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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范文1
【关键词】 后专业化；时代；工作研究
引言
根据国外现代主义专业化模式，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复专业化时代提出了成熟的核心属性。其中，在我国未来社会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对社会工作的内容与特性进行详细的研究，主要核心是以正式的全日制职业和专业组织以及伦理法规等进行社会工作 [1 ]。所以，在后专业化时代的社会工作中，可以利用借鉴专业化理论的核心特征，建构出一个对应的后专业化过程的概念框架，并且通览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理论进行相结合是未来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
一、 行动反思实践与批判反思实践的发展方向
与后有许多批判理论可以借鉴，以解决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反思问题。所以说无论是尚恩的行动反思模式，还是伊拉奥特的专业能力发展模式，都是基于英美实用主义传统，试图帮助专业学生和实践新手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实践情景时，发展出情景有效性的专业方案。所以，在研究行动反思实践与批判反思实践的发展方向时，可以让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并且让学生在此次实践中明白社会生活与校园生活的差距 [2 ]。但是在社会工作领域，对于与后的各种实践理论长期以来重视不够，这也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明显感受到课本理论知识与现实的差距。所以很多的社会工作研究者认为，实践中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形成，不仅仅需要在行动中反思，还需要进一步划分成关于行动的沉思，以及在行动中的迅速直觉性思维和行动。
二、 证据为本及增权实践的发展方向
证据为本的专业实践背后的知识观是实证主义，对应的专业实践论是一种科技理性模式。而增权实践策略虽然把专业实践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当成改变的对象，但是依然共享一种实证主义的权力理论。这种基于实证主义的科技理性模式容易导致新的专业知识权威层级问题和差异困境。然而，一些复杂的变动性强的实践情景可能会遇到许多始料未及的情形，这就要求实践者能够使用构想实验，阐明有效的专业实践模型 [3 ]。因此，社会工作者就像其他人际关系专家一样，都使用综合性的理论来构想他们的实践情境。所以，当我们遇到时就可以建构一种理论框架来理解情景，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并通过行动检理论构想的效能，这种就叫做证据为本及增权实践的发展方向。所以，要真正解决专业权威不平等问题，还要处理好知识论与专业理性的问题。
三、 福柯主义者的话语实践策略
福柯主义者与社会学家和建筑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作家在1972年的法国杂志的圆桌会议上一起讨论社会工作，并且对未来社会工作发展的方向进行了研究。其中在司法设置和惩罚技术逐渐退居二线，并且对种管制手段和技术也发生转变。所以，现代社会是一个更加精细监督和连续监督的禁闭社会，从而保证人的正常化和社会秩序 [4 ]。于是，社会工作也就进人整个规训体系，对社区和家庭进行访问，并对访问对象进行分类判断和监督、规训，以保证正常人的连续性。所谓知识考古学类似尼采的道德谱系学，不是就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的思想进行系统总结，也不是要描述历史发展的结构主义转换，而是就陈述方式本身，就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策略和转换进行断代考察。但是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理性占据了思想家的头脑，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要求个体成为一个生产性的主体和有效率的主体。所以说，福柯主义者虽然反对提供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的社会工作方式，但是通过霸权意识形态对个体产生异化支配效果体现了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利。
四、 优势视角和抗逆力强化项目
反思实践理论知识是主流社会工作的一种科技理性与知识论以及实践论。并且在社会工作的研究方向中，应该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不同社会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例如，在医学工作模式中，可以采用现代精神医学的技术术语进行构建新的工作模式，这种方式对于我们要帮助的会对我们形成致命的影响。曾经著名的理论学家萨理贝认为各种诊断标签能够成为社会工作者的主要身份，并且这些社会中的称谓和角色能够很快的让别人对其身份进行识别和认识。所以说在社会工作中，一个一旦被贴上具体的标签，这个人的性格和经验以及社会背景就清楚的显示出来 [5 ]。另外，在优势视角和抗逆力强化项目中，所有扭曲的原因都是由具体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比如假设人类关系中，很多的疾病和生活习惯等都是有相当多的联系因素，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也要根据这些因素找到针对性的解决方式。通过以上的做法，能够把个人和朋友以及家庭等在日常生活中所有可能带来的因素进行抛弃，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加深或者减少相互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有很多的文化和精神上的转变能够帮助他人进行治愈。因此，社会工作是人类关系维系的主要方式，也是人类发展必须要有的社会职能。
结语
总之，在进行后专业化时代的社会工作研究时，主要是以行动反思实践与批判反思实践的发展方向和证据为本及增权实践的发展方向以及优势视角和抗逆力强化项目为方向。
作者简介：
班启辉（1994.7）男，布依族，贵州省惠水县，在读贵阳学院，专业：社会工作，论文研究方向：社会工作方面。
参考文献：
[1] 郭伟和.后专业化时代的社会工作及其借鉴意义[J].社会学研究，2014，12（15）：217-240.
[2] 文军.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路线图―迈向职业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工作[J].社会观察，2015，11（71）：124-129.
[3] 王瑞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战略的分析与实施[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0（24）：110-112.
