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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的类别范文1
关键词：区域非遗；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职学生；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2-109 -03
自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序开展，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高校师生积极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保护工作。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浓郁的地方特征，是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高职院校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为办学基础，在培养技术性人才之外，理应担负起传承地方文化、以文化育人的职能。
六安地处安徽西部，现保存973项“非遗”项目，涵盖15个“非遗”资源类别，其中庐剧、六安瓜片制作技艺、大别山民歌、抬阁肘w、舒席制作技艺、柳编制作技艺和八公山豆腐制作技艺7个项目已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借助地域优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高职院校，既有利于建设校园特色文化，又有助于唤醒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提高爱国热情。鉴于此，笔者以六安市某高职院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并辅以访谈调查法，就高职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状况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38份，其中有效问卷325份，回收率为96.15%。参与问卷调查者女生人数为182名，男生人数为143名。其中本地人群305人，在城市生活33名，在县城生活42名，在乡镇生活109名，在农村生活121名，样本选择及比例基本符合现实，确保所得数据真实有效。
一、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情况
（一）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知晓程度与了解渠道
表1显示了14个入选国家、安徽省及六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其中六安瓜片制作技艺和霍山石斛炮制技艺选择最多，分别占全部选择的18.4%和17.76%，民间竞技“显杨冲叉”和民俗“邀大岭”选择较少，分别只占到1.42%和2.96%，可见地方特征鲜明且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项目最被人熟知。
表2展现了受访者了解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信息的主要渠道，结果呈现多元化。通过电视了解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主要渠道，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获取也占据了一定比例，可见受访者大多通过间接方式来了解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亲身参与皖西非遗活动比例较低。
（二）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
结合表3、4、5数据来看，87%的受访者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感，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了解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有用。49%受访者认为了解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丰富知识、开阔视野”，30%受访者认为了解皖西非遗能够帮助自己“融入地方文化，认同感加强”，14%受访者认为了解皖西非遗可以“增强地方自豪感”。可见，绝大多数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喜爱的，虽然对皖西非遗总体认知度不高，但对大部分学生对其价值是认同的。
（三）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认知
统计显示，93%的受访者认为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重要，86%的受访者愿意参加皖西非遗文化保护活动。可见高职学生对当前皖西非遗传文化承状况比较关注，参与愿望较强。
表6显示，高职学生对亲身体验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浓厚的兴趣，愿意通过直接方式了解非遗。观看宣传片、听讲座、主动向他人宣传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说明高职学生有主动了解皖西非遗的愿望，对参与非遗保护的积极性较高。
表7显示了高职生对当前皖西非遗保护面临阻力的看法。受访者群体认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不强是普遍现象，在宣传上政府主导作用缺失，没有很好带动公民保护意识。“年轻人不喜欢老旧的事物”“外来文化冲击”“传承人少”三个观点的选择表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与表现形式缺乏生命活力，覆盖范围小，影响力弱，不符合当下年轻人的成长需求。
受访者群体普遍认为在学校设立非遗课程与政府宣传同等重要；21%的受访者认为须加强政策立法保护，严惩破坏行为；16.6%的受访者认为开展公益活动、增强校园参与度也是非遗保护工作改进的需要；15.2%的受访者认为须充实校园科研，培养传承人。
二、高职学生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特点
第一，普遍关注皖西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及保护意识强。高职学生对皖西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持肯定态度，认同非遗价值，愿意亲身参与宣传保护，积极关注地方非遗文化保护及传承状况，重视非遗文化传播中学校和政府的教育宣传作用，展现出主动参加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良好愿望。
第二，缺乏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认识。如在最熟悉的皖西非遗项目调查中，虽然有36.16%的受访者选择了六安瓜片制作技艺和霍山石斛炮制技艺，但在访谈中发现，部分受访者只知晓商品化的六安瓜片和霍山石斛，对其背后的列入遗产名录的制作技艺知之甚少。受访者大部分只听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名称，对其具体内容、表现形式、文化特色缺乏细致了解，理解流于表面。受传播力度和本身知识结构限制，高职生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限于感性认知，缺乏深层次的知识理解和学习。
第三，地方文化认同感较高，彰显文化自觉精神。从高职生回答问题的态度来看，均对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持赞赏态度，体现出对当地文化的热爱与认同。主动参与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自觉精神觉醒的一种体现，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能焕发生命力。
三、皖西非遗融入地方高职校园文化路径分析
校园文化是大学的核心与灵魂，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校园文化，是打造高职品牌、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把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当地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既能建构特色校园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又有利于扩大区域非遗文化影响，加强保护与传承。
（一）开发课程，构建非遗教育课程体系
利用高校人才优势，组织专家学者开发皖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把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引入课堂，建立具有地方民间文化特色的课程体系，并根据专业特色设置非遗课程。如皖西文化类课程可纳入旅游管理课程体系，六安瓜片、霍山石斛的种植与炮制可与农学类专业挂钩，翁墩剪纸、长集皮影戏可与美术动漫类专业共同开发课程，皖西非遗嵌入高职课程教学，不仅有助于拉近学生与传统文化的距离，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还有利于其本身的传承创新，扩大影响力。
（二）发挥社团功能，培养文化自觉
社团活动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途径之一。通过参观非遗传承基地、举办学术讲座、民间艺术家作品展、非遗知识讲座、民间艺术家授艺传艺、家乡非遗文化展示与民俗文艺表演等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感悟传统文化，培育民族文化认同意识，激发对家乡文化传统的深层情感。
（三）善用互联网，增强非遗传播力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获取信息的首要来源，与传统信息传播渠道相比，互联网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与个性化优势更受年轻人推崇，用互联网渠道传播非遗效果更佳。但从网络传播的实际情况看，点击率高的信息更易引起关注，因此增加非遗信息重复率是增强非遗吸引力的有效途径。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可利用图片、文字、视频、声音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地宣传非遗文化，增强信息重复率，培育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在传播工具的选择上，可借助官方网站、校园BBS、微博、微信、微视频等大学生常用的媒介进行宣传，善于使用大学生乐于接受的网络传播方式来吸引学生关注、激发参与热情。
（四）创新载体，提升非遗吸引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显性表现。由于非遗文化传承以人为本的特性，大多数非遗项目以家庭式、作坊式形态显现，传承人年龄偏大、内容和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缺乏当今社会生产、生活基础，难以被年轻人所接受。因此把非遗引入校园，既要保留原始内容，也要在形式上进行适当地加工，把古老的文化在现实中变得鲜活起来，让其符合青年人的思维特点，更富有时代感，从而提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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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的类别范文2
“没吃陈麻花，到磁器口钱白花”。重庆磁器口古镇，很多店铺经营着同一种产品――麻花。好几家都打着“陈麻花”招牌，包装和口味大同小异。但生意最好的一家始终是“陈昌银麻花”，每天都排满长队。
为什么？陈麻花制作传统技艺先后被列为区级和重庆市级非遗项目，老板陈昌银更是公认的第四代传人，因此全国慕名而来的游客觉得它最“正宗”。据说，陈昌银的麻花生意每年利润上百万元。
