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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专业行业分析范文1
关键词：建筑工程；经济分析；施工成本
中图分类号：TU198文献标识码： A
建筑产品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产品，它的生产过程即施工过程是产品质量好坏的重要保证。施工过程安排是否合理有序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施工方案，而经济合理的方案才能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建筑产品。在市场经济下，只有合理运用工程经济分析才能在施工工艺方案中降低施工成本［1］。建筑工程是个复杂系统的体系，设计部门较广，工作内容项目多，施工时间较长，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很可能包含着诸多成本投入与支出问题，如何运用现代经济成本分析技术在保证建筑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施工成本是提高建筑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与实际问题。
一.加强建筑工程经济分析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建筑工程的经济分析指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包括项目设计、成本预算、材料选购、工资支出、设备完善、建筑后期维护等等方面，调动一系列人力、物力、技术等手段通过有效监督、科学指导、合理预测等方式加强对施工项目的经济成本控制，从而使建筑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当前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与进步，建筑行业即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也因为市场多变的环境因素、建筑行业的不良竞争、工程项目的不稳定与不安全性、建筑企业发展的不可预见性等等加剧了建筑行业的发展危机，因此，为尽可能保障建筑施工的顺利进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占据一席发展之地，并有足够的资金与能力去改进经营模式与管理方式，引进先进专业人才与科学技术，提高建筑质量与建筑工程的现代化水平，就必须采用建筑工程经济分析手段，分析整个建筑项目的施工准备，施工进行以及后期维护阶段的资金划分，全面、完善、合理规划整个施工过程，减少施工成本与投资风险，推进我国建筑行业整体化水平的提高。
二.当前我国建筑市场经济分析成本控制现状分析
建筑工程经济分析在工程项目的各项工作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成本控制方面，任意一项工程的施工项目成本的控制都取决并依赖于工程经济分析这一有效的方法［2］。
当前建筑市场早已关注到经济分析工作在控制建筑成本、降低资金消耗、提高建筑现代化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建筑企业的发展现状设计针对性的成本控制方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就目前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工作实际情况来看，依然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极大限制了整个成本控制的效果。
1.运用经济分析手法控制施工成本的意识薄弱
由于我国建筑市场现代化发展进程起步晚，发展较为滞后，当前建筑企业仍然采取传统的管理方式与经营模式，包括成本控制在内的各项基础工作都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与内在要求。具体到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工作中缺少建立系统、健全、完善的成本控制机制，管理人员对成本控制工作的实际功能认识不清，使得整个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很多成本支出超额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长期以往，必将影响到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2.成本控制工作重点偏差，实际功能低下
建筑行业为最大化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将更多的关注点集中在缩减建筑工人工资、降低建筑材料费用等等，这些基础性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不能减少资金支出，甚至会使企业隐藏着巨大的质量危机与信誉危机。另一方面，建筑企业成本控制工作并没有贯穿于整个建筑项目的始终，仅仅是工程结束后才进行资金支出与投入状况分析，甚至完全放弃了经济分析成本控制环节，使建筑工程管理手段与运营模式方式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改善。
3.建筑企业经济分析成本控制专业人才缺乏
建筑工程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对专业技术的要求较高，同样需要更多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投入到此项工作的发展与进步中来。但目前我国建筑行业专业经济分析师数量较少，很多成本控制人员专业知识储备较少，实践技能低下，甚至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行业培训与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根据建筑行业的发展现状设置具体、细致的成本控制方案，遇到突发性问题时也会因为缺乏经验手足无措，无法随机应变解决现实问题。
三.推进建筑工程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工作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对策分析
1.增强建筑行业经济分析成本控制的意识与能力，构建专业工作小组
为提高建筑行业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增强建筑市场人才实力，就必须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成本控制意识，定时派遣管理人员接受相关培训，学习其他建筑企业的成本控制方式，明晰建筑经济分析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促使建筑行业建立以管理者在内的专业成本控制小组。同时，要引进更多专业的经济成本分析师，引导企业内部的成本分析工作，使整个工作进入轨道，从根源上提高企业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工作成效。
2.细化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工作项目，协调整个成本控制工作环节
建筑工程持续时间长，项目内容较多，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工程项目都需要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工作介入去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支出。首先，在不打乱正常的建筑流程的前提下，最小化成本控制工作内容，才能安排专业工作人员深入工程的各个关节，合理设计相关成本控制工作，减少人力成本，较少工作时间，提高整个成本控制工作效率。其次，要提高应对突发状况与处理建筑经济危机的能力，并提前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成本控制危机，并设置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与对策，降低建筑工程危机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3.加强对建筑工程经济分析成本控制的监督与检测
传统的建筑企业经济成本控制工作仅在施工过程材料消耗的控制方面，忽视了对整个建筑工程经济支出与收入情况的综合分析，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成本控制意识与专业人才，工作实践技能较低，实际效果较差，甚至有些建筑行业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工作“只是表面功夫”，追根究底是缺少必要的监督与检测工作，为改善这一现状，必须建立系统、完善、透明的成本控制监督体制，发动建筑企业员工参与到成本监督的工作中来，减少工作失误。另外，要将监督工作贯穿于整个建筑工程的始终与各个环节，不定时抽查经济分析工作状况，并提出相关改进方案，提高建筑行业成本核算、成本计划的工作能力，促使整个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推进建筑行业“低成本，高质量，强服务”的发展目标的实现。
建筑工程的经济成本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过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将成本控制的理念融入到工程项目各个方面，建立一定的市场预测系统和库存系统，强化管理者的成本控制意识［3］， 创新管理方式与工作方式，引进专业建筑工程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工作人员，构建完善、系统、科学的成本控制体系，规范整个经济分析成本控制工作流程，推进整个工作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从而提高建筑行业的整体实力与综合竞争力，为我国建筑行业实现又好又快、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永杰.论采用建筑工程经济分析降低施工成本［J］,管理咨询，2011（13）.
