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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含义范文1
一、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经济体系中，交通运输是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产业，交通运输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杠杆作用，必须优先发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看，交通运输仍然受到“瓶颈”制约，比如总体运输能力长期不足，限制型运输状况比较严重；另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链涉及到钢铁、水泥、建筑、机械、电力、信息、计算机、精密仪器等许多相关产业，其投资拉动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作为与经济发展关联度大、产业链长的重点行业，交通运输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振兴不可或缺的产业。
其次，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主要体现在基础作用和动力作用两个方面：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交通运输的自身发展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到动力作用。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两者的互动，使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不出现或少出现的权宜之计还是要超前发展交通运输。因此，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交通先行”是基本保障条件。
第三，交通运输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各种运输方式自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这个系统自身是在不断发展、不断优化的。另一方面，这一系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尤其是适应技术进步要求的部分要充分体现出来，就交通运输系统而言，就是尽可能将用于满足未来交通需求的基础部分要适度超前考虑。就武汉城市圈而言，区域内交通运输系统的更新一方面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整个区域内的交通运输状况，因为区域交通运输不仅是实现区域经济专业化协作的手段，也是区域内部、区域间商品交换和信息传递的重要手段，其运输线路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中心的吸引范围，并且影响着区域的界限。
综上所述，交通运输的发达程度与区域经济水平呈正相关。
二、武汉城市圈的交通现状
武汉城市圈以公路交通网络为主，已基本形成铁、公、水、空综合运输体系：武汉城市圈公路交通系统是以武汉为中心向周边8个城市的发散，将建成“一环十三射四联线”的公路主骨架网，包括以武汉为中心枢纽、由环城市圈快速路和13条呈放射状的高速公路与快速路。目前区域内以高等级公路为主体的干线公路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市圈已建成公路里程35739.3公里，公路网密度达到61.6公里/百平方公里。但9个城市之间远未形成互为连通的交通网。在城市圈建设中，将着力打造大交通格局，以高速公路、铁路、航空、信息四大通道建设为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形成武汉大交通网络。
良好的水运天然条件，使得武汉成为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拥有长江、汉江两条黄金水道。武汉新港的建设将使武汉城市圈港航基础设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目前区域内共有铁路5条，开通到京、穗、沪快速客运通道，在建的城际铁路是中部地区的重要铁路枢纽。天河机场是国际4E机场，是全国六大区域性航空枢纽之一，有150余条航线，日均航班达l30次，可以通达60个城市，年吞吐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
截至2010年，武汉对外交通量将大幅度增长，铁路、公路、航空的客运量将分别增长34%、33%和50%，铁路、公路、航空和水运的货运量将分别增长13%、29%、89%和67%，从武汉市和武汉城市圈的交通状况分析，要推进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必须实施区域交通一体化。
三、交通运输体系对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的作用
城市交通的便捷程度与城市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关系相当密切。
作为华中地区经济的中心，武汉市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对华中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物质流和非物质流的形式实现的，而庞大物质流的载体便是城市交通系统。城市交通系统是区域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更是产业投资者在投资前期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它将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预期效益。一个城市具备了基本的投资硬环境，加上其他条件的配套，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活力。
作为城际间重要联系纽带的交通，尤其是公路交通，是城市经济圈建设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一环。其中轨道交通以其运量大、速度快、污染少、准点的优势作为交通一体化的重中之重，将对武汉城市圈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武汉城市圈的多轨道交通体系主要包括：直达客运专线——武汉周围将形成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和京广客运专线的贯通南北，武九铁路、汉丹铁路和沪汉蓉客运通道以承启西东的路网体系；城际铁路客运线——改造和利用现有的铁路资源，开行至孝感、随州、襄樊、荆门、宜昌、鄂州、黄石、成宁和麻城的城际铁路；其次是新建武潜线开行至仙桃、潜江的城际列车；市郊铁路线——主要服务范围为武汉市区，包括阳逻、北湖、纸坊、金口、常福、蔡甸、宋家岗等7座新城在内；城市轨道交通线——由7条线路组成为主城区提供快速、便捷的轨道交通客运服务。如此，将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由点到点、由点到线、由点到面的交通网络体系。
城市轨道交通体系的建成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是：带动房地产升值、催生经济商圈。轨道沿线企业和居民的可达性将大幅度提高，沿线土地和房产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房地产升值。以地铁2号线来说，中山大道、解放大道、中南、街道口等商圈将联接，新的光谷商圈将形成。
除了直接的地产效益外，旅游业也受益匪浅。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分为三级市场，城市圈范围内的3100万人口，特别是武汉城区的400多万人，可发展近距离的旅游，属于武汉城市圈旅游的核心一级市场；其次，以武汉为中心的300km范围、铁路公路等交通干线直接覆盖的人口达到6000多万，是武汉城市圈旅游的二级客源市场；第三，武汉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接待海内外游客人数也逐年递增，可努力将游客的目的地扩展到城市圈范围，延长游客在武汉的停留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武汉旅游的客源市场是城市圈旅游应该挖掘的第三级客源市场。
通过对城市圈内的旅游业资源整合，在孝感、黄冈设立红色文化教育旅游区；在武汉、黄冈、黄石、鄂州、洪湖规划大武汉都市旅游核心区；在天门、潜江、仙桃设江汉平原旅游区；在黄冈设大别山生态旅游区、宗教文化旅游区；在咸宁规划咸宁旅游核心区、历史文化名镇旅游区、九宫山生态旅游区。从而促进城市圈内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轨道交通投入可以带来社会效益5～8倍的产出。2010年以前，武汉市将投资近220亿元，建成轨道交通2号线1期、4号线1期。仅此投资可产生GDP578.6亿元，提供186.252万个就业岗位，对促进内需、直接拉动武汉市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建成，将带来坏境附加效益。首先是节约能源。城市轨道交通作为“绿色交通”，具有公共汽车难以比拟的节能特性。据测算，每一单位运输量能源消耗量，轨道交通系统仅为公共汽车的3/5、私人用车的1/6。其次是降低环境污染。轨道交通以电力作为动力，是一种清洁的运输方式，其噪声和空气污染仅为地面道路交通的6%～10%。根据武汉市轨道交通建设远景规划，2020年轨道交通可承担全市35%～40%的公共交通客运量，可少排放有害气306万kg；到2050全面建成时，轨道网络可承担全市公交客运总量的一半，网络覆盖面将达68%，其中，中心城区可达到85%，相当于可少排放有害气体726万kg。
综上所述，交通运输体系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它将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交通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也带动了旅游业、房地产甚至是GDP的发展和提升，城市乃至区域经济都将健康且有效增长。
经济作物含义范文2
"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流行于宋元时代，"湖广熟，天下足"则流行于明清之际，这两句略带夸张的谚语表明了苏湖（常）和湖广地区粮食生产不同时期内在全国的重要地位。"苏湖（常）"，代表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所谓"湖广"其实主要指令湖北、湖南境内的沿江濒湖平原地带，前者可上溯至古代的吴越文化，后者则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河姆渡稻作遗址，而两湖平原也有令人惊异的彭头山水稻遗存，这表明两地的稻作文明也可能是各自独立起源，且发展难分伯仲。实际上战国时期荆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一度领先于吴越，只是后来荆楚经济渐衰而吴越日盛，到宋元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已居国之首，其时的两湖地区在不少人眼中却仍是"火耕水耨"、"地旷人稀"的化外蛮邦。明清两湖平原农业经济的勃兴有渐振昔日雄风之势，"湖广熟，天下足"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斯时湖广地区渐成全国新的米粮中心，但还不能说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对这两个地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已有不少学者作了大量卓有见地的精辟研究。因此本文无意对"苏湖（常）熟，天下足"及"湖广熟，天下足"二谚本身及其传布进行详细的考证与诠释，而想从这两条谚语的转变表象探究它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含义，对诸如发生这种转变所代表的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异同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内外条件、结果与影响等问题进行粗线条的勾勒。如果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两湖平原可以作为封建晚期发达地区与已发展地区的各自代表的话［①b］，则这对发达地区与已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互补似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农业经营重点的次第转变
在开始比较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两湖平原明清时期农业经营重点转变之前有必要简要引述一下两地的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从全国地理区划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同属于一个经济地理单元，即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光、热、水、气、土壤等条件大致相当，差别甚微。