事实上，国内几乎每一个旅游景点都有非遗元素的纪念品出售，甚至连路边摆摊的小贩都说卖的是非遗产品，自己是非遗传承人。在众多文化生意形态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是一块金字招牌，因为“遗产”二字彰显的是稀缺性。
什么是非遗？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各地争相申遗，掀起了一股“非遗热”。截至2016年9月，已经评定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 37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 986人，省、市、县级非遗项目更是不计其数。
“非遗热”的背后，一方面是政府对文化遗产采取的抢救保护措施，以达到传承和发扬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民间试图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借助商业力量，对传统技艺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
大风吹皱了一池春水，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正在走出博物馆，借助生产和销售手段，从展览品变成消费品；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告别手工作坊的“自娱自乐”，朝着产业化、品牌化的模式过渡，想要把非遗做成一门大生意；各种以非遗为主题的博览会、表演、旅游体验、文创市集、手工艺场纷至沓来。据保守估计，非遗拉动的是一个千亿级市场。
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濒临消失的传统，如今正以“非遗”之名，成为各路企业和资本眼中的金矿，并试图用商业手段进行一场救赎。
商业化这味药引
根据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结果来看，我国有近90万项非遗资源。但如此庞大、丰富的非遗资源，并非都具备商业开发价值。
马斌是湖南一家演艺公司的老板，经常策划、组织一些地方民俗类节目进行商业化演出。在一次考察中，马斌发现一种源于土家族祭祀仪式的舞蹈，是当地的非遗项目，于是便把会跳这种舞蹈的村民组织到城里参加商演。
跳到一半，观众大呼“难看”。尴尬的马斌付完演出费之后，连夜把村民送回老家，从此再也不提这个舞蹈。
曾经还有人想把非专业性的民间传说故事、谚语童谣包装成商业节目，引进到剧场。同样遭遇观众不买账。
马斌们的失败在于，这类用于祭祀和迎神赛会的民间舞蹈类非遗，如侗歌、苗舞等，历史上并无商业传统，又因社会发展失去了生存土壤。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将其从原生态的土壤环境中抽离，强行包装成商演项目，很难符合现代观赏要求。
不是所有非遗项目都适合商业化这味药引。相比之下，大量美术、手工艺、中医中药、戏剧、曲艺、音乐类的非遗项目更具优势。他们都是在千百年的生产、加工、销售、治疗、表演中，借助商业的力量才流传至今。
那么，具备商业价值的非遗项目有哪些特征？
首先，具备市场基础。比如，传统戏剧、评书、相声等，历史上本来就是通过商演的方式“走市场”的。在现代消费环境下，找到新的流量入口相对容易。
由白先勇操刀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从2004年起，已经上演近300场，并且场场爆满。白先勇团队主要动了关键的两刀，颇符合现在流行的“颜值”经济倾向，一是用现代舞台技术呈现传统戏剧；二是用年轻演员去吸引年轻观众，坚持高校巡演，培养未来的观演群体。
其次，本身就是商品。比如大量通过传统手工艺生产的器具、食品和药品。这类项目则需要从原来“高冷”的定位、单一类别中跳出，向大众消费品方向转型。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和中药传统生产工艺的代表，东阿阿胶的快消品策略以桃花姬阿胶糕最为典型。阿胶糕的定位本是滋补品，桃花姬则定位为女性白领的养颜零食。其体量与普通糖果一样大小，方便携带和食用，外包装带着浓郁的中国风，颜值颇佳。在营销方面，桃花姬在《甄执》《女医明妃传》等热播影视剧中以宫廷滋补美容佳品的形象“出镜”，成功俘获一干爱美女性。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马应龙。当年互联网上流传着“马应龙痔疮膏对黑眼圈有疗效”的偏方。马应龙借势在自己“八宝古方”基础上，研发出眼部护理品牌“瞳话”，并且借网络恶搞风潮好好地刷了一把存在感，甚至一度成为年度营销案例被研究。
活化路径2.0
对于已经被论证了具备商业开发条件的非遗，如何在当下出一条市场接受度高的金光大道？
开发新的场景和用途，是很多非遗项目拓展市场的突破口。
海南椰雕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长期作为高档工艺品销售。由于缺乏创新，样式老旧，椰雕也面临着市场瓶颈。
椰雕非遗传承人吴名驹尝试把传统手工艺嫁接现代科技产品，设计出可以通过蓝牙、Wi-Fi连接移动设备的椰雕音箱。现在，吴名驹团队主打以椰雕为核心的创意商品生产，比如椰雕蜡烛、椰雕茶叶罐等，让原本只供欣赏的传统椰雕与现实生活产生了更多链接。
北京前门大街，是老字号的聚集地，内联升布鞋总店就位于其中。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具有160年的历史。但在年轻消费者唱主角的今天，内联升却利用生产IP衍生品布鞋，实现了品牌向年轻化的过渡。
比如，内联升与迪士尼合作，取得其授权，推出了迪士尼公主和米奇系列时尚布鞋，打中了年轻女性和儿童的“萌点”。一直以来，内联升布鞋以成年男性消费者居多，拿到了迪士尼的IP授权后，“老门脸”秒变小萝莉。今年，内联升还与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合作，推出中国风浓郁的“大鱼海棠”主题布鞋，迅速成为网红，线上开售不到一天，就全部售罄。
不只是内联升，大量非遗老字号都面临着品牌老化的困境。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姿势和方式，向年轻化、时尚化转型，才是这类非遗品牌正确的玩法。
“非遗+旅游”是另一条活化路径。相较带有生产属性的手工技艺项目，民间音乐、舞蹈、传说、民俗等一些非生产性项目想走向市场，需要与一定的场景相结合，而旅游显然是一个不错的场景。
近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打造了许多与旅游相结合的非遗小镇、非遗体验馆、非遗传习基地等，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很多项目并没有深度挖掘非遗特点，呈现形式雷同单一。这种“场景化”过于简单，自然留不住游客。
由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人打造的“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就将非遗元素成功融入旅游场景，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以根据国家级非遗项目刘三姐歌谣改编的《印象刘三姐》为例，十余年间常演不衰，观众超过1 200万人次，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究其原因，第一，《印象刘三姐》冲出了实体剧院模式，把漓江山水打造成实景舞台；第二，演出把刘三姐的经典山歌、壮族民间风俗、生产生活方式等非遗元素组合创新，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增强舞台效果，带给观众视听冲击；第三，聘请当地村民作演员，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后搬上舞台，保留了原生态。
之后，印象团队又把这套模式复制到《印象武隆》中，起用川江号子传承人，在山水间重现了川江号子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
“印象系列”的成功，引爆了国内旅游演艺的热情。各地纷纷打开自己的非遗“宝库”进行挖掘，邀请名导和演艺公司，打造了一系列实景演出。在近年来“井喷”的旅游市场中，这些实景演出大多取得了不错的商业回报。
事实上，与物质和自然遗产相比，非遗的特点在于它是活态，只有通过不断的生产和展现，其文化基因才能被传承，才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商业价值。
非遗生意新维度
长期以来，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手工艺非遗资源，大多数处于个体、零散、封闭的生产状态。加上很多手艺人经营渠道狭窄，导致产品销路不佳，规模化产出困难。对线上与线下、产出端与销售端、传统手艺与现代商业的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6年1月，永新华韵文化产业集团旗下的非遗主题垂直电商平台“e飞蚁”上线，专门为非遗传承人和非遗企业提供推广平台，主打电商+营销+线下园区模式，帮助他们对接市场，联合销售手工艺产品。
目前，“e飞蚁”已签约了300余名非遗传承人和上千名专业匠人。除了线上展示和主题宣传，“e飞蚁”还在线下布局了多个非遗文化产业园。园区分为一街（中国非遗大街）、两核（非遗博览馆、非遗大戏院）、三区（非遗博览区、非遗体验区、非遗创意区）的布局建设，具备交易、展演、体验、美食、传习等功能。
另一种整合者模式的代表是重庆百工传艺，其模式为手工品电商平台漫淘网+线下手艺工场+在线教育平台手艺网。这相当于搭建一个非遗文化和技能的知识平台，将非遗传承人、手工艺爱好者和手工产品进行了有效连接。
本身就拥有平台优势和整合能力的阿里巴巴也切入了非遗市场。
2016年“阿里年货节”期间，淘宝众筹联合故宫淘宝在线上发起“非遗众筹”。众筹产品全部由故宫淘宝提供设计方案，高密剪纸、朱仙镇木版年画、内联升老布鞋等非遗传承人进行手工制作。
Q版宫廷帝后像的木版年画、故宫气质的齐天大福剪纸、“探花”主题布鞋等萌版非遗作品上线后，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数据显示，项目上线仅半天，高密剪纸众筹项目筹款超过13万元，项目达成率1 300%，很快满额停筹；山东花饽饽和朱仙镇木版年画众筹项目达成率也超过150%。
“让天下手艺人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是非遗资源整合者企业一个共同的目标。但互联网只是为非遗产品提供了一个新的销售平台和玩法，能否在更高的层面打开新的维度，才是推动整个非遗产业发展的关键。
资本的风正在吹来。2016年6月30日，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宣布“文化四板―非遗专板”上线，打造非遗产业产股权交易专业市场和资源整合平台。按照计划，非遗专板将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宣传、商业模式梳理、国际销售渠道建设以及国际文化交流提供服务。
一个月后，由武汉非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国非遗基金”正式启动。该基金将面向全球募集，借鉴成熟资本市场“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模式，采取专业项目投资运作方式解决非遗保护瓶颈问题，让非遗产品在市场、政策、金融方面得到支持。
非遗文化的类别范文3
摘要:
少数民族曲艺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大瑰宝，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其保护和传承对于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2006～2015年间，我国对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做出了一些努力，建立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出版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举办了多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如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类曲艺项目偏少且集中于部分少数民族、传承人面临年龄老化后继无人且男女比例差别大、演艺团体匮乏、观众群体少等。在今后少数民族曲艺的发展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曲艺项目的挖掘、申报与管理，出台措施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合理利用生产性保护及数字化保护，促进少数民族曲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