经济专业行业分析范文2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1）
摘要：高职商科类专业定位的内涵要素包括：区域经济形态特点分析，行业发展前景与未来人才储备需求调研分析，市场定位差异化可替代性分析，职业领域和相关岗位群的一线团队管理和实际操作岗位群分析。高职商科类专业应定位于某一职业领域和相关岗位群的一线小组团队管理和实际操作，培养解决一线实际工作问题、实现企业管理层战略意图的高技能人才，从而与现代服务业的支柱行业规划定位相适应，与企业人才储备的类型岗位相适应，走区别于其他高等教育类型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 ：高职；商科类专业；定位；内涵要素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10-0043-03
问题的提出
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要通过设置专业来培养人才，高职院校也不例外。专业是高等院校根据学科分类和社会职业分工的需要分门别类设置教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是高等教育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最直接的渠道。专业定位问题实际就是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针对什么样的行业、能胜任什么样的工作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为谁培养人、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
教育部关于高职教育的许多文件提出，高职教育为区域行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高级实用型人才。这样的定位指导方针已经很明确，但指导方针是战略性和方向性的。对高职教育一线的教育人员而言，所要面对的是如何真正把握好专业定位策略的方向性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好与之对应的人才培养的方法路径的问题。只有在解决好这些顶层问题后，才能在专业课程建设和人才的就业问题上更好地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才能走出一条高职教育真正的特色之路。
高职教育在我国大力发展近二十年，成就突出，但问题也同样突出，集中反映在高职院校的人才就业问题、人才的素质问题以及社会对高职院校人才认同度的问题等几个方面，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指向同一个因素，即专业定位、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高职院校面临的老问题，除了技术性、操作性很强的工科类专业以外，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文科类、商科类专业中，使得高职院校的文科类、商科类学生在就业市场上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不能对接的情况十分突出，学生和企事业用人单位对此都颇有微辞。这也说明我国的高职教育虽然历经二十多年的大力发展，但这一基本问题在实际层面的解决差强人意，仍然处于摸索当中。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分析成因，以期找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专业定位的内涵要素分析
区域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和未来10～20年的经济发展规划是专业定位最重要的战略依据 宏观经济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区域经济未来10～20年经济发展规划的需要，是确定高职院校专业中长期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的依据和战略方向。因此，如何分析、贴近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高职专业能否有发展前途的重要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已有很多文章进行探索和总结，应该说高职院校对这一问题的战略方向考量是无异议的，问题出在如何做和如何真正贴近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上。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确定专业定位时，区域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形态的特点差别很大，发展方向也不完全相同，尤其以沿海发达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和中部以及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内向型经济为两大主要特征，这一特征反映在高职教育乃至普通高等教育的专业发展上区别非常明显。以国际商务（或国际贸易）专业为例，这一类型的专业在江浙、广东、山东等区域表现出人才需求供销两旺，而在欠发达的中部和西部，这类专业多数处于人才就业对口率普遍偏低的状态。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管理模式和人才培养的差别以外，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区域经济形态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专业的特点是否与区域经济形态特征相吻合，是专业定位是否准确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定位行业应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发展底蕴深厚和前景广阔的行业，这是专业定位的关键 对定位行业的选择考验定位者的宏观视角和智慧，切忌浮躁，教育和商业毕竟不是一回事，前者考虑问题需要有更为广阔长远和深入的视角。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高职教育应该以就业为导向，但是请注意，这里的就业导向并不是完全以眼前就业为导向，而是应该针对区域中长期发展中那些底蕴深厚、前景广阔的行业，这样才能保证专业定位中长期目标的稳健。以分析“四川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为例。四川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其内向型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其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划目标与沿海省份外向型经济特点鲜明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目标差异性较大，表现在“四川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中，体现出以发展现代生产业为主的主基调，以建设区域物流金融商贸中心为主要目标，以发展对外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为重要途径。从分析这样的区域发展规划出发，针对国际商务（或国际贸易）这样外向型特点显著的专业而言，除了在以往针对中小型企业进出口一线服务人才的定位基础上，应该考虑针对服务外包和对外服务贸易中涉及国际商务的行业和岗位，尤其是服务外包经营模式中涉及国际商务的岗位。例如，涉及国际服务外包中的呼叫中心外包、物流管理外包，等等。这些岗位在服务外包经营模式中需要大量了解国际商务基本规则、掌握现代办公技能和外语交流能力的劳动力，企业对工作技能要求层次与目前高职国际商务专业人才的培养层次相适应，这样的工作岗位应该纳入高职国际商务专业定位的范畴，尤其是内向型经济省份中高职国际商务专业的定位范畴，从而做到专业定位与区域经济发展方向相适应。
行业发展前景与未来相关行业人才的需求量是专业定位最重要的保证 在确定专业所依托的产业行业的基础上，应对本区域该产业行业现状进行调研，系统了解专业所依托的产业行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行业的龙头企业和特征企业有哪些，未来预计发展态势良好的企业有哪些。还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具体企业进行调研，了解企业的产值、行业地位、职工数量，特别是未来对人才储备的构想和急需人才的结构性分析。在选择企业方面，应注意避免过于集中在大型企业，因为中小型企业才是人才就业的主要渠道。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之上，才能做到专业定位心中有数，才能为专业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提供真正的保证。
差异化的市场定位是消除专业可替代性的关键 权衡未来10～20年高职专业是否会被其他教育层次的相关专业所替代，这个问题实质是专业定位的岗位替代性问题。分析这一要害问题对于高职文科类、商科类专业尤其重要。因为这两大类专业从专业名称到就业岗位与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类人才有较大重叠，在经济发展处于平稳甚至低迷时期，高层次人才需求不旺时，高职文科类、商科类人才在就业市场上很容易被本科甚至研究生人才所替代。因此，找准高职文科类、商科类专业的岗位定位至关重要。范唯在《发掘高职学校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一文中指出，高职院校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诞生的一种新兴高校类型，被称为后现代大学。职业院校应扎根于产业园区、社区居民中，这是其社会性的突出体现，一线的基层岗位是其不可替代性的重要体现，因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等高等教育层次不具备这样的定位。姜大源也指出，如果高职教育能被本科教育所替代，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高职专业定位尤其是文科类、商科类专业定位应具备现代服务业岗位中的一线性、基层性和普及性，只有走出差异化的市场定位，才能使专业的可替代性大大降低，才能获得有特色的生命力，从而为专业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石。
一线实际操作和基层小组团队管理岗位应是高职文科类、商科类专业的定位层次 专业定位的岗位应针对某一职业领域和相关岗位群的一线小组团队管理和实际操作，培养解决一线实际工作问题，实现企业管理层战略管理意图，实现企业高新技术应用的高层次技能人才。一直以来，对高职教育的岗位定位层次有过相当多的讨论研究甚至争论，争论的核心是高职教育应突出“高”的特点，即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以及一线策略性管理人才。笔者认为，这种定位针对高职工科技术类专业是合理的，但对文科类、商科类专业则有待斟酌。原因是文科类、商科类岗位的实际层次性不如工科类、技术类岗位明显，绝大多数商科类岗位一线涉及策略性的管理在实际企业任用中多选择本科人才。而目前高职生源受制于基础素质的限制，胜任一线策略性管理人才尚有距离，因此，根据目前高职文科类、商科类生源的基础素质，将其定位于高技能一线管理人才欠妥（注：就高职人才培养涉及生源的分类与专业定位之间的关系笔者将另文阐述）。而在中小型企业甚至大型企业的实际工作中，一线操作人员和一线小组团队的管理人员是实现企业管理层面战略意图、实现高新技术应用、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协调企业内外相关方面的重要纽带，这样的人才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具有针对性和普遍性，是文科类、商科类专业能够接地气的岗位，并且与目前高职生源通过高职教育培养后能够达到的素质和技能水平相适应，从而有助于解决高职文科类、商科类人才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
结语
综上所述，专业定位分析要素包括：区域经济形态特点分析，行业发展前景与未来人才储备需求调研分析，市场定位差异化可替代性分析，职业领域和相关岗位群的一线团队管理和实际操作岗位群分析。针对目前高职文科类、商科类专业的现状，要走出一条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相适应的、带有自身鲜明特点的专业定位道路，应当详细分析区域经济未来10～20年的发展规划，做到专业定位与区域经济发展形态特点相适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支柱行业规划定位相适应，与企业发展人才储备的类型岗位相适应，定位于培养某一职业领域和相关岗位群的一线小组团队管理和实际操作、解决一线实际工作问题、实现企业管理层战略意图的高技能人才，从而走出区别于其他高等教育类型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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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专业行业分析范文3
