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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1
【关键词】 劳动力商品;劳动力价值;构成
关于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已经作过系统的分析,其基本原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在构成因素和计算方法上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马克思认为“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如生产劳动力每天所需要的商品量=A,每星期所需要的商品量=B,每季度所需要的商品量=C,其他等等,那么这些商品每天的平均需要量= 。
假定平均每天所需要的这个商品量包含6小时社会劳动,那么每天对象化在劳动力中的就是半天的社会平均劳动,或者说,每天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是半个工作日。每天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这个劳动量,构成劳动力的日价值,或每天再生产出的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计算公式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在成长期的教育费等是否应该计入劳动力价值等问题。这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可取的,由于那个时代的“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在当今社会,劳动力在成长期间所消耗的养育费尤其教育费用是巨大的,因而这个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
一、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马克思认为,应该“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就是人的劳动能力,它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是一种潜在力量。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劳动力所有者必须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
第二,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
如果劳动力所有者既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又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商品生产者,靠劳动去生存、致富,绝不会去出卖劳动力当雇佣工人了。就一般商品的定义而言,商品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劳动力商品既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具有价值,与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这种特殊产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体的能力而存在。活的个体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中包括:
(1)为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要维持劳动能力、延续生命,就要吃饭、穿衣、住房等,要有基本的生活资料。
(2)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
(3)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费用。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总体,马克思说过:“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
与一般商品相比较,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又具有特殊性,即“和其它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一方面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即劳动力所有者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种类和数量,要受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该国的风俗习惯等的制约。
随着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必要的生活资料的种类和数量也会增加,质量和结构也会发生变化,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内容也会不断扩大。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它是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基本标准。
二、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劳动力价值
(一)从再生产过程来看劳动力价值
当企业决定生产一件产品时,它首先要订购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燃料以及其他辅助材料,然后才能进入产品的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厂房、机器设备等。产品生产完成后,需要运输并出售给零售商或消费者。在这整个过程中,涉及到原材料、燃料以及其他辅助材料的消耗,厂房、机器设备等的折旧,工人及管理人员等的工资等,这些或全部或部分地构成了产品的价值。
一个劳动力一生会经历三个阶段:成长期、工作期、退休期。劳动力的支出一般是在工作期,劳动力价值的补偿也应该是在工作期。在成长期,劳动力的“生产”需要生活资料和教育培训。在退休期,劳动力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也需要生活资料等。必须考虑在成长期、工作期、退休期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培训费用是否应包括在劳动力价值之中,包含多少才是合理的。
首先,分析成长期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培训费用(总和称为养育费)是否应该包括在劳动力价值之中。众所周知,在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单位产品的价值只能由生产本单位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能包括生产其他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与普通商品的生产相比,劳动力商品的生产是要复杂得多、特殊得多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一代人的劳动力价值只能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本代人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值构成。
在现实生活中,任意一代劳动力所有者都需要上一代的养育,同时又需要养育下一代。上一代在养育下一代时,所需要的各种费用通常是由上一代支付的。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仿佛一个人的劳动力价值包括他或她养育下一代的费用。在劳动力市场上,每个人都是以独立的利益主体身份存在和参与活动的。这就需要厘清各代的劳动力价值的构成。既然上一入的用来养育下一代的各种费用,是投入到了“生产”下一代这一特殊商品的过程之中,那它就应当成为下一代的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不应计入上一代的劳动力价值。可见,各代劳动力的价值都包括他或她作为上一代的子女被养育时的费用。一个人在成长期间所消耗的养育费,反映了“生产”该劳动力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应该成为其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
其次,分析工作期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培训费(统称为生活费)是否应该包括在劳动力价值之中。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其固定资产在使用期间的需要维护一样,劳动力所有者在工作期间,每天也都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以维持正常生活,还会参加一些教育培训活动以提升自己的“性能”。固定资产在正常使用期间所需进行的修理等的费用,在会计上的处理是: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使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如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或使产品的质量实质性提高;或使产品成本实质性降低,则应当计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同理,劳动力所有者在工作期间所消耗的生活费,反映了维持劳动力所有者生存和发展所消耗的劳动时间,也即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所消耗的时间,理所当然是该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写到:“人力资本的总投资指的是获得和维持这种资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其中包括抚养子女、营养、衣服、住房、医疗保健和自我照顾所需的费用”。这同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构成的分析显然是相似的,抚养子女的费用也应该包括在劳动力所有者的生活费之中。
再次,分析退休期的生活资料价值是否应该包括在劳动力价值之中。所谓退休期,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不再处于工作期或不再参与工作了。按一般的商品来说,在被生产者或消费者购买并使用之后,其物质形态会不复存在;但劳动力商品则不同,在“使用”期结束之后,作为劳动力载体的该劳动力所有者的身体还处于活着的状态。为了延续这种状态,就需要消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既然该劳动力所有者不再参与工作,那么就不再是劳动力;因为“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因而在退休期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不作为他或她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增值以及固定资产在使用期间经过维护会提升其价值一样,劳动力经过成长期的培养以及工作期的再教育等,也会出现“增值”现象。正是这个“增值”部分,使得劳动力所有者在其不再是劳动力的退休期,能够得以存续下去。对于这个“增值”部分,其用途很多,如可用于投资、储蓄、养育儿女等。一般来说,投资和储蓄所得,无非是为了在退休期能够更好地生活;而按照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养育儿女也是为了在退休期能够生活得更美满。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增值”部分的处理方式都可以被看作是劳动力所有者在进行投资决策。
就拿养育儿女来说,“养儿防老”可以看作是一项投资,是因为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养育,可被看作是上一代购买了“养育下一代”这项投资;并期待(或顺理成章地等待)获得“下一代对上一代的赡养”的报酬。当然,我们在此关心的并不是投资报酬率的大小之类的问题。报酬率的大小只是说明了子女的孝顺与否,即“投资”的成功与否。我们只需要关心这项投资的本金,即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养育费。其实,这养育费已包括在“增值”部分之中。只是劳动力所有者将其生活费中的一部分“挤出来”用于“投资”。故这项投资的“本金”应该计入劳动力价值,但若将这项投资的“报酬”――即赡养费用――计入该劳动力价值,则只会造成重复计算。