少数民族曲艺;非遗名录;传承人
曲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之一。曲艺是中华民族民间说唱艺术的总称，是一种以“说唱”为表现形式来叙述故事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55个少数民族同样也创造了属于其民族的独特曲艺艺术形式。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曲艺艺术宝库具有重要意义。
一、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少数民族曲艺承载了少数民族的独特艺术魅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曲艺艺术素材，而且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艺术文化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艺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曲艺具有独特的艺术文化价值
曲艺，又称“说唱”艺术，是我国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曲艺主要依靠“说唱”这种形式来叙述故事，简练而生动，为人们喜闻乐见。少数民族曲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民族性，最鲜明的艺术特征也在于它的民族性。少数民族曲艺主要流布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且采用民族语言(方言)或多种语言(方言)来“说唱”故事，这也是与汉族曲艺艺术最主要的区别。有些少数民族曲艺曲目在语言上体现了鲜明的交融性，即在说唱表演中融汇了汉语及民族语或方言。比如以满族为主创造的“子弟书”便有采用满语、汉语交叉表演的历史。现今，在汉蒙杂居地区仍有“乌力格尔”蒙古族艺人可以同时夹杂汉语进行表演。在塑造说唱故事的主人公上，对于同样一个英雄人物在不同民族都打上了各个民族的鲜明文化烙印，体现了各民族曲艺文化的相互贯通与交流。比如武松这一人物形象是汉族曲种中的鲜明形象，然而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在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说唱故事中有所反映，而且在蒙古族的“乌力格尔”说唱故事中也有体现。
(二)少数民族曲艺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曲艺的另一重要文化价值在于它的历史研究价值。曲艺主要依靠艺人的口头说唱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同样也是依靠口头说唱这种形式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这种传承方式使其保留了较多的曲艺艺术的原始形态，也为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可资观照的范本，因此少数民族曲艺也被称作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比如被称为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即通过藏族(“岭仲”)、蒙古族(“陶力”)及柯尔克孜族(“柯尔克孜达斯坦”)这三个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不同说唱形式传承下来，成为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形式。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通过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加工创造得以长久地保留下来，填补了没有文献记载时期的历史空白，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曲艺史及少数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历史参照范本。
二、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与传承人传承现状
(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现状
2006～2015年间，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课题组认定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主要依据:一是以少数民族名称命名的曲艺项目，如达斡尔族乌钦、傣族章哈等;二是曲艺项目中未提及民族而所属民族明确的曲艺项目，如乌力格尔、好来宝等;三是为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共有的综合性曲艺项目，如新疆曲子，为汉、回、锡伯等民族所共有，也视为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根据本课题的认定方法，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共计21项，其中正式名录中17项，扩展名录中1项。
1．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从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2．各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数量分配相对均匀
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在各主要少数民族中分布相对均匀。
3．非遗项目分布省份集中在民族地区
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所在省份多为民族地区。
(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传承现状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则是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习者和承载者。2006～2015年间，目前共有24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
1．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数量及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根据文化部已公示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民族曲艺类传承人在经历了从无到有后，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表2)同时，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所占当前批次曲艺类非遗传承人的比重也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2．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老龄化且性别差距较大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大部分年龄偏大。总体来看，在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1920后共计2人，1930后共计7人，1940后共计7人，1950后共计4人，1960后共计4人。且在这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第二批少数民族曲艺非遗传承人中，男性占绝大多数，而在第三批和第四批中，女性占多数，并且呈现上升趋势。
3．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的并非都是少数民族非遗项目
一般来说，汉族传承人传承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然而，这种情况也并非绝对。在数据统计中显示，有4位少数民族传承人对应的传承项目为相声、北京评书、四川扬琴，而这三个非遗项目为汉族曲艺项目，这样就出现了传承人所属民族与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不对应的特殊情况。
三、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006年至2015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中不断地繁荣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如四级曲艺类非遗名录体系建立、各类曲艺类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开展、曲艺院校及专业逐渐建立，这些曲艺保护及传承工作都促进了少数民族曲艺的繁荣发展等。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及传承工作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传承与发展中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和问题亟需解决，而探寻出合理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曲艺文化发展的路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关键点。
1．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少、分布民族不均
目前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选及认定是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据统计，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仅占21项。综合看来，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在十大项目分类中所占的整体比重较小，在当批次曲艺项目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小。而且，每批次的项目数量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扩展项目只有第一批扩展名录中有曲艺项目。在民族的分布上，全国55个少数民族只有蒙古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傣族、哈萨克族、布依族、土家族、苗族、朝鲜族等12个少数民族有国家级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造成问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一是其他少数民族根本就没有更多的曲艺项目;二是其他少数民族也存在着不少比较有特色的曲艺项目，但当地人缺乏保护及开发意识而未申报;三是当地政府及人们重视项目的申报，而没有重视项目申报的方式方法最终导致申报失败。这三种原因中，第一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两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大。
2．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男女比例差别大
根据项目组统计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表2)结果显示，在这24位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中，1920年、1930年以后出生的老年人占多数，中年人只有7人，青年人则没有。显然，少数民族曲艺非遗项目传承人正面临老龄化严重、后继乏人的困境，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传承和发扬。就传承人性别来看，每一批次中男女性别比差别都比较大。这种结果可能受到了跟某些地区或民族“传男不传女、传女不外嫁”的传统观念的约束。