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范文2
【关键词】社会工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毕业论文
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它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理论为基础，运用专业方法帮助感受困难的社会成员，增强其能力，促进其与社会环境相适应，达到增进其福利的目标。社会工作是将工作者、服务对象、问题、资源、社会环境等因素连接起来并进行有效配合解决问题的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求社会工作者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实务能力。实务性、实践性及应用性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特征。据此将专业目标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具体来说就是培养具有助人自助专业价值理念、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熟练掌握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具有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操作技能，在专业服务领域从事社会工作服务与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围绕此目标调整课程体系，强化培养过程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都与实际紧密结合，搭建社会工作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毕业论文指导环节就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思考与探索。
一、完善管理文件，规范管理，严把毕业论文质量关
学校社会工作自2003年招生以来目前已有近十届毕业生，在毕业论文指导这一教学环节中一直进行高度重视，规范管理，严把质量关。社会工作专业毕业论文从专业实习初期就开始下达任务书，到毕业论文的开题、撰写、中期检查，预答辩、毕业论文答辩及最终论文归档共设七个环节。为了更好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为此召开专业教师研讨会，就以往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进行梳理，对出现的共性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在原有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又增订了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暂行规定。该规定对学生的出勤、写作态度，教师指导形式、职责及论文写作步骤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另外又重新修订了有关本科毕业论文管理规范。该文件对论文的规范撰写提供了依据，大到选题方向、论文框架，小到标点、空格、注脚、图表、案例、参考文献及中英文摘要等内容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并附有毕业论文模版及调查问卷模版，确保毕业论文指导工作规范有序，为毕业论文的规范性提供了制度保障，严把质量关。
二、组织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论文写作培训，提升学生应用能力及水平
所谓社会工作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就是要求学生能够把在课堂中学习到的专业理论、专业方法服务于社会工作实务当中，为服务对象解决实际问题，激发服务对象的潜能，改善社会关系，提高生活质量。这就要求学生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方法、技巧，同时又要具备较强的社工实务能力，通过社会工作专业介入能够有效地帮助服务对象，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实际就是对所学专业一次整合和提升过程，通过这一教学环节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同时也是学校办学水平、教师素质和学生能力三位一体的一次综合考查评估过程。如何从专业的视角进行毕业论文选题，如何构思论文构架，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如何运用所学习的专业理论，如何体现出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在具体分析论证过程中如何运用相关研究方法，如何设计调查问卷，如何运用SPSS统计分析等等，这一系列环节运作的好就是一次整体实力水平的学习提升过程，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强化学生的社会工作实务能力，提升毕业论文的水平，专门安排了相关老师对学生进行了研究方法及相关软件运用技巧等方面的强化训练，另外对论文调查问卷的设计、访问提纲的设计、图表的制定及规范性要求也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与说明。
三、建立稳定的社会工作实习基地为毕业论文教学环节奠定实践基础
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实习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是专业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它课程无法替代的学习模式。可以说没有社会工作的实习，就无法实现社会工作教育的培养目标。为此我们建立了稳定的社会工作实习基地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搭建平台。经过多年的努力，实习基地已经由原来的单纯依赖社会组织逐渐发展成四个不同层次的实习实践平台体系:一是以哈尔滨为中心，辐射到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签约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经过多年的运作目前已建立相对稳定的常态化的顶岗实习基地。二是依托学校以教学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实践基地;三是依托社工系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社工实务组织微澜社工服务社;四是依托人文学院以教师为主导的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目前已承揽多项不同层次社工项目。学生可以在这些不同层次的实习实践基地开展各种实务活动，同时也结合自己的实习内容确定论文的选题，开展实务活动，有效地将所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由此也逐渐构建出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多层次、多模块的课程体系和实践培养框架体系，为学生进行实务训练、实习、撰写毕业论文和就业提供了平台，同时也为教师开展教学科研社工实务活动提供了平台。这种人才培养框架体系整合了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教学资源，确保了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条件和质量，保证实习质量，也为毕业论文的教学环节奠定了强有力的实践基础。
四、以3+1人才培养模式为平台，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就业一体化
为了使学生能够把在课堂中学习到的专业理论、专业方法服务于社会工作实务当中，为服务对象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其实务能力，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为此我们采用了3+1人才培养模式。即学生在大学前三年时间里在学校完成专业理论专业方法的学习。将原来分散在不同学期的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重新整合为综合实践环节，并将此教学环节集中放在大四一整年的时间在社会这一大课堂来完成，整合校内外的教学资源。其中将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整合为综合实践活动即顶岗实习，学生的综合实践岗位与将来的就业岗位统一起来，顶岗实习与就业岗位试用期统一并行，而在毕业论文环节要求学生以综合实践岗位为依托，带着专业思考去实习，在实习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形成自己的毕业论文，也就是说要求学生要根据自己综合实践岗位的具体工作进行毕业论文选题，然后在实习工作中开展相应的个案项目、小组活动、社工项目等社会工作实务来撰写毕业论文，从而使毕业论文突显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性的特点，学生毕业实习、论文、就业一体化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毕业论文在选题上力争与实习、就业相结合，这既体现了专业实习的效果、增强了学生毕业论文的实效性，同时也可促进学生尽快适应职业角色，缩短工作的适应期。而这种实习、就业、毕业论文三位一体的教学形式，整合校内外教学资源，形成学校和社会联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模式。
五、毕业论文与综合实习岗位有机结合，突显社会工作的实务性
实务性是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而实务性又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因此在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这个环节上尽量突出社会工作的实务性特征，以强化论文的实用价值和专业技能的培养与训练，尽量避免学生撰写空谈理论的文章，使其尽可能贴近社会生活实际，这既体现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实务性，也是3+1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体现。由于在3+1人才培养模式中要求学生毕业论文选题要以综合实践岗位为依托，带着专业思考在实习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开展社会工作实务，最终形成自己的毕业论文。因此学生从专业实习开始就与指导教师就毕业论文的选题进行讨论研究，特别是在社工机构实习的学生在选题上力争与实习、就业相结合，积极开展个案、小组等实务活动，毕业论文真题真做，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大多来源于学生对实习期间所接触项目活动的思考及实习机构运作模式的研究，这既具体落实了3+1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也增强了学生毕业论文应用性，突显了社会工作的实务性、实践性的专业特色，保证了毕业论文的质量。总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实际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更需要教育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尝试和突破，强化实践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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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英，梁爽．社会工作专业3+1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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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范文3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工作介入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5-0132-02
1 研究背景
