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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1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趋势分析范文2
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机制；利润；成本；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7-0020-07
对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来说，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显然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特别是我国政府在衰退发生之前，甚至在衰退已经发生之时，还在不断加强紧缩政策的力度；但相对于其他各国对本国经济前景日益悲观的认识来说，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却又是最乐观的。这种认识是基于所谓的良好的基本经济面，但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向并不是由这些所谓的基本经济面决定的，而是由承担生产组织任务的企业行为决定。然而，企业行为是由效益决定的，即由相对价格关系或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关系决定，或者说是由微观机制决定。这说明，要揭示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向，必须从微观机制着手。
一、当前经济形势判断
实际上，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看，这次出乎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预料之外的经济衰退在两年前就有可能发生。
根据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经济周期计算，我国的这次衰退应在2006年底前后发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时间约为9年，如以衰退谷底为起点(见图1)，我国前两次经济周期的时间分别是1981-1990年和1990-1998年。从这种现象看，从1998(或1999年)开始的本次经济周期，约在2006年前后发生衰退，而在2007年达到谷底。所以，从正常的周期关系看，当前我国的衰退实际上比正常期间延迟了两年左右。
“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周期的平均长度并不能说明每次周期就一定会遵循同样的运行过程。实际上，经济运行对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之所以说本次衰退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发生在两年前，是因为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显示了这种迹象。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微观机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追逐利润的企业行为支配的，所以，利润或利润率的变化方向决定着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
对利润的考察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其中，最直观的就是考察所有企业或企业整体经营活动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变化。在劳动生产率等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如产出品价格与投人品价格之间的变化方向是否一致；在同方向的变化中，产出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速度，是快于还是慢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等。如果产出品的价格上升速度慢于投人品和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那么利润就会减少。只有在产出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投人品与要素价格的上升时，利润和利润率才会上升。
从这种关系看，我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紧缩现象。如从2003年到2008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分别增长-0.1％、2.8％、0.8％、1.0％、3.8％、2.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分别上升2.2％、5.6％、1.6％、1.5％、3.9％、4.4％(本年以2008年零售商品中的建筑材料及五金电器的价格指数代替)；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上升2.3％、6.1％、4.9％、3.0％、3.1％、6.9％；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分别比上年上升4.8％、11.4％、8.3％、6.0％、4.4％、10.5％；劳动力价格则分别比上年上升12.4％、14.9％、17.1％、17.6％、21.5％、21.4％，1这是各种价格上升中最快的；对于地租与利息价格的上升，这些年同样是非常快的。可见，在各种价格变化中，最终产品价格的上升速度是最慢的，6年间平均增长速度是1.8％；而中间品价格增长较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4.4％；上游和基础性产品价格的增长更快，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6％；基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则是最快的，如劳动力价格6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7.5％。在这种相对价格关系中，必然得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效益(利润率)是很差的，且是不断下降的。正是这种情况，导致我国在2005年前后就出现大批的中小企业停产、歇业的状况。正如郎咸平所说，2006-2007年我国的股市泡沫主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停业，从而将资本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结果。
对于统计资料显示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效益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非均衡变化，也就是上游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变得短缺或产品供不应求，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结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就预示着宏观经济即将发生转折。由于这些产品的可替代程度较低，产业的调整时间又长，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供给状况，因此会像瓶颈那样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从宏观经济看，虽然这些产业的产出也构成社会总产出的一部分，但却又是中下游产业的投入品。它们的短缺和高价格，不仅会从数量上强性约束其他部门的增长，而且会导致后者成本的不断上升，从动力机制上抑制它们。上游和垄断性行业在高利润作用下，虽然也会进行扩张性的投资，但受资源约束和投资所需时间长等因素的限制，这种扩张力量是远远抵消不了中下游行业的衰退力量，导致宏观经济在它们之间的非均衡的此消彼长中衰退。所以，当上游产业、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部门出现高利润时，也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即将发生转折或衰退的时候。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垄断性产业、中上游产业，股票流通市值中占绝大部分比重的也是国有企业。当它们的效益大幅度上升之时，也就是广大的中下游产业陷入困境，进而宏观经济行将衰退之时。
