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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决策论文范文1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了人的心理、行为所造成的投资失误和市场异像。在分析了投资者心理、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投资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行为金融理论投资策略投资心理
1行为金融学概述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学的核心内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根据这一假说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理论，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现代证券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冲突，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现象，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在证券市场上则表现出股票价格的各种“异象”，如：一月效应、周末（周一）效应等，用传统金融理论很难对这些“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受到了重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金融学的一些弊端。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2.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他们列举了大量证据显示人们在做决策时，对可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资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投资者都对可能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产生。
2.2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反应过度描叙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上会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会有所偏离。过度反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没有出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事实时，投资者由于主观判断失误，以为事实已经发生并采取行动而导致投资损失。
2.3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
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但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却有时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且幅度较大，这表明股价对信息反应的滞后。与个人投资者对新信息往往反应过度相反的是，职业的投资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更多的表现为繁衍不足。他们通常会因为过分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依据，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从而错失赢利的良机。
2.4非贝叶斯预期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并非按照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贝叶斯规律来不断修正投资的预期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时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响。
2.5后悔厌恶（MyopicLossAversion）
投资者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通常会感到伤心和痛苦，而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后悔厌恶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才使得人们会感到后悔。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积极购买市场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考虑到还有大量其他投资者也同样遭受了损失时，自责和不快会相应得到减轻。
2.6固锚效应（AnchoringEffect）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作相关数值的定量评估时,容易受事先给出的参考值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固锚”效应。“固锚”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确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例如在美国，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末受美国股票市盈率(较低)这个普遍认可的“锚”的影响,认为日本股票市盈率过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东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国高得多,许多美国投资者却觉得东京市场不再被高估了,因为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末东京股市的高市盈率当成了新的“锚”来考虑。
3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行为金融学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革命，也是对传统投资实践的挑战。如行为金融学的大师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论家，又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发起成立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Fuller&Thaler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5亿美元资产。他认为他们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利用由于行为偏差引起的系统性心理错误。投资者所犯的心理错误导致市场未来获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变，并引起这些公司股价的错误定价。发现投资者心理上的系统性偏差，是基金获利的基点。其基金业绩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从1992~2001年，其基金的报酬率高达31.5%，而同时期的大盘指数收益仅为16.1%。总体而言，行为金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还没有成为投资专家们广泛而普遍的制导理论。有两个原因，一是行为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这些理论测定各种各样影响价格的心理变量时，会遇到很多操作难题。当然，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投资策略可以一直获得超额回报。行为金融投资策略让投资者具备了战胜市场的可能，但永远也无法具备打败市场的保证。
