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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1
关键词：现代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不足；和谐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5AJL001)。
作者简介：白暴力(1954－)，男，陕西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001－04 收稿日期：2007－01－04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也出现了总消费需求不足和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现象，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痼疾，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现象产生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企业古典产权制度”，因此，必须进行相应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企业现代产权制度。
一、古典产权制度与现代产权制度
关于产权，有许多界定，实质上，产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经济社会化的发展，诸种经济权利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而产生的经济范畴；产权是一个经济权利集合，这一组经济权利的配置和组合形成产权制度。企业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古典产权制度到现代产权制度的转化过程，其核心是决策权、分配权等一系列权利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分离。
古典产权制度是单一的所有权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其他所有经济权利，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经济过程的决策。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目标是利润，所以企业的运行目的唯一也就是为生产资料所有者赚取利润。这时，产权与所有权是统一的，统一在所有权之中。早期的产权制度就是这种古典产权制度。古典产权制的特征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唯一地参与企业决策，利润是企业的唯一的运行目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经济权利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开来，这些经济权利包含：收入分配权、经营决策权、支配权、转让权、使用权、剩余索取权、经营监督权、……等等。现代产权制度是这样一种产权制度：诸种经济权利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分离，经济过程的决策不再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而由一系列经济权利共同决定。现代产权制度就是这些经济权利的配置和组合。现代产权制得的特征是诸多权力共同参与企业决策，企业运行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生产资料所有者赚取利润。
例如欧洲一些国家，在实行现代产权制度的企业中，雇员选举自己的代表，与所有者代表一起共同组成公司决策机关。公司的决策机关是双层结构，一层是管理董事会，由经理人员组成，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另一层是监事会，公司的重大决策由监事会负责，监事会成员一般分两部分，一是出资者代表，二是雇员代表，其中后者一般有三分之一或一半席位。如在德国，2000人以上的企业，雇员在决策权中占50％；500人～1999人的企业，雇员在决策权中占33％，这里，诸多经济权利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开来，这些经济权利的配置和组合决定经济过程的决策。由于雇员拥有相当一部分经济权利，参与公司的决策，因而公司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考虑雇员的利益(沈越，2002)。
二、古典产权制度下的工资市场定位：总消费需求不足与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核心机制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基本上是古典产权制度，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企业决策。在这种古典产权制度的决策机制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上述两个特点导致了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定位在低点上，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和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
1．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两个特点
目前，我国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工资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力量不对称。
第一个特点：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过剩是指劳动力的供给超过市场对它的需求而出现的过剩，这种过剩主要表现为城镇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表现为失业率。从“表1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可以看到，1992年～2004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持续上升，从2．3％上升到4．7％。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状况。当然，我国的实际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状况可能比这组数字所表达的要严重的多。
第二个特点：劳动力市场的力量不对称。目前，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在劳动者和雇主的权益博弈中，一方面，劳动者每一个个体都处于弱势状态，又由于劳动者是分散的，所以劳动者整体也处于弱势地位；而另一方面，相对于单个弱势分散的劳动者，雇主则处于优势状态，具有垄断者的特点。因此，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力量不对称的特点。
2．古典产权制度下的工资市场定价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基本上是古典产权制度，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企业决策。这种决策机制的目标是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劳动力市场上就表现为尽可能的压低工人的工资。在这种古典产权制度的决策机制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上述两个特点导致了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定位在低点上。
首先，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均衡决定了劳动者的工资被定位于劳动力价格的水平。图1可以用来说明这种状况。
图1中，横轴n表示劳动者数量，纵轴W表示实际工资率，其中，SL是劳动力供给曲线，DL是劳动力需求曲线，PL是劳动力价格曲线。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我们知道，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决定，除了像其他商品一样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外，还包含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社会道德、生活习惯和自然条件等不同，维持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范围和数量不一样，因而劳动力价值量也有差别。在我国，社会从“温饱型”向“小康型”，再到“全面小康型”转变，维持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范围逐步扩大、种类逐渐增加、劳动力价值逐渐提高。但是，在一定的时点上，劳动力价值是一个定值，因而，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劳动力价格线PL是水平直线。
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的条件下，假定：劳动力供给曲线为SL1劳动力需求曲线为DL，这
时，市场的均衡点为E1，市场均衡工资率和均衡劳动者数量分别为W1和n1。但是，实际上，均衡点E1是不存在的。因为，古典产权制度企业的决策目标是单一的利润最大化，所以，在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的条件下，企业会利用失业压力迫使劳动力供给曲线一直从左上方向右下方移动。当劳动力供给曲线为sk时，市场均衡点为Ee，该点对应的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率和均衡劳动者数量分别为We和ne。这时，均衡点Ee在劳动力价格曲线上，因此，工资率We正好等于劳动力价格。如果，劳动力供给曲线继续向右下方移动，从SLe移动到SL2，则市场均衡点从Ee移动到E2，该点所对应的市场均衡工资率为W2，因为W2＜We，即劳动者所得工资低于劳动力自身价格。这时，劳动者无法购买到生产、维持、发展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而，这种均衡一般是不存在的。上面的分析表明：在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均衡点在劳动力价格线上，它所决定的均衡工资率正好等于劳动力价格。
其次，劳动力市场力量不对称的特点决定劳动者的工资常常低于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导致市场均衡工资率等于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市场的力量不对称，则在这种均衡基础上，致使工资率低于劳动力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将不能保证劳动者的最低正常生活，从农村来的“民工”就会返回土地。2004年年初东南沿海出现的“民工荒”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实例(刘江峰、张晓辉，2004)。
“农民工”的工资定价是典型的市场定价。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平均每年以500万人左右的规模迅速增加，供给长期过剩；而且，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和企业，他们经常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需求垄断型市场。我国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的买方需求垄断市场。因此，“农民工”的工资长期被定位在劳动力价格的水平上，并且常常低于劳动力价格；也就是，被定位在维持家庭生存的最低标准上，并且常常低于这个标准。
据调查，约71％的企业在2004年春节之后的2个月内计划招用新员工，这些企业提出的“一般情况下本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660元。分区域看，最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6城市，其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24城市调查企业平均数高8．5％；最低的是广东惠州，其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24城市调查企业平均数低25．4％。分行业看，新员工的预期工资最高的建筑施工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分别为730元和728元；最低的是餐饮服务企业，为579元。而且，根据四川省民工救助中心和广东省发改委、劳动厅等部门在2004年8月对广州市联合调查后，发现广东许多台资、港资企业的工资仍停留在90年代的水平(刘江峰、张晓晖，2004)。
由于劳动力价值的社会道德性，十多年来，劳动力的价格是在增长的，而这些“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提高，实际上他们的工资水平已经落到了劳动力价格之下了。这也就是“民工荒”出现的经济原因。
3．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与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形成
在古典产权制度的决策机制下，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两个特点导致了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定位于劳动力价格，另一方面，企业利润不断高速增长。这样，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的工资长期处于低位，另一方面，与利润相关的收入处于高水平并持续增长。这就形成了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偏大和扩大的现象。图2表明了这种现象。
