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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形势范文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一度被誉为坐着火箭在发展。三十多年的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发展成现在的第二世界经济体，GDP总量也是世界第二，中国人民也过上了相对比较幸福的生活。而这些成就都得益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现在实体经济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甚至是中国的未来。
一、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 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人民的正常生活需要l展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人的综合素质都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古往今来，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则是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有了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人民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所以说，人民的正常生活离不开实体经济。
2.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发展实体经济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日渐被认可，中国之所以能顺利度过金融危机，得益于实体经济的强大。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实体经济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制造业，但也只是减少了一部分订单，淘汰了一部分竞争力不强的中小企业。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实体经济才是其经济发展的主力，实体经济做强了才能有资本抗击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力。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制造大国。GDP总量世界第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所以，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必须靠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向前发展，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不断的提升，才能让国家的老百姓过上永久幸福稳定的生活。实体经济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二、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
1.企业家投身实体经济的精神状态不佳
企业家以最求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自20世界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倡导的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人们似乎忽视了第二产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体经济。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主张发展虚拟经济，也不是不主张发展第三产业。而是我们似乎在把握经济发展这个天平上有点偏重第三产业。虚拟经济的特点是周期短、赚钱快。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争先恐后的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金融行业、房地产行业、网络游戏行业等。于是，大量的实体企业开始跨入这些行业，用实体经济作为支撑，聚集大量的资金进入到这些所谓挣钱快的行业。资金挪用到这些行业后，则无暇去顾及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能很好的去研发实体经济产品。而一旦这些行业有点风吹草动，实体企业则会出现资金链的断裂，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
实体企业的荣誉感在减弱，导致企业家精神状态不佳。当然，在普通的劳苦大众身上也体现这个社会怪像，这点从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就可以提现出来。过去，我们的父辈的理想是长大当工人、科学家、老师。而如今，我们的理想变了，提起谁是工人好像就是穷人的带名字，且感觉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大家的理想变成了要做公务员，要做证券师、金融师，要去从事游戏开发，从事IT业。酷似这些名字听起来很高大上。于是严重打击了有能力的人进入到实体企业，实体企业的荣誉感不强，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2.实体经济经营成本大
首先，企业税负过重。社会保险、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贷款所承担的利息等等加一起压的企业基本无利可图。何况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其次，生产要素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不断的攀升，再加上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不堪重负。最后，企业融资困难，迫使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利息高，成本又增加许多。
3.实体经济缺乏创新，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
因企业家热衷于来钱快的行业，把大量资金抽离实体经济，导致实体企业缺乏资金的支撑，没有能力也没有激情去搞研发新产品。而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产品的需求发生了新的变化，企业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就出现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供需结构不匹配。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品短缺现象并存的问题异常的突出。
三、振兴实体经济的建议及对策
1.政府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激发其活力。