3.1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由于股票市场经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对反应过度的修正会导致过去的输家的将来表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从而产生长期超常回报现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这种投资策略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对此,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现的结果,通过一种质朴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简单外推的方法,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现象,为投资者利用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3.2惯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惯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过去相对短的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到一年）的表现的基础上，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规则(filterrules),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规则就买下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对其他12个国家的研究证实了动量效应的存在,从而证明了这种效应并不是由于数据采样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我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惯性效应，利用股票在一定时期的波动采用此策略可以买人卖出而获得价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资者将现金投资于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进行，以备不测时分摊成本，从而达到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较大风险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与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损失厌恶及思维分割有关。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担股票的投资风险的能力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投资者在年轻时应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投资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投资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普遍采用并广受欢迎的投资策略,同时却又被指责为收益较差的投资策略,而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明显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投资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①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优势信息，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对行业、产业以及政策、法规、相关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权衡与判断，综合各种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②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均值方差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不会在机会到来时集中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也同时分散。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可以说行为金融理论已经成为金融理论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之一。当然,行为金融理论远非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其对投资实践的指导能力也因时因地而异。
参考文献
1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在中国的证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2杨奇志.证券投资者行为偏差研究及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应用[J].现代管理科学,2004（3）
管理决策论文范文2
（一）医院加强财务分析的意义
医院加强财务分析具有如下意义：能够为医院管理的管理评价提供依据，并且促进医院对计划和预算的完成；加强财务分析对于改善医院的经营管理和提高综合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经营者做出科学正确的决策；通过财务分析活动，可以让决策者对医院的财务运转情况进行了解，从而掌握经济决策与客观经济规律的相符程度，最终使得他们做出决策科学合理；加强财务分析活动是提供医院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加强财务分析，可以使得医院经营决策者更加客观地对理财经验进行总结，让他们从中发现财务管理中的潜在问题和发展趋势，通过对财务活动的规律的认识，来对财务管理工作进行改进，不断提高医院财务管理水平。
（二）加强医院经营决策的意义所在
在经营管理学中认为“管理的中心是经营，经营的重心是决策”。从中可以看出经营管理的重要性。经营决策分析指的是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从若干方案中经过科学地分析判断，最终选出一个合理、可行的方案。决策分析的意义就在于从众多的方案中选出一个合理可行的方案，以此来达到未来的行动目标。决策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决策目标变为行动的关键。如果决策分析不合理甚至是错误的，那么就极有可能使得正确的决策目标不能实现。由此可见，医院经营管理的基础和核心就是科学合理的决策。科学合理的决策对于医院充分的发挥社会功能，并取得良好的医疗服务效果，从而提高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营决策分析的基本内涵主要有四点，他们分别是：（1）预测未来；（2）多方案选优；（3）以决策为动力形成经营活动的循环动态过程；（4）必须付诸行动。
二、加强医院财务分析与经营决策的对策和方法
（一）医院管理者要必须要转变传统观念，对财务分析和经营决策给予高度重视
要让财务分析与经营决策这两者在医院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医院管理者就必须要给予高度重视。这是做好财务分析核经营决策的前提条件。要让财务管理工作渗透到医院管理的各个方面，就必须要得到医院管理者的大力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医院的各个职能部门都配合好医院的财务部门做好财务分析工作，而也只有这样医院财务部门才能够得到医院其他职能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从而得到各种财务分析所需要的资料。经营决策也是如此，各种决策与政策出台后，肯定会具体到医院的各个职能部门，而经营决策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也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提供。如何不能够得到医院各个职能部门的支持，那么经营决策就只能够是空架子，空口号，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样经营决策有如何能够指引医院前进，又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要做好经营决策工作也必须要得到医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二）医院的财务分析者与经营决策者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