关键词：会展经济；市场化；专业化；节能降耗
中图分类号：F71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2
会展作为促进行业发展与贸易繁荣的一种服务平台，逐步转变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形式―会展经济，逐渐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会展行业以年均近20%的增长速度进行递增，相继出现了各种博览会、交易会及洽谈会。会展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随着会展行业的不断发展，其中暴露的问题不容忽视，更亟待解决。本文以分析当下我国会展行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一、什么是会展经济？
会展是会议业及展览业的总称，对于会展经济而言，可以简单的被理解为：用会展业为支撑点，并且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会、博览会及国际会议进行传递信息、提供服务，创造一定的商机，并且利用产业的连带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会展经济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自18世纪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会展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开始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重视。目前，我会展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会展经济在贸易经济、技术交流、信息沟通及经济合作中都发挥的作用日益重大。
二、我国会展经济的发展现状
（一）发展速度快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会展行业才开始逐步的形成并发展，总体规模以年均近20%的速度激增。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会展行业的发展速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并在全球会展业中异军突起。近年来，我国的会展经济规模在逐渐的扩大，各大一、二线城市，乃至三线城市的会展场馆的建设也在逐步兴起。会展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初具规模，并且开始逐渐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二）会展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的会展经济规模逐渐发展，办展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专业化的会展比重逐步增加，形成了一批实力较强的大型展览公司，培养了一批规模大、知名度高的国际型展会。就国内来说，“广交会”是国内最大、层次最高、会展种类最多、客户商最多的综合性的国际贸易展览会，在国内享有“中国第一展”的赞誉，并且在国际上也具有较为重要的会展经济地位。除此之外，我国的“高交会”、“科博会”等世界知名展会登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并且还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三）经济效益逐步扩大
会展经济作为一个高投入、高回报的行业，在国际上被广泛重视。据专业机构统计，2012年从全球来看，国际性会展总开销达到2800多亿美元，利润率在20%-25%之间。又如，美国一年举办200多个商业会展，其会展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高达38亿美元。由此可见会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容小觑，其对行业的影响也逐步扩大。
三、我国会展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无序性与盲目性
与国际会展行业发展相比，国内起步较晚，因此自身的发展还不成熟。首先，就国内各地方来说，都将发展会展业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法宝”。从而在国内出现了“一哄而上，遍地开花”的现象，尤其有些地方政府，不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及时考察当地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急于求成地建设大型的会展场馆，使得场馆在建成后常常被空置，收入低于预期，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其次，会展市场的秩序较为混乱，存在较低水平之间的无序竞争，常常举办一些规模较小、层次较低的小型会展，有些更是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重复办展的现象较为严重，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缺失。
目前国内尚无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其行业自律机制和协调功能不完善。除了缺乏行业协会的规范监督外，我国的会展业发展还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我国尚未编制专门的展览法规，会展的发展没有有序的法制环境。
（二）市场化程度较低
由于我国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的会展业发展市场化程度较低。在会展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央企等单位主办或参与主办的展会仍旧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我国的会展业市场开放程度不够，制约了民营经济在会展业的发展现状，同时也限制了外资的准入，较难形成优胜略汰的市场竞争局面。
（三）专业化程度低
我国会展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低主要体现在一下三个方面。一是会展人才的专业化程度较低。由于我国会展业起步晚，需求大，发展快，从业门槛低，大量会展从业人员往往是“半路出家”缺乏专业的会展知识，国内高校会展专业的设立至今还不到十年，理论与实践经验尚不成熟。二是会展经济对所涉行业的服务专业化程度不够。目前国内多数会展主办单位还停留在组织的层面，有数量没有质量，并未深入所涉行业领域，没有进行专业的调研与分析、提供专业化的咨询与服务。三是展会信息化专业程度低。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组织信息化管理进行数据积累与统计，提高展会组织效率，并进行成效评估的信息化还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四）会展对资源与环境的消耗与破坏
党的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被提上议程。然而，在会展经济领域，与欧美老牌会展国家相比，我国会展业能源消耗与环境保护进程至少落后十年。目前，我国会展行业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主要体现为一次性木质结构展具的大量使用和会展活动现场污染浪费。业内公认一次性展具的回收利用率不足1%，展览会产生的垃圾面积可占总展出面积的50%。例如，一家展览企业在2011年全年展出或承接搭建工程面积共943万平方米，展后清运垃圾约4186吨，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城市一星期的生活垃圾总量。另据统计，近年举办的广交会每届结束后清运的展装垃圾都要超过500车次、总重量2500-3000吨。可以说，一次展览的结束就是一个垃圾场的诞生。
四、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立法立规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对会展业的发展布局进行全面的规划，从而规范和引导会展业的发展。通过顶层设计，对会展业的整体布局进行优化，避免盲目的打造会展中心城市。推进会展行业的立法工作，加强行业规范，建立法制化会展环境。通过立法，明确展览业的管理部门和执行标准。建立会展行业的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成立全国统一性的专业会展组织。
（二）积极推进市场化的进程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展业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会展经济在对扩大内需以及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加重要。但当下的会展活动仍然处于政府的层层包围、扶持、引领，多少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数字、轻实效等问题，会展业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急需向市场化转型，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不等于政府退出会展业，而是要厘清“政府引导与市场化办展的关系”，我国会展业正处于一个发展阶段和转型阶段，需要政府的引导。政府应该培养一批有质量的品牌展会，在市场上树立标杆。笔者认为，应让会展项目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并且检验会展项目的“好与坏”的唯一标准就是该会展项目的可持续性。如果一个会展项目能够长期存在并且持续发展，那就是行业所需求的，发挥着重要促进作用的好展会。
（三）提高会展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会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为解决专业人才的缺乏对我国会展业发展的制约问题，应当在高校中大大的培养专业的会展人才，并且高校在设置专业时，应当以市场的需求为依据，重点突出办学特色，培养适应我国会展业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的专业人才，并且还应当开展短期的职业培训技术，不断提高会展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能。
信息化管理服务是现代会展的关键。应广泛运用信息技术与移动互联技术，建立会展数据库，运用专业的数据分析服务于展会活动，使展会组织高效、对接精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健全展会的评价体系，利用数据分析设立评系数对会展项目进行科学评估。
推动会展业标准体系的建立健全是会展服务专业化的根本保障，并且也为今后我国能够建立会展业相关法律法规奠定基础。
（四）大力推动会展业的节能降耗工作
一是推动行业认证。大力支持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建设，培育第三方认证市场环境，形成政府调控、会展企业自我发展、第三方认证机构推进的绿色会展社会体系。二是发展展具租赁业务。引导有基础、有实力的展具生产企业和搭建企业率先试行环保展具租赁模式，降低环保展具应用成本。三是鼓励节能展具生产与技术创新。支持展具生产企业引进和研发可回收环保展具生产技术，为其提供相关市场咨询，同时鼓励展装材料资源再生等全新业务发展。四是发挥展馆监督管理作用。引导会展场馆在会展活动中实施精细化管理，调整管理费收取模式，与会展活动主办单位相配合，最大限度限制一次性展具的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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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大勇.我国会展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2003.
