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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问题范文1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结构性矛盾；启动国内需求；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6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1-133-02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显示，一季度GDP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美国商务部2013年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GDP增长1.7%，这是美国经济连续第3个季度增速低于2%。以上数据表明，在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形势没有发生根本好转的情况下，我国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新一届政府的思路和应对措施引发了广泛关注，英国巴克莱资本创造了一个新词经济学，用来概括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内容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如何认识当期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政府政策的针对性和效果十分重要。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再次受到了各国的强烈关注。学术界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对危机进行深刻的解读，揭示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对现实经济问题解释方面的深刻性和科学性再次得到肯定，被人们广为接受。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和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有所不同，但细细品读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有一定启示意义。
在马克思经济学框架中，经济危机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供求失衡导致市场自发性出清功能失灵。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由两个层面组成：第一个层面是交易方式创新和虚拟经济发展导致了对实体经济的偏离。虚拟经济的发展给生产和消费带来巨大的伸缩性，使生产和消费可以突破实体经济的限制而虚假的增长，这进一步加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第二个层面为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不同部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而导致的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马克思用社会总产品来分析资本的运动过程，社会总产品在物质上可以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为生产性消费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为生活性消费的消费资料。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一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第二部类全部产出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上符合两大部类对生活资料的补偿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
三、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端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贷款供应商向低信用度、低收入阶层发放房产抵押贷款，贷款供应商通过资产证券化，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发行大量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将风险分散给其他投资者。当美国政府调控经济连续提高利率，房产价格持续下降，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上升，导致基于抵押贷款的证券市场价值大幅缩水，市场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危机由信贷市场扩展到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将原有金融产品反复打包并发行新的衍生产品，金融衍生品具有杠杆效应，经济繁荣时放大账面资产规模和利润，造成金融衍生产品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创造了大量虚假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过剩。2007年美国的GDP约14万亿美元，全球GDP约为56万亿美元，但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多大400-500万亿美元。从危机的发生过程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和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偏离实体经济有关，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第一层次。
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则和美国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情况有所不同。当前美国的经济呈现出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的特点，美国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过度、金融衍生品过度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短，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金融创新层次不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还远远没达到美国的程度，且还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更多是属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一层次，而我国当前则更应该警惕由于部门失衡、结构性因素而导致的第二层次的危机。改革开放后3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平均9.88%的高速增长，似乎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种经济衰退的迹象。但其实多年的高速增长累积了巨大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才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并着力去解决的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可能演变成结构性危机，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缺乏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步入发展中国家陷阱，陷于长期的低增长或衰退泥潭。当前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偏向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产业产能结构，偏向制造业及其产能过剩，服务业发展滞后；资金流向结构偏向国企、房地产和美国债券；人口结构偏向老龄化、低端化、教育贬值；城乡结构偏向城市；地区结构偏向东部。
这些结构性矛盾，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如经济结构失衡，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我国通过国外市场消化内部产能的空间变小，而内需不足，国内市场还不能形成对外部市场的有效接替，这会进一步形成依靠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加剧了产能过剩，错过了把重心放在培育国内消费的时机。产业产能结构失衡，导致部分行业形成严重的过剩，甚至整个行业面临亏损，如钢铁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机及地方的配套投资计划，扩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大了这些资源型产业的需求，为这些行业积累了巨大的产能。同时一些能够创造众多就业的服务业及一些决定我国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却一直发展滞后。产业产能结构失衡，造成了投资的低效率，损害了我国的长期供给产能。资金流向结构失衡，制约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降低了经济的活力，不利于就业扩充，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还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形成挤占效应。经过30年的改革之后，国有成本占社会资源在60%，创造的GDP是28%，而解决的就业只有6%，占社会资源不到40%的民营资本，解决的就业在90%以上，创造GDP在62%。我国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走出依靠生产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很大程度上需要雄厚的人才支撑，而人口结构的失衡老龄化、低端化，严重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上的结构性矛盾，使我国经济运行比例失衡、不协调严重，为我国经济积累了长期风险，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结构性问题为何长期悬而未决呢？纵观近几年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我们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循环怪圈，由于国外宏观经济低迷，为了保增长，出台刺激性政策，大力启动政府投资计划，加大了对投资的依赖，造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市场难以培植起来，将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推迟了下来，随着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它的危害有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解决。因此，当前我国要警惕马克思危机理论第二层面的风险。
