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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要素范文1
核算信息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贡献作用财富分配状况直接影响要素投入的回报率，当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分配想结合的政策，分配状况和结构调整直接影响着国民积极性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促进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增长，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劳动积极性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首先分配增长分析，需要运用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市场经济主体的收入指标为基本数据材料，并进一步做动态分析。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有利于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进行初次分配，实现收入结构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结构状况。
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用来衡量居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例如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可支配收入使用部门综合账户等账户，这三个账户中，涉及到最终消费和总储蓄指标，是进行国民消费支出分析的基本原始数据，居民消费支出分析过程中，必然涉及到物价变动和各类价格变动的指标，通过对各类价格指标的结合，可以分析当前消费变动状况，实现消费的动态考察。在政府消费支出中，运用国民经济核算中部门综合账户，通过价格体系，可以分析政府消费支出在整个国民支出的结构和比例，还可以通过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特点，分析社会消费支出的主要方面，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消费支出比较。
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储蓄和投资的贡献作用实现我国货币供给和需求平衡，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国民储蓄和投资的宏观管理问题。国民经济核算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土地购置之和与储蓄总额相比，投资储蓄率等指标，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最需要的指标，通过这些相关指标的衡量，能充分了解当前货币供给和需求状况，当前投资形式，对指定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参考意义极大，同时通过时间变量的动态分析，可以了解其变化趋势，为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目标，制定可行的预期政策提供借鉴。
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作用很大。国民经济核算中，具有专门的投入产出表，1974年，中国有关部门编制了第一张投入产出表——实物型投入产出表。80年代初,国家统计局同有关部门合作开始编制MPS体系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先后编制出1981年和1983年全国投入产出表。80年代中期,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和制定第三产业发展政策的需要,国家统计局开始研究SNA体系的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有供给表、使用表、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供给表又称产出表，使用表又称投入表；其主表为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投入产出表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一个十分重要的参考表，投入产出表反应了我国各个经济部门生产要素投入的总量状况，投入结构状况，以及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状况。通过投入产出表，可以明确国民经济发展中各部门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形成过程，产品的初次分配方向，分配结构；还可以通过该表了解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情况，这对宏观经济管理中，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强产品分配和再分配提供基本管理信息；另外投入产出表不仅仅详细描述了各个产业之间的发展状况，他还能反映各个产业之间的间接联系，通过直接投入系数组合，可以完善可以明确产业之间的间接联系方式和密切程度；投入产出表还能描述产业部门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通入投入产出表描述了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之间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关系，以及总产出与中间投入的关系等等，这对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整，制定产业政策，分配政策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民经济核算对经济增长分析的贡献价值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有利于分析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国民经济核算有利于加强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实现。国民经济核算采用平衡表、帐户、矩阵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全面地、系统地、结构层次分明地反映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的全过程，科学地揭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和国内外经济往来活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间的经济技术关系，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为实现我国经济的适度和均衡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分析数据，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必须以确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要实现产品供给和需求实现平衡发展，产业结构相互协调，产品技术实现不断进步和更新换代。我国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就是要求经济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发展要求，满足瓶颈部门经济增长速度需求；我国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就是要求积累和投资规模要是均衡发展，积累和消费之间均衡发展，生产和流通之间实现均衡，经济的发展满足生产发展，科技进步，人口发展需要。
