化。区域经济协调市场化要求打破区域间人为的市场封锁，建立法律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健全、平等竞争环境的协调互补的大市场，以确保生产资料、消费品等自由流通，最终提高消费拉动国家经济的增长率。这要求政府消除行政性的贸易壁垒，增育不同类型、具有互补性的区域市场；第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使产业优化升级。政府要以技术创新以基点，整合区域内的产业资源，建立优化区域产业布局的引导机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培育经济增长点。政府应在本区域现有产业基础上，通过财政激励等方式，引导本地企业依靠科技创新走产业优化升级道路，增强现有产业的生产率；第三，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第三产业是借助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社会化的分工而兴起的，其发展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体的消费性支付，提高消费在拉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比率。这要求政府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同时也应做好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二）政府应对中西部人口空心化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中西部政府在应对人口空心化问题采用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时，应当坚持“留下来”和“引进来”的战略。“留下来”是将本地区年富力强的农民工以及有文化、有创造力的年青人留下来。“引进来”是将非本地区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这包括以下政府应当采取以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第一，中西部政府应当开放户籍，增加农民转为市民的比例，使其享有城镇的公共服务，并根据城市经济能力，不断提高其待遇水平；第二，引外来优秀人才在中西部地区工作，鼓励优秀人才到重点开发和优化开发区域就业并定居，以产生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这就要求中西部政府在公共卫生、子女义务教育、就业扶持服务等继续加大财政方面的支持力度，力争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与东部地区的城市在医疗、教育、卫生、文化、交通等方面差距的减少；第三，切实加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增强本地劳动力的技能与本地区产业发展所需要人才的融合度。
（三）政府应对产业转移仍然面临障碍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应当坚持产业技术选择适度、产业承接与吸收能力并进以及保护生态环境这三项基本的准则。中西部政府在以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选择最适合本地区条件的产业和相关的技术加以承接，并本土化承接转移过来的产业以及相关技术；第二，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当为产业的转移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当建立或者完善市场交易安全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第三，中西部政府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应当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引导转移的产业与本地区产业的优势互补。这是解决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同质化现象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实现“杠杆增长战略”，提高产业竞争优势；第四，东部发达地区政府应当鼓励当地优势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发展。这其中主要的措施是中西部政府和东部发达地区的政府从宏观经济管理的策略出发，建立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经济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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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晓燕，徐卓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评析及对策分析[M]，.梁昊光主编，杨维凤，游霭琼，王德利副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肖春梅.2012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分析[M].梁昊光主编，杨维凤，游霭琼，王德利副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蔡泳.警惕人口分布空心化[J].中国改革，2011（7）
宏观经济手段范文4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宏观经济；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110-02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国民经济有了更大的进步，全国各地区的经济有了整体上的提升。然而，由于经济政策、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水平大大提高，而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则比较缓慢，整体经济状况落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国民经济有了更大的飞跃，在这样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一步扩大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不仅直接影响着这个地区的人们的生活质量、教育质量，也不利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
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
1.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在一个合适的度上，将会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是区域间进行合作和竞争的基础。差异的存在，表示一方优势的存在，因此有利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能促进优势区域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具有激励作用。如果一个区域的发展与其他地域发展相比存在着落后性，那么将会对这个落后区域产生激励作用，能促进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进取，努力拼搏，并借鉴先进区域的经验，锐意发展，从而政治、经济、思想都有了进步和发展。因此，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会促进区域竞争的局面的出现，并共同提高，最终实现国家经济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2.过度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越过了一个合适的度，易造成失稳，将会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消极的影响。由于差异性比较大，那么区域间将会出现产业结构断层、贸易受阻、收入分配不公、消费不足与消费过度并存等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某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例如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增长经济等。如果一些区域的经济差异性特别大，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二、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关键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使中国区域经济被区分为两部分：发达区域经济和欠发达区域经济。这种区别的存在，大大增加了中国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同时也带来了发展与改革的矛盾、协调区域发展与赶超发达国家的矛盾、主导产业尽早换与传统产业迅猛发展的矛盾、“双二元结构”的矛盾。就中国现在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而言，这些矛盾的存在是很正常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并将步入一个新阶段的必然现象。如果能正确、科学、合理地处理好这些实际矛盾，将能指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走上一条健康、持续的发展道路；如果不能对以上矛盾进行正确处理，将会极大地影响乃至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根据中国的实际，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依靠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
