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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范文1
1, the north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f zhengzhou 450011; 2, wuhan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wuhan 470072
摘要：现行判断宏观经济的指标繁多，且判断标准不尽相同，使得判断宏观经济整体状况不尽如人意。本文笔者提出一种全新的、并能够直接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研究方法――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并将此方法运用在实例中，判断和分析了一国宏观经济的形势，证明了其正确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宏观经济 判断标准 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Abstract: the current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judge various, and the judgment standard is endless and same, make judgment macroeconomic overall condition not satisfactor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kind of brand-new, and can directly reflect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ing method, and the method is used in the example, the judgment and analysis of a country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prove the correctness and scientific.
Keywords: macroeconomic judgment standard 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e method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 绪论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似乎成为了一国经济生活中的客观现象，经济发展是有起必有落，大起必大落。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事实上也面临着膨胀与衰退的反复。经济波动必然影响到经济主体的行为。所以，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和分析。
纵观当前宏观经济判断的研究方法，有美国的综合指数法、国内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判法，还有全新的人工神经元网络理论景气观测法，但这些方法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所以，在本文中，笔者讨论并提出了一种基于宏观经济指标群体的宏观经济状况判断方法。
2 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此方法是从宏观经济数据中选取比较重要的指标，作为一个评价群体，将指标月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使其具有可比性，利用指标群体及其均值的变化趋势来判别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及预测经济的未来趋势。步骤如下：
2.1数据的收集整理
选取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GDP、CPI、PPI等，至少20个。将这些指标的月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得
其中：
2.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在数据分析之前，我们通常需要先将数据标准化，然后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标准化后的数据，对测评方案的作用力同趋化，并且具有可比性。
Min-max标准化方法是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设minA和maxA分别为经济指标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将A的一个原始值通过min-max标准化映射成在区间[0,1]中的值，其公式为：
（公式1）
将每一个经济指标的月数据都标准化之后，便得：
2.3计算群体综合指数
将每个月标准化后的宏观数据平均化，及
（公式2）
得到群体综合指数：
3.案例分析
在本案例中，笔者选取德国作为研究对象，对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进行验证和说明。由于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的起伏能够很好地反映该国经济的状况，所以在本章中，笔者选取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作为反映德国宏观经济状况的对比参考指标。
3.1数据的收集整理
根据德国实体经济特点，筛选出23个能够反映德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如GFK消费者信心指数、PMI、CPI等等，同时选取法兰克福指数（DAX）作为对比指标，时间区间为2008年1月到2011年9月。由于数据繁杂，现只选取出德国2008.01~2008.10期间的GFK消费者信心指数（即下表中A）、PMI(即下表中B)、CPI(即下表中C)三个指标的月数据进行具体统计整理，得
3.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根据公式1，将每一个经济指标的月数据及法兰克福指数标准化之后，得：
3.3计算群体综合指数
由公式2计算得群体综合指数：
3.4判断分析
将计算得出的群体综合指数和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法兰克福指数在EXCEL中作图得到德国指标对比图，为了分析方面，对其进行简化从而得到群体综合指数―法兰克福指数图，进而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从上图分析知：
①从经济状况角度分析：2008.01―2008.08与2010.03―2011.09这两个时间区间，德国群体综合指数处于50%线和80%之间，说明此时德国经济比较稳定，经济状况良好，这与德国的实际经济是客观符合的；2008.09―2009.11与2009.08―2010.02这两个时间段，德国群体综合指数处于30%线和50%线之间，显示此时的德国的经济疲软，而2008.09―2009.11时间区间的经济背景是全球开始陷入金融危机，作为出口为主导的德国经济受到很到冲击，经济状况疲软，而2009.08―2010.02时间区间则处于经济危机的末期，经济虽有好转，但总体疲软；2008.12―2009.07时间区间，德国群体综合指数处于30%一下，联系当时经济环境，全球深陷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处于危机最艰难阶段，德国经济恶化，经济形势异常严峻，经济十分萧条。实际经济状况与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很好的契合很好地验证了群体综合判断方法对经济状况的判别作用。
②从经济走势角度分析：2008.06―2008.11时间区间，德国群体综合指数曲线处于下行过程，显示德国经济处于下行过程，考虑到当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向全球蔓延，开始影响其他国家经济，德国亦无法免受其害的事实，综合指数的判断方法与德国实际经济情况是符合的；2009.07―2011.04时间区间，群体综合指数曲线处于上行通道，显示德国经济处于复苏阶段，经济处于扩张状态，这与德国当时实际经济情况是客观相符的；2011.05―2011.09时间区间，德国综合指数曲线处于下行通道，显示德国经济处于下滑状态，而此时欧元区正深陷欧债危机不能自拔，欧元区经济下滑，作为欧元区三驾马车之一的德国，无法独善其身，经济受到拖累，这些事实都验证了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的科学性。