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宏观经济效益状况反映了产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状况，是各行各业普遍关注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是行业不断竞争的动力所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宏观经济效益分析十分重要，他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宏观经济效益的衡量是一个复杂的统计过程，最基本的是通过产出量与投入量之间的比值来计算的。宏观经济发展中，社会总产出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一个国家GDP大小代表国家各个部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的大小。投入量一般用社会总投入来衡量，他是只全社会生产要素的总投入，包括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量。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可以通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物质消耗系数等来评价。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中，越来越注意到，单独以经济财富来衡量GDP是存在问题的，例如以牺牲资源和环境来换取物质经济财富的行为，再核算GDP时，不能反映经济行为对资源和环境和破坏，因此，这样衡量的GDP实际上是加大了虚假的社会财富总量，而没有折算成本，因此当着很多学者提出，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增加对环境核算的扩充，在国民收入减去对坏境的损害。当前已经有人提出绿色GDP的计算。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称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在联合国文献中称为综合环境经济核算。它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融入资源和环境因素的结果。它是人们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宏观经济要素范文2
关键词：信息；股票价格；经济波动；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Pigou（1927）[1]的理论将居民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作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随后发展起来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文献背弃了这一传统，并且将技术冲击作为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尽管如此，居民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一直在经济周期文献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近些年来，居民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以及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状况的信息的冲击（news shock about future macro economy）在解释一些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Beaudry and Portier， 2004； Jaimovich and Rebelo， 2006； Christiano et al.， 2008）[2][3][4]。但是，鲜有学者谈及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状况信息在中国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期望通过将相关方法和模型应用在中国经济中来填补这个空缺。
在Beaudry and Portier（2006）[5]中，信息以及信息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是在一个双变量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tructural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SVECM）中识别的。在这个识别策略中，结构模型被相继赋予短期限制条件（short-run restriction）和长期限制条件（long-run restriction）。在短期限制条件中，信息被识别为股价中与技术新息（innovation）不相关的新息；而在长期限制条件中，信息被识别为对技术进步具有长期影响的新息。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推论，如果关于未来宏观经济波动的信息在经济周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模型中的变量—尤其是技术进步变量—对这两种信息的脉冲响应函数应当是相似的，而两种信息之间应当呈线性关系。这种方法在美国数据中的应用支撑了信息驱动型经济周期模型（news-driven business cycle）。Barsky and Sims（2010）[6]则将信息识别为一些向前看（forward-looking）变量（包括股价，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通货膨胀）中新息的线性加权。
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逐渐凸显，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方面的联系也在逐渐加强。譬如说，利用1995-2004年的中国数据，方文全（2009）[7]验证了中国股市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王晓芳、高继祖（2007）[8]则利用ARDL边界检验的方法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靳云汇、于存高（1998）[9]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论证了中国股市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所有的研究都证实了中国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与国外股票市场没有显著的差异。这意味着股票市场价格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有关信息，我们完全能够利用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方法验证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状况的信息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同时利用其策略识别出该信息；这就是本文将要做的工作。
二、模型介绍
1. 信息的定义及其识别中的问题
按照Barsky and Sims（2010）中的定义，以全要素生产率代替的技术进步一般可以表达为两类冲击的随机过程：未预期到的技术冲击和以前预期到的对当前技术进步的冲击，其中，以前预期到的对当前技术进步的冲击就是本文中所要寻找的信息冲击（news shock）。进一步来说，技术进步一般可以表达为：
这个表达式符合由信息冲击定义所导出的限制性条件，但是简单的模型估计只会将两类冲击混淆，研究者只能得到两类冲击的和而无法分别产生出两类冲击序列，因此简单的估计会产生出误差，从而影响研究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信息冲击是无法在单方程的估计结果中获得的，我们只能利用向量自回归或者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估计信息冲击序列。
2. 信息识别策略
本文的识别策略是遵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中的模型和步骤。具体来说，假设一个由技术进步和股票价格构成的双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Bivariate Vector Correction Model）的表达式为：