四、应对的政策选择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供给与需求，结构优化的角度去考虑，化解我国的结构性矛盾。
（一）设计启动和振兴国内消费需求的一揽子方案。纵观一些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史，强国经济的长期繁荣无不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内需求之上，如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有强大国内消费需求支撑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平稳的，才是真正的经济强国，能够保持对外界风险的强大免疫力，即使在危机发生后也能有迅速的恢复能力。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大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可以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大繁荣的市场环境，出台一系列民营经济大繁荣的扶持政策，鼓励它们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健全民营经济进入某些行业的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向居民和企业实行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要着力关注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此外应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解决看病难、上学贵、住房贵的问题，使居民在消费之时无后顾之忧，方能释放出消费潜能。
（二）从供给因素方面，要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走出“结构性怪圈”， 需要靠创新驱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找到利润增长的源泉。为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虽然能显著地减少外部危机的冲击，但具有短期效应，同时会拖延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时间，使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在创新驱动方面，熊彼特的理论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它认为创新浪潮在市场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交替中有至高无上的作用，新的创新浪潮出现时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的繁荣。因此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关乎未来的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和引导，确保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方面保持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塑造有利于企业家群体诞生、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建立一系列培育创新、支持创造的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晖明.金融危机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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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森.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与中国的合宜宏观政策选择.金融危机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宏观经济问题范文2
表面来看，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增长过快，热钱流入加速，外汇储备增加过多，汇率升值压力增大，似乎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在内而在外，是短期总量失衡，而非长期结构失调，是宏观政策不当，而非体制安排扭曲。其实，非也。国内问题是本，外部压力是末；总量失衡是表象，结构失调是实质；政策调节需要加强，但政策效应取决于体制安排是否合理。切莫是非混淆、轻重易位、本末倒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这种偏向。
在长期实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和不同的改革开放力度的激励下，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其产品产量的增长大大快于非贸易品部门的增长，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失衡，是出口快速增长和顺差持续积累的基础。长期以来，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一直远远快于服务业的增长，特别是近几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都保持在16%以上，今年上半年甚至超过了18%，而制造业的增长率更高，超过了20%，其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增长超过了全部工业和制造业；而服务业的增长率只有10%左右。在大量生产能力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如果国际市场需求依旧强劲，而国内市场又不能消化和容纳，出口的高速增长就是无法避免的。
产业结构失衡，是因为利益分配和激励存在着扭曲。如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做一简单的计算和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1999-2003年，国内消费的比例从61.4%下降到57.1%，而储蓄却从38.6%上升到42.9%。过高的储蓄率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加速，另一方面造成和加剧经济结构失衡。要知道，国外部门的储蓄占全部储蓄的比例也从3.9%提高到7.4%，说明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储蓄，自己没有也不能利用，而是转化成了外国人的投资。
在国内储蓄结构中，居民储蓄从48%下降到42.2%，企业储蓄从37.1%下降到36.1%，而政府储蓄却从14.9%提高到21.7%。提高了将近7个百分点。近几年这种走势仍在继续，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趋势在增强。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既是依靠政府推动的，也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而政府、投资和出口又是密切相关和相互影响的。政府推动主要甚至只能通过扩张投资，而投资的快速增长扩大了生产能力，解决了出口品的供给问题；反过来，出口增长和顺差扩大，增加了流动性，为投资增长提供了资金来源和利益激励。
这种情况与不同部门的收入增长是相适应的。近几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不到10%，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只有5%左右，而政府税收却以20%的速度增长，企业利润的增长也很快，2005年超过了20%，2006年达到了30%，今年上半年超过了40%。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不大，而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快速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反过来讲，也是如此，即政府和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然而，这却是以结构失衡加剧和经济持续发展条件的丧失为代价的。就以太湖蓝藻污染等日益加剧的环境危机为例，其根源也不是某些文章所讲的政府失灵，而是政府间恶性竞争加剧所致。