经济专业行业分析范文4
多元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战略选择
一、企业多元化和专业化经营的内涵
股王巴菲特谈到投资风险是，形象的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蓝子里”，这不仅适用于资本市场，当企业做决策时同样适用。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在多元化战略风靡全球的同时，很多大型多元化企业却开始纷纷剥离非核心业务而产生一股“归核化”热潮。马克・吐温也曾说过：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看好那个篮子。
专业化与多元化战略：多元化战略又称多角化战略，是指企业同时经营两种以上基本经济用途下同的产品或服务的一种发展战略。其内容包括产品的多元化、市场的多元化，投资区域的多元化和资本的多元化。专业化战略是指集中公司所有资源和能力于自己所擅长的核心业务，通过专注于某一点带动公司的成长。核心业务是指在公司从事的所有经营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业务，核心业务构成了公司的基本骨架。我们这里所说的专业化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行业专业化，即公司专注于某一个行业内经营；二是业务专业化，即公司专注于行业价值链中某一环节的业务。
二、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动因
关于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右颍不同理论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的资源禀赋理论、瑞德-拉夫曼（Reed-Luffman）模型和SUB链接观点。各种理论对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动因有以下几点：减少交易成本、内部资源能力过剩、外部市场利润吸引、追求协同效应和较低风险等。
三、企业选择专业化经营战略的动因
通过对企业专业化经营战略进行分析，可以将企业专业化经营战略的动因，归结为内部和外部两大方面。其中，外部原因主要包括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完善，市场创新的不断加快，以及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规模经济的扩展等。内部原因主要包括企业组织学习和创新引起的企业能力变化，以及企业成长目标的转变，这些都对企业专业化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多元化经营战略和专业化经营战略的辩证思考
在选择专业化还是多元化经营战略时，我们需要从宏观环境、行业状况和企业本身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前提法则：企业经营资源充裕程度
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是企业经营资源充裕。也就是说，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必须拥有一定的剩余经营资源。
（二）起点法则：所在国（地区）市场经济发达程度
企业选择专业化经营战略还是多元化经营战略与所在国（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从美国、西欧、日本的企业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当所在国（地区）经济处于发展初期时，企业多采用专业化经营战略；当经济比较发达时，企业多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而当所在国（地区）经济非常发达时，企业大多又转向专业化经营战略。
（三）行业法则：行业生命周期
一般而言，企业处在行业生命周期前期，应采取专业化经营战略；处在中期，应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专业化经营战略或者多元化经营战略；处在后期应积极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任何行业的生命都是有周期的。
五、企业应正确选择适合自身的战略
就专业化经营和多元化经营本身来说，并没有优劣之分。国内的一些企业之所以在专业化或是多元化的道路上失败，主要是没有选好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本文提出企业选择经营战略需要考虑的几个方面：
（一）正确认识自身
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对自身实力的客观评估，在选择经营战略时首先考虑的是企业可能获得的利润，而对企业选择战略后所面临的风险则考虑不周。往往是进入新行业或新领域后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旦技术、资金或市场其任何―方面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引发企业的经营危机。由于前期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这时企业往往又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因此，企业要想不断发展，首先就要对自己进行客观分析，对自身的能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二）分析产业前景
任何产业发展都具有周期性。国内企业在经营战略的选择过程中应该对将要进入的产业进行充分的分析和研究，搞清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对于处于成长期的产业应该采取迅速进入占领市场的策略，而对已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的产业则应该慎重考虑，除非企业本身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能够在该产业中形成垄断地位，否则不应贸然进入，避免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后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三）避免主观因素干扰
企业在选择经营战略时往往会受一些不正常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在选择经营战略时不是根据企业需求而选择，而是根据经营者的个人喜好而选择。另外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在经营战略的选择上往往不能自主，行政命令的干预使得企业的经营方向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因素的出现无疑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要想成功发展，就必须摆脱这些困扰，一切应以企业的根本利益为重。
（四）企业应变能力
由于市场的需求是变幻莫测的，所以企业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必须对市场的变化有所反映，及时调整经营战略。无论企业选择的是专业化还是多元化，都并非是一劳永逸的，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适当地转变经营策略以符合市场需求，从而保障企业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失。总之，不论专业化经营或多元化经营，只要适合企业的发展，就是好的战略。切勿认为某种战略是万能药，而陷入其中，只有符合自身需要的，才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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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专业行业分析范文5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对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并且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低于专业化，且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高于不相关多样化。细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关键词专业化；相关多样化；贫困减缓；门限回归；动态异质表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7-0157-12DOI： 10.12062/cpre.20170432
全面扶贫攻坚阶段，剩余贫困地区和贫困主体的贫困特征与既往大规模减贫阶段体现出较大差异，突出表现为致贫原因和行为方程的差异。既往致贫原因主要是工业化初期整体经济机会不足引致的整体贫困，减贫的主要思路是盯住经济增长，体现“水涨船高”的减贫策略。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劳动力流动壁垒的消解，贫困主体无法充分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在于外部经济机会不足，而在于面临风险冲击时的主动不参与问题。由于贫困主体的信息缺乏和认知不足，在经济周期中跟随经济机会导致行为失败的概率显著高于非贫困主体，从而使得贫困主体面临经济机会时，选择不改变当前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稳妥的贫困”[1]。因此，当前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当前减贫阶段无法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的既往经验，实现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线性关联。何种产业发展策略更有助于减贫，也成为了政府层面制定减贫策略时争论的焦点所在。但现有研究结论表明：a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因研究区域和研究时间段的不同而体现出显著差异[2]。这使得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上，现有理论研究尚未给出具有共识且具操作性的思路。因此，从理论层面研究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理论综述
针对产业结构与减贫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从三次产业的角度识别了贫困增长弹性在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区别，此类研究通常认为农业部门比非农部门具有更强的减贫绩效，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有助于贫困减缓[3]。然而，最近的研究中，章元和许庆[4]， Collier和Dercon[5]等对农业部门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质疑，他们指出农业部门的发展依赖于经济体中其它部门的需求增长，农业部门发展与贫困减缓更多的体现为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联。为此，在减贫政策的产业导向上，他们鼓励增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关联，而非强调农户农业发展的减贫效应。具体而言，从三次产业角度展开的研究至少存在三点不足：①从三次产业视角展开的研究忽略了行业部门间的产业关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都与第二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6]，因此非农部门减贫弹性更低的现有结论低估了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减贫绩效[7]。②从三次产业角度展开的研究不能解释产业结构与减贫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差异问题，非农产业内部增长是不平衡的，某些行业部门占经济增长的份额更大，三次产业结构掩盖了细分行业部门的结构差异。③三次产业与减贫的关系对减贫政策制定的操作性建议不足，即便知道何种产业更有助于减贫，也无法知道该发展何种行业部门，更无法解析行业部门间的产业关联。
为了解释各行业部门减贫弹性的差异，相关研究的一个趋势是从产业结构影响贫困的机理出发，更细致考察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和内部的减贫弹性差异[8]。主流观点认为劳动密集度更高的行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减贫绩效[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减贫弹性更大的行业部门通常是那些使用大规模低技能劳动力的部门（如旅游业、建筑业、物流业等），但这些行业部门无法孤岛式存在，而是因相关行业部门的发展而生，或者依赖关联行业部门的发展而扩张。因此，能够引致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部门发展的行业部门（如房地产行业），或者能够改善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行业部门（如教育、健康等行业）也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以互联网产业为例，互联网产业本身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吸纳能力较弱，但“互联网+”背景有效促进了物流行业等劳动力密集度较大的行业部门，从而产生了行业部门间的减贫溢出效应。但与此同时，某些新行业部门的产生也可能会导致原有行业的创造性毁灭，从而产生减贫挤出效应。因此，劳动密集度并不能作为不同行业部门减贫弹性不同的解释，需要进一步对产业结构影响减贫的理论机制进行研判。
本文对现有研究中的上述不足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①本文引入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来研究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这是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所在，该视角更贴近产业结构影响贫困减缓的微观机制，并能够为既往差异化的实证结论提供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专业化引致的马歇尔外部性能够获得专业化要素集聚优势，而多样化引致的雅各布斯外部性能够导致多样化部门间的知识溢出，从而影响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和贫困减缓。但专业化和多样化的上述减贫效应受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并且多样化和专业化对同一地区减贫的影响也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另外，专业化以及细分三次产业的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的产业结构细分，也给贫困地区“怎么做”的问题提供了思路。②本文使用多门限回归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动态异质表现进行了检验和识别，从而对既往研究中差异化的实证结论进行了实证框架统一，并且能够对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减贫产业发展策略提供更为精准的政策指向。不同地区可以根据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结合发展现状切实体现产业发展的“因地施策”和“因时施策”，解决“做什么”的问题，这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所在。③为了识别产业结构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异质影响，本文使用FGT贫困指数测度了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使用FGT贫困指数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以分析产业结构与贫困发生率的关系，而且可以有效分析产业结构对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影响，实证结果的可解释性更强，政策内涵也更为丰富。本文的研究确实也表明，相同产业结构对贫困线附近贫困群体的影响显著更大，因此，适宜的产业结构辅以经济机会和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的政策更有助于深度贫困群体的贫困减缓。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专业化、多样化减贫效应的理论机制