1.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在经济管理问题上，如果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实现最大化，那么说明经济效率最高。而公平则是指个体或集体能平等地获得政治权力，享受和占有平等的社会财富。公平能激发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因此，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时，如果以最公平的方式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即是实现了工作者与获利者的双赢。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就是实现了利益创造者与国家的双赢。
2.实现灵活性与统一性的结合。要实现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做到灵活性与统一性的结合。统一性是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通过统一的政策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为微观活动创造一定的条件，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必然要求。但统一性只是其中之一，还需要结合灵活性，因为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地域辽阔，各区域人口密度也不一样，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各不相同，每个区域的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但宏观经济管理作为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权利，必须由中央政府进行掌控，所以只有结合灵活性与统一性，才能利于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宏观经济管理的统一政策进行灵活的实施，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和法令效果的最大化。
3.实现均衡发展与倾斜发展的结合。除了以上两点要求，还必须实现均衡发展与倾斜发展的结合。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追赶并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必须要接受倾斜发展的局面，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就均衡发展而言，并不是要求国内的每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规模、速度、水平都是均衡的，而是要确保每个区域都能把自身的相对优势以及绝对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在区域分工中占有属于自己的地位，从而确保本区域“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强有力竞争态势。任由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进一步扩大发展，或者完全否认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存在，都不是一种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状态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政策框架
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状态下，一方面，我们应该确保全国区域的经济都处在一个不停发展的进步状态中；另一方面，还要确保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可以接受、容忍的范围内，不应过大。为了完成这样的追求目标，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点关系。
1.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区域都可以依据自己的能力，创造本区域的价值，发展本区域的经济。然而，就国家政策公平问题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难以避免。如果国家没有对全国各区域一视同仁，而是区别对待，例如，给予某些区域特殊政策，而却又不给予其他区域，这种不公平的政策，就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2.坚持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原则。中国目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差异性的问题，如果只是依靠市场进行调节，市场运作也只由市场机制进行的作用，那么不仅不能处理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问题，甚至还会进一步扩大差异性，增加其不平衡发展的可能性。因此，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时，必须坚持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原则，重视计划的作用，而不能放任自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政策框架的完整性、科学性。
3.坚持倾斜政策与协调政策相结合的原则。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倾斜政策。倾斜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区域倾斜。区域倾斜政策的提出与实施，使中国的沿海地区得到了中央政策的保护，经济快速迅猛发展，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区域倾斜政策也不例外，它的实施，一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改革开放往深度、纵向发展；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一些消极作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其他区域得不到一样的政策照顾，由于所处的政策环境不一，因此不利于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原有的区域经济差异性进一步扩大化。因此，为了避免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化，我们应该坚持倾斜政策与协调政策相结合的原则，例如，以产业倾斜（严格定义是：“指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于国家规定的重点产业、支柱产业实施倾斜，而不论这些产业是分布在哪一个区域。”）代替地区倾斜，不仅能改变区域政策不公平的情况，而且还能协调全国产业结构体系，促进全国产业分工局面的形成，同时有利于产业政策在各个地区的推行和实施。
4.坚持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原则。为了确保中国地方政府在区域内的经济主体地位，确保地方政府在区域内的管理权力，使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做到有秩序、有指导、有规划，那么就应该坚持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原则。因为市场经济具有法制性，因此，在全国各区域的经济活动范围内推行法律手段，将能极大促进经济规划与经济运行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建立区域经济新秩序。首先，要从制定法律的高度，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利、责任关系。其中中央和地方的权利责任关系，最重要的是事权以及财权。从事权来看，它以法律的形式，使两者之间的权利责任固定下来，使中央与地方在以后的事物处理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财权上看，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在明确各自事权的权利和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某些财权的归属问题，双方获得相应的财权，在进行财权划分时需要注意的是，必须与事权相统一，这是不能违反的原则，否则将会不利于以后的工作。其次，中国的“分税制”、“补助制”改革必须进一步加强、发展和规范，并实现分税制以及补助制两者的有机结合，从而正确处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各自财政收入问题以及收入划分问题，最终对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划分工作进行明晰和稳定。