长江三角洲地区通常是指围绕太湖的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府所属（明清时期行政区划），扩大时有时也包括宁绍平原。该地区地势低平，以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海拔只有2-5米，宁绍平原也低于20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000-1700毫米；水源丰富，太湖集水面积19000平方千米，最大蓄水量可达43亿立方米；土壤条件好，有机质含量高，熟土层厚，保肥性、通透性良好；热量条件好，年均气温15-19℃，年均无霜期230-280天［②b］。
两湖平原主要指江汉-洞庭湖平原及鄂东沿江平原。江汉平原及鄂东沿江平原地势低平，地面高程大多不到35米，较高亢平原与湖沼洼地沿江河成带状相间排列；年均降雨量1100-1400毫米，主要集中在作物生长期内；无霜期250-280天；区内大部分耕地系冲积土，富含有机质与矿物质，自然肥力高，土质疏松易于耕作［③b］。洞庭湖平原亦属湖积平原，土层深厚松软，富含有机质；年均降雨量1300-1400毫米；无霜期250-280天；年均气温16．5-17℃。［④b］
这两个地区的共同优势是宜农、宜渔，水上交通便利，贸易条件优越。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唐末以迄宋元时代不断发展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盛产米粮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因此有"苏湖（常）熟，天下足"之谚的广泛流传，该时期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种植是当地种植业，也是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明代中叶这种情况发生改变，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渐次下降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渐次上升，不但如此，农民投入经济作物生产的人力也更多，技术更细腻，农户农业经营的重点已不在种植粮食作物的"田"，而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有所谓"多种田不如多种地"的新的价值取向［⑤b］。这种转变在不同的小区域内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农业生产总的发展态势表现为多样化的特征。概括而言大致在太湖以东、以北的水乡地带仍基本以种植水稻为主，并辅之以麦类、油菜、席草等粮食、经济作物；在濒江临海的冈身沙土地带则以棉花、水稻为主，杂植麦、豆、靛青等作物；太湖沿边及浙西平原地势高亢而近水的地区则以植蚕桑、水稻为主，并兼植麦豆、烟草、乌桕等粮食、经济作物；苏南浙西的低山丘陵地带以植旱地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是竹、木、茶等。当地农民在种植上述不同经济作物时往往有与之相宜的生产活动互为关连，如植棉与纺纱、栽桑与缫丝等，并渐渐在不同自然区域或生产个体间形成分工，甚而演化为专业性生产，其收支盈亏与市场需求大小紧密相连。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结构演变的主要内容即这些多样化生产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生产综合化、专业化和商品化发展趋势。［①c］。
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复杂多样，人多地少也许是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杭嘉湖三府洪武年间人均尚有耕地3．5亩，所产有余；至乾隆中期人均耕地已降至仅1．2亩左右，以当时平均约2石的亩产量估算，人均得粮仅2．4石［②c］，尚不敷日食之需，遑论税粮、饲料、种子等其它方面用粮。
以常理论，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多地少粮食不足当更应加强粮食作物的生产，如扩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单产以尽量增加粮食总产量。但该地却恰恰相反，他们反常规的作法主要基于利益的考虑，因为种植粮食尤其是水稻不仅花工多、对季节要求严格，受自然条件如水旱影响大，且在生产技术未有重大突破的传统农业前提下，水稻增产潜力有限（御稻在苏南推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不合算，农民对它不感兴趣，封建帝王出面推广水稻品种也竟然无果而终，这说明当地民众对实际利益看重的程度），而种植经济作物如栽桑，用工虽多但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小，更主要的是潜在产出值高，可获得比种粮食高出数倍的收入。有的地方最初只是在土壤条件较差的田块或田旁路边植桑，后来干脆用上好的稻田栽桑，即所谓"桑争稻田"。桑树部分取代水稻不仅仅是作物种类的简单置换，它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农业经营重点从集约化程度较低的生产部门向集约化程度相对较高生产部门的转移，由于栽桑比种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因而又有从劳动力密集向资金密集转移的特点，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③c］。类似情况还有因改种棉花、烟草而出现的"棉争稻田"、"烟争稻田"等。
当地农民用在经济作物上获得的、远远超过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不仅可以完纳赋税（一条鞭法施行后可以以钱代粮），也可以从市场上购得自己粮食需求中的不足部分。显然，要到市场上购买粮食就必须有足够的粮食进入流通领域作为前提条件，即要有充盈的卖方市场，此时的两湖地区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
弘治以后两湖地区能大量输出米谷同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主要基于该地农业生产的勃兴和中转沿边省分米粮［④c］；其次是该地人均耕地较多，赋税漕粮负担较低，米价较低等［⑤c］。明代初期，两湖地区开始大兴垸田，并在明代中叶形成一个，垸田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土壤特性较适宜于种水稻，因此垸田的大量垦辟实际上即不断扩大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种植面积［⑥c］。这是明清两湖地区农业经济结构演变中最为瞩目的事情。尽管明清时期总体而论两湖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水平及单产量均不及长江三角洲地区［①d］，由于在有明一代两湖平原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得以有大量余粮输出；沿边省分如四川、江西等地米谷亦藉此地（主要是汉口米市）转运，其相对较低的价格吸引了大量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将其转运各方；加上漕粮、军米等官粮的大量调拔，遂给朝野人士形成"湖广熟，天下足"的感觉。
"湖广熟，天下足"一谚中的"湖广"经今人考证并非整个两湖地区，而主要是两湖境内粮食生产最发达的几个农业经济区，即今湖南境内的洞庭湖平原和湘中丘陵盆地，湖北的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按有的划分方式，这其中的大部分亦可归为江汉平原［②d］），亦即广义上的两湖平原。所谓"天下"则主要指南半个中国，尤其是长江、珠江两流域对湖广米粮的依赖［③d］。当然其中也有相当数量逆汉水而上陕晋中原［④d］。
"天下"皆赖"湖广"的态势在清中叶后发生蜕变，两湖地区由于人口日多、水灾频仍等原因出现生产停滞，其米粮输出也盛极而衰，雄风不再。虽然两湖米粮济运江浙的现象直至解放前并未停止，但其可使"天下足"的米粮济运规模与声势已成昔日黄花［⑤d］。如果两湖平原在水稻生产达到一定程度难以再有突破时能循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轨迹开始结构转型亦属理想，然而两湖平原在此方面虽有发展趋势，但没有取得成功。该地区明清时期在发展粮食作物生产的同时其实并未偏废经济作物的生产，两者甚至可以说并行不悖，并终至形成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的总体生产格局［⑥d］（洞庭湖平原的经济作物比重较小）。虽然两湖境内经济作物种植比例超过粮食作物的地区不少，但主要集中在丘陵地带及沿边山区，平原湖区鲜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该地经济作物的种植以棉花和麻类为主，均属劳动密集型种植生产，需要资金投入的蚕丝业则极不发达。麻类主要以原料形式自用或出售，棉花则用于家庭纺织或直接进入流通领域［⑦d］。当湖广棉布行销天下时，长江三角洲地区并未在棉布上与之一争雌雄，而是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转向效益更高的蚕桑业［⑧d］。两湖地区的农业发展较之三角洲地区总是慢一拍，但当清中叶之后两湖平原出现严重的农业人口相对过剩时却没有发生如当初三角洲地区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生产的大规模倾斜转移，粮食作物生产始终占主导地位，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性质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完全不同。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种粮自食、经作换钱，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分离，副业商业化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两湖平原粮食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二位一体，粮食商品化亦即主业商品化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⑨d］。
二、两地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结构转变的正负作用
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现象出现较早，这些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出路大致有内外两种消化途径。内部消化或称内部转移是指农民并不离开土地抛弃田作，而是在努力经营好大田生产的同时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包括丝织、纺纱、编织、烧窑等业。这些家庭副业、手工业在当地农村经济生活中作用甚巨，不可或缺，农家既以其收入维生计、纳赋税，还要靠它反哺农业，谁家的副业和手工业收入高，对农田投资就多，田也种得好，反之则否。从事农村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有农闲的青壮劳力，也有劳动力机会成本几乎为零的妇女儿童，他们昼耕夜织终岁辛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富庶正是建立在农户日夜劳作的基础之上，甚至有以此而致富者［①e］。
外部消化或称外部转移是指农民离开土地，向其它行业或异地谋生，这种途径的农民又可细分为三类：1．离土不离乡，指被迫沦为奴仆，依附于富家大族卖身过活者，总人数当不多；2．流入城镇成为工商人口，这些失去土地的城镇新成员不仅为繁荣当地工商业经济作出了历史贡献，其中在劳工市场上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生存的人还是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滥觞；3．流向开发中或未开发地区，既有政府的强制移民也有向未开发地区或开发中地区寻求拓展的自然移民，其流向地便包括两湖地区［②e］。以上各种转移方式或途径当然并非泾渭分明，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多种形式交错发生，其中以亦工亦农亦商型的转移方式或称"不完全转移"的比例最大，属于可农亦可非农的过渡形态［③e］。
两湖地区开发滞后在移民上亦有所体现。西晋八王之乱及唐中叶安史之乱时大量北方移民迁居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他们对该地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直至明清时代两湖地区才成为移民出入的主舞台，在这次始于元末止于清代的长江流域内东西向移****动中，迁入两湖地区的移民来自十余省分，而主体源于长江下游，尤其是江西。与此同时，大量的两湖人又移居四川，在这一进一出的过程中两湖地区人口结构与数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移入者多集中在平原湖区和河谷地带，而移出者多是毗邻川省的居民［④e］。外地移民入籍之后增加了对耕地的需求，而两湖境内平原地带的大量湖荒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不断开发，康熙末年至嘉庆年间两湖人口高速发展而垸田开垦也达到高峰并及至于滥。两湖地区劳动力转移与此密切相关。乾隆初年两湖平原的农业人口相对过剩已表现明显，"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渐失其往昔诱人之魅力，该地农业人口相对过剩之后的出路也有内外两种消化途径，内部消化主要通过更多地垦殖进行，外部消化主要是向平原沿边山区移民［⑤e］。
