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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内部将宏观经济管理看作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管理与支持体系，是市场经济获得长期发展和持续成长的基础。在业界宏观经济管理被理解为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利用宏观的调控措施（银行利率、行业补贴、就业政策、法律规范等各种形式），以宏观的层面对市场进行运行方式和管理手段的调节，进而实现市场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法律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工作。宏观经济管理既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管理工作，同时也是以社会平衡发展为中心的控制工作，对于从宏观上约束、规范、促进市场经济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宏观经济管理的演进历程
宏观经济管理发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二战后世界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建设时期，在经济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开始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分析，这是对战争的反省，同时也是对金融体系世界层面上的重要反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谈判过程中，西方国家看到了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价值，开始告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说，最终形成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广泛认同，进而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经过60多年的发展，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在宏观经济管理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发展，避免了多次经济领域的世界性灾难，这使得宏观经济管理得到全面地认可，进而确定了宏观经济管理的价值和功能。在美国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世界看到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价值，在主体经济领域人们对宏观经济管理已经取得了共识，认为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要想获得高效、稳定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全面的宏观经济管理，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全面开展和运行来实现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与发展作用。
3宏观经济管理中更好地体现对市场经济发展价值的措施与方法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宏观经济管理，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无法自发消除垄断，市场不能够完全体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不能有效地处理外部经济的问题，市场调节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等。我国的企业为了创造出更大、更多的经济利润，于是纷纷引进国外的最新技术、最新设备，并且加大产量和发展的步伐，以便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占领市场，盲目生产，这样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结果，而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非常严峻，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贸易壁垒，因此，应该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完善和提高，才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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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经济发展；解决措施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23. 019
[中图分类号] F2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23- 0035- 02
0 前 言
宏观经济、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了解并掌握我国宏观经济最新趋势很有必要。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也提升了人们生活质量。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作为其中重要指导方，其运用领域不断扩大，但受到计算机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部分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克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合理判断分析，从中找到方法和策略将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控和解决，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1 关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具体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经过两种知识体系发展而来，即统计学知识体系以及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两个知识体系的相互融合，并遵循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能够根据相关数据资料，得出科学的国民经济运行，并对发展过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非常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大阶段主要将其重心归纳为国民经济，并将统计指标划为关键点，以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情况为依据，对经济进行分析探讨；第二阶段为国家经济审核体系完善期，核心经济指标确定，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科学统计得到优化；第三阶段为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相辅相成阶段，形成新局面。上述内容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分别占有地位，其职能依次为分析过程的关键内容与重要基础、对研究问题做出定性认识以及统计局在年初做好上一年度的经济统计分析。以上三个工作内容能够解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并科学预测经济发展态势，针对经济制度或者运行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管理建立。
2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逐渐增多，在促进经济预测准确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2.1 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因素导致缺乏创新思维
受到工作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其缺乏统计过程的创新思维，统计分析方式较落后，在分析时不能很好的遵循统计原则，使得统计分析结果存在误差。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统计分析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但实际运行时，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局限性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时代特征，导致构建出的经济统计分析模型无法准确预测经济趋势。
2.2 市场机制被弱化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步入到了高收入的阶段，实行投资补息、国债技改等政策，扩大了投资规模。但与此同时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没有上升的迹象，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一种下滑的趋势，使得市场机制本身的推动力被弱化。
2.3 出口难以为经济增长起到大的作用
自从2012年以后，净出口已经没有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实际贡献率，相关文献显示净出口不仅没有带来增长甚至还出现负贡献率得现象。分析其原因发现是由于出口量以及进口量减弱，且都出现衰退迹象。在这种条件形式下，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内需，只是从当前来看，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跟以往的年份比起来明显放慢了步伐，影响着出口、跨过企业的积极性。
2.4 消费需求低迷且国民收入分配悬殊较大
很多居民收入主要是用来消费可增长平缓，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民收入悬殊较大、资源分配非常不合理，其收入增长跟政府收入增长比较起来要慢，所以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很协调，因此供需矛盾突出。
3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建议
3.1 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型企业存在一定的劣势，其主要劣势为融资困难，在贷款项目上存在较大阻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经过简化银行贷款手续流程及降低银行贷款门槛，为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与资金支持。同时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制度体系为中小型企业出台科学的发展优惠政策。帮助中小型企业制定适合其发展的方案，不断推进其发展，引导其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
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不仅助于企业的发展还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融合多种统计方式提升工作效率
基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传统的统计方式已经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的特征的发展趋势，因此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必须顺应时展潮流，对经济信息进行多方面的分析。通过融合多种统计方式，进一步加深政府部门对宏观经济的掌握和了解程度，提升统计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以便更加及时地预测经济发展态势。
4 结 语
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政府和相关单位应不遗余力的加强对宏观统计分析的支持力度，制度相关政策，及时地预测经济发展态势，从而让我国经济能够更加稳定也更加良好。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惠.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探讨[J]. 财经界：学术版，2015（8）：18.
