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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1
关键词:最低工资;劳动力异质性;就业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1-0023-03
最低工资是当今世界各国应用最为广泛的经济政策之一,各国基于国情与历史背景的不同,在最低工资的制定上有所差异,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及适用范围亦有所不同。最低工资的影响是通过最低工资水平对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并扩展延伸从而影响到整个经济。最低工资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影响的研究一般都是假设劳动力是同质的,即不存在技能的差异。李定(2007)等学者注意到最低工资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效应不同,得出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会大量减少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结论。在现实中,劳动力之间是不同质的,存在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因而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是异常复杂的。因此,分析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必须要以劳动力不同质为前提进行分析。
一、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现状
2004年3月1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修订并颁布实施了《最低工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经过一年多时间,各地都依据《规定》制定或调整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值是判断最低工资标准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用来解释分配公平情况。目前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其最低工资标准大多为平均工资的40%~60%。表1显示了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
从表1可以看到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例是明显偏低的,而且中国与菲律宾、泰国等这些最低工资制度运行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
尽管近年来,中国最低工资制度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基于我国各省原有的最低工资标准基数普遍过低的客观事实,要求我们在关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既要看调整的频率,还要看调整的幅度;既要看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还要看其他工资标准的调整。尽管最近几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频率较快,调整的幅度也较大,可是由于原有基数过低,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依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上,不仅落后于当地的工资增长幅度,更落后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速度。
二、劳动力异质性分析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是源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劳务的有用性。而劳务又依赖于不同类型和水平的劳动力技能。许多行业可能对某些技能的人员需求较少而对其他一些类型的技能的劳动力需求较多。一个劳动力可能具有许多技能,其中一些是对某个行业或公司所特需的技能,而另一些可能是比较大众化的技能。不同的行业只对具有本行业相关技能的劳动力有需求,所以劳动力的技能也就决定了他们是否被雇佣以及他们的工资为多少。由于不同的行业需要不同类型的技能,所以劳动力市场对拥有技能的劳动力的约束条件为他们的技能是否只能从事某个特定的行业。进而,由于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所以就业是由所有不同行业劳动技能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因此,劳动力技能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曲线相似。对劳动技能的需求是所有行业需求的总量。当技能的收入增加时,会有更多的劳动力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以前已经工作的劳动力可能会工作更长的时间。技能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劳动力市场技能提供数量的增加,从而导致对其需求减少。需求和供给的交点决定了单位技能的价格。
单位技能的价格可能由于一种特殊的技能而提高,以致所有具有这种技能的劳动力得到更高的报酬。许多工作要求的技能非常难获得,所以这些职位的劳动力工资就会非常高。这些技能的获得可能需要通过正式的教育,有些可能需要个人的天赋。这些具有高技能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一开始就拥有较高的工资。那些对技能要求不是很高的工作支付的工资也较低。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对低薪劳动力的影响较高薪职位的劳动力影响更大。
对于所有职业而言,正式的教育可能增加起始的技能水平。此外,职业培训也会提高技能。由于工资的差别会影响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因而不同工作类型可能使人们在任何时间点上拥有不同水平的相对技能。
劳动力技能的供给依赖于劳动力的数目和每个劳动力的技能。当每单位技能的价格是被技能的总供给决定时,一个特定劳动力的工资依赖于市场决定的每单位技能的价格和个人的技能水平。图1表示了在一个特定行业中劳动力技能数目的分布假设。
而劳动力的技能分布之所以为图1中两边平缓,中间向上凸的图形,则是因为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导致完成初高中教育的人数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而提前辍学的低素质劳动者,以及继续深造,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高学历人才在总人口中都占少数,技能分布就呈现出图1中图形的特点。
假定单位技能的价格由劳动力技能的市场供求决定,同时假定劳动力的技能分布构成整个雇佣技能,那么劳动力的工资分布就被决定了。工资分布的形状和技能分布的形状相同,拥有比其他劳动力两倍技能的劳动力也就拥有两倍的工资(工资的分布如图2所示)。如果图1中的技能分布保持不变,当技能价格提高一个单位,工资分布成比例会向右移,会使较高技能劳动力比较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增加的更多。不同类型技能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了每种技能的工资分布,这与图2显示的分布相似。不同职业间的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取决于对这种职业所需技能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也决定于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水平。
经济体中的单个行业构成技能需求的一部分,如果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可以在行业间自由流动,那么各个行业间每单位技能的价格将会相等。最低工资是在一个最低工资覆盖的行业中对受雇劳动力支付工资的约束,即在行业工资分布低端的受雇劳动力上强加了一个约束。而最低工资没有覆盖的部门却没有去约束雇佣这些劳动力。如果最低工资覆盖到了所有的行业,最低工资的约束会施加到所有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身上,且无论他们是在哪里被雇佣。
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如图2中工资分布相关的最低工资的水平,同时图1中的技能水平又构成整个供给。而且,如果最低工资不是覆盖到所有的行业,工资分布低端的劳动力只有在最低工资覆盖的部门才受到最低工资的限制。
三、最低工资的部分覆盖模型分析
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执行程度不好,所以中国的最低工资覆盖情况实际上符合部分覆盖的假设。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在确定最低工资的影响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缺失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下,最低工资覆盖和未覆盖行业会潜在地雇佣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劳动力。而且,不同行业相同技能的劳动力会得到相同的工资。如果不是这样,行业总会去雇佣那些技能水平相同工资却比其他人少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也会跨行业就业。图3描绘了最低工资实施后在覆盖和未覆盖行业中一个特定技能类型劳动力的工资分布。