综上所述,一个人的劳动力价值应由他或她在成长期间所消耗的养育费和在工作期间所消耗的生活费构成。
(二)从商品属性的角度来看劳动力价值
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但是单个生产者生产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只是个别劳动时间,而不一定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或者说商品要成功地实现“惊险的跳跃”,就必须使自己生产的产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不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否则“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对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来说,也是如此,即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不是由个别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所耗费的养育费与生活费等来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平均的养育费与生活费等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培养不同质量的劳动力所消耗的养育费多少不等;培养同质量的劳动力,因各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努力以及生活水平等的不同,实际消耗的养育费多少也会有所差别。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个别养育费(各人实际消耗的养育费)只能反映生产劳动力的个别劳动时间,同质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养育费不是个别养育费,而应该是社会平均养育费。所谓社会平均养育费,是指在社会正常条件下培养某种质量的劳动力平均消耗的养育费。
假定有甲、乙、丙三位同质劳动力的劳动者,三者的个别养育费分别为4万元、5万元、6万元,其社会平均养育费为5万元。尽管甲的个别养育费只有4万元,但他的劳动力质量与乙相同,因此社会将承认其劳动力价值中的养育费为5万元;相反,丙的个别养育费为6万元,劳动力质量也与乙相同,亦只能按社会平均养育费5万元来计算其价值。
上述道理对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生活费也是完全适用的。个人实际消耗的生活费是个别生活费。同质劳动力价值中的生活费不是个别生活费,而是社会平均生活费,即在社会正常条件下维持劳动者生存和发展平均需要的费用。
一个人的劳动力价值应由他或她在成长期间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养育费和在工作期间所消耗的社会必要生活费构成。
三、从定量的角度来看劳动力价值
由上述分析可知,劳动力所有者在成长期和工作期所耗费的各种生活资料构成了该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商品在买和卖的过程中,作为等价物(价格)而支付给该劳动力所有者的工资,便是该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假定某个劳动力所有者的成长期的年数为T1,所消耗的养育费(包括受教育的机会成本)用Y表示;工作期的年数为T2,所消耗的生活费(包括工作期间的教育培训费)用S表示;在T2年工作期中所支出的全部劳动力的总价值用VT表示。这里暂不考虑计息与贴现问题,则有:
VT=Y+S…………………………………………… ①
①式从总体上反映了劳动力价值的构成。但在现实中,劳动力所有者是分期支出自己的劳动力,养育费Y和生活费S以不同的方式构成分期支出的劳动力的价值。
由价值规律的内容可知,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因而,商品的价值是在商品交换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同理,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在出售时是以劳动力价值为依据的,“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但是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值构成部分的养育费与生活费的耗用分别位于劳动力出售之前与之后,因而劳动力价值的计算需要进行简单的处理。劳动力虽然特殊,但是终究是一种商品,其价值的核算可以依照一般商品,以劳动力的成长期的结束与工作期的开始这一期间为基点,把成长期间逐年消耗的养育费予以增值和工作期间逐年消耗的生活费予以贴现,再把增值后的养育费与贴现后的生活费加总就可得到该劳动力的价值。下面就这两部分来简单分析劳动力价值的测算:
(一)在劳动者成长期间逐年消耗的养育费的增值
假定劳动力所有者的成长时期为20年,社会平均养育费为5万元,平均每年消耗2500元。假定年利息率均为10%,则就业前1年消耗的养育费2500元到就业时的利息为250元,就业前2年的养育费2500元到就业时的利息为525元(按复利计算,以下在计算利息时均按复利计算),……;全部利息加起来大约是107506元。这就是该劳动力在成长期逐年消耗的社会平均养育费的增殖。养育费50000元加上其增值额107506元,总计约157506元,都应计入该劳动力的价值。
(二)在劳动者工作期间逐年消耗的生活费的贴现
假定劳动者的工作时期为40年,社会平均生活费为50万元,平均每年消耗12500元。假定年利息率均为10%,则就业后第1年消耗的生活费12500元在就业时的现值约为11364元,就业后第2年的12500元在就业时的现值约为10331元,……,最后一年消耗的生活费12500元在就业时的现值约为276元。这些加总起来就是在劳动者成长期间逐年消耗的社会平均养育费的现值,总计约122256元,都应计入劳动力价值。
依据⑤式计算出来的劳动力价值,是一个总的价值。但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过程类似于固定资产,它不像流动资产,在一次劳动过程或者一个产品生产过程中就耗尽,而是循环往复的逐渐耗尽。然而它又有不同于固定资产的地方。企业购置固定资产是在一次易下完成的;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力的买卖却是通过多次交易完成的。劳动者可以与同一雇主签订多次合同,也可以与不同的雇主签订合同来出售自己的劳动,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即劳动力商品采用了类似于折旧的方法来摊销自己的价值的。只是在用折旧方法摊销自己的价值时,既没有采用平均折旧法,也没有采用加速折旧法,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即越接近退休期的年份分摊的价值越多。因为在每一个劳动合同执行期间,劳动力所有者或积累了较多的工作经验或参与了一些的教育培训活动,在合同结束之后,就需要重新调整它的价值。就如固定资产在维护之后,会计入账时,会相应地调整它的账面价值一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劳动力所有者获得的工资会随着工龄的增长而增长。
依据⑤式计算出来的劳动力价值,是一个简化了的价值。在劳动力商品的性质类似于一般商品的部分,即忽略了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的时候,其价值是可以计算的;这也就是⑤式所表达的内容。但对于劳动商品的特殊性部分,其价值是难以计算的。目前,我国有些规章制度在制定赔偿条款时是依据简化了的劳动力价值,据此得出的赔偿额也就出现了“同命不同价”的现象。如2005年12月15日,在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街道租房居住的何青志夫妇,到农贸市场卖猪肉,其女何源与两同学乘同一辆三轮车,结伴去学校上学。在途中,三轮车发生车祸,三个学生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在当地政府、交警等参与下,2005年12月17日,各方当事人达成赔偿协议,两位城镇户口女孩的家人各自得到了20余万元的赔偿;而14岁的何源虽然从出生时起就随父母在重庆主城区生活,但因是农村户口,按2003年12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何青志夫妇只得到5万余元的死亡赔偿金和4万元的补偿金。此外,出现的“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现象,则是因为在制定工资政策时,较少考虑现代社会中公民的看病、上学等基本权利。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是工资的增长幅度较小。在涉及但劳动力商品特殊性时,需要更多地考虑“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否则就有违宪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吴珠华等译.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2
[关键词]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特殊性；影响因子；多元协同机制
一、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的特殊性分析
解决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不能回避其特殊性，还原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本质属性，置其于社会机制框架内，如下特殊性需为我们所关注。
（一）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特殊性
大学生作为扮演“社会人”角色的社会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其必为的选择。这种劳动准入的获得将大学生纳入到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而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构架内，与劳动力市场划分所紧密联系的产业结构赋予了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在产业结构上的特殊性。具体来看，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正沿袭着世界范围内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即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布局上总是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相反，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则不断在发达地区取得进步。现实中，产业结构与劳动力需求呈直接相关，产业布局决定着劳动力的布局，产业结构制约着劳动水平结构。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的欠发达地区，其产业结构以第一、二产业为主，在产业布局上大多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就决定我国西部地区在劳动力需求上以从事第一、二产业的劳动力资源为主，对大学生这一类具有较高水平的劳动力资源需求相对较小。换言之，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来说，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的“奥肯悖论”和“挤出效应”的影响明显要弱得多，其首要的特殊性就在于劳动力市场供容力的不足，属于产业结构布局上的劳动力市场划分特殊性。
（二）少数民族文化心理的特殊性