这种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和扩大的机制，也导致了我近十年来我国社会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同一个机制产生了收入差距偏大和总消费需求不足这一对孪生子。
社会总需求不足不是指社会总购买的绝对低下，而是指社会总购买的相对低下，是指相对于社会总供给来说社会需求不足，也就是，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因此，形成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因素应该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所形成的购买力小于它所提供的产品。
在古典产权制度下，工资由市场定价的厂商具备形成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因素的特征。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一方面，这些厂商会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销售额；另一方面，工资定位在劳动力价格水平，甚至在劳动力价格以下。这样，这些厂商提供的市场供给与由工资形成的市场需求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形成社会总需求不足，导致宏观经济失衡。图2也表明了这种现象。
“农民工”多是在这样的厂商中就业。前面已经说明了，“农民工”工资确实被定位在劳动力价格的水平甚至更低。“农民工”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2003年已超过9800万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在我国，就业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闽东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主要分布在建筑施工、机械制造、电器制造、化工制造、纺织服装、餐饮服务、商贸旅游等企业。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对部分大中城市企业招用农民工需求调查报告，这些地区企业的平均规模为612人，平均每个企业用外地员工366人，占企业员工总数的59．8％。从地域看，外地员工占调查企业员工总数的比重依次为：珠江三角洲地区74％，闽东南地区71％，长江三角洲地区59％，环渤海地区49％，中西部地区43％。
这些大量的“农民工”所在厂商，在提供与利润相关的高收入的同时，保持着低工资收入，产生出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并扩大的现象；同时，他们提供的产品与这些“农民工”由工资形成的社会购买的差距，就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缺口，形成了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
在由市场机制确定工资水平的厂商中就业的不仅有“农民工”，而且有其他大量的劳动者，这同样会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并扩大的现象以及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缺口，形成了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目前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上。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58；2004年为0．46；2005年为0．47。城镇居民收入最高20％人口的收入份额为37．8％，最低40％人口的收入份额为22．2％(孔泾源，2005)。考虑到统计的误差，实际收入分配差距要比上述数据表现得更大。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偏大相伴随，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也偏大。2003年，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拥有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的比例仅为1．4％(孔泾源，2005)。
近年来，我国消费率一直处在低位，并且不断下降。从“表1”可以看到：1996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率最高的年份为2000年61．1％，最低的年份为2004年53．0％，连年下降。
与国外一些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严重偏低。1997年～1999年，以美英法三国为代表的高收入国家消费率平均为81．21％，以南非、阿根廷和巴西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国家消费率平均为82．11％，以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代表的低收入国家消费率平均为84．33％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6％左右。可见，我国的消费率比国外一些主要国家大体要低20个百分点左右。
2003年和2004年，我国出现了连续的价格总水平上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不断上涨。近期，我国食品价格也不断上扬。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我国已摆脱了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然而，在这段价格总水平上涨中，第一，食品价格上扬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下滑并存；第二，消费率依然偏低，2004年我国消费率为53．0％，是1996年来最低水平。这些都表明，这个期间，消费资料价格上涨并不表明总消费需求的增长。实际上，2003至2004年以及近期我国消费资料价格上涨不是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动和市场推进的(白暴力，2005年)。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可见，古典产权制度下的工资市场定价机制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并扩大的现象以及总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宏观经济失衡。这就是我国近十年来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并扩大的现象以及总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核心机制。
三、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解决总消费需求不足与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的关键
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与总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痼疾，影响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因此，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与社会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政府当前和长期的一个战略任务。为此，必须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实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由“企业古典产权制度”向“企业现代产权制度”转化
现阶段我国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基本上仍然是企业古典产权制度，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其他所有经济权利，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经济过程的决策。前面分析已经说明，正是这种企业古典产权制度决定了厂商的市场行为必然将工资定位在低点，从而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以及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
因此，必须促进民营企业的这种企业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过渡。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厂商的决策权不仅仅集中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而是与劳动者、社会、政府和知识共同参与企业决策，厂商的决策权由诸多力量共同掌握，这样可以从内在机制上克服将工资定位在劳动力价格水平甚至更低的行为，从而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以及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宏观均衡和构建和谐社会。
民营企业要取得更高的效率，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就要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多地赋予劳动者在生产中的财产权利，让劳动者参与生产、分配过程的决策，加速向现代企业的产权结构演化。
国有企业也需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对收入分配权、支配权、转让权、使用权、剩余索取权、经营决策权、经营监督权……等各项经济权利在不同的经济主体方面的配置和组合，通过这些权利的配置和组合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效率。这些经济主体包含生产资料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等等。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体之一，是产权配置和组合的主体之一，而不只是被配置的生产要素。这样可以从内在机制上预防将工资定位低水平的行为，从而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与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提供基础条件。
总之，对于国有企业，需要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对产权中各项经济权利的合理配置，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而对于民营企业，则需要实现从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产权制度转变。现代产权制度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2．实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同时，还需实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才能有效地解决总消费需求不足和收入分配差距偏大问题。
实行政府指导下的工资市场定价，制定工资增长指导线。在我国，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如果听任市场自发作用，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长期被定位在低点上，尤其是农民工和普通职工的工资，这将导致长期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以及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因为市场力量不可能确定出合理的工资水平，所以，政府必须介入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政府可以采取确定工资增长指导线的方式，以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企业利润增长率为指数，确定工资增长率，实现工资增长指数化，保证工资增长率不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企业利润增长率。这可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保证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与总供给的增长在宏观上达到均衡，消除总消费需求不足。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大增加社会消费需求，保证宏观经济均衡，防止出现产品过剩、经济衰退，而且保证了劳动者的利益，使劳动者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
农民工和普通职工人数众多，而且边际消费倾向高，他们的消费意愿虽强，却因为收入增长缓慢没有能力消费，如果增加他们的收入，将会迅速提高社会总消费需求，有效扭转宏观经济失衡的局面。