在十上，同志对国内外一系列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准确、科学的论述。其中，针对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中国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将会一直存在，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宏观经济管理之间的关系愈发影响着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关系到加快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使命以及实现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因此，国家应该在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切实处理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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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手段范文5
对于房地产经济进行周期性的分析研究，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房地产业健康、理性发展的实际需要．研究周期波动规律可以为宏观调控提供参考性依据，使政府能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包括制定更准确完善的房地产相关政策，以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研究房地产业经济的目的是避免遭受因周期性波动而造成的损失或衰退产业的危害．
2房地产业周期现状及其主要特征
宏观政策本身应存在着周期．由于房地产政策受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同样也会出现周期性波动．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宏观经济增长率与房地产业发展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我国房地产改革以来的实践也表明，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呈正相关态势，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发展越快．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也有所区别．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业既处于产业恢复期，又处于宏观经济高速成长期，需求极其旺盛．除了受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之外，房地产业投资过快扩张的，引起宏观经济失调，使得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等因素，都同样对房地产周期波动有所影响．对于经济周期的释义，简明的定义为，每一次国民经济的“衰荣更迭”形成一个经济周期．“二战”以前的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经济衰退和危机阶段、经济萧条阶段、经济复苏阶段、经济繁荣阶段．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发展中完整地出现以上四个阶段，才叫一个经济周期．“二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不断提高，经济周期出现了许多变动，多数专家主张经济周期分为萧条和繁荣两个阶段．也显示出5～7年为一个周期．在每一个周期内呈现萎缩与停滞、复苏与稳定发展、高速发展五个阶段．房地产业周期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2．1房地产业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势基本一致
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对房地产这类具有独特性质的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供求关系会产生较强的影响，结果使得宏观经济周期与房地产波动呈同向变化趋势，但在波动时序上略有区别．房地产周期起点略早于宏观经济周期起点．当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期时，一旦政府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在这一外部因素冲击下，同时在房地产价格需求弹性和房地产收入需求弹性等房地产特有的产业扩张传导机制作用下，社会资源向带有国民经济基础性和先导性等产业特征的房地产业转移．由此导致并推动房地产业率先开始复苏，带动宏观经济步入扩张期．当宏观经济进入高涨期后，政府通过提高利率、紧缩银根等政策冲击，由投资、消费构成的房地产需求分别在宏观紧缩政策影响下出现降低．同时又由于受房地产投资被抑制、房地产泡沫因素等特有的产业收缩机制的影响，使得社会资源率先从过热的房地产领域退出，结果使得房地产市场先于宏观经济进入了收缩期．
2．2我国各地房地产业发展周期的差异性，与宏观调控政策的统一性之间具有一定的矛盾
当前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都有所不同，也有着发挥各地经济特点的侧重性，特别是东、中、西部差异很大．房地产业极其明显的区域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得各地房地产业发展程度不一．由此不难看出，房地产业在我国的周期特征上来讲，既拥有着全国性的周期，也有着各地的发展波动周期．应当看到，当地居民基本收入水平才是以消费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基础，当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脱离于当居民实际收入水平，那么这个价格就不会被市场所认同．如何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同各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实施，才能有效地缩短市场周期的萧条期、推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2．3房地产业周期波动具有明显的波峰，易受内外部条件影响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从2000年到2008年这九年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平均增长率达到24．1％，而一阶段内的GDP平均增长率为9．6％，比之高出了足有14．5个百分点，并且在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当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稳定在17个百分点左右．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世界经济格局对于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房地产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但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发展，也波及到世界经济状况，并且同样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这些变化都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房地产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特别是人民币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而不断升值，也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尽管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是个负面因素，但从长远来看，却利于房价整体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大量外来资本的涌入，也对中国房地产在价格方面形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因为房地产业的独特性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对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将会产生较强的影响，而同样的，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也会通过对建筑的、建材、冶金等其他上下游产业的影响，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产生作用．然而，提高利率、抑制通货等紧缩性政策却会使社会性资源迅速从房地产领域中退出，使房地产市场先于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产生进入到行业紧缩期．