在身份认同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一直被当做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只能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没有与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实行有效的衔接；在权利保障上,他们在城市社会不能享受完整的市民权利,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在经济活动上,城市对他们是“经济上吸纳、制度上排斥”,他们大多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但却没有被赋予社会保障权、子女受教育权等；在生活层面上,他们不能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明显的隔离,处在“生存孤岛”之中。总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状况不容乐观。
2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稀疏与单一的原因
2.1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
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在农村,但他们很小就来到城市,习惯于城市的生活,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这种非市民又非农民的社会角色,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当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倾向于利用以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先赋社会支持网络并采取极端手段解决,而很少借助于以政府、城市社区、用工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支持网络并依靠法律手段解决。由此形成的与城市主流文化相背离的社会亚文化,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瓶颈。
2.2 城市居民的排斥
当农民工没有遵守城市生活规则时,城市居民便对农民工形成一种排斥。另外,农民工对城市工作机会的“争夺”,也会造成市民对农民工的排斥。渴望得到城市认同,却受到城市的排斥,从而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巨大的“认同困境”。
2.3 社区功能的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的季节性频繁流动和寄居特征,使城市社区居民无法将其视为同一群体。由此造成了社区支持网络仅限于生活在社区内的拥有本市户口的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被排除在社区服务体系和社区救助网络之外。
2.4 自身素质的欠缺
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受社会地位及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社会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致使其很少有机会接受更高层级的教育,所以文化素质不高。同时,过客心态,对城市的冷漠和疏离感、封闭和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心理,促使他们更加自卑和敏感,甚至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所以心理素质不高。
3 社会工作介入的优势分析
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中,社会工作介入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点：
3.1 崇尚专业伦理精神,能弥补“社区失灵”和“政府失灵”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能力相对有限、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这就要求社会服务部门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各种问题时要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公益性或共益性等基本属性。“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具有这些基本属性,因而作为积极影响社会的重要组织制度创新形式,社会工作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问题上弥补“社区失灵”和“政府失灵”。
3.2 优势视角的应用
优势视角作为社会工作的一种全新工作理念,在助人的过程中,强调发掘和运用服务对象的优点和自身资源,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对于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发掘新生代农民工的潜能,使其利用自身优势弥补自身不足从而获取城市市民的社会认同,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所没有的优势。
3.3 系统分析视角的应用
社会工作的系统分析视角是将服务对象放在一定的情境中去分析,并运用合理的系统理论从多个角度寻求帮助服务对象的一种工作方法。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会遇到很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社会工作者掌握了多学科的系统知识、科学的助人办法和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他们能够对不同的社会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从而找到解决问题、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最佳方案。
4 社会工作介入模式分析
4.1 局外参与者介入模式：开展个案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关键在于自身,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发展衔接机制,使新生代农民工首先从自身做起,增强融入城市的自觉性、主动性,同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提高法制意识、责任意识、自强意识,实现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4.2 角色引导者介入模式：开展小组工作
恰当的角色扮演技巧是新生代农民工角色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小组工作建立角色演化机制,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市民行为,模仿市民角色,改变原有的乡土气息,内化现代城市的价值理念,逐步建立适应都市生活的现代生存方式。
4.3 关系协调者介入模式：开展社区工作
发挥社区居委会的作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交流。开展对社区居民的思想宣传和教育,使他们逐步树立起尊重和平等对待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和风尚。另外,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活动,增加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加深对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的了解。
4.4 政策倡导者介入模式：开展社会行政工作
（1）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逐步削弱户籍制的身份定位功能,允许新生代农民工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户口,逐步实行统一居民身份的一元户籍制度,在政策上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国民待遇上的一致性。
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范文4
〔关键词〕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09)11-0009-04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对素质尤其是心理素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提高个体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心理健康教育,在学生心理问题日益凸现的学校教育中,如何保障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便成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但当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在制度保障、服务体系和作用机制方面还存在许多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而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通过解决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各种内外因素来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它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需要,对学生具有预防、补救与发展的功能,维持学生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正常运转,必须建立科学的学生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保障系统。本文在借鉴国外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及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学校社会工作引入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之中,并大胆展望学生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保障系统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其研究成果主要集在以下三个方面: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制度研究、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体系研究、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保障机制研究。
1.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制度研究
早在20世纪初,英国、美国和德国就几乎同时开始了教育与福利两种制度结合的学校社会工作,构建家庭、学校与社区相互结合的学校社会工作体系。目前,学校社会工作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于学校社会工作制度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学校社会工作的组织机构设置、工作程序、工作管理等相关的工作制度、人员配置及角色定位等。总的来看,国外的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主要是通过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共同实现,政府大都提供一定的经费与政策支持,以促进工作的发展。在组织方面他们大多成立了一些专业组织与协会(包括全国性专业组织及州、地方性协会等),在政府和上述相关协会中也设有专门的制度或相关的服务准则对组织与管理作了一些相关规定,以对学校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监督。