医院想要做好财务分析工作，就必须要有相应的高素质的财务人员，对于财务分析者，不能够仅仅只掌握财务核算、财务管理和会计理论等相关知识，还必须对统计学、成本核算等相关知识进行了解，甚至是掌握。此外，他们还必须对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熟悉，不能是那种只看纸面文章的，而是真正的清楚医院的实际情况。这样这样才能够有能力做好医院的财务分析工作。同时，还必须要提高财务人员的思想素质，只有他们将医院财务分析工作从思想上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做好财务分析工作。医院的经营决策者大都是从技术上提拔而来的，他们对与本行业的技术规范等知识和信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具有相应的经营决策管理知识。虽然其中很多人都在后来拿到的相应的管理学位，但不代表他们真正的具有管理能力。为此，必须要提高现有的经营管理者的分析决策能力，同时还应该积极的引进有能力的经营决策者。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各种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
（三）明确财务分析对经营决策的影响
总的来说，财务分析最终就是为医院的经营决策来服务的，而经营决策则可以为财务分析指明方向。财务分析对经营决策的影响有以下一些方面。财务分析可以帮助经营决策者了解医院的实际经营状况。通过财务分析，医院的经营决策者既可以知道医院目前经营的客观状态，也可以通过分析获知当前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和经营不善的具体关键所在。从而能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改善措施。通过财务分析可以帮助经营决策者对医院的市场竞争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只有对医院的市场竞争力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为医院树立正确的发展目标，从而让医院少走弯路，提高医院的竞争能力。
三、结语
管理决策论文范文3
本文就投资决策中所存在的不同期权分四种情况进行探讨。
投资决策或称资本预算，是关于资本支出的决策过程，它是企业最重要的财务决策。对于企业来说，重大项目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企业业绩的好坏，甚至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延缓决策可能会丧失机会，而仓促上马却可能导致灭顶之灾。投资决策方案评价最早采用的是投资报酬率、投资回收期等指标，这些指标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是非贴现的评价指标。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的投资评价指标的出现，是投资决策的一次革命，使得投资决策过程更为科学和合理。但这些投资决策仍存在如下缺点：①对投资项目的评估仅从静止的角度来考虑，不但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量是确定的，管理的行为也是僵化的，只对是否立即采纳投资做出决策，没有考虑管理会创造价值及其创造价值的大小；②项目评估是单纯的项目评估，没有考虑项目之间的联系；③评估着重于考虑项目产生的现金流量本身的价值，对项目现金流量的市场价值没有做出应有的评估。
为克服这些缺点，可将学的最新发展-期权原理引入投资决策之中，考虑期权的投资决策模型的出现，是投资决策的又一次革命。在期权法下，管理者拥有的可根据变化了的未来状况而改变其未来行为的灵活性，即管理者决策的价值将被考虑，得到评估。但是，期权思想于投资决策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净现值法，而是对其的“扬弃”，将投资机会的价值考虑进去，可称为扩大的净现值法。
一、期权及其定价方法
期权是指对特定对象物的选择权。这种权利只能在某一天或某一天之前行使。任何一种期权都具有如下共同特性：期权所有者具有权利而非责任按预先约定的日期或在约定的日期之内以确定的价格购买或出售某项资产-期权所对应的原生资产。期权作为一种衍生证券，体现的是一种合同关系，期权购买者即持有者从期权出售者那里购买期权，如果期权持有者要求期权出售者履行合同的话，后者必须履行，但如果前者认为履约对已不利的话，却可以单方面撤销合同。期权作为一种金融商品具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期权的交易对象是一种权利，即买进或卖出特定标的物的权利，但并不承担一定要买进或卖出的义务；第二，这种权利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超过规定的有效期限不行使，期权即自动失效；第三，期权具有以小搏大的杠杆效应。期权合约的买者和卖者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这表现在买者拥有履约权利而不负担义务以及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上。对买者来说，他在价格有利的情况下行使期权可能取得无限的收益，而他所承担的最大风险只是为购买期权所支付的期权费，对卖者则相反。这意味着期权投资者能以支付有限的期权费为代价，而购买到可能无限盈利的机会。
按照其合同规定的是购买原生资产还是出售原生资产的权利，期权分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按照期权行使的方式，可分为美式期权和欧式期权，美式期权可在期权到期日之前的任何一天行使；而欧式期权只能在到期日当天行使。期权合同的购买方取得了一种权利，是要付出价值的，这种价值就是期权的价格。
BLACK-SCHOLES对期权定价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出了著名的用于不付红利股票的欧式买方期权定价的BLACK-SCHOLES定价模型。即：
C=SN（d1）-Xe-rtN（d2）
C：看涨期权的价格
t：期权距到期日的时间（年）
S：股票现价
X：期权行使价格
e：对数的底
r：（连续计利的）无风险利率
管理决策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判断问题性质，是一个实践中常见而理论探讨中少见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判断问题性质”的描述性定义，此后从三种外交决策理论中(现实主义的理性决策理论、决策机制研究、政治心理学)引申各自对“判断问题性质”的不同解释。作者最后认为三种外交决策理论在荃本假设、哲学基础的差异，使得可以较好的描述“判断问题性质”的综合决策理论难以产生。
一、对外交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描述性定义
外交决策是从一系列政策预案中，选择出某个方案以解决外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过程。所谓问题往往既指一种客观事态的变化，也指一种主观认知的变化。它相对于某标准而言，这个标准在外交决策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表现为决策主体对某个客观事态与主观认知的相符状态的认识与认同，“问题性质”即相对于这一标准发生变化的事态的特性。“判断”则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特性的认识和对这一认识的认同的形成过程，这种过程有两个特点，时间上的连续性与事态上的变化性。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认为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是这样一个过程:决策主体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个命题的认同的形成过程，该命题的内容为决策主体对相对于某一个标准发生变化的客观事态与主观认知的认识。因此“判断问题性质”有两个阶段性成果—针对某种变化的认识，对这种认识的认同。这两者不仅在“判断问题性质”这一过程中相互作用，也将影响外交决策这一过程的其余部分。