3．演艺团体匮乏制约曲艺的创新传承
目前，国内曲艺演艺团体并不少，如合肥演艺公司曲艺团、无锡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曲艺团、自贡市歌舞曲艺演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曲艺分公司、济南明湖居演艺有限公司等等，然而专门的少数民族曲艺演艺团体却很少。内蒙古民族曲艺团是少数民族曲艺团的重要代表，主要表演蒙古族特色曲艺项目，为边疆地区、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国际上演绎了淳朴的民族风情，然而像这样的团体目前还比较少。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属于表演性非常强的项目，而演艺团(公司)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曲艺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的创新传承。
4．观众群体少制约曲艺演出市场的扩展
当代社会，娱乐方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观众大多选择去看电视、看电影、看演唱会、玩游戏、K歌等方式来缓解压力，而很少有观众能静下心来去演艺场馆观看曲艺节目演出。就是在民族地区，人们更多的选择是接触现代化的一些娱乐方式而不是去观看少数民族曲艺的表演。快餐式的娱乐方式比起传统曲艺表演对当代人们有着更多的吸引力。再者，少数民族曲艺多数是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来演唱，城市中的年轻人更是难以理解，这也影响了少数民族曲艺的演出市场。
四、促进少数民族曲艺繁荣发展的主要路径
1．各地区及民族应加强对非遗项目的申报与管理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数量在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曲艺项目在55个少数民族中分布不均。因此，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地区、各民族应该对本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申报引起高度的重视。首先，增强对优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意识。其次，积极向县、市、省、国家申报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曲艺项目。在申报名录项目的同时，不管是单个项目申报还是多项目“捆绑”申报，都要注意保存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文化生态完整性，不能出现为求申报而破坏其完整性的情况。最后，加强对入选非遗名录项目的管理。对于那些已经入围非遗名录的曲艺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曲艺项目保护、传承的监督与管理，切实保障曲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并积极培养传习生
以前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方式大多为家传或师传，学得一技之长作为谋生的手段。而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谋生之路多样，很多得到家传或师传的传习人不愿意继续从事曲艺表演而另寻出路，更不愿意继续往下一代传授。为了能使优秀的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继续发扬光大，相关部门或单位应该做好传承者的思想工作，使之意识到曲艺传承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其一，各级政府部门定期组织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的研修培训。在培训过程中，不仅要讲授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而且还应传授现代教育思想，打破传承人的男女性别偏见。其二，各相关院校积极与传承人配合，积极培养传习生。目前，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曲艺专业，也有一些中小学将曲艺引进了课堂，这样能更好地培养新一代的传习生，使年青一代更好的将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下去。
3．加强对少数民族曲艺的生产性保护
所谓少数民族曲艺生产性保护，即在保持少数民族曲艺非遗的整体性、原生性、传承性的前提下，通过借助生产、销售等手段从而将曲艺文化资源转化为曲艺文化产品的一种保护方式。文化部部长也提倡“深化生产性保护”，认为生产性保护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①①。曲艺本身是一种“说唱”艺术，表演性很强，加之少数民族曲艺带有的民族风情、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曲艺走向演艺市场对于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少数民族曲艺文化资源在转化为文化产品，走向演艺市场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保持少数民族曲艺本身的原真性与整体性，注重传统曲艺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市场效益而使之“变味”。
4．合理数字化保护扩大演艺市场的观众面
非遗文化的类别范文4
关键词：城市文化景观遗产；城市学高层论坛；历史遗产；文化景观；管理；发展
Abstract：In order to put forward the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 protection’s innovative development，1st annual high-level forum for urbanology especially set up the sub-forum for this academic field．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attending the forum discussed several topics about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 in depth，for example, the prot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Westlake after it’s joining i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nd some issues on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i.e．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achievement and methods，research foundation，innovative development. Depending on common view of specialists，the forum passed Hangzhou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 attempted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agreement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high-level forum for urbanology；historical heritage；cultural landscape；administration；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11-12（4）
2011年6月25日，在巴黎召开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杭州西湖自此成为中国第41处“世界遗产”。以西湖申遗成功为契机，为了更好地探讨和总结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经验。9月24日至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社、求是《小康》杂志社和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共同主办的“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在杭州召开，其中，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分论坛聚焦西湖文化景观，就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审议并通过了《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杭州宣言》，向全世界各城市发出加强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研究与保护的倡议。
1对于杭州西湖成功登录《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名录》，与会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
城市文化景观遗产是“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是静态历史与活态文化的复合体，具有极高的文化、美学和社会价值。保护城市文化景观遗产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城市发展要避免“千城一面”，就要有自己的名片，西湖就是杭州最为靓丽的一张名片。西湖文化景观已经成为杭州城市文化景观保护最重要的环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WHC）代表、文化部项目专家龙凡欧（Ron Van Oers）博士认为，西湖的文化景观不仅仅是文化遗产，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杭州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得很好，能够让国内外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把西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实体。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韩锋教授认为，杭州西湖能够顺利登录世界文化景观不是一个简单的登录，这是中国第一个自己提名文化景观遗产并且顺利登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中国在文化景观领域首次主动为世界遗产作出的贡献，也说明了中国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领域跟国际上的认知有了共识，同时中国的文化景观价值被国际的价值体系、世界遗产价值体系所认可。
马耳他历史城镇科学委员会主席雷蒙德・邦丁（RaymondBondin）认为，西湖文化景观非常美丽，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综合方式来规划人文和自然两种景观，将人造景观和自然景观绝佳地结合起来，展示了人们如何能够从人造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结合中受益。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耀华教授认为，对西湖作为文化景观遗产的特点要有充分的认识。西湖是文化景观里面的集大成者，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是经典中的经典。