[2]李伟. 探索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 现代营销，2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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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宏观经济;政策模拟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3-0017-09
为抑制2011年上半年不断加剧的通胀压力,以数量控制为主、旨在吸收流动性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央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但地方政府投资、民间自主性投资的扩张,却支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2011年全年,中国经济(GDP)增长9.2%,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5.4%,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尽管通货膨胀未能实现年初预定的控制目标,但物价涨幅正逐步得到控制。相比较而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则相对缓慢;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以及居民内部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亟待调整;国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社会经济体制转轨以适应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呼声则越来越高。“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基于2012年1月底最新的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对2012年和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预测,并模拟了将50%的社会保险费返还给居民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依据模型的预测及模拟结果,课题组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评价与展望,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2012-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一)模型外生变量的假设
1.美国及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假定
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依然是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虽然2011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了1.5%,但是第四季度却明显减速,同比下降了0.3%,加上对希腊清偿债务能力的担忧,2012年欧元区的经济依然前景黯淡。IMF预测,2012年欧元区经济将收缩0.5%,其中,上半年经济减速将尤为明显,计算季节性调整后的环比折年率,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可能收缩1.59%,第二季度收缩0.8%;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有所恢复。另一方面,美国经济伴随着失业率的缓慢下降,其增长逐步复苏,但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将减缓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可能增长1.8%。2013年,全球经济将继续好转,欧元区经济将增长0.8%,美国经济将增长2.2%。
2.主要汇率水平变化假定
根据上述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预测,预计2012年上半年欧元区的经济减速将削弱欧元币值,至第二季度末,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可能跌至1:1.26的水平;下半年随着经济走势趋于平稳,全年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可维持在1:1.29的水平。进入2013年,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可能恢复至1:1.32的水平。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仍难以根本改变,但受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将放缓,贸易顺差继续收窄,资本流入减缓。这些因素都将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预计至2012年末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6.23,2013年末可能达到1:6.09。
3.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变化假定
通过一系列数量控制的紧缩性政策,2011年M2增速降低至13.6%。然而,2012年,特别是上半年,欧元区经济减速的风险非常高,课题组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可能会作出相应调整。前三季度,M2增速将从一季度的14%提高至18%;下半年欧元区经济走稳之后,M2增速会再度下降至16%。预计2012年和2013年全年M2增速都将保持16%的水平。
4.一年期贷款利率变化假定
假定央行将在2012年第二、三季度连续降息二次,每次下降25个基点,从而使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现有的6.56%降至6.06%;2013年维持该利率水平不变。
(三)201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1.GDP增长率预测