靠扩展耕地面积、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等农业内方法消融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粮食需求是传统的解决方式，但在某一具体地区当耕地扩展告罄而无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其容量受到限制，当人口增长到一定临界点之后必然会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准，因此更积极的方式是依靠农业外的力量如进行择业的改变（其前提是整个社会有粮食供应，哪怕是洋米）来消融相对过剩的农业人口。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与努力，他们放眼于狭义的以种植业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之外，或者虽仍不离农业，但徙居生产条件相对落后的异地，以先进者身份带动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并同时获得相应的酬报，这些无疑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两湖平原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转移显然逊色不少，入城镇务工商的农业外择业变化极其有限，主要靠的是垦荒与向外移民。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式不仅不具备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积极作用，反而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无穷的后患。两湖平原跨荆江而立，荆江乃长江水文最复杂、矛盾最多的地段，江南洞庭湖平原并无巨大堤岸屏护，向系长江自然调蓄池，但明清沿湖不断被垦，湖面日渐缩小并阻壅洪水自然渲泄，洪灾年甚一年，化解人口压力的恶果是环境的严重破坏与生命财产的不断损失。江北江汉平原襟江带汉，以堤为命，一旦堤决则漫漶无边、积水兼旬，恢复生产较难。明清由于不断滥围滥垦，把洪水大部逼入主泓，加大堤防压力，结果使得荆江两岸在清代后期几乎无年无灾。向平原沿边生产条件较差、生产水平较落后的山区移民效果亦极不理想。川陕楚交界地带、湘鄂西山区均曾掀起过垦山的，虽则初期的垦荒为移民换得了一时之温饱，然而垦山对环境破坏的负面影响却是深刻而久远的，其后果用"灾难"一词形容并不为过。首先，毁林开荒得来的耕地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表土层侵蚀殆尽，几年之后人们只好弃地他往，与藉此地化解人口压力的初衷背道而驰。其次，也是更为可怕的是盲目的毁林开荒不仅大大降低了长江中游大小支流两岸地带蓄留水分的能力，致使山洪频发，加大中游主干流蓄泄洪水的压力，且流失的水土在各支流下游及荆江河段沉降淤积抬高水位又增加对堤防的威胁；不断的泥沙淤积还迫使堤岸不断增高，致使汉水、长江部分河段成为地上河。因此，即或无灾之年，由于水悬地上，许多地方地下水位偏高，极不利于作物的正常生长，两湖平原水灾之多、之重鲜有能匹。到清代后期，该地水患已严重到阻滞当地经济发展的程度［①f］。其结果受害最重的竟正是输出这些移民的两湖平原地区［②f］！直至今天洞庭湖区及荆江沿岸地带仍饱受潴水之苦而乏解决之良策。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业相对过剩人口的出路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转移方式。两湖平原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转移属于平面拓展耕地的最低层次，主要属内部转移，也是同一时期内中国农业的普遍和典型代表方式，这种方式以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为前提，它要求耕地面积（或至少是作物播种面积）与人口成线性比例增加，当可利用耕地增加到极限程度而转移方式不变的话，人地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总爆发，降低生存标准、社会剧烈动荡等情况都有可能相随而生。
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转移则已开始突破单纯内部转移的方式向外部转移过渡，并在局部地区取得成功。它并不要求耕地数量的等比例增加，但强调收入的等量增长，它仅代表了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农业经济区（另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外部转移是建立在内部转移已成熟或完备的基础之上，因此三角洲地区农村相对过剩人口的转移方式当更具有借鉴意义。
在粗略比较了两地相对过剩农业人口转移方式及作用后，这里附带提及一下两地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差异。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不仅经济繁盛冠于全国，亦是天下人文渊薮，整体文化素质较高，这不但表现在纯思想、文学等方面人才之多，作品之盛，即或地主小农亦多以"耕读传家"，有一部分士绅由于不同的原因参与了农业生产并记下心得要点，以农书形式传世。在王毓瑚先生《中国农学书录》中指明着者为江浙籍人的便有130部之多（全书共辑录存佚农书545部），其中属于反映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着名地区性农书有《沈氏农书》、《补农书》、《浦泖农咨》等（姑不论松江人徐光启所撰之集大成的煌煌巨着《农政全书》）。这些农书记载了当地较其它地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掌握了这些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民其素质亦当较其它地区农民素质要高。
明清两湖地区虽曾有公安三袁、湖湘学派等领一时之，但就农业文化而言，其地的农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却都无法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两湖地区未曾见有发生重大影响的综合性传世农书，寥寥数部小型专业化农书亦且散失殆尽，所保存者其价值无一堪与《补农书》之类农书相比较。如果从各地农书多寡与质量高低可以判别各地当时业农者农业技术水平高低的话［①g］，则两湖地区农民文化素质低于三角洲地区也是影响两湖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②g］。从这项比较可否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口的多寡并非一地经济落后与否的决定条件，人口作为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滞其发展，这其中包含一个适度的问题，在适度的前提下人口素质的高低则起主要作用，相同密度但相对较高素质的人口显然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反之则否。
三、城、镇工商业经济对当地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过剩农业人口部分移入当地市镇，一方面减轻了对有限耕地的压力，一方面也促进了市镇经济的繁荣，该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周围农村的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一地市镇数量的多寡往往与当地农村经济的盛衰相辉映［③g］，而市镇的类型及发展规模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农村副业、手工业的特色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保证了城镇非农产业人口对农副产品如粮食、菜蔬等的需要，不足部分才输自外地；农业生产同时也为当地市镇手工业、城市工业提供了原材料及半成品，包括供纺织印染用的棉花、棉布，供丝织用的蚕茧等，也正是因为当地城镇工业、手工业对丝、棉等原料或半成品的不断需求才保证了周围农村的农民能尽心于栽桑养蚕种棉织布等属于传统农业中副业部分的生产（实际上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副业在许多地方很大程度上已成主业）［④g］。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农村市镇按重要性依次为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及粮食业市镇［⑤g］，其与农村经济的紧密相关程度不言自明。
明清两湖平原的农村市镇无论从规模、数量还是功能上都无法与同一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同类市镇相比拟［①h］，影响较着、稍可比拟者唯几个大中城市。按照区域市场经济理论，每个经济区都有它的中心市场，长江三角洲地区充当此类角色的大中城市较多，如苏、锡、常、杭、嘉、湖皆然，沪、宁作用更大。尤其是上海，晚近曾是远东第一大城，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该地许多新镇即由于设立新工厂、出现新行业而形成［②h］。汉口是两湖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在全国也享有盛名，其名不在生产而在流通，因其处江、汉交汇之宝地，扼"九省通衢"之要冲，舟楫往来、百货充积，通过该地转运的绝大多数是粮、棉、茶、木材等农业初级产品，两湖产品在其中占了相当的份额［③h］。江汉平原是两湖境内的富庶之地，其境内的沙市在宜昌、汉口等城市未崛起前是荆江两岸即两湖腹地的重要中心市场，该城也是一座贸易城［④h］。两湖地区的大中城市极少具有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相同的生产功能，它们的单纯转口贸易性质未能形成足以自立的手工工场或大型专业化手工业市场，也没有发生大量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⑤h］，因而未能有效吸纳周围地区的相对过剩农业人口，未能形成相当规模的早期产业工人后备军，未能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初级产品加工增值，整个地区的经济格局亦完全未能突破传统农业的樊篱。至于散处各地的市镇功能更形单一，除了是政治中心以外，商业功用多仅交换货物而已，鲜有从政治、军事功能分离出来成为以经济功能或生产中心面貌出现的市镇，而这样的市镇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显然较多［⑥h］。
由于两湖地区的市镇主要只能吸纳当地农村的农业初级产品，极不利于该地农业过剩人口的非农转化和农业生产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农民主要是追求如何多垦荒地来增加总产而较少考虑择业的变化，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又主要是水稻种植）一直是该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其经济作物生产的大宗是种植棉花，两湖平原地区（尤其是江汉平原）虽亦以输出棉布闻名于世并曾一度挤占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产棉布的市场［⑦h］，但细究发现这几乎全是农余的手工制品，它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其产品用于到墟市上交换农户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或完纳赋税，个体生产规模未能扩大，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转运贸易主要是靠贱买贵卖套取利润，无助于商业资本向生产的转移，它可以更多地利用闲暇时间，尤其是妇女儿童的时间，反正他们的机会成本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几乎为零。这一点与长江三角洲地区较相似，但此类劳动的使用在两湖平原地区并未导致青壮劳力从农业中分离，而且当两湖平原地区所产棉布挤占长江三角洲地区所产棉布市场之时，后者也已向经济收益更高的产业如丝织业进行转移了，倒不是这一地区棉纺织技术落后了或产量降低了［⑧h］。