③通过对比分析可知，作为德国经济晴雨表的法兰克福指数的走势与群体综合指数的走势基本吻合，两者的正相关性很强。所以，群体综合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正确、全面得反正出德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4 结束语
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范文2
[关键词]宏观经济波动；国债规模；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消费者行为函数
[中图分类号]F015；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015-02
1引言
国债是一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它既可以弥补财政赤字、带动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进而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又可以产生挤出效应、通货膨胀、国家债务恶性循环等问题。随着赤字财政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的国家债务问题也日益突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拉丁美洲到欧洲，再从欧洲到美国，先后爆发不同程度的国家债务危机。在我国，自从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短短30多年以来，国债规模迅猛提高，这一期间既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伴随着物价上涨过快、国家债务负担过重的压力。因此，国债是如何作用于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波动到底有多大程度是来源于国债规模的冲击，弄清这些，对于理解是否应该过重依赖国债来刺激宏观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2模型设定与分析
一国国民经济的波动与其债务的规模有很强的联系，为了探究国债规模的波动如何作用于宏观经济，本研究在RBC模型的基础上，给国债规模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建模，并基于理性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函数来分析国债规模的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RBC模型即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该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通过分析代表性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和生产等行为函数而建立的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周期模型，在探讨外部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方面有深刻见解。
当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取决于其本身的滞后五期、预期的国债收益率以及国债发行量对数的滞后三期。在经济学中，变量对数的一阶差分通常表示变量的变化率，而变量的变化率即为变量的波动。因此，当期宏观经济波动取决于波动本身的滞后六期、预期的国债收益率以及国债规模波动的滞后四期。
3结论
本文在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引入消费者行为理论，并结合国债规模波动服从ARMA（3，1）的条件，研究了国债规模波动如何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波动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滞后，而且还取决于国债规模波动及其滞后。虽然国债规模的增加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等，但其只能在中短期提高GDP增长率，在长期，由于社会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国债规模的增加对潜在GDP无影响，因此，过度依赖国债发行来刺激经济，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为了保持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应注意规避国债风险，慎重采用国债政策，保持国债规模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马拴友，于红霞，陈启清国债与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J].经济研究，2006（4）：35-46
[2]杨俊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作用机制探究[J].经济研究，2012（1）：117-127
[3]吕朝凤，黄梅波，周骁毅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求解分析――一个基于三部门RBC模型的研究[J].经济数学，2012（2）：99-105
[4]张屹山，陈默，张鹤国债发行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弹性分析――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2）：45-51
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范文3
关键词：经济波动；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
Abstract： In the macro economic research， the leading index and the consistent index are of great valu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use of statistical data to compile such indices， which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macroeconomic changes.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this paper， we establish leading index and coincident index VAR model of index between the various elements， and use Granger-causality and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to explo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st index and key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otal investment growth rate of fixed assets，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and the first index change ha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the first index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trend of the latter.