在上述外生变量假定下,CQMM模型预测显示:2012年欧元区经济减速可能导致中国GDP增速下滑至8.59%。2013年,GDP增长率将回升至9.03%。从季度同比增长率看,2012年一季度GDP将仅增长8.42%,二季度可能进一步下降至8.35%;之后逐步回升(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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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背景：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今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是在世界经济深陷金融危机漩涡背景下推出的，排名结果引发了广泛议论。美国次贷危机及由此引发的信贷紧缩，加上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和发达经济体需求的下滑，使得世界经济面临诸多短期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增速已呈现明显放缓迹象。
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市场的金融危机，具有史无前例的影响：它不仅导致了市场恐慌和金融机构倒闭，而且侵蚀了工业化国家的公众对金融部门的信任。与此同时，高企的能源和商品价格也给世界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推动了资源禀赋丰富国家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使得近一、二十年的减贫成果几乎毁于一旦。
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大家最初预期，正在快速地向工业化国家蔓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目前还很难估计。各国（地区）正在努力采取多种措施消除本国经济面临的不利冲击，使得本国（地区）经济能够在变幻莫测的全球经济版图中占据有利位置。美国的金融危机从反面也说明，依赖于虚拟资本膨胀和虚拟经济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早晚会走到尽头，一个经济体若想取得长期发展，必须夯实基础，竭力改善有利于本国竞争力提升的各项支撑条件，从而在激烈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势。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关注点恰恰是对各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做出客观评估，增进我们对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理解，解释为什么一些经济体比别的经济体在提高收入水平方面更成功，从而为政策制定者和商业精英们改进经济政策和推进制度改革提供参考。今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区域覆盖面进一步提高，已扩展至134个国家，所包含的指标达到100多个。
二、GCI排名：美国仍居第一
传统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占据全球竞争力指数（GCI）排名榜的第一集团（前30名）。名列前四名的经济体没有发生变化，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其次分别为瑞士、丹麦和瑞典，亚洲的新加坡排名继续上升，与德国的排名互换，列第5位（详细排名参见附表1）。
美国保持排名第一主要得益于效率因素的提升和创新因素的优势。其中，市场规模、劳动力市场效率、创新能力名列前茅。美国的突出劣势表现在一些基本条件方面，特别是宏观经济稳定性（66位）、医疗与初等教育体系的问题（34位）
很多人对金融危机阴影笼罩下的美国仍列第一这样的结果表示了怀疑，我们对此的解读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理论因素：竞争力是一个经济体营造良好环境的能力的综合评价，美国在这方面的确具有公认的总体优势。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以人均GDP（PPP）衡量，美国仍保持着很高的生产率。
第二，模型因素：竞争力评价模型的设定基础是自然和社会条件平稳变化，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一突发事件，在反映和预测竞争力变化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
第三，数据因素：该模型所采用的“硬数据”是基于2007年及以前的统计，存在数据滞后问题；调查数据是基于今年1―5月份的问卷调查，而在当时“次贷危机”尚未演变成全面金融危机，人们的悲观情绪还没有大范围蔓延，从而影响了问卷调查评价结果。
在今年的报告中，WEF还着重介绍了英国的竞争力状况。尽管在过去的10年，借助全球化浪潮，英国保持了较高增长率，人均GDP增速快于多数欧盟和七国集团（G7）国家，但是，英国的竞争力排名却从2006年GCI指数推出之时的第2、2007年的第9，一直下滑至今年的第12，已经跌出了前10位置。
英国的突出优势在于其高效的劳动力市场（第8），这与其他欧盟国家劳动力市场僵化的特征形成了强烈反差。英国的金融市场仍是世界上最富效率的市场之一，但排名从去年的第2下滑至今年的第5，原因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实体经济部门对银行的稳健性和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资本的便捷性存在担忧。此外，在利用最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方面，英国也有不错表现，技术环境排在了第8。在竞争劣势方面，英国的突出问题在于较为脆弱的宏观经济环境，仅列第58，低储蓄率、公共部门日益攀升的赤字以及由此导致的高负债，都是英国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除此之外，英国的制度排名也从去年的第12下滑至今年的第25，2005年恐怖袭击以来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企业界对政府机构和政治家信任程度的下降等，都是排名下滑的重要因素。
在亚洲地区，日本排名从去年的第8下降至今年的第9，日本竞争力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宏观经济稳定性，高额预算赤字和政府负债使得该国的宏观经济排名仅列第98。韩国排名下滑两位，从去年的第11下滑至今年的第13，金融市场效率和劳动力市场效率（分列第41和37）都是韩国应关注的重点领域。中国香港排名则进步了一位，取代韩国列第11，高效的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分列第1、第2和第4）、稳健的宏观经济（第3）、完善的基础设施（第5）及健全的制度体系（第9），都是香港的突出优势，但在卫生、教育和培训等领域，香港还存在诸多缺陷。中国台湾排名则从去年的第14下滑到今年的第17，台湾在创新（第7）、商业成熟度（第12）和高等教育和培训（第13）等领域存在一些竞争优势，但在金融市场和公共制度领域，台湾存在一些缺陷：在金融市场方面，银行体系的健康性（第117）和严格的资本流动限制（第78）是两个突出问题；在公共制度方面，公众对政客的信任度较低，司法独立性不足，人们抱怨监管负担过重。