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在各国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故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分布情况在各国各有差异,但具体在人员组成方面,国外从事学校心理健康维护工作的人员主要有学校社会工作者、辅导教师、护士、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病医师等,这些人构成了一个服务网络,共同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负责;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学校社会工作者,他们是这个服务网络的核心,起着联系其他服务人员、协调各职能部门和相关人员的作用。Allen・Meares(1991) 指出学校社会工作者是学校内的职业心理健康工作者,他们通过减少危险因素、提升保护性因素来提升人们心理健康状态。总之,学校社会工作者是一个综合的角色,可称之为学生援助计划员(student assistance programmers),他们应该同时兼备预防计划专家、危机管理者、评价专家、转介员和案例管理者等角色。
2.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体系研究
关于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学校社会工作的目标、工作内容、工作模式及工作者采用的工作方法等,不同的学校社会工作模式具有不同的工作目标,工作人员在不同的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采用的方法技术、依据的心理学的理论也不尽相同。
总的看来,作为一种专业服务,学校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协助学生、家庭、学校与社区排除障碍,提升学生在学校的成功学习经验;其主要工作内容是评估学生的问题,向其他人解释学生的问题,提供给学生、家长等相关人员教育咨询服务,调解学校―社区―学生的关系,及其向个别的学生提供咨询服务,以全面解决学生的情感、行为、学习和适应问题,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者采用的主要工作方法大体为个人辅导、小组工作、学校和社区综合性活动及咨询服务等;其服务模式主要有四种:传统临床模式(the traditional clinical model)、学校改变模式(the school-change model)、社会互动模式(the social interaction model)及社区学校模式(the school community model) 。
3.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保障机制研究
对于大中学生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保障机制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在国外也比较少见。为保障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顺利实施及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国外大都从政策法规、人员培训及监管评估等方面对其提供保障。
在国外,开展学校社会工作的国家大多用立法的形式对该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此外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协会也制定了相关准则以确保学校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但是很少有国家有专门的学校社会工作的法律,仅仅是在保护未成年人等法律中有所涉及;在资格认证方面,目前学校社会工作相对完备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形成了体系化的证照制度,要求工作者具备相关证书,最低限度必须是合格的工作者,受过大学以上专业训练;在人员培训方面,专业组织负责相关人员的培训,包括岗前培训与在职培训,各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也设置相关课程对学校社会工作者进行培训,他们大都建立了有效的督导机制。在培训模式上,Koller等提出要建立一个针对学校员工的以预防为基础的培训模式,该模式以预防、合作、各学科之间共同努力为基础,既包括岗前培训也包括在职培训。
二、展望我国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
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完全可以说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特别是在学校教育问题越来越复杂多样与深刻化、而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又比较缺乏的背景之下,学校社会工作以其不仅只是单纯的解决问题、更注重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实现变革的特点,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展现了外部力量进入学校教育现场、努力改善学校现存问题的新局面,充分展示了学校社会工作固有的特点效果和魅力,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整合了心理健康教育与学校社会工作的优势,在学生心理问题日益凸现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其作用越来越大,也预示着其美好的发展前景,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总体上强调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
任何管理活动都受一定机制的制约,而机制的有效运转必须通过制度来保障。由此,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管理机制的有效运转也必须通过制度来保障,只有以制度化来规范管理,才能保障管理朝向科学性、有效性的方向发展。因此,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者在以创造性的思维来灵活整合各种社会工作方法的同时需要不断地总结、归纳,并将其经验制度化、标准化。具体而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以发挥其政策导向功能,促进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发展。目前我国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刚刚开始,人们对其认识尚且不深,再加上我国是一个行政导向十分明显的国家,没有来自政府的派遣制度,很难保障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进展;因此,为保障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需要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充分发挥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政策引导功能,以求从制度上更快促进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与科学化发展。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开展此项工作的宗旨、意义、目标及要求,并尽快制定相应的学校社会工作岗位职责、工作守则及享受待遇等文件,出台有关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注册管理制度、从业规范制度、薪酬标准指导制度、培训制度及专家评估制度等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职业体系,以明确学校社工任职条件、享受待遇及职责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定法规方面,应考虑社工人员的参与,目前已有学者提出学校社会工作者参与学校社会工作相关政策法规制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一定会朝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2 运作上提倡国际化、协作化、本土化、人性化
国际间合作是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理论、技术、经验是人类所发明的,且学校社会工作的共同性也决定了全人类能够共享这些理论、技术和经验,这种共享最直接的形式就是与国际学校社会工作组织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校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之间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该系统地、有计划地加强与国际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机构的合作和交流,聘请国外的专家学者讲学,引进国外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专业的人才,派遣人员到国外学习取经等,使这种国际合作制度化,成为我国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专业体制建设的重要方面。
所谓协作化,即重在协调好各相关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善的现代学校不仅需要科任教师与行政人员,还需要心理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的配合和服务,这就要求科任教师和学校社会工作者明确各自的岗位职责,各尽其责;其次,善于沟通,善于协作。科任教师由于与学生接触的时间更长,较易发现学生问题,这就需要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平时多加留意,在发现问题时及时地与相关人员探讨及相互配合,最终保证学生在需要的时候及时得到专业人士的服务和指导,避免更严重问题的产生。总之,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者与其他工作者的工作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为此,我们需要将相关专业人员的工作结合起来,促进其功能整合,以形成一个有效维护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系统,最终解决其心理问题,达到促进其人格健康发展的目的。
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每个国家、地区的现实情况是分不开的,如何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开展积极有效的本土化研究,也是将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国际性的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开始扎根,但它仍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仍要积极需求适合我国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实际社会工作,走上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对从属于社会工作范畴的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而言,其发展更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的先进工作理念的同时,也必须切实考虑我国的国情,根据现阶段发展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制度环境与学校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着眼于我国本土化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创新,以正确解决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冲突。