Key words： economic fluctuation；VAR model；Granger-causality；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1 引言
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价值。基于对宏观经济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的理论探索，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目前，既有文献对宏观经济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指数编制和景气指数应用两大方面。
在指数编制方面，陈磊、高铁梅（1994）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方法，分别构建先行Stock-Watson景气指数和一致Stock-Watson景气指数，进而开展模型预测。吴桂珍（1996）对我国近50个经济指标进行分类，利用多元统计方法确定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并构建景气指数。晏露蓉、吴伟（2005）对中国宏观经济景气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的选取方法做了国际对比。
在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应用方面，东北财经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06）利用多维数据结构框架，通过建立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景气指数系统，监测和预测宏观经济运行波动。
综上可见，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存在较为稳定的均衡关系这一结论被多数人认同并在实际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然而，先行指数对我国其他重要经济变量是否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能否用先行指数对它们进行有效的预测这一问题仍待解决。因此本文重点考察先行指数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利用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探讨先行指数能否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进行有效预测？
2 数据收集与处理
2.1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CEMAC）的先行指数。同时，本文将CEMAC编制一致指数时对应的各类指标作为考察变量，以上数据均为月度数据，数据跨度为2010年1月至2015年9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宏观经济先行指数平均领先一致指数6.5个月。本文取滞后7阶的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各构成指标进行分析。
2.2 数据处理
正式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本文运用发展速度推算法对缺失值进行插补，采用X11方法对各指标数据做了季节调整。结果显示：财政收入和社会零售额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季节变化模式，尤其是财政收入各月波动很大。
3 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构成指标的关系检验
3.1 平稳性检验
对先行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率、财政收入、工业生产指数、零售商品总销售额、进出口总额6个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此6个序列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具有平稳性。
VAR模型的使用条件要求样本数据为平稳的时间序列。为此，采用差分法对先行指数等进行差分处理，所得差分序列分别记为y、x1、x2、x3、x4、x5。ADF检验表明，6个序列在0.01的显著水平下均为平稳时间序列。
3.2 建立VAR模型
为揭示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各构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分别用序列x1至x5与y建立VAR模型。
3.2.1 确定VAR模型滞后阶数
本文分别运用LR、FPE、AIC、SC、HQ检验准则，确定各模型的滞后阶。然后，综合各种准则给出选定的最优滞后阶。根据检验结果，本文分别建立y与X1至X5序列的VAR（3）模型。
3.2.2 VAR模型的平稳性检验
采用AR根估计方法，对上述VAR（3）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平稳性检验。经检验，各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所以相应的VAR模型均具有平稳性。
3.2.3 Granger因果检验
VAR模型平稳性表明，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各构成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进一步揭示这种长期均衡关系的因果方向，对y与X1至X5分别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
结果显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Y是X1和X5的Granger原因；在常见的各种显著水平下，Y都不是X2、X3、X4的Ganger原因。
究其原因，先行指数由多项重要经济指标所构成，代表着一国经济景气程度的前景。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但表4结果显示，先行指数并非财政收入、工业生产指数和零售商品销售总额的Granger原因，这似乎有悖于理论预期与经验直觉，故需分别具体分析。
首先讨论财政收入。每年国家会编制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为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财政支出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我国的财政收入（税收总额为主）也必须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这导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制度刚性较大，受先行指数（景气程度）的影响较小。
再看工业生产。近年来，中国经济通货膨胀较明显，导致工业生产指数持续上升；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创新改革，使其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明显改变。如果编制工业生产指数时未对产品权重做出及时调整，则一定程度会影响工业生产指数的有效性。
最后，考察零售商品销售总额。在零售商品中，生活必需品占很大比重。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通常不会因为景气程度发生重大变化。因此经济景气程度对零售商品销售总额的影响较弱，难以灵敏地决定和预测零售商品销售总额的变化。
3.3 脉冲响应函数
3.3.1 先行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脉冲响应分析
结果显示，先行指数对投资影响在前3.5个月呈抑制作用，在3.5至8.5月之间呈正向影响，对8.5月之后的影响较小。其变化模式，可由如下角度解释。固定资产投资一般数额巨大、流动性较差，投资准备期较长，有较强的滞后性。当景气度提高时，社会资金往往先会向股市等反应比较灵敏的市场流动。导致投资固定资产的资金相对的减少。因此在前3.5个月，对固定资产投资反而产生抑制作用。在此以后，当股市价格较高时会形成资金回流，固定资产投资将受到一个较长时期的正向影响。
3.3.2 先行指数对进出口总额的脉冲响应分析
结果显示，先行指数对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在前4个月呈抑制作用，在4至8月呈促进作用，在8月以后影响较小。一国经济景气程度高时，市场平均收益率一般较高，外国资本在利益的驱使下，会加大对该国的投资。外资流入的过程会导致该国货币汇率提高，进而会促进进口、抑制出口，汇率降低则效果相反。我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在进出口总额中出口通常高于进口。因此景气度提高时，伴随汇率提高时，进出口总额受到的抑制作用强于促进作用。