文化作为一种延续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的背景，其对社会个体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对于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少数民族，这种影响作用更为富集。西部省区几乎囊括了我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且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民族区域聚居，特殊的民族文化交融是为应然，基于文化决定论（CulturalDeterminism）的理解，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大学生）有其特殊的文化心理，这种特殊性不仅是单一民族的特殊性，还表现为区域内各不同民族的特殊性，是多重特殊性的结合。具体来看，在西部的12个省区中，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彝族、苗族、白族、土家族、傣族、哈尼族、普米族、纳西族、傈僳族、哈萨克族、回族均有相当数量的分布，而这些民族均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和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自也积淀出独特的文化心理，如同姓不婚、不远行、姑舅表婚、男主内，女主外，不与外族通婚等，长期生活并成长在这样的民族文化情境中，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自不断渗透到各自民族群体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进而作用于这些大学生的就业、择业选择，甚至是对区域内民族学生的就业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特殊性
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其直接作用在于使个体的人力资本得以增强，尤其是处于教育高位的高等教育，这种人力资本增值的效用更加明显。而就全国来看，西部地区不论是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10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乃至是西部区域内大学生总量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除去这种高等教育起点的特殊性外，培养过程的特殊性也是西部高等教育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在办学水平、办学规模、办学层次上都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就高等教育的结果来看，西部地区高校的办学质量、人才输出质量也落后于东部地区，而大学生做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对象，其质量直接同高校输出的人才质量有关，直接影响到西部大学生就业力的生成，进而对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充分就业产生影响。此外，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的高校分类与定位不明确，人才培养缺乏层次、人才培养的结构性教育过度、高等教育发展在数量上快于经济发展等问题都使得高等教育在自我发展的进程中滋生诸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明显超越了高等教育自身的生态弹性力，使其未能在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框架内得以解决，表现为与东部高等教育相较而言的特殊属性，进而最终对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就业产生影响。
二、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影响因子分析
大学生就业是社会机制主导下的综合性问题，全国如是，西部地区亦如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国（区域内）经济增长贡献率，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产业结构总体格局，学生就业的硬（软）实力，就业心理导向，教育发展水平，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保障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就业造成影响。具体如下：
（一）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影响因子
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影响因子分析的逻辑起点，我们不难发现：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区域内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区域产业结构是经济框架内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主导因素。就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率来看，其表现为每单位GDP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容能力，直接决定着西部就业岗位的数量；区域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这是在“劳动力作出社会生产的直接参与要素，其只有放置于经济发展总体进程中才能获得劳动的属性”这一劳动关系本源性理解的范式内的考虑的，其涉及到劳动力交换行为的普遍程度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两个因素，直接决定了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工资水平，进而影响这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意愿；区域产业结构，如前所说，其决定这区域内劳动力的布局和劳动力水平结构的分布。不同产业结构对人才需求、各类型人才需求的数量显然不同。西部地区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就决定了在西部地区普遍需求的是一般性劳动力，而非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大学毕业生。此外，区域内的信息通达性、分配模式这些都是与经济框架内与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所相关的影响因子。
（二）与民族文化心理相关的影响因子
历史上，封闭、保守是形容少数民族文化心理所惯用的表述，理性观之，这种概括显然不足取，然而，传统民族习俗和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且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其不仅表现在言行举止上、衣着服饰上，最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在历史的演进中已渗透并内核于少数民族个体内心深处。不容否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尊重长辈、保护水源地、保护植物、崇拜某种动物等习俗于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也不排除其中的某些传统，譬如说不与外族人通婚、订娃娃亲、早婚、不远行、食戒等习俗确实或多或少的影响到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的选择；不仅如此，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对长辈、对父母的尊重是一以贯之，且绝对顺从的，而由于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代际之间在思想观念上，行为方式上都有会诸多不同的地方，基于这种情况，少数民族大学生，其长辈（父母）对大学生子女的干预，也使得他们在就业选择上必须考虑长辈的建议，进而重新作出考虑，以致在某些行业内，在某些就业岗位上，造成了就业机会的散失，一方面造成了隐形失业，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其它非自愿性失业情况的出现。
（三）与高等教育发展相关的影响因子
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是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其实质为高等教育共性与特殊性的深层探讨。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高等教育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发展上的特殊性。发展水平的特殊性，发展规模的特殊性，发展层次的特殊性，发展质量上的特殊性，发展结构的特殊性，发展效益的特殊性。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水平，进而就形成了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劳动者个统一人力资本的价值差异；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决定着其人才培养的规模，对劳动力市场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塑成有直接影响；高校发展层次决定了人才培养的层次，决定了各层次人才输出的多寡，如本、专科生的输出，硕士、博士生的输出，这些不同层次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各有不同；发展结构直接决定人才培养的结构，即以哪一类型的的人才培养为主，或初级应用性技术人员，或专业性高层次人才等，所培养的人才是否同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吻合，这是高等教育发展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发展效益直接决定了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益，既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促动能力，譬如说对GDP的拉动等。不仅如此，高等教育对学生素质的提升，创新思维的养成，终身学习品质的培养，生实践能力的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引导都与大学生就业密切相关，所有这些都与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影响因子，共同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框架内作用于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就业。
三、促进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的综合机制
西部地区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不单纯是供过于求或者供小于求的问题，相反，这是一个矛盾丛生的问题。于非综合机制的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想见的，故此，我们基于综合机制构建的角度，从如下一些方面提出思考：
（一）强化政府政策引导
政策作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行为方式，其对大学生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促动力。西部地区大学生生就业的特殊性和影响因子表明，在强化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政策引导的过程中，首先，应继续推进并扩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形成对西部地区人才和智力的扶持，促成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整体水平的提高；其次，加大西部地区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相关保障，使大学生直接面向基础就业，提高当地的村民自治水平，形成科学文化发展的活力；再次，推动西部地区三支一扶计划的深化发展，切实提高西部地区的教师水平，进而提升教育质量；此外，强化对西部地区高校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在大学生创业政策上、资金落实保障进一步完善，使大学生自主创业得以真正发展；最后，保障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落实，促成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的发展，盘活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资源，服务于西部大学生就业的大局，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二）加强高校教育指导