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地区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是相辅相承、次第进行的。当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将经营重点转向经济作物种植、进入城镇成为工商业者时，依赖的正是以两湖平原为代表的地区的米粮供应，或者说两湖平原地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正是因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经营重点发生改变而提供了机遇。两者经营重点的次第变化虽说是当时经济条件下专业生产在不同地区的理性分配，有利于全国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但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却相差了一个层次并对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两湖平原农民以低效率、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支持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结构的逐渐转型。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与两地农村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不同转移方式及市镇经济对农村的不同反馈作用密切相关。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剩余劳动时间的农业外转移（这里的农业主要指狭义农业即传统意义上的种植业）有利于当地农村经济结构向专业化、商业化转变和整个地区工商业经济的繁荣，而两湖平原相对过剩农业人口的平面转移（即尽量扩大作物种植面积）不仅融纳程度有限，垦山围垸反而带来阻滞当地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发达的市镇工商业、手工业经济无疑也有助于当地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而两湖平原地区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明清时期农村经济结构向多样化、专业化和商业化的缓慢转变及由此形成的相对发达的整体社会经济基础，为以后的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该地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萌生的乡村工业及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强大的乡镇企业均与明清时期形成的传统一脉相承。相反，两湖平原直至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仍依然以农业为主，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农村工业的艰难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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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本文所指明清时期下限在前，后涉笔不多。
①b按郭松义《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2）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列为发达地区，包括两湖平原在内的绝大多数传统农业区列为已发展地区。
②b转引自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③b本书编写组：《湖北农业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b湖南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编着：《湖南省农业区划》，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⑤b张履祥：《补农书》。
①c平：《论明清江南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②c范金民：《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③c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
④c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
⑤c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论述》，《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
⑥c最近龚胜生撰文（《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2）否认了这一公认的观点。他认为垸田集中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没有提到江汉平原）湖区州县水田比重的均较周围地区低，而且愈往湖区中心比重愈低，其原因是①怕水淹而植麦非植稻；②洲渚涨塌无常宜旱作。但作者同时指出"湖区成为重要的稻米产区并不在于其水田比重高，而在于其垦殖指数高，水田绝对数量多和水稻单产高"、"水田绝对数量多"实际上佐证了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种植面积随垸田扩大而增加的观点。
①d对此有争议，本人对清代江汉平原的研究（《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详析》，《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持此论，对两湖地区的考察待刊。
②d本书编写组：《湖北农业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③d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④d谭天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
⑤d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
⑥d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
⑦d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
⑧d这是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但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在其近着《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就耕地面积的总收入而言，栽桑养蚕显然比种水稻要高得多，但如果考虑单位劳动报酬则养蚕的工作日均毛收入远低于种稻，极少例外，这并不排除劳动力年收入（而非日收入）和家庭总收入（而非人均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因为许多闲暇时间和没有机会成本的家庭成员都得到了利用。在这样的前提下，在耕地严重不足的地区发展蚕桑业亦是势在必行。该书提出了许多类似与中国主流学者相左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对其进行详细的介绍与讨论显然已超出本文的范围。
⑨d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作者在文中论述的是湖南四川小农，但笔者认为在粮食商品化方面湖南湖北的平原湖区地带比较相似。旱作区或经作区则当别论。
①e范金民：《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
②e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③e马学强：《试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内变迁"与劳动力转移》，《史林》1993年第1期。
④e张国雄、梅莉：《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地理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
⑤e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①f张建民：《清代江汉-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
②f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①g大致当正确，但不尽然，同时代的四川盆地及江西地区均有较有影响的传世农书，而两湖地区没有。此点同事王利华先生提及，惜未深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②g农业人口素质高低与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此暂不申论。
③g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④g张华：《明代太湖流域专业市镇兴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4期。
⑤g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学术月刊》1990年第12期。
①h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明清市镇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的盛况相反，学者们对明清两湖地区农村市镇的研究较为冷漠，与该地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不甚相称。此处提出的说法原自一些附带性的研究，如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等。
②h详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附录），中华书局，1992年。
③h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④h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⑤h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⑥h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⑦h李伯重：《明清江南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经济作物含义范文3
新疆某水电站工程为径流式电站，采用引水式开发，开发任务是水力发电。水电站整个动力引水渠道长31km，引水流量为138.8m3/s，装机容量220MW（4×55MW），保证出力126.4MW，年发电量12.79亿kW•h。工程建设征地呈带状分布，征地影响范围涉及3个乡（镇）、15个行政村及4个县直单位的386户移民。工程建设永久征收土地7551亩，其中耕地2421亩、园地122亩、林地1339.6亩、牧草地3228.8亩；临时占地3210.3亩；拆迁房屋面积5827.7m2，以及交通、电力、水利等专业项目恢复改建等。工程永久征收耕地的补偿标准为：耕地补偿基数参照新疆自治区新计价房[2001]500号文规定的一等耕地标准，即1200元/亩；补偿倍数按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471号，以下简称《移民安置条例》）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6倍”执行，其中，土地补偿费10倍，安置补助费6倍。工程建设基准年为2008年，设计水平年为2011年。征地移民安置补偿投资主要材料及价格采用2008年12月价格水平。工程建设工期34个约。工程建设征地于2010年正式实施。
2问题的提出
在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实施阶段，15个永久占地村中有1个村的16户被占地户认为工程永久占压他们的承包耕地为菜地，按照种植粮食作物的一等耕地标准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他们不能接受，应该按照菜地的标准进行补偿。为此，他们拒不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并多次阻挡工程建设正常施工。在经过多次上访无果的情况下，最终诉诸法律，不仅给全县移民安置工作造成了非常被动的局面，而且使工程建设工期拖延2年之久。针对这个问题，当地州、县人民政府及其移民管理机构曾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协调、协商，县土地管理局、农业部门及菜篮子办等部门也多次试图对16户被占耕地重新确定土地性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移民监理单位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具体情况为：工程建设永久征收该村耕地741亩，全部为水浇地，共计涉及97户村民。其中，征收这16户村民的承包地为110亩。在2005—2007年期间，这16户村民有的种植了小麦或玉米，有的种植了洋葱、胡萝卜或是甜菜、胡麻等，基本上是粮食作物和蔬菜等经济作物倒茬种植，一年仅能种植一季。但是，并没有收集到每户的详细资料。监理单位也查阅了国家相关政策和国内外以往类似案例，但是，要改变土地属性、按照菜地进行补偿，还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3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3.1国家政策层面的制约