实施一个最低工资后,在最低工资覆盖部门意味着以前工资少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将不再在工资低于的水平被雇佣,但这些劳动力能在最低工资没有覆盖的部门被雇佣。覆盖部门这些劳动力的流失意味着覆盖部门的雇主有激励去用工资高于的劳动力来取代这些失去的技能。工资少于的低技能劳动力将会从最低工资覆盖部门向未覆盖部门转移,他们也因为高技能劳动力从未覆盖部门流入覆盖部门而被取代。这个结果在图3中用虚线表示。未覆盖部门现在用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雇佣所有低技能劳动力和用高于最低工资的工资来雇佣更少的高技能劳动力。相似的,现在覆盖部门不再用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去雇佣任何劳动力且雇佣更多工资高于最低工资的劳动力。这些转变的发生不会对任何劳动力的工资造成改变,无论其技能是高或低,因为雇主按技能市场价格雇佣足够的技能劳动力来满足技能数量需求的能力并没有变。每个行业能够按照最低工资之前的技能价格来满足对技能数量的需求。最低工资没有改变劳动力的工资也没有产生失业。
如果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是没有成本的,那么没有人会从最低工资中获益或受损。另一方面,如果转换工作是有成本的,那么它将成为整个经济体的净成本,而对劳动力没有福利。由于劳动力在技能方面的差异,且因覆盖行业和未覆盖行业的需求,许多劳动力会得到高于最低工资的工资,在覆盖部门高工资高技能的劳动力取代了低工资低技能的劳动力,从而对两种部门的劳动力就业和收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小结
当最低工资制度不是完全覆盖整个经济时,假设可以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进行人为细分,同时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流动的成本又不高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造成收益或损害的影响非常小。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执行程度不好,所以我国的最低工资覆盖情况实际上符合部分覆盖的假设。根据理论分析结果,可以推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会导致未覆盖部门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增多,而覆盖部门的高技能劳动者就业比例增多,总的就业效应方向并不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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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Labor Heterogeneity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Level in China
Ma Xiaobo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2
关键词：贸易开放；人力资本；劳动力工资差距；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75-09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贸易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外溢并推动了我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使得我国制造业不断地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许斌经研究指出，我国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相对工资比从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0年的1.64，在这期间我国的劳动力工资差距以年均11%的速度上升。根据本文的测算，我国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相对工资差距从1998年的1.32上升到2010年的1.98，劳动力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因此，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关注的热点和理论研究的重点。
纵观国内外对该方面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经济学家对贸易开放与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关系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从传统的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s-s）可以推出，作为高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达国家，贸易开放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而作为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会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伍德（Wood）、利莫（Learner）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美国，导致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压低，从而使得美国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下降，劳动力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傅李曼和奥斯坦德博（Freeman and 00stendorp）通过对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研究表明，在英国和美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与H-0-S理论的推测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只占到OECD国家GDP总和的2%，这种情况下H-O-S效应是几乎不能产生作用的。因此，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才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的真正原因。芬斯澈和汉森（Feenstra&Hanson）分析了南北贸易带来的产业转移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模型分析了当发达国家逐渐将本国低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即进行外包时，将会减少对本国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工资差距。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承包的这些生产环节仍然是高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扩大了工资差距。阿西莫格鲁（Acemoglu）建立内生模型，研究表明贸易开放通过市场规模扩大引起的技术进步，进而通过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最终扩大了劳动力工资差距。赫尔普曼（Helpman）等在异质性国际贸易框架下，发现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要支付更高的劳动报酬，并且出口企业和高技能劳动相匹配，因而贸易开放会扩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与S-S理论结论相反，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贸易开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许斌认为在发达国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却属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贸易开放可能会增加这些发展中国家工资的差距。哈耶贝尔（Haral Beyer）在研究智利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原因时发现，贸易开放程度的扩大确实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若瑟夫（Reshef）在H-O-S理论基础上，通过提出要素密度逆转假设，从而构造了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贸易开放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的强大力量，从而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高登伯格和帕威斯克（Goldberg&Pavcnik）利用贸易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微观数据，建立了适应发展中国家跨国研究的共同模式，实证分析了墨西哥、中国、智利等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情况，并提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显著扩大。罗伯森（Robertson）分析了墨西哥的劳动力工资差距拉大主要是由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导致的，贸易开放引起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增加了工资差距。他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高技术与低技术的定义是不同的，这会导致分析的结果也会有不同，因为在美国认为是低技术而在墨西哥可能认为是高技术，结果两国都可能增加对技术的需求。格林和迪克森（Green&Dickerson）以巴西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贸易开放给巴西带来了技术的流入，并且导致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但是，由于高技能劳动所占比重较小，所以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
