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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处理方案范文1
2002年9月1日颁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取消了医疗事故补偿，直接规定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的项目和计算办法，这使得医患纠纷的解决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定赔偿标准，更充分地保护了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在下述内容中，我们将以一个实际案例来说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关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计算办法，并依此案例告诉读者应如何计算赔偿数额。
案情介绍：
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某村的农民赵某（男，54岁）于2001年12月2日以“右肺肺癌”入住北京某医院胸外科治疗。患者胸片及CT片显示其右上叶巨块型肿物侵及右肺肺动脉干远端，纤维支气管镜检显示的右上叶前段新生物病理活检为低分化鳞癌。12月9日患者接受了“右全肺切除+淋巴结清扫术”。12日12时15分即术后72小时，患者因术后大出血、失血性休克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赵某的家属认为：赵某死亡是由于医院在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存在明显过失，该过失是导致原告之父死亡的直接原因。两个理由：一、院方在手术中造成患者大出血并最终导致其死亡，从技术上未能有效防范医疗风险；二、院方在这次手术中的术前准备不足，对患者的病情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患者的癌肿已侵及肺动脉，手术方案是“右全肺切除+淋巴结清扫术”，而作为胸外科的大夫应当也能够预见到手术中可能出现大出血的情况，但术前只配了600毫升血，以致术中出现大出血（胸腔内有积血3000毫升）时，需要重新进行配血，而检验室的大夫又逢休息，耽搁了为患者输血的时间，所以造成患者失血性休克，导致多功能衰竭。
事后，赵某的家属与医院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于2002年10月6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陪护费、丧葬费、死亡补偿金、死者家属生活补助费等共计十万多元。
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如果赵某的死亡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赵某的死亡被确定为医疗事故，赵某的家属可能得到的赔偿数额应当按本条例第五十条所列的项目和标准来计算，具体内容如下：
1、 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2、 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3、 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4、 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5、 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6、 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7、 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
8、 被抚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产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抚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抚养2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9、 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10、 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11、 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确定赔偿计算办法之后进行具体计算时，要清楚地了解赵某本人的个人自然情况及其家属的实际情况。赵某本人生前是农民，没有固定的月收入，但每年可以从其所在的生产队获得部分现金收入；其妻现年52岁，原在家务农，1992年时因病落下残疾，已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上一直依靠赵某；其子26岁，已组成家庭独立生活。赵某入院时缴纳了押金7000元，术后三天一直昏迷，只吸食了医院方以药方形式开具的价值70的营养汁，没有其他进食。赵某的儿子和儿媳（均有固定工资收入）全天陪护了三天。赵某的家离医院很近，来回不需交通费，陪护人员也不需住宿费。虽然上述条例规定了交通费、住宿费等赔偿，但对赵某的家属来说，没有发生的费用不应当计入赔偿项目。因此，赵某的家属所要求的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可以参照如下方式进行计算：
1、 医疗费：7000元 – 4600元 （赵某手术前所发生的医疗费用）=2400元2、 术后营养费（药费）：70元3、 陪护费：2人*3天*51元（依北京市2001年度职工平均工资）=306元4、 丧葬费：800元（北京市现行的补助标准）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范文2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范文3
4岁患儿孙某，因“胸、背及上肢红色丘疹痒4天”，于2010年11月16日就诊于A医院，医生诊断为“皮诊”，给予“曲安奈德”20 ml肌肉注射，注射后1周左右“皮疹”完全消退。2011年2月中旬患儿家属发现注射部位有绿豆大小的凹坑；到3月份，凹坑已长至一分硬币大小，再次就诊于A医院，医生未给特殊处理；4月份皮损范围扩大，颜色改变。家属则带患儿再次就诊于某儿童医院、A医院，诊断为“皮肤全层萎缩”，医生开出外用药，但效果不佳，皮损范围仍在扩大，凹陷加深，家属带患儿又就诊于则某附属医院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皮肤科，经皮组织活检提示“继发性萎缩”。