分别为短期和长期结构冲击，其方差-协方差矩阵均为单位矩阵。为了保持结构模型和原始模型的一致性，结构模型必须能够产生原始模型中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这就意味着以下的关系式：
和
从上述关系式可以发现，由于包含长期限制条件的模型和包含短期限制条件的模型式从同一个原始模型中估计出来的，所以对于方差-协方差的限制条件是一样的。由于是对称矩阵，上述方程中是一个包含四个变量和三个方程的方程组，所以需要提供结构性限制条件来估计参数，这就是下面的短期限制条件和长期限制条件所要做的工作。
本文假设在短期中，股票价格新息对当前的技术进步没有影响，按照这一假设，短期结构模型中的系数存在条件；同时，对未来宏观经济和生产率的信息冲击可以识别为新息序列。在长期中，依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中的方法，仅有技术进步方面的新息对技术进步具有长期作用，而股票价格中的新息对技术进步不存在长期作用。该假设条件中，长期结构模型中的系数存在条件。在该识别条件中，股票价格中能够长期影响技术进步的新息与本文的信息定义较为接近，所以如果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是信息驱动型的，那么两类模型中变量对来自新息序列的冲击反应应当是类似的。本文的模型估计及其分析就是建立在这一分析基础之上的。
三、数据描述
本文的模型估计建立在我国1995年一季度到2011年四季度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中国技术进步数据来源于对中国生产函数的估计，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来代表中国的技术进步。假设中国的生产函数为步序列可以估计为：
但是，利用该模型估计中国的技术进步需要解决诸多问题。针对相关问题，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都做出了相应的处理。
首先，由于本文模型需要估计中国的股票价格中所反映的宏观经济信息，而中国的农业由于长期以来发展程度较低，与股票市场的直接联系也较弱；因此，本文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方法，模型中的总产出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产出来代表。然后，从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寻找到中国的月度环比通货膨胀率，该通货膨胀率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利用中国的月度环比数据，通过简单的相乘，能够计算出中国的季度环比通货膨胀率，然后能够进一步计算出1995年一季度至2011年四季度之间各季度建立在1995年一季度基础上的价格，其中1995年一季度的起始价格假设为1。然后利用统计数据中的名义总产出和各季度的价格指数，本文得到了各季度的实际总产出。
其次，对中国的季度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永续盘存法的估计表达式为，其中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该估计方法要求确定起始的资本存量，各季度的投资价格指数，各季度的名义投资以及季度折旧率。本文中的各季度的名义投资能够直接由统计数据获得；而季度折旧率则为1.27%，这与年度折旧率为5%是相一致的（王小鲁等，2000；郭庆旺、贾俊雪，2004；陈彦斌等，2009）[10][11][12]。按照乔根森（2001）[13]的思想，本文采用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指数来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代替，但是该价格指数仅从2003年一季度开始，对于1995年一季度至2002年四季度之间，本文只能采用总体通货膨胀率来代替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对于各季度的投资，本文采用各季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总和进行计算。按照所选取的时间宽度，本文将郭庆旺、贾俊雪所估计的1994年底的资本存量作为起始的资本存量，但是这一资本存量是以1978年的价格进行计算的，这与本文所选取的价格基点完全不同。为此，本文首先利用中国年度通货膨胀率，计算出按照1995年价格计算出的1994年资本存量，然后利用1995年的环比通货膨胀率，计算出1995年一季度的通货膨胀率与全年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从而将该初始资本存量转化为按照1995年一季度的价格进行计算的数值从而满足永续盘存法的公式。利用所有处理的相关数据，可以估算出1995年一季度至2011年四季度之间的所有资本存量。
再次，对于本文劳动收入份额的处理。由于本文的总产出和资本数据都是来自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劳动收入份额数据也最要来自于这两个产业的估计。因此，本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直接取自1995年至2004年的平均值。为了构造一个统一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笔者首先利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其总和的比重作为加权值，从而得到历年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最后取历年的数值进行平均从而得到本文所需要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最终的劳动收入份额约为0.40。
最后，对于（1）式中劳动力的选取，本文将各季度末全部城镇单位的从业人员数作为本文劳动力的替代，这也与本文的模型中不包含农村部门的生产相符合的。
利用相关的统计数据和经过处理的数据，本文估算出了中国各季度的技术进步。但是估计出来的数据具有严重的季节性，所以笔者进一步利用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调整出来的技术进步数据可见于图1中的虚线。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技术进步总体来说是增长的，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事实相符合。
对于股票市场的价格，本文采用上证季度最高综合指数进行替代。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数据处理方法，本文首先将股票价格除以本文中得到的各季度价格指数以及中国各季度15—64岁的人口总数，然后再取对数从而得到本文的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本文按照历年抽样调查中该年龄段人口所占的比例以及历年人口总数估算出历年15—64岁的人口总数，然后假设同一年不同季度之间的人口增长数是相同的，从而估算出各季度内15—64岁的人口增长率，并进而计算出各季度内的人口数量。依据相关处理方法，最终各季度的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可见于图1中的实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股票价格呈缓慢上升趋势，但是没有中国的技术进步那么平缓，它是在波动中缓慢上升的，甚至在特定的时间段有一定的下降。
为了检验模型设定是否正确，需要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扩展的Dickey-Fuller检验表明技术进步和股票价格均是满足一阶单整（I（1））的，而Johansen协整分析则表明两个时间序列数据满足9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存在协整关系的，这意味着本文所采用的误差修正模型是正确的，模型的构造符合中国数据的特点。