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贸易开放与我国工资差距的问题。但是已有的文献大部分是针对贸易开放对地区工资差距、行业工资差距的研究，比如杨全发、万广华、宋、王怀民、李凯杰、王娜、张衔、赵诗琴、谢申祥、王孝松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扩大了我国地区间工资差距；陈怡、黄央信、杨容等的研究表明贸易扩大了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由于我国没有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具体统计，因此，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研究还不多。喻美辞分别运用2000-2005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对外贸易和进口以及技术进步对行业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行业的对外贸易开放会导致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王中华、王云飞、朱钟棣、邓军、赵明亮、臧旭恒等人主要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角度人手，发现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产品内分工的加深会扩大我国工业行业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都是从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劳动力的供给考虑得较少，然而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对二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以高技能劳动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改变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作用，而这种改变是非线性的，其函数形式依赖于人力资本变量，这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中可能存在“门槛效应”。这一点的研究在中国尤其具有意义，因为，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开始“扩招”，使得我国本科毕业人数从2002年的65.58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45.54万人，年均增长率达20.76%，这导致了近些年来我国本科毕业生为主的人力资本供给在迅速增加。因此，人力资本供给在贸易开放对我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中是否有门槛效应，门槛值有多大，哪些地区跨过门槛值而哪些地区在门槛值里呢？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在综合考察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基础上建立门槛模型来分析贸易开放和人力资本对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门槛模型及数据说明
1.门槛模型的设定
在以往考察通过影响某一变量从而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差异影响的因素时，通常会采用交互项检验或分组检验的方法。但是交互项检验的方法只能局限于所测定指标的影响是单调递增或递减的，而这并不符合实际的经济情况。对于传统的分组检验方法来说只能简单地依照某个影响指标对样本进行分组，这很难准确地反映各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针对上述两种方法的局限性，近年来对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改进并产生了“门槛回归”方法，并且在很多领域研究中得到应用。门槛模型中单一门槛回归的基本思想为：在模型内的某一影响变量qi存在一个门槛水平r的情况下，对于qi≤r与qi>r两种情况而言，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将采用汉森（Hansen）发展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进而考察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即人力资本是否存在一个门槛值，当人力资本大于或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对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的差异，模型具体表述如下：为了分别同时考察出口开放和进口开放的影响，还分别建立：
1（.）为示性函数，如果括号中的表达式为真，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同理，双重及多重门槛模型可在单一门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本文不再赘述。
2.门槛变量的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衡量的样本为制造业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使用的是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计量软件为Stata11。
（1）被解释变量：劳动力工资差距（WAGE）。由于我国并没有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统计，因此，我们借鉴艾沃思（Avalos et）的方法，用制造业中工资最高的前50%行业与工资最低的后50%行业的平均工资之比进行衡量。该指标的计算主要包括以下3个步骤：第一，计算1998—2010年制造业24个细分行业的工资总额，除以各行业总的从业人数，得到各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把24个行业按工资由高到低排序；第三，把24个制造业行业分成两组，一组是排在前50%的12个行业，另一组是排在后50%的12个行业，然后计算前12个行业的加权平均工资与后12个行业的加权平均工资之比，从而得到劳动力工资差距。这个指标的计算实际表示，在行业工资分配格局中，被更高工资制造业行业雇佣的工人比更低工资行业雇佣的工人具有更高的技能。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门槛变量和门槛依赖变量。门槛依赖变量为进出口贸易开放度（OPEN）和出口贸易开放度（EXP）、进口贸易开放度（IMP）。本文中进出口贸易开放度、出口贸易开放度、进口贸易开放度分别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和进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进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为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各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门槛变量为人力资本（HUM）。度量人力资本的方法有多种，考虑本文主要衡量的是人力资本的供给情况，因此，采用各地区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其总人口的比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3）控制变量。①失业率水平（UNE）：以各地区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来表示。杰逖（Jantti）认为穷人更易于失去工作，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②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具体用各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然后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外商直接投资除以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③研发费用的投入（R&D）：采用各地区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R&D投入的提高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直接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扩大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门槛效应的回归分析