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中建立制衡机制。前面已经说明，在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处于分散的弱势状态，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方处于强势状态，具有垄断的特征，因此，工资常常低于劳动力价格。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应该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建立制衡机制，改变劳动者分散的弱势状态，使劳动者和厂商的博弈建立在双方力量基本均衡的基础上，从而使工资的市场定价能够趋于合理化，以保障我国宏观经济的均衡。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2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约束；环境成本；环境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05
人类的经济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环境的约束，经济增长也从来没有摆脱环境的制约，环境可持续发展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学过度重视了经济增长问题，但是，经济学从来没有漠视环境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30年来，世界各国和国家社会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在环境保护和经济活动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从追求增长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现代经济学理论也承继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环境问题。
一、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环境问题分析的简要回顾
在所有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包括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的理论，都有关于经济增长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论述[1]。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忽视环境的重要性，例如，剑桥学派的代表、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曾经说，“在某种程度上，仅有两种产品，即自然界与人类。人类自身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处的境况，其中自然界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一国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劳动和资本每年所能够生产的净产品总量是既定的’”[2]。这段论述表明，马歇尔把自然界和自然资源视为生产的根本性因素。在马歇尔之后，皮古在福利经济学中论述了环境对福利的影响，阿尔文•费雪在对资本做出各种定义时，将湖泊、河流等自然禀赋视为资本。郝特林在解释“后代需求”时提出的“使用者成本”在凯恩斯那里被用来解释“永久性收入”,即可持续性收入[3]。诚然，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只强调经济增长问题，如哈罗德、多马、索洛、萨缪尔森等假设产出是由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决定的，并假设自然条件给定，将自然环境排除在生产函数之外，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只是强调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与劳动替代率等因素[4]。但是，对自然环境因素的排除并未维持太久。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模型越来越重视自然资源稀缺性问题，如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Karl-Goran Maeler、剑桥大学的Partha Dasgupta、加拿大皇后大学的John Hartwick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Robert Solow等[5]。
二、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其一，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内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低的利率和低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紧财政-松货币政策”。
其二，压缩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左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货币-松财政政策”。
其三，在增加税收和压缩政府支出的同时，压缩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紧财政-紧货币政策”。
第二种情况是IS-LM模型均衡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水平没有超出了环境成本可承受的限度。见图3。
图3显示，由于环境成本相对宽松，国民收入水平可以从Y0增长到YH，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扩大经济规模。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政策方式中的任一政策方式达到：
其一，降低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使IS曲线向外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就从a点移动到b点。这种政策安排的结果是高的利率和高的产出水平，这种政策也称为“松财政-紧货币政策”。
其二，增加货币供给，使LM曲线向右移动，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c点，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货币-紧财政政策”。
其三，在降低税收和增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增大货币供给，这样IS-LM模型的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d点，保持利率不变的同时，使产出水平与环境约束相一致。这种政策称为“松财政-松货币政策”。
四、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
在标准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总供给曲线（AS）是综合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因素和价格变化因素而推导出的一条曲线。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将改变总供给曲线。这里为简便起见，只考虑在总需求分析中引入环境成本因素对商品市场的影响。见图4。
图4a)中，L表示劳动力，在资本（K）和技术（T）不变条件下，国民收入方程为Y=Y(L)，这是不考虑环境约束的标准经济分析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后，国民收入方程为Y=Ye(L)。如果LF表示充分就业，那么，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为LN，也就是说，考虑环境成本后的就业水平低于充分就业水平。
不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实际工资为wF，充分就业水平为LF，国民产出水平为YF，如果此时的商品市场均衡价格为PF，则名义工资水平为WF。图4d)显示了均衡价格为PF、均衡国民产出为YF的总供给曲线ASF。如果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且存在名义工资下降的刚性，那么总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表示为ASF的曲线部分；超过曲线部分的ASF则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表明价格水平提高，名义工资水平提高，但总产出YF不变。
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国民总产出水平将由YF降低到PH。相应地，劳动力需求由D降低到De，因此，实际工资水平为wH。由于名义工资具有下降刚性，出现价格水平上升的压力，价格水平由PF上升到PH。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总供给曲线为ASH。这样，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出现了失业LF-LN。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以下两种选择：
其一，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这样的结果是总供给曲线ASH向右移动到ASF。
其二，增大劳动力市场供给，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移动到Se，这样，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五、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
凯恩斯的收入-支出一般均衡模型是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基础,见图5。
在国民产出模型中引入环境成本约束。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名义工资是富有弹性的，因此AS曲线便是一条产出最大化点上的垂直线。图5d)中的AD线表示在不同价格水平下的国民收入的均衡状态，相应地又与图5b)中不同的总支出水平相联系，即当总支出E0(P0)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0，与总支出水平EF(PF)相关的价格水平为PF，P0>PF。
假设国民经济的初始均衡为总支出（E）与总收入（Y）之间的均衡，均衡点为E0。国民总产出水平为Y0，实际工资水平较低，为w0，此时的失业水平较高，为LF-L0。为了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使支出线由E0移动到FF，从而达到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总产出YF。经济刺激的干预措施同时也会增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曲线D0向DF移动，实际工资也随之由w0提高到wF。
上述模型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约束的凯恩斯总支出-总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如果考虑环境成本约束，则总支出线无法超越Eh(Ph)，那么，国民总产出也就只能够限于Yh。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工资水平为wh，失业水平为LF-Lh。
过去，一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措施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刚性和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影响[7]。现在看来，环境成本约束无疑也消减了经济刺激措施的效果。面对环境成本约束，政府消除失业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选择是：
投资于环境保护技术，保证环境资源高效率使用，从而使Ye(L)移动到Y(L)；
压低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工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将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外移动到Se。
六、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政策路径的简要归结
通过构建考虑环境成本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IS-LM模型，考虑环境成本的AS模型和考虑环境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引入环境约束的分析，不难得出在环境约束下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下，不同的经济增长政策路径可以作以下简单的归纳。见表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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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Growth: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Macro-economics