（1）贫困主体收入提升的微观机制。普通家庭收入可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但基于贫困主体的禀赋特征，贫困人口收入可持续提升主要依赖低技能劳动供给形成的工资性收入增加。根据新古典分配理论，工资报酬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和企业利润最大化决策下的劳动力需求。因此，在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竞争性决定的背景下，贫困人口收入提升和贫困减缓取决于企业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企业根据边际产品收益等于边际要素支出做出利润最大化选择，具体存在如下三种情形。①如果边际收益不变或者增加，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使得企业会在工资黏性的情况下，扩大劳动力要素投入，体现为显著的减贫效应。因此，产业结构影响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关键在于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变动，即产业结构的减贫弹性依赖于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生产效率改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产业结构是否改善了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构成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动态异质表现的第一个来源。②如果边际收益递减，且边际收益递减幅度大于生产效率改进带来的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则企业将会通过降低劳动力的需求使得边际产品收益等于边际支出。因此，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受到边际收益变动的扰动。并且，产品市场结构的垄断势力或者竞争激烈程度将通过改变产品边际收益，影响产业结构的减效应，这也是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异质表现的第二个来源。③在经济下行波动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系统性下降，导致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的下降，从而不利于贫困人口收入提升。不同产业结构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同，这形成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动态异质表现的第三个来源。
（2）专业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与动态异质表现。Glaeser等[10]认为专业化鼓励知识、信息、创意以及产品和生产流程通过模仿、商业往来、技术人员交流等非货币沟通形式进行交换。区域产业结构的专业化集聚能够推动区内相同产业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和创新活动。因此，行业部门的专业化有助于部门内的知识溢出，从而导致对现有产品和生产流程进行改进的补充性创新出现，提升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真实劳动回报，但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和组间异质性。①专业化减贫效应的时间不一致性。在初始阶段，边际收益不变，专业化引致的生产效率提升带来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使得专业化行业部门在扩张阶段实现劳动力边际产出递增。企业会因为低技能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改进而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吸纳能力，从而有助于就业改善和劳动报酬总量增加。但同时，产业结构的专业化也会在长期导致产业锁定效应，从而在需求下行波动时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就业下行波动对于贫困人口的负面影响更大。②专业化减贫效应的组间异质性。在边际产出增加的同时，边际收益因产品供给竞争的加剧而下降，专业化生产率的改进也会体现为就业节约和不利于减贫的可能。产品供给竞争程度受区域市场规模的影响，专业化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引致的竞争程度更强，企业边际收益更低，若专业化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无法抵消产品边际收益的递减，则表现为就业吸纳力的下降，从而降低减贫绩效。但与此同时，经济规模较小的区域，专业化引致的产业结构锁定在外部需求波动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行业部门专业化在短期和中期同时存在就业吸纳减贫效应和就业节约的负向减贫效应，专业化的综合减贫效应有待于实证，而长期则主要体现为就业波动的负向减贫效应。
（3）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与动态异质表现。马歇尔外部性强调了要素专业化集聚的经济影响，然而Jacobs[11]则认为知识溢出的最大来源并非发生于同类企业的集聚，而是来源于不同行业间企业的交互。Jacobs强调了多样化行业部门的地理集聚能够推动知识溢出，从而促进创新和就业改善。一个更为多样化行业网络的地理接近能够推动不同行业进行相互模仿，共享和重构互补的知识和创意，这构成了创造新行业和新产品的必要条件。Frenken[12]在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基础上，将产业结构的多样化进行了解构，相关多样化有利于知识在不同但是相互补充的部门分支之间的溢出，不相关多样化对于增长的可能优势在于该种产业结构下，经济增长将体现更低的波动性，从而缓解经济波动对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影响（portfolio effect，组合效应）。①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和异质表现。相关多样化的行业部门之间认知距离较短，存在相容的知识基础，相关多样化能够通过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性，在相关的行业部门间共享和重构互补知识与创意，从而有助于新产品和新生产部门的出现。如果新出现的生产部门具有较强的低技能劳动力吸纳能力，或者扩大了既有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则相关多样化有助于贫困减缓，体现出减贫溢出效应。但新产品和新生产部门的出现也可能通过创造性毁灭，使得既往低技能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部门就业规模缩小，从而体现为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挤出效应。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还与样本区域与技术前沿的距离有关，对于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区域而言，其生产效率改进主要来源于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效率改进，而非新产品和新部门的创造。对于技术更高的区域而言，多样化尤其是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通过相关部门的知识溢出体现新行业部门的创造。因此，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地区，生产效率的改进主要由专业化引致，而非相关多样化。从而导致在低技术区域，专业化比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而在高技术区域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的减贫绩效取决于减贫溢出效应和减贫挤出效应的比较。②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和动态异质表现。不相关多样化能够在经济下行波动时降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敏感性，从而有助于就业稳定和贫困减缓，使得不相关多样化体现为贫困减缓的缓冲器效应。但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缓冲器作用受区域市场规模的影响，经济规模较小的区域，专业化引致的产业结构锁定在外部需求波动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不相关多样化带来的减贫缓冲器效应对市场规模较小的区域更为重要。而市场规模较大地区的贫困减缓则主要受益于相关多样化带来的减贫溢出效应，而非相关多样化的减贫缓冲器效应。同时，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也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在经济上行波动阶段，不相关多样化程度的提升，反映了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程度的不足，从而削弱了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通过生产率改进和就业吸纳产生的减贫效果。而在经济下行阶段，不相关多样化将更多体现为缓冲器作用，从而有助于贫困减缓。
演化经济学中对于专业化、多样化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与该本文的理论机制类似，Bishop[13]，Van Oort等[14]和Cortinovis等[15]的研究均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虽然借鉴了演化经济学中对于专业化、多样化与就业的研究视角，但研究贫困减缓和就业问题有两点核心区别：一方面，鉴于贫困人口的禀赋特征，贫困减缓更为关注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以及自我雇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基于新古典分配理论，贫困问题结合了就业和劳动力要素回报，既考虑了产业结构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又综合体现了生产效率改进和劳动力边际产出变动对劳动报酬的影响。
与本文相近的是丁建军等[16]的研究，他们研究了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经济多样性的减贫效应，并认为多样化的生计方式有助于就业创造和经济稳定，从而有助于贫困减缓。他们对多样化与减贫的关系从产业多样性、功能多样性、职业多样性和知识多样性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研究。他们的研究忽略了对专业化的分析，而多样化与贫困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即便明确了知识多样化的减贫效应，贫困地区也能因为贫困本身而无法形成该种多样化的生计。另外，他们也没有考虑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他们的研究对于同质样本而言是合宜的，但却很难应对中国贫困地区差异化的贫困事实和“精准滴灌”、“因地施策”的政策需要。
2.2研究假说
综上对于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理论分析，可以形成本文在研究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动态异质表现时的几个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1：专业化在短期和中期的减贫绩效大于长期，专业化在长期因产业锁定效应的存在表现为负向减贫效应。
研究假说2：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递减。
研究假说3：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不同，对于经济密度较小的地区，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低于专业化。
研究假说4：对于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比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低于专业化。
研究假说5：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不同，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取决于市场规模和经济波动，经济上行波动的地区或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不相关多样化不利于贫困减缓。
3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3.1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与不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在短期和中长期有所不同，并且不同产业结构的减贫弹性受市场规模和技术前沿距离的影响，为此，本文使用多门限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识别产业结构减贫弹性的动态异质表现。既往研究之所以较少关注该非线性特征，其原因在于既往研究方法在应对非线性时的假设过强，从而失却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在没有明确理论支撑的情况下使用明确的线性设定来识别非线性问题，无法捕捉模型设定之外的非线性效应。通过设定不同的门限变量，能够识别产业结构减贫弹性的地区特性和动态变迁。计量模型设定为：