在目前的财税分配体制下，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是高度相关。而企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主要不是企业效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成本、价格、财政、金融等扭曲的产物。因为，在各种经济机制合理的情况下，创新企业获得高额利润是正常的，而所有企业的利润是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所以，目前如此高的企业利润增长并不值得庆幸，倒有很多值得忧虑之处。
首先，出口增长快是因为出口价格低，而出口价格低是由于机制扭曲，很多成本没有计入或者计算不足。工资低，工厂的劳动条件和安全条件差，劳动成本计算不足；资源产品价格偏低，能源原材料成本低估；土地由政府征收和供给，地价偏低；利率管制，资金价格低；污染严重，环境成本没有计入等。这一切就会使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尽管汇率不断升值，尽管国家调低、甚至取消了一些产品的出口退税，但出口依旧继续增长，其原因就在这里。就此而论，如果不从价格机制的合理化入手，能否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下半年的出口增长会明显减速，看来还不一定。
其次，有人根据汇率升值而出口不断快速增长的现实，否认汇率调整对出口的影响，意在反对汇率升值。笔者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而是明确支持扩大汇率升值幅度的政策操作。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诸多价格扭曲的情况下，名义汇率升值的效应是很难显现的，前述因素首先抵消的是汇率升值的政策效应。更何况，你不可能一步升值到位。因此，与其单纯从外部调整名义汇率，使外部真实汇率升值，不如同时从国内放开和提高那些受管制而低估的价格，使内部实际汇率升值。因为单纯的名义汇率升值是一种货币政策的总量操作，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仅隔着一层，需要借助于某些传导环节，而且其效应是短期的，其所潜藏的外部风险也不容忽视。调整和放开国内被管制的价格，是经济机制的改善和合理化，其影响是直接的、长期的和根本的，同时也会改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使宏观政策操作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当然，这样做有可能使国内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但其中有些选择也有紧缩作用，如提高利率。其实，在汇率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不让一般物价上涨，必然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虽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也许对当前经济运行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但其风险和遗患将会在以后显现。所以，这里有着多重选择。任何政策都是既有利，也有弊，没有免费的午餐，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从目前情况看，也许内外同时调整以内部调整为主是利大于弊。
宏观经济问题范文3
【关键词】经济 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 建议
一、做好调整结构
经济结构在经济的发展长河中比经济总量更加重要，对于中国而言，目前还是以手工制品和农业经济为主，在人力资源方面，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学历水平依然需要调整。因此，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还是调整经济结构，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都需要通过稳定的结构来作为积淀。做好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发展与经济创新有关的经济类型，对其加大经济投资建设；其次，降低准入门栏，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走入市场，接受公平竞争的考验；第三，国家基础设施需要加大投资，并从长远考虑对其进行发展建设；只有从投资和消费双方面对经济进行拉动，才能够做到国家以消费为主导方式的经济增长，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强化技术创新
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与国外还有一定的差距，国外以先进的技术创新获得经济增长，是一种非常稳固的途径。比如，发达国家美国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德国将制造业和服务业相融合，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进步。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融合，更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想要在技术创新上达到带动经济增长就必须在此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跟上国外发达国际的创新发展趋势，在国际竞争中努力占有一席之地，不被国际经济所淘汰。在此方面，我国要注重发展民族经济，创建民族品牌，推广民族产品，大力推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力争让我国产品在世界范围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创建世界知名品牌带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三、有效过度国企改革和民企转型
国企改革和民企转型的成果将是双赢、共赢的。目前国有企业大部分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运营，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亏损，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必要，这样才能让国有企业在当前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处于有利地位，不被淘汰。目前的国有企业大多数还是依靠国资委或者地方财政补贴才能正常运传，要真正的实现独立运行还有一定的难度，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改善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瓶颈。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最重视的就是莫过于利益的获得，而过份的追求利益会导致质量下降，生产过程控制出现系列问题，所以民营企业的转型也成为必要。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需要加大国有资产监督，提升投资的管理和标准构建，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质量和效率。同时，还要注重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结构，促使国有企业能够实现自主经营，强化其市场性和公平竞争性；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需要从发展方式、营销方式、管理体制、管理理念等方面进行改革，在保证产品质量基础上推广市场营销范围，强化管理理念创新，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
四、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对于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初次分配改革，初次分配改革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对农业来说，要赋予农民产权，对于农民来说产权的明确可以增加其务农的积极性，调动生产情绪，促使许多不想务农、外出打工的农民可以将自家地租售出去，既提高农民收入，又能使土地合理配置。其次，促使劳动力市场上工序平衡，对目前的劳动力市场而言，供需依然处于不平衡的程度，地位也不完全平等，企业往往处于强势地位，所以要保证双方都有平等的地位才能帮助经济稳健的增长。最后，实现市场供求平衡，合理的平衡采购和供需方的关系，解决以往采购方处于强势地位的问题，这才是初次分配的改革方向。
五、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全民性的，具备创新型的人才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制胜法宝，比如美国在创新精神上发展较为快速，即便是在咖啡馆里，人们所讨论的话题都是一些创意、创新、创业等内容。因此，我国应在鼓励全民创新的政策制定方面加大力度，对所有人的创业都应当给予一定的支持，通过产权激励等方式鼓励更多的人才涌现出来，这也是国家经济向上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国家也必须在福利政策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态度，避免冒进给国家经济带来的损失。
六、结语
我国当前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进行经济发展过程中依然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只有注重从经济结构、技术提升、创新精神、分配制度、企业改革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才能够让国家的宏观经济获得腾飞。
参考文献：
[1]邓创，徐曼.中国的金融周期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的时变特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09）：75-91.