患儿家属认为，患儿出现皮肤继发性萎缩与第一次到A医院治疗，与“曲安奈德”20ml肌肉注射有关，遂于2011年10月份向昆明医学会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本病例属于四级医疗事故，医方负轻微责任。对患儿的医疗护理建议：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方案，建议随访观察。
鉴定结论出来后，医患双方均对该鉴定结论不服，共同委托云南省医学会对患儿孙某病例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进行再次鉴定。争议焦点为：患方认为是A医院在为患儿孙桌医治过程中用药错误，导致患儿孙某右臀注射部位严重萎缩，医院对此应当承担责任：医方认为在为患儿孙某医治过程中未违反医疗原则，患儿孙某右臀注射部位萎缩是由于其自身体质特殊所致，不应由医院承担责任。
云南省医学会鉴定分析认为，①A医院在为患儿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在诊断不明情况下，没有正确掌握“曲安奈德”的适应证、剂型及给药途径。②“曲安奈德”的不良反应是导致患儿右臀注射部位皮肤萎缩的主要原因。③A医院的上述过失与患儿右臀注射部位皮肤萎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④A医院的上述过失对患儿右臀注射部位皮肤萎缩负有主要责任。
两级医疗事故鉴定出来后，医患双方对损害赔偿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在与A医院协商无果后，患儿家属于2011年11月22日向昆明市某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A医院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春节期间曾去多地治疗）、鉴定费、后期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57748.03元。法院经审理，最终判决赔偿上诉人9812.63元。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医疗事故鉴定构成医疗事故且负主要责任时，法院如何判决？患方主张外地就医所产生的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等是否应该得法院的支持？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也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本案属于医疗事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应该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患儿孙某与A医院的医疗纠纷，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医学会进行鉴定，经省医学会鉴定为：上诉人病例属于四级医疗事故，被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双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应考虑下列因素：（一）医疗事故等级；（二）医疗过失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三）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划分各自的责任程度，按照比例确定被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数额，是合理合法的。
该案中，患者曾到北京、吉林、长春“治疗”不是必须的。首先，昆明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书明确说明，目前无有效治疗方案，建议随访观察；其次，患方仅有北京A医院、吉林大学A医院和北华大学A医院的门诊病历手册，根本没有相应的治疗费用发生，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在北京、吉林、长春是进行必须的治疗，因此产生的交通费用不应由医院承担。再次，从患方提供的证据显示，患儿的外公家住吉林市，其外公带患儿去吉林市的时间正好是春节期间，明显就是患儿跟随其外公外婆是去吉林市过春节，顺便获取上述门诊病历手册以企图让医方承担交通等费用。
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是所有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都应当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只针对残疾和死亡两种情况。而不是所有的精神损害都有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应当予以赔偿。本案受害的人的精神显然没有达到该解释规定的程度，并且患方也并未提供其受到精神损害的事实依据。患方诉称“右臀皮肤全层萎缩”，纯属夸大事实，在云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已明确是“4.3cm×3.0cm大小的凹陷”。并没有太大的损害，也不影响外观。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诉请求是合理合法的。
案件经过二审开庭审理后，虽撤销了一审判决，但法院采纳了医方律师的大部份意见，另外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给予2000元的支持。最终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费用共计9812.63元，不到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的20%。
律师感悟
通过两级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对医方构成医疗事故且负主要责任的案件，法院是判决医方全额赔偿还是按比例赔偿问题，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本案视之，二审法院虽然对一审法院的判决进行了改判，但从法理上讲一审法院并没有过错，只是认识上存在不同，同时是基于保护弱者所作出的裁决。
本案最后的判决结果对于A医院来说是满意的，对于其律师来说是成功的，也充分的体现了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专业律师的价值所在。