有时候决策主体即使对“某种事态的特性”有清晰的认识，也不会制定、实施相应方案，这并不是因为认识、认同发生改变，而是因为其它限制因素的影响，如外交目标与决策主体的其他目标的冲突或“决策主体与决策执行者的认知不同”作为一个限制变量也介入到决策主体对“选择行动方案”的思考过程中。因此，“知行合一”并不必然出现在外交决策的过程中，即“判断问题性质”不必然决定决策成果。
但缺失“判断问题性质”这一过程及其结果的外交决策过程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以决策的本质是“选择”为思维起点，则若无法“判断问题的性质”，就无法使用某种标准对方案与目标进行选择。如果以决策是一个“过程”为逻辑起点，则若没有“判断问题的性质”的过程，则整个决策“过程”的起点，就无法进行有效分析该“决策”，也无法针对此“决策”制定和采取对应决策。因此，“判断问题性质”必然存在于整个决策过程中。
二、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有关外交决策的理论研究，自斯奈德1954年发表《决策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方法》以来，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研究中主要形成了三个流派:由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衍生出的现实主义的理性决策理论、关注于官僚机构与组织过程的决策机制研究、以及关注于决策者心理过程的政治心理学。不同的学派虽然都承认外交决策是做出选择的过程，但关注的重点却不同。
本章主要介绍现实主义决策理论，其基本观点是:理性国家是最重要的决策主体，在谋求权力与安全的时候，国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说出于主观期望是按照功利原则或理性规范行事。外交政策的手段和目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利益一旦确定，对外交政策的决策就是对特定国际环境下的目标和手段的准确计算，决策过程可以用理性选择模型来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工具理性主要指主体知道他的选择内容，对未知的事物形成预期，具有明确的偏好，并在经过一些最优化过程后审慎的选择自己的行动。外交决策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必要修正，如决策主体不追求最优，而是满意:维持最稳定的状态比最大化收益更容易被政治行为中的决策者选择;政治收益有特殊性。
在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中，形成一个对事态变化的认识的命题与对这个命题的认同是连贯的，其原因是对事态的认识是基于现实主义安全观、国家利益观;对这个命题的认同也基于同样的观念，单一决策主体和一贯的现实主义利益观是使得该过程如此连贯的原因。但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也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一方面，现实主义者的思维存在一种“泛安全问题化”、“泛国家利益化”乃至“泛生死存亡化”的倾向，即存在“不知问题性质却己将其定性”的可能: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最终服务于形成某一可维护国家利益的对策(即存在以下过程:对国家利益可能的变化进行程度区分—不同变化程度对应不同的行动方案—不同的方案维护在一个安全低限上的不同安全利益或一个政治利益低限上的不同政治利益)，而这种目的可能扭曲决策主体的“理性”假设，或致使不同环节中的理性互相冲突，最终导致整个过程可能出现行为体以理性为目的的行为不够理性的荒谬。因此，现实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不一定能够体现客观事态发生变化的特性，也不一定能够确保最终对策可维护国家利益。
三、决策机制研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与现实主义者相反，决策机制研究者反对将国家认为是单一的行为体，认为决策机制(决策背后的政治制度、体制、机构乃至规章制度)约束了决策者的理性选择。正如贝科威茨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中所言:“对外决策的根源必须从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国内需要与要求中寻找。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也只能在公共政策制订的总的框框里去理解。”决策机制研究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对决策机制的理解—组织过程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前一种模式认为政策是基于组织内标准作业程序的一种机械或半机械过程的产物，是各种组织间竞争和妥协的结果，是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和政治目标的平衡结果。国家决策者常为官僚机器所左右，决策部门缺乏多种选择，面临政府部门利益的激烈争斗，难以解决政策的执行问题等。后一种模式认为政策是国家政府成员间讨价还价的产物，根据这一模式，关键者是总统、总理、高级行政和立法部门领导，当然，政府外成员(如利益集团)有时也起重要作用.该模式强调三点，其一是谁参与决策。其二是决策参与者同面临的问题之间的利害关系。其三是决策成员间如何调整相互关系。决策机制研究认为，决策参与者并不真正关心制定和执行最佳政策，关心的是对自己而言的最佳政治利益和影响，因而常会导致政策的前后不一、目标不明。
决策机制研究中，判断问题性质的主体是居于决策机制核心的某些部门或某些官僚。部门或官僚对问题的定性必然要涉及自身的利益，也必然以部门或官僚所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区别，是寻找问题的特殊性。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特点是，部门或官僚的特殊性，而不是问题的特殊性决定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结果，即客观事态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谁面对事态和事态牵涉到谁的利益。由于对事态变化的定性将极大地约束与部门、官僚利益相关的决策内容，则部门、官僚需要协商出“问题的性质”，使决策内容符合部门、官僚的利益需求或至少不对它们的利益构成根本威胁。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并不是“判断”，而是一种“协商”—对预期中的利益的分配过程。此外，客观事态变化并不重要，而各部门、官僚自身的利益变化才是对决策主体而言的事态。而客观事态也并非“判断问题性质”过程中的认同的对象，各个决策主体之间的可能的利益妥协的结果才是他们对自己视野中的有关自己未来利益变化的事态的认同对象。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部门或者官僚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维持“团结”—不同决策部门、官僚所共同组成的决策主体的最终意见一致。但也存在与这种前提不一致的情况，尤其是当决策机制自身权力的合法性高度依赖于达成意见一致的能力时。这种情况中的决策主体的“判断问题性质”较为特殊，一方面，“判断问题性质”的结果依然与现实主义者的国家安全利益或客观事态无关，而与部门或官僚对决策系统的依赖性有关，即部门或官僚的利益面对可能导致决策机制崩溃的威胁时，参与决策的各主体愿意迅速达成一致意见以“合理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判断问题性质”依然被扭曲，能否达成“意见一致”比能否符合“问题”本来面貌，对于各决策主体来说更重要。这时的“判断问题性质”实质上是在寻找各方认识的交集，而不单纯是利益的分配，同样与客观事态变化的特性不相关。
在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内，形成认识与形成认同的区别非常明显:在形成认识中，由于自身利益特殊性，多个决策主体对于某种事态对自身利益产生何种影响的认识明显不同，在形成认同中，多个决策主体以利益分配或追求共同认识为目的进行协商，其结果即为“判断问题性质”的成果。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与理性国家行为体的“判断问题性质”的区别是:决策主体的数量不同、国家利益在最终结果形成中的地位不同。这种区别的根源是—决策主体是关注国家利益的单一理性国家行为体还是关注自身利益的决策机制中的官僚或部门?