四、模型估计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工具JMulTi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滞后阶数利用AIC信息准则可确定为5，第一阶段的误差修正模型采用Johansen的计算方法，第二阶段的结构模型利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在估计中采用自助抽样法（bootstrap estimation），抽样期数为2500期。按照本文第二部分中对模型意义的阐述，信息由两个结构新息和进行刻画；在估计结果中，模型中的两个总体变量对新息的脉冲响应图可见于图2。在图2中，两条实线是脉冲响应的点估计，其中，带三角形标注的实线表示的是总体变量对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2（a）绘出了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对两类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从该图中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对新息冲击的反应为零；这是与估计过程中所施加的短期限制条件是一致的，即来自股票价格的新息对当前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影响。但是，该新息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持久的影响，来自当前的一个正的对股票价格的结构性冲击，能够对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一个持续性的增加。而另一方面，通过利用长期限制条件得到的新息序列按照限制条件的定义应该是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持久性的影响，这一点也能够从图2（a）中的脉冲响应图中看出；重要的一点是，股价对两类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基本是相似的。其中是符合第二部分中提及到的Barsky and Sims（2010）中对信息（news）的定义，即。图2（a）中的脉冲响应图表明，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看，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的信息完全反应在了股票价格中，同时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受到关于未来宏观经济信息的影响。
图2（b）中的关于股票价格的脉冲响应图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论。从该图中可以看出，股票价格对两类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图是完全相似的。短期中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正的新息冲击能够使股票价格在当期中有所上升，两类新息冲击都刻画了这样一种状况。
（a）技术进步
（b）股票价格
（a）短期信息冲击的解释力
（b）长期信息冲击的解释力
图3 方差分解
注：该图表示的是预期误差的方差在各类模型中被信息冲击解释的比例。其中（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和股票价格的预期误差被新息冲击η2的解释比例，（b）表示预期误差被新息冲击的解释比例，因此，图形表示了两类新息冲击在各自模型中的解释力。
上述的脉冲响应图证实了一点，即总体经济（即全要素生产率）会受到关于未来宏观经济信息的长期的影响，而相关信息能够通过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分析得到。关于这一点能够进一步通过对估计结果的方差分解得到。图3中的方差分解表示了各变量中的预期误差的方差能够得到相应新息的解释比例。其中图3（a）表示股票价格的预期误差的方差能够得到新息的大部分解释，而短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预期误差无法得到该新息冲击的解释，但是该新息冲击能够解释长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的预期误差。图3（b）则表示了两个变量的预期误差的方差受到新息冲击的解释力。从改图中可以看出，该新息序列同样能够解释大部分的股票价格额预期误差的方差，同时虽然没有施加短期约束条件，新息冲击同样难以解释短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预期误差，同样它能解释长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预期误差，这是与长期约束条件相一致的。
脉冲响应图和预期误差的方差分解反应了一点，即中国总体经济的波动并不是仅仅由未预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或者投资技术冲击造成的，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的信息的冲击也可能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上述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来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宏观模型应当要合理考虑关于未来宏观经济信息的冲击对于当前波动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上述的分析结果也表明，股票市场的价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关于宏观经济的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市场的“晴雨表”的作用，关注股票市场的价格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义的帮助。
五、结论
Beautry and Portier（2006）通过将信息识别为与股票价格中与短期全要素生产率新息相垂直的结构新息，并与长期限制性条件中所估计出的信息进行比较。本文将这种思想应用到了中国的股票市场价格中，结果发现中国的股价中包含了未来宏观经济的信息；因此，通过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文对该信息进行了一定的识别。从脉冲响应图和方差分解图来看，信息的识别较为成功，其所产生出的结果与长期限制条件下的新息之间是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的，从而造成两类新息对总体经济变量的影响是非常相似的。文章结论对于进一步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和宏观经济管理具有一定的 意义，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选取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基础。
当然，本文的研究依然是较为初步的，譬如说，本文模型是由双变量构成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多个变量之间会存在协整关系。这就需要对本文中的双变量结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拓展，这其中包括模型意义上的拓展以及限制条件上的拓展。这需要更多的工作。因此，为了能够充分理解信息在中国经济波动中的作用，中国学术界依然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参考文献：
[1]Pigou， A. C.， 1927. Industrial Fluctuations[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2]Beaudry， P. and F. Portier， 2004. An Exploration of Pigou’s Theory of Cycle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1（6）， 1183-1216.
[3]Jaimovich， N. and S. Rebelo， 2006. Can News About the Future Drive the Business Cycl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4）， 1097-1118.
[4]Christiano， L.， C. Ilut， R. Motto and M. Rostagno， 2008. ”Monetary Policy and Stock Market Boom-Bust Cycles[J]， ECB Working Paper， No.955.
[5]Beaudry， P. and F. Portier， 2006. Stock Prices， News，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4）， 1293-1307.
[6]Barsky， R. B.， and E. Sims， 2010. ”News Shocks and Business Cycles，” mimeo.