1.门槛检验
首先要进行门槛效果检验。我们需要确定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及门槛的个数，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我们依次在不存在门槛、一个门槛、两个门槛和三个门槛的设定下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F统计量和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出的P值见表1。
由门槛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考察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单一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双重和三重门槛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说明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并可确定为单一门槛模型。在考察进口开放的情况下，人力资本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下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显著性检验，但三重门槛检验并不显著，说明在所研究的样本内包含两个门槛值，确定为双重门槛模型②。如图1、图2、图3所示，从图中也可以清楚判断出门槛模型的确定。
2.门槛值检验与门槛值区域划分
在确定门槛效应模型后，具体门槛值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到对于贸易开放，人力资本的门槛值在95%的置信区间内为0.011，因此，根据该门槛值将人力资本分为高人力资本区（HUM>0.011）和低人力资本区（HUM≤0.011）两个阶段，下面列明了1998年、2005年、2010年（见表3所示）的情况。从表3可以看到，我国高人力资本的地区在不断增加，但是低人力资本的地区比重还是比较大，2010年17个省市就处于低人力资本区，即人力资本低于门槛值，其中以中西部地区的省市为主。处于高人力资本区的省市有11个，即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这其中以东部地区的省市为主。
3.门槛回归结果
在确定门槛效应模型和门槛值后，我们分别考察贸易开放、出口开放、进口开放三种情况下的门槛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考察贸易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I（HUM≤r）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显；I（HUM>r）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其原因在于，贸易开放会带来技术的外溢和国内技术的进步，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从而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即表示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较少，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则会表现为贸易开放带来的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大于本国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但是此时需求和供给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很大，所以会导致贸易开放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但同时不够显著。相反，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则会表现为本国人力资本的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明显大于贸易开放带来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此时会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地缩小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差距。
分别考察出口开放和进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当出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其回归结果与整体的贸易开放回归结果基本都是一致的，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出口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出口开放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以进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I（HUM≤r1）和I（rir2）系数仍为正，但是不显著，表示人力资本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虽然进口开放仍然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已经不显著了。由此可见，相比出口开放来说，进口开放会带来更为显著的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明显地扩大了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但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会缩小这种扩大的趋势。
从FDI、技术进步和城镇失业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FDI变量在三个模型中1%的显著水平下都为负，即FDI在贸易开放、出口开放、进口开放的情况下都会显著地缩小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途径主要包括两种：第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为了绕过贸易壁垒时，主要投资集中在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因此，会产生技术溢出的效应，推动技术的进步，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第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为了利用东道国劳动力的资源优势进行加工贸易时，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因此，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带来先进的技术，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反而会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二种类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偏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缩小了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城镇失业率增加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失业率的提高会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R&D投入表示的技术进步在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的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技术进步会带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产品生产的增加，从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因此，技术进步将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在进口开放的模型中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考察进口开放时，技术进步不会带来显著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也不会显著地拉大劳动力工资差距。
四、结论及启示