就业力是大学生就业的核心要素，而就业力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故此，促进大学生充分就业，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是必然之势。首先，调整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使高等教育在层次上符合区域劳动力市场对的人才需求；其次，整合区域内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依据西部地区人才需求实际，加强农林、医学、师范等类别的人才优先发展；再次，优化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使其同区域人才需求相适应，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限度大地促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后，改革区域内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对市场的人才需求进行合理的科学的预见，进而在专业设置上进行合理的调整，是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在解决毕业生就业的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提高社会服务保障
大学生的充分就业，离不开社会服务保障机制的作用。这其中，社会服务保障机制运行水平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故此，创新西部地区社会服务体系和就业保障制度是为必要。首先，加强政府对大学生就业的立法保护，完善《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的权力和义务，加强对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服务保障；其次，提升劳动就业保障部门的工作实效。在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由国家的统招统分转型为今天面向市场的自主选的的时代，为适应这种就业转型的需要，劳动就业保障部门、就业指导中心纷纷建立，但其工作实效还有待考证；再次，转变社会就业指导机构的职能，变传统的招聘会举办，就业信息为长期的职业指导和职业规划，促成大学生就业程序的规范和完善，宣传就业相关法规，甄别虚假信息，尽可能地使大学生就业市场获得完善，将大学生摩擦性失业降到最低程度。
作者简介
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3
［关键词］ 贸易自由化 制造业 劳动者就业与报酬 劳动者收入比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飞速进展。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的GDP快速增长，我国劳动者报酬却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贸易使一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价格上升，而使其相对稀缺要素的价格下降，进而会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丰裕要素劳动力报酬应该提高而资本报酬下降，可近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却持续下降。这使得不少学者开始质疑贸易自由化的作用，贸易究竟能否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如果可以，那为什么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与S-S定理所述的不一致呢？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对外贸易的开展会导致了劳动者收入的下降，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试着从理论上说明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者就业与报酬的影响，并以我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加以检验。
二、文献回顾
古典的贸易理论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在阐述自由贸易作用的时候，都以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为假设条件，将要素的数量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贸易后要素会在部门间自由流动，从而贸易自由化只可能引起要素配置的变动与要素价格的涨跌，而不会就业的变化，因而这些研究只关注贸易后要素价格的变动。Stolper-Samuelson（1941） 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假定条件上建立起来的，该理论指出对外贸易会带来一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并引起该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价格上升，并使另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
S-S定理是基于劳动力可充分就业这个假设所展开的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并未实现充分就业，劳动力的数量也并非是衡定不变的。为更好地分析贸易自由化后，一国劳动者就业与报酬的变动，经济学家们把劳动要素数量可变性纳入了分析模型；同时，取消了劳动力市场始终处于充分就业的假设。Rybczynski（1955）认为在产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两种中的一种要素数量增加，那么会导致密集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的产品的产出增加而另一种产品的产出减少。如果增加的是劳动力要素，那么贸易自由化的结果虽然不会导致要素价格变化，但是会促进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Dombusch，Fische和 Samuelson(1977)考察了要素数量变动与要素报酬之间的相关性。得出的结论是若一国出口产品是劳动密集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要素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劳动者的相对报酬下降，但是对于总体劳动者的收入是得到了提高，这是由就业的增加所带来。
贸易自由化究竟对我国劳动者报酬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现有的一些文献虽有不同角度的探讨,但却未能做出全面的、系统的和富有逻辑的解答,本文在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就业与报酬影响的时候，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纳入分析框架。从而为中国现实中的贸易政策的选择行为提供一个有别于传统角度的解释。
三、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就业、报酬的理论分析
本章首先回顾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就业、报酬的一般模式即S-S定理。继而本文针对我国要素市场的特征寻找一个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就业、报酬的特殊模式，用以正确描述我国贸易自由化与劳动者就业、报酬之间存在的关系。
1.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报酬、就业的一般模式――S-S模型
根据H-O定理，对外贸易会使本国较为便宜的产品受到国外较高价格的刺激而大量出口，从而价格上涨；本国较高价格的产品受到国外较低价格的冲击而价格下跌。继而S-S阐述了贸易自由化对要素价格的作用机制，它认为贸易自由化首先引起出口产品价格上升，继而导致该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价格上升，并使另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
2.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就业、报酬的特殊模式
古典贸易理论是以不变的要素禀赋并且假定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为前提而做出的分析。这样的分析不仅会夸大贸易自由化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与现实情况产生脱节，而且又看不到贸易自由化对要素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即贸易自由化还有可能带来就业效应。因而我们在寻找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者就业、报酬的特殊模式的时候，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对上述假设条件做了一定程度的放松，从而提高新模式对我国的解释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特征是新的劳动力不断增长，而且劳动力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失业现象较为严重。据此我们逐一分析劳动力存在失业假设条件下贸易自由化的就业与工资效应和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假设条件下贸易自由化的就业与工资效应。
（1）劳动力存在失业假设条件下贸易自由化的就业与工资效应
由于我国是劳动力大国，一方面农村大量闲置劳动力得不到安置；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城镇劳动力失业大范围存在。在这种存在失业的经济体中，贸易自由化又将对劳动者就业与报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建立要素充分利用条件下的埃奇沃斯盒OXLOMK，X和M分别代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它们又分别是这个国家的出口与进口产品；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OXOM曲线是一条生产契约线，E点为贸易展开前的均衡点，F点为贸易开展后的均衡点，相比E点，F点处生产X和M产品的资本劳动比都上升了，即K/L上升了提高了，意味着贸易后该国资本要素增加了，而劳动力相对变少了，这会引起资本要素的收益下降，劳动力的工资会上升。现我们假定劳动市场上存在失业，只需添加一条新的生产契约线OXOM'。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人数用 LL'的距离表示。贸易自由化之前，生产的均衡点位于E点；贸易自由化之后，劳动密集产品X的生产将扩大，从而使得原先失业的劳动力实现了就业，生产契约线从OXOM扩展到OXOM'，新的生产均衡点运动到了点G。在G处，M产品的要素投入比也即资本/劳动力的比例与F点一样，而由于X产品吸收了较多的失业劳动力，因而要素的投入比低于F点但高于E点。从劳动力的价格来看，G点的报酬相比E点要来得高，但是小于F点。可见，自由贸易在失业情形下对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作用并不是很显著，但是贸易在这里最主要的贡献是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失业者在现有的工资水平或者略有上涨的工资水平上实现了就业。
（2）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假设条件下贸易自由化的就业与工资效应
S-S定理固定了要素的数量，如果放松要素数量恒定的条件，贸易自由化又将对劳动力的报酬与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在图1的基础上，做略微的改动。