在其它区域排名方面，智利仍是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第28）；以色列在中东及北非地区排名最靠前（第23），其中，在油价飙升的背景下，波斯湾国家的竞争力呈现强劲上升势头，排名靠前的是卡塔尔（第26）和沙特（第27）；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排名最靠前的是南非（第45）。
三、中国（大陆）继续领跑“金砖四国”
中国（大陆）的排名上升4位，位列第30，继续领军金砖四国，在发展中国家也是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排名上升的首要原因是其巨大的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排在第2位，基于庞大人口规模的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优势之一。此外，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是中国经济的另一优势，今年排在第11位。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原因是高国民储蓄率（52.2%），排名第5，比去年下滑了4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加剧（排名从去年的第七下降到今年的第62）。中国竞争力最突出的劣势是金融市场成熟度，仅列第109位，其他还有技术环境（第77）、高等教育和培训（第64）以及制度（第56）。（详见课题组对中国的专题分析）
印度排名下滑了2位，名列第50，庞大市场规模（第5）、成熟的商业环境（第27）和较强的创新能力（第32）是印度的主要优势，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得性”指标上，印度甚至排在了第3位。但是，糟糕的宏观经济环境（第109）、低水平的卫生与初等教育（第100）、低效的劳动力市场（第89）以及匮乏的基础设施（第72）等都是印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俄罗斯排名前进7位，列第51，市场规模（第8）、劳动力市场效率（第27）、宏观经济稳定性（第29）等都是俄罗斯的突出优势，但在金融市场成熟度（第112）、制度（第110）、商业成熟度（第91）等方面，俄罗斯都存在明显不足。
巴西排在64位，排名上升8位，这主要得益于基本条件和效率因素的稳步改善。巴西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规模大（第10）、商业成熟度较高（第35）、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第43），突出劣势是宏观经济稳定性很差（第126）、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效率较低（分列第101、91），制度缺陷明显（第91）（参见表1）。
四、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即将推出
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推出以来，就一直在探索将最有价值的方法和最新的理论引入评价指数之中，曾经多次调整或改革指数评价体系。2000年，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设计了成长竞争力指数（同样简称GCI），这成为《全球竞争力报告》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同年，迈克尔・波特教授又引入了商业竞争力指数（简称BCI），旨在探索经济繁荣的微观经济驱动因素。
2004年，在新增长理论方面建树颇丰的夏维尔・萨拉―易―马丁教授将微观与宏观经济因素综合到一起，创立了现在的全球竞争力指数（简称GCI），与BCI一起沿用至今。
今年开始，WEF与迈克尔・波特教授的团队合作，正在设计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以下简称“新GCI”），以在2009年的报告中取代前些年并用的GCI和BCI。新指数充分吸收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并致力于为决策者提供更实用的真知灼见。新GCI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一个经济体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而实现繁荣）的决定因素，同样采用公开的统计数据资源和WEF的企业家调查系统（EOS）。与原GCI相比，新GCI的概念架构更为坚实，利用了更为严格的统计方法体系。
新GCI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微观经济竞争力（MICRO）和宏观经济竞争力（MACRO）（详见下图1）。
MICRO包括公司运营与战略（COS）和国家商业环境（NBE）两部分。COS又细分为战略与运用实效、组织实践和企业国际化。NBE则根据波特教授著名的“钻石模型”构建，包括要素（投入）条件、战略与竞争环境、支持性和相关性产业与集群和需求条件。其中，要素条件又包括物流、通讯、行政管理、资本市场和创新这五类广义的“基础设施”。
MACRO则包括两部分，即社会基础设施、政治制度（SIPI）和宏观经济政策（MP）。SIPI包括三类子指数，即基础人力条件、政治制度和法治。MP则包括传统上讨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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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证指数；时变参数；状态空间； 动态影响
[DOI]10.13939/ki.zgsc.2016.16.068
1 引 言
2015年是中国股票市场引人注目的一年，A股市场开户数量在这一年达到了历史峰值，2015年也是中国股市不平凡的一年，投资者既经历了千股涨停，也见证了千股跌停。那么，在我国当前新的经济环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对上涨指数的影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来对影响上证指数的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分析，这种从静态角度进行研究的方法，一方面只能体现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宏观经济因素对于上证指数的平均影响程度，不能够体现出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内对上证指数影响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的固定参数模型可能已经不能充分解释新的市场环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因此，本文建立时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主要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过程。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对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做过大量的研究。