其中，下标i和t分别研究区域和时间点，povit表示被解释变量，在本文中为区域i在t时期的贫困状况。Industryit表示区域i在t时期的产业结构，也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xkit为由控制变量构成的K维向量，包括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等影响贫困的其他因素。qit表示门限变量，γ为门限值，α0为常数项，αi为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3.2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FGT贫困指数[17]测度了各省区历年的农村贫困状况，本文分别将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作为被解释变量，不仅能够识别产业结构与贫困人口比重的关系，而且有助于分析a业结构对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影响，从而使得政策启示更为丰富。如果产业结构体现了对贫困发生率指标的积极改善，而未能体现对平方贫困距的改善，则可以认为产业结构主要对贫困线附近的贫困人口具有显著减贫作用，而无法体现对深度贫困群体的益贫性。为了对产业结构影响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情况进行细分研究，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使用了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FGT贫困指数和基尼系数测度时使用了世界银行的POVCAL计算平台，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区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收入五等份数据。
（2）主要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的专业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我们借鉴了专业化基尼系数方法来测度专业化，其测度表达式为：
Specialization=12∑|spg-sg|，其中，spg表示p地区g行业就业比重，sg表示全国该行业就业比重[18]。本文使用熵指数来表示产业的多样化特征，并将研究中的所有行业小类的熵表示总体多样化（Total Variety），用TV表示；研究中所有行业大类的熵表示不相关多样性（Unrelated Variety），用UV表示；每个行业大类中的小类行业的熵的加权和来表示相关多样性（Related Variety），用RV表示。具体表达式为：
RV=TV-UV。其中，G表示大类行业数，g表示小类行业数。pi和pg表示某小类行业和大类行业的就业在研究区域内占所有行业就业的比重。大类和小类行业就业数据来源于各省区历年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3）门限变量和控制变量。为了体现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演化，本文设定时间作为门限变量，同时为了反映产业结构减贫弹性与经济规模和前沿技术距离的关系，还分别使用经济规模和技术前沿距离作为门限变量，对样本类型进行区分。
本文使用经济密度来反映经济规模，经济密度的计算方法为各省区地区生产总值除以行政面积，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研究与发展内部经费支出作为技术前沿距离的变量，根据科研套利方程，技术产出与研发投入的资本总量有关，为此我们选择了R&D支出总量，而非R&D支出占GDP比重指标。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包括了所有单位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上的内部经费支出。同时，模型还包括了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控制变量，贸易总额利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所有货币计价指标均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平减。
4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4.1实证检验思路与过程
（1）确立门限回归参照结果。我们在不引入门限效应的情况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表1模型1至模型4分别展示了专业化、总体多样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并将该结果作为后续门限回归结果的参照。
（2）以时间作为门限变量，对专业化、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识别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在门限回归之前需要进行门限效应检验，对门限是否存在以及存在几个门限进行判定[19]。本文分别针对无门限、单门限和双门限设定进行了门限效应检验，因篇幅所限检验结果未列出。根据门限效应检验结果，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结果见表1模型5至模型8所示。
（3）为了识别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本文基于经济规模和前沿技术距离对样本进行了区分。区分思路为：①将经济规模作为门限变量，分析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门限值（见表2模型9至模型12），并根据门限值对31个省区进行分类；②以前沿技术距离为门限变量，识别门限效应和门限值（表2模型13至模型16），根据门限值对31个省区进行分类；③针对经济规模和前沿技术距离的分类结果进行样本细分，结果见表3所示；④由于分类后的样本已经控制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和门限效应，故针对表3中的每一类细分样本，使用固定效应对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进行检验，形成与表1结果的分类比照，并识别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相关结果见表4所示。
4.2实证结果分析
（1）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模型五至模型八将时间作为门限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进行了门限回归。专业化的减贫效应体现出显著的单门限特征和动态性（模型5），门限值为2010年。在2010年之前，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275，2010年之后为-0.370，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专业化减贫效应体现出随着时间而增强的特征。该结论与理论机制部分相符，也与Loayza等[20]对于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和贫困减缓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但未能对专业化减贫效应在长期递减的研究假说1提供实证佐证。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专业化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末端，并面临需求波动时才会出现产业结构的锁定效应和负向减贫作用。而中国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对应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因此，专业化的负向减贫效应在本文研究时间段内并没有体现，但随着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需求结构的变化，专业化因产业锁定而导致减贫效应趋减或者负向减贫效应都可能出现。为了识别该种潜在影响，本文从经济演化的视角来模拟时间刻度，在经济密度较大的第一和第二类样本中，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79和0.075（见表4），而总体样本中的参数估计值为-0.261（模型1）。这表明未来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化，R祷的减贫效应确实存在动态表现，从而与研究假说1形成了统一。
根据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会因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不同体现出组间异质性和时间不一致性。为了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对总体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进行了检验，结果分别见模型6、模型7和模型8所示。所有多样化指标的减贫效应均未显示出统计显著的动态表现，即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主要源于专业化减贫效应的差异。该结论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多样化关联的实证证据寻找到了新的解释，既往研究在解释经济增长弹性的区际差异和跨期变迁时，倾向于认为是由制度、自然资源等背景因素，以及相同产业结构下的不同劳动密集度所导致（Berardi和Marzo，2017[21]）。但本文研究却表明，同等专业化程度的减贫效应本来就会随着行业部门生命周期的演化而不同，在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专业化的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其减贫效应也会在后期趋减，并在行业部门面临重大需求转折时体现出不利于减贫的锁定效应。
（2）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因经济密度不同的异质表现。从专业减贫效应的门限特征来看（模型9），专业化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经济密度的双门限特征。门限值分别为171和2 730亿元/万km2。经济密度小于171亿元/万km2时，专业化体现为显著的贫困减缓效应，其参数估计值为-0.325，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经济密度介于171和2 730亿元/万km2之间时，专业化参数估计值降为-0.111，且统计不显著。当经济密度越过第二个门限值时，专业化参数估计值为0.166，体现出不利于减贫的特征，且统计显著。该结论表明，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着经济密度的提升而趋于减弱，甚至体现为负向效果，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说2。其原因在于，经济密度较大的地区，同质化专业化行业部门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导致边际收益下降，使得高经济密度地区通过效率改进，产生低技能劳动力的节约，从而体现为负向减贫作用。
从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来看（模型10至模型12），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存在双门限效应，但只有相关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统计显著。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差异来看，比较模型11和模型9中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中低经济密度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大于相关多样化，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说3，这意味着对于宁夏、云南、贵州、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等低经济密度地区而言，专业化导向的产业调整政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而对于高经济密度地区而言，相关多样化导向的产业结构比专业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专业化体现为更显著的负向减贫效应。进一步讲，即便中低经济密度地区需要利用多样化在知识交互上的优势，也应该将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区别对待，从模型11和模型12实证结果的比较可以发现，不相关多样化并没有体现出贫困减缓的稳定器效应，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发展策略应盯住相关多样化水平的提升。此外，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还体现为随经济密度增加递减的情况，对于经济密度较小的样本，相关多样化三阶段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22、-0.091和0.039，且第三阶段参数估计值统计不显著。相关多样化实现贫困减缓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①相关多样化带来的知识交互，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新行业部门；②新行业部门的出现对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吸纳能力的提升，大于“创造性毁灭”导致的就业吸纳能力下降。在产品创新固定成本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密度更大地区的企业基于相关多样化的共同知识基础主动寻求知识交互的动机更强。因此，同等的相关多样化程度在经济密度更大地区引致生产效率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但其减贫效应随经济规模递减的结果表明，相关多样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对贫困人口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这意味着新行业部门的创造并不能自动引致更有效的减贫进程，改善贫困人口的就业技能和经济机会是借“互联网+”背景改善减贫绩效的关键。
（3）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因技术前沿距离不同的异质表现。基于研发支出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见模型13至模型16所示。从专业化影响贫困发生率的门限表现来看，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技术前沿距离缩短而降低，技术水平较低的地区专业化是更显著的减贫动力来源，而对于距离技术前沿较近的地区，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从而对研究假说4进行了验证。技术前沿距离较远的地区，专业化参数估计值为-0.32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且专业化的减贫绩效大于相关多样化；在第二阶段参数估计值变为-0.148，当越过第二个门限后，专业化体现为负向减贫效应，参数估计值为0.032。该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主要通过过程创新体现效率改进，而非新产品和新行业部门的创造，因此专业化更能够匹配此类地区的技术禀赋，从而体现为更显著的减贫效应。且技术水平更高的地区，专业化虽然也能够带来过程创新和效率改进，但此类效率改进更倾向于表现为劳动力节约和负向的减贫效应，此时相关多样化比专业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从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减贫效应的横向比较来看，在第二个门限值之前，专业化的减贫效应显著高于相关多样化，这意味着对于距离技术前沿相对较远的地区而言，专业化具有更强的益贫性。
从多样化影响贫困发生率的门限表现来看，相关多样化同样表现出比不相关多样化更显著的减贫效果，对于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地区，相关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096，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而不相关多样化参数估计值为正值，且统计不显著，对研究假说5进行了验证，并再次确认了将总体多样化细分为相关多样性和不相关多样性的必要，以及基于三次产业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不尽恰当之处。