4 基本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构成指标的时序数据，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均与先行指数关系紧密，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财政收入、社会零售总额、工业生产指数则与先行指数关系疏远，先行指数对于其没有预测作用。这一结果，可由三类指标自身变化的政策刚性或经济刚性所解释。
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先行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影响较为显著，其影响持续8个月左右，并呈先抑制后促进的模式。这一模式，体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景气指数变化具有较强的滞后性，可以由资本市场和实体投资之间反映速度差异予以解释。相比之下，先行指数对进出口总额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景气指数提高会促进本币汇率提升，从而抑制出口增加进口，我国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出口主导），故其综合效果会引发进出口总额下降。
基于以上发现，形成如下判断：其一，对市场主导性较强的宏观经济指标，其与景气指数之间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并可较好地由先行指数进行预测；第二，对具有较强制度刚性（如财政收入）或经济刚性（如社会零售总额）的宏观经济指标，其对景气程度的反映较弱，无法利用先行指数进行预测。
参考文献
[1]高铁梅，孔宪丽，王金明.国际经济景气分析研究进展综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1）：158～160.
[2]晏露蓉，吴伟.借鉴和思考.内外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比较[J].金融研究，2005（9）：39～50.
[3]陈磊，高铁梅.利用Stock-Watson型景气指数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4（5）：53～59.
[4]高铁梅，孔宪丽，刘玉.中国钢铁工业景气指数的开发与应用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3（11）：71～77.
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范文4
关键词：均等性转移支付；宏观经济波动；地方财政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1007206
一、引 言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一方面，均等性转移支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财力均等化；另一方面，均等性转移支付也是中央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现有的研究成果较好地考察了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马拴友和于红霞[1]分析了1994 年财税体制改革以后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的关系， 发现转移支付总体上没有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效果。尹恒等[2]的研究发现，上级财政均等性转移支付不但没有起到均等县级财力的作用，反而拉大了财力差异，特别是在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造成了近一半的县级财力差异。Huang 和Chen[3]的研究也发现，中央转移支付并没有实现地区之间的财力均等化。郭庆旺和贾俊雪[4]认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有助于中国省级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但抑制了其发展；促进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服务发展，但加剧了省级差异；对公共基础教育服务则不具有显著影响。李永友和沈玉平[5]的研究表明，地方财政收支决策对大规模转移支付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支出决策反应显著高于收入决策；地方财政支出决策对大规模转移支付的周期变化反应并不对称，支出决策对转移支付增加的反应要弱于对转移支付减少的反应。范子英和张军[6-7]的研究发现，转移支付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得地方经济的长期增长率降低003个百分点， 这种无效率的水平在西部地区更是达到037个百分点。付文林[8]的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影响了地方政府征税的积极性，也导致了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出偏向行政性支出。范子英和张军[6]利用1995―2005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转移支付能够显著促进国内市场整合，且三大转移支付中的专项转移支付的作用最显著，而财力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的作用并不明显。另外，解垩[9]考察了转移支付对公共品均等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各地城乡公共品差距的缩小作用不大。付文林和沈坤荣[10]考察了转移支付对地方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不仅会带来粘蝇纸效应，而且会产生可替换效应。
宏观经济波动会带来社会福利损失，如何减少宏观经济波动是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当前，均等性转移支付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其又会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宏观经济波动。例如，中央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越多，地方政府财力越充足，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支出等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产生影响。再如，中央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越多，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税费的依赖程度越低，这会影响地方政府征税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波动。需要说明的是，已有研究主要考察技术冲击、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财政分权和预期等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据笔者所知，尚没有文献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本文拟补充和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本文运用1995―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越大，宏观经济波动越小，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这可能是因为，无论是出于政绩考虑，还是处于改善辖区内居民的福利考虑，地方政府有激励维持辖区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均等性转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增强，从而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考虑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也差别较大，本文以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为样本，分别考察了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等性转移支付都有利于减少宏观经济波动。考虑到2002年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之前，中国均等性转移支付以税收返还为主，2002年之后税收返还减少，而主要以专项均等性转移支付和一般性均等性转移支付为主，本文分别以1995―2002年和2003―2012年为两个时间段做以考察，研究发现，在这两个区间内均等性转移支付都有利于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二、中国均等性转移支付特征事实