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服务,其工作对象主要涉及学生,此外还包括教师管理者、家长、社区相关人员等,总之,其工作对象是人,这就需要工作者提供的服务要体现人性化特点,并能及时根据当事人的发展需要调整对策。从总体上来看,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发挥着救治性、发展性与预防性三种功能:救治是一种维护性的工作,具有滞后性、局限性;预防是其一个重要功能,即通过努力,使学生问题与系统问题降到最低程度甚至不发生;而发展功能是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者实现助人自助的主要途径,由此必须倡导更高层面的预防与发展功能,以启发学生和学校制度的潜能,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提高综合素质与生存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本主义的一切以人(学生)为中心,一切为了人(学生)的利益相一致,即强调学生是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思考的逻辑起点,其基本措施的制订和实施根本的出发点是为了人(学生)的权利、尊严、需要、成长、发展以及最终实现人(学生)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学生的利益意识、参与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及权力意识将有所萌生,对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认识也将由浅入深,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推动学生工作方针和措施在价值取向上朝人本主义转移,更体现了工作的人性化特点。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服务的实效性
受实用主义的影响,社会对社会工作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必须对自己使用的工作方法负责,对服务的结果负责,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注重服务的实效性。再加上学校社会工作本身是一个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社会工作人员参与到心理健康领域,注重对具体实践模式和方法技术的研究将会继续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其次,从现实层面来讲,现阶段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它还面临着被人们认可与否的问题,故此更需要发挥其服务的实效性,以结果示人,以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上海市浦东新区试点工作来看,学校社工通过以理论指导实践,转化了部分行为偏差学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隐患,且通过其开展的各类活动活跃了学生的身心,提升了学生的多方面素质,尤其是心理素质。而且心理偏差、行为偏差学生的矫治和转化,也减少了对其他学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心理健康学校工作者必须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以取得服务的实效性。
4.策略方法更加系统化、整合化
作为系统性很强的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在工作方法方面更需要用系统的思想去理解和实践。系统论的观点强调跳出案主的问题来看案主的问题,充分考虑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复杂关系,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概念。在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者看来,学校是学生社会生活的主要场所和重要支持系统,但其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其他系统的支持,即任何学生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单一的孤立,学校、社会、家庭的方方面面都可能引起学生的心理问题,只有实现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个人的良性互动,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因此,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者只有保持科学、系统的理论深入学生生活的各个系统,找出症结,才能帮助学生在学校学习过程这个特定时期内解决各种问题尤其是心理健康问题。
在工作方法上,呈现出多元整合的发展趋势。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学生问题越来越复杂多样化,使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个案、小组、社区的介入方法难以有效地解决问题,且这种方法区分服务对象,限制服务对象从更广泛的途径获得资源,影响了服务的最终效果。所以,目前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方法开始呈现出多元整合的发展趋势:工作者用全面的工作和介入手法去服务工作对象,主动地认识个案、小组、社区等不同工作方法,并灵活地将他们加以综合,同时在不同的工作手法内运用不同的模式和辅导理念。此外,在整合的过程中也不乏创新,以创造性的思维来灵活整合各种社会工作模式与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将来的研究也应关注这个方面,同时也可从具体方法上升到理论层次,发展出更科学的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方法的应用。
5.从业者要求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
职业化一般指的是某一职业从其他职业领域脱离出来,独立成为一门有别于其他任何职业,具有自身特色的职业领域的过程。专业化是职业化的更进一步发展,它反映的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使学者们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必须要与专业化和社会化联系起来,只有三者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社会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并发挥作用,学校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将朝着专业化、职业化与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从专业化的角度看,国外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必须具备专业的基本属性:专业理论及技术、专业伦理与守则、专业教育与训练、专业组织与机构、专业自主及认可。从目前我国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状况来看,在专业伦理与技术方面虽然大量借鉴国外经验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其专业化发展尚存在如下窘境:它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职业;真正的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者寥寥无几,具有专业素养的师资严重匮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尚处于不稳定的发展状态;理论与实践之间整合面临很大困难且缺乏本土性的研究等。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前途,从根本上来说掌握在工作人员的手中,针对目前我国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者兼职者居多且专业素养低下的状况,我们正在采取相关措施以提升工作者的专业素养,由此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其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首先,随着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其将会得到越来越多认同与理解;其次,从工作者队伍来看,兼职工作者将接受正规训练,由业余化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专业化水平将会提高,专职工作者将占据主导地位,两者将走向互动、结合与渗透;再次,从工作模式与方法上看,其正经历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综合化的转折,即朝向系统化、整合化方向发展;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注重本土化的研究,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注重服务的实效性。总之,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从专业伦理与守则、工作方法等层面,虽然我们离职业化、专业化的程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面临纷繁复杂的社会以及时代变迁对学校环境的冲击,学校社会工作更加需要以一种专业化的工作方式出现,只有以一种专业化的精神来对待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才能不断地研究新问题、提出新问题。因此,职业化、专业化是心理健康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稿件编号:0909230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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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范文5
关键词：社区文化活动；项目化管理；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189-03
随着社会转型、企业转制和政府职能转变，越来越多的“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大量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移到社区，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丰富了社区建设的内容，也无疑将成为吸引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一个有效的凝集点。随着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政府也逐渐在社区文化建设领域推动管理机制的改革。中国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出现政府通过提供专项资金来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的现象，这种方式转变了以往在社区文化活动领域政府亲历亲为的管理方式，有利于管理科学化、效率化[1]。因此，探索社区文化活动的项目化管理方式符合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改革的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社区文化活动的概念及功能
城市社区文化活动是指以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群众为主体，以丰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主要包括各种群众性的道德、科普、法制以及文娱体育、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在内的一种群众性文化形式[2]。
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成为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首先，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居民休闲娱乐需求的满足和文化素质的提升。随着居民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也在不断增加，舒缓压力和打发空闲时间成为人们对于社区文化活动的基本需求。其次，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利于促进社区居民的互动。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交流、沟通与了解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有效途径与保障，社区文化活动能够搭建居民之间交流的平台，促进居民间的亲密关系和高度的社会归属感的形成。最后，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居民通过参加社区文化活动彼此熟悉、了解，渐渐形成了一系列兴趣团体和文化组织，这种群体内亲密关系便会成为吸引居民参加非营利的社区社会组织的驱动力，从而社区社会组织也就成为社区亲密关系和高度归属感的凝集点。