从变量选取方面，主要以CPI、失业率、利率、汇率、工业生产指数、石油价格等作为宏观变量，研究这些变量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其中，Girardin和Joyeux（2013）关注CPI，Bhargava（2014）关注失业率和利率，Altinbas和Biskin（2015）则关注利率、汇率、工业生产指数、石油价格、黄金价格等较为广泛的领域。国内文献相继则关注GDP、各类价格指数（CPI、PPI）、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汇率、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银行间7天内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货币供应量M0、M1、M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海证券交易所市价总值等19个指标。这些宏观经济变量与股价指数的关系，曾志坚和江洲（2007）的结论是股票价格指数的短期波动受到利率和储蓄的短期变化影响；但是工业增加值和货币供应量对上证指数的影响较小。孙洪庆和邓瑛（2009）认为股票价格指数与货币供应量之间有强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和GDP、投资之间完全没有协整关系。朱英姿和吴美等（2012）得到的结论是一些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有较强的预测力，例如经济先行指数和商品房销售面积。从计量方法来说，Garch-Midas、不对称PARCH模型、协整检验、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上证A股指数受到多种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3 宏观因素选择
可能影响上证指数的宏观因素有许多，本文按照数据的可得性和国内外因素统筹兼顾的原则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宏观因素进行选取。选取的国内影响因素有反映整个宏观经济流动性的货币供给量M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人民币汇率、反映美国经济状况的道琼斯指数5个指标。
4 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
影响上证指数的宏观因素有多个，这些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是不可测的，并且是随时间变化的状态变量。现有文献中的固定参数模型是假设在选取的样本期间内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得到的，描述的是宏观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平均影响关系。本文利用Harvey（1999）和Hamil-ton（1994）提出的状态空间模型构造出变参数模型来分析不同宏观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可以表示为：
5 实证研究
5.1 样本选取及数据选择
如上文所述，本文选取的上证指数影响因素有货币供应量M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样本选取的数据为2008―2015年的月度数据，研究各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其中，对于上证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选取的是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数据，
为了方便研究，本文对上述变量重新定义，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5.2 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首先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在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前，先对数据进行初步的处理。对上证指数、货币供应量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先进行对数运算（下文中的上证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均指的是对实际值求对数后的结果），然后对经过对数处理后的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得到的数据分别用dLsz、dLX1、dLX5表示。对于宏观经济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和汇率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得到的数据分别用dX2、dX3、dX4表示。
对处理后的数据运用Eviews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都表明拒绝接受“至多存在5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两种统计量检验结果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这六个变量之间存在6个协整关系。通过协整分析可以知道，货币供应量M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汇率、道琼斯工业指数和上证指数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5.3 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运用本文上述内容中介绍的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来具体研究货币供应量M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汇率、道琼斯工业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模型建立如下：
量测方程：
5.4 结果分析
为了直观的表现各因素对上证指数的时变影响，本文利用Eviews产生状态序列，并选择滤波状态变量均值，得到变参数的上证指数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过程。由于在用卡尔曼滤波法求解状态向量的过程中，状态空间初始值的选取问题会对求解的早期时变系数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从2011年开始讨论。如下面各图所示。