根据《中国财政年鉴》公布的数据，中国均等性转移支付的总额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02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454亿元；均等性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5年的5595%下降到2000年的4580%，而后又上升到2012年的7074%，即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中70%以上都是对地方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均等性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某些年份甚至超过50%）说明均等性转移支付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均等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2002年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时，为保护地方既得利益，将原属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划为中央固定收入或共享收入后，给予地方政府的补偿。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中央财政安排给地方财政的补助支出，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目前，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等。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对委托地方政府的一些事务或对中央地方共同承担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补助资金，需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转移支付重点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农等公共服务领域。本文分别用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占均等性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表示均等性转移支付结构。根据《中国财政年鉴》公布的数据，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均等性转移支付的比重从1995年的115%增加到2012年的4720%；专项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的比重从1995年的1480%增加到2012年的4150%；税收返还占均等性转移支付的比重从1995年的7370%下降到2012年的1130%，即中国均等性转移支付结构已经由税收返还为主向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为主调整。
表1给出了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均等性转移支付总额、人均均等性转移支付值以及均等性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从表1中可以看出，四川和河南获得的均等性转移支付最多，分别为2 91562亿元和2 82417亿元；天津、上海和北京获得的均等性转移支付最少，分别为36978亿元、43065亿元和51231亿元。总体而言，西部地区省份人均均等性转移支付值和均等性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而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人均均等性转移支付值以及均等性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例如，人均均等性转移支付值最高的3个省份是、青海和宁夏，分别为26 13907元、14 64330元和8 32167元；人均均等性转移支付最低的3个省份是广东、江苏和浙江，分别为1 15481元、1 43931元和1 51309元。均等性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比重最高的3个省份是、甘肃和青海，分别是8882%、7304%和7241%；均等性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比重最低的3个省份是上海、北京和江苏，分别是1029%、1390%和1622%。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不同地区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差别较大，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主要依赖于均等性转移支付，而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低。
中国不同省份对中央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的变化趋势也差别较大。本文用各省份2012年均等性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减去1995年均等性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从1995―2012年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11个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在下降，20个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在增加。对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下降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北京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下降最大，而对均等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增加的省份几乎都是中西部省份。
三、模型设定和指标选取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回归方程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方程如下：
Volatilityit=α+βTransferit+∑Nj=1γjXjit+εit（1）
其中，Volatilityit表示第i省份第t年的经济波动；Transferit表示第i省份第t年的均等性转移支付；Xit表示对经济波动有影响的其他变量，根据通常的设定，这里主要包括政府规模、技术创新、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和开放性程度等指标；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指标选取
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经济波动。现有研究通常用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来表示经济波动，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标准差不能有效反映经济波动，Tang等[11]以标准差衡量经济波动时，选取样本期间内经济波动差别很大，标准差值只能反映整体情况，并不能反映全部样本期间内经济波动路径的差异，也有研究通过HP滤波来计算经济波动。本文结合以上两种思路，通过两种方法来衡量经济波动。
本文通过HP滤波来估算经济波动。借鉴干春晖等[12]的方法，通过如下的方法估计经济波动：
Volatilityit，t+T=∑Tt=1lnyit-lnyit2+λ∑T-1t=2[lnyit+1-lnyit-lnyit-lnyit-1]2（2）
其中，lnyit表示实际GDP取自然对数；lnyit表示潜在产出，即增长的趋势成分；lnyit-lnyit为产出缺口，表示经济增长的周期成分；λ表示趋势成分波动的惩罚因子，由于是年度数据，借鉴Ravn 和Uhlig[13]的研究成果，本文取λ值为100。
借鉴Ramey 和Ramey[14]、周业安和章泉[15]的思路，本文用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表示经济波动。将1995―2012年划分为3个时间段：1995―2000年、2001―2006年、2007―2012年，每个时段跨度为6年，计算6年人均GDP增长率的标准误用以表示经济波动。