[7]方文全，2009：《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效应还是通货膨胀幻觉》[J]，《金融评论》第1期。
[8]王晓芳、高继祖，2007：《 股市收益与通货膨胀率：中国数据的ARDL边界检验分析》[J]，《统计与决策》第2期。
[9]靳云汇、于存高，2007：《中国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第3期。
[10]王小鲁、樊纲，2000：《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M]，经济科学出版社。
[11]郭庆旺、贾俊雪，2004：《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J]，《经济研究》第5期。
宏观经济要素范文3
【关键词】工资增长 劳动生产率 通货膨胀
讨论现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及高速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问题时，对工资这一关键变量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中国工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工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平衡程度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影响。由于近年来人口增长率仅在0.5%左右，而GDP高速增长，平均工资增长较快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要素收入分配中的工资总额，而非平均工资。
与经济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相比，工资增长相对缓慢，导致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率增长速度却很低。中国消费率增长速度低主要在于私人消费率（而非政府消费率）增长速度低。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私人消费率增长速度低，政府消费率增长速度高，政府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私人消费，导致社会消费率总体增长缓慢。工资收入分配通过影响消费率、影响有效需求，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平衡程度以及可持续性。由于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偏低，工资增长速度与投资、储蓄以及净出口增长速度相比偏低，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需求与投资需求拉动；工资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出现高储蓄与高投资，导致宏观经济内部失衡。同时，工资总体水平偏低也使出口成本低，在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前出现两个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外部失衡。因此，中国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都与工资低增长有关。
一、工资增长有利于解决内需不足与宏观失衡问题
如果外部因素发生变化，如美国经济衰退成为现实，在工资仍然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我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依赖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的高速增长便不具备可持续性，长期高速增长的趋势有可能在短期内遭受外部需求萎缩的冲击。要矫正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下，提高劳动力成本（包括工资、社会保障以及福利水平）、提高利率水平与人民币升值势在必行。
相对于利率等货币工具而言，在由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增长、实现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方面，工资增长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适度提高工资水平可以让中国居民充分享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使经济增长由依赖投资与出口驱动转向消费、投资与出口共同驱动。同时，适度提高工资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全面转向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从而获得可持续性的稳定增长。适度提高工资、解决工资低增长问题，除了依赖市场力量，政府也应该调整政策，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增强工会的议价能力等。
从短期来看，工资增长有利于解决内需不足与宏观失衡问题。一方面，工资总体水平适度上调，居民消费相对于企业投资比例上升，可以缓解消费与投资失衡，从而解决宏观经济内部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工资总体水平适度上调，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同时出口结构得以调整，使进出口趋于平衡，从而解决宏观经济外部失衡问题。南方沿海出现“民工荒”、物流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现工资持续高速增长、《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等，表明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下，工资开始出现主动与被动调整。但最近应该重视的是，在2007年底至2008年上半年期间中国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发出了一个信号，即输入性通货膨胀开始显现，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10%以上的高增长和3%左右的低通胀的态势可能会发生转变，不得不开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从长期看，工资上涨也有可能伴随就业与产量的减少并且推升一般物价水平，总供给曲线AS左移，从而导致成本推升型通货膨胀。而当总需求曲线AD可变时，工资上涨使总供给曲线一次次左移，从而造成失业率不断提高。此时如果总需求曲线可变，特别是当政府以充分就业为目标采取扩张性需求政策来克服由于每一次工资上升所带来的失业增加时，在工资推进与需求拉动的双重作用下，发端于货币工资增加或者需求拉升力量的螺旋式一般物价水平上涨便可能出现可持续性。
二、目前研究工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工资增长率的上升短期内可以拉动内部需求，解决宏观失衡的问题，但同时工资上升会导致成本推升，对一般价格水平以及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将产生重要影响。综合短期与长期分析，工资调整应该适度。
1、工资增长率应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从理论上来说，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也就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相当于劳动生产率）乘以产品的边际收益（在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时又等于产品的价格）。按照新古典主义理论，工资的增长率就应该等于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增长率和产品价格增长率之和，即工资的增长率应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增长率之和。如果工资增长率大于劳动生产率，更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小于劳动生产率，则更容易引发通货紧缩。因此，政府引导的适度工资增长率调整，应该考虑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增长率两个指标。
2、经济增长是长期的动态过程，提高福利水平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与社会福利水平相关的是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最大化居民福利相联系的人均资本量应该满足：社会的最优储蓄率等于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贡献率（菲尔普斯，1961）。这一关系式被称为资本积累的黄金法则。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一个发达经济来说，因为资本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较低而拥有较低的储蓄率；而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经济来说，因为资本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较高而拥有较高的储蓄率。资本积累的黄金法则表明，在宏观经济活动中积累率达到什么水平、储蓄率有多高，必须进行恰当的确定。储蓄率高，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就高；储蓄率低，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就低。在黄金稳态过程中，如果资本存量高于黄金律，则应该降低储蓄率，消费增加，投资降低，资本存量下降到黄金律状态；如果资本存量低于黄金律，则应该提高储蓄率，消费下降，投资增加，资本存量增加到黄金律状态。现阶段中国国内居民因为工资水平低，而资本挤占消费导致消费率低，资本存量远远高于黄金律水平（史永东，2002；袁志刚，2003），经济增长是动态非有效的。从动态有效均衡来分析，工资增长缓慢S高，C不足I高于黄金律水平经济增长动态非有效性，因此，提高工资S下降，C上升I下降经济增长趋于动态有效。可以考虑适度提高工资水平以影响资本积累程度，达到资本的黄金律水平应该可以作为“适度”提高工资水平的标准。