宏观经济问题范文4
关键词:宏观调控;经济法;市场经济
新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有了翻天覆地般变化，一方面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整性，突出体制作用，另一方面要确保市场环境符合经济规律，利用法律加以完善和制约，因此，经济法便随之而来。当前，许多企业单位打法律的“球”，产品垄断、恶意投标等现象十分常见，需要国家为此做出改变，以经济法为准则，不断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力求打造一个良性竞争、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一、经济法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首先，经济法为我国经济带来了监控作用。时代在变化，经济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符合自身经济实际水平的情况下走出了国门，与他国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对经济全球化来说，利弊是共存的，各国的经济联系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也就意味着某国经济隐患一旦爆发为经济危机，其它国家难以独善其身。因此如何有效把控经济风险，是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经济法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国家经济存在的隐患与风险能够有效避免甚至排除，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甚小，因此可以说，经济法的作用十分显著，使我国在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中稳如泰山。其次，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而使我国经济结构产生了质的改变，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效固然可观，但是其中存在的客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进行了解的。当前我国市场环境并不乐观，存在恶意竞争的现象，如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垄断市场后降低生产成本并以高价卖出，这种变向获取经济利益的不良行为一方面使消费者蒙受不白之冤，另一方面打破了市场原有的经济秩序，严重破坏了市场环境。经济的存在能够抵制不良商家的不法行为，政府在经济法的引导下，利用宏观调控职能保证了消费者的权益，使市场经济得以良性发展。最后，经济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体现。单就我国而言，要保证政治经济稳步前进，体现社会主义理论的构造，需要确立一个与之对应的体系，法制建设正是该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援助，经济法作为我国法制体系的重要一环从经济方面对法律进行查缺补漏，不仅保证了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发挥，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二、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有效运用
政府利用经济法进行宏观调控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其一，宏观调控法规需要符合现有的法律内容，除特别情况外一般参照宪法，相关法规不能与法律及宪法有所冲突，否则该法规将不予承认;其二，相关部门监察政府收支情况，如某地政府需要投资企业、工程等项目一般先由政府人员进行科学实地认证，而后参照法定内容交予上级进行核实审批;其三。针对企业上市、分化垄断以及外企介入等经济事件，要对企业一方在法律上给予支持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以相关法律流程执行;其四，政府对另一方进行处罚，处罚内容与方式要走法律程序，例如对被罚人给予法律允许范畴内的援助;其五，风险分析要权衡双方利弊，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要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采取相应措施，一方面要以维护公众利益作为第一行事准则，另一方面还要尽量减少另一方的损失，力求做到双赢;其六，政府行使宏观调控权力，相关部门要对其进行监督，避免宏观调控出现不合常理、不法等现象。此外，作为与政府对应的相对方来说，也应该具备一定的自利:其一，政府给出调控方针及手段后，在执行政策的同时要保证方案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一般来讲，相对方的赢损完全由自己掌握，拥有自选权与自行权，针对强行干预的现象允许以法律方式解决;其二，宏观调控说到底是对团体或个体进行调整与改革，相对方会因此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此允许相对方将个体意愿纳入调控方案中，相关部门需要对合理建议进行采纳;其三，如宏观调控存在不合理行为，相对方应勇于提出质疑要求政府再次核实，同时请求监督部门给予支持，如有必要可直接介入司法调查;其四，宏观调控造成损失情况，相对方与政府应就补偿问题进行商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经济法进行初步了解，研究了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及影响，并提出有关建议。除以上内容外，执法人员需要提高整体素质，坚决执行有关法律，做到不妥协、不动摇，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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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问题范文5
金融热，经济冷
从工业增加值看，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开始有所下降，从过去的14%～15%下滑至10%～11%附近，未来两位数的工业增长亦未必能撑住，反观融资仍然较多——尽管信贷增速基本平稳，但表外融资突飞猛进。可以说，过去两年影子银行担任了中国经济的供血职能（见图1）。 图2反映的是一年企业新增存款占社会净融资的比例指标，2008年之前，该比例在60%附近，即每100元社会净融资，可以形成60元当年的增量。但过去几年，这一指标跌了30个百分点，到2012年只有28.06%。社会净融资规模愈加庞大，但真正形成增量的比例越来越小，钱去了哪儿？维系存量债务的存续可能是答案。
2013年一季度存款整体同比多增2.35万亿元，主要的贡献是企业存款同比多增了1.8万亿元。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多增2.2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信贷同比多增了2900亿元，主要多增的贡献是信贷以外的委托信托企业贷同比多增1.24万亿元。影子银行的融资相当部分要帮助即将要到期的债务存续与滚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继续观察二季度的中长期信贷和企业存款的变化。一季度增加的1.68万亿元企业存款，可能有相当部分进入不了实体。