YANG Pei-l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3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推翻。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性障碍，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 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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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4
【关键词】 最低工资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买方垄断
最低工资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已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为了改善初级劳动力的收入状况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的一种手段，实质是通过强制性的立法把初级劳动力的工资提高到市场均衡工资之上，以此来实现社会公平。
国外对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资的经济效益产出方面，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以及对其他工资的影响等方面。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都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运行，他们认为这样会降低市场效率，进而给经济增长带来危害，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制度提出了批评，其中以斯蒂格勒1946年发表的《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最为引人瞩目。斯蒂格勒认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不仅对减少贫困未能起到作用，反而扭曲了资源配置。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持这种观点，认为最低工资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干扰。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及其在我国的表现
劳动力市场是一种生产要素市场，劳动报酬、职业稳定性、晋升机会等工作特征应由市场机制调节决定。而现实的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分割的、自成系统的不同市场、行业或者职位，在不同市场、职业或者行业中，劳动报酬等工作特征完全不同，缺乏横向的比较性。1954年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劳动力市场被很多的制度规则分割为许多更小的市场，作为制度规则运行的结果，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出现了。1971年皮特·多林格（Doeringers·P）和米切尔·J·皮奥里（Michael·J·Piore）发表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人力政策》一文，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正式诞生。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说明了劳动力市场典型的非竞争性，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就业和劳动报酬的影响。其中以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论最具典型代表性，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这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或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两种不同的市场在现实中各自表现为不同的系列特征：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或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的。两种不同的市场在现实中各自表现为不同的系列特征：一级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往往工资福利待遇较高、有较多的培训机会、工作流动性较小、就业稳定、失业危险小、工作条件好、管理过程规范、有很多的晋升机会，要进入此类劳动力市场工作，劳动者必须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学历以及较高的个人综合素质，这类市场上的工作者是比较有前途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高个人收入。与此相对照，二级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相当于竞争性市场，受供求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劳动的边际贡献和市场价格支付劳动报酬，有工资低、职业不稳定、管理不规范等特征。员工自主工作性较低、工资福利低、工作条件差、劳动力流动性高、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培训机会少或者没有、没有升迁机会。次要劳动力市场的进入壁垒较小，属于通用的职位，一般讲，次要来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不需要太多的培训，学历较低。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在我国是否有所体现？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主次劳动力市场工作特征差异比较明显，其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呈明显正相关性。而且无论主次劳动力市场，教育对收入的提升都是正面的，但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更为重要，这说明低收入者要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区就业，他们相信次要市场是低效率的信号。这进一步说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已经非常严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呢？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多重分割格局，主要是制度规则导致的（李建民，2002）。行政因素或者政策因素主导了我国的所有制、产业、城乡等多元化分割格局（杨宜勇，2001）。综合起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已有所体现，且表现出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与我国的所有者体制改革、城乡差距的扩大和产业分割现象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所有制分割。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统一、福利完善、就业稳定等特点，不同的人力资本劳动者的报酬差别不大，这必然引起人才流失。而新生部门则以民企为代表，其工资支付依照市场原则。国有企业的改革，分流出来的职工到底是进入新兴市场还是继续留在原有的市场准备自愿性失业呢？这种国有和非国企业的分别，对劳动者的就业选择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城乡分割。在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方面，户籍制度所受的指责最多，被认为是阻碍劳动力城乡自由流动的制度性约束，迁移者难以获得合法的工作机会和待遇。实际上，户籍制度不但起着就业保护的作用，而且因为这户籍制度关系着能否享受到各种城市福利的资格。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存在城乡差异时，这种市场分割程度就越发严重。
三是产业分割。产业分割是依赖与政府的垄断政策，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有丰厚的垄断租金，足以建立新式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这类市场排斥这个企业之外的求职者。这种分割不完全是旧体制的原因，更多的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引起劳动力在不同市场的流动障碍，各个市场的门槛和壁垒作为提高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效率的主要原因，而且容易引起一些寻租行为和违规行为。那么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工资较高，他们的均衡工资水平高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此时最低工资制度将不会发生作用。那么，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二级市场的影响。二级市场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是非熟练的初级劳动力，技术水平低，相互替代性较强，加之我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因而买方在交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决定有较大的发言权，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买方垄断市场，而不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完全竞争市场，这时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化。
二、买方垄断情况下的最低工资效应
由于买方垄断企业在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者，故其产品的边际收益与产品价格相等：即MRP=P。但是，由于此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再是完全竞争者，故其劳动力价格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常数，从而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不再等于劳动力价格。假设劳动力的供给函数为W（L），则成本函数为L？鄢W（L），于是，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函数（MLC）如下：MLC=[L？鄢W（L）]`=W（L）+L？鄢dW（L）/dL从上式可见，劳动力边际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劳动力的价格W（L），表示企业为增加使用劳动力所必须支付给新增加的劳动数量的价格，这是由于劳动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成本增加。第二个部分为L？鄢dW（L）/dL，其中dW（L）/dL反映了由于增加使用劳动力而引起价格的变动，故第二部分表明：企业所雇用的总劳动数量的变动导致了每个员工工资价格的变动。如图1所示，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收益曲线MRP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曲线MLC的交点确定了买方垄断企业的最优劳动使用数量，雇用数量决定于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当企业的劳动需求量确定为E0，时，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供给曲线S决定，即为W0。在这个市场上企业以低于均衡工资的工资雇佣了E0的劳动力，企业收益最大。
当工资率从W0上升到Wm，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雇佣Em个工人。但雇佣量却还是从E0上升到Em。于是，对于买方垄断的企业来说，强制性的工资率会同时提高劳动力的平均成本（也就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正是边际费用的下降才导致了企业在短期中扩大生产规模和劳动力的雇用数量。因此，如果对买方垄断的企业实行强制工资率，那么就可能会使得企业的工资率和雇用数量同时上升。以上我们分析的这种情况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图的情况下，只有当最低工资率被确定在W0和W1之间时，雇佣量才会上升。如果最低工资率位于W1以上，它会导致MLC的提高，雇用水平会下降到E0以下。第二，图1中的MRP曲线是固定的，也就是说这只是买方垄断企业对最低工资的短期反应。