3、从新古典主义静态均衡分析工资总额增长适度，可参考要素收入分配理论
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由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参与和决定收入分配，即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生产中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因此要在产品价值中取得相应的份额，简称要素收入分配理论。这种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教条。亚当・斯密认为商品价值都可以最终分解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进而认为商品价值是由三种收入构成的。亚当・斯密的观点被萨伊所继承，进一步发展成“三位一体公式”，但是这三种要素的报酬如何进行测算一直困扰着西方经济学家。
宏观经济要素范文4
它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分析价值仅仅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市场经济的效率进行评价，二是对市场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做出解释。本文认为，一般均衡理论更大的价值在于解释宏观经济方面，它应当作为宏观经济学的起点和基本的分析工具。本文第一部分对一般均衡的涵义作了分析。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大多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必然会形成某种价格、工资和利息，以确保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出清。本节指出和纠正了上述解释的偏颇之处，认为一般均衡只是各种产品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供求关系、价格和产量变动的一般趋势，不存在同时出清，只存在时际出清，从而使对一般均衡有一种正确的解释。第二部分解释了一般均衡与生产结构变换和总量增长的关系。
库兹涅茨通过系统分析 21个国家 100150 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定律，即各国的实际总产量的增长是由生产结构的变换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学本应把生产结构的变换如何导致产出总量的增长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却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本文第二部分用一般均衡理论分析了生产结构变换和实际总产量增长的关系，从而弥补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不足之处。第三部分分析了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独特作用。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在1982 年提出并论证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否定了货币周期理论，认为推动实际总产量增长和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不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而是来自技术进步等供给方面的真实因素的冲击。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是 1980 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但是这一理论有一个明显缺陷，它没有把生产技术的进步与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区分开来，没有对新产品发明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独特作用进行专门分析。本文第三部分运用消费者均衡和生产者均衡的分析方法，解释了新产品的发明和供给的冲击将如何创造新增需求量和新增产量，促进总产量的增长和经济繁荣。
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补充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这一缺陷，使之更加完善。对一般均衡理论应当有正确的解释。所谓一般均衡，实际上是指在充分竞争市场中，各种产品和各种要素的供给与需求，都要在相对价格的调整下走向均衡，从而形成稳定的最优产量和价格。它不能被解释为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在某一时刻同时达到供需均衡。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到: 经济系统的一般均衡要求找到各种商品和各种投入品的价格，使每种商品的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以及每种投入品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一般均衡要求价格、工资和资本收益确保所有的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 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市场) 同时出清。斯蒂格利茨的这种解释显然不符合实际经济运行的经验。由于各种产品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和供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达到均衡的时间必然会不同。因此，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同时出清，同时实现均衡根本不可能。只要认真观察经济运行中的实际经验，就很容易验证上述结论。各种产品由于在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生产和供给条件不同、人们购买和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它们将在不同的时间点实现均衡。而不是像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在某个时间点所有产品和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在某一时间点同时达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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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定义 特点 区别 联系
微观与宏观，顾名思义，宏观就是指从大的方面去观察，微观就是指从小的方面去观察。世界存在宏观与微观，当然，在经济学中也会存在宏观与微观。从整体上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我们称之为宏观经济学；而从局部的深层次上研究某种经济现象的科学，我们则称之为微观经济学。
具体的来说，微观经济学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的生产者、单个的消费者、单个市场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以取得最大的利润；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的消费上以获得最大的满足。它阐述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个体根据什么和什么样做出经济决策，例如：消费者怎样做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决策；企业针对消费者需求、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关系怎样作出的决策；劳动力所有者怎样决定劳动流向与劳动流量等等。
而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研究经济中各种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动，以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变动、国际收支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社会总体经济行为就是研究国民收入，即研究如何使国民收入稳定地（没有通胀和缩退）以较合适的速度增长。这表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有：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等。