库存周期
经济周期并非自然规律，经济周期是人的活动，它不是原因，是结果。划周期是为了总结、理解过去发生的经济现象，便于未来的分析，总结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成功性，但不保证未来一定会如此发生。
从图3、图4可以看出，如果经济真正转强，则中国出厂价格的PPI指数和原料库存要出现上升的势头，即从2012年10月开始的回升势头将会越来越强地持续下去，但是这两个指标在2013年3月已经开始全面走稳，3月PPI同比下降1.9%，4月PPI更是下降了2.6%，原料库存上升的势头在3月也出现了变化。
如果总需求真正转强，经济开始转好，则生产企业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大部分应该都能看到越来越强劲的上升趋势。但从PMI分项指数来看，无论是需求订单、生产、产成品库存、原料购进价格趋势均向下，原材料库存在2013年3月也开始拐头下行，说明这一次经济的反弹，甚至可以说连被动减库存阶段的特征都不符合，何谈库存周期的第四个阶段主动补库存？这只能说明一点，经济的总需求从品质上讲仍然羸弱，所以经济迟迟走不出去库存的阶段（见图5、图6）。
中国的产能周期和债务周期可能已经进入顶部时间窗口。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杠杆率上升了60个百分点。产能和债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产能是实物经济，债务是金融经济，产能过剩在金融层面的映射实际上就是债务的堆积。背后的逻辑是，由于产能过剩，项目投下去以后难以产生现金流，投资回报极低，收入产生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债务，因此表现在金融层面的特征就是债务的堆积，而债务杠杆的上升又反过头来对总需求形成极大的制约（见图7）。
中国经济为什么从2010年中期以来，基本上不断下台阶，且中间没有过一次强劲的反抽呢？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本质和西方经济面临的问题完全一致，即债务问题，是“债务紧缩了需求”，所以羸弱的需求可能使得所谓“合适的”的库存水平不断下移。从历史数据看，似乎中国的库存降到了过去十年的低点，但是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因素、很多因素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不能用历史数据简单去看当前库存水平的高低，中国经济目前“合适”的库存水平可能已经显著降低了。
流动性宽松的窗口
我们认为流动性宽松可能还能持续，因为中国2012年11月以后的流动性宽松，是一种衰退式的宽松。在中国，流动性的衡量标准往往要看价格，而非看总量。总量大致能说明经济中的融资需求非常旺盛，但并不能说明经济中间资金面宽松。真正反映流动性宽松出的唯一维度就是价格，而价格是由供求两面决定的。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流动性绝对宽松的时点或已过去，2013年一季度社会净融资达到6.6万亿元，后续还能有持续高量的社会净融资吗？随着经济重新走入下行轨道，并且开始加速，未来经济中间的融资需求将比资金供给下滑得更快，直接表现到融资市场就是融资的竞争性下降。综合供求两方面来看，未来流动性可能还在边际改善之中（见图8）。
观察流动性，需从以下三点去体会：
一是要看现在经济中融资需求最旺盛的两个主体——政府和地产。党的十后出台的一系列文件都是针对怎样清理前任留下的巨大债务包袱。2013年银监会的8号文、10号文等等一系列文件都是针对清理旧有债务累计。从未来的政策导向来看，融资需求最旺盛的两个主体：政府和地产，都会受到明显的融资抑制，短线将使得融资市场的竞争性下降，债务供给的压力减轻。
二是要看中央银行的态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就需要抑制地方投资扩张的冲动、治理债务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央银行将积极配合，因为地方政府投资得到了抑制，通胀就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的主要问题，而是“温吞水”。过去十年，央行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配合较为纠结，一边要保增长、促增长，一边又要宏观调控、抑制通胀，两者是对冲的态势。但如果新领导坚决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央行将有动力把目前偏宽的资金面保持下去。
三是在债务的清理过程中，维持弹性宽松的货币环境是必要的，因为经济调整要取得柔性的、软着陆的、比较理想的效果，资金面总的方向是宽的。但要特别关注2013下半年以后的流动性风险，在清理债务过程中，包括8号文最近清理债市，都会造成一个结果，即表外债权可能有一部分回到表内。如果银行、机构有资本的压力，无法接纳这么多表外债权回归，就有可能转卖资产回抽资金，一旦规模扩大，就有可能造成收益率的上升、短期资金面的紧张。最近债市在清理代持，这个清理还是造成了利率轻微的上升。
另外，需关注2013下半年可能显著增大的高收益市场化债务工具到期的压力。金融危机之后的平台债务扩张，是以表内信贷投放的，但是过去两年支持平台的主要是市场化高收益债务工具，信托、资管等等，且以一到两年的短期为主，如果到期之后，各项政策衔接有问题，债务人难免会到市场上拆东墙补西墙，短期内利率上升压力增加。因此，要求政策要保持高度的弹性。
总而言之，未来的宏观状态可能还会维持“弱经济+宽资金”的状况。2013年改变目前资金面宽松状态的只有两种场景：一是政府容忍不了经济的下行，融资的门槛再度放松（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463号文执行趋向松弛），随着债务供给再度大幅回升，债市将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但概率较低。二是高收益债务工具到期的流动性风险，而这只是短期扰动。
美国经济的改善
美国旧金山联储行长约翰·威廉斯（John Willams）预计就业市场将在2013年夏季发生重大改善，若按照现在的轨迹持续下去，就业率大概到2014年10月能够达到6.5%，但如果在2013年夏季出现重大改善性突破的话，失业率有可能在2014年初就接近预期目标。而美联储之前已言明，结束资产购买将更早，若2014年年初失业率达到目标，意味着2013年下半年的某个时点就会出现QE资产购买计划的重新调整（见图9、图10）。
如果2013下半年出现这个态势，就业市场出现重大改善，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美国长期公债收益率会出现回升势头，当经济的内生动能开始发力的时候，会产生几个表征：一是利息跑得比通胀快，实际利率是上升的；二是收入跑得比利息快，这个时候经济不惧利息的回升，因为经济的内生动力在走强。
“试错”的日元贬值
关于日元贬值的问题。首先要看到，危机后日元兑美元升值了35%，导致日本的贸易条件恶化，2011年日本贸易出现48年以来的首次逆差。对于典型的B-S（巴拉萨-萨缪尔森）经济体而言，理论上只有名义汇率贬过了头，通货膨胀才会来，其逻辑是贸易部门企业盈利复苏会促使增加投资和就业，并有可能提高工资，日元贬值的空间有多大取决于日元高估的程度。因此只有通过试错，才能知道日本金融汇率的底在何处。日元未来进一步拓展贬值空间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见图11、图12）。
如果日元进一步贬值，对于没有弹性的人民币而言，压力会急剧上升。目前中国央行处于“夹缝”中：一方面，若要支持经常账，就应要求人民币弱势应对“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另一方面，又要照顾身后庞大的资产泡沫，这就要求人民币相对强势，一旦人民币出现贬值自我形成的趋势，人民币资产会迅速下挫，并进而可能造成全局性金融缩。