四、政治心理学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政治心理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最终做出决策的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认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观察到的‘心理环境’制定外交政策。”政治心理学者突出了决策是由人做出的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决策首先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决策者倾向于从内向外看问题。“判断问题性质”则是形成一个对所面对的问题的基本看法的过程。对此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决策者的认知结构，及与认知结构相关的信仰、价值观、个性、兴趣等心理特质。性质与其说是被判断出，不如说是被建构出。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与决策机制研究，都包含一个假设，即决策主体的利益是外界给定的，参与决策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利益或保护利益。但利益不是一个定量，外交决策的互动乃至外交决策制定过程本身，都会使利益发生变化。决策者自身的认知结构、心理特性也对决策者的利益有影响，利益因此成为一个有无限内涵的符合决策者心理需求的事物的集合，不可清晰描述，不易被其他决策者认知.
政治心理学将判断问题性质看成是建构对问题性质的认识乃至认同的过程，突出了决策者认知结构的作用。但它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变，被什么改变，是一个难以衡量、估计甚至难以察觉的问题。如果决策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结构，最终对策来源于认知结构的碰撞，则即使了解每个决策者的对“客观事态”的认识，也无法推测出最终的决策内容，整个“判断问题性质”将变得异常复杂。有学者认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打开了现实主义决策理论对国家主体的“黑箱假设”，但本文认为与其说打开了黑箱，不如说告诉我们有无数个黑箱，且不存在打开每个黑箱的通用办法，且只有打开每个黑箱才有可能了解某个决策的本质，因此政治心理学很难对现实中的决策难题提供有效建议。
外交是互动性的，一方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对方的行为。若一方对另一方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无法做出一个基本的把握，则前者的“判断问题性质”就无法得出包括后者介入后的事态的特性、后者行为的意图、后者对前者的可能采取的行动等重要信息在内的命题集合。形不成这样的命题集合，一个被决策者认同的具体方案就难以形成，从而致使外交互动难以保证。政治心理学的分析让人意识到了决策的复杂性，因此交涉双方采用一些通用假设会使得决策过程，尤其是“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变得清晰并保证外交互动顺利进行。
五、结语
管理决策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中职班级；教育管理；存在问题；解决措施
作者：路勤学（江苏省武进职业教育中心校，江苏常州213164）
随着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职教育也在不断的普及和推广。在中职教育教学管理中，班级作为中职院校的基本教育单元，是开展授课、培训、实践等各种活动的基础组织。一个中职院校班级管理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该院校育人成果的优劣。由于我国目前大部分的中职院校学生在综合素质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中职院校更应注重加强对中职班级教育的管理。中职院校的班主任在学校中不仅作为基础组织工作里的管理者、组织者，更是肩负教育任务的执行者，为了更好地提高中职院校的教学质量、增加中职院校优秀学生的数量，并加强中职院校对班级的管理，对中职院校班主任的班级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提升中职班主任的素质对促进中职院校健康发展作用巨大。
一、目前中职班级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班级凝聚力较差
一个良好的班集体应该是彼此相互信任，有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且每个成员都能够为实现集体目标而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就当前我国中职院校的情况来看，很大一部分的班级团结合作氛围较差，没有班级凝聚力，学生之间互信程度较低，自私心重；在班级讨论时也很少人站出来为班级提出宝贵的意见。
（二）班级的管理制度不够规范
中职院校的规章制度基本都是班主任按照学校的要求，通过班干部直接或间接地约束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绝大多数班主任的精力花在了教学工作上，对班级学生缺乏管理，并且很少对班级的管理方式进行创新。学生也只在表面和行为上遵守院校的规章制度，没有从内心理解和认可院校的相关管理制度，所以有的规章制度根本没有起到规范班级学生和约束学生行为的作用。