任何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向都是由其内部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生产组织者时，经济扩张；当社会利益分配的重心背离生产组织者时，经济衰退。市场经济是由企业支配的经济，企业的利益目标是利润，当平均利润率提高时，经济扩张；当平均利润率下降时，经济衰退。同时，在利润分配中，当利益分配的重心转向中下游产业资本时，经济扩张；当利益分配重心向上游、基础性产业和垄断性产业资本倾斜时，经济衰退。正是这种利益关系，决定了经济高涨的后果一定是经济衰退。因为，在经济高涨阶段，基本要素、上游和基础性产品变得短缺，价格快速上升，由此使企业的成本不断增加；而在最终产品需求方面，则因消费倾向下降(收
入增加的结果)、净出口相对减少(国内价格水平上升而降低产品出口的相对竞争力等)、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收敛作用等而相对不足，使企业收入相对下降。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非均衡性变化中，利润率必然会不断下降。当企业效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宏观经济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没有外力的强烈冲击，在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作用下，宏观经济在两年前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衰退。
这种强烈的外部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海外的强劲需求与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畸形扩张。这种需求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例如，从2006年到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以美元计算)保持了27％、252％、17.2％的增长速度，外贸顺差分别达到1774.8亿美元、2622亿美元、2955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分别保持了23.9％、24.8％、(2008年1-6月)263％的增长速度，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更是分别达到25％、32.3％、(2008年1-6月)33.5％的增长速度。同时，因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产生的财富效应，使得消费也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如2006-2008年，消费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3.74％、16.8％、(2008年1-6月)21.4％，消费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强力作用下，使本应在两年前发生的衰退延缓了下来。
然而，正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一样，强大的外部冲击，虽然延缓了衰退的到来，但也加大了经济系统内部的抑制力量。如近两年来，基本要素的价格、上游产品、基础性产品和进口性资源类产品的价格以极快的速度上升，而扣除受气候影响的农产品及食品外，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升则非常缓慢，只是因最终需求的存在和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得不在效益日益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一旦需求减少，大部分企业必然会在收入减少与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下萎缩。
最要命的是，企业除了遭受经济系统内在抑制机制的作用外，还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强有力抑制。例如，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强大抑制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高涨时期，不合时宜地出台了一系列严重抑制经济活力的紧缩政策，如新的《劳动合同法》、持续性的货币紧缩政策等，更是加强了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外部力量一旦发生转折，宏观经济就会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急剧衰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率几乎为零(同比增长6.8％)，企业效益更是大幅度下降，失业大量增加，各种基础性产品如运输、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严重过剩。这都显示我国本次经济衰退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笔者曾多次分析过，在经济高涨阶段，是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因为，这时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已经开始有效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
“繁荣”的过后是“危机”或“衰退”，即使不实行紧缩政策，经济也很快要走向衰退。实行紧缩政策，无异于落井下石。所以，繁荣阶段是绝对不能实行紧缩政策的。实际上，繁荣时期的任何调节都是无效的。不过，如果一定要调节，那么扩张政策比紧缩政策要稍好一点。
二、宏观经济趋势分析
相对于政府和理论界大部分人的乐观来说，笔者对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形势的趋势持谨慎态度。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具有巨大惯性的运动体，在它的惯性力量衰竭之前，要改变其运行轨迹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周期关系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还只是刚刚迈上衰退之路，衰退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之势，反而在继续加强，如消费在明显萎缩，出口则急剧下降，自发性投资也在减少等。同时，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衰退还在快速地相互传导，这说明经济系统内的各种反制力量还抵消不了衰退力量。最近公布的各项数据也都反映了这一点。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必然要持续一段时间。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向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也就是由企业效益或平均利润率决定的。从现有情况看，整体企业的总成本与总收益都在向着不利于平均利润率的方向运动。
(一)收入趋势分析
企业效益是通过利润的大小或利润率的高低来体现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利润的大小取决于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只有收入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或者收入的减少慢于成本的减少时，利润才会增加；如果相反，则一切反之。这里，首先分析企业收入情况。
对整体企业来说，收入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可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等四个组成部分。
1 消费支出预期
那些对我国经济形势持乐观认识的人，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我国消费支出有巨大潜力的乐观预期上。因为我国现有的消费率很低，或者说有很高的储蓄率，中外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差距又大，所以，我国有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乐观是缺乏依据的。