借鉴付文林和沈坤荣[10]的思路，本文用地方得到的中央补助收入减去地方上解中央支出得到中央对地方的净均等性转移支付，再用净均等性转移支付除以地方财政支出表示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该值越大，表明地方政府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越高。根据通常的设定，用政府支出除以GDP表示政府规模；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表示开放性水平；用每万人的专利申请数表示技术创新；用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GDP表示产业发展水平；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除以GDP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均等性转移支付数据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份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总表中提供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其他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原始数据整理计算而得。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1995―2012年。
四、经验分析与结果
由于是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分别通过固定效应方法和随机效应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中的回归（1）和回归（2）所示。可以看出，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应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始终具有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其有激励动机维持辖区内宏观经济稳定；均等性转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增强，地方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例如，当经济衰退时，均等性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减缓经济下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熨平经济波动。为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否稳健（Robust），本文用经济
增长率的标准差表示经济波动，进行稳健性
分析，结果如表2中的回归（3）和回归（4）所示。可以看出，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应的系数仍显著为负，即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越大，经济波动越小，这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不同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地方政府对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也差别较大。Checherita-Westphal和Rother[16]以及Devarajan等[17]的研究都发现，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均等性转移支付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是否差别较大？为此本文区分了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如表3的回归（1）―回归（4）所示，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应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有抑制作用。
付文林和沈坤荣[10]的研究表明，在2002 年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之前，以税收返还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倾向于保护各地区既得的财政利益，总体上中央对地方的均等性转移支付规模较为有限，2002年之后随着一般性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不断增加，均等性转移支付在平衡不同地区之间财力均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的问题是，维护地方既得利益为主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和协调地区财力均衡为主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区间划分为1995―2002年和2003―2012年两个时间段，分别考察两个样本时间段内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如表3的回归（5）―回归（8）所示。可以看出两个样本区间内均等性转移支付的系数都显著为负，即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减缓宏观经济波动。需要说明的是，现有的研究大多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没有实现预期设定的目标。例如，马拴友和于红霞[1]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不利于地区之间的经济收敛，尹恒等[2]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不利于地区之间的财力均等化，范子英和张军[6-7]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并没有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本文的研究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减缓宏观经济波动，这为均等性转移支付的合理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和依据。
五、结 语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发生了较大的调整，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均等性转移支付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问题。中央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平衡地区之间的财力不均衡；另一方面，其也是财政政策的体现，对整个经济有系统性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低，而中西部省份对均等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高。本文运用1995―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考察了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均等性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越高，宏观经济波动越小，这说明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平抑宏观经济波动。可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有激励维持辖区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均等性转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增强，熨平了宏观经济波动。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均等性转移支付均有利于抑制经济波动。分时间段的分析表明，1995―2002年的样本区间和2003―2012年的样本区间，均等性转移支付均有利于减缓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改变以GDP、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为主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对维持辖区内宏观经济稳定的考核，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和动力维持辖区的宏观经济稳定。第二，增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均等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更好地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减缓宏观经济波动。第三，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提高均等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