北京公园管理处高大伟副主任认为，西湖申遗成功在于它的文化内涵，西湖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与西湖有关的诗词、楹联都是这种文化的表征。通过西湖文化景观的展示，能够读懂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主流意识。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赵中枢认为，西湖的灵魂是文化，作为中国第41个世界遗产地，是《世界遗产名录》中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提出的以文化景观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申遗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山水观和美学观，其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有宣传东方文化的普遍意义。
2专家们对“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提法表示认可，并对其概念和特征进行了探讨
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作为新型的世界遗产类别，突破了以往文化遗产的范畴,以更具生机的要素融合、更为复杂的文化内涵，在更大尺度的自然地理环境背景中拓展和延伸。相对其他文化遗产，其保护范围更广、涉及领域更多、保护难度更大，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应给予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龙凡欧认为，应该在更大的历史区域内考虑城市文化景观，城市文化景观可以是一个博物馆或纪念碑，但更多的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看到其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城市文化景观保护不仅在于遗址本身，还在于遗址周围的环境及遗址的文化价值观。
北京大学陈耀华认为，文化景观有别于一般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其他文化遗产更多的关注遗产本身以及所处环境，但文化景观更多会关注文化和资源之间相互以及动态的关系。城市文化景观有点状景观和面状景观的区分，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是面状景观，面积范围很大，城市在里面，而西湖只是城市里面一个点。作为“点景观”的西湖跟世界上其他文化相比，西湖的价值非常浓缩、非常经典，城市是面，共生共荣。
同济大学韩锋认为，城市文化景观的新提法是联合国城市景观建议的组成部分。城市景观研究已经打破了原来历史街区、历史名城的空间限定，探讨以文化景观的方法破解城市中自然和文化的基因编码，在新的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历史遗产，并且用于我们的新城发展，使我们的城市基因能够得到全面地延伸和拓展。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的最新宗旨。
马耳他雷蒙德・邦丁认为，我们应该重视整体的文化景观，不能只关注一个地点或者一个博物馆，而无视景观周围的环境。我们应该合理看待城市遗产，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保护的仅仅是历史部分，或者重新建造另外一个全新的部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中枢认为，城市文化景观与其他遗产在定义上的区别在于文化景观更多关注自然与人文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过程，更加注重动态性与和谐性。
3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必须要提升遗产保护意识，注重遗产整体保护
文化景观是人类生活与自然山水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整体性。我们必须坚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文化景观保护，确立“保护第一、应保尽保”的理念，对文化景观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以有效维护文化景观的历史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文化的可识别性。
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陈文锦认为，西湖申遗成功之后，我们首先要将保护理念贯彻到底。从文化景观的角度来考虑，这次申遗文本把西湖归纳为六大景观要素，西湖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从六大景观要素整体上来考虑问题，建立一些总的控制原则，比如整个60平方公里应该计算出最高的容积率、最高的建筑面积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肯・泰勒（Ken Taylor）教授认为，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专业遗产保护人士和其他不同领域的人都能够参与其中，让市民、专家、政府等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贡献他们自己的力量。因此，最终需要有价值观的引领，确保实现文化的多元化。杭州的城市文化景观融合了公众的文化，需要大家作出共同的努力，才能保护这种遗产。对西湖来说，首先是要维护西湖的特征，同时要让游客和本地居民参与其中。
浙江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浙江大学亚太休闲研究中心主任庞学铨教授认为，要根据文化景观的特性来确定西湖景观的保护原则。对于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一方面要遵守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保护整个景观的空间环境和历史规模的真实性、完整性，保持景观的历史性空间和审美特征以及它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要突出人和景观的互动，在不断挖掘景观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的同时注入活的文化内容。
北京公园管理处高大伟认为，保护城市文化景观主要应保护城市独特的地理特质和生物学特性。城市的地质地貌决定了城市的文化走向，以园林和风景区这样的保护形态把这些地质地貌保护下来，对于一个城市文化景观的维护非常重要。很多城市的市树和市花就是这个城市文化景观生物学特征的一个反映。
开封市文物局梁志超局长以开封市近年来的文化遗产保护为案例，指出目前开封市已经将开封老城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大景区来规划和保护，相继启动了六个大型保护工程，形成了宋代文化旅游长廊，展现了北宋都城的水城特色。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王其煌认为，要确立全民保护的理念，加强对文化景观意义的宣传。西湖申遗成功以后，媒体做了很多宣传，但是主要着重于西湖的景观，对西湖的文化价值宣传不够。要认识到保护西湖文化景观不仅仅是西湖名胜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事情，不能把担子都压给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4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强调活态遗产保护，构建可持续的遗产规划体系
文化景观既是静态的历史物证，又是活态的历史延续。人的生活是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灵魂”，只有注入人的生活，文化景观才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需要编制专项规划、实施科学保护。要把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控制、整治、保护、利用、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系统综合、有序推进，建立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和控制区，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规划保护体系。
北京大学陈耀华认为，要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待和建设杭州文化景观遗产系统。这个系统论包括空间、时间和要素的系统性。研究杭州文化景观遗产，我们不仅仅要想到西湖，还要在空间上向大杭州拓展，构筑一个由大杭州到杭州市区再到下面各个点构成的整个杭州文化景观遗产系统。在这个基础上有助于我们建立区域遗产保护的资源观、保护观和利用观，从而更好地保护文化景观遗产。西湖文化景观在体现浓缩和经典的同时，也增加了保护的困难性，可以考虑建立杭州的城市绿道①系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龙凡欧认为，在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方面，我们需要首先确定能够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明确哪些是重要的遗产及其面临的威胁，并且结合城市的发展规划，将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在发展的同时实现保护。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中枢认为，城市不是博物馆，不能按照博物馆的方式保护城市，保护历史不是回到历史。要用文化景观的概念方法破解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与难题。文物古迹保护与社会生活协调一致，未来的发展不能改变有形遗产的无形价值。
王其煌提出，西湖文化景观保护要健全组织管理。申请世界遗产有两个前提，一是完整性、真实性，二是要有保护的组织、资金和法规。建议在组织管理上能够建立直接对市政府负责的管理机构、检测机构、监督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西湖文化景观要素里有一个“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格局，杭州的城市规划今后一定要把城湖格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5推动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要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交流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是一项崭新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要建立专业研究培训机构，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加强专业教育、职业培训，建立国内外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研究机构、管理机构的交流机制，共同提高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水平。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中枢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保护历史城市景观的建议十分重要，文化和遗产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建议涉及诸多方面，包括定义、本体认知、价值评估、影响研究、行动计划很多方面值得各方长期关注。