由图1可知，2011年年初到2011年6月，货币供应量对上证指数的影响为负，并逐渐增加至-0.4。自2011年第三季度开始一直到2013年年末，M2对上证指数一直保持负向影响并趋于减弱。2014年前半年M2对上证指数影响稍微增强并产生正向影响，但是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到2015年年末M2对上证指数开始由正向影响减弱并转为负向影响，并持续增大，在样本区间内的2015年第三季度M2对上证指数的负向影响达到最大。
图1 货币供应量M2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图2显示，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在2011―2014年第三季度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基本平稳，保持在0.03左右。自2014年第三季度开始一直到2015年6月，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上证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小，在2015年3月变为负向影响，并且负向影响逐渐增大，并且在6月达到负向最大值，随后负向影响稍微减少。
图2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从2011年开始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保持着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并且影响逐渐增大，特别是进入2015年之后，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快速增大，并且在2015年6月左右达到最大的正向影响。
图3 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图4显示，在2011―2014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趋于平稳，维持在稍大于0.4的水平，说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汇率增长1个单位，则上证指数对数值增长0.4个单位。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汇率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大，到2015年6月达到最大正向影响，约为1.2，随后正向影响稍微减少。
图4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2011―2014年第二季度，道琼斯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虽然保持正值，但是逐渐减小。从2014年后半年开始到2015年，道琼斯指数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又快速增大，在2015年10月左右达到最大值，约为1.7。
图5 道琼斯工业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6 结 论
观察这五项影响因素在样本区间内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可以看出各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程度都是变化的，但是变化的程度不同。运用传统的固定参数模型来分析各影响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平均影响，显然无法真实反映各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程度，特别是无法反映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5年各变量对上证指数的影响程度发生的变化。此外，对比现有文献中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采用最新的数据来研究各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得到的结论与以往采用较早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看，2011―2014年第三季度这段时间内，本文选择的宏观经济变量除货币供应量外，其他四项影响因素对上证指数影响的极性保持不变。其中，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上证指数保持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即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越高，上证指数也越高；反之，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越低，上证指数也越低。说明这段时间内，上证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宏观经济状况。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上证指数保持正向影响，消费者物价水映的是通货膨胀水平，说明通货膨胀水平增加，上证指数也上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上证指数保持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影响程度大于消费者物价水平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即人民币升值阶段（直接标价法下汇率下跌），上证指数也在下跌。道琼斯指数对上证指数一直保持正向影响，但是在2011―2014年第二季度末，正向影响逐渐减弱，但是影响程度是这些影响因素里面对上证指数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货币供应量M2在此期间对上证指数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小，最终在2014年第二季度达到最大的正向影响，说明我国的股票市场上货币供应量M2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与现有的研究结果相符。