当然，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的，而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都是一定意义上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因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相同之处就在于都是通过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价格和产量，并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需求曲线一般来说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价格下降，需求量会增加，而它们的供给曲线都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即价格上升，供给量会增加。这就是说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着相同的供求曲线形状，它们的交点决定着价格和产量。
但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这就决定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都是个体经济的供求曲线，因而由此决定的成交价格和成交量也是个体商品（包括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和成交量。不仅如此，而且微观经济学中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一般形态，看起来和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需求曲线和短期供给曲线的形态都差不多地向下倾斜和向上倾斜。
其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相比较，它在理论面貌和研究方法上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1.以个量分析为基本方法、2.以边际分析为主要工具、3.以均衡状态为分析依托、4.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5.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6.以理论多元化为发展特色。而宏观经济学也有如下几个特点：1.研究对象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2.其核心理论是收入决定理论或就业理论、3.其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和流量分析与存量分析方法、4.它是个体理性与总体非理性的矛盾、5.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层次包括国民收入的核算指标、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开放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
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微观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它对于微观经济现象的众多说明和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阐述无疑是有价值的。在解释微观经济现象或偷袭微观经济问题过程中，人们没有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绕过人类已存的思想认识或研究成果。当然，它也只是提供了分析的逻辑和框架，并不能直接代替对问题的解决。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提供的是理论基础，那么，宏观经济学则是为了找出办法，让经济社会运行得更加稳定，发展得更快。
而两者之间，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互为补充的，其次，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简单加总或重复，两者共同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整体。而对于区别，1.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或规律，从总量上分析问题。2.其次，它们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3.当然，它们的研究方法与基本假设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用个例分析，研究经济变量的单个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采用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4.对于基本假设，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而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5.最后，它们的中心理论和基本内容也是不同的。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而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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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过热 拐点 风向标
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过热，其中GDP增长速度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记录；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也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记录。更为糟糕的是，近两年来房市与股市相互推进，房市泡沫与股市泡沫带来的强烈财富效应，拉动着物价全面攀升，从而形成经济过热、资产泡沫、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非良性循环格局。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2007年通货膨胀已经引起专家的注意，多认为今年GDP增速将呈下降趋势，但对于增长的具体数字和这种下降是否预示经济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却有不同意见。
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成通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在波峰运行了一段时间，向下调整不可避免，最晚明年上半年出现。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此表示“大家只是在猜测而已，并不能作出判断”，中国经济暂时不会出现拐点。
一、中国经济运行出现拐点的风向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严重的经济过热及严重的通货膨胀，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经济过热及通货膨胀（见表1）。2008年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又一个拐点，十分值得我们关注。
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持续、快速增长，其核心与动力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新一轮投资热潮。由于土地的国家所有及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管制与整和聚集，不仅在短期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房地产的产业运动，而且带动相关50多个产业的快速增长。虽然近几年无论对宏观经济调控还是对房地产的调控，政府的政策从来就没有松懈过，但大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并没有停步，带动整个市场价格全面上涨，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是这一轮价格上涨的最后一端。当国内食品价格出现全面快速持续上涨时，预示中国出现了全面的通货膨胀。正是这一轮以房地产业为主导的投资热潮强力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并引致经济走向过热。之所以说房地产业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的风向标，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1、房价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使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占经济比重越来越高。除房地产业本身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外，房地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都具有高度的产业关联性，直接和间接与房地产业相关的行业（部门）达50多个、约5万多个品种。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模型显示，每100元的建筑住宅投资可创造相关产业170～220元的需求；每销售100元的住宅，可带动l30～150元其他产品的销售。仅房地产与建筑业两大项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近三分之一，在目前的增长态势下，这个比重只会加强而不会弱化。