同济大学韩锋认为，城市文化景观保护与传统文化景观遗产相比是一个新的领域，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相关机构可以考虑设立一些基本的研究基金、研究项目，来推动文化景观领域的示范性研究。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在城市文化景观研究领域已经起步，如果给予持续的关注，相信今后可以做得更好。
北京公园管理处高大伟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比的方法对于城市文化景观保护十分重要。杭州可以考虑结合南京和巴黎的案例，对城市的大树和行道树进行有效的规划，制定十年乃至百年的养护管理计划。
6重视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内在价值，探索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模式
城市文化景观保护必须处理好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在老城区地域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利用老建筑、老厂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发展模式。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不仅能够为相关创意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而且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历史文化还可以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基本的创意素材。
马耳他雷蒙德・邦丁认为，我们应该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将城市文化景观遗产视为一种金融性资源，而不是财政的负担。要深入挖掘城市景观的文化内涵，并对它们进行投资。比如在发展旅游业时，由相关人士以及所有的利益方参与编制现实可行的管理计划，以此推动城市与文化景观遗产的和谐相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龙凡欧认为，世界遗产委员会非常关注城市发展与城市化问题，世界遗产中心正在制定新的指导方针，来平衡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被视为重要的资源，我们既要重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也要提高文化遗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以文化产业为例，这是一个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已经吸引了许多城市大量的投资。
最后，在审阅并讨论《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杭州宣言》的基础上，各位专家着重就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提出了诚恳的建议，并达成了多项共识：第一，将“还湖于民、保护第一”的理念贯彻到底，对申遗文本中提出的西湖自然山水、城湖空间特征、两堤三岛景观格局、“西湖十景”题名景观、西湖文化史迹、特色植物景观等六大景观要整体保护，并且用制度确保保障措施落实到位。第二，突出文化保护特色，强调活态景观保护，维护西湖的传统文化特质，尤其是其独具中国特色的山水文化景观。第三，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实现人与景观的互动，让游客与本地居民都参与到遗产保护的活动之中。第四，综合研究、合理利用西湖文化景观资源，建立区域性的遗产资源观，通过构建城市绿道系统，实现城市景观发展从沿西湖到横跨钱塘江的跨越。第五，加强研究和交流，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做好西湖文化景观的研究工作。第六，推动传统文化模式创新发展，通过城市规划、管理对历史与文化景观遗产必要的干预，构建当代文化景观与历史文化遗产的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分论坛在国内率先提出“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引发了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2005年5月，“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提出《保护历史性城市景观宣言》②。2005年10月，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大会通过《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保护的西安宣言》，将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扩大到遗产周边环境以及环境所包含的一切历史的、社会的、精神的、习俗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活动③。2011年9月25日，《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杭州宣言》是对上述两个国际文件的继承和发展，宣言提出提升遗产保护意识、注重遗产整体保护、强调活态遗产保护、构建遗产规划体系、加强研究和交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等6个方面的倡议，认为对城市历史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从过去的自然环境、历史古迹保护转变为“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新阶段。
注释：
①绿道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通常沿着河浜、溪谷、山脊 、风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用于连接主要的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景观区域。
非遗文化的类别范文5
关键词:汉代;墓葬;区域性;考古学研究
Abstract:A number of Han tomb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China, while we can do regional research because of their widely distributed. To study the regional Han tombs comprehensively needs both basic and the related social investigation,so we must adhere to correct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The regional research could adv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Han tombs, and then we can do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tombs for the ultimate aim.
Key words:Han Dynasty; tombs;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墓葬是盛放尸体或其部位的场所和置放方式的统称,墓是场所,葬是方式方法及与其相关的内容。古人对丧葬极为重视,融入了较多物质和精神的因素,包含内容十分广泛,所以墓葬一直是考古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思想文化趋于统一,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的墓葬都在这一背景下获得较大的发展,墓葬所蕴含的内容也越来越为广泛和多样。随着近代考古学的传入和当代考古学的发展,我国境内已有相当数量的汉墓被发现、发掘,相关报告和简报层出不穷,为我们进行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墓葬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财富,同时又是一个信息载体,它既充分体现出墓葬自身的诸多内涵,又能够从多方面反映古代社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从某种角度讲,它可以被看作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对于墓葬的研究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去研究和探索。笔者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徐州地区的汉代墓葬为例,浅显讨论一下区域性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不正之处,以求指正。
一、 区域性汉墓研究的必要和条件
由于我国疆域大,汉墓分布面积广,加之汉代之前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局面下形成的地域性差异的影响,使得汉代墓葬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经两汉四百余年的发展,至东汉晚期,汉代墓葬表现出较大的趋同性,但区域性特征仍较明显。关于汉代墓葬,我们有必要去作相关综合性研究,并以此作为我们进行其他研究的指导和参考。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两汉统治时间较长,疆域较大,历史上形成的地域性差异仍然十分明显,这些都为综合性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进行汉墓的区域性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全面认识汉代墓葬的一个方便途径,是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虽有相当数量,但多为考古类型学的基础性研究,深入性研究较少。因此,我们有进行汉代墓葬区域性研究的必要,而相关的条件也基本具备。
研究的成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在具有一定条件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进行深入细致和较为全面的研究,汉墓的区域性研究亦是如此。以徐州地区为例,该处作为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同时又是两汉楚国和东汉彭城国、下邳国的封国所在地,诸侯王、列侯墓葬发现较多,中小型墓葬更是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汉墓将近两千座(1),这正是开展区域性研究的基础。从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的汉代墓葬看,分布范围广并有一定规律,且种类较为齐全,诸侯王、贵族、官吏及中下层平民等的墓葬一应俱全。墓葬形制方面,有横穴崖洞墓、石(土)坑竖穴墓、石坑竖穴洞室墓、石椁墓、砖室墓、石室墓、砖石混筑墓等,另外还有瓦棺葬,如邳州刘林M68(2)等。陪葬品的数量大,质地杂,品种多,有相应的组合。相关墓葬的时代较为明确。西汉墓中,已发现的小龟山楚王墓(3)、宛朐侯刘墓(4)等内均出土有墓主印章,墓主史书有载,下葬时代清晰,为其他墓葬的断代提供了标尺。另外多数墓葬内出土有钱币、铜镜等物。而早、中、晚期的墓葬结构、陪葬器物等有明显的前后发展关系,说明徐州西汉墓的时代序列较为明确;东汉墓中,墓葬结构与陪葬品亦有前后发展顺序,加之诸多纪年画像石墓的发现和发掘,为东汉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参考标准。不同墓葬形制和陪葬品组成了多类型的汉代墓葬,对研究徐州汉墓本身及当时的社会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徐州汉墓与周边地区的汉墓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苏皖北部、鲁南、豫东地区特别是皖北和鲁南部分地区发现的汉墓与徐州汉墓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这对进行徐州汉墓的相关研究有很大帮助。