二、社区文化活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文化活动缺乏系统的组织和管理
中国城市社区的文化活动大多由专业的文化机构来管理，在社区层面，目前没有社区文化活动专员。由于专业的文化机构往往隶属于国家行政体制，导致以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和命令任务式的强制型管理手段为特征，效率极低[3]。社区文化活动的组织大多是应付上级不定期的命令，很难形成系统的规划与安排。另外，中国社区层面自治文化团体还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在承担社区文化活动的组织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主要表现为：它们无论是在组织规模、活动能力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属性方面存在先天不足；非政府组织发展所必需的法律制度、社会支持、文化背景方面和经济基础都很不健全；它们在获取资源、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劣势。社区非政府组织作为社区文化活动未来重要承担者，它们力量的薄弱直接影响了社区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发展。
（二）社区文化活动参与度不高
从当前调研情况看，居民对社区组织的社区文化活动参与度普遍不高，经常遇到组织的一场社区文化讲座准备了一个月，结果只有十几个居民来听，不仅打击自己的工作积极性也是对社区文化资金的浪费。不仅如此，据有些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经常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居民大概只占到居民总数的5%左右，而且集中于老年人群体。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有待提升和社区文化活动本身的形式过于单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区文化活动相关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活动资金及活动过程缺乏公众监督。如果在一项社区文化活动中，居民与组织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社区文化活动组织可能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暗箱操作，在资金使用、活动执行过程中为组织或个人牟利。公众不会去参加自己不了解的活动，不会去选择自己不信任的服务。
（三）社区文化活动缺乏社会工作专业介入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近几年，中国也逐渐认识和接受了这种专业的助人手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社区工作社工化的情况相比，中国社区层面社会工作应用的领域和范围还是相对比较窄的，社区文化活动都缺乏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大大降低了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1.缺乏专业的服务策划及方法。虽然近几年国家非常注重社区的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社区从业者只有少量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他们很难对社区文化活动做专业的策划，这种专业的策划不仅仅是考察工作者的基本写作技能，更是考察策划者对于社区文化活动目标的把握和专业工作手法的运用。因此，对于缺乏社会工作专业实务经验的人来说，让他在策划的整个过程中完成进行社区需求评估、服务目标筛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选择等内容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前的社区文化活动的策划普遍存在的格式不规范、内容过于简单、活动形式过于单一、服务目标不明确等等问题。
2.缺乏专业评估。由于从业人员的能力所限，很难进行社工专业自我评估和科学化的第三方评估，大多社区文化活动在年度考核时往往只是简单的自我总结而没有量化的评估指标。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总结社区文化活动过程的宝贵经验，更不利于及时发现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三、构建社区文化活动社会工作项目化管理模式
基于对国内外社区文化活动的研究及实践的认识与分析，结合当前中国社区文化活动组织和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以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为基础，在社区文化活动组织中引入项目化管理的机制，从而构建社区文化活动项目化管理的新模式，具体构想如下：
在有组织的公益、慈善和文化活动过程中，项目是指：持续一定时间（一般是相当长的时间）、有明确的长期目标、有规范的组织行为、有成熟的评估体系的行为。活动则是指：短时间内、目标单一、效果不持续的行为[4]。项目管理的特征主要为：对象的特殊性、管理的系统性、组织的临时性与高度柔性、管理系统的目标性、管理方法的开放性[5]。
（一）建立专业化社区文化活动项目运作机制
要实现社区文化活动的社会工作项目管理模式，就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推动社区文化活动项目化管理的政策架构、组织体系和资金管理制度。
1.要出台政策或法律，加强对社区文化的项目化管理。目前中国对于社区文化活动的项目化管理运作处于尝试阶段，很多政策、制度都没有相应配套，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相关管理还不成熟。本文建议一是政府要出台政策对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给予支持和鼓励。二是政府要出台政策或法律明确社会工作专业在社区文化活动组织中的作用，保证专业人员的岗位及薪酬。三是政府在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架构、制度体系时应该尽量向社区文化活动的项目化管理模式倾斜，根据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项目管理的需要，对社区文化活动的资金来源及使用、项目的申请、审批等方面作出相关规定。
2.设置独立的社区文化项目管理机构，明确部门职责及审批程序。笔者认为，为了更有效的促进社区文化活动质量的提升，实现社会工作项目化管理模式的构建，应该在民政系统设立一个由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组成的专门的社区文化项目管理机构，主要负责社区文化活动项目的审批与评估。在设立方式上，它应该在省市一级设立，各区县设分支机构，不需要每个社区均设立管理机构，只需以派驻专业社工的方式进行即可，这样便于资源的整合以及项目经验的推广；在部门职责上，这个部门负责社区文化项目资金的筹集及管理、项目的审批及评估和培养社区自助文化组织等工作；在人员构成上，除少数的财务及技术岗位外，应全部雇佣专业社会工作者，以保证社区文化活动社会工作项目化管理的运行。
（二）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及方法
构建社区文化活动社会工作项目化管理模式的核心在于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的运用。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方面，社区文化项目的开展要秉承助人自助的精神，尊重居民的权利和发展的意愿，根据社区特点因地制宜的发展差别化的社区文化项目。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上，社区文化活动在项目申请和执行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方法，丰富社区文化项目的内容，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例如，针对社区居民心理减压的需求，社区文化活动项目的社工可以通过个案工作的专业手法提供心理咨询面询及热线服务；针对社区居民希望参与文化培训的需求，社工可以运用小组工作或以学习相关技能为目标的工作坊等开展相关活动；此外，社工还可以就社区文化组织的培育等问题，从社区工作中的地区发展、社会策划或社会行动模式等不同角度进行社区文化项目的开发。
（三）加强社区文化项目科学化评估
项目化管理不同于传统的运作，很大程度在于它的事先调研、对风险的预测和事后的评估考核，因此，依托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对于社区文化活动项目化管理模式的建立尤为重要。社会工作项目评估是社会工作者评定工作效果和效率的方法，是运用科学的方式和方法，收集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对服务的评价，通过社工专业角度的思考，评判活动的形式和质量的好坏，帮助我们为服务对象提供更适合的文化活动及服务方式。评估贯穿于项目策划、实施、结束的整个过程。
对于社区文化项目评估来说，在评估内容方面，笔者认为既应该对社区文化项目在调查、策划、申报、执行、结束各阶段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过程评估，也应该从目标完成情况、服务对象的文化需求满足和能力成长等方面进行结果评估；在评估形式方面，笔者认为，可由项目管理机构聘请该领域的专家、居民代表、资深社会工作者组成评估小组对各完成的社区文化项目第三方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与奖惩机制相关联；在评估方法上，笔者认为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电话访问、评估会、焦点小组等多种形式，力求客观程序项目的完成情况，总结宝贵经验，及时发现问题，促进社区文化活动社会工作项目化管理模式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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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范文6
一、中东部城市与少数民族互动的现状
把民族事务作为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个趋势。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长期影响,与少数民族联系密切的空间多指向传统民族地区。而我国的城市,尤其是东中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城市,是集现代、开放、流动、异质、多元特质为一体的生产生活空间,是各种族群、制度、文化、技术、组织高度集中交汇的场域。
在城市社会治理中对民族变量展开考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民族分布格局和交往格局的重大变化,也是城市社会治理应对新形势的迫切需要。城市民族问题研究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东部城市与部分少数民族互不适应,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民族政策核心理念需要寻找在城市的体现形式和实现路径。这一事实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东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和成分增多,文化异质性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群众不断流出其传统居住地,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中东部城市。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人口数量增多、民族成分增加、散杂居住。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北京有 80. 1 万,上海 27.56 万,成都 12. 69 万,重庆 193. 7 万。2013 年,温州、宁波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别为 44 万和 41万,金华和台州分别为 26 万,杭州 21 万,绍兴 19.5 万,嘉兴 14. 7 万。2014 年,广州、深圳的少数民族人口均超过百万,武汉市少数民族常住与流动人口共计 28 万左右。