维权热线
问：编辑，您好！我是四川某医院的一名医生，请问，卫生行政部门是否统一规定了手术同意书的格式？
答：医生，您好！目前，卫生行政部门对手术同意书的格式没有统一规定。各个医院的手术同意书的格式也不一样，但其基本内容是一致的。一般都包括患者的基本情况、术前诊断、拟实施的手术方案、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和意外、医患双方签字。手术同意书在不同的医院使用的名称不一样，有手术告知书、手术协议书、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自愿书，术前谈话记录等等，但其内容、性质和作用是一致的。2002年8月卫生部的《病历书写规范》将名称确定为手术同意书。
医法讲堂
过失性误诊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范文4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自2002年9月实施以来，徐州市医学会受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托1 300余例，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近1 100例。在这些因医患纠纷而委托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案件中，除部分医患纠纷是由于患方对病情的自然转归不了解或对医疗结果期望值过高而引起外，大多数医患纠纷还是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某些方面的过失或缺陷而引起。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因存在过失或缺陷而引起的医患纠纷，不仅损害了患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及医务人员的日常工作。为了确保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医疗秩序，避免或杜绝医患纠纷的再次发生。笔者根据患方在鉴定过程中提出的争议要点，结合专家鉴定组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的分析意见，对医疗事故鉴定案件中因医方因素引起医患纠纷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1 违反诊疗护理规范及技术操作常规
医学科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科学。为了维护公民健康权利，规范医疗行业技术操作，在总结以往科学和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全国性行业协会制定和颁布了具有技术性、规定性和可操作性的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指导规范医疗行为，医务人员在执业活动中应严格遵守，认真执行[1]。但在诊疗活动中，仍有部分医务人员因基础知识掌握不全面，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格，违反相关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导致患者生命健康权利受到损害，从而造成医疗纠纷的发生。
1.1 基础知识掌握不全面 医疗工作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特殊行业，医务工作者除必须熟练掌握本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外，还需要熟悉、掌握其它专业的理论知识，不断学习、掌握一些新理论、新技能。但一些医疗机构，特别是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部分医务人员本身就对医学的“三基”知识缺乏系统的掌握，加之外出学习，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较少，故在处理一些危重、突发的疾病时处理不及时，对手术患者适应证、禁忌证、手术时机、 手术方案等方面考虑不全面，有的只片面考虑本专业疾病，忽视了鉴别诊断，导致误诊、误治而发生医疗纠纷。
1.2 基本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格 “三级查房制度、会诊制度、疑难危重病例讨论制度、交接班制度、三查七对”等规章制度，是医疗活动的行为规范，是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防范医疗事故发生的前提，在诊疗活动中应严格执行。但在诊疗活动中，部分医务人员执行不严格，发生医疗纠纷患者在鉴定陈述时多反映平时或病情发生变化时找不到床位医生，更不知上级医生何时查看过患者，即使有医生来查房也是简单问问就走了，故患方认为出现损害后果是医生观察不仔细，考虑不全面造成的。
2 病历书写不规范
病历是医疗工作的全面记录，客观地反映疾病诊断、治疗及其转归的全过程，故发生医疗纠纷时，病历是判定责任的证据之一，也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重要依据。但部分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不重视病历的书写，加之病历管理上医院质控部门仅把质控重心放在终末质控上，忽视基础质量、环节质量的控制，使质控工作滞后于病历质量形成的环节，从而导致病历书写不规范[2]。其表现为：记录不全面、不及时，甚至没有记录;不按规定修改病历，多处涂改，影响病历真实性;管理混乱甚至病历资料丢失，不能提供病历资料;有些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为了掩盖过失，逃避责任，故意篡改、伪造病历。患方因治疗结果达不到其期望值以及病历记录前后不一致等，怀疑医务人员存在失误，因而引起纠纷。
3 超诊疗范围行医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在核准的诊疗科目、诊疗范围内从事医疗活动。江苏省卫生厅于2002年也出台了《江苏省医院手术分级管理规范(暂行)》、《江苏省临床各科室手术分类(暂行)》，对手术权限进行分级、分类管理，超权限手术要进行审批。但一些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为了经济利益违反相关规定，超越诊疗范围或手术权限行医，因医疗条件或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所限，对疾病突发变化或术后并发症等处理不及时，应急措施不力，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导致纠纷的发生。
4 医患缺乏沟通