现在人民币的强势是“虚弱”的强势，人民币的强势并非市场决定的，人民币的三个价格：离岸价格、在岸价格和远期价格都不是市场价格，最近几个月外汇占款较强，某种程度是央行管理中间价下的套息盘交易所导致的。但2013年3月已出现贸易逆差，如果贸易逆差继出现，套息盘引发的外汇占款可能会明显收缩。
人民币强势会侵蚀经常账、最终补贴并加剧资本外流，刺破资产泡沫，形成全局性收缩压力。当一国的经常账明显收窄时，往往本币和本币资产的贬值压力会急剧上升，现在无非就是在等那个时间点的到来。
从中线角度来讲，中国经济缩的风险远大于胀，因为中国的胀起来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地方政府投资又开始大干快上；二是外部风险不能升级，如果美元确立强势的突破性上涨趋势，整个市场，包括大宗市场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如果外部风险升级，东亚大宗市场都将面临跟跌压力，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就难以发生，当前大宗商品的颓势也许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2013年贸易量的弱势。
宏观经济问题范文6
直到2003年，公认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7%~8%。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个目标低于8%。2004年政府还曾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保持在7%左右。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连续五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且没有严重通货膨胀。人们自然会问：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有了明显提高？我认为有提高，但不会有大幅度的跳跃，从7%~8%跳到10%~11%的可能性不大。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这一定程度是周期变化的结果。在经过长达6~7年的通货收缩之后，2003~2004年经济出现投资推动的快速增长是自然的。2005年以后“瓶颈”的消除使2006年得以保持低通胀的高增长。经济增长既有趋势的变化也有周期性因素，必须把这两者加以分离，以确定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根据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11.5%，就断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10%~11%，是不够慎重的。通货膨胀不会随经济的高速增长立即出现，而会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滞后。如果以当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基础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其后果很可能是经济的进一步过热。反通货膨胀政策不能等通货膨胀迹象明显时再出台。更何况，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明显超过了年初的控制目标，且有进一步上升的危险。
2.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孤立的、一次性的，还是普遍的，同时兼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起性质的？
两个月之前，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CPI上涨很大程度是一次性的，是猪肉和粮食价格上涨造成的。外国因此将中国的通货膨胀戏称为“小猪周期”。而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比较严重，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心。理由如下：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通货膨胀的发生一般都有一段时间的滞后，而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情形已经持续了几年。第二，现在不是个别农产品的价格在上涨，而是农产品价格普遍在上涨。不仅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而且农产品生产的投入价格也在普遍上涨。第三，现在一般老百姓中已经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上涨的不安情绪正在弥散。第四，近年来工资和薪酬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第五，中国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和长期的负利息率。第六，近两年股市非常火爆(现在似乎已开始趋冷回调)，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飙升，中国的财富效应也不可小视。第七，全世界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趋势，原材料价格在上涨，石油价格在上涨，农产品价格在上涨。中国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全球价格的普遍上涨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造成严重影响。
3.为实现相对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是多少？
目前，中国仍存在许多价格扭曲。对这些价格扭曲进行调整，在前两年不是问题，而现在却有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通货膨胀。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继续进行价格调整。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香港的货柜车继续在深圳加油，不希望农民继续承受“谷贱伤农”之苦，不希望让企业继续浪费不可再生资源、不受惩罚地污染环境。因此，相对价格调整不应拖延，时不我待。
但是，由于物价下调的刚性，相对价格的调整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中国所能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到底是多少？过去央行的参考目标是3%，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容忍度是6%，有些人则认为更高。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认为6%是不可取的，4%已经是极限了。通货膨胀率应该保持在4%以下。
4.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是否应该采取不干预政策？