（4）控制变量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模型1至模型16均显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更强的减贫效果。本文对于投资、贸易和教育减贫效应的实证结果均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但本文却并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显著减贫效应，该结论与罗楚亮[22]等的研究不一致，他们的研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减贫效应。出现该种背离的可能原因为：本文的研究时间段为2004―2014年，研究时间段进行了大幅更新，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会因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就业吸纳能力等发生变化，既往研究也发现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趋于递减。更重要的是，本文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化，经济增长的低技能劳动力吸纳能力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和减贫效应的不同。为了验证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本文在表5中也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与基尼系数的关系，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1.79，相关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12，这表明既往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并非“水涨船高”的线性关系，存在减贫效应递减，甚至体现为负向减贫效应的可能。这也给政府通过产业发展政策的介入，以减贫统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修正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带来了理论依据。
5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5.1基于样本细分的稳健性检验
上文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性从经济密度和技术前沿距离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析，限于门限回归方法的局限性，本文无法在同一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两个门限变量，但忽略任何一个门限变量都会导致模型设定的偏误。为了规避该问题，本文根据经济密度和技术前沿距离的门限值对所有地区细分为四类，确保细分后的地区在经济密度和技术前沿距离上同质，从而限制因背景不同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分类结果见表3所示。
由于细分后的地区不再适用门限回归，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各类地区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目的是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由于第一类地区只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苏，且这些地区的农村贫困已经基本消除，故后续稳健性检验主要以后三类样本作为盯住对象。
从专业化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来看，样本细分之后，专业化的减贫效应依然体现为随着经济密度增大和技术改善而递减的特征。第四类样本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284，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而第三类和第二类样本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68和0.075，且统计不显著。
从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来看，相关多样化在经济密度更小和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也表现出了更显著的减贫效果。第四类样本相关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225，而第三类和第二类样本相关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23和0.014。从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减贫效应的比较来看，专业化在第四类和第三类样本中均体现出了更为显著的减贫效果。
由于后两类地区在“十三五”期间面临着更重的脱贫任务，因此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意味着后两类地区，尤其宁夏、云南、贵州、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八个省区，面临着通过产业结构修正经济增长益贫性的迫切压力。这些地区在产业政策选择上应以专业化作为主要导向，并通过构建行业关联，改善相关多样化水平。
5.2基于产业分解的稳健性检验
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虽然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进行了确认，也给出了不同地区更具减贫绩效的产业结构选择，但依然面临如何做的问题。虽然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可以根据本地比较优势以及凭借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但如何在多样化之下塑造相关多样化是政策层面面临的难点，也是上述实证结论在指导实践时的缺憾之处。为此，本文细分三次产业分析了不同产业相P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尝试回答何种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减贫的问题，从而为产业发展政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建议。本文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对第四类样本三次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更大，其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44和-0.337，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而第二产业相关多样化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减贫效果。这与既往研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减贫弹性更大的结论相类似，但本文的结论并不支持只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就能引致减贫的结论，对于经济密度小且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地区而言，首要目标是追求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其次在总是存在多样化的情况下，谋求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锦上添花”的减贫政策选择。即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改善专业化程度，次要矛盾是如何塑造更合宜的多样化产业结构问题。前文已经分析了专业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导向，表5的结论则对何种多样化更合宜给出了启示，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更具减贫绩效的多样化产业结构选择，在操作上可以基于各地区行业部门的投入产出，针对性设定打造对应多样化的产业政策策略。由此，本文的结论对既往认为应该偏重发展农业或服务业等某一种产业的结论进行了完善，三次产业的发展可以在减贫框架下发挥协同作用，而非割裂开来形成权衡替代，第二产业完全可以通过专业化程度改善发挥减贫绩效，而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则在相关多样性上体现贫困减缓。
5.3基于FGT困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上述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主要以贫困发生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但是由于贫困群体的禀赋、能力和机会也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所以产业结构对于贫困人口内部不同群体的减贫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表现。现有研究也表明减贫政策有盯住贫困线附近贫困人口的偏好。为了识别产业结构在不同贫困深度层面的异质减贫效应，本文进一步以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作为贫困的变量，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且为了检验产业结构对非贫困人口和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异质性，还在检验中使用了基尼系数作为了被解释变量，结合前述分析结论，本文重点对第四类样本专业化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这两个最重要产业结构变量的减贫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见表5模型36至41所示。
通过比较表4模型25与表5模型36、37的实证结果，分别将第四类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284、-0.093和-0.027，专业化虽然有效降低了第四类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但对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缓解作用较小，且统计不显著。比较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影响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参数估计值为正值。这意味着专业化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对贫困人口内部不同群体的减贫影响也是异质的，使用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专业化和第三产业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也为正值，这进一步表明专业化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没有体现出对深度贫困人口的益贫性。其原因在于深度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显著更低，参与专业化经济活动并获取回报的能力较差。该结论意味着盯住贫困减缓的产业发展政策，需要以深度贫困人口的经济机会和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为前提。
6结语与政策启示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理解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有助于贫困地区选择合宜的产业发展策略，但是现有文献往往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更有助有减贫，但该结论割裂了三次产业的发展关联，现实中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孤岛式”存在。同时，现有研究也未能就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异质表现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而是归咎于收入分配结构和劳动密集度，但这两者都是产业结构引致的结果，而非独立于产业结构的外生变量。本文从专业化、多样化的视角出发，首先讨论了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内在机制，然后基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门限回归方法，识别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并从细分样本、细分产业和细分贫困群体三个维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为：
（1）专业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具有为显著的动态异质表现，在研究时间段内，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并且专业化对于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体现出更为显著的减贫效应。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减贫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应基于本地比较优势和产业转移的契机，着力提升本地产业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证实，专业化的减贫效应会受市场对同质化产品的需求波动和产业锁定的负面影响。
（2）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减贫效果不同，并且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也应因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而异。对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比多样化的减贫表现更好，且相关多样化比不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细分产业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更益贫的多样化产业结构。该结论意味着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在总是存在多样化的情况下，谋求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更为合宜的产业选择。本文的证据对既往认为应该偏重发展农业或服务业等某一种产业的结论进行了完善，三次产业的发展可以在减贫框架下发挥协同作用，而非割裂开来形成权衡替代，第二产业完全可以通过专业化程度改善发挥减贫绩效，而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则在相关多样性上体现贫困减缓。