人的精气神很重要。这个精气神，落实在企业家队伍层面就是对创业创新创优始终充满激情，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激情能够调动企业家的创造力、主动性，能够推动企业家克服重重困难创业，能够在企业进入瓶颈期时帮助企业家冲破制约。越是困难时刻，就越要保持和振奋这种创业激情。遇到困难就患得患失，就想减产，就想减员，就想关门，不仅可能丢掉现有的市场，还会失去未来发展的根基。政府对实体经济扶持，提出一系列有利于实体企业发展的政策，会调动大家的创业创新的积极性，会极大的改善企业家的精神状态，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2.降低实体经济经营成本，重塑实体经济竞争优势
运营成本高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需要政府去支持。政府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建立健全合理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的降低实体经济经营成本。为企业减负减税，提出更加科学的社会保险缴存方式方法，调控原材料的供应，对其配套的相关行业做好科学的引导工作，以达到全面减轻实体企业负担的目标。加强银行对实体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拓宽其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开展涉及企业收费项目混乱的稽查活动，建立惩处机制和多种涉及企业收费项目繁多的维权机制。
3.加快新技术在企业中的运用，提升企业创新力度，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集体经济形势范文2
【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发展金融经济的前提就是要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金融经济的长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实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加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能够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综合水平，为了能够使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要注意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
(一)实体经济是金融经济发展的基础。货币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所以金融经济想要得到长期良好发展，想要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增加实体经济在市场上的份额。发展实体经济能够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具体体现都是通过实体经济来表现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会出现两者分离的现象，例如货币转轻和存差扩大。但是在解决问题时是不应该只是看到现象的，而是应该解决问题的本质，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经济。
(二)金融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运行有促进作用。金融经济是我国社会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环境下得到了不断的优化，在资源利用与支付结算两个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金融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能够将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合理分化，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经济发展状况来看，金融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金融经济本身的长期运行，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中就应该重视金融经济的发展，来加速国民经济的成长。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对策措施
(一)不断完善金融经济体系建设。金融经济当前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个环节当中都离不开对于金融经济的利用，因此就要利用金融经济的广泛性不断的吸引更多社会中的相关人士参与到其中，加强与他们的合作，进而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好互动。政府部门首先就是要积极增加对于金融经济的引导作用，支持社会各阶层的相关人士参与到金融经济当中，加强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协作。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中的各类产品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体系。在金融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对其进行积极指导，主动加入到完善金融体系建设的队伍，积极关注金融经济发展的实时动态，大力为金融机构的发展给予政策支持。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因地制宜，根据每个地区各自得的发展状况颁布一些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增加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加强金融经济风险的预防和管理，进而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加强对于金融机构监管的力度。不断完善金融经济体系与制度是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的基础，用金融制度来约束金融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目前，国民市场经济体系之下的金融体系制度尚未健全，这就会出现在金融交易当中的投机现象，并且还会有大量具有盲目性的金融交易，因此我们要加强对这些不良现象的整治力度，不断地建立更加健全的金融制度，从而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