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成分也日益复杂,呈现出多民族交叉混居的局面。受市场规律引导,进城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广泛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历史上形成的世居少数民族聚落也多在城市拆迁改造中解体,城市少数民族整体呈现出散杂分布的居住格局。“空间是族群社会价值的物化表现,是族群认同和团结的工具性象征符号”,族群居住空间的相对完整是族群边界形成和维持的重要体现。但是,少数民族在城市中散杂分布的状态以及高度流动性造成其在城市中生产生活空间的碎片化、流动化,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东部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发生着越来越多的交叉重叠,各民族的交往面全面拓展。
上述变化使得我国各民族间的交往呈现出“两个延伸”态势:从中东部汉族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的“边界清晰互动模式”延伸到中东部地区,形成各民族相互嵌入、散杂居住的“边界模糊互动模式”;从边疆、农村地区的“文化同质互动模式”延伸到中心城市区域“文化异质互动模式”.
延伸意味着四种模式的同时存在,说明我国当前各民族互动渠道和方式的复杂化、多元化,表示各民族在交往维度和交往深度上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中东部城市与少数民族地位不对等,互不适应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差异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城市与少数民族的“边界模糊”和“文化异质”型互动存在诸多矛盾,学者们多方面描述了矛盾的诸多表现,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民族性与公民性、宗教性与世俗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民族性与公民性的冲突”表现为城市少数民族在语言、行为方式、衣着、饮食、器具、等方面与城市存在较大差别,民族意识强烈、敏感、易触发。城市在破除了宗教、宗族等传统力量的影响后,居民的公民意识、国民意识更加强烈,民族身份感相对弱化。“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冲突”表现为城市部分少数民族有,藏族信仰佛教,维吾尔族、回族、东乡族等信仰伊斯兰教。
是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自我意识、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相比之下,中东部城市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了科学主义来指导生产生活,城市成为一个相对世俗化的社会。“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表现为城市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来自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等传统产业,以体力劳动为主,文化技能水平较低,日常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与现代城市的文明生活方式有较大差距。
面对诸多冲突,中东部城市并没有认识到潜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是将城市文化自身作为标杆,对少数民族文化加以审视评判,并进而歧视排斥少数民族群众。城市少数民族在无法获得城市接纳的情况下,只能退回民族内部寻求认同,这一过程的建构源于居住空间“孤岛化”、社会交往“内卷化”、就业形态“单一化”、情感归属“族内化”四个并行机制。民族性的自我强化使得少数民族在面对冲突时,经常以群体面貌出现,产生较多,给城市社会治理带来巨大压力。
(三)中东部城市民族工作社会化遇阻,民族社会工作难以推广
面对少数民族给城市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中东部地区城市管理者积极开展管理与服务机制改革,推进民族工作社会化。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专门机构参与到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格局中,通过协调机构,形成整体联动机制。过去那种忽视涉民族矛盾纠纷问题,相互推诿,部门分散,多头管理,强调部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的做法获得极大改善。但是,政府在城市少数民族治理与服务体系中的定位仍然不甚明确,资源和权力仍然相对集中在政府体制之内,较少向社会、基层转移。
作为“民族工作社会化”和“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结果,涉民族事务日益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领域。但是,在民族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明显的分离:学术领域的“民族社会工作”多指向民族地区,探讨如何在民族地区推行社会工作方法,实现民族工作专业化、社会化;实践领域的“民族社会工作”主要开展于东南沿海的个别发达城市(例如广州、深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依托社区平台,在城市中大规模复制、推广。
中东部地区的大多数城市缺乏雄厚财力,也没有发育完善的民间组织,无法模仿个别城市的做法,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推广路径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索。由此产生民族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的分离,极大削弱了社会工作介入民族事务的能量。中东部城市与少数民族互动的基本事实证明,我国中东部城市普遍面临着开拓思路、更新理念,转变城市民族工作方法的时代要求。
二、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探讨与不足
随着社会工作理念、方法、技术的不断引入、发展、成熟,我国的民族工作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展开了积极探索,力图借用社会工作方法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拓展民族工作的新局面。虽然我国的民族社会工作最早可追溯到 20世纪 20 年代,但对民族社会工作的现代思考与探索在我国起步很晚,公开的理论尝试最早可见张利剑、王艳萍 2005 年发表的《从民族的角度审视社会工作》,2010 年以后进入一个相对高峰期。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民族社会工作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民族社会工作在我国开展的必要性、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与特点以及民族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技巧。
第一个问题已基
本达成共识。学者们强调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外来开发者与民族地区原住民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冲突,现代化机制与市场观念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生活方式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这些问题具有客观性、延伸性和政治关联性,昭示着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此外,我国现有的民族工作机制、理念和方法仍侧重以民委系统为主导的行政性管理和政策性干预,虽然已经实现政府多个部门的协同参与,并在社区层面开展广泛的民族工作,但仍无法应对民族问题的社会性日渐突出的总体形势。民族间的团结更加依赖于各民族在机会、能力、发展面前能否获得公平对待。因此,发展民族社会工作,弥补现有民族工作之缺陷,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体现。
后两个问题相对复杂。学者们对民族社会工作本质与内涵的辨析建立在对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工作、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民族社会工作等概念异同分析的基础之上。总体而言,都认可民族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但也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争论。
首先,在服务对象上,有学者认为民族社会工作是以少数民族群体为服务对象,有学者认为是以少数民族个体、家庭及其所居住社区为服务对象,也有学者认为要以某一少数民族为主,同时涉及所有民族成员.其一,在服务区域上,多数学者强调民族社会工作主要在民族地区展开(以某个具体的民族地区为例,或者在一般意义上加以论述),也有学者从理论上讨论了非民族地区(尤其是东中部地区城市)开展民族社会工作的可能性。
这些分歧就本质而言反映了学者们在民族社会工作两个基本属性之间的徘徊。主张民族社会工作主要在民族地区展开,以少数民族群体为服务对象的观点突显了民族社会工作的民族性,强调民族问题的矛盾性。而从更广泛角度谈论民族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区域的观点则突显了其社会性。针对这种徘徊,程中兴指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民族问题的民族性必将淡化,社会性会随之突显,民族间的团结更加依赖于能否共同发展。
这种分析较为准确的揭示了我国民族问题指向的转变,也意味着广义民族社会工作的必要性。
民族社会工作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建立在对民族问题本质的认识差异之上。狭义民族社会工作,主要指民政部、民委系统开展的传统民族工作,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落实等。其根本特点是把“民族性”放在首位,把民族差别视为矛盾之根源,为了避免民族冲突,在尊重少数民族传统居住习俗的基础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客位思维来确定少数民族群体的需要,“补差拉平”,实施优惠,以此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目标。狭义民族社会工作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着实极大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但同时也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族群边界、文化边界。
广义民族社会工作则强调民族问题的社会性,这种转变既受到国际上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也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和交往格局的巨大变化所迫。广义民族社会工作的对象不是少数民族群众,而是涉少数民族的社会关系,包括单一少数民族内部之间的关系、两个或多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政府的关系等。它以主位思维,甚至主体间思维的方式,了解并尊重少数民族群体的真实意愿和情感诉求,借助专业化的技术和方法,促进少数民族与其他主体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与相互适应,在沟通中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在民族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技巧方面,近年来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突破。李林凤较早阐述了社会工作的族群文化敏感性问题。王思斌从发展和文化两个视角出发,指出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持守,并从个体(家庭)和群体(族群、社区)两个层面解析了民族社会工作的具体任务。王旭辉在其两篇文章中先后提出“制度敏感”“文化敏感”[2]以及“边界跨越”“文化敏感”[7]的发展路径,深入探讨了民族社会工作在不同视角下的实践策略。任国英、焦开山确立了民族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实务体系。[4]