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由于自身掌握的医学知识水平不同，对疾病的诊治的决策和理解接受能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患者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有效的医患沟通是维护医患双方利益的需要，是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部分。故《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家属介绍病情，但应当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务人员在疾病诊治过程中，在尊重患者的意愿，不影响治疗的前提下，应将病情、诊疗措施以及有可能存在的医疗风险如实告诉患者或亲属，使患者及时了解有关诊断、治疗、预后等信息。在实际诊疗过程中，有些医务人员只重视手术、治疗，而忽视患者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不能抽出时间接待患者及家属，对患者的疑问不能耐心解答，对病情的发生、发展、转归、预后缺乏和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有的即使沟通也流于的形式，缺乏耐心解释与说明，患者被动接受治疗，一旦病情出现变化时患者或家属不能接受，从而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3]。
5 医疗过失报告制度执行不严格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发生可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或者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应当立即向科室负责人以及医院质量监控部门报告，监控部门应立即进行调查、核实，并向患者通报、解释。而有些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出现医疗纠纷后，当事医生不能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也不给患者耐心解释，而是采取推诿、回避的态度。院主管部门因对纠纷原因不了解，或者故意拖延，处理不及时，致使患方误认为医疗机构包庇当事医生，维护医院自身利益而导致矛盾进一步扩大。
医疗纠纷的发生对社会及其医患双方都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探明引起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医疗过失或缺陷的发生，才是解决医疗纠纷的关键所在，才能切实维护公民的健康权利，保障医疗机构正常的工作秩序，促进医学科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起草小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0.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范文5
医疗责任保险又称为医疗职业保险、医疗业务责任保险。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几乎高达100％，而且费用相当昂贵，保险费通常是医生收入的10％—30％左右。目前美国的医疗责任险的理赔率在80％以上，最高赔偿额超过百万美元，而医疗纠纷发生率仅为7％，其原因是医生都有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差错，保险公司就会及时介入，承担纠纷处理与经济赔偿的责任。医疗责任险属于行业强制性的、每个医生必备的常规性保险，它不仅是一项保障，更是一种约束。国外的保险公司对此险种的开办抱有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能保障国家医疗系统的顺利运转，维护医院、医生、患者三方的合法权益，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笔优厚的无形资产。
一、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开办的情况
医疗责任保险，在我国由于受到经济水平、法律制度、保险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尚处于起步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个别地区开办了地方性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真正大规模地开展此项业务，始于2000年1月，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医疗责任保险”；之后平安、太平洋、天安等保险公司也相继开办了此项保险。但该保险推出已两年多，投保并不踊跃，存在不少障碍，部分医疗机构人员的观点代表医疗界普遍的想法。
1.医院地位高，败诉几率小
在执行旧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10多年间，医疗机构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首先，在事故鉴定方面，过去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单独组织鉴定，这就造成了“老子给儿子”做鉴定的局面，鉴定人员中甚至就有事故医院的专家，鉴定结果的公正性便会大打折扣；其次，患者对医疗事故缺乏鉴别力，而且取证难。医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医患双方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性错误，只要不是致命的，患者一般也意识不到。就算怀疑院方有问题，也会因为拿不到相关物证而无法。让一个外行在短时间内掌握医学专业知识，还要大量搜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在病历书写龙飞凤舞，而所有病情记录、化验结果、单证材料又都保存在医院的情况下，患者如欲在法庭上胜诉，简直比登天还难。难怪曾有大夫感慨道：“以前我们很少输官司，如果输了，也是因为医院内部有人向患者通风报信。”第三，司法方面也帮了医疗机构不少忙。以往的民事诉讼都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医疗诉讼也不例外。医院接触并提供证据就比患者容易得多，当然就更方便说服法官，也就难怪医院无所畏惧。此外，缺乏既懂法律又懂医学的律师帮助患者出谋划策，也是患者胜诉难的另一原因。医院成不了被告，即使成了被告也输不了官司，哪还有风险可言，投保医疗责任保险也就没有必要了。