关于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似乎没有进一步争论的必要，结论应该已经很清楚。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政府有无权利和义务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进行干预。现在许多人认为政府对资产价格不应该进行干预。我们可以干预通货膨胀，但对资产价格仅仅是“关注”。我以为政府确确实实应该尽可能避免干预资本市场，不应该贸然刺破泡沫。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政府不应该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该出手时就出手”。看看香港、看看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政府在股市发生剧烈波动时的政策，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在前一时期，尽管在细节上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但政府为稳定股市所做努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努力，就不会有当前股市较为平和、冷静的心态。
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否过快？
2005年底，当时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称中国的投资率是48.6%。在最近几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幅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投资率的统计数却降低了。中国的投资率到底是多少？我想至少应该是45%。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对比，这个比率确实非常高。现在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中国现在的投资率相当高。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推动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不同。它在当前创造经济过热，在未来却会创造生产过剩。
6.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是否应该用通货膨胀换取汇率的稳定？
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汇率和物价是一个多变量动态系统中的两个变量。理论上说，给定其他变量，我们可以确定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某一给定值域的时候)，两者存在替代性。在另一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另一给定值域的时候)则不存在替代性，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但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升值和通胀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汇率升值又缺乏弹性时，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实际汇率升值，直至国际收支最终实现平衡。换言之，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不升值或升值不够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恶化，但通货膨胀本身并不一定是由汇率原因造成的。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同汇率有关，但并非全是汇率之过。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问题，11.5%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范围内石油、矿产品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因此，政府不应该把汇率升值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工具。正确的政策反应应该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升值应该是货币政策的副产品，让汇率升值是为了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但贸易逆差可能会恶化)。如果政府担心贸易逆差对出口产业造成不利影响，政府可一方面紧缩货币，另一方面允许汇率贬值以避免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增加。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汇率升值以减少贸易顺差的政策目标同紧缩性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正好并行不悖。升值的加快不仅有助于实现贸易平衡，而且可以为货币紧缩留出更大空间。既然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那就没有必要弃而不用。
7.在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升值幅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是否还有提高利率的余地？
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2005年汇改前后，央行特别注意所谓的利率平价，我们希望汇率升值的年率为3%，于是努力使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年率为3%的升值预期。在这样一种预期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我们非常注意保持和美国的利差，使中美之间的利差保持在3%这样的幅度。央行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直到前不久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问题是，利率平价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首先，中国存在资本管制。其次，中国资本市场并不是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最后，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对于外国人来讲存在风险过大的问题。即便中美之间不存在3%的利差，3%的升值预期也并不足以引起大量跨境套利、套汇资金的流入。而跨境资本的流入很可能是为了追逐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20%、30%，甚至更高的资本利得。真正关心3%升值预期的大概主要是中国企业。而相应资金的回流大概主要是为了减少可能的汇率损失(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升值受益)。但这些企业一般是制造业企业，进行金融投机的能力和动机应该是有限的。过去外资进入主要是为了在资产市场套利，所以维持利差作用并不大。但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已经很高了，对外资也有很大的风险。至少在目前，为在资产市场获得资本利得而流入的外资量可能不会很大，利差也仍然不会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应该说，中国仍有一定加息的空间。所以，央行应该根据减少流动性过剩的需要提高利率，而不必过多关注中美之间的利差。