所以，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垄断的状况时，如果不存在其他干预，则垄断买主所雇用的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处处都高于其供给价格，雇用数量决定于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即图中的E0点。如果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则垄断买主成为一个价格接受者，此时雇用水平上升到Em.因此，如果高于原先的W0，低于竞争性工资W1，则最低工资标准会使就业增加。如果Wm=W1，则雇佣量上升到竞争水平，一旦Wm>W1，则雇佣量就会下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最低工资政策是减少还是增加就业，还是对就业没有影响，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具体状况。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最低工资的实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就业；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垄断的状态，且最低工资水平合适，那么这一政策还会增加就业；如果雇主减少员工的其他福利，这在客观上会削弱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
三、结论
在短期内如果能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在W0和W1之间），最低工资制度在提高劳动着工资的同时也能够提高雇佣量。从长期来看，工资率的提高会产生替代效应，即用相对廉价的资本替代劳动，从而使雇佣量减少。但是，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2020年劳动力供给将比2010年减少619万，以后劳动力的供给会逐年下降，工资率的上升所引起的替代效益可以减轻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也是符合我国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的发展战略。所以，在短期内最低工资制度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减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从长期来看也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效率。因此，根据经济学家们对最低工资的研究以及目前中国的现实，应该将最低工资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制定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制定以后如何去执行，对于不执行的行为，该采取怎么样的处罚和挽救措施以及这一政策在中国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等问题上，而不是仍然继续停留在要不要实行这一制度的争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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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5
关键词：新古典综合派 新剑桥学派 凯恩斯 时间维度
凯恩斯之后，在对凯恩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上，以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美国剑桥）与以罗宾逊夫人、卡尔多、斯拉法等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英国剑桥）就资本理论、分配理论、发展理论等众多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形式上则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在如何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这个问题上，两个剑桥学派之间同样充满了分歧，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就是他们对于凯恩斯如何认识和处理时间的不同解读。
凯恩斯革命以及凯恩斯对时间的处理
在凯恩斯之前，由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供给将创造自己的需求”原理以及货币中性原理等早已深入人心。对这些基本原理的信仰使得经济学家们相信：真实工资的迅速调节能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因此，充分就业均衡是劳动市场的常态。过去的历史对现在没有什么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现在也没有什么影响。凯恩斯试图摧毁这些传统，对于时间维度的处理就是他破旧立新的突破口。
凯恩斯认识到“在生产者付出成本到最后的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期间，往往是有一段时间间隔的，有时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雇主无法确定产品在未来的销售情况，只能尽量做一个最好的期望值。只要生产需要时间，雇主就只能依靠这些期望值。雇主们脑海中的这些期望值决定了雇主提供的就业量。期望值一旦变化，就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逐步地影响到就业量。任意找出一个时点，这个时点上的就业量不仅取决于现在的预期状态，还取决于过去某段时期中的许多预期状态。但由于过去的预期已为今天的资本设备所包含，所以就业量就可以在参考今天的资本设备的情况下，根据今天对未来的期望值而定。
可见，凯恩斯在发展自己的就业理论的时候，通过使用预期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结在了一起。过去包含在资本存量中，但人们却苦于无法突破对于未来的无知，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投资量会出现剧烈的变化，就业量也会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化，非自愿的失业将会出现，充分就业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而已。
凯恩斯在其经济理论中，将经济周期归结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交互作用，但最终还是归结为人们对未来的处理。人们在面对时间的时候，既有理性的一面，又常常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人无法冲破时间的藩篱，最终必被时间戏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体现的正是时间的力量。
在凯恩斯之后，出现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所倡导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以罗宾逊夫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倡导的后凯恩斯经济学。二者之间都宣称自己才是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真正继承人并展开了激烈论战，史称两个剑桥之争。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的“均衡式”解读
新古典综合派区分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的理论以及一系列基于凯恩斯理论的新成果被综合在一起形成宏观经济学。这种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继承了凯恩斯的积极干预的政策主张并保留了凯恩斯总需求-总供给的分析框架。但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这种修正和发展主要是去掉了凯恩斯分析中的非均衡理论，而使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和改造。将凯恩斯的理论又带回了瓦尔拉斯的均衡世界。
希克斯于1937年4月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种建设性的解释”的文章，提出了IS-LM模型的最初形式。此后，用IS-LM模型解读凯恩斯就成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做法。从IS-LM模型中可以方便地推导出总需求曲线AD，总供给曲线可以通过短期生产函数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推导出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将凯恩斯理论的要点用四个方程联立的方程组表达：
商品市场均衡，IS方程：i（r）=s（y）
货币市场均衡，LM方程：M/P=L（r，y）
劳动力市场均衡：D（W/P）=S（W/P）
短期总量生产函数：y=y（N，K）
其中，i表示实际投资，s表示实际储蓄，r表示实际利率，y表示实际产出，M表示名义货币供给量，P表示名义价格水平，L表示货币需求，W表示名义工资水平，N表示就业量，K表示短期中固定的资本数量。联立前两个方程可以得到总需求方程，联立后两个方程可以得到总供给方程，联立总需求方程和总供给方程就可以得到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水平。上述模型可以用图1来表示。在图1中，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点，E点对应着方程组的解。均衡价格水平为P0，均衡产量为y0。要保证上述模型的成立，三个假设条件是不可缺少的。第一，价格具有完全弹性；第二，价格预期具有单位弹性；第三，不存在货币幻觉。第一个假设条件完全忽略了凯恩斯关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论述，第二个假设条件完全忽略了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因此，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通过去掉凯恩斯理论中的非均衡思想，将凯恩斯的理论又强行纳入了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
新剑桥学派的历史观
新剑桥学派的后凯恩斯经济学不同意新古典综合派的上述做法。认为这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刻意歪曲。既忽略了凯恩斯关于价格刚性的论述，也完全没有涉及分配问题。由于储蓄分为资本家储蓄和工人储蓄，简单假定投资等于储蓄就是不合理的。罗宾逊夫人曾指出稳定均衡的实现至少依赖于六个条件：实际工资与人均产量同步增长；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保持恒定；资本存量与人均产量在扩张速率上保持一致；储蓄率恒定；投资能保持必要的速度；稀缺约束能被技术进步所打破。罗宾逊夫人随即论证，这六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在现实中都难以实现。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将凯恩斯理论拉回一般均衡轨道的做法是太过于天真。
在新剑桥学派看来，凯恩斯革命的真正精髓就在于从均衡观走向了历史观。均衡观认为经济变量在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力量的相互作用之下可以达致一种均衡状态。无论是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利息率还是就业量等，都会在市场供求的作用下达致各自的均衡状态。不难发现，均衡观在解释经济运行时持一种静止的、永恒的观点。历史观则要通过对时间的引入来打破均衡观的藩篱，采用历史观，就意味着要正视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不同，要正视导致经济系统当前状态的历史因素和其面向未来时的不确定性。就像罗宾逊夫人指出的那样：“现在就是介乎已逝的过去和未卜的未来之间的时刻”。罗宾逊夫人强调从均衡观走向历史观是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而新古典综合派却将凯恩斯理论置于均衡框架之下，使得凯恩斯的理论与真实的、历史的时间相脱节，变成了纯粹的毫无历史特征的数学模型。
为了表明均衡观和历史观之间的区别，如图2所示，根据均衡观，均衡的物价水平是在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交点处决定的。开始的时候，均衡的物价水平以P0来表示。后来，由于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动到了AD1，均衡物价水平因此从P0上升到P1。
但这显然不符合凯恩斯本人的观点，凯恩斯认为物价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货币工资率。而一个国家的货币工资率则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并受到近期能够影响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那些因素的影响。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有关货币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的观点是对均衡观的重要否定。另外，新剑桥学派在其价值理论中，突出强调利润加价对于价格的影响。利润加价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独特的历史特征。在分配和增长理论中，他们强调分配状况取决于投资率，投资率的变化受到历史、制度、习俗、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新古典综合派和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着共同的努力方向，那就是通过高度抽象和数学化、形式化来构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可以超越历史、超越国别、超越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直至超越了时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的经济理论完全抛弃了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而局限于人与物的关系的分析。只要一个社会中还在使用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他们的理论就是适用的。与之相反，新剑桥学派强调用历史观去替代均衡观，强调过去是不可逆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罗宾逊夫人写道：“时间在两个显著的方面不同于空间。在空间中，物体从A向B的运动可以改变为物体从B向A的运动，但在时间中，可行的总是最为严格的单行线交通规则。在空间中，从A到B的距离与从B到A的距离其长短是一样的，但是在时间中从今天到明天的距离是二十四小时，而从今天到昨天的距离则是无穷远，就像诗人常说的那样”。因此，新剑桥学派强调经济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应该与特定的制度、文化相适应。