众多汉代墓葬的发现、发掘为徐州汉墓自身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墓葬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某个时期丧葬思想的写照和社会现实的反映。综合研究徐州汉代墓葬可以对其所反映的汉代社会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而这也正是我们进行墓葬研究的目的所在。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每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以及汉代墓葬的发现情况都存在不同,区域性研究的条件也存在差别,而这种差别恰恰对我们进行多地区汉墓的区域性研究有着较为有益的帮助和参考。
进行墓葬研究,往往会碰到一些相同或相近的不利条件。如较早发表的报告过于简单,有的仅是介绍,没有墓葬和器物描述及相关照片、线图等等;因墓葬内、外的环境较差,加之被盗和破坏,相关信息无法保存,使得研究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有的由于墓葬规模小,发现数量少,被盗或破坏严重,墓葬资料未能公布,处于相对封存状态,这对于墓葬研究来讲无疑是个缺憾。区域性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尽量降低这种缺失,这与区域性研究资料收集的针对性强有关,而汉墓的区域性研究多由从事地方考古工作的人员来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充分补充和完善这些资料。
二、 区域性汉墓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汉墓的区域性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不仅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还要学习和借鉴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的示范及有益的提示。汉代墓葬考古属于战国秦汉考古的一个部分,而战国秦汉考古又隶属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因此考古学、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大致看来,区域性汉墓研究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和社会研究两个主要内容,而社会研究的内涵又是多种多样的。
(一)区域性汉墓的基础研究
区域性汉墓的基础研究和其他墓葬的基础研究一样,主要包括墓葬形制、葬式、葬具、典型或重要陪葬品等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期及年代推断,探讨发展演变,确立发展序列,构建时代顺序;与周边进行比较研究等等。
“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主要是通过墓葬材料搭建起来的,以若干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材料为标杆,再根据墓室形制及陪葬品的特点,将其它没有纪年的墓葬单位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年代序列。进而把这个序列和其他类别的考古资料的分期编年相互参正,从而获得涵盖内容更为广泛的年代体系”(5)。如《洛阳烧沟汉墓》一书,系统整理了洛阳烧沟地区发掘的255座汉墓,通过墓葬形制的演变、出土遗物形制及组合形式变化的研究,分析和探讨了烧沟汉墓的墓室结构和形制及各时期的变化,并结合铜镜、钱币等的研究基本确定了它们的相对年代及分期(6)。类型学和地层学是考古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论,是研究遗迹和遗物相对年代及变化规律的有效手段,是进行墓葬研究的立足点。在汉墓研究中,立足于这两大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才能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如在发掘、整理和研究汉墓时,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叠压在墓葬上的地层,墓葬的开口层位,特别是多座墓葬之间的打破、叠压或共时关系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汉墓出土遗物研究,我们还应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科学方法。如在青铜器分期断代方面,郭沫若先生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和郭宝均先生创立的“分界群分法”等,这些方法对我们进行汉墓出土器物的分型、分式和断代等方面很重要。如一些带有文字,甚至有纪年的遗物,如封泥、印章和碑刻等,这些时代特征较为明确的考古资料对于我们进行汉墓研究十分难得,也极为可贵,利用它们我们可以推断墓葬及出土物的年代,并用来说明其他一些问题。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在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应更多地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材料,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又提出加强利用考古资料、简牍材料等辅资料来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已形成了多重证据法的共识。可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基本关系是互补关系,因此未来考古学将在文献史学不断加深整合中得到发展(7)。汉代的文献资料相当丰富,且多为当时或稍晚人撰写,可信度很大,是汉墓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汉墓本身是当时人们有意识的行为结果,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因此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的形制及组合变化等有着其所在历史时期的烙印,我们只有结合文献记载,才能通过研究考古资料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文献是我们进行研究必须参考的资料,正如宋治民先生所言,“在文献记载资料十分丰富的可靠的情况下,这一基本的原则是必须坚持、必须遵循的(8)。”
受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墓葬的发展会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反映在汉代墓葬上,就是汉墓的地域性特征,而其也体现出相应的地域文化。因此,除上述方法和原则外,在进行汉墓区域性基础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它是对考古学文化构成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揭示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源流、发展谱系以及文化性质等问题。考察汉代之前徐州一带的文化,是在本土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吸收秦文化、楚文化、宋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综合形成的,而战国楚文化对其影响尤深,这与战国晚期徐州一带属楚国管辖有较大关系,墓葬因此呈现出较多楚文化的元素,墓葬形制、器物类型和纹饰等均有反映,而西汉晚期的一些墓葬如铜山县凤凰山M2(9)等还保留有较强的楚墓特点。结合两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中原文化、周文化以及日渐成型的汉文化等对徐州汉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中所必须注意的。
(二)区域性汉墓的社会研究
墓葬作为古人遗留下的特殊的实物资料,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社会的方式是多层面的,体现的社会内容十分广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物质生活面貌等等无一不包。目前,学术界通过史学研究汉代社会的成果较多,如孙筱先生的《两汉经学与社会》(10)、刘厚琴先生的《儒学与汉代社会》(11)等等。但通过考古资料特别是墓葬研究汉代社会的成果较少,其中如韩国河先生的《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一书通过大量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对秦汉魏晋时期的社会,特别是丧葬制度进行了精辟论述(12);李如森先生通过两汉墓葬对其所反映的社会面貌进行了论述(13);另外如李振宏先生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14)、吴荣曾先生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15)等则是通过与墓葬相关的遗迹、遗物来探讨汉代社会的。在一些研究性文章及发掘简报和报告中也常有一些通过墓葬对社会相关问题如纺织、冶铁、农作物等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可以说,上述研究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中庸》云:“事死如生,事之如存。”不同墓葬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内容和特征,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对区域性汉墓所体现的社会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就徐州汉墓而言,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较为广泛。徐州奎山M1(16)、东甸子M1(17)等墓内出土的大量水稻,说明徐州一带在西汉早期可能已有水稻种植;墓葬中较为常见的仓、灶、井、磨、猪圈等模型明器组合,表明当时人们丧葬观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的部分社会生活面貌,体现出对农业的重视和依赖等等。因此,进行区域性汉墓的社会研究可以相对全面地复原汉代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展现社会面貌。相比较而言,汉墓的综合性研究涉及面广,但得出的结论多为概括或总结性的,而区域性研究则较为详细,结论也较为全面和细致,若综合多处区域性研究结果,升华至综合性成果,其内容当较一般的综合性研究丰富许多,结论也就更具科学性。