（三）学生干部的选拔
中职院校班级班干部的管理对班级的班风、学风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学生干部的素质对班级学生整体素质有着直接的影响，学生干部作为班级里的带头人，是教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由于很多班主任只注重班干部的选拔，而忽视了日常对干部的正确指导。另一方面，一部分班干部缺乏相应的管理工作经验和手段，影响了班级管理，引起学生的反感，使班级团结大受影响。
（四）集体活动参与不积极
班级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织单元，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以及成长生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中职学校的教育过程中尤为重要是学生的课外活动和实践课程，中职学生不同于高中学生，他们更多的是要掌握很多相应的专业，动手实践和课外活动对学生的技能提升帮助很大，而学生不积极的态度最终会影响学业。
（五）学生自身原因
中职院校的学生正处于心理与生理的叛逆时期，网络游戏对很多学生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夜不归宿、频繁旷课、上课睡觉等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家庭原因也往往使学生身心倍受打击，性格孤僻、自闭。
二、中职班级教育管理对策
（一）注重自身形象，进行爱心教育
中职班级教育管理一定要以人为本，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来制订规章制度，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不断修订。教师是教育管理的主体，要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出发，为学生传道、解惑。班主任优秀的正面形象对学生而言十分重要，能达到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实践的积极性。另外，中职教师应关心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参与学生的集体活动增进感情，提高教学效果。
（二）树立创新意识，提升班级管理方法
班级教育管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管理方式直接影响管理的效果，要想让学生提高自觉性和认知性，并且树立遵章守纪的意识，就必须对中职学生加强规章制度的宣教，建立科学合理的班级组织，制订正确的教育管理计划，对中职学生还要进行定期考核，使教育管理的目标能够实现。
（三）勤于行为引导，搞好思想教育
管理决策论文范文6
根据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中的观点，一旦对金钱名利的追求超越对道德情操的追求，结果便是社会公正性原则被践踏。金融市场参与者主观违背伦理、或正常逐利行为的结果都可能违背金融市场效率要求，缺乏约束和引导的市场消极行为的持续和扩散，使得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出现不稳定或高风险运行状态。金融领域中的伦理是个重要问题，尽管多数新金融理论来源于似乎与价值判断无关的金融经济学，但它们仍然要接受伦理的检验。金融交易效率不仅依赖于金融契约的法律执行能力，还依赖于缔约双方的道德规范。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当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产生冲突时，其市场行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社会责任。交易主体遵循伦理的程度与其搜寻、加工相关信息进而形成的价值信念密切相关。但是，现代主流金融理论缺少伦理维度，这种去价值化倾向将市场参与主体对金融活动的关注更多引向技术，对技术的过分依赖又进一步弱化了道德认知和自主开发能力，模糊了金融的伦理诉求，加剧了金融领域的伦理冲突，抑制了金融社会功能的发挥。对现代金融发展中伦理问题的探讨，既是对现代主流金融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对现代金融道德困境的积极回应。
“卷入”意指个体对某活动与自己的关系或重要性的主观体验，该活动明示了卷入方向，活动与自己关系的密切性导致了卷入强度的差别。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于1964年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首次提出“卷入”（Involvement）说法，Krugman（1965）在研究媒体传播问题中明确了“卷入”概念。“卷入”概念一度被广泛应用于媒体传播、广告策略以及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Wright，1974；Lastovicka，1979；Mehta，1994）。承接Lastovicka（1979）等成果，“卷入”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涉及决策者处理信息的动机和方式（Burnkrant&Sawyer，1983；Mittal，1988）、行为态度与意图（Maclnnis&Park，1991；Swinyard，1993）、行动与体验（Mano&Olive，1993）等方面。