对两个剑桥之争的评价
在两个剑桥的争论中，以新古典综合派取得完美胜利而告终，新古典综合派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而新剑桥学派则被打上了“异端”的标签。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首先，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和政策符合西方国家政府的利益。美国这一时期的繁荣和霸主地位的确立也是人们相信新古典综合派所宣扬的混合经济制度的力量。其次，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有效需求管理的思想纳入一般均衡轨道的做法受到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欢迎。最后，美国剑桥一直试图塑造“科学化”的经济学，而英国剑桥则坚守了经济学是人文学科的信念。但是，事实上，在对凯恩斯思想的解读上，新剑桥学派的确更加接近凯恩斯的原意。凯恩斯的《通论》中充斥着非均衡的分析，其对于历史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强调也迥异于后来的新古典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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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范文6
关键词 生活质量 支付意愿 住房成本
一、 引言
Roback（1982）的经典理论表明，在开放的城市体系（An Open System of Cities）中，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同时实现均衡。在均衡状态下，一个城市土地租金的溢价（相对于基准城市而言），综合反映了其生产力水平（通常用工资反映）溢价和城市生活质量（或称宜居程度）的溢价。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地租与工资水平之差的城市间差异能够很好地被反映城市生活质量的宜居性因素所解释（见Gyourko and Tracy，1991；Glaeser et al.，2001；Gabriel and Rosenthal，2004）。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里，户籍制度曾严格限制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各个城市间的劳动力流动，使得各个城市形成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但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
*郑思齐，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房地产研究所，Email: zhengsiqi@tsinghua.省略，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何善衡楼，邮政编码：100084；符育明，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系，Email: fuym@nus.edu.sg；任荣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Email: rongrong.省略. 本文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973065）、新加坡国立大学科研基金（R297000079112）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9&ZD042）的资助。我们诚挚地感谢2006年波士顿AREUEA年会、西南财经大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7年新加坡APRU房地产研究论坛上各位学者提出的建议。本文的研究同样受益于与傅十和、陈钊、陆铭和WenChi Liao的交流。感谢曹洋和张英杰为本研究做出的杰出协助。
2011年第2期 郑思齐 符育明 任荣荣 居民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偏好：从住房成本变动和收敛角度的研究
2011年第2期
以来，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户口对劳动力转移的约束已经很小（尽管户口对于福利的获取仍有重要影响，详细的制度背景可参见陈钊和陆铭（2008）），并且随着城市土地市场的建立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城市住房市场的自由度也得到明显提高。在过去30年间中国每年的城市化率增加约1.4个百分点，近年来新建住房中商品住宅的比重也已经超过70%。这些市场力量正在逐步推动各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从而使城市地租水平向其生产力溢价和生活质量溢价所共同决定的均衡水平进行动态调整。Zheng等（2009）利用中国80余个城市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确对城市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支付意愿――宜居性特征越好的城市，房价水平也越高。郑思齐等（2008）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
中国城市愈加整合的劳动力市场为我们研究居民家庭对各种城市宜居性特征的支付意愿提供了机会。我们利用1998和2004两年国家统计局所进行的大规模“城镇住户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以下简称UHS）数据，遵循大量学者对地租和房租进行跨城市Hedonic回归分析的方法，借助于住房需求方程，从住房成本中剥离消费者对城市宜居特征的支付意愿（Gyourko et al.，1999；Kahn，2004）。我们的研究可以回答以下问题：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是否仅仅由收入所驱动？他们是否会被城市的宜居性特征所吸引？
中国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中独特的制度变革也为我们检验住房价格（租金）调整的动态过程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劳动力流动性的日益提高推动各城市的地租和房租（在本文中以住房需求方程中的住房成本表示）向由生产力和生活质量共同决定的均衡水平收敛。本文对“租金收敛方程”的建立和估计将揭示住房成本在1998年到2004年期间的这种动态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扣除工资水平后的住房成本的城市间差异可以很好地被城市的宜居性特征所解释：宜居性特征（比如适宜的气候、绿化面积、道路容量、医护服务的可得性，以及平均教育年限等）越好的城市，其值越高；而对于负向宜居性特征（比如SO2排放和交通拥堵）更多的城市，该值更低。我们还发现当前的房价偏离均衡水平，并正以每年缩小现有差距10%的速度向均衡水平收敛。更进一步，高技能劳动力对城市生活质量的支付意愿偏高，并且更加看重城市的人力资本质量，这反映了城市人力资本的外溢效益。
本文的研究发现与现实中人们的普遍感觉基本一致：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伴随着居民收入和劳动力流动性的显著增加，居民对城市生活质量的需求正在逐渐增强。我们的研究发现居民对于生活质量的支付意愿越来越高，这一现实意味着社会公众对于改善城市环境的各类公共政策会给予更大的支持，这无疑将提高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可行性。
二、 研究方法
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推导城市中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的长期均衡条件，在此基础上考察当前的市场是如何向该均衡水平调整和收敛的。基本思路来源于Glaeser等（2001），首先从消费者效用函数入手，这里假定其服从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的形式。以H表示居民家庭住房消费量，其他商品消费量记为X，则效用函数可表示为u=θHα•X1-α，其中，θ表征城市生活质量。预算约束为PH•H+X=W，其中PH是单位住房服务的价格（房租），W表示工资，其他商品的价格标准化为1。一阶条件为H(PH,W)=αWPH，其中α为住房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重，0
ln(PH)=1αu/k)〗如果我们假定效用为CES效用函数，住房价格的工资弹性同样大于1（仅当住房为不可替代的情况下，弹性为1）。效用函数的形式并不会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1)
公式（1）表示了城市内部的工资水平（表征生产力水平）、生活质量和住房租金的长期均衡状态。对于自有住房者，这里的住房租金是指应计租金（按照房价折算的住房所有权成本），因此对于自有和租赁住房的家庭，住房租金均是指住房成本水平。这一均衡条件表明，人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居住在一个城市中，或者是由于该城市的生产力水更高，从而能带来更高的工资收入；或者是城市生活质量更高。城市生活质量可以具体化为城市中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宜居特征。有形的宜居性特征包括自然条件，比如适宜的气候和美丽的山景或海景；环境特征，比如清洁空气和绿地；以及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比如公立学校、医院和治安服务。无形的宜居性特征主要是指城市中的社会环境或氛围，例如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能够创造更好的社会互动和学习机会，多彩的城市生活也增添了城市的魅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Roback（1982）的研究中，她同时考虑了劳动力和企业以导出工资、房租和生活质量在城市间的空间均衡。对于劳动力，她同样也利用了间接效用函数以得到市场均衡条件；对于企业，她利用了生产函数推导出了企业的均衡选址决策。本文研究中，我们假定工资水平（城市生产力）外生，并只考虑劳动力以简化问题。在这一假定条件下，Roback的逻辑框架将得出和上述一致的结果，即Wθ0。上述对工资水平为外生的假设是一种简化的处理手段，但并非没有道理――对城市的宜居性特征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了生产力尚无确切结论。
将式（1）对时间（t）求微分，我们得到上述三个关键变量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在均衡状态下，每个城市的效用变化应该是相同的，因此存在：
u •/k=W •+θ •-αP •H(u •=0),或P •H=1αW •+θ • (2)
其中，工资增量为W •=dW/dtW，生活质量增量为θ •=dθ/dtθ而房租增量为P •H=dPH/dtPH。
公式（2）表明了如果开放城市体系一直保持均衡，房租将如何随着城市生产力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变化。生活质量的提高可能来自两方面，其一是城市宜居性特征本身的改善（比如更好的空气质量和得到缓解的交通拥堵）；其二是人们变得更加富裕后，对于生活质量更加看重――相对于过去，他们愿意为居住在更加宜居的城市中支付更多的房租溢价。
注意到式（2）是一个等式，是假设市场已经处于式（1）所定义的长期均衡状态下。但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存在偏离这个长期均衡状态的波动，日益增强的劳动力流动性将促使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同时出清，从而推动住房租金向该均衡水平收敛。为刻画这一动态的收敛过程，采用误差修正模型的形式，我们在式（2）中加入收敛项，建立了如下的“住房成本收敛方程”（（3）式）：
P •H=β1+β2W •+β3θ •+λ
(3)
其中，β2,β3,β4,β5>0。考虑到真实的效用函数可能并非绝对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我们放松了对系数的限制：允许β2可以不同于β3；同样β4不一定和β5相同。在式（3）中，租金的调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向着工资溢价和生活质量溢价所决定的均衡水平收敛（方括号中的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当期城市生产力增长和宜居性特征变动等市场波动所引发的租金波动（方括号外的部分）。方括号中的部分实际上度量了当前住房租金水平和长期均衡水平之间的差距，前面的收敛率λ理论上为负值，反映了租金向其均衡水平收敛的速度。当租金在某期内低于其长期均衡水平时，方括号中的值为负，与λ相乘得到一个正值，因此在该期住房租金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以缩小差距；反之亦然。