LL'部分是新增的劳动力供给，OXOM'是新的生产契约线。E、F点分别代表要素禀赋不变条件下贸易前后的生产均衡点。若这是一个小国，贸易自由化之后劳动力供给增加，增量为LL'，则该国的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报酬保持不变，新的生产均衡点位于OXF的延长线上的某一点，可以令它在G点处。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大国（如我国），该国若想维持原有的产品价格，维持原有的要素价格水平，那么必定会使部分劳动者失业。即使是将全部的资源投入到X部门，即新的生产点将移到D点，此时的失业人口为DOM'的距离；该国若希望所有的劳动力实现就业，则新的生产点只能设在OM'处，也即该国将所有要素用于X产品的生产，那么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将比F处低。据此我们得出结论，一国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将会给要素价格带来负面的影响，贸易自由化使劳动力价格降低的同时也会促进新增劳动力的就业。
四、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对外贸易对我国劳动者报酬的影响，而我国的贸易主要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较低，因此选择制造业的劳动者报酬作为研究的对象。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参照《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制造业的分类，整理、归纳出20个细分行业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1999―2008年这20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消除异方差和单位的影响，对所涉及数据取自然对数处理。考虑到各解释变量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性，本文采用最常用的固定系数变截距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1.变量的选取和模型的建立
（1）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
贸易自由化的以贸易规模的扩大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因而我们在实证分析时采用对外贸易总额以及进、出口额对贸易自由化程度进行度量，用字母分别表示为TD、IM、EX。
（2）劳动者就业、报酬的衡量指标
在劳动力增长或存在失业的情形下，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不是十分明显，在某劳动力增长过快或失业过于严重的情形下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劳动力报酬的下降。如果我们仅选取劳动者的工资变化来衡量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福利的影响这是极其片面的。在此我们选取 “劳动者收入比例”来衡量劳动者的就业与报酬。也即各行业劳动者报酬总额占该行业增加值的比值，用字母Sl表示。
2.模型的构建
我们借助成本函数来构建实证的方程，因为在长期企业可以依据产品价格、要素价格来调整他们投入的要素数量，以实现成本的最低。在此我们借鉴Diewert(1974) 的超越对数函数形式表示成本函数，其方程如下：
事实上，也即我们上文所讲的劳动者收入比例Sl。
所以式子进一步改写成
在此我们研究的是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收入比例的影响，因而将产出Y替代成对外贸易总额或者进出口贸易额。同时考虑到利率r受我国国家宏观调控程度较高变动性较强，实证分析时虽克服了这个难点，采用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利率作为r的值，但是lnr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将它剔除。最终的回归方程又加入了两个新的变量，即劳动生产率（用PD代表）和劳均资本（用PC代表）。前者我们用制造业细分部门的工业增加值与该部门劳动者人数比来衡量，全部数据取自于《中国工业经济年鉴》相关各年；后者我们用制造业各细分部门的资本存量与劳动者人数比来衡量，全部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经济年鉴》相关各年。
最终的实证方程我们确定为：
3.实证结果
表1是对于我国制造业20个细分部门劳动者收入比例的实证结果。在模型1-3中，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各细分部门劳动者工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即Sl与劳动者工资w的相关系数为正，但是相关系数极小，也就是说工资的变动仅能引起劳动者收入比例小幅的提高。Sl与对外贸易总额（TD）、出口贸易额（EX）之间的相关系数也为正数，但是进口贸易额（IM）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TD对Sl的作用系数为0.829， EX与Sl的相关系数为1.345，因而对外贸易更加显著地促进劳动者收入比例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对Sl的影响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工业增加值的提高，但是由于劳动市场的刚性供给，劳动者的工资并不会得到上涨。劳动资本与Sl之间呈现负相关性，劳均资本的提高也无益于Sl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资本存量的提高会导致更多的工业增加值流向资本，为资本带来更丰厚的回报，从而相对降低劳动者收入比例。
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了，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我国制造业各细分部门出口贸易的扩大更能有效地提高劳动者收入比例，而且这样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贸易后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不是通过显著提高劳动者工资表现出来，因为工资提高仅能引起劳动者收入比例小幅提高。
五、结论与政策
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导致了这一比例的下降。由于我国一些外生因素的存在，使得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就业与报酬的一般作用机制在我国并不奏效，但这并不等于说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的就业与报酬没有积极作用。实际上由于我国要素市场的特殊性，导致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者福利的作用形式发生了改变。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大量失业劳动力以及新增劳动力的存在，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者福利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扩大了就业人数，而非表现在提高劳动者工资上。
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与措施。
1.继续坚定不行移地推行自由贸易政策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导致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福利的改善形式发生了变化，贸易自由化在我国并非如S-S所言的会大大提高充裕要素即劳动力的报酬，而是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失业的和新增的劳动力实现就业。自由贸易符合我国的利益，只要在对外贸易中坚持比较优势原则，贸易自由化最终是有利于增进和改善劳动者福利的。
2.降低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者准入门槛
我国劳动力的总量巨大，新增劳动力规模庞大。可以看到过高的劳动参与率会加剧就业竞争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不上涨。因而适当拔高劳动力的准入门槛，对初次就业的劳动者推行强制性准入资格制度，无论是在年龄还是在技能储备上都要实行严格把控。唯有如此，才能控制好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参与率，才能促进劳动力市场实现进入良性竞争。
3.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吸收剩余劳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农业从业人员剩余过多，工业就业比重提升空间很有限，而服务业就业比重偏低。过多的劳动力涌入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导致工业经济部门的就业已经饱和直至出现多余，这干扰了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者工资的正常提升。因而我们应当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以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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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4
【关键词】 疏附县 农村 剩余劳动力 转移
疏附县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培训力度，逐渐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支撑体系和服务机制，农民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疏附县农民就业和增收的新亮点。
一、疏附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现状
疏附县地处帕米尔高原东麓，塔里木盆地西缘，毗邻喀什市。全县总面积316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0万亩，人口33.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9.8万人，农业劳动力18.7万人，是一个以穆斯林维吾尔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维吾尔族占全县总人口的98.12%。2012年，全县转移输出农业富余劳动力8.0255万人次，劳务创收5.424亿元，人均劳务收入6758.5元，人均劳务收入已占农民人均收入的40%，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富裕的重要渠道。“走出一个人，省下一口粮，赚回一笔钱，富裕一家人，影响几代人”的观念已在疏附县深入人心。
疏附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转移方向上看，有去疆外发达城市的，也有在疏附县本地、喀什或疆内其他地州（市）的;从转移产业上看，有去兵团农场拾花的，也有去工厂务工、经商、建筑、餐饮业服务等二、三产业的;从转移时间上看，有几个月、几年不等的长期外出，也有短期季节性流动;从转移效果看，转移就业的经济收入要比在家务农收入更高，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增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应。疏附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自发外出、经纪人带动、政府组织务工等几种方式。
二、疏附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由于疏附县非农产业化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及制度和体制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较多，转移的步伐缓慢。
1、特殊的区情延缓了疏附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疏附县维吾尔族占全县总人口的98.12%，目前约有29万维吾尔族人生活在农村。由于他们的市场经济意识淡薄，择业就业观念落后，择业方向单一，固守本土的观念深厚，因此难以适应当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要求。另外，穆斯林群众的宗教氛围和宗教意识浓厚，他们在饮食、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特殊性，影响了其向异地的转移，尤其是向内地沿海发达城市转移就业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加之很多农村劳动力因语言障碍的限制，造成和当地人的格格不入，甚至因一些误解而带来严重后患。