(三)净化金融经济的交易环境。想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就需要为金融交易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一是要政府部门充分地发挥自身的职责，能够有效地对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人员实施有效的监管，是社会各界的相关人士都能够有意识的提高自身对市场环境的维护与重视。二是政府部门要能够减轻金融机构在运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与税收负担，金融机构也应该加强对于交易的监管力度，使其能够合法有效的进行。政府还可以颁布一些政策来促进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提高中小型金融机构的资金利用比率，增加中小型金融机构的股权数量，有利于加强中小型金融机构的经济实力，不断减小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三是要加强金融经济的信用市场环境建设，不断加强对于信用中介组织的建设，增加诚信金融机构的数量，进而促进金融行业的长期发展，为金融机构提供合适的发展环境。根据现在金融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的拓展金融经济活动的内容，使金融债券和金融资源都能够更好地融入到金融经济市场，并且能够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最后，想要推动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不断结合科学发展观，积极为金融行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外部环境。
(四)拓宽金融行业融资渠道。拓宽金融行业的融资渠道也是能够加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良好互动的有效方法。一方面就是要构建一定的联系机制，使经济管理部门能够准确的获取各类的信息通知，也能够及时调整金融产业的相关规划，不断的完善金融行业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还能够有利于及时的调整金融政策，及时帮助金融机构解决在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政府要积极参与到金融机构的招商引资过程中，要积极引用金融专家的意见或建议，不断清理金融服务行业的障碍，不断发展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积极的参加各类与金融相关的活动，不断调整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营观念并不断完善信贷政策，使社会各行业与金融机构能够进行有机结合，进而促进金融企业的正常运行，拓宽金融行业的融资渠道。
(五)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要想加强对于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的监管力度，就要不断完善金融体制机制。要不断加强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的相关规定的制定和管理。根据金融市场的相关政策要进一步引进民间资金，并不断加强对民间资金的监管，要禁止非法金融活动的出现，减少金融经济在金融市场发展的风险与安全隐患。要不断对金融体制机制进行创新与改革，不断完善金融制度。用改革推动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对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不断提高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效率与质量，减轻金融机构在市场环境中的发展压力。
三、结语
集体经济形势范文3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ivinTomer)预言: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和希望经济继续上升的人的压力将推动技术社会朝着未来体验生产的方向发展;服务业最终会超过制造业,体验生产又会超过服务业;某些行业的革命会扩展,使得它们的独家产品不是粗制滥造的商品,甚至也不是一般性的服务,而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体验”。体验工业可能会成为超工业化的支柱之一,甚至成为服务之后经济的基础。依据约瑟夫•派恩(B.JosephPineII)与詹姆斯•吉尔摩(JamesH.Gilmore)在美国《哈佛商业评论》指出:体验式经济时代已来临。从此“体验经济”的提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随着科技、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与欲望,消费者的消费型态也相应的受到了影响。经济提供物由货物、商品、服务转变为体验,经济形态的演变也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至体验经济。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每一次经济提供物的改变,都会导致经济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促使社会从一个经济时代进化到另一个经济时代。经济提供物的改变和经济时代的变迁,势必会影响到营销所关心的“相互满足的交换关系”。而交换关系一旦改变,营销的模式就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革。
服务经济到体验经济的演进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在西方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渐减少,作用日渐削弱,而各类新兴、门类繁多的服务部门蓬勃发展。服务部门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于50%,是对服务经济的一个公认判断标准。依据这一标准,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在服务经济中,服务代替商品变成了社会上的主要经济提供物。
进入21世纪后,体验经济开始慢慢显露出来。首先从宏观上看,体验经济是因为社会高度富裕、文明、发达而产生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先进企业对人们消费观念的引领和示范,都促进了服务经济到体验经济的演进。其次,从微观上看,体验经济的兴起是由于企业对产品及服务在质量、功能上已作的相当出色,以至于顾客对特色和利益已经淡化,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特色和利益”,即“体验”。服务逐渐向商品化方向发展,商品化逐渐抹杀产品和服务给人们带来的个性化、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当服务变得更加自动化与商品化后,体验就从服务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供顾客消费的提供物。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人的非理性内存外化的必然结果。
目前从美国到欧洲的整个发达社会经济,正以发达的服务经济为基础,并紧跟计算机信息时代,在逐步甚至大规模开展体验经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渴望得到体验,愈来愈多的企业精心设计、销售体验。体验经济从工业到农业、计算机业、因特网、旅游业、商业、服务业、餐饮业、娱乐业(影视、主题公园)等各行业都在上演着体验,尤其是娱乐业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经济领域。“体验经济”也将成为中国21世纪初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