(1)我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21010-2007)》，我国土地按现状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12类，其中耕地又分为水田、水浇地和旱地。耕地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轮作地）；以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度＜1.0m，北方宽度＜2.0m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临时种植药材、草皮、花卉、苗木等的耕地，以及其他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2)关于菜地的定义。经查阅，目前国家政策层面上对于菜地并没有确切的定义。只是在《国家建设征用菜地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暂行管理办法》（[1995]农（土）第11号）中，对城市郊区菜地进行了约定，即是指城市郊区为供应城市居民吃菜，连续3年以上常年种菜或者养殖鱼、虾等的商品菜地和精养鱼塘。一年只种一茬或因调整茬口安排种植蔬菜的，均不作为本办法所称的菜地。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该村16户被占耕地均不能定性为菜地。一是我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没有对菜地进行单独分类，而是把用于种植蔬菜的土地涵盖在耕地中。而耕地的分类为水田，水浇地，旱地，也不是按种植类别进行分类的。二是没有确切的资料显示这16户的被占耕地连续3年以上全部种植了蔬菜，只是部分农户在自家的承包地上根据需求倒茬种植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及蔬菜等，是轮作地。三是当地的气候条件决定了该地区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农作物，即一年只种一茬，也不符合现行城市菜地的标准。
3.2土地补偿费测算问题的制约
（1)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目前，我国土地管理法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标准均是采用亩产值倍数法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移民安置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亩产值的16倍。我国对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采用的是土地被征收前3年的平均年产值乘以一定的倍数。从根本上讲，这种计算方法不能体现土地本身的实际价值，同时倍数计算法也缺乏科学的衡量标准。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种植的农作物是根据市场的供求状况不断调整的，很难确定3年中种植作物变化情况。二是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后，难以对农作物的产量作出准确的统计，调查也难以得到真实的情况。三是农作物的价格随市场波动，年度之间和年内不同时期的市场价格都是不确定的，很难确定统一的计算价格。四是在实际工作中，取规定的下限还是上限相差很大，很难实行。(2)征地前3年平均亩产值的确定。根据《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L290-2009）条文说明，经济社会“样本调查的方法分别采用搜集农调队的典型资料、实地访问、问卷调查和随机抽样。”在实际工作中，经济社会指标的调查主要采取搜集县农经局统计年鉴资料、农调队资料等，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由设计单位等根据有关规定确定征地前3年平均亩产值和工程征地补偿基数。所以，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情况、设计人员的水平高低，都对确定征地前3年平均亩产值和工程征地补偿基数数值有着直接影响。
3.3移民安置规划阶段的相关制约
(1)规划设计人员对于国家政策认知程度的制约。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土资厅发〔1999〕97号）”，《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这里的“该耕地”，是指实际征用的耕地数量。而“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中的“该耕地”，则是指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被征地单位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数量。因此，在计算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时，“该耕地”的概念是不同的。征用耕地土地补偿费中的该耕地，可以理解为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的耕地（一般以县为单位），计算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可以用区域内的平均数值；而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中的该耕地，是指被征地村或村民小组每人占有的耕地数量，计算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应与村、组平均前3年产值挂钩。不能采用相同的数值进行计算。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规划设计人员往往采用工程建设征地区域内前3年耕地亩产值进行计算，作为补偿基数，再乘以相应的补偿倍数即可。这种计算方法没有按照“该耕地”的不同含义进行区分，以此确定的安置补助费标准有违公平、合理，也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2)地方移民机构和乡村干部等工作深度的制约。根据《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实物调查规范》（SL442—2009）、《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前期工作管理暂行办法》（水规计[2010]33号）的规定，实物调查成果应经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签字认可并公示后，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签署意见。其中，属于农村和城（集）镇居民的实物，应由户主签字；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物，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属于企业的实物，应由企业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的实物，应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在实际工作中，属于农村和城（集）镇居民的实物，属于企业的实物或是企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的实物，均能根据规定由相关物权人进行签字、认可，但是，对于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调查，按照规定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一方面这是由我国土地的公有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又现行的于土地承包经营相矛盾。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认可的仅仅是被占土地的性质和面积，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农户实际种植了什么。综上所述，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使得在征地移民实施过程中，存在类似于菜地补偿这样细节性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影响到移民安置工作的顺利开展，影响到工程建设，甚至社会稳定。
4建议
经济作物含义范文4
关键词：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南涧县农业基本现状
南涧彝族自治县是大理州的一个山区县，全县国土面积1731.63平方公里，99.3%属山，平坝仅占0.7%，仅有耕地19.67万亩，人均0.98亩。境内居住着汉、彝、回、苗、布朗等21个少数民族，总人口22.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9.6万人，有耕地资源34.58万亩，常耕地20.94万亩，人均耕地0.9亩，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2012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33.16亿元，实现财政总收入4.0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203元。全县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36.6：19.1：44.3，第一产业在全县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第二产业薄弱，第三产业不发达。属典型的农业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
客观地说，南涧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扶持政策，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为农业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主要围绕着三大方面进行调整，一是推广良种及农业科技，淘汰劣杂品种和落后的种植方法；二是调整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压缩粮食种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实行多种化经营；三是培育主导产业，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成功的培育出了山地烤烟产业，从2002年开始，又将茶叶、肉牛、泡核桃与烤烟一起列为四大农业产业重点培植，并推动主导产业产业化发展。近年来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配置结构趋向合理，多种产业、多种经营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目前南涧的农村经济结构与质量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消费结构的矛盾仍然突出，农民收入仍增长不快，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农副产品质量、品种结构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大路货多，低档产品多，普通产品多，原料产品多，优质产品少，高档产品少，深加工产品少。二是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主要原因是：人多地少，生产成本高，农产品深加工、保鲜技术滞后，大量农产品只经过粗加工，或者作为鲜品销售，保鲜时间短、价值低，而且市场容量小，辐射半径很短。三是农民素质普遍较低，制约农业结构优化。四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弱。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上，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观念滞后、方式单一、手段不灵，在相当程度上还依赖于政府的单向调整，弊端大。五是农业生产投入较低，农民作为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投入的主体，由于效益上不去，导致投资拿不出，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二、结构调整要注意解决好几个问题
1、准确把握农业结构调整的内涵
现阶段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以住的农业结构调整相比，在背景、内容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上都有显著不同。（1）从背景来看，宏观环境方面，此次调整是在农产品全面短缺时代结束、农产品总量基本平衡和结构性、区域性相对过剩的条件下，是在加入WTO农业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农业面临国外农产品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启动的；微观环境方面，全县大部分农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向小康发展，以往的农业生产主要满足农民自身家庭的基本需求，解决“吃”的问题，现阶段由于需求的多样化，“钱”的问题突现出来，发展传统农业已不能满足现时需求。（2）从内容来看，此次结构调整不仅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布局结构、生产要素结构和贸易结构等生产力层面的调整，也包括经济体制、经营方式、市场结构、城乡经济结构等生产关系层面的调整，是农业结构的一次全方位、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调整。（3）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来看，此次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农业适应市场。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而不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调整不是简单地多种点什么、少种点什么的问题，而是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调整，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不仅要着眼于农业和家村的自身发展，而且要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