2002年4月1日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2年4月14日由国务院颁布，并于同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含义、医疗机构的责任、医疗事故的鉴定、争议的解决方法等都做了重新界定。例如：医疗事故由三级增加到四级；明确和扩大了患者的知情权，病人可以复印病历；参加医疗事故鉴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在处于中立地位的医学会主持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进行独立、客观的工作，使这一程序更加透明、合理；如果患者认为医政部门有“偏袒”嫌疑，还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述新法规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助于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医患纠纷与事故，使患者的权益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这也意味着今后医疗诉讼案可能会激增，而且诉讼中患者打赢官司的可能性会相应增加。
2.赔偿金额少，风险可自担
在一起复杂的医疗纠纷中，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最终的赔偿金额问题，这也是整个医疗事故处理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确定医疗事故赔偿标准是根据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各省市制定的《实施细则》。一般一级事故的赔偿额只有3000元左右，最高也在2万元上下。对于受害者，这一金额在当时可能还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于医院，觉得这一标准也还可以承受。一年甚至不到10万元的赔偿，却要多交几倍的保费给保险公司，实在划不来，因此也就没有风险及保险的压力。例如在2002年新法规公布之前，北京市有179家二级以上医院，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只有12家；河北省有医院4500多家，投保率只有10％左右。有些医院特别是甲级医院认为自己的事故率很低，即使发生也是小金额的赔付，院方完全可以自担。但凡事都有“万一”，过去无事故并不能说明未来、永久无事故，即使是三甲医院，其从业人员也可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况且目前已有法院判赔290万元的医疗事故（湖北龙凤胎儿脑瘫案）出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对人的健康、生命价值认识的改变，几千元、几万元的赔款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解决医疗纠纷的需要，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新《条例》中对医疗事故赔偿详细罗列了11项内容，并首次增加了精神抚慰金的赔偿，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的普遍欢迎，但在医学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国的医疗机构多数还是非盈利性单位，以后，一起事故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赔偿可能会屡见不鲜，让肇事医生掏腰包根本不可能，医院的经济负担也会陡增，而且判赔金额的不确定性也给医务人员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医院、医生恐怕以后再也不会因为赔款少、风险小而无动于衷，毕竟约束医方的法规已经开始逐步完善，患方寻求权益保护的意识已经普遍觉醒，途径也越发通畅。
3.风险保障少，保险交费高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2000年1月实施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在一个保险年度内，医疗事故每人最高赔偿10万元，医疗差错每人最多承担5000元的赔款。保险费根据医院病床数和不同风险岗位的医务人员数交纳。据北京一家拥有一千张左右病床的三甲医院负责人介绍，按规定他们医院一年要交纳将近40万元保险费给保险公司，这是很大的一笔支出，而2001年该医院才赔了4.8万元，这就产生了保险是否值当的问题。从保险赔偿角度看，医疗机构认为10万元的额度也很低，真要出了大事故，保险公司还是不能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当然，无论是保险范围还是收费标准，保险公司都是参考了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新产品初期投入的成本以及其他相关因素而制定的。
随着新法律法规的出台，百姓维权意识的提高，加之目前医疗事故与纠纷的日趋增多，医疗损害索赔数额的加大，医疗机构对于自身风险的认识有所提高，化解风险的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为了及时配合2002年9月1日实施的新《条例》，在总结了前两年的保险经营情况并结合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建议和意见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原有的保险条款和费率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新产品将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大概而论，医疗责任保险的主要内容包括：
被保险人：依法设立、有固定场所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均可参加此保险。医院投保后，其正式在职医务人员将自动获得保障。
保险责任：被保险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还承担一定限额的法律诉讼费用。
责任免除：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被保险人的违规、违纪行为造成的损失；以及明显不属于职业责任保险应当保障的范畴的损失。
索赔程序：当发生医疗事故时，患者或其家属向医疗机构索赔，然后由医疗机构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向保险公司索赔。