服务经济与体验经济的区别
所谓体验经济,是指企业以服务为重心,以商品为素材,为消费者创造出值得回忆的感受。传统经济主要注重产品的功能强大、外型美观、价格优势,体验经济则是从生活与情境出发,塑造感官体验及思维认同,以此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改变消费行为,并为企业找到新的生存价值与空间。体验经济虽然产生于服务经济内部,但与服务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消费行为不同
服务经济时代在生产行为上强调分工及产品功能,消费行为则以服务为导向。当人们购买服务时,购买“一组按自己的要求实施的非物质形态的活动”。体验经济时代在生产行为上以提升服务为首,并以商品为道具,消费行为则追求感性与情境的诉求,创造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并注重与商品的互动。当人们购买一种体验时,“他是在花时间享受某一企业所提供的一系列值得记忆的事件(就像在戏剧演出中那样)使他身临其境”。它本身不是一种经济产出,不能完全以清点的方式来测量。
体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心理需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购买商品时不仅考虑商品的功能性价值,还更多地关注隐藏于商品中的象征意义和象征功能,偏好那些能够展示自己个性化形象,能与自我心理需求引起共鸣的感性商品。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关注获得的商品,还关注获得的地点和获得的方式。在体验经济时代,人们的消费行为将表现出如下特点:从消费结构看,情感需求的比重增加。从消费内容看,大众化的产品日渐失势,对个性化产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从价值目标看,消费者从注重产品本身转移到注重接受产品时的感受。从接受产品的方式看,消费者从被动接受厂商的诱导、拉动,发展到对产品外观要求个性化,进而对产品功能提出个性化的要求。
(二)顾客的角色不同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是卖方经济,所有的经济产出都停留在顾客之外,不与顾客发生关系。工业经济的定位是以生产者为中心,注重质量和价格。服务经济的定位是“生产者+消费者”,服务经济时代从生产方来理解和强调产品,“按需定制”中,消费者不是生产者,不参与企业价值的形成过程。服务在生产出来后其价值就固定下来。而体验经济的定位是完全以消费者为中心,从消费方来理解和强调产品,经济学家汪丁丁指出:“体验不再是消费与生产截然分开的,体验是消费的,同时又是生产的过程”。顾客参与企业价值的形成过程,体验本身就是目的,这是体验经济与服务经济的最大不同。此时企业的主要工作是为顾客的体验提供舞台,真正的体验要由顾客来实现。顾客可以在实现体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而使体验品产生更大的价值。
(三)满足的需要不同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满足的是一般的生存需要;服务经济满足的是发展的需要;体验经济满足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托夫勒进一步解释了从生存到发展到自我实现的历史和逻辑过程。他说:顾客一方面希望所生活的环境有一定程度的稳定、重复和熟悉程度,但是另一方面要求得到一些刺激和兴奋,他们希望有范围广泛的各种体验能感觉到。体验经济正是从市场需求角度强调了人的无限需求中的“体验”类需求开始转变为现实需求,从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自我实现需求,对顾客来说,就是快乐,对企业来说,就是成功。让用户快乐和成功,是工业经济的价格战和服务经济的服务战饱和后,价值链上移的主要战略空间。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随着消费型态的改变,已从过去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转变至“体验经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当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类的消费重点将从产品和服务向体验转移,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自然境界。
(四)功能不同
产品是有实体的,服务是无形的,而体验是难忘的。服务经济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如顾客通过维修服务,排除了故障。当顾客购买一种服务的时候,他实际上买的是为他度身定做的一系列无形的活动。体验经济没有解决顾客的任何问题,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东西,当顾客购买一种体验的时候,买的是时间和享受,顾客在这段时间里享受一系列值得回味的活动,认为它比有形的东西更值得珍视。体验经济与服务经济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体验经济是制造的经济。体验经济就是把这些系统地、产业化地“制造”出来。
(五)收费和定价不同
在实践中,体验与服务有时很难区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服务经济时代体验消费的提供者不对顾客的体验活动进行收费,而体验经济时代体验消费的提供者对顾客的体验活动进行收费。这种情况像给顾客提品和服务一样,如果企业只对产品收费,这属于工业经济的范畴;而如果企业既对产品收费,又对服务收费,就属于服务经济的范畴。同样,体验原先属于个人自己的事情,现在让别人为我们上演体验,并支付一定的费用。事实上,整个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将原先免费的东西进行付费的历史。
服务经济时代价格变动的程度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体验经济时代定价将主要取决于顾客获得的价值,而不取决于企业为设计体验所付出的成本,是与产品的实际理性价值相背离的。其价值是由体验者的心情、感受来决定,体验者认为花费那么多是值得的,消费者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非我莫属、不可转让、转瞬即逝。因此企业有比较柔性的定价权,定价的空间非常灵活。
(六)把握价值的方式不同
服务经济是用理性把握价值,体验经济是用直觉把握价值,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除了包含知识、智力、思考等理性因素以外,还包含感官、情感、情绪等感性因素。消费者在消费前、消费时、消费后的体验,才是研究消费者行为与企业品牌经营的关键。如果说服务经济可以用经济学来指导,那么体验经济甚至可以不用经济学,而是用美学指导。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只是使人们走入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必然经历从经济人理性向“行为”的转变。
(七)核心问题不同