2、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延缓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疏附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存在一定的自发和无序流动状态，政府层面还难以对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质量、转移愿望等信息进行准确的统计和调控。目前，疏附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这种半无序组织形式，反映出当前疏附县农村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不完备。
3、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根据2012年疏附县的统计资料显示，疏附县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转移剩余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有54375人，占转移人口的92.6%;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4345人，仅占转移人口的7.4%。资料还显示，疏附县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有35232人未参加培训，占劳动力转移总数的60%;参加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培训劳动力为23488人，占40%。这样的劳动力素质难以满足许多岗位对知识、技能的需要。
4、产业结构不合理，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弱
2012年疏附县第一产业比重最大，占GDP的60%，均高于自治区和喀什地区平均水平，传统的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由于疏附县工业企业偏少，商饮服务业发展缓慢，比重只有40%，二、三产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能力弱，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弱、空间窄，导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土地束缚，滞留在农村，很难脱离土地转移出去。
5、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监管力度不够，侵权事件时有发生
当前，农民工合法权益缺乏有效保障，不同程度的侵权事件时有发生，主要包括：企业强制加班加点超时劳动、拖欠克扣工资、参保率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和卫生条件差、安全缺乏保障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也难以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这些都导致了疏附县农村劳动力难以有效转移出去。
三、疏附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策建议
加大疏附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疏附县政府快速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最大限度地促进和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加快发展区域经济，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和空间
农民转移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质量，而区域经济平稳发展能为劳动力转移提供一个有序转移的良好环境，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认为，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和空间，一是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就近就地转移。农村的第二、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低水平的基础建设、交通运输和商业餐饮服务业上，一些急需的新兴二、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因此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力拓展农业就业空间，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现阶段，疏附县应重点搞好农村市场建设，包括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农村资金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建立起体系完备、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市场结构。同时，把交通运输、通讯、农村金融保险、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作为发展的重点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加快城镇化的重要渠道。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加快发展以农产品初加工和建筑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以商贸物流、交通运输、文化旅游、信息咨询，中介服务、餐饮服务、教育培训和文化娱乐等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应是一条便捷可行的途径。
2、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增强劳动者的竞争力
切实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工作，积极开发农村劳动力市场，把农村劳动力培训成熟练掌握各种职业技能的劳动者，促进劳动力转移由体能型向技能型转变。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为，一是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整合各种培训资源，因地制宜、多形式、多层次、分类别开展以纺织、缝纫、制鞋、民族乐器制作和烹饪、餐饮客房服务等为主的专业性和实用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鼓励各类培训机构主动与劳务市场、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灵活设置培训专业，开展“订单式”、“定向性”培训。二是开展引导性培训。应重视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律法规、组织纪律、城市生活常识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和军事化训练，增强转移人员的适应能力。三是充分利用农闲时间，抽调农业技术人员到农村集中授课，培养农业技术骨干，发挥其带动和示范作用，将农业实用技术普及和推广开来。四是妥善落实培训资金。政府应设立农村劳动力培训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培训、职业介绍等各项补贴。鼓励和支持社会资金参与到农村劳动力培训中来，从而形成以财政投入为主、企业资助、社会捐赠和个人负担相结合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3、发挥政府职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
引导和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的大事。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开发问题上，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应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市场失灵”的地方，解决市场所不能为的事情。具体说一是规范和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收集、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和就业制度等，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形成市场导向、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上岗的就业机制。二是逐步建立和完善涵盖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服务与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村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做出正确判断，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盲目转移，减少转移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三是认真做好外出务工人员的跟踪服务，及时掌握外出人员的流向、从事职业、工资待遇等，设立外出务工人员救助中心，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四是在外出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工作站，以协调当地政府、企业与外出人员的关系，配合当地政府做好计生、劳动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和监督。
4、改革外出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由于费率过高、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和接续难，不适应农民，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外出务工人员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保政策的建设过程中，既要承认差别，又要兼顾外出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的双方利益。具体首先要根据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流动性强的特点，建立新老政策能衔接、高低社保上下可沟通、内外异地可转移的外出务工人员社会保障体系。其次，要从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出发，将外出务工人员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从根本上改变与城镇就业竞争的劣势地位。再次，应按照公民权利平等、制度统一的方向，建立适合外出务工人员特点的过渡性养老保险制度、应急救助基金等，形成公共服务全覆盖，以更好的满足外出务工人员及其子女上学、就医、居住的基本社会需要，从而使其合法权益受到制度性保护。
综上所述，现阶段有效实现疏附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关系疏附县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和促进新时期实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重大举措，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管理，而如何发挥政府的主导优势，探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合理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是我们需要继续探索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 魏晓柳：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及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D].湖北：华中农业大学，2010.