因此，“卷入”的实质是行为主体的态度聚合和价值观的再现，特定的激励可以推动决策者调整与意图有关的各种信息的搜寻、加工的广度和深度，进而引起行为的改变。卷入强度的差别导致对相关信息搜寻与加工程度的不同，不同的卷入程度与决策者的行为高度相关。金融伦理卷入涉及两个层次：一是金融市场参与者对金融伦理问题重要性的主观态度，二是基于主观态度所采取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动。一旦金融市场参与者认为金融伦理问题与自己相关且很重要并采取行动，就会导致决策过程中金融伦理的高度卷入，增强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导致积极信念强化和（或）消极信念弱化。尽管金融法律制度可以通过规章、监督与处罚对市场主体形成规范和激励，但法律的有效实施往往需要超越法律规则界限的金融伦理行为支持。金融伦理规制在调整个体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冲突与两难过程中，客观上提供了金融效率改善的途径。本文在分析金融伦理卷入影响信息加工处理的基础上，借鉴Brock，Hommes，Wagener（2005）的LTL（Large Type Limit）方法，将金融伦理卷入参数化，来研究了金融伦理卷入对价格稳定性的影响。
二、金融伦理卷入与市场信念
对伦理溯源，黑格尔的伦理观内含了个体选择与外在规范，以及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重冲突。在经济领域，伦理则涉及个体选择与市场规制、经济效率与经济正义的关系问题。金融伦理研究源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义金融伦理研究涵盖所有利益相关的市场交易主体在金融交易中应遵循的行为规则和道德规范。宋文昌（2009）指出，金融伦理可以区分为内在伦理和外在伦理。金融内在伦理是金融市场交易中的自律性规范，它要求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在交易中排除绝对自利的诱惑，实现对金融伦理标准的内省与超越。金融外在伦理是他律的伦理标准，涉及对交易主体行为及其金融关系性质的判断。金融外在伦理区分为金融底线伦理和金融市场激励伦理两个层级。底线伦理是金融市场交易最低限度的伦理要求，市场激励伦理是以市场激励机制为核心的高于底线伦理的道德规范。“自利”交易主体的行为选择中，底线伦理构成了道德容忍的下界和法律容忍的上界。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将促使交易主体的决策主动接受自律规范且远离底线伦理。
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金融伦理是影响金融效率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发展的滞后直接增加了社会监管成本和秩序重建成本。Chami（2002）等学者强调，金融伦理风险全方位渗透不完全市场，应将其管理放到重要地位。赵向琴（2003）指出，在考察金融效率时，必须注意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伦理和社会责任。金融伦理建设是构建和谐有序的金融秩序、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金融伦理规制通过调整金融市场参与者个体行为进而影响市场群体行为，达到改善金融效率的目的。因而，金融伦理卷入下的个体决策及个体间的信息互动成为探讨金融伦理规制的基石。对此，一般的研究中，考虑到数量巨大的交易者群体，通常认为个体间的随机互动导致其行为影响相互抵消，总体金融变量不会出现本质偏离。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Kirman（1993）利用随机招募模型，实证了异质主体行为对金融总体变量的影响。Panchenko（2007）指出，异质主体的不同信息交流方式产生不同的信息交换效率，导致金融市场变量的不同动态特征。Brock和Durlauf（2001）使用logistic模型刻画了决策个体同时考虑自己及其他人行为的决策过程。结果表明，在缺乏协调机制的社会系统中，异质主体互动超过特定阀值，可能导致市场多均衡状态出现，个体变量的细微改变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大的波动。Brock，Hommes&Wagener（2005）使用LTL方法对多交易者类型市场进行了低维近似，认为异质主体适应性强度改变或导致金融变量的过度复杂波动。受过往获利经历驱使，交易主体无论是主观违背金融伦理或是正常逐利行为，都强化了历史策略在未来决策中的持续性，社会互动使其放大和扩散，在更高的层面上从而往复。这个过程中，决策主体缺乏足够的自我纠偏动机，其结果内含触发市场价格失稳的可能。
对此，法律规制暴露了其局限性。Boatright（2002）研究认为，法律规范是针对不道德行为的反应，即使不考虑法律在对市场主体行为合法性界定上的不明确性，对市场主体日常交易行为漠然、直至其达到法律禁止的行为边界才采取行动的市场规制思路是不恰当的。金融伦理作为一种反对自私自利的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互方式，外部约束松弛将为牺牲社会利益谋取私利的金融不道德行为提供了机会。过度依靠法律规范调整市场参与主体行为，可能导致市场主体只是在形式上而非精神上遵守法律；一旦过度的法律规范成为市场主体负担，逃避法律可能就成为一种正义的行为。金融伦理规制应成为法律规制的重要补充，来调整人们面对个体利益和社会责任时往往存在的冲突和两难。根据“经济人”原理，缺乏来自外部的有效引导和调适，交易主体行为游走于底线伦理边缘就会是其最优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有效的市场自律准则和司法制度的存在，不仅在于约束市场主体行为，更重要的是倡导交易主体通过自我激励实现对金融伦理的内省与超越。在金融领域倡导社会责任导向，强调个体专业认知提升中的道德选择，比盲目因循法律规章更为重要。