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继续升息，而美国进一步减息，中美之间的利差肯定会越来越小。如果这种利差进一步减少，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增加，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确实有可能急剧增加。到时候我们就只有三种选择：一个是加强资本管制把套汇套利资金挡在国门之外；一个是让人民币升值去吸收过剩的流动性；最后一个办法是进一步加大对冲力度(如果还有余地的话)。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8.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应该通过鼓励资本流出来减轻升值压力？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设法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国外去，由此减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过引导资本外流为升值减压同制造通货膨胀以替代汇率升值“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我同样认为，不应该把放松资本流出作为为升值减压的手段。因为这里有一个周期性问题和发展趋势问题的区别。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一旦实施是难以逆转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是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根据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涉及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国家信誉等问题，一旦实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如果周期方向发生变化，需要遏制和控制资本流出，将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我在过去一再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列世界100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但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同时，中国又担心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会给出口企业造成重要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难以改变其贸易结构，中国资本流出(通过资本项目或通过外管局和中国投资公司)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应该统筹兼顾地研究资本外向流动战略。什么类型的资本可以先流出、什么后流出？什么行业的流出应该鼓励、什么不应该？什么地区优先、什么地区禁止？是并购、参股？是债权、证券还是不动产？什么类型的企业应该成为海外投资的主体？所有这些都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有一个长远安排。如果资本外流确实能够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条件下，得到较高的回报率，那么应该制定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计划，允许资本流出，但这种流出不应该作为汇率减压的手段。
9.中国的资本管制是否依然有效，我们应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还是尽快解除资本管制？
不少人认为管制是无效的，但是外管局在其去年7月出版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外汇管制总体上是有效的。”国内外学者运用价格度量和流量度量所作的规范研究都发现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是有相当有效的，既然依然有效，我们就不要轻易放弃。
维持资本管制的根本理由是：中国的经济体系仍然十分不完善，金融体制依然脆弱，各种不平衡持续恶化。在中国，寻租、套利、套汇的机会比比皆是。在经济增长持续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如火如荼，整个社会中充斥着的浮躁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经不起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
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法律，根据中国改革的实际，根据稳定宏观经济的需要，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加强管理。资本管制的解除必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步。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大方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最终完成经济改革之前，在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之前，人民币不应该实现自由兑换，我认为五年之内我们难以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10.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哪里？
中国流动性过剩来自两个方面：货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过剩的流动性等于货币供给减需求。在供给不变的时候，需求减少也会产生过剩。资本市场的获利机会和通货膨胀造成的负利息率导致货币的需求减少，也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即便央行通过对冲政策把货币供给方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充分吸干，过剩流动性依然会存在。
1995―1996年的通胀期间，中国实现了存款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挂钩的政策，从而保证了存款实际利息率不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下降。利息率指数化政策稳定了居民对存款的需求。这项政策对于当时治理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种经验不应该轻易忘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