2、银行贷款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程度日益加深，银行实际承受了房地产业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由于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利润空间大导致银行进入房地产的资金并没因宏观调控有所收缩，反而增幅越来越大。2007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中银行贷款占30.7%。如果考虑到施工企业垫资中的银行贷款、预售商品房个人住房按揭、自筹资金中关联企业使用的贷款等因素，银行资金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在60%以上。据上海银监局《2007年度上海市房地产信贷运行报告》显示，2007年各中资商业银行增量贷款中已有27.5%投向了房地产业，至2007年12月末，中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高达32.2%。加上大量以房产作为抵押的其他贷款，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已影响到银行一半左右的信贷资产安全。
3、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成为炒房的利益共同体和大赢家。近年来，地方政府为满足GDP的高速增长高价出让土地，并和开发商走得太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二者成了利益共同体和大赢家。不少城市从出售土地、房产交易中得到大笔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对房地产的依赖也在增长。北京市地税局2007年7月7日公布了市上半年地方税收情况，表明房地产和金融对税收贡献最大，地方财政中房地产比重较高。受要素瓶颈的制约及宏观调控的影响，地方财力的增长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而政府的支出通常是刚性的，一旦房地产进入调整期，地方政府可能面临入不敷出的尴尬。
4、房地产周期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互动关系。当宏观经济复苏后，房地产投资与开发也随之上升，但物业开发的时滞效应使得房地产复苏稍晚于宏观经济的复苏。在房地产经济开始复苏后，在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下，房地产需求不断上升，但由于房地产供给短期刚性，加上在保值增值心理影响下，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房地产开发商资产相应快速膨胀，在银行提供大量按揭的情况下，经过投资乘数等作用，导致房地产经济周期比宏观周期更快进入繁荣阶段。由于房地产周期的繁荣期更早来临，加之没有宏观经济那种各行业之间相互消长的综合影响，因而房地产业通常比宏观经济先期进入衰退。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后，房地产经济出现更为猛烈的下降过程，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房地产交易也大大降低，房地产商品空置率明显提高。经过明显的产业紧缩之后，房地产经济进入相对持续时间较长的萧条阶段，直到宏观经济缓慢复苏，才慢慢走出萧条期，重新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从经济周期来讲，房地产拐点出现早于宏观经济出现拐点，但一旦宏观经济出现拐点，房地产经济下降速度将更快。
选取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FDC作为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指标，选取1986―2004年的年度数据，对GDP和FDC取自然对数，得到LNGDP和LNFDC后，绘制时间序列图。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具有较强相关性，且增长趋势一致。
5、高房价是CPI上涨的源头。 2008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已达7.1%，从根源上说，这一轮CPI上涨的源头是房价快速上涨。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了要素价格的重估，生产品价格指数（PPI）创几年来的新高。有研究表明，国内PPI传导通道已经打开，国内CPI上涨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加上要素价格的重估及国际市场上的大宗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必须从根源上采取有效方式让国内CPI降下来。
二、股市和汇率不会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风向标
有观点认为股市应是中国经济运行风向标。一般说来，二者是正向联动的关系，但我国宏观经济与股市却频频出现“经股背离”的现象。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2005年曾直接指出不太赞成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的功能定位问题和中国股市的未来走向有待进一步思考。证券市场的早期设计者之一刘纪鹏也认为，中国股市的几个功能暂时没有发挥作用。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连动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中国资本市场十年来始终是一个政策市，股市暴涨暴跌，非理性气氛浓厚，过度的涨升及过高的市场平均市盈率透支了经济成长的前景，股市起不到风向标的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汇率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风向标。汇率的调整往往是一种政府的规制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曾强调以自主、可控和渐进原则来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中国汇率浮动的主动权。但2006年8月28日以来中国政府规制人民币汇率浮动的主动权却受到了严峻挑战，加大了人民币汇率浮动走势的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预期，也加剧了国家汇率风险预期。因为在这一天，全球最大的金融期货交易所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CME）推出了一种金融衍生品：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及日元的期货和期权交易。由于CME的创新可能会使境外人民币远期报价对境内报价产生一定影响，而不是境内影响境外，由此可能会造成人民币远期汇率取决于境外市场而不是央行的意愿。或者说，市场相对于央行可能具有更大的定价话语权。美国和欧盟持续通过政治压力、经济手段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从未间断过，汇率制度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汇率在受到多方的压力的权衡下可能偏离中国经济的现实走势。
三、宏观调控的两难选择和未来经济展望
花旗集团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称，在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拖累中国内地出口表现的阴影笼罩下，内地未必会推出新一轮打压楼市的调控措施；调控放松的状态可能会在2008年下半年出现。建设部一位副部长近日表示，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宏观调控的各项部署，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接下来又说：“总的原则是既要防止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也要防止过快过猛下降。”反映出政府既担心楼市过度下滑带来经济萧条，又希望持续楼市对于拉动内需的合理贡献以保障宏观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房地产调控立场出现摇摆，显示宏观调控的两难性。
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我国的宏观调控在方向和力度把握上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管得紧就会出现经济通缩，管得松又抑制不住经济过热。未来经济走势如何，科学把握调控力度成为关键。宏观调控要充分发挥熨平经济大的波动的作用，才能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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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命志：“狼”为什么没有来[N].中国证券报，2007-7-20.
[3] 郎咸平：2008年中国面临危机[N].大公网，2007-11-16.
[4] 马婧妤：中国经济是否面临“拐点”引激辩[N].上海证券报，2007-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