因此，在确立农业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体系时，正确的做法是：不能着眼于具体的结构比例，即多种点什么、少种点什么，而应着眼于农业对市场的适应，着眼于农民收入的增加着眼于农业生产率和效益的提高，着眼于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提高，着眼于农业经营方式的优化，着眼于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2、要始终坚持面向市场的原则
农业结构调整要面向市场需求，这是结构调整应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面向市场的具体含义是：根据市场需求确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市场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市场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生产。面向市场，不仅要面向本地市场，而且要面向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
坚持面向市场的原则，关键是要了解和把握市场。只有了解市场才能有效地驾驭市场。由于市场需求具有多样性，市场信息千变万化，市场信息收集处理具有较大难度，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仅仅靠自身的力量难以获得及时真实可靠的市场信息，制约了农民经营决策的科学性，使单家独户的农民很难成功的进入市场。解决这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需要政府为农民提供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服务，引导和帮助农民顺利进入市场，在目前农村中介服务组织发育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这种市场信息服务功能就显得有为重要。为农民提供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服务，是政府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一项重要职责。
3、要切实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
农民是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在结构调整中，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具体的讲，就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生产决策权、自主经营权、产品处置权和经营收益权。在结构调整中，要特别注意不能代替农民决策，更不能对农民强迫命令。政府应帮助农民分析市场行情、提供技术服务，指导农民种，引导农民调，帮助农民销，但不能代替农民决策，当农民还不能理解和接受调整方案时，应允许农民思考和选择，不能把政府的意志强加在农民头上，甚至用行政命令强迫农民。
4、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政府的作用是引导、服务和宏观调控。制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村产业政策，把农民的微观活动引导到发展规划的框架之内；为农民市场和科技服务，培育农民的竞争力，农民顺利地进入市场；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交易规则，培育和建立市场体系；提供服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在财政、金融、资本市场等领域为农业结构调整做必要的资金支持，对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在发挥好上述职能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政府“越位”，另一种是政府“缺位”。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
1、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产加销一体化水平。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效益为中心，以龙头企业为纽带，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和重点产品、主导产业，实行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实现由抓生产向抓产业、由抓农业向抓农工商转变。使农业的产、加、销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一是抓好龙头企业建设。在南涧，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是搞好“龙头”企业建设。“龙头’可以是加工企业，可以是流通组织，也可以是批发市场。要加快研究制定对“龙头”的具体扶持政策，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大对现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的改组、改造，把有市场、有效益的加工企业，改造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投资多元化，广泛吸引民间资本，积极引进外来资本，加快农业产业“龙头”建设步伐。二是按照优质化、无公害化和规模化的要求，抓好基地建设。重点抓好优质无公害山地烤烟、优质无公害茶叶、优质无公害肉牛和优质无公害泡核桃基地的建设。三是按照“订单农业”的要求，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利益均占、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2、培育和发展中介组织，积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一般来讲，凡是中介组织能够出现、发展并不断壮大的地方，农业都较发达。中介组织能把农民的小生产与大市场很好的结合起来。因此，加快中介组织的培育是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措施。在继续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积极扶持发展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能够与农民形成稳定利益关系的农业经营新体制。积极发展“订单农业”、“公司+农户”等新型农业经营方式。
3、优化农业投融资环境。一是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改革农村金融组织，建立和完善农业资本市场，解决农业、农村发展融资难问题。三是建立激励保护机制，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引导多种资金流向农业的优惠农业投资政策，坚持“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鼓励和吸引各种资金投向农业，同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
经济作物含义范文5
关键词：保险；农业保险；保险发展对策
一、农业保险的含义、特点及意义
农业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致使有生命的动植物发生死亡或损毁的经济损失，由保险人给予补偿的一种保险。与其他商业险种相比具有低保额、低收入、低保障和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等特点。
农业保险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新时期探索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通过农业保险，能够集中金融、政策、资本、市场等资源，为农业发展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提供有效的保障功能，有利于国家财政收支稳定，具有深远的历史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农业保险发展的一般分析
(一)国外农业保险发展概况
创建于18世纪初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已在40多个国家推行或试行，主要有五种体制：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以德国、西班牙西欧等国为代表；日本体制；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体制；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制。分别采取以下措施支持农业保险：
1.制定农业保险法。由于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的特性，美国1938年颁布《联邦作物保险法》；加拿大1959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1929年颁布《家畜保险法》，后修订成《农业灾害补偿法》；菲律宾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对农业保险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作用、农民参与方式、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管理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进行立法规范。
2.设立国家农业保险公司及提供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是政策性很强的保险，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许多国家组织了国家农业保险公司，政府出资建立初始资本和准备基金直接经营或与私营保险公司合作经营。如法国农业巨灾基金由财政部的资金和农业保险保单的一部分税收组成，灾害发生时赔偿农民损失；美国、加拿大等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经营大部分政策性业务；日本由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保险相互会社开办，政府进行监督与指导，提供再保险，给予保费和管理费补贴；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国家直接或与私营保险公司成立股份公司经营；前苏联、东欧由国家保险机构统一垄断经营；罗马尼亚等由国家保险局经营；波兰等由国家保险机关管理；匈牙利等由国家保险公司独家经营。
(二)国内农业保险发展概况
1.1951―1958年探索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认为“农村保险是整个农村金融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垄断经营。1951年从山东、四川等地的试办推广到全国，由于农民无参保习惯政府干预是第一推力，可很快因经营管理漏洞过多、强迫命令严重而陷入困境于1953年3月停办。1954年入社后牲畜产权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农民提出参加牲畜保险，11月第四次全国保险会议决定恢复办理，但1958年10月西安财贸会议提出除国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立即停办，1959年1月第七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后国内正式停办。
2.1982―1986年恢复试办阶段。后在农村广泛兴起，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1982年2月国务院指出“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畜牧保险等业务”，1984年指示“农村保险业务将成为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重点之一”，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应积极兴办农村保险事业”，《关于1986年的工作部署》强调“应积极发展农村各项保险事业”。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垄断经营，实行全国统一核算，农业保险亏损可由内部其他险种的盈利弥补，实际上隐含了政府的隐性补贴，故发展快速。