赔偿处理：有三种方式：（1）赔偿金额可由患者、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三方协商确定；（2）由仲裁机构或卫生行政部门裁定、调解确定；（3）由法院判决确定。
除此之外，医院和医生关心的损害赔偿金额也根据新《条例》的规定有了较大提高，从而使保费水平趋于合理。
二、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
1.转嫁执业风险，减轻财务负担
俗话说“人无完人”，即使是医术再高明的大夫，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在从业当中不出一丝差错，尤其是在外科、妇产科等具有高风险性科室工作的医护人员。根据美国保险行业的统计，医院的妇产科是比较容易引起法律诉讼的科室之一。1982年到1998年期间，美国各大医院为此支付的保险费用增长了167％；2001年上升了12.5％。妇产科医生作为被告的诉讼案，赔偿额往往惊人。1999年的赔偿额平均为349万美元。由于所接触的病情的特殊性、复杂性，医生一旦发生疏忽，就会造成患者身体上的伤残、疾病、死亡和精神伤害。根据我国《民法通则》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国务院2002年9月1日实施的新《条例》第51条明确了11种赔偿项目及标准；第52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由承担医疗事故责任的医疗机构支付。”新《条例》大幅提高了医疗事故赔偿金额，而且首次增加了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由此可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可以减轻医院的财务负担，医疗机构只要交一定的保险费，就可以得到十几倍、几十倍的风险保障，从而保障了医院经营的稳定性和营业秩序的正常进行。
2.解除后顾之忧，提高业务水平
医生的医术之所以能不断提高，主要是依靠大量的临床实践，只有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例，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手下有准。特别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大夫，更需要这方面的锻炼。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在于7年、8年基础医学理论的认真学习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活生生的患者面前，如何处理而使他们转危为安，尤其是遇到一些疑难问题、突发事件或急诊状态。在新《条例》出台之前，医务人员还没有过多的心理顾虑，只要患者前来求医，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都尽其所能地进行救治，只要有一分的希望就会付出十分的努力。然而自从宣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加大事故赔偿力度后，医务界的不少人士表现出了担忧甚至恐惧的心理。因为有些医疗事故的发生并不是医生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患者情况特殊所致，不进行救治就会死亡，但进行救治就可能出现意外。以后患者或其家属可以轻易提讼，张口要求高额赔偿，哪一个医生还愿意再冒风险接收高危病人，尝试新式疗法，医学何以得到进步？这种情况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引进国际通行的医疗责任保险，让医生放开手脚去救治病人，这才是一条必由之路。在这个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如果医务人员整天担心出事故、患者或家属会闹事、法院会重判，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自然而然选择保守做法，“大病小治、重病轻治”，最终受害的还是无辜的患者。因此给医生吃“定心丸”，不仅可以排除其杂念，激励他们增强医疗安全意识，勇于知难而上、改革创新，提高业务质量，促进医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而且可以增强患者的信心，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早日康复，毕竟医患双方的目的是一致的。
3.减少医患纠纷，增强公众形象
医疗纠纷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10大热点之一，因为轻者它妨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重者则剥夺了公民的宝贵生命。医疗纠纷的大量涌现，不得不让人们感到焦虑，特别是纠纷案逐渐升级，甚至出现命案。典型的例子就是2001年7月10日湖南中医学院附一医院的血液病专家王万林，被他亲手医治的患者，在治疗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残忍地杀害了。尽管医患矛盾在医院里一直存在，但演变为杀人事件，是医生们无法想象和接受的，它为迫切解决医患纠纷和保护医生生命安全敲响了警钟。
据国外的保险同行介绍，他们的医生和患者也会有摩擦，但情节很轻，更达不到使用暴力的程度，因为患者来医院的目的是寻求救治而不是寻衅滋事。目前国外保险业已经很完善，医院买医疗机构责任保险，医生买医务人员职业责任保险，患者买医疗、住院意外事故保险。一旦出现问题，彼此都有默契，如果达不成共识，就找各自的保险公司，按程度分担责任。大吵大闹、拳脚相加于事无补，反而会更加耗时耗财。
当前国内医疗机构的负担很重，既要保障自身的生存发展，又要努力提供优质服务，还要承担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此外牵扯大量精力的医患纠纷也让各家院长头疼不已，不仅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妨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加之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具有导向性的报道，也将医院推向了风口浪尖。保险公司的介入，也就是社会其他力量的介入，可以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医患之间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保险公司可以和医院组成一个事故鉴定小组，一旦发生矛盾，保险公司的有关人员及时参与其中，从第三方的立场做好医患双方的协调工作，帮助找到一个既让保户（医院）满意，又保障了患者利益的最佳方案。