本文还存在一些可能的拓展：第一，均等性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可以运用省级层面的数据考察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本文主要运用了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现实经济中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可以将本文的模型拓展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GMM）方法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三，本文主要考察了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通过考察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全要素生产率、投资率、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和通货膨胀率等宏观指标的影响，进而探讨均等性转移支付影响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第四，本文主要运用中国数据做了实证分析，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通过构建与中国现实经济相一致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现实经济的参数环境下，数值模拟转移支付的宏观经济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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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范文5
[关键词]：湖南省季度经济模型（HQEM） 区域经济 经济预测
一、前言
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依旧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过去一年，中国通过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但同时也需要清醒认识到面临的问题。一是受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市场需求疲软等影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指标严重下滑；二是经济转型进程缓慢，传统产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三是经济运行风险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房地产、地方债务、金融等方面累积的风险有待化解。在这种形势下，有必要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并改善宏观经济政策，藉此保证各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本文开发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反映湖南省区域经济特征的季度经济计量模型（简称HQEM），以便在新形势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填补在区域季度经济模型方面的研究空白。
目前，我国已成功地开发出一些能实际应用的宏观经济模型，如清华大学的“中国宏观经济年度模型CEMT_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等。近年来，随着我国季度数据的可以获得，非结构式的宏观模型开始得到发展。何新华等（2005）首次尝试建立了一个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这是一个以需求为导向、用于揭示经济运行长期规律与短期波动特征的小型模型。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模型偏重数据生成过程以及长期均衡关系，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经济结构正在剧烈变化的中国经济，且模型的非结构式特点也使其不能有效进行政策分析（Diebold， 1998）。高铁梅等（2007）则构建了由7个模块、32个方程组成的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用于政策模拟分析。而通过建立模型专门研究区域经济运行的文献很少，仅有孙丹、冯文斌（2005）建立了一个河北省的经济多部门动态模型。
全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研究目的以及模拟结构计量模型的发展；第二部分说明HQEM的基本结构以及重要数据的处理；第三部分利用HQEM进行预测和政策模拟；第四部分为主要结论。
二、模型简介
1.模型的基本结构
鉴于供给面数据的缺乏及低频，唯有采用需求型分析框架才能较好地利用最新区域经济数据展开分析。因此，本模型立足于湖南省季度经济数据，从需求面构建出HQEM。HQEM从需求面将GDP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居民最终消费，政府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以及净流出，由每一个部分所涉及到的行为方程可将整个模型分为五个大模块，即居民行为模块、政府行为模块、投资行为模块、贸易行为模块和价格模块。全国变量如货币供应量M2，人口数据如地区总人口和地区城镇人口也设为外生变量，表示国际市场环境的OECD的GDP，美国消费价格指数，以及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均为外生变量。
2.地区模型季度数据的处理
数据主要来自CEIC，部分来自于统计局。数据处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类别：第一类别支出法GDP各项采用插值法从年度值得到季度值，城镇居民最终消费用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季度数据引导插值，农村居民最终消费用农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季度数据引导插值，政府最终消费用地方财政支出月度稻荩ㄏ茸化成季度数据再引导）引导插值，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利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引导插值，人口数据直接用人口插值方式得到，存货的季度数据通过存货/固定资本形成额的年度比例推算；第二类别为直接可以利用或者简单加总和平均处理可得到的季度数据，例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进口，出口，平均工资等；第三类别全国数据和国际市场数据；第四类别具有地区间联结作用的重要指标的处理，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地区净流出。
三、湖南省2016年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
课题组预测和分析了2016年湖南省经济运行情况以及相应的政策效应。2015年湖南省GDP实现了8.6%的稳定增长。在主要OECD国家经济温和复苏，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背景下，模型预测，2016年湖南省GDP增长率将维持在7.7%水平。而受经济下行影响，投资增速将呈下滑态势，全年增速为14%。居民消费则保持稳定，全年增速为11.9%。
四、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模拟湖南省季度经济的结构计量模型HQEM。模型从需求面设立基本框架，以季度数据为基础，分居民、政府、投资、地区贸易、价格五个模块，通过行为方程模拟了湖南省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经过检验，模型稳定性较好，对湖南省经济具有代表性。在对外生变量进行合理假设下，模型对湖南省2016年经济走势进行了预测。作为政策模拟，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进行了对比预测，结果显示汇率变动对湖南省经济增长不显著。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范文6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