三、 数据和实证策略
进行本实证研究的最大障碍在于目前中国缺少系统性的住宅价格指数数据。目前公开房价数据的机构包括国家统计局的“70指数”，中国指数研究院的“中房指数”等，但它们都有非常严重的缺陷，例如并非同质可比，并非市场交易价格（而是开发企业自行填报的价格或销售人员的报价），同时这些指数序列都比较短，且仅局限于少数的几个大城市。更重要的是，这些价格指数中会包含投资和投机的成分，并非Roback模型中严格意义上的住房消费成本。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年度城镇住户调查微观家庭数据，借助“住房需求方程”间接导出住房成本及其变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方法所导出的是“住房成本”，即住房消费所对应的住房成本。短期内的房价可能会因为预期和投资性购房等因素存在较大的波动，但住房消费需求却能够较为平滑地反映居民实际的住房成本及其变化，并不会随当地住房市场的短期波动而产生过于剧烈的变动，这与Roback（1982）经典模型中“住房租金”的含义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利用微观家庭数据的一个优势。在下文中我们将其通称为“住房成本”更严格地说，我们通过住房需求方程间接导出的是自有住房者的“住房所有权成本”（Cost of Homeownership），以及租赁住房者的住房服务成本（Cost of Housing Service）。匿名审稿人正确地指出，对于自有住房者而言，住房投资动机也可能会影响住房所有权成本（例如预期未来价格上涨将降低住房所有权成本，带来更大的住房需求）。不过，由于调查对象全部是居住在该住房中的家庭（不包括完全买房投资的家庭），所以消费动机应该占主导。当然我们承认这里面会存在一些偏误。不论是“住房所有权成本”，还是“住房服务成本”，均是住房成本的概念，故这里统一采用“住房成本”这一说法。。
年度城镇住户调查由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开展，涵盖了全国的百余个城市。附录Ⅰ介绍了样本的抽样方法以及样本在各个城市中的分布情况。该调查提供了详细的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以及家庭特征和房屋属性等。我们所拥有的数据库涵盖了84个城市1998和2004两年的微观家庭样本。由于自2002年以来该调查才开始收集家庭住房的“当前市场价值”信息，因此，本研究中数据的一个缺陷是，只有2004年的样本有“当前市场价值”信息，而1998年的样本则没有。对于这一缺陷，我们只能在实证研究中进行策略性处理。
本文对住房成本的计算分为两步。第一步，利用Hedonic模型，测算出1998和2004年调查样本中每个家庭的住房消费量；第二步，将1998年和2004年的数据汇总，估计以住房消费量为因变量，家庭收入、住房成本指数和其他控制变量为自变量的住房需求方程。住房需求方程右侧的住房成本指数是未知的，我们用“住房租金收敛方程”替代之。借助于这一步的估计，我们就得到了宜居特征在住房租金收敛方程中的隐含价值。
（一） 住房消费量的测算
首先，我们利用2004年的调查样本（含有住房“当前市场价值”信息），对于不同省份分别估计Hedonic方程。模型中包括了可观察到的住房属性特征，比如面积、户型和基本设施（卫生间、取暖设施和厨房等）。很遗憾，该样本没有住房在城市中的地理位置信息，因此我们无法加入区位变量，但由于户型和其他住房设施变量与住房在城市中的位置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例如靠近城市中心的住房通常面积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一问题。通过估计Hedonic方程，我们得到了2004年各项住房特征的“隐含价格”。附录Ⅱ的表A2列示了各项住房特征的样本统计情况；附录Ⅲ中说明了研究所采用的Hedonic方程形式。之后，我们利用上述分省的Hedonic模型估计1998年和2004年样本的住房价值（即把住房特征的数值代入Hedonic方程，求取因变量的估计值），以此来衡量住房消费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估计住房价值，并非求取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价值”（特别是对于1998年的样本而言），而只是利用住房特征向量与它们的隐含价值向量相乘，得到一个用货币形式表示的住房消费量。我们关注的只是各个住房特征的隐含价值的相对大小，而并非隐含价值随时间的变化。我们假定隐含价值向量在不同年份之间不变，这样住房特征的变化直接反映为住房消费量的变化。当然，原则上我们可以利用任意年份的隐含价值向量来做这样的处理，这里采用2004年只是因为只有在该年我们可以得到“当前市场价值”的信息。当然，与任何其他的Hedonic研究一样，我们对于住房消费量的计算仍然存在计算误差，这种误差主要来自于Hedonic方程中的遗漏变量问题。
（二） 城市宜居性特征溢价的估计
1. 基本的住房需求方程
定义第t年，城市k中的住房成本为Pkt=Pk•pkt，其中Pk为基准时间（1998年）城市k中的基准住房成本（以北京为默认城市）；而 pkt 为t时点城市k中的住房成本指数（研究中将1998年的pkt标准化为1）。t时点城市k中家庭j的房屋价值记为MVjkt =Pk•Qjkt，其中Qjkt 是住房消费量。根据住房需求方程，该住房消费量是包含收入在内的家庭特征以及住房成本指数pkt的函数。
我们将1998和2004年的样本合并在一起，估计第t年，城市k中的家庭j的住房需求公式，其中t=1998，2004：
ln(MVjkt)=ln(Qjkt)+ln(Pk)=α0+α1•ln(Yjkt)+α2•ln(YPjkt)+α3•ln(YAjkt)
+α4•ln(AGEjkt)+α5•HSIZEjkt+α6•ln(pkt)+ln(Pk)(4)
其中Yjkt，YPjkt和YAjkt分别表示家庭的当前收入、持久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AGEjkt 表示户主年龄；HSIZEjkt为家庭规模。系数α1和α2为收入弹性系数，而α6表示价格弹性，理论上应该为负值。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方程中，α6被设定为-1，我们在实证研究中也沿用这一设定。因为1998年的pkt被标准化为1，所以有：
ln(pkt)=ln(pk,2004)-ln(pk,1998)=p •k
2. 嵌入住房成本收敛方程的住房需求方程
我们将式（3）中的住房成本收敛方程嵌入住房需求方程，以替代未知的住房成本增长率，这样我们就能够估计出住房成本的变动和收敛情况。
这里设定一系列城市宜居性特征（向量Q是一个包含J 种城市特征的1×J阶向量）来量化其居住质量，比如季节温度、人均SO2排放量、人均绿化面积、医院数量、教育和娱乐设施数量，以及平均人力资源水平等等。居住质量指数是宜居性特征向量与其隐含价格（支付意愿）向量相乘得到的标量，可以将之记为θ=Qσ′, 其中σ是居民对各种城市宜居性特征Q的支付意愿向量。我们采用1998年各城市的宜居性特征，以避免内生性问题。同时，因为在研究期内（1998―2004）绝大多数城市的宜居性特征的改变都非常缓慢，所以我们假定Q=0。在此基础上，住房成本收敛方程可以写为（5）式：
ln(pkt)=p •k=ω1+ω2W •k+λ(P1998,k-ω3W1998,k-Q1998,kφ′)
(5)
式中的W •k为城市k中的工资溢价变动，Qk为城市k的J项宜居性特征的1×J向量，φ=(1,…,j,…,J)为Qk的系数向量，房价收敛率λ0，所以对应变量Qj(j=1,…,J)前的系数j如果为正，则表明该城市宜居性特征Qj是人们所喜爱的，具有正的溢价；如果该系数为负，则表明该宜居性特征是人们所厌恶的，具有负的溢价。考虑到研究中不同变量的量纲不同，比如温度的单位为摄氏度、而人均绿化面积为平方米，所以本文主要关注各项城市宜居性特征变量前系数的符号，而非具体数值。如果能够得到一个显著为负的λ值，则表明住房成本偏离其均衡水平，并且正在向均衡水平收敛；λ的绝对值则反映了收敛的速度。
我们将式（4）中的ln(pkt)替换为式(5)，并将基准期的房租水平P1998,k 替换为城市固定效应ck, k=1,…K。在实证模型的估计中，我们将1998和2004 UHS 的样本数据汇总，同时遵循柯布道格拉斯效用方程的假设，将价格弹性设定为-1，以简化方程的估计。注意1998年的pkt 设定为1，所以我们的实证模型为：
ln(MVjkt)=α0+α1•ln(Yjkt)+α2•ln(YPjkt)+α3•ln(YAjkt)+α4•ln(AGEjkt)
+α5•HSIZEjkt+α6ω1•I2004+α6ω2•W •k•I2004
+λα6•P1998,k•I2004-λα6ω3•W1998,k•I2004
-Q1998,k•(λα6•φ′)•I2004+P1998,k+ζjkt
=α0+α1•ln(Yjkt)+α2•ln(YPjkt)+α3•ln(YAjkt)
+α4•ln(AGEjkt)+α5•HSIZEjkt-ω1•I2004-ω2•W •k•I2004
+(1-λI2004)•∑Kk=1Ck+λω3•W1998,k•I2004+Qk•(λ•φ)•I2004+ζjkt
(6)
上式中的I2004是一个哑元变量，样本为2004年则为1；ζjkt 是残差项。更加整合的劳动力市场和更高的城市间劳动力流动性将加速城市的住房成本向其长期均衡水平的收敛，也将导致更大的λ值（绝对值）。因为λ为负，Qj(j=1,…,J)前的负系数表明该项宜居性特征与其长期的房价均衡水平正相关，是一种正的宜居性特征，存在正的溢价。
3. 可能存在的估计问题
上述实证策略的一个潜在缺陷就是很难区分城市生产力上升（W •）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在开放的城市系统中，家庭将会对居住在有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城市中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从这个角度看，W •有可能和房价水平正相关，也就是与住房消费量负相关――这是W •的价格效应。但与此同时，城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使家庭产生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居住在高生产力城市中的居民可能会预期未来收入会较快增长而增加当期的住房消费量。方程中的持久收入变量YP可能并不能够充分的捕捉这种收入效应，所以W •也可能与住房消费量正相关。因此，W •的最终效果取决于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这两种相反效应的强弱对比。在进行模型的实证估计时，我们的确发现W •k的显著性和绝对值大小也会影响到方程中其他变量的估计。为得到宜居性特征溢价的更为准确的估计值，我们对W •k的系数ω2加以约束：根据式（2）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方程，W •的系数为1α（α为家庭住房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其取值范围为0
另外，在这一步的估计中，我们在控制了家庭收入以及其他一些人口统计特征（比如家庭规模、户主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等）之后，假定其余所有影响住房需求的因素都是通过住房价格而产生作用的。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化的假定，例如观察得到的家庭收入变量（Yjkt, YPjkt和YAjkt）可能并不能够充分的反映不同城市中家庭的购买力差别，许多实物收入并未包含在收入变量中，这些实物收入在不同城市间可能存在差异性，这样也就导致估计出的价格效应包含了实物收入的城市间差异。为了改善这一问题，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变量CNSMPRkt，它是第t年城市k中人均消费与收入的比值。理论上，如果家庭能够得到更多的实物支付，就会节省更多的消费支出，因此该变量与城市的实物收入水平负相关，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工具变量放入模型。
最后，一些遗漏变量仍然存在于式（6）的误差项中，其中一些遗漏变量可能在城市间呈现系统性变化，而另外一些可能与家庭特征相关，我们在实证过程中简化假定这两部分是彼此相互独立的。
（三） 实证研究中的主要变量说明
1. 城市宜居性特征
我们构建了一系列的城市宜居性特征变量，用以描述城市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既包括有形的自然条件和城市环境，也包括无形的社会环境。这里简要介绍这些变量的具体含义。
（1） 自然条件
城市温度指数（CTEMPINDEX）
我们设定了一个综合的温度指数以衡量城市气候的宜居程度。利用每个城市2004年的最高温度（CHIGHTEMP）和最低温度（CLOWTEMP）对于所有城市层面的变量，我们均应用1998的数值以避免内生性问题。但我们并没有得到1998年城市温度的数据，因此用2004年的温度数据替代。由于城市的气候条件在短期内并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变，这种处理方法是可以接受的。，采用式（7）计算得到温度指数（CTEMPINDEX）：
CTEMPINDEX=(CHIGHTEMP-CHIGHTEMPmin)2+(CLOWTEMPmax-CLOWTEMP)2（7）
其中CHIGHTEMPmin是2004年84个城市最高温度的最小值；CLOWTEMPmax是2004年84城市最低温度的最大值，这两个数值确定的点为“最宜居气温点”，如图1所示。因此上式计算的温度指数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气候距离“最宜居气温点”的“距离”。该值越大，则表明该城市的气候越不适宜。
图1 “温度指数”构建示意
（2） 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CSO2GDP）
我们用1998年各城市单位GDP的SO2排放量（吨/百万元）作为衡量城市空气质量的指标，以CSO2GDP表示。
绿化面积、道路密度和人口密度综合指标（CPHMNTY）
其他三个可得的反映环境水平的变量是人均绿化面积（CGREEN）(平方米/人)、人均道路面积（CROAD）(平方米/人)以及人口密度CDENSITY （万人/平方公里）。如果将这三个变量同时放入模型将可能产生两个潜在的问题：第一，CGREEN，CROAD，和CDENSITY可能与模型中其他被忽略的宜居性特征存在相关关系；第二，在城市样本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在回归中引入这么多城市环境特征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我们通过主成份分析法将这三个变量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标CPHMNTY引入模型该综合指标的计算方法是：CPHMNTY=。权重系数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挖掘数据内部关系自动给出的。。