有学者将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法分别与民族工作相结合,具体讨论三种社会工作方法的展开模式,也有学者结合某些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研究民族社会工作展开的可行方案。总体而言,关于民族社会工作方法与技巧的思考在一般理论与实践理论的层面都取得了显着成就。
但是这些研究背后隐含着“普适性”假设和“条件成熟”假设。“普适性”假设是指学者们深信民族社会工作能够弥补传统民族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局限,可以有效调动各种资源,是民族工作社会化的重要形式,适合于在全国普遍推广。“条件成熟”假设是指学者们认为,民族社会工作推广的条件已经成熟,具备相应的制度安排、组织架构、人才储备,寻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推广路径。前一个假设的问题在于学者们对于“地方感”的强调显然没有考虑到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地域差别,包括发展阶段、生产生活方式、制度文化等,而是关注于社会工作方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后一个假设的问题在于,学者们对于民族社会工作的推广发展过于乐观,跳过制度安排、组织建设来探讨方法与技巧问题,缺乏统筹安排与整体布局。
总体而言,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理论准备存在两个基本偏向,即偏向探讨民族社会工作在民族地区的应用而忽视城市,尤其是东中部地区城市民族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偏向方法和技术的思考而忽视制度、组织等宏观条件的整体设计在城市民族社会工作开展中的基础地位。在民族工作社会化的大背景下,这种研究视角略显狭窄,无法为现代化的城市少数民族管理与服务体制建设提供可行思路和操作方案。
三、城市民族社会工作的践行思路
现阶段,中东部城市确已产生为少数民族群体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功能需求。越来越多的城市认识到民族社会工作对提高少数民族生活质量、促进其发展,实现民族关系团结、和谐的重要意义。因此,为城市民族社会工作定位并确立其发展轨迹至关重要。
城市民族社会工作是新时期城市应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的重要手段,是城市贯彻我国民族政策理念的主要方式。城市民族社会工作本质上是广义民族社会工作,包括城市民族工作和涉少数民族的民政工作。这是民族工作变管理为服务、变管理为治理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工作的接纳、尊重、增能、助人等价值理念及专业化方法在涉民族事务中普遍推广应用的结果。城市民族社会工作以涉少数民族的社会关系为对象,通过平衡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分配促进城市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它的具体实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着手。
(一)发展主体间文化跨越,达成城市与少数民族的双向理解
鉴于城市具有少数民族种类多而集中、互动交错、文化多元、影响扩散迅速等特点,城市民族社会工作在服务对象、达成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主位间立场的转换来实现主体间的沟通。在民族社会工作中,“文化跨越”是各民族沟通理解的关键,但是实现跨越的路径有三种。
“客位跨越”是以城市的角度理解少数民族文化,用城市的价值理念去解释少数民族的行为。
虽然有利于发现被少数民族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和行为背后的原因和结果,但是往往因为文化差异、文化假设上的偏差而产生错误认识,进而滋生文化歧视与偏见。客位跨越的结果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只知其表,不明内里,或许可以做到接纳、尊重,但难以准确把握少数民族真正的关切与需求,造成民族社会工作形式化、盲动化。“主位跨越”
强调从少数民族的角度理解文化,像少数民族那样去思考、判断和行动。其文化跨越的前提是深入了解要服务的对象,熟悉他们的知识体系、文化脉络、历史传承、思维和行为方式,融入他
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跨越是民族社会工作目前最提倡的,但是它仍然是以少数民族群体这样的“实物”作为理解和服务的对象,虽然能够更好的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需求,但是难以平衡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造成民族社会工作顾此失彼。“客位跨越”和“主位跨越”虽然达成理解的立场和角度不同,但是它们都属于单向跨越,即城市向少数民族发出的文化邀请,且服务和资源的流向也是单向的,少数民族始终被当做“外来人”“客人”. “主体间跨越”则是一种双向理解式文化跨越,城市和少数民族都是文化跨越的发动者。城市因其文化地位是文化跨越的第一主体,要时刻保持文化自觉和文化反省,持续接纳和学习,在城市主文化与少数民族亚文化之间不断跳跃式反思,学会在差异中寻求共同利益,并提供适合少数民族需求的服务。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工作的多种技术,激发调动少数民族的主体性,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城市发展,主动学习了解城市文化的特点和优点,了解城市的愿望,寻找本民族文化与城市主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城市和少数民族在交错互动中都向对方的文化迈进,同时也不断跳出来反思自己的文化,逐渐形成彼此都可以接受、觉得舒服的文化共生方式。
中东部城市民族社会工作要努力贯彻“主体间文化跨越”,其工作者不仅要用少数民族能够接受的方式为他们提供恰当的服务,更要增强其能力、激发其潜能、鼓励其参与。通过积极互动跨越,使得城市与少数民族能够不断自我调整,向对方靠近。“主体间跨越”能够为形成和谐的涉少数民族社会关系提供心理基础和情感纽带。
(二)以“民族关系和谐”为最高评价准则,促成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中东部城市面对的不是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而是同时面对几十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每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分布状况、生存发展境遇都有所不同,而且他们相互之间的实力对比、适应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一现实给城市带来了如何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群体之间进行资源分配的问题。城市民族社会工作不仅要统筹各种资源,更要考虑如何公平公正的配置这些资源。
配置资源的手段和方式发展颇为丰富,个案工作法、小组工作法、社区工作法、法律和行政协助等都可以针对少数民族个体、家庭、群体展开。
关键在于以怎样的标准评价资源分配的效果。城市民族社会工作效果的评价原则不是是否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需要,而是是否有利于各民族群众的和谐共生,是否有利于涉少数民族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学术界发展出了很多衡量族群关系的变量和指标。戈登于 1975 年建立了一个宏观变量模型,提出同化的类型、总体同化的程度、族群冲突的程度、各族群获得酬赏的程度四个变量来反映族群关系。英格尔(Yinger)对城市社会族群身份认同的分析,也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指标体系:基本归属感、分享的利益和与政府的疏离感。
国内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指标,例如语言的使用、通婚状况、居住格局、族群分层等。城市民族社会工作可以综合考量前述指标的适用性,尤其注意利益、疏离、冲突等变量的指标化操作,便于评估城市民族社会工作的具体成效。
(三)区分不同需求,建立“点面结合”的服务体系
如前所述,城市民族社会工作是涵盖民族工作、民政工作的广义社会工作,加之城市少数民族的人口特点,中东部城市民族社会工作需要建立点面结合、全面立体的服务体系。所谓“点”,是指在民委系统的组织协调下,成立专门为少数民族提供各种特殊服务的机构。此类机构由精通少数民族文化的专业人员组成,服务内容围绕少数民族难以替代的信仰需求、生活习俗等展开。所谓“面”,是指民族社会工作意识、理念、方法与技巧要全面“嵌入”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唯有全面启动社区民族工作,才能够应对城市少数民族愈益散杂分布的格局与多元化需求。社区因其贴近为数众多的公共服务对象,了解其偏好,因而能够提供针对性极强的公共服务,同时作为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又便于其他公共服务主体的进入。这一独特优势,使其在城市民族工作社会化过程中表现突出。社区民族社会工作的特点是以人性化方式满足少数民族的一般性需求,将其作为社区平等成员加以对待。
“点”与“面”能否各行其道、相辅相成,主要依赖于对少数民族群体一般性需求与特殊性需求的剥离。一般性需求具有普遍性,是少数民族群众因其国民身份、市民身份或社区居民身份而获得的权利,例如贫困救助、医疗保险、社会福利、义务教育、经济适用房申请等。特殊性需求则因其民族语言、生活习俗、而产生,需要城市供给特殊资源、特别关照。“点”主要针对特殊需求,“面”主要针对一般需求。在某种程度上,“点”是政府力量介入民族社会工作的表现,“面”则代表社会力量对民族社会工作的全面参与。“点”是“面”的引导与支援,“面”是“点”的推广与扩展。
(四)创新组织形式,实现民族社会工作的全面推广
在社区层面,民族社会工作的展开及效能实现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结构密切关联。目前,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社区民族社会工作模式已获得普遍认可。其特点是准市场化,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站提供服务的方式,在政府和社工组织之间形成新型契约合作关系,构建“政府推动、民间运作、居站分离”的社区民族社工服务体系。在这种“居站分离”的形式中,社会工作站是与居委会相分离的独立机构,它依据“政府购买岗位服务,项目委托,以及费随事转”的方式获取行动资源。
社会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均是持证上岗,因项目而被派驻到各个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它与居委会之间相互合作、相互补充,与“网格化管理”“以房管人”等方式相辅相成,为城市少数民族提供一般化服务。
这种模式在推进城市民族工作方面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对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工作的发展环境要求较高。其二,以全体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并不特别针对少数民族居民。就其第二个特点而言,可以通过“点”(即专门为少数民族提供特殊服务的机构)的运作来弥补,但第一个特点使得这种模式难以在中西部地区城市推广。中西部地区城市既没有充实的财力,也没有发育完善的民间组织,无法推广“居站分离”的社区民族社会工作模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城市不具备发展民族社会工作的条件。政府本身也是城市民族社会工作的主体之一,中西部地区城市需要探索的是如何因地制宜的推进民族社会工作社会化。例如可以广泛借力,通过与高校共建实习基地,吸收相关专业学生参与民族服务,或者通过对社区干部、社区内招募的志愿者进行社会工作专业培训,增强其文化敏感性和专业能力,借此实现民族社会工作在社区层面的全面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