2014年第三季度到2015年第二季度末，观察各影响因素在此期间对上证的影响可以发现，各影响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可能是在此期间，上证指数出现了暴涨和暴跌的原因。其中，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在此时期为负值，并且负向影响逐渐增大，即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越差，上证指数反而越上涨，这与经济学原理不相符，一定程度上说明此阶段的上证指数与实际宏观经济情况相背离，并且背离程度随着上证指数的上涨而逐渐增大，换句话说此阶段内的股指上涨并不是宏观经济改善的结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在此阶段也增强，说明物价水平的上涨对上证指数影响程度增大，可能是随着物价水平和上证指数的上涨，投资者借助股市上涨来抵御物价水平上涨的意愿增强造成的。汇率在此期间对上证指数影响程度增加较大，达到前几年的3倍左右，远大于货币供应量、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说明现阶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影响上证指数的重要因素之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也在此期间大幅增加，说明我国股市与美国股市的联动性越来越大，可以猜测，A股市场在此阶段的涨跌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国际股票市场整体环境联动影响的结果。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新形势下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程度正在逐渐增强，尤其是对上证指数影响最大的汇率和道琼斯工业指数。投资者应更加关注宏观经济因素，特别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和美国股市的变动情况。此外，这些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影响程度增强的趋势能否保持，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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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宏观经济范文6
“目前，着眼点已不局限于2011年，而要为2012年提前做好政策布局。”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这源于年内宏观经济形势的日渐明朗。决策层与市场正趋于达成共识：上半年通胀上行加剧、经济下行加剧的格局，将在未来数月得到一定程度的逆转――进入通胀可控、经济增长平稳的时期。
国务院总理近期在《求是》上撰文指出，稳定物价总水平仍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并指出要尽可能使物价涨幅在下半年降得多一些，以为2012年稳定物价打好基础。
“业界与主管部门主流的声音仍然认为，虽然当前物价趋稳，但是明年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与国内经济环境，中国的宏调政策仍应以防控通胀为主要目标。”上述人士表示。
同时，长期在保增长、控通胀“两难”选择间徘徊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会暂时从纠结中舒一口气，迎来经济结构调整的窗口期，并需要为明年确定新的政策重点。
物价增势趋缓
进入2011年以来一直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中国宏观经济，暂时步入物价水平的下行阶段。
9月初，国家统计局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从7月份6.5%的高位回落至6.2%，环比降幅0.3个百分点。
市场对2011年下半段的经济形势已经形成基本共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市场与经济学界主流声音对第三、四季度的通货膨胀走势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在实施将近一年之久的紧缩货币政策之后，年内物价水平的持续回落已不难实现。
这一趋势从8月物价数据中便可见一斑。造成过去近一年时间通货膨胀高企的主要因素――食品价格涨幅，已经开始出现回落态势。8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6%，比7月份1.4%下降0.8个百分点。但食品价格上涨对其他商品价格的波及作用仍未消除，非食品价格的增幅在8月份仍在上升，环比提高0.1%。
摩根大通中国区市场业务主席李晶表示，PPI（工业品价格指数）的增幅在8月份同比上涨7.3%，虽然保持了较高增速，但延续了7月的环比下行态势，环比回落0.1%。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通过出厂工业品向下游终端消费品市场传递的涨价因素，很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缓解。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相对于8月份的CPI数据，业界对2011年底CPI的预计均回落至较低水平，较为乐观的预期认为年底CPI将降至4%左右，较高水平的预期则为4.5%。同时，业界普遍认为，9~10月份将成为物价涨幅明显掉头的时间点，具体时间则视秋粮产量、粮食价格的波动而定。
“按季度数据来看，第三季度将出现全年物价增幅的峰值。”中国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时近年底，翘尾因素将越来越弱，粮食价格等波动因素趋缓，因此第四季度的物价水平增幅将明显下降。
记者发现，虽然CPI已开始下行，但市场普遍预计宏观调控政策不会立刻放松。6.2%的同比增幅说明通货膨胀仍处高位，因此货币政策不会在近期出现转向。
目前，货币政策保持了既有的力度，并试图通过新的措施替代存款准备金上调，达到回收流动性的效果。摩根大通报告指出，央行近期将准备金要求的适用范围扩大至银行储备基础中的各类保证金存款。新规定将于未来3到6个月分阶段推出，可有效回笼资金9000亿元，相当于按每次50点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至三次。
值得关注的是，最新信贷数据显示，8月份国内新增信贷达到5485亿元人民币，比7月份增加近100亿元，超出市场普遍预期。有消息显示，央行于近日对数家国有商业银行定向发行近200亿低息央票，主因是质疑这些机构有在月底冲贷款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收回一定程度的流动性。
控通胀不放松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指出，虽然通货膨胀的最高峰应该已经过去，但鉴于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仍然不可在政策上随便放松。“这一轮的通货膨胀，是国内成本推动、需求拉动以及国外输入性因素综合产生的。”
这些因素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失，甚至将在不远的将来还可能有所加剧。
美国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其8月份新增就业岗位为零，否定了奥巴马政府前期一系列经济挽救措施的效果。为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并为其即将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争取连任，奥巴马于9月12日向国会递交新一轮的就业刺激计划，额度高达4470亿美元。