1.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加深，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贸易开放与劳动力工资差距的问题日益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模型，考察了贸易开放、人力资本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首先确定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为单一门槛模型，进口开放为双门槛模型，以此为基础的人力资本门槛值分别为0.011、0.012和双门槛值0.011、0.003。按门槛值进行区域划分可以看到，越过门槛值的高人力资本区域包括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北、陕西，没有越过门槛值的低人力资本区域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安徽、福建、山东、湖南、河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新疆。其次，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则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对于进口开放来说，当人力资本小于前两个门槛值时，进口开放会显著地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而当人力资本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虽然进口开放仍然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已经不显著了。其他变量中，FDI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和城镇失业率都会显著地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
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3
[关键词]外部性 不同质劳动力 就业迁移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应该是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一直存在着“民工潮”的现象，但是2004年，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并且有向内陆扩展的趋势。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是中国这个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民工荒”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民工工资太低；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使部分劳动力又流回农村；民工受到歧视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但事实上，这种“民工荒”现象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一方面企业招不到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民工处于失业状况。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此时其劳动力市场几乎是一元的，而且不管是供过于求还是供小于求，都是可以慢慢回到均衡位置的。但是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这些地区必将向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产业发展，其对劳动力的要求在渐渐提高，其需要的不再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掌握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人力资本，而民工本身却并没有也没有条件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之间呈现出双因果关系，民工自身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其无法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比如教育和在职培训。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从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是呈现阶梯性的，不同等级的人力资本的供给曲线是不同的，同时，人力资本和一般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也是不同的，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其需求曲线的形状，从而决定了其最终的不同的均衡状况。
这种结构性失衡的现象，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我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需要大量懂得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产业工人时，我们的教育却极力从事高等教育的扩招而不是职业教育；我们怎样针对人力资本的不同层次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使我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实现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我们怎样寻找一种模式或是一种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多把资金投资到与劳动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方面。
同时，“民工荒”这一现象也提醒了我们：劳动力是不同质的，而劳动力的不同质也最终导致了劳动力在供给方面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也最终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断层。本文主要想探讨劳动力不同质所引发的劳动力就业和迁移决策问题，所以本文中的模型在表现劳动力不同质问题时，往往采取了将劳动力区分为熟练技术劳动力与非熟练技术劳动力，或是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和拥有较低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做法，希望借此来描述不同性质劳动力的均衡状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在劳动力转移问题上的看法往往是生产要素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而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时就会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从而使得劳动力回流到不发达地区，对中国的劳动力转移而言，就应该是先“孔雀东南飞”，再“西北飞”，但是中国的现实并非如此，很多拥有高学历和技术的劳动力在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或是无法找到工作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留在沿海的发达地区，而并不愿意去西北地区就业。这一现象体现了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凝聚作用。以前我们在分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时，更多地考虑了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事实上，资本和劳动之间除了替代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互补关系，即一个经济部门或地区的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和丰裕资本的积累足以产生一种互补性。其实，这一互补关系不仅仅体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因为拥有丰裕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企业家精神等资源和因素而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产生一个正的外部效应，使得劳动力尤其是拥有较高教育水平或是技术的劳动力，即使在现期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对未来的工资效用保持了一个较高的预期。而本文就是想在此思想基础上研究经济中的外部性或者说互补性对劳动者的诸如工作努力程度、对自身教育的投资以及迁移决策等选择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对于一个想在城市中就业的劳动力供给者而言，其面对着众多的决策，其要选择是否在该城市中就业，同时也要选择改变影响自身就业状况的因素。在中国的现实的经济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聚集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