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5
【关键词】 工资理论； 存量―流量模型； 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1-0020-04
一、引言
对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探究一直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以及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工资的接受者，工资是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被决定。其中，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工资受劳动力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影响而独立决定，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是外生的，给定需求与工资水平，供给被内生决定、受需求的调节，认为在均衡之外不存在多余供给，劳动供求不能调节工资，工资调节着供给以迎合劳动的需求，即长期市场必然完全出清，市场零失业。而马克思从生产领域出发解释工资的独立决定，认为工资由生产过程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与供求无关，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但认为劳动力供给并不受需求的调节，是自发独立决定的，所以当劳动力供过于求时，多余的劳动力被解释为相对过剩人口，由此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市场非出清的原因。但是，马克思没有给出劳动力供给独立决定的原因，而且将失业引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机制，显然理论与现实存在矛盾。
至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劳动力的供给是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是内生的，假定劳动力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而独立供给，工资水平由最后一单位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形成于劳动力市场内。之后，刘易斯用古典经济学生存工资理论完善克拉克无法解释当边际生产力递减至零甚至负数时工资不为零的特殊性。马歇尔提出均衡理论，认为劳动力供求决定均衡工资水平，工资于市场内生，反过来工资水平的不断变化也可以促使劳动力供求均衡。所以从长期看，得出劳动力市场可以完全出清的结论。
然而，现实劳动力市场对新古典经济的均衡理论提出了两个挑战：一是劳动力市场实际工资水平长期高于其出清工资水平，且具有向下的粘性，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失去了对工资的调节功能；二是无论市场经济是繁荣还是衰退，长期内都存在着大量的非自愿失业人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现实对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供求决定机制提出了质疑。
对此，凯恩斯在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同时，对新古典经济模型中隐含假设价格可以随供求变化而作出迅速反应，即价格具有浮动性提出了否定，引出工资粘性理论解释了现实工资水平长期高于出清水平的缘由。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因劳动力存量市场工会力量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名义工资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粘性，导致流量市场上劳动力的需求量下降，而在此背景下，流量市场劳动力的意愿供给原则上只增不减，这些供给能否实现就业取决于厂商对劳动的意愿需求。显然，当前者大于后者形成失业就是非自愿性失业，对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实情的非自愿失业现象作出了一种理论解析。
然而，凯恩斯学派一方面在劳动力存量市场上指出工资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流量市场用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均衡模型分析问题，造成了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的冲突。本文就是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科学地解释这一冲突。
二、文献综述
依据新古典学派原理解释，只要劳动力市场完善、健全，市场一定可以形成使得劳动供求均衡的出清工资水平。然而现实劳动力市场之所以没有形成出清工资水平，是因为市场化不健全。庇古给出现实市场出现失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当前的工资水平，其被称之为自愿失业，而因摩擦性因素出现的则称之为摩擦性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典经济学理论，既强调了理论的实用性，也对现实情况做了新的解释。新古典学家认同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从长期看劳恿κ谐×闶б档墓鄣悖即在完全市场化前提下，市场能够形成出清工资水平使得市场供求均衡。但是认为工资是内生的，将失业的缘由归结于现实劳动力市场化不健全，造成了摩擦性失业，且是自愿的、短期的。显然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新古典理论与实际的矛盾。
确实，运用庇古市场化不健全观点可以解释部分现实现象。比如说，市场化学说对建成健全的工资决定机制影响深刻。刘俊和徐志强[1]指出要想实现这一机制就要使工资体系和结构随市场化进程相同步，只有使得工资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水平提高，才能建成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且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以及失业率是重要影响因素。在城市化方面，张松林[2]指出在完全城市化进程中，市场化完善程度对劳动收入的占比负效应越来越弱，应以市场化来推进城市化，以加快城市发展建设。在收入分配方面，田卫民[3]、陈享光和李克歌[4]指出，正是因为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不健全，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有了较大的分化。柴国俊[5]、贺光烨和吴晓刚[6]认为需要加大市场竞争才能改善性别歧视，因为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完善，收入差距因性别差异而不断扩大。
综上，说明从市场化不健全角度出发，确实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了生活中的一些不规则常态。但仍旧无法解释无论经济实况如何都存在的大量失业，还是非自愿的，长期的。事实证明，即使在西方市场化水平已然很高的国家依然是失业与高工资水平并存的状态，说明它们的市场还是非出清，所以现实与理论之间矛盾依旧突出。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市场出清问题作了探究，点明了市场非出清的根源是名义工资粘性的存在，并提出了粘性工资理论，认为工资的决定与劳动力的供求无关。认为是市场内部失灵、有障碍，然而却用工会力量、信息不及时等一系列市场外部原因来解释为何供求机制对工资失去调节功能。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价格形成是由要素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构成均衡水平，即在厂商的生产函数里，要素供给与需求是自变量，价格是因变量。而在凯恩斯经济学生产函数中，不仅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相互独立，工资也与供求独立，供给、需求和工资三者两两独立，所以就出现市场非出清的一个常态，否定了供求关系对工资的影响。换句话说，凯恩斯也认为工资不是由供求机制所决定。
运用凯恩斯模型确实可以解析庇古非市场化论不能解释的部分。例如，王艺明和蔡昌达[7]、杨慎可[8]利用凯恩斯模型分布证明了因成本渠道的存在会弱化货币政策效应和政府财政乘数效应，使得不同类型的政策所起作用差别较大。张四灿和张云[9]在凯恩斯黏性价格模型框架下，解释了中国经济波动出现的平稳化趋势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的不断变化有关。在就业与失业方面，王君斌和王文甫[10]、郭春良和吕心阳[11]在动态凯恩斯主要视角下得出就业波动与非技术冲击相关性不大，应留意市场非完全竞争因素。同样视角下陈利锋[12]发现“失业回滞”问题在中国的存在，解释了我国失业表现出较强持续性的原因，指出失业的持续性及失业超调的幅度会因不同冲击、不同劳动偏好等系数的不同而不同。
显然，凯恩斯模型对市场出清假说作出了重要补充，对于解析现实高工资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有着重要贡献，但是模型自身并没有解析彻底而且只能解释周期性的非自愿失业常态。之所以根据有效市场理论信息不能反映到劳动力供求关系上从而调节工资、工资也不能反过来调节供求关系，是因为工资本身就不在供求框架中形成。显然凯恩斯理论存在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的冲突。本文就是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科学地解释这一冲突，并理解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决定机制。
三、经验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经验分析
研究发现，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都是在总量模型内分析价格（工资）与市场出清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可以将前人就此发展脉络概括为表1。
新古典模型隐含了一个对价格的假设，即价格（工资）可以随着供求的变动作出快速的反应，所以得出无论是一般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总是可以长期出清且价格保持均衡的结论。然而，凯恩斯学派对工资具有浮动性或伸缩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经济中，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工资是刚性、粘性的。依据货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将总量区分为流通量和非流通量，可以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总量区分为流量与存量。基于存量―流量模型，凯恩斯在谈论工资与市场出清时定义的工资内生其实与古典经济学派、马克思、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外生或内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内生于劳动力存量市场，后者是内生或外生于劳动力流量市场。
经验事实证明，存量市场上的劳动者都是已就业人士，一般情况下，所关注的是工资水平，而流量市场上的劳动者都是求职者，所关注的却是能否成功就业。所以，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形成与流量市场上的就业因素无关，只与存量市场上的非就业因素有关，也就与供求机制无关。在劳动力存量市场上，因劳动力具有一般产品所不具有的激励特殊性，厂商会因为想要得到高效率产能而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防止后者偷懒而只能获取低效率的产能。然而，劳动者若工作努力，会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所以存量市场上的劳动者努力工作程度取决于厂商所愿给予的激励，即劳动力存量市场工资水平的变动由激励机制所决定。