美国可能的后续政策将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增强、国际跨境资本冲击等方式，加剧明年中国通货膨胀重新冲高的风险。
同时，国内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银行存款负利率等因素仍将在较长时间持续。“从中长期的视角看，中国政府防控通胀的任务仍然较为艰巨。因此宏调仍应以控物价为主要目标，以为应对2012年的各种冲击做好准备。”连平说。
硬币的另一面，来自于地方政府即将为明年展开的投资布局。
8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大幅萎缩，增幅仅为13.6%。安邦咨询首席经济学家贺军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过去两年的项目仍在建，因此商品房销售低迷对开发商的商品房投资造成的打击，在2011年还未完全显现，很可能在2012年爆发出来。
“因此2012年开发商的商品房投资这一块，会有更为显著的下降，从而可能刺激地方政府在今年最后几个月提前寻找更多的投资出路。”贺军说。
从现有迹象来看，中央银行仍然力求从总量上收紧流动性。9月中旬，央行新闻发言人针对M2(广义货币)增速逐渐从高位回落的现状表态，指出虽然这一指标增速放缓，货币条件适应了当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趋势，但相对于完整的社会融资总量，目前M2的统计范畴也许并没能反映市场流动性的真实情况，存在低估的可能。
对此，央行表示正在研究覆盖范围更广的货币统计口径M2＋，以求更加充分地反映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
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高级经济师周景彤对本刊记者表示，央行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各家商业银行通过表外业务释放流动性的行为。
由于存款准备金的不断提高，以及随着巴塞尔协议推进而带来的愈发严格的存贷比要求，不少商业银行在2011年大行表外业务之道，通过各种理财产品、信托业务吸收存款规模，拓宽贷款渠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公司预计，2011年中国实际社会融资总量将高达18万亿元人民币。
中金公司指出，M2+未来这一新概念或将在过去M2的统计基础上，加入财政存款、部分同业存款、非金融机构的保证金存款、外汇存款以及银行的理财产品存量等。市场普遍认为，央行这一表态，实际上是婉转回应了此前人们对货币政策或将逐渐放松的猜测，暗示当前政策以及市场流动性在实际层面仍偏宽松。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央行此举，显出一些无奈。在中国经济运行的逻辑中，财政政策往往更具决定力量，货币政策则缺乏独立性。即使在货币政策有意收紧的阶段，政府投资仍然可以成为流动性释放的引擎。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记者谈到，主管部门应认识到，通胀下行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重要的窗口期。政府主导的投资放缓，将有助于通胀放缓；而低效率的投资造成资源错配，正是中国通胀的一项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拉动，迫使货币政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对本刊记者表示，货币政策在实际层面仍偏宽松，改变的根本办法是结束负利率。
“但这将提高投资尤其是房地产等行业以及大型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威胁到经济增速。”王小广说，“因此，不改变地方政府对投资的依赖，货币政策实际偏宽松的情况难以扭转。”
刘煜辉指出，宏观决策当局目前应该尽快控制公共投资，同时改善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配以加息和逐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可期保住防控通胀的果实。
不会硬着陆
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等一系列先行指标则显示，三、四季度宏观经济增长将保持稳定态势，年底由于多重因素叠加可能形成的地方政府投资膨胀，更给2011年GDP增幅上了一道保险。
从上半年起，国内的主流经济学界一直持续对中国实体经济是否下滑展开争论，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因此毁誉参半。
进入第三季度末，回顾1~8月的宏观经济，可以发现其实际走势“兼顾”了唱多者和唱空者的判断。最新的8月数据显示，对国内经济增速影响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从7月份的25.4%降为25%。
固定资产投资细分数据显示，其步入下行区间的重要刺激因素，来自于从2011年2月份开始大幅收缩的交通业投资，其同比增速从2月的30.7%下降到7月11.6%，构成这一降幅的主要因素来自于铁路部门的“超经济”原因。
而集中反映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建筑业投资增长强劲，同比增幅从2月的26.8%一路升至7月的40.1%；同时受到保障房项目支撑，房地产投资在2~8月基本保持平稳，同比增幅在31%到33.6%之间波动。
这些数据说明，虽然与快速增长的年份相比，目前的经济增速吃紧一些，但是投资这个驱动力并未明显减弱。目前，大多数机构与经济学家对2011年全年GDP同比增幅的预测保持在9%左右。
范剑平对记者表示，经济增长减速本就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目前部分反映经济增长的数据虽然处于下行中，但是并未出现此前部分市场人士担心的严重下滑，抑或“硬着陆”。“因为政策超调造成的下滑，从未出现过。”范剑平表示，“从这个角度看，全年的平稳增长，有其自身的必然性。”
在政策博弈期，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其意义远不止于单纯的给出预期，更在于影响、引导政策。“担心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落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其背后的目的是给相关部门施压，希望政策放松，甚至重新刺激经济增长。”王小广说。
他认为，在全球需求疲软和普通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出口与消费增速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处于下行周期。
目前，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剔除物价因素后的同比增速仅为10.8%，比2010年下降4个百分点，比2009年下降逾6个百分点。同时，投资的高速增长将不断提高资本收益率，进一步扩大资金所有者与其他生产要素提供者的财富差距，造成GDP增长短期可保，长期则难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