从形式上看，我国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是有巨大消费潜力的象征，但实质体现的则是我国的制度结构和分配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从制度结构看，我国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抱有恐惧感，以至有钱不能也不敢消费。虽然政府目前正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远水难解近渴。从分配关系看，我国的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如反映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接近0.5，属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储蓄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拥有的储蓄却很少，以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广大的农民群体等，虽有强烈的消费意愿，但却缺乏消费的能力。当前启动的各种工业消费品下乡，希望通过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来为城市经济解困的措施，注定会以失望收场。如果成功，则必然会以农村经济的持续凋敝为代价。因为对这些(相对高级)消费品的购买，将会挤占农民用于维持再生产的资金，减少他们对生产的投入。所以，这将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持续的伤害。要扩大农村消费，必须首先增加农民的收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在当前困境下，应该是城市反哺农村，而不是最贫困的农村来援助城市。
正是因为这样的弊端，导致消费需求不振。这是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痼疾。如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费率则由48.2％下降到36.2％。这种趋势近两年还在持续(2008年可能接近33％)。随着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这种情况必将更加突出。为应对严重过剩的局面，许多企业进行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降价促销，由此提前释放了相当部分的消费需求。同时，政府又出台许多鼓励消费支出的政策，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2009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同比增长15.2％，远低于上年同期的20.2％。这种情况说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指望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
经济增长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在衰退阶段往往会下降。如危机以来，美国、西欧等国家的居民储蓄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倾向，政府刺激经济的相当部分支出变成了居民的新增储蓄。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除菲律宾的消费倾向略有上升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消费倾向都明显下降。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薄弱，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所以，衰退阶段的消费支出也必然会更加疲软。
2 投资需求
这里将政府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支出对待，因而仅分析市场自主性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强劲的投资支出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当前经济困难之时，投资是否能够充当引领经济、避免衰退的主要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
市场经济中的投资需求是由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决定的。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企业效益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会严重阻碍投资的增长。从统计资料看，2008年中期以来，虽然投资保持了稳定状态，且在各方面有明显萎缩之时，2009年1-2月投资增长速度仍然维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26.3％，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靠政府投资的增长。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了35.6％，中央项目投资更是增长了40.3％，扣除这部分投资后，由市场调节的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二是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刚性。这也就是说，2008年中期以来，我国投资速度的稳定应该看作是前期经济过热时大量新增项目投资的延续。随着市场前景的日益暗淡，企业继续投资的愿望与能力必然会受到极大影响。
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内源性的投资必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如前几年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两大热点――房地产泡沫和中上游资源价格的畸高现象都已消失，导致这两方面的投资呈现快速下降态势。2009年1-2月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已从上年同期的32.9％下降到1％，且这种趋势会加速。其理由是，前些年的过度投资形成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如我国空置的商品房数量是年需求量的数倍，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超过l亿吨等，这种现象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普遍存在。在这些过剩产能被消化之前，新增投资是不会明显增加的。2可见，投资的回升将会明显落后于其他的有效需求。
3 净出口
出口曾是长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双引擎之一。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持续的出口增长来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其后果是造成我国极其严重的对外依赖。如2007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竟高达64％(2008年因人民币升值等原因而降到58％)，其中出口依存度为36％，与此对应的则是巨额的外汇储备。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反映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
显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未来的出口需求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如2008年11月我国的进出口形势发生重大逆转，出口增速由10月的增长17.6％逆转为下降2.2％后，在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情况下，出口增速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如与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4月出口分别下降17.5％、25.7％、20.9％、22.6％；外贸顺差也大幅萎缩，2月份贸易顺差只有48.41亿美元，只及1月份391亿美元的8.7％。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引擎已经熄灭。