我们假定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的效用的大小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工资水平、其本身所受的教育水平、其所处地区其他劳动供给者所受的教育水平以及其所处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用函数的形式表示就是：U=U(w, hi, h-i, a)。其中，w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hi,表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h-i表示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他劳动供给者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a表示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个综合指标，是该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的综合指数。我们假定这个效用函数是连续的，而且二阶可微。同时假定U/w>0；U/hi>0；U/a>0，也就是说，当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高时，可以增加其自身的效用，同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对其自身的效用也有一定的正的外部性。
假设经济体有不同的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不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经济区域的资本存量、投资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的存量都不相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用ai来描述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因为较发达区域拥有丰裕的资本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从而该地区的经济环境能够与该地区的劳动力产生很好的互补性，而且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产生的外部性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对一个代表性劳动者而言，其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递增函数。
我们可以用2U(w,h,a)/hjai>0（i≠j）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所产生的外部性。假设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在做有关自身教育投资的决策时，将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看成是既定的，那么代表性劳动者的就要求解以下形式的问题：
Max U(w, hi, h-i, a)
hi
hi=f(h-i, a)
即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反应函数，如果我们做出传统的假设，即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那么，对于任何(h-i, a)，存在一个特定的hi，如h*，可以解代表性劳动者的问题。隐函数定理意味着?h*(h-i, a)/h-i>0,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选择的受教育的程度是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的增函数。
当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受到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时，有关受教育程度的决策就会产生外部效应。这种由受教育程度的决策所产生外部效应是一种战略互补性，可能会引起多重纳什均衡。
让我们假设所有的劳动供给者都有相同的偏好，考虑对称的纳什均衡，设Z为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h*(h-i)=Z。一个对称的纳什均衡h*(Z)=Z是不动点，即如果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Z，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也会选择Z的受教育程度。在下图中，三条坐标轴分别代表代表性劳动供给者的教育程度hi,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h-i,、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a。在hi和h-i,所决定的平面中，横轴为h-i，即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纵轴为h*，即给定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下，代表性劳动供给者所选择的最优受教育的程度。每个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必在0和hmax之间。我们知道，反应曲线h*(h-i)的斜率为正，图中画出了一个例子，反应曲线与45曲线的每一个交点是一个对称的纳什均衡点。在我们所画的图中，有三个纳什均衡点A,B,C，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由于均衡是对称的，我们可以用帕累托标准排序，从而看到哪一个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当然，这里也存在着非对称的均衡，但我们要说的一般结论是：当存在战略互补性是，可能存在多重均衡，而且其中的一些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
同时我们亦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劳动供给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假定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递增函数。所以我们亦要考虑到反应函数所带来的使得劳动供给者效用最大化时的情况，结果如下图图1所示：出现了多重均衡的现象。如图中所示,B均衡点对应B`均衡点.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上述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聚集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因为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受到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决策的预期的影响，同时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行为亦有影响。
我们怎样促使经济体从一个低的均衡点向一个高的均衡点移动呢，既然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受到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决策的预期的影响，那么如果我们政府能够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宣传力度，就可以影响到单个劳动供给者的决策。同时如果一个地区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比较充足亦会促进其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又会对该地区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产生外部效应。
以上我们在分析劳动者的选择行为时并没有考虑到工资的变化对其决策的影响作用，事实上，随着劳动力的大量的涌入某一个经济区域，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很可能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从而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水平下降，此时，又会对劳动供给者的决策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其实市场上也会存在着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诸如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当该地区的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或是技术密集型时，其势必会对劳动力的价格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资本和劳动之间既有替代性，又有互补性，在某种情况下，替代性大于互补性，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较大，则厂商的生产函数可能更接近CES生产函数的形式，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城市部门的工资就会对城市的迁移劳动力的数量产生一个正的作用，此时就正如托达罗模型所示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互补性大于替代性，此时即使资本对劳动有一定的替代性，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往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发达地区的资本和投资环境仍会对劳动者尤其是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或是掌握熟练技术的劳动力产生很大的外部效应，结果会使得这部分劳动力在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留在发达地区，因为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工资收入有较高的信心。