3.1987年以后的多元化发展阶段。1982年到1986年农业保险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与其他商业保险统一核算，盈亏互补，不利于调动经营积极性，也不利于政府考核保险公司的绩效。1987年6月政府决定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部特设农村业务部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经营。此外依靠民政部门经营农村救灾保险、准许新疆建设兵团经营本地农业保险、允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合办或代办以推动农村合作保险发展。但由于政府未能理顺与保险公司、农民之间的关系，农业保险经营风险更加集中，商业性经营亏损更为显性化，故难以为继。
(三)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教训
1.建国以来中国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与教训。(1)尊重农业经济和农业保险规律。农业及农业保险对象的特殊性决定在政策法规制定、组织机构设置、费率厘定以及理赔等环节，都应充分按农业规律及农村的实际办事，现存的其他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方法不能简单加以套用。(2)循序渐进。因农民经济承受能力脆弱思想相对保守，农业保险的发展应是个渐进的过程。(3)1953年全面停办农村保险业务证明急功近利是办不好的，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要求农业保险的发展不能一刀切，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2.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的启示。(1)政府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强化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直接组建农业保险公司，美国政府给予联邦作物保险公司大量资助，补贴占保险费收入的50―60%，提供再保险。(2)组织多元性并构成一个完整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如西欧有小型互助组织、大型互助合作组织、政府保险机构、合股保险公司等；日本有农业互助组合、农业互助组合联合会、政府农业保险机构，相互配合协作构成一个有机的组织体系。(3)发展农业保险立法先行。许多国家重视立法工作，用法律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海南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保险在灾后自救和恢复生产过程中作用较小
2000―2003年海南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共113.7亿元，其中农业损失81.4亿元，保险赔偿只有1868.3万元；2003―2006年7月全省农业保险的赔款支出平均只占总赔款的0.65%，占财险赔款的0.85%；2005年“达维”台风袭击海南18个县市全部受灾，经济损失116.47亿元。农作物受灾面积1155万亩，减收粮食2.7亿多公斤，水产养殖损失面积16.2万亩、产量2.2亿公斤，农业损失80.26亿元，保险赔付仅1亿多，赔付农业700多万元，不足其损失的1%，保险防灾防损作用显然未得到应有发挥。
(二)农业保险不能满足投保人的需求
2002年海南共有诚利、裕昌集团等国家农业重点龙头企业7家，省重点20家，龙头企业带动农户12.16万户，农户从事产业化经营增加收入7.02亿元；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4406个，其中股份制4048个，参加农户1.25万户。许多民(企)都有投保意愿，可商业保险公司考虑自身利益不愿承保；同时按商业化操作要求制定的一些地方农作物险种费率高达9-10%；加之赔偿标准、程序难相吻合，省内惟一经营农业险的人保海南分公司每年保费收入仅300―400万元，800―1000万元左右的保额，显然不能满足需求。
(三)商业保险公司独立开办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
自1985年海南农业保险起步以来，人保海南分公司开发橡胶、香蕉、西瓜保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经营状况却不甚理想。由于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制约较多，至2003年全省的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4306.5万元，赔款支出5225.4万元，综合赔付率高达121.3%，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如人保乐东县支公司按2003年条款标准每株香蕉向蕉农收取0.5元保费，保额7元，当年投保蕉农少保费收入仅20多万元，“尼伯特”台风后却赔付240多万元。后保费提高到每株0.7元，可赔付率太高且出险后需要出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核赔；同时普遍存在资产、定价、利率、道德与逆选择风险，如在投保渔船险时渔民不愿投保新船只投保用过多年的老船旧船等，开办障碍重重。
通过分析以往海南农业保险主要具有四个特点：(1)总体亏损，年均赔付率在120%左右，在不考虑业务费用的情况下综合赔付率109%。(2)效益险种规模不大，高风险业务上升速度较快，逆选择突出，理赔时较难定损等。(3)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经营整体规模不大，积极性不高。(4)多数商业保险公司已经或准备上市，要对股东负责，基本不盈利甚至亏损的农业保险对其吸引力不大。
四、海南农业保险的发展对策
(一)明确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
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需要政府、监管部门、保险公司和农户(企)多方参与相互配合。近期目标应符合省情，以补偿自然灾害损失提高农民灾后生活自救和恢复生产能力为主，重点保障种、养殖业生产及农(渔)民的人身意外伤害、健康医疗保障。
(二)成立工作协调小组，明确有关各方职责
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决定难以商业化，需要政府助推，可由省政府牵头，省发展与改革厅、农业厅、海洋与渔业厅、财政厅、地税局、海南保监局和保险公司拟定试点工作方案，组织开办；通过政策引导新闻宣传等多种方式让更多的农民(企)认识和了解；同时各试点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把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组成部分，组织、协助和推动展业签约、查勘定损、配合理赔等具体工作。
(三)积极开展试点工作
1.选择试点市县。鉴于近期全省范围全面开展农业保险的条件尚未成熟，建议按照“先起步、后完善，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循序渐进，选择农业生产和渔业生产较为发达且当地政府重视程度高的2-3个市县率先进行。
2.选择试点模式。对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探讨主要有四种：(1)政府主办和组织的经营模式，虽有不少优势，但成本高且运行时难以有效监管。(2)政府支持下的合作社经营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曾在100多个试点县区实施过，效果不甚理想且改革阻力颇多。(3)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在理论上可以降低成本、减少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等，但承保范围狭小、风险相对集中，保险基金规模有限，难于应付较大灾害。(4)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即在政府统一制定的政策性经营的总体框架下由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及再保险。结合海南原有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小，覆盖面窄，涉及险种少且政府财力有限等实情，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较适宜农村普遍存在的个体农户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分散经营现状，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可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同时利于政策和资金支持，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现有的人才、技术、机构网点、条款费率优势、迅速搭建起试点平台，因此建议推行此模式。
3.开发具有海南农业特色的险种。根据农业收获的季节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等特点推出缴期灵活、缴档多种、保费低廉、广覆盖、保障适度、适合“三农”的险种；根据目前财力薄弱的的实情开发一些具有海南农业特色的险种；标的宜选择符合国家和海南农业产业政策、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且有一定品牌优势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综合考虑保险责任、受自然灾害影响程度和风险损失的可计量性等因素和人保海南省分公司少量开办过香蕉和橡胶保险、太平洋保险海南分公司、新华人寿海口分公司已介入渔民人身意外伤害、失地农民健康和养老保险的实际，先试办海南大力推广的超级杂交水稻及博II优15、II优128和特灿占25等水稻品种，香蕉或橡胶等经济作物品种；渔民意外伤害、失地农民健康和养老保险等险种。
4.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实现以丰补欠、试点模式的转型，确保农业保险的正常开展。可采取以下方式筹集风险补偿基金：(1)政府注资。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保险进行一定补贴并划入风险补偿基金；国家发改委从救灾、支农资金中划一部分出来支持，且将各方责任、覆盖范围、保费厘定、缴费和补贴方式、管理模式等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以便长期运作；同时兼办一些与农业保险有关的效益险种，以险养险。(2)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部分盈余。以持平或保持微利为原则，在当年利润率超过一定比例时划入风险补偿基金。(3)资金运用收益。在保证安全、流动和收益性前提下对资金进行运作，收益划入风险补偿基金。(4)社会各界捐赠。(5)税收优惠返还。(6)将政府每年筹集到的救灾款单独提取一部分建立农业保险风险补偿基金，变短期为长期支持。
(注：本文是中央民建海南省优秀重点课题，中央民建海南省委和海南省政协四届五次会议优秀提案，且研究成果被海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推广；文中的数据均来源于海南保监局、海南省农业厅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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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含义范文6
1.内容的取舍
宋代的经济在各方面都较前代有长足的发展。这节课的内容涵盖领域多，内容繁杂，涉及如下知识点：
如果教师在授课时对以上内容逐一涉及、平均用力，本课的知识结构就会显得散乱，而且主线容易被知识点所淹没，教学缺乏灵魂。我在备课时，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更好地达成本课的教学目标，尤其是使学生既能把握教材的内容，又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了解和认识宋代经济的成就与特点。
在研读课标和教材的基础上，我将教学的知识目标设定为：通过教师的教授和对材料的研习，学生能够掌握宋代经济发展的特征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其中，宋代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本课的教学重点，因为正是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及突出的成就，才呈现出经济重心南移的状况。
那么，宋代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繁荣”当然是关键词之一，但“繁荣”是一个缺少差异性的词汇，我们在讲述各朝的经济发展时，常会使用这一说法，因此它难以体现出宋代经济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特点。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与研究，我认为可以将宋代经济的特点概括为“变革性的繁荣”。所谓变革性，即指宋代经济出现了很多前代没有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在宋之后的经济中得到了延续甚至发展。