不过，比之依赖出口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和韩国等来说，我国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要轻得多。这些国家2009年1-2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都超过40％，远高过我国的27.2％。主要原因是，两者间发展水平不同形成的产品层次存在差异，即前者出口的是价格与收入弹性较大的、相对高档和奢侈的产品，而我国出口的是弹性较小的、低档的必需品，由此前者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要更明显。这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零售额明显下降之时，出售大众普遍消费品的大型超市的销售额却仍在上升一样。可以乐见的是，如果世界经济继续衰退，同时不出现严重的贸易保护，那么不排除中国出口有发生逆转的可能――会替达国家的高价商品。这种情况也给人们一种警示，盲目地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进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4 政府支出
在各项有效需求中，最值得期待的是政府支出。如自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以来，政府就采取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不仅180度弯地改变了货币政策，而且启动了两年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计划。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扩张需求的财政政策，如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实行财政补贴等，由此使200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创记录的9500亿元，实际结果甚至还会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下降可能会超过预期)。所以，在各项支出中，政府支出应该是增长最大的部分。
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当前各界对政府4万亿投资的作用可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实际上，相对于原有的投资规模(17.2万亿)和经济规模(超过30万亿)来说，该投资额是不大的，并且还是分两年进行。其中，政府的财政投资仅仅只有1.18万亿，其余的还得依赖各方面的投入。在各方面需求呈快速萎缩之势，指望这点投资来扭转经济运行的态势，真有“山羊拉大车”之感。从受益者的结构看，结论会更加悲观。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投资将落人大型国有企业等垄断利益集团，所以会极大地降低其乘数效应和就业效应。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政府较强的调控能力是我国应对危机的重大优势，但却不能对此抱有过高的期望。在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内在(微观)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政府既缺乏对宏观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能力，也缺乏正确调节经济运行的基本能力，甚至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数次所谓经济过热的降温调节(1986-1989年的控制经济过热调节、1996-1998年的“软着陆”调节、2007-2008年的紧缩调节等)，都导致我国经济持续数年而政府束手无策的衰退。本次调节政策的转换之快，即使思维最活跃的人也会目瞪口呆。近两年政府对股市调节的结果，更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正在执行的一些政策，如所谓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很可能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无穷后患。因为，其内容主要是“官进民退”、垄断取代竞争、破坏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规则等，实际上是这些行业中的垄断集团在特殊时期瓜分国家利益的行为，这不仅起不到扩大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的目标，而且会适得其反。中外历史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从以上各项需求的综合内容看，今后数年内，我国有效需求，或者说企业总收入的增长将非常缓慢。
(二)成本趋势分析
在收入预期悲观的情况下，如果要宏观经济的运
行态势发生转折，就只能希望成本的快速下降了。
从宏观角度看，整个社会企业的总成本由基本三要素的支出――资本折旧、税收和进口要素支出等部分组成。在这些成本中，对企业整体来说，有些是外生性的，如税收；有些是内生的；有些则具有外生与内生的两重性，如资本折旧和进口要素的支出等。
劳动工资支出是整个成本构成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次经济周期以来，在各种价格中，劳动工资的上升是最快的(2000-2008年算术平均增长率是15.3％)。尤其是2008年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以来，更是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见，这是侵蚀企业利润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衰退和就业形势的恶化，企业的劳动支出压力会有所减轻。如失业会使企业节省部分劳动支出，同时也会减轻工资上升的压力等。3但要看到的是，工资水平本身有易上难下的刚性特点，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是限制了工资水平下降的空间。所以，工资成本的减少虽会减轻，但像产品价格那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则是很难的。
利息支出的大小，取决于借贷资本的总量和利率水平。对企业来说，借贷资本量往往变化不大。因为，大部分资本属于过去投资形成的存量资本，变化的主要是季节性的流动资本，它们占总资本的比例较小。所以，衰退阶段因此减少的利息支出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变化是不大的。总体而言，衰退以来，中央银行已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因而企业的这方面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但要注意的是，这部分利益的分配却是极不均衡的，也就是大部分降息的好处被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广大中小企业获得的利益则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后者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间借贷资本的利率在经济衰退期间则往往是最高的(风险最大)。所以，对那些仍在营业中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利息支出的下降是有限的。
在衰退阶段，虽然企业对土地及其附属物需求的减少，地租有所下降，但对那些持续经营的厂商来说，租约的期限往往较长，由此决定了地租下降的空间有限。
资本折旧，对企业来说属于长期固定费用，且折旧率由“税法”决定，因而不会有明显变化。只有对那些破产重组的企业来说，因资产大幅贬值，这方面的支出才可能明显下降。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政府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如上调出口退税率等，每年可减少税收负担数千亿。