（二）模型构建
本文在徐泓等所用的ROSS激励机制模型的基A上进行修正，构建存量市场员工工资水平与厂商利润之间的函数关系。模型修正的研究思路为：（1）给出模型的基本假设和模型；（2）在前文基础上，指出模型缺陷；（3）在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修正模型。
1.ROSS激励机制模型。激励机制采用线性法则，表示为w0=b+p×y，w0代表员工获得的实际工资，b代表员工的基本工资，p代表员工参与厂商利润的分成比例，y表示厂商利润，即b×y等于员工的绩效工资。
2.模型缺陷。基于w0=b+p×y，模型把员工实际工资表示为是厂商利润一元函数关系，随y的变动而变动。如果厂商的经营长期内亏损，即y长期为负并且数额足够大，员工就面临着要补给厂商一笔钱的可能性，从风险与利益的正相关关系角度来看，员工不仅不存在这个能力，也不会有这个意愿。此外，在最低工资标准（w*）的规定下，w0应不低于w*。
基于上述分析，修正的激励机制模型应为：w0=max[w*，b+p×y]。如此修正，使得员工获取的报酬与为厂商赚取的利润水平相协调，使得厂商的激励机制在风险和收益中运作，决定出存量市场劳动者工资水平。
基于现有理论分析，在一段时期内，基本工资报酬水平很难变动，假定保持不变，而绩效工资报酬水平主要与劳动者的才能t、市场环境ε及努力工作程度e有关。t主要与其自身的学历、工龄、性别等因素有关，ε亦非劳动者或厂商所能控制，故假定t、ε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而由于劳动力的激励特殊性，员工越努力工作，可能得到的利润分成越大，越可能付出更大程度的努力，两者具有双向传导作用。劳动者选择的e由厂商选择提供的激励程度所决定。即p=p（e），且？坠p/？坠e>0，？坠2p/？坠2e>0，意味着e越大，员工可能得到的利润分成比例p就越高。但是，员工努力工作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即c=c（e），且？坠c/？坠e>0，？坠2c/？坠2e>0，c（0）=0，即在员工不努力工作的情况下，其机会成本为零。
基于劳动力不同于一般产品所独有的激励特性，如果厂商在一开始就答应提供激励给员工将很大程度上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使得e增大，主要体现在员工的心理满足感这一非物质激励层面上，用U1=U1[p（e）]代表员工因努力工作而被厂商给予的名誉、地位等一系列非物质激励所得到的效用，用U3=U3[c（e）]代表员工因机会成本损失所减少的效用。
无论是员工是否能得到厂商的或口头激励或合同激励，为了不被解雇，员工都在保证一定的工作效率并基于公司前辈们得到过激励的经验上，期望得到一定的激励，虽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用m（y）=p×y=p×y（e）表示员工可以得到激励的确定性物质激励等值。正如上文所述，在存量市场上的员工不再关心就业问题，所以有没有得到厂商的激励对员工来说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效用问题，假设没有得到激励，员工得到的物质报酬水平为w，其效用为U2（w），这样得到激励的员工获物质报酬水平为w+m（y），效用变为U2[w+m（y）]，所以员工从厂商提供的激励中得到的物质激励效用为U2[w+m（y）]-U2（w）。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梳理经济学有关工资理论的发展渊源，发现对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探究由来已久，虽然各有精彩但也都有不足，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贡献基础上展开研究，针对凯恩斯理论理论与范式之间的矛盾问题，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存量―流量模型，得出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是在存量市场由激励机制所决定的结论。
本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区分了总量模型与存量―流量模型，科学地解释了凯恩斯理论所遗留的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之间的冲突。（2）基于存量―流量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存量市场工资水平的决定与供求机制无关，而是由劳动力所特有的激励机制所决定。（3）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劳动力工资研究体系。目前，绝大多数就劳动力工资的研究还是局限于供求关系框架内，而且为简化研究模型，往往并没有区分存量与流量，而是在实际基础上放大了流量的范畴，使得研究结果有所偏差。
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体现在：（1）从员工行为选择角度来看，在保证不被厂商解雇的前提下，劳动力存量市场上的在职员工应选择努力工作以获取更高的工资水平，换取更高的生活水准。基于委托―理论，一味偷懒的后果就是前提被打破，被厂商所解雇。（2）从厂商利润最大化角度来说：厂商想要确保利润最大化，应加大对员工的激励程度，实现双赢局面。作为委托人，在监督成本很高且不太可能妥善处理的情况下，主动选择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如一定的股权激励计划让员工更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创造价值以期获取相应的利益，也符合厂商的利益。（3）从政府促进充分就业角度来看，结合上文所述，政府应简政放权，尽快实现劳动市场更加科学的市场化，以市场化推进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帮助其形成一种健康的就职从业理念，尽快尽好地让劳动者过上更好的生活；出台一系列企业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督促企业治理更加科学化、合理化、人性化。
与绝大多数研究一样，本文的研究也受限于样本数据，并且为研究简便，做了很多理想性的假设，可能遗漏其他影响因素会造成研究结果与实际有一些偏差。另外，本研究未考虑劳动力市场上的人为操作因素，毕竟无论是厂商还是劳动者都是有生命、有感情的要素，不同的济环境下的不同厂商与不同劳动者，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程度都可能存在差异，有待后续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俊，徐志强. 工资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问题[J]. 东南学术，2014（2）：134-155.
[2] 张松林. 城市化过程中市场化对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5（1）：44-57.
[3] 田卫民.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J]. 当代财经，2012（10）：27-33.
[4] 陈享光，李克歌.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无形资产的再分配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5（3）：37-42.
[5] 柴国俊.市场化改革中的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及歧视[J].南方经济，2011（3）：3-15.
[6] 贺光烨，吴晓刚.市场化、经济发展与中国城市中的性别收入不平等[J].社会学研究，2015（1）：140-165.
[7] 王艺明，蔡昌达.货币政策的成本传导机制与价格之谜――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的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12（3）：14-25.
[8] 杨慎可. 成本渠道与财政支出乘数――基于新凯恩斯模型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4（5）：15-21.
[9] 张四灿，张云.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稳化――基于扩展的新凯恩斯黏性价格模型的分析[J].当代财经，2015（10）：15-27.
[10] 王君斌，王文甫. 非完全竞争市场、技术冲击和中国劳动就业――动态新凯恩斯主义视角[J].管理世界，2010（1）：23-35.
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6
一、低端劳动力吸纳能力下降，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增大
所谓机器换人，是现代信息化技术和自动化技术背景下资本有机构成快速提高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与趋势，本质上是技术和资本对于劳动力的取代。其目的是紧随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完善劳动力结构，满足高级劳动力资源需求。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长与失业变动存在反向替代关系。在人类历史的工业化进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相匹配的状态，即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升级与优化，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降低。换言之，机器换人撬动了工业提档升级，释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是技术和资本“挤出效应”的结果，并且随着技术的变革、设备的更新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吸纳就业能力下降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可见，产业升级在提供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无就业增长”问题。因此，加大对低端劳动力的补偿教育培训，特别是应用型知识的培训，将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就业结构两极分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升
有调查发现，随着机器换人的进程加快，市场对劳动力的技术技能要求呈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趋势。即中等技能白领和蓝领岗位需求减少，高技能要求的技术岗位、管理岗位以及低技能要求岗位诸如餐饮、个人护理等则需求较多。这意味着机器换人的领域和对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智力支撑。随着产业的高端化，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将会增加知识型员工的需求，操作、调试、维护智能设备的技术性岗位将会相对增加。因此，职业教育应当培养大批与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匹配的高素质人才以适应新产业、新岗位的需求。
三、专业技能和通用技能的平衡，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大挑战
传统职业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岗位技能，往往采取反复训练的方式，获得所需的娴熟技能。而以“机器换人”为背景的现代工作性质的变革对传统职业教育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的对接提出了严峻挑战。首先，现代工作内容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工作的完成更多地是依赖从业人员的智能，而非体能;其次，现代工作变化的速度日益加快，为了使从业人员具有更大的弹性，职业教育内容上应改变“订单培养”的方式，转而以职业群为基础设置专业，以适应并满足从业人员继续学习和转岗的需要;再次，生产的自动化，使得工作岗位与范围不断拓宽，对工人专业知识与能力要求也持续拓展。正是鉴于这些考虑，世界各国纷纷改革其职业教育内容，由原来的岗位技能培训转向通用能力（Generic Skills）的培养，这将成为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四、产业结构软化，要求职业教育提高专业与产业的动态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