由此，对本课所涉及的诸多教学内容，我选择了以下具有变革意义的内容作为重点展开，以点带面，突出宋代经济的特征。
之所以这样选择，主要是考虑到：
（1）在农业方面，宋代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发展都有突出的成就，但粮食作物产量的提高，是宋代经济繁荣的最重要的基础。而在粮食作物中，对于产量提高贡献最大的则是水稻种植的推广及品种的改良。因此，农业方面应以水稻为代表。
（2）在手工业方面，如果选择造船业，可以联系到对外贸易，并涉及技术对于宋代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选择纺织业，则可联系到宋代经济作物的种植等内容，其中丝织业部分更可以联系到丝织业重心南移。我之所以选择瓷器，主要是考虑到其他部门所涉及的内容相对繁杂，会用时过多，影响教学的节奏。因此，我有意选择了直观性、趣味性较强的内容，学生更容易理解。
（3）在商业方面，宋代的商业发展是最能代表其经济繁荣的。因此，我将城市、对外贸易和货币这三个知识点都讲到了，其中又对城市和货币这两点更为着力，而对外贸易略讲。
（4）在经济重心南移方面，考虑到初一上学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一课中已经涉及相关问题，学生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所以本课把重点放在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上，而且以学生自主探究为主。
2.内容的呈现顺序
确定了内容范围和重点之后，接下来要确定各个子目的先后顺序，亦即讲述的逻辑。虽然教科书已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叙述逻辑，但我认为，还是应根据学情来确定最合适的方案。
（1）对三个领域的排序
教科书的排列顺序是“农业―手工业―商业”，这是一种按因果逻辑正常排列、符合思维习惯的顺序。但我的设计最终采取了“商业―农业―手工业”的排序。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目前学生的兴趣点和知识结构的特点，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学生对农业接触较少，缺乏感性认识，而对商业活动的表现则相对熟悉，所以在本课的导入环节，利用了学生所熟悉的学校周边的商业环境，增强对宋代经济发展特点的感性认识。第二个考虑是，商业领域的变革在宋代诸多经济变革中是最显著、最具代表性的。先讲商业，能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第三，商业领域的繁荣是宋代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农业、手工业发展是商业繁荣的原因。本课之所以采用因果倒叙，是为设计探究性问题提供条件，如讲完商业繁荣后，教师并不直接过渡到农业和手工业，而是提出问题：“你认为宋代商业繁荣的原因是什么？”通过探究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对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农业、手工业、商业三者的关系有更充分的认识。最后，在思维逻辑层面，我希望形成“点―线―面”的结构，以城市为“点”，带出商业发展之“线”，再展开为经济发展之“面”，从而使学生对于宋代经济有较为清晰的把握。总之，这样的设计，是基于学生兴趣和思维特点进行的一种尝试。
（2）对产业发展表现与重心南移的排序
经济重心南移是观察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构性视角，置于课首或课末各有优劣。本课的设计是选择将这一子目排列在最后。先讲三类产业繁荣的表现，再以提出问题的方式，请学生总结归纳，找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表现最为突出的地域，从而让学生自行得出南方经济发展迅速的结论。再通过材料引导学生将这一历史现象置入历史发展的时间框架下，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数据的观察，得出经济重心南移的结论。这样，学生不仅仅是得到一个结论，而且体验到得出结论的过程与方法。同时，笔者在进行子目之间过渡时，讲解了如何去观察某一经济领域的历史，以利于学生能够独立分析类似问题。
1.材料运用
在本课设计中，比较多地体现出了历史学的学科特色，即“论从史出”。所有论点，都尽量引用文字、图片、图表等史料作为证据。因为历史认识就在于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记载中寻找真实，通过有效的分析，从“死”的材料中尽可能还原出“活”的历史，作出正确的、客观的历史判断。
作为中学历史教师，讲历史课不仅是陈述历史故事，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脉动，参与到历史探究的过程中。所以，本课所提出的论点，大多以“分析史料―得出结论”的方式呈现，并且对史料都作了较为充分的发掘。例如，在讲到北宋出现纸币时，教师一般都会展示“北宋纸币”的图片。此图包含一段文字信息，如果只是让学生观赏此图，而忽略了图中的文字信息，就失去了一个让学生体验历史探究的好机会。我的做法是针对这一材料提出相关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探究：
师：现在我们对纸币很熟悉，觉得纸币的出现和流通顺理成章，但其实这是金融史上一次飞跃性的变革。……同学们觉得纸币的推行会碰到哪些问题？
生：会有假币。
师：对。铸币有时也有假币，而纸币仿造的成本更低，所以仿造的问题更严重。宋代印刷术已经比较发达了，纸币都用多色套色印刷，但还是避免不了假币问题。除此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学生有些犹豫，教师拿出一张复印的北宋纸币图，走到学生面前）
师：如果我现在拿这张纸跟你说：我想拿它换你家电脑。你换么？
生：肯定不换！
师：为什么？
生1：不值钱。
生2：没法拿它买别的东西。
生3：不是真钱。
师：大家都不肯换，因为觉得这张纸不值那么多钱。你拿着它，没法再到市场上买回等值的东西。这就是纸币推行中首先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怎么能让大家接受它，让市场接受它。为什么铸币没有这个问题呢？因为铸币用的材料铜或铁，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宋生过什么事情呢，有人把铜币拿去熔掉，铸成铜器后再拿到市场上去卖，卖得的钱比铜币本身的币值还多。这说明铸币的流通是有它本身的价值做保障的。但纸币就不行了，你拿一张纸，到市场上能卖多少钱啊？那么，政府怎么能让民众放心接受纸币呢？其实，答案就在这张纸币图中的文字上。大家能不能找找看？你觉得这里面比较关键的话是什么？
生：“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
师：非常好。这里面“陌”字通“佰”，七百七十陌就是一贯的意思。那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生：见到这张纸跟见到铜钱一贯是一样的。
师：你觉得政府这样规定会起什么作用？
生：这样大家就会愿意用纸币了。
师：是的。如果从金融学的角度看，就是政府用自己的信用为纸币提供了一种保障。
（板书）
信用
纸币―――铸币
师：印在纸钞上的这句话，明确了这张纸在流通中的价值和铜钱的一贯是一样的。所以这张纸能值一贯钱这个价，是由政府赋予它的，而不是像铜币一样，有先天的价值在里面。这就是交子为什么在经济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它是一种价值由外界赋予的信用货币，和传统的实物货币的价值来源完全不同。
对于初中生而言，重要的不是弄明白复杂的金融原理，而是体会到在细节处隐藏着的问题与答案。经过教师的引导，学生的探究欲被更好地激发了。最初我在自己所任教的班级中讲授时，并没有具体解释“陌”的含义，但学生会关注到这个细节，有学生就继续问到，如果说“陌”通“佰”，那七百七十佰就应该是77000文，也就是七十七贯。为什么七百七十陌却等于一贯呢？于是我解释了唐代以来的省陌制，并介绍在宋代纸币发行过程中，金属短缺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但依然沿用这一制度。学生们发现一个字里面居然可以蕴含这么多历史变迁，对材料研究的兴致就更浓了。
2.学术支撑
中学课堂教学的设计，必须紧扣课程标准。课程标准的要求是否能够转化为合理的设计，文献的阅读、选择与运用是关键。
第一，文献阅读是确定教学中所持论点的基础。例如本课的主线――变革性的繁荣，毫无疑问吸收了“唐宋变革论”的观点。
在本课的开始，笔者就引用了宫崎市定的一段文字：“宋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近代中国划出了分界线，而近于我们现代的。”[1]并提出问题：“宫崎市定所说的‘分界线’是什么意思？他根据什么判断宋代的生活‘近于我们现代’？”
学生带着这个问题进入新课的学习，而本课内容全部围绕着宋代经济与前代的不同和与现代的相似性进行，例如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纸币的流通、重心的南移等等。
在课程结束时，笔者在课件上重新展示宫崎市定的这句话，再重复上述相关问题学生通过回答此问题，实现了对本课内容的回顾。同时，通过比较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宋代经济的特点。
第二，文献阅读也可以帮助教师更合理地选择内容重点。比如在农业部分，课本上提到了水利工程圩田与农具秧马。但基于文献阅读，可以发现秧马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得到推广，而水利工程对于江南农业的发展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本课选择了水利工程作为展开点而舍弃了秧马。又如煤的应用，虽然与现代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宋代的煤主要用于北方冬天的生活取暖，其意义与工业革命时期并不相同，不应过高估计。而对铁的冶炼量上，不同学者间的估计值有很大差别。如果过分强调某一个学者的估计值，甚至将其当做“事实”告诉学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例如日野开三郎估计北宋时铁的年产量为1.5万至2.5万吨。吉田光邦的估计值为3.5万吨至4万吨。郝若贝估计为7.5万至15万吨。教师教学用书中提到的《文献通考》记载北宋年间铁的最高产量824.1万斤则为政府铁课数额。
第三，文献阅读最好选择恰当的一手史料。一线教师若没有时间阅读第一手材料也可参考相关研究文献。
第四，文献阅读能够增强讲授的准确性。史实是历史教学的基石，教师应当对相关史实有清晰的把握。例如交子的诞生过程，经历了由民间发行官方发行的转变。从交子到会子，又经历了发行范围的扩大。虽然课堂上并不要求讲授所有细节，但不了解具体过程，就不可能对宋代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的能力与作用有深刻的印象。尤其需要阅读一些经济史领域的重要著作，如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和《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郑学檬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等。
1.对内容和素材的处理
本课对某些内容略去不讲，而对某些内容作了比较深入的发掘。比如在纸币这一内容中，介绍了纸币与铸币的区别，纸币的信用货币属性、国家的准备金机制等。这种设计是由教师所任教的学校和班级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事实上这两个问题都是在人大附中各班讲授过程中的生成性问题。学生在课上还问到了纸币发行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等问题。本课将一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固化下来，这只是一种尝试，在实际教学中需要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做出调整。同样，本课大量运用史料、图表等作为教学素材，这也是基于所教学生具有较好的运用材料、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安排的。如果学生情况有所变化，就要对材料的密度进行适当的调整。
2.对学生活动的处理
由于我的教学经验有限，组织学生活动不够充分。本课虽然注重用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维活动，但相对来说学生的思维空间比较小。因为本课的知识多且难，因此以讲授为主，而且所用材料大多数都是直接说明问题的，没有冲突性，也就没有给学生更开放的思维空间。同样，若能说明研究领域某些数据和观点的不唯一性，相信会让学生对历史研究有更多的认识。另外，在处理课堂问题尤其是生成性问题时，如果能给学生之间更多的讨论机会，也许学生自己会得出更有创造性的结果。因此，在面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班级时，如果能调整问题的难度和角度，使之更贴近于每个班的学情，课堂效果应该会更加理想。
【作者简介】丹筱彤，女，辽宁阜新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中学二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制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