（3）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本文虽然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进行了相对全面的分析，但无可回避的问题是，无论是贫困还是产业结构都是复杂均衡的结果，从这一点上来说，本文在有限的研究范围内无法穷尽两者关联的所有可能和影响因素。为此，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可以从更为微观的角度来刻画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如针对某一特定地点，细分农产品的专业化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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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专业行业分析范文6
关键词：旅游专业化；经济增长；规模效应；边际产出递减
本文为海南大学三亚学院青年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YQN11-4）
中图分类号：F590.8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1月14日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旅游产品的消费已经不再可望而不可即。对于某些小国家或者岛屿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的地区，旅游往往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由于旅游行业的发展对一国或区域经济增长的深远影响，使旅游经济逐渐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与高新技术产业不同，旅游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劳动力密集型特征。因此，旅游部门的发展可以提高就业率、收入水平，进而推动地区经济的增长。
然而，要素的边际产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些证据表明旅游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又不是绝对的。综合考虑到旅游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规模效应以及在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呈现逐渐递减趋势时，传统的旅游导向成长假说是否仍旧成立，值得商榷。另外，即使旅游导向成长假说成立，旅游部门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否需要一定的门槛以及旅游行业的规模究竟多大才合适、怎样对总体经济发展最有利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实证分析设计
（一）模型设定。本文在Barro（1991）、Barro和Martin（2003）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变量旅游专业化水平（TS）对旅游导向成长假说进行验证并探索我国旅游专业化的适度规模。基于Barro的研究框架，我们将影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为状态变量，主要包括实物资本、劳动力等；一类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投资、政府消费、对外开放度等。由于要对旅游导向成长假说进行检验，讨论旅游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引入代表旅游专业化水平的变量TS。同时考虑到旅游产业的发展存在规模效应以及受到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制约，我们假定旅游专业化水平与人均GDP的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故引入另一个变量TS2，其为TS的平方。最终，模型的形式设定为：
gt=F（Kt-1，Lt-1，TSt-1，TS2t-1，Ct） （1）
其中：gt代表该年人均真实GDP的增长率；Kt-1代表该年年初的实物资本存量，我们用上年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表示；Lt-1表示年初的劳动力存量，我们取各地常住人口的自然对数；TSt-1表示该年年初的旅游专业化水平，我们用上年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表示；C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对于相关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参照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同时考虑我国旅游城市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仅仅考虑我国不同旅游城市间差异较大的投资水平、政府消费水平以及进出口水平作为控制变量，而忽略在国内通货膨胀、生育率、汇率等差异不大的因素。将以上控制变量代入上式，可得到待检验模型（2）：
gt=?琢Kt-1＋?茁Lt-1＋?姿TSt-1＋?浊TS2t-1＋?酌1INVESTt+?酌2GOVCt+?酌3TRADEt+?着t （2）
其中：INVESTt代表当年的投资水平；GOVCt代表当年政府消费水平；TRADEt代表当年的进出口水平；以上三个变量分别用其总量占GDPt的比重来表示，?着t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模型（2），我们可知旅游专业化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
当?坠2g/?坠TS2＝2?浊＜0，?浊＜0，?姿＞0时，旅游产业专业化的最优规模为：TS＝－?姿/2?浊，此时可使g最大；当?浊＞0，?姿＜0时，TS=－?姿/2?浊时g最小，TS取端点值时g最大。当?姿=0，?浊＜0，?坠g/?坠TS＜0时，旅游专业化程度越高时，降低其水平对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作用越明显。相反，?浊＞0，?坠g/?坠TS＞0时，提高旅游专业化程度可提高经济增长率。
另外，为了考察旅游行业的发展是否存在规模效应或者受到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制约，我们对式（3）进行检验以便了解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特点。
tgt=a+b・TSt-1+c・TS2t-1+?滋t （3）
其中，tgt为旅游收入增长率；?滋t为随机误差项。
（二）样本和数据描述。由于某些旅游城市样本数据的缺乏，本文在第一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选择了26个直辖市、副省市级以及部分地市级优秀旅游城市作为样本。按旅游专业化变化趋势来分分别为：旅游专业化水平上升的城市有济南、哈尔滨、长春、青岛、大连、无锡、黄山；旅游专业化水平基本不变的旅游城市有苏州、宁波、成都、桂林、南京、重庆、西安、武汉；而呈现出下降趋势的城市有中山、深圳、广州、杭州、海口、天津、上海、珠海、厦门、北京、三亚。
另外，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各旅游城市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该地区统计年鉴。数据涵盖了这26个优秀旅游城市2000～2009年的上述多项经济指标。INVESTt用当年该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表示；GOVCt用当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来表示；TRADEt为当年的进出口总额来表示。图1试图给出旅游专业化程度与各旅游城市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从2001年到2009年，我国绝大多数旅游城市的旅游专业化程度有向一定水平收敛的趋势，貌似符合我们的研究重点，也就是旅游业的发展存在一个适度规模的问题。（图1）
三、回归结果和分析
首先，我们根据26个旅游城市10年间旅游专业化程度变化的趋势将其分为三组并分别对上式（2）、（3）进行检验，以此论证旅游导向成长假说以及考察旅游行业的发展是否存在规模效应或者受到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制约。由于F检验和Hausman检验均拒绝原假设，我们选择对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并对上式进行似不相关回归。表1报告了模型（2）各种参数估计的结果。首先，结果表明在不同三组中解释变量Kt-1对gt具有显著影响，符号为负。该参数代表条件收敛速度，比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2%要稍高。当收敛速度约为2%时，需要用35年时间才能缩小一半差距。本文中旅游城市较高的收敛速度，说明旅游城市的发展速度较国内其他城市来说要快，尤其是那些旅游专业化水平呈上升趋势的城市，如济南、长春、青岛、大连、无锡、黄山等；其次，结果表明，不考虑旅游城市旅游专业化的变化类型，当年的全社会投资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只是下降组的影响程度较小点；再次，实证结果表明，只有旅游专业化水平呈现上升趋势的那些城市，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才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而旅游专业化水平呈现基本不变或者下降态势的地区，旅游专业化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这也论证了旅游导向成长假说是有先决条件的，并不是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就一定能够带来地区经济的增长。（表1）
其次，在上升组中，旅游产业的最优规模为TS，使得?坠g/?坠TS=0。从估计的参数来看，TS=18.38%。当TS＜18.38%时，?坠g/?坠TS＞0，旅游城市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坠2g/?坠TS2=-2.5806＜0，其带动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
总的来说，上一年的人均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影响，代表收敛速度，其绝对值越大，代表该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发展越快。另外，旅游专业化水平上升的旅游城市，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旅游行业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进出口的影响为负；基本不变组的经济增长动力完全来自于投资水平的高低；而下降组的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于投资水平以及进出口等。
对于旅游行业的发展是否存在规模效应或者受到一般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制约，我们采用普通的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方法来进行估计。由于固定效应模型的F检验以及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均被拒绝，我们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另外，考虑到回归方程式（3）中的误差项存在较为明显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表2报告了我们的检验结果。从三组情况来说，各自的参数都有相同的符号特征。在下降组中，旅游专业化水平与旅游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反向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这些旅游城市的旅游专业化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的原因。而在上升组以及基本不变组中，只有当该城市旅游专业化水平达到一定门槛TSthreshold，使得?坠g/?坠TS=b+2c・TS≥0，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才能带动该地区旅游收入增长率的增长。比如，在上升组中，这个门槛为43.04%；在基本不变组中，这个门槛为22.34%。当该旅游城市旅游专业化水平超过相应门槛规模TSthreshold时，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带动旅游收入增长率的增长。而在低于门槛规模TSthreshold时，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旅游收入的增长率。同时，除了下降组中TS2t-1系数不显著外，其他组中?坠2g/?坠TS2=2c＞0，这说明旅游收入增长率与旅游专业化水平之间是一种U型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旅游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规模效应，以及受到部分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支配。只是当旅游专业化水平较低时，旅游产业的发展主要受到要素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制约；而只有当旅游专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时，该行业才可能实现规模效应，并最终带动旅游收入的提高。所以，对于旅游城市来说，旅游行业规模效应的实现需要经历一段牺牲期。（表2）
四、结语
本文在Barro（1991）、Barro和Martin（2003）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变量旅游专业化水平对旅游导向成长假说进行验证并探索我国旅游专业化的适度规模，希望有助于加深对旅游导向成长假说的理解以及对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分析结果表明：
1、旅游导向成长假说成立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当旅游城市旅游专业化水平相对较低时，旅游专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能够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其贡献呈现递减的趋势。而对于旅游专业化水平相对过高的旅游城市来说，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控制旅游产业的发展更能够刺激地区经济的发展。
2、旅游行业发展过程中，其产业规模存在一个临界值，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专业化水平之间是一种U型关系。只有当旅游专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时，该行业才可实现规模效应，并最终带动旅游收入的提高。所以，旅游城市旅游行业规模效应的实现需要经历一段牺牲期。这要求地方政府在发展旅游业时宜戒骄戒躁，加大旅游行业的早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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