以上仅仅是狭义的看法，如果我们将发达地区的资本替换为该地区所拥有的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那么上述结论仍有可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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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4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劳动关系；重要意义
一、前言
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科学，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劳动关系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突出作用。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经济增速较快，经济增长与劳动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要想在新形势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必须依托劳动关系理论，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内涵，做好劳动经济学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在增速和内容上都能满足实际需求。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应认真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劳动经济学概述
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关系和经济发展相关内容的，对于我国而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联系，劳动力再生产的本质是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为此，我们应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解读劳动力再生产行为。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是保证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动力，只有把握劳动力利用原则，实现对劳动力的综合利用，并重视劳动力再生产，才能够达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应包括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这两方面内容。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再生产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重要的概念。为此，我们应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有全面的认识，应积极扩大劳动力再生产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基础，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才能提高劳动力供给，进而满足社会劳动力需求。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在相适应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就会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会造成劳动力浪费，劳动力供不应求，会制约经济发展。所以，劳动力供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从劳动力资源入手，优化劳动力结构，保持劳动力供给在短期及长期都处于平衡状态，才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3）劳动就业，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业与工资的关系，待业及其类型，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目前劳动就业已经纳入了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并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就是保增长促就业。劳动就业是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劳动就业率是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劳动就业率高，则表明经济发展处于良性循环，整体经济增速也比较高。在劳动就业中，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是劳动就业率的具体体现。在对劳动就业进行研究中，我们还要正确分析就业与工资的发展关系，并做好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满足劳动就业需要。所以，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应认识到劳动就业的概念。（4）劳动力的宏观管理，包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务市场及其管理，劳动力管理体制。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的宏观管理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在劳动力的宏观管理中，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重要保证。此外，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需要建立专门的劳务市场对其进行管理，同时也需要配套的劳务市场管理机制加强管理和引导。在目前劳动力资源的宏观管理中，建立适合劳动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是当务之急。从这一点来看，劳动力的宏观管理要想取得积极效果，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重要内容。
三、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劳动经济学以其专业的学术特征，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重要性，解释了劳动力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考虑到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性及特殊性，劳动经济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理论支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2）劳动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明确经济发展方向，找准经济增长点，并努力突破发展瓶颈。劳动经济学的出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使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对劳动力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劳动经济学不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保证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正确利用。（3）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来看，经济理论较多，涵盖了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其中劳动经济学由于对劳动力资源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这一点来看，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要认识到劳动经济学的作用，以及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明确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正确利用劳动经济学理论，促进经济发展。