尽量避免诉诸法律，一是可以维护医院、医生的声誉，因为作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极其忌讳与职业诉讼联系在一起；二是漫长的诉讼程序对于任何一方都会造成身心疲惫，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只有让医院领导、主治大夫从繁杂的纠纷处理中抽身出来，他们才可以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医院管理、钻研技术、提高质量上去。由此为医院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医院纠纷少了，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高了，医生的工作态度也由消极转为积极，患者情绪也由抵触变为合作，这种良性循环，才是医、患、保共同追求的目标。
医疗事故处理方案范文6
内容提要: 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现行医疗事故责任分配原则可以发现：通过加重院方的责任并不能有效防范医疗事故的发生，反而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的权益。医疗事故责任的合理分配应该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将医疗事故责任确定在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有效点上，同时将医疗风险予以分散，并辅之建立医疗责任保险的新形式与新机构、建立公共卫生的政府诉讼制度。
一、经济分析在法律领域的运用
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是近几十年兴起于西方的一种潮流，它被用于法律研究、立法活动、司法行为、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中。经济分析之所以在诸多领域中被使用和贯彻，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方法论特色。总体上讲，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评估法律和政策的有用的规范性标准，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法律并不仅仅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技术性争论，实际上它们是用来达到社会目标的工具。因此，为了了解法律对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效果，并且更好地促使目标的实现，立法者、法官和政策的制定者以及执行者们必须有一个评估法律对重要社会目标的效应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预测政策对效率的效应的工具。[1]自20世纪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和科斯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到了法律领域之中，对法经济学的出现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律的经济分析最初主要用于反垄断法的研究，后又及于于税法、公司法等问题的分析。随着法经济学的发展，现代社会已经将经济分析系统地运用于广泛的法律和社会领域。[2]简单地说，法律的经济分析最为注重的问题就在于法律政策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因为效率总是与政策制定相关的，所以法律的制定应当追求以较低的成本来实现给定的政策。而法经济学，则主要是指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对于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问题进行研究。[3]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为医疗事故的责任分配问题提供一个新视角，并对相关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二、现行医疗事故责任分配原则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4]由此，我们评价现有关于医疗责任分配原则优劣的标准，也应当是其实施的社会效果是否符合其制定的目的。显然，我们的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尽量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更好地保护患者的权利。那么，我国目前的医疗事故处理机制是否满足了这一需要？目前所实行的医疗事故处理的方案，其主要依据在于2002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同年9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这两部法规中，对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医疗事故的内涵、医疗事故鉴定及赔偿制度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规定，对医院一方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其中，《规定》第4条即众人所熟知的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通过对医院一方责任的加重，尤其是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实际上是在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中对医院采取了过错推定原则。使患者一方在举证上处于有利的地位。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医患双方的力量对比（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并不悬殊，甚至有时患者还可能处于优势地位）。那么，这种医疗责任的举证分配原则是否能够达到立法者预期的社会效果？下文的论述得出了与立法初衷相反的结论：