进口要素，其中包括技术、设备、人员和原材料等各种投入品。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价格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幅度更是明显，如石油价格已下降2／3以上。最可喜的是，自2008年9月以来，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出口商品价格。2009年1月份更是出现了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如2009年1月份进口价格下跌10.6％，出口价格则上涨23％。从世界经济形势看，进口商品，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低迷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说明，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将由近几年的初级产品生产国转向制成品生产国。
从以上各项成本的形势看，在经济萎缩的作用下，各项成本都会下降，但进口成本、税收与利息支出的下降会更明显。在整个生产成本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可喜的现象。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加工工业中，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速度最慢，中间品次之，上游产品最快。如在2009年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下降1.6％，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4.5％，而最终端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下降0.4％(同比。下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下降则达到5.7％，其中，加工工业下降3％，原材料工业下降8.4％，采掘工业的下降则达到17.4％。而前几年，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价格的变化速度是完全相反的，即采掘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最快，中间品次之，最终产品最慢。这种变化说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开始逐渐向中下流产业倾斜。这是经济系统中的抑制力量开始衰竭，扩张力量逐渐加强的标志。
(三)企业利润的变化趋势
从上面收入与成本的分析中知道，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企业整体将面临收入减少与成本下降的局面。由于前者是降低利润的，后者则是增加利润的，因此，企业利润会向哪个方向运动，也就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当前形势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趋势看，在今后两年时间内，企业收入的下降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收入减少产生的乘数效应会更直接，而成本方面则受到存量资本和工资刚性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同样的速度下降。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两者间会出现非均衡性的变化。受收入与成本之间这种非均衡变化的作用，平均利润率会继续下降，由此会促使宏观经济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衰退。这种机制是造成我国的宏观经济衰退将要持续数年的主要原因。
不过，随着衰退的持续，经济系统中的扩张力量会逐渐加强。当衰退到一定程度，消费倾向会重新上升，政府的净支出也会大幅度上升，由此会扭转收入减少的力度；而成本的下降力度则会随着衰退的持续而加强。所以，在衰退中，抑制与扩张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到一定程度时，扩张的力量就会超过衰退的力量，由此推动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反转。对我国来说，这个时间将出现在2011年左右。因为，只有利润回升，同时利润的重心向中下游产业倾斜，企业才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动力和能力，由此带动宏观经济的扩张，而利润的明显回升，只有在两年后才会见到。所以，宏观经济起码要到2011年才会出现明显的反转。
三、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是企业，企业是追逐利润的，只有利润回升并达到一定程度，宏观经济才能真正反转。这说明，要促使宏观经济早日回升，就必须在增加企业利润方面着力。
虽然对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存有疑问，但在帮助企业脱困，提高利润方面，政府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就短期来说，在成本方面，主要是降低企业税负，加速资本折旧力度，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和担保力度，适当放松《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约束，限制基础性产品的价格(以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损失为代价)，以降低广大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在长期方面，应该完善经济环境、破除垄断等，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等。在收入方面，短期主要是加大政府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民生工程的支出，发放非替代性的消费券等；在长期方面，应努力消除各方面的二元化现象，缩小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消费上的后顾之忧，并将收入分配重心由政府和垄断集团等向民众转移。
应特别指出的是，各界都认为我国的基本经济面比较健康，因而会先于其他国家进入复苏。笔者认为，这种乐观的依据是不牢靠的。一个内需乏力而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先于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全面复苏的。虽然我国实施了强有力的扩张政策，但面对急剧下降的出口和明显萎缩的消费与民间投资等，其作用是有限的，难以扭转经济运行的趋势。更主要的是，我国还是世界经济规则的接受者，不仅不能像美欧等发达国家那样对外转嫁危机，而且要分担它们危机的部分损失(目前情况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所以，从各方面看，那些认为我国基本面好于欧美发达国家并率先复苏的乐观认识，都是缺乏客观依据的。为此，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①本文的各种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包括“统计年鉴”、月度资料和季度数据等)和海关网站的“统计数据”。
②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对房地产不救市，而直接进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开发建设投资的思路是对的。这种投资可以直接带来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前者则只是救了开发商，但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
③假设经济体系封闭，工资是劳动者的唯一收入，且消费倾向小于1，那么就整体而言，企业不仅不可能从就业者身上获得利润，而且一定会出现亏损。因为，企业的付出大于收入。只有从失业者身上，企业才可能获得利润(失业者的消费支出构成企业收入，而成本为零)。参考文献：
[1]杨文进，警惕经济衰退的征兆――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5，[6]。
[2]杨文进，从周期关系看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其趋势j，统计研究，2004，(8)。
[3]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