四、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由于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为此，我们应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到个人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准确概括，加深了对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为此，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研究，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达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将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生产活动的认识从普通理论层面上升到了经济学层面，对经济活动实现了准确概括。所以，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的作用。（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来看待，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使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4）劳动经济学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是要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对劳动经济学引起足够的重视，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五、结论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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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5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6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 劳动生产率 工资上涨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后由拉尼斯和费景汉（Rains and Fei）等人加以完善。王德文（2009）指出，刘易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假设，把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第二个阶段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进而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诱发粮食产量下降，从而使粮食价格和工资出现上涨现象。在这个阶段里，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一定点，再转移就会影响农业产出，继续转移就要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工资。第三个阶段则是通过对农业部分引入现代要素进行改造，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把经济发展带入经济一体化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从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的转折点被称为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从第二个阶段进入第三个阶段的转折点被称为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即是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
二、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论
蔡昉首次于2005年提出我国劳动力短缺问题，通过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推断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将相继出现下降，劳动力短缺不可避免，我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吴要武（2007）根据他通过调研数据及我国2000-2006年关于企业（劳动力需求）和关于劳动者家庭或个人（劳动力供给）的相关数据的整理建模得出结论，我国在2002-2004年间便已形成刘易斯拐点，从此城镇劳动力市场开始感受到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并引起工资的快速增长；
王德文（2009）认为：刘易斯转折点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二是农业工资率大幅度上升。由于测定劳动力剩余难以有共识，因此可以结合工资变化判断今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个拐点，但同时也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吴海民（2012）认为，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Lewis—Ranis—Fei Model）”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分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表明我国的确已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但要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仍然还很漫长； 白南生（2009）认为，近年农民工资的上升并不等于劳动力的供求在同期发生了巨变，因为这里面有其它的因素。这几年主要是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国民经济运行综合报告课题组（2010）指出现阶段我国还未进入“刘易斯拐点”，但这个转折点的到来为其不长，预计在“十二五”末和“十三五”初期。根据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趋势表明，我国有效劳动供给数量的峰值将出现在2016年左右，至时经济发展需求与劳动力供给关系将发生转折。到2016年以后，有效劳动供给不再增长，而经济发展需求还在增加，“刘易斯拐点”将会真正到来。
世界银行在2007年季度报告中认为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拐点，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首先，劳动力短缺目前主要体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工资的上涨是由于过去的过低逐步调整到合理的水平。其次，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在籍人员，实际上他们不从事农业活动，而是外出打工或进行自我经营的非农业活动，这些很难区分，导致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更加困难。再次，由于技术的进步，未来的农业生产活动队劳动力的需求将进一步下降，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将更大。最后，官方数据中的两位数工资上涨有很大的不足，他们主要统计了注册的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人企业的工资水平，而遗落了大量小企业中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而这些非正式员工的工资水平都比较低，所以利用官方数据将造成重大的缺陷，不能真实地反应现实状况。
三、结论
在出现“民工荒”等问题的背景下，讨论中国是否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不能盲目的根据某一指标以及国外的不同背景下的经验来贸然下结论，否则就会造成人们对当今就业状况的误解。从目前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我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有很大的争议。在这些文献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尚存在足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民工荒”以及工资上涨等现象又提醒我们“刘易斯拐点”的即将到来，从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分析，我国已经进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也即是劳动力供给已经由无限变为有限，但我国剩余劳动力人并未吸收殆尽，就2011年来说，我国农村人口65656万人，乡村就业人数为40506万人，可见我国目前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还尚有时日。
参考文献：
[1]王德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2）.
[2]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7）.
[3]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J].开放导报，20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