首先，医院方可能会因为过度的担心而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医疗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必然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况且现实中的疾病状况是复杂多样的，它不会和医学教科书的内容严格保持一致，尤其是在某些危急情况下，或者是出现了临床上少见甚至从未出现过的状况，这时候就需要医务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医疗技术常规，大胆采用新的或临床试验性的抢救措施。这些措施毫无疑问伴随着更大的风险，但是如果不予以实施就可能误过治疗的最佳时机。但是如果对医院的责任规定过于严格，就有可能导致医务人员在对病人施行治疗时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于为了回避医疗风险而拖延对病人的抢救，或者采用最为安全保险但实际效果不佳的保守治疗方法。
其次，医院方为了避免风险还可能采取过度预防措施。由于患者的体质不同，因而相对的也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对有些患者可能不能适用特定的药物或治疗，所以在进行某些治疗前必须要对患者进行一定的身体检查，这就像我们在注射青霉素之前需要“皮试”一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并不需要进行检查，或者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常规检查就可以了。但在严格的责任原则下，医院为了躲避风险，很可能会要求患者做出不必要的诸项检查，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突况，或者借以逃避将来可能出现的治疗纠纷或诉讼。这就必然会大幅度增加治疗成本，加重患者的负担。
最后，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医学，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医疗活动是具有探索性和科学性的工作，尽管随着医学的进步，过去许多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例如肺结核，都已经得以克服，但是医学并非无所不能，如果期望所有疾病都可以预防和治疗仍然是不现实的。[5]人的疾病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探索，在这期间可能还会有新的疾病产生出来，非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即使运用已经非常成熟的医疗技术也可能会出现料想不到的变化，诸如产生无法预料的药物副作用或者并发症等，这也是自然科学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其必须面对的风险。[6]而且医疗风险的产生是复杂的，对某些病症，以目前的医学水平可能仍然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这时如果要求医院对自己的行为提供确定的证据，恐怕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医院从事医疗工作所必须承担的风险，否则，难道这种风险要由患者承担吗？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医疗事故作为一种社会风险，如果单纯地把它推给患者承担并不合理的话，那么一味地加重医院责任，由其来承担风险，同样也是不公平的。不但如此，正如上文所分析，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但不会保护患者利益，反而会不利于患者。
针对上述困境，寻找出较为合理的医疗责任与风险承担方式和最大限度分散风险的途径，正是本文下面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三、医疗事故责任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医疗风险是否是可以消除的？如果可以消除，我们就应该致力于如何消除医疗风险；否则，就应该公平的分配风险。
一般来看，医疗风险的产生原因可以大体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医生的失误，比如疏忽大意，过于自信或本身技术不过关等；（2）现有医疗技术的局限；（3）疾病自身的不确定性；（4）不可抗力，出现不能预料或无法避免的后果。那么在这几项原因中，很明显第一项是可以通过比较严格的责任原则来尽量减少的（尽管仍然无法消除），加重医院一方的责任，能够促使医生在治疗过程中认真谨慎，督促医院加强对医生的监督管理，提高医生素质，并且在聘任时严格把关，选择技术过硬、水平高超的医生。但是第二、三、四项却是不能通过责任的加重来予以规制的（例如第二项），只能靠医学的进步和医疗技术的完善而逐渐得以改善。所以说，医疗风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总是存在的。[7]因此，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这个风险就成为了最关键的问题。
医疗事故责任作为一种侵权责任，正像科斯所分析的：“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8]对于医疗事故，人们一般把它看作医院一方给患者一方造成了损害，所以要解决的关键就是如何防止医院造成侵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具有双向性：如果只注重避免对患者的损害，就将会加重医院的责任，使其遭受损害，所以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必须作出选择。医、患就像是天平的两端，责任的砝码拨向哪一边，在风险发生时，那一方就要全部承担或者较多地承担损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确定这个责任“有效点”的合适位置？
从经济学上的视角看，侵权责任体系的目标就是要使事故造成的损害和预防成本这两者之和实现最小化，而对于这一成本的变化趋势，则可以用一个图表来表示。正如下图所示，假设横轴x代表在医疗中的预防水平，竖轴y代表医疗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在简单化的理想模型中，假设社会上只存在预防成本和事故损害成本两种成本。那么医疗事故发生的概率A将会随着预防水平（x）的提高而降低，但是为了减少医疗事故所付出的预防成本B则会随着预防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所以，当预防成本和事故损害成本两者相加时，就得出医疗事故问题的总的社会成本曲线（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