（3） 社会因素
医疗服务的可得性
我们用每万人的医院数量（CHOSPITAL）来衡量城市医疗服务的可得性。
人力资本水平
我们搜集了1998年各城市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CEDU，以反映该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增加城市中非市场互动的学习机会，这也正是城市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外部性（Glaeser and Mare，2001；Rauch，1993）。
以上大多数城市宜居性特征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人力资本水平是直接从我们的微观家庭样本中计算得到的。
2. 城市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率
由于我们的微观家庭样本中含有劳动收入以及户主人力资本特征的丰富信息，我们通过估计“持久收入方程”获得每个城市的工资水平变动（反映城市生产力水平的变动情况），即式（6）中的W •k。对于城市k中的家庭j而言，其持久收入方程是典型的明瑟工资方程：
ln(Yjkt)ln(YPjkt)+μjkt=f(Zjk,t)+μjkt，其中
f(Zjk,t)γ0,t+γ1,t•GENDERj＋γ2,t•ln(AGEj)+γ3,t•YSCHj
+γ4,t•HSIZE+γ5,t•INDj+γ6,t•EMPj,t+γ7,t•CITYk,t（8）
Yjkt即家庭每年的劳动收入，由持久收入YPjkt及余项μjt两部分组成，后者可以被认为是暂时性收入。持久收入表达为方程f（Zjk，t），其中Zjk是一个向量，包含户主性别（GENDER）、年龄（AGE）、受教育年限（YSCH）/家庭规模（HSIZE），表征户主是否从事服务业的哑元变量（IND），表征从事单位性质的一系列哑元变量（EMP，包括国有或股份制企业，私企或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以及城市固定效应（CITY）。上述变量的定义及样本统计量见附录Ⅱ。表1列出了对于1998年和2004年分别估计方程（8）的回归结果。
通过计算W •k=f（Z*jk，t=2004）-f（Z*jk，t=1998），估计出每个城市的工资率变动，其中Z*jk所包含的户主及家庭特征，采用两年样本合并后所有城市的均值，其含义是定义一个“代表性家庭”，观察该家庭在不同城市中两年间的工资变化。
表1 1998和2004两年的持久收入方程
四、 实证研究结果
（一） 估计宜居性特征的溢价和住房成本收敛率
对方程（6）的估计结果见表2，数据基础是1998年和2004年的微观家庭样本，剔除了户主失业的家庭。表中列出了全样本、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三组样本各自的估计结果。这里定义的高技能劳动力是指拥有12年以上的受教育年限的劳动力，高技能组占全部样本总数的33%。
可以看到，住房需求会随着当前收入和持久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在西方成熟的住房市场中，通常持久收入对住房需求有显著影响，而当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住房抵押贷款能够在家庭生命周期中平滑住房消费。这里，当前收入水平的显著影响可能与目前中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不成熟有关，意味着许多城市家庭依然面临着流动性约束，无法根据其持久收入来平滑住房消费。另外，住房需求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而增长，其弹性范围在0.15~0.25之间；家庭规模同样和住房需求正相关，每增加一个家庭成员将提高住房需求5%左右。
我们先看针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列（1））。R2显示，该方程能够解释67%的住房消费量变动。λ显著为负，其值为-0.593：意味着现在的住房成本偏离其长期均衡水平，而且正在以每年10%（六年60%）的水平向均衡水平收敛。需要强调，这并不意味着6年后住房成本将等于长期均衡水平。很明显，长期均衡水平也是在动态变化的，因此这完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每一项宜居性特征前的系数是该项特征长期溢价水平的λ倍（见式6），因此我们只要将这一系数除以λ就可以得到该宜居性特征的溢价。当然，我们的兴趣仅在于其符号，而并非系数的具体数值。由于λ为负值，所以某个特征前的系数为正意味着该特征是负的宜居性特征，具有负的溢价，反之依然。可以看到，“温度不适宜性指数”（CTEMPINDEX）的系数在5%的置信度下显著为正，所以其具有显著为负的溢价，符合预期，表明居民为居住在舒适气候的城市具有正的支付意愿；同样，人们也愿意为清洁的空气（CSO2GDP）支付正的溢价，但这种效应并不显著。变量CPHMNT的系数具有显著的负
表2 住房成本收敛及宜居因素溢价的估计结果
因变量：Log（MV）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通过White异方差一致性标准差及相关性估计得出。其中*** 表示1% 的水平下显著， ** 表示 5% 水平下显著，* 表示 10% 水平下显著。样本剔除了户主无业或已经退休的家庭。城市固定效应包含在内但并未列出。因为部分家庭没有财产收入，所以我们通过设定ln（YA+1）对其进行处理，以避免回归误差。
号（t=-5.4），这意味着人们对于居住在有更多绿化面积、更多道路容量和更低的人口密度的宜居城市有很强的支付意愿。类似地，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可得性（CHOSPITAL）也有很显著的正向支付意愿。更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CEDU）代表着一个城市中有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这将提高非市场互动的质量和增加学习的机会，该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t=-3.4），同样意味着居民愿意为居住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支付更高的房租溢价。
（二）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对城市生活质量支付意愿的差异性分析
进一步，我们再来观察高技能的劳动力是否会对城市生活质量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这是因为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较高，因此可能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我们分别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再次估计方程（6）。在每一个回归之中，CWAGE98和W •的数值都是基于各自的分组样本重新计算的，回归结果列于表2的第（2）和第（3）列。
对比两列可以发现，高技能劳动力确实对于城市环境的综合性指标CPHMNTY具有更显著和更高的支付意愿。绿化面积、道路容量以及拥堵都属于公共品，这证实了高收入居民的确更加重视当地的生活质量。但是，他们对于医疗服务可得性的支付意愿显著低于低技能劳动力。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城市的医疗服务供给不足，而高技能劳动力往往更加富有且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因此他们有更大的概率对优质的医疗服务拥有某些特权，而低技能劳动力只能通过市场价格的竞争来获取医疗服务。
与预期一致，高技能劳动力更重视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他们对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具有明显偏高的支付意愿。这是由于高技能劳动力能够从知识溢出和思想交流中获益更多。
两次估计的λ值表明，高技能劳动力所在的子市场中住房成本收敛速度更快，这可能是由于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性更强，使得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更容易达到城市间均衡。
五、 结论
本文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城市中居民对于城市生活质量的偏好和支付意愿。我们发现，城市住房成本和工资溢价的差额可以很好地被城市宜居性特征的溢价所解释。与理论相一致，对于拥有更多正宜居性特征的城市，比如适宜的气候，更多的绿化面积、道路面积、医疗服务，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其住房成本较高；而对于拥有更多负宜居性特征的城市，比如空气污染和拥堵，其住房成本较低。在我们的研究期间内（1998―2004），城市住房成本偏离其长期均衡水平，并且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向均衡水平收敛。当然，由于我们的实证研究仅用了相隔6年的两个横截面数据，对于收敛速度的估计仅是一个探索。
对住房成本收敛方程的估计证实了中国城市居民对于城市生活质量的支付意愿有了明显的增长。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高技能劳动力对于地方公共品（比如绿化面积、道路容量和交通顺畅）更加看重；同样也对于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更加整合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城市的住房成本向其长期均衡水平收敛，而这一均衡水平由城市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共同决定。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加正在塑造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城市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居民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偏好将会越来越显化在城市的住房价格和租金水平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理解和认识居民对城市生活质量的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果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对于城市环境的支付意愿会日益增强，那就意味着对提高城市生活质量（主要是各项公共品的建设和改良）所进行的公共投资会有很好的社会回报，是民众所支持的，这无疑将推动环境保护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实现城市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的受益方将不仅仅是当地的居民，还会惠及整个世界，这是因为许多环境改善措施具有全球外部性（例如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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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城市住户调查的抽样方法和本样本分布
城市住户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UHS）每年由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开展的官方调查。调查总体为在地级及地级以上市的市区居住的所有家庭。调查数据由于支撑城市居民消费统计，以及GDP和CPI的计算。调查城市采用划类选点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按照地理位置和人口规模将全国所有城市划分为若干类。在每类中，按各城市就业者年人均工资从高到低排队，依次计算各城市常住人口累计数，按照人口比例概率抽选所需数量的调查城市。每年大约调查100余个城市。
各调查市采取二相抽样和多阶段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调查家庭。第一相样本采用多阶段方法抽选：第一阶段抽选调查街道；第二阶段抽选调查居委会；第三阶段抽选调查家庭。中小城市采用两阶段抽样，直接抽选调查居委会，再从中抽选调查家庭。对选出的大样本或一相样本开展调查，取得调查家庭的家庭人口、就业人口、收入等辅助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组，从中按比例抽出一个小样本（也称二相样本），作为经常性调查家庭，开展日记账工作。2002年后每年的UHS样本约在50000户。表A1给出了我们所使用的UHS样本所包含的84个城市（我们排除了一些城市宜居性指标无法获取的城市，因此城市数量有所减少）以及各城市样本量。
表A1 样本在84个城市之间的分布
附录Ⅲ Hedonic价格及市场价值的估计
2004年“城市住户调查”提供了所调查住房的各项特征及其“当前市场价值”，我们利用这些样本分省估计了住房市场价值的Hedonic方程。模型中的Hedonic特征包括住房面积 (H_AREA)；房型分类变量，包括一居室 (HTYPE1)，两居室 (HTYPE2)，三居室 (HTYPE3)，四居室 (HTYPE4)，老式住房(HTYPE_OLD)，别墅(HTYPE_SF)；住房内部设施，包括浴室(FULLBATH, HALFBATH, NOBATH)，空调 (AIRCON, HEAT, HEATO)及厨房设施 (GAS_L, GAS_N, and COAL)。上述变量列示于附录Ⅱ中。
我们对每个省单独估计其Hedonic方程，并且每次估计的方程中均包含城市固定效应。这里以广东省为例给出Hedonic方程的估计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