三、金融伦理卷入下的惯性决策现象
根据Samuelson（1988）的观点，惯性决策可定义为对过去决策行为的强状态依赖。在金融伦理卷入下，不同的伦理态度和卷入强度会对市场行为选择产生影响。过去坚守或有违伦理的策略、尤其是“成功”的策略选择，往往在后续决策中被有意或无意的“复制”、模仿，呈现决策中的惯性特征。很多学者的研究证明了惯性决策的存在。Vissing-Jorgensen（2002）研究证实，金融市场参与者过去的交易经历对当前行为选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宋佰谦和姚华（1997）研究指出，我国投资领域存在较高的行为惯性。李涛（2007）针对2006年中国9城市投资者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市场个体当前和未来期望的选择都表现出惯性现象。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有不同的解释。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市场主体的惯性决策是在维持或改变当前行为的成本与期望收益之间权衡后的理性选择；行为经济学认为，由于个体决策所需信息的收集与加工受到成本和时间的约束，个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做到“理J生”选择，而只会选择“满意”的方案，甚至在决策时应用“拇指法则”。因此惯性决策是市场主体做出决策时的认知心理导致的决策偏好现象。金融市场上，由于个体沉浸于复杂、易变和信息超载的市场状态中，决策者经常需要在“维持”和“改变”之间做出快速选择，认知特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行为选择。Kruglanski（1989，1994）用“认知闭合”的概念描述了个体加工信息的倾向特征。认知闭合是决策主体面对不确定性时表现出的动机与愿望。个体做出决策时，为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即使缺乏足够证据，也会迅速做出决策，并且有意无意摒弃新的信息，即使新信息带来对当前决策的明显负面意见。认知闭合使决策者更容易陷入首因效应的影响中，且更容易坚持已有的观点。Taris（2000）指出，认知闭合使个体具有自我强化动机，这为决策者为何不愿意接受新信息或采纳他人观点提供了理由。通常，在长时间里持续成功者的认知闭合强度更高，而连续失败者的认知闭合强度要弱。较弱的认知闭合强度提高了决策主体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承压能力，从而具有进一步搜寻和加工信息并且易于受其他观点影响决策的可能。
行为金融学中的禀赋效应、隔离效应和证实偏差等行为偏差给出了金融伦理卷入下决策惯性更具体的可能解释。决策主体面对维持现状或接受新方案的选择时，他往往将维持现状的损失视为参考水平，在与新方案产生的可能损失权衡时，赋予新方案的可能损失以更高的权重，导致决策者偏爱维持现状，即“禀赋效应”导致了交易行为中的惰性。Tversky&Shafir（1992）证明了隔离效应的存在，这是决策主体愿意延续原来的行为直到更具体的信息披露再做出决策变更的倾向，即使这些新的信息对决策变更并不重要。证实偏差是个体一旦做出决策，就会为该决策寻找支持证据，这是个体决策中存在的证实而非证伪的倾向。信念坚持和锚定是导致证实偏差的心理基础，信念坚持使得决策者会维持其选择；锚定使得决策者解释后续迹象时倾向于继续原先的信念，从而表现出对自己以往决策行为的很强的维持性。在特定的金融伦理观下，决策主体对“复制”过往成功经历的过度自信是金融伦理卷入惯性的强化因素，而决策惯性则是其行为表征。
四、金融伦理卷入惯性对价格稳定性的影响
现实金融市场上，数量众多的金融市场参与者都属于有限理性的异质主体、金融伦理卷入存在惯性且相互竞争。Brock，Hommes&Wagener（2005）证明了LTL的演化规则是数量众多的、相互竞争异质交易主体市场动态演化的很好近似，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结构的一些关键特质可以被参数化，其结果说明了金融资产价格对理性预期均衡状态的偏离及过渡波动的内在机制。以下借鉴Brock and Hommes（1998）提出的LTL方法，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可以将金融伦理卷入惯性参数化，来呈现其带来的市场影响，为金融伦理规制和有效监管提供思路和方向。
基本假设：（1）市场主体假设：异质主体数量众多，有限理性，金融伦理卷入程度不同，相互竞争且风险规避；（2）市场参与假设：异质主体在收益固定且无风险资产和收益不确定的风险资产之间做选择；（3）主体信念假设：市场主体对市场的信念条件方差为常数，未来红利收益预期相同且等于条件期望；（4）金融工具状态假设：任一时点上，金融工具的价格由理性均衡价格加异质价格信念影响部分构成；（5）市场状态假设：金融市场是连续变化的动态市场。
令Pt是风险资产在t时的价格，yt是风险资产红利收益的随机过程且满足期望为y的常均值独立同分布特征；wt是t时刻市场主体的总财富；r是无风险资产收益水平；St代表t时刻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风险资产总量为常数，s为单位风险溢价；异质主体类型计为h，异质性源自金融伦理卷入程度的差异，仅仅体现在对过往决策态度所导致的策略选择中；a是风险厌恶系数。
市场主体的总财富可以表达为：
五、结论与后续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