3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性剧烈波动的原因
3．1人口周期变化的影响
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首先受到人口周期变化的影响，与人口周期变化有着惊人的吻合度．如2005—2007年这轮房地产业发展的高峰就与人口的周期变化密切相关，我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的现象，这段时间出生的人口到2005年刚好是结婚、建立家庭的时候，对房地产产生极大的需求，直接导致房地产业的繁荣．
3．2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我国宏观经济有明显的周期特征，房地产业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的周期波动对房地产业的周期会产生较强影响，使宏观经济周期与房地产周期呈现同向发展趋势．
3．3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8．6％提升到2011年的约51％，全国的城镇人口已有6．5亿人．城市化问题涉及国计民生、社会进步和现代建设的各个方面．城市化进程必然增加房地产业的有效需求，促使房地产业快马加鞭地发展．
3．4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影响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会增加房地产的需求，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上涨7．2％，特别是近几年来，企业工人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收入不断增加、离退休人员待遇进一步改善，居民得到真正的实惠，这些是房地产业的这一轮飞涨有直接的关系．房地产业周期剧烈波动的危害主要表现：（1）房地产消费的持续低落会影响宏观经济整体消费，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进一步例宏观经济增长减缓甚至衰退，但房地产过度扩张会耗尽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严重破坏经济正常运行的各种均衡关系．另外房地产消费增长过快，占用了过多的消费购买力，也会造成对其他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2）房地产业的过度波动会加大处于调整期的我国经济的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使社会生产力严重受挫．（3）房地产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极高的产业，其持续低迷状态将会加剧我国内需的不足的症状，但如果大炒房地产业，泡沫越吹越大，一旦链条断裂，将会造成连锁反应，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再次受到重大冲击．（4）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离不开金融系统的支持．如果房地产业继续低迷，必然导致金融行业的活力和效益降低，并且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会对金融系统和经济形成冲击，这对我国原本脆弱的金融体系会造成更大的压力．
4避免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剧烈波动对策思考
4．1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政府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宏观调控的紧缩政策与宽松政策交替变动构成中国房地产业的“特有周期”刺激经济出台，房地产业迅速升温，出现过热甚至形成泡沫．为抑制经济过热，国家又实行宏观经济紧缩的调控政策，由于调控力度不当又导致商品房因资金短缺而出现投资迅速减少，商品房大量积压，房地产业跌入低谷的恶性循环．笔者认为，国家对经济发展实行调控是必要的，但应当将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应建立一套符合房地产发展的监测预警系统．这一系统应当包括：（1）对房地产经济运行过程和增长实际进行全程监控，包括房地产信息、数据整合、土地供应、开发投资、商品房买卖与二手房交易，进行动态监测和分析研究．（2）研究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状况、规律和特点，及时进行政策微调，减少波动的幅度．（3）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一致．土地和金融信贷政策应相对来说持续平稳，防止忽松忽紧，大起大落
．4．2加强房地产立法，建立法制化、规范化的房地产业运行环境
我国房地产业秩序混乱的状况是导致我国房地产波动和缺乏稳定重要原因．从总体上看，我国房地产立法工作还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的需要，与房地产相关的法律规章还不够了周密、完善．在司法实践中急需补充和加强有关房地产金融、市场交易、中介服务、物业管理、市场准入等相关的公共性法律和专门性法规；房地产法律仲裁和法律服务体系也尚待完善；要积极推进依法行政、进行严格的市场监管．健全房地产信用体系，建立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和公开、平等、自主、互利的契约制度．
4．3合理选择调控手段，适时调整房地产投资政策
一般来说，对于房地产经济总量和结构问题，可以采取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以宏观经济系统的经济手段来进行直接调控；对于房地产经济运行过程中和房地产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则主要以经济手段为主进行间接调控，同时加之必要的行政性管理．房地产投资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应特别注意以下情况：一是房地产投资规模与宏观经济规模相适应．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的比重要合理，防止比重过大或过小．二是研究投资主体结构的变化．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清、职责不明，很容易形成一种“扩张欲望”，自我约束机制相对薄弱；相比之下股份制、民营企业风险约束机制较强，决策比较理性，有助于平抑房地产周期的波动幅度．
4．4规范土地一级市场管理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于土地一级市场．数次房地产周期波动中，导致房地产开发失控的直接原因就是土地一级市场的秩序混乱和供给总量失控．不少行政划拨的土地通过隐性市场流入开发用途，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应实行总量控制，严格审批行政划拨用地．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规范行为的管控能力，使城市土地在市场机制的调控下不断得以优化配置和重组．对于土地增值效益，确定合理的分配比例，资金投向应以城市建设行改善民生为主．加大经济适用住房和危陋住房比重，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居住质量．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设立专门进行土地交换的固定场所，组建和培育土地交易市场．土地交易范围应涵盖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和租赁三个层次．土地交易方式按市场规划运作，通过招标、拍卖、挂牌三种方式公开进行土地交易，杜绝协议批租方式．适当提高进入土地市场的门槛，获取土地的开发商必须达到一定的实力．从而使土地的后期开发有一定的保证．
4．5加快房地产业结构调整
宏观经济手段范文6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货币政策，做到财政分配总规模的大体平衡；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税收杠杆、补贴杠杆、预算杠杆、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杠杆等；加速包括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在内的市场建设，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行为之上。
2006年我国应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
2005年我国实行了“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模式，经过2005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为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从中可以看出，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因此，2006年我们应该掌握以下原则：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重点应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抚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2005年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