王仲殊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发掘古代墓葬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研究种族的体质特征,了解古代埋葬的风俗与墓葬形制,了解古代的工艺制作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情形”(18)。韩国河先生在《有关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以两汉墓葬为例》一文中对两汉墓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作了全面归纳。文章指出:墓葬较之城址、手工业遗址等,其包含的信息较为丰富,除了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之外,还全面地反映了人的精神、宗教思想以及上层建筑等方方面面,为我们展示一个立体而全面的古代社会面貌,而这也正是考古学研究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该文还指出,从墓葬建筑模式到陪葬物品,大致可分为天神系统、人间系统和阴界系统等三个系统,而对于墓葬的考古学研究,除了对其形制、葬式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外,还包括对墓葬及其包含物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等的研究(19)。韩建业先生亦指出,“墓葬研究中,对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对历史的复原,解释是核心,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探索历史发展规律。”“通过墓葬研究社会组织和阶层化等问题正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20)。两汉墓葬不断第宅化,陪葬品尽量做到应有尽有,几乎包括了生人所用的各个方面的器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墓葬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较为全面,是大大超越前代,多层次、多方面的反映,因此具备了这方面研究的条件。但墓葬只是繁杂丧葬活动中葬的一部分,是葬仪终结的标志,并未承载丧葬活动的全部信息(21)。所谓墓葬反映社会可能遭遇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考古资料本身(22)。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墓葬与社会潮流之间既有同时性又有滞后性,只有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化因素,才能通过墓葬的研究更为清晰地看到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步骤(23)。
通过对徐州汉代墓葬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其所体现的相关社会内容。政治上,具有较强的封国特色,同时又体现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诸侯王权力下降,地主势力增强的政治特点;儒家思想、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等多有体现,而最为突出和全面的为丧葬思想;徐州地区汉代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均有较大发展;衣、食、住、行等是汉代物质生活面貌的集中体现,徐州地区汉代的物质生活面貌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即不同等级差别较大,庄园经济特色明显,虽然地方特色较浓,但却不脱离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另外,墓葬的修建说明人们对于死后世界的重视;画像石墓的不同发展阶段反映出丧葬思想的转变及对墓葬的影响;夫妻合葬墓、陪葬墓(坑)和车马、陶俑陪葬等则体现出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的变化等,如墓地的买卖、诸侯王权的衰落、墓主身份地位的差异、家庭伦理的展现、期望升仙的渴求及相关科学技术等等,而墓主身份地位差异方面,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相对较低尤为突出,体现出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以上是徐州汉墓所体现的相关社会内容,而就这些内容来讲,也为我们进行区域性汉墓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即根据不同墓葬的不同内容,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分门别类地有序探讨,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再通过这些结论来复原当时的社会内容和面貌。在社会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可进一步对汉代这一区域的地域文化作相关分析,探讨其在统一汉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汉代墓葬区域性研究的几点想法
正如上文所讲,我国各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数量众多,相关资料也有较多公布,从墓葬类型、出土遗物等多方面来看,一些已具备了进行本地区汉墓综合性研究,即对墓葬本身及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的条件。笔者认为,对任何一个地区的汉墓进行考古学研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坚持上述理论和方法,以它们为指导,并根据本地区汉墓的实际特点,合理利用。其次要大量收集相关资料,在时间上不能仅限于两汉,还要兼顾汉前和汉后;在地域上,不能囿于现属地区,周边及全国甚至国外的一些相关资料亦不可或缺。对原来公布内容相对简单的资料要尽量补充,对一些尘封或未能公布的资料要尽量收集和核实,对新的考古动态加强关注,尽可能多地收集已公布的资料,尽量做到相关研究与最新考古资料的统一。第三,对收集资料进行仔细梳理,对墓葬(群)、器物进行分析、分类比较,并对相关结论进行总结。在此过程中既要重视典型墓葬、器物对研究的重要性,又要做到不能过分依赖某个墓葬或器物,更不能简单地就某些墓葬或器物作出武断的结论,做到“实事求是”。第四,严格认真地进行基础研究,建立相关序列,确定相应的标准。在此基础上紧紧结合文献资料,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以历史文献为辅助,对区域性汉墓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第五,考古发现的墓葬多是孤立的遗迹,只是全部丧葬活动系统的一个片断,是被过滤后的结果,对墓葬的研究应该对资料的局限性有足够的估计(24)。因此要结合其他学科,多层面地进行研究,避免单一性研究。同时要做到从一些表面现象看到内在的涵义,从静态的观察看到动态的相互作用。第六,要大量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到既不过分依赖,也不全盘否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或摒弃。第七,各地区间尤其是临近地区的研究成果相互沟通,这样既能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达成共识,又能减少相应的工作量,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
三、 进行汉墓区域性研究的作用和意义
进行汉墓区域性研究有着其自身的作用和意义,大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可为本地区的汉代墓葬提供相应的标尺和参考,对以后考古发掘及墓葬研究有相应的帮助。同时,相关研究成果也可为其他地区借鉴和使用。
(二)区域性汉墓的系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补充和印证历史,纠正某些历史文献记载错误的作用。我们知道,史书中关于某一地区的记载并不多,而且有的还存在讹误之处,对考古资料,尤其是墓葬资料的深入研究会在很多方面起到补充、印证和纠正历史文献的作用。
(三)区域性汉墓的研究是整个汉代墓葬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补充综合研究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提供更多可以参考的资料,使得综合性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另外它还可减少综合性研究的工作量,避免了重复工作。
总的看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有越来越多的汉代墓葬被发现、发掘,这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尤其是区域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笔者仅就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提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希望对此能有些许帮助。由于水平有限,认识浅薄,文中还有很多不成熟和欠缺之处,望多多批评指导。
注释:
(1) 李银德:《徐州楚汉文化遗存及其特点》,第二届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委会选编:《楚汉文化论坛――第二届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第423~431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
(2)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遗址的汉墓》,《考古》1965年第11期。
(3) a.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b.尤振尧:《〈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c.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
(4) 徐州博物馆:《西汉宛侯刘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2期。
(5)、(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为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五十周年而作》,《文物》2006年第6期。
(6) 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编:《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8) 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的思考》,《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第246~25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9) 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凤凰山西汉墓》,《考古》2004年第5期。
(10) 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1)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年。
(12) 韩国河:《秦汉魏晋南北朝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 a.李如森:《西汉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b.《东汉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4) 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
(15) 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
(16)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奎山汉墓》,《考古》1974年第2期。
(17) 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18) 王仲殊:《墓葬略说》,《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
(19)、(23) 韩国河、柴怡:《有关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以两汉墓葬为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一辑),第331~340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20) 韩建业:《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