工业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质量,服务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管理,体验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创新。创新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体验经济的经济提供物必须给顾客留下深刻和永久的记忆,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要有好的主题和创意。继标准化洗礼服务传递之后,创新将是体验竞争的焦点。因为,今天看似无法实现的服务,明天很快就会成为行业标准。更何况,即使是服务标准本身也需要用创新来增强它的活力,让创新推动体验走向完美。因此,在体验经济中,创新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唯有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八)解释理论不同
工业经济以泰勒、韦伯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解释;服务经济以梅奥等开辟的行为管理理论(又叫人际关系理论、社会人理论)来解释;体验经济的未来学源头在托夫勒,心理学源头在马斯洛,经济学源头在戴维•莱布森和穆拉伊纳丹,媒体源头在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哲学源头是“另类”的尼采哲学,尼采认为人的本质是未定型的,人类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本质,人类也应该好好地利用自己的未定型,塑造出更健康有力的人性。
经济形态演进带动营销模式的变革
在工业经济中,消费者完全是被动的接收者,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制造过程和进入市场的过程并不知晓,只能感受到结果物品的存在。而在服务经济中,消费者作为消费主体的主动性增强,逐渐能够感受到服务的过程,企业家们也逐渐照顾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体验经济时代,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得到肯定,真正的体验要靠顾客自己来实现,也就是说体验产业的产品体验是一个消费的过程,它的价值不是由厂家商家来提供确定而是由消费者自己来选择设计。所以,消费者能够感受到,在消费过程中自身的重要性和主观能动性以及作为主人的控制性都得到肯定;这样可以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意识从而促进消费。
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营销模式也发生了变革,经历了从“4Ps”到“4Cs”再到“6Es”的转变。
(一)从“4Ps”到“4Cs”的营销模式
工业经济时代的营销模式以杰罗姆•麦卡锡提出的“4Ps”营销组合为指导,专注于产品的特色与利益,把顾客当作理智的购买决策者,把顾客的决策看成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非常理性的分析、评价、最后决策购买。服务经济时代的“4Cs”营销组合策略是由美国营销专家劳特朋教授在1990年提出的,它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重新设定了市场营销组合的四个基本要素:即消费者(Consumer)、成本(Cost)、便利(Convenience)和沟通(Communication)。它重视顾客导向,以追求顾客满意为目标,这实际上是当今消费者在营销中越来越居主动地位的市场对企业的必然要求。在“4Cs”理念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关注市场和消费者,与顾客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和动态的关系。
(二)体验营销6Es
体验经济环境认定的顾客价值,是针对目标市场中每一位顾客的个别价值提出的。它要求在企业的经济运行中,使每一位顾客都能获得满意的价值,因此企业必须按照特定顾客的具体需求进行量身定制。这种量身定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个性化,量身定制是体验经济的必由之路,并统领着体验经济的运行。体验营销从消费者的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关联5个方面,重新定义、设计营销的思考方式,突破传统营销“理性消费者”的假设,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才是营销的关键。从重视产品的性能与质量转变为重视顾客的感性需求,从产品的制造者或服务的提供者转化为体验的策划者。因此,体验营销既是营销重点的转移,又是营销视角的转换;既是一种营销策略,又是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体验策略组合由以下要素构成:体验(Experience)、情境(Environment)、事件(Event)、侵入(Engaging)和印象(Effect)延展(Expand)。这六大要素的英文单词都是以“E”开头的,为简单起见将其称为“6Es”组合策略。
一是体验策略。体验经济的灵魂或主观思想核心是主题体验设计,根据消费者的兴趣、态度、嗜好、情绪、知识和教育,把商品作为“道具”,服务作为“舞台”,环境作为“布景”,创造一项顾客拥有美好的、值得记念的回忆,引发消费者在情感上的共鸣,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在体验经济中,应注重“市场营销+戏剧舞台”概念,“工作就是剧院”和“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舞台”的设计理念应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被广泛应用。主题体验设计现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设计行业,成功的主题体验设计必然能够有效地促进体验经济的发展。
二是情境策略。情境是企业为顾客创建的“表演舞台”,是体验产生的外部环境。它既可被设计成现实的场景,也可被设计成虚拟的世界。在情境策略的设计中,可以借鉴戏曲理论、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服务于体验策略。企业要关注消费情景,以创造体验吸引消费者,强调与消费者的沟通,并触动其内在的情感和情绪。
三是事件策略。这里的事件特指为顾客设定的一系列的表演程序。如果企业提供的体验零散且无法辨别,那将很难在顾客心目中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和定位,因此,企业必须对表演的过程进行特别的设计。事件策略根据表演的松散程度设立严格的或相对宽松的程序。在事件策略的设计中,要塑造完整的体验,不仅需要设计一层层的正面线索,还必需减除削弱、违反、转移主题的负面线索,考虑顾客相互之间的关系,协调他们之间的活动。
四是浸入策略。消费者比以前更愿意参与产品的设计,希望通过创造性消费来体现独特的个性和自身价值,获得更大的成就感、满足感。体验营销关注顾客的主动参与性,浸入策略是要通过营销手段使顾客真正浸入到企业所设计的事件中,要求在角色的设计中一定要使顾客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顾客只有真正地参与事件,其心理活动才真正地浸入到情境中,才会最终导致愿意付费的体验的产生。
五是印象策略。体验营销在向顾客让渡体验的同时,要注意顾客终生价值的问题,引入印象策略以提升企业的顾客资产。体验的难忘过程产生了印象,成为维持长期顾客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减,如不对其进行管理,顾客关系的长期保持将很难实现。
六是延展策略。企业将产品的研发拓展到相关领域中去,形成完整的价值链,顾客体验可以延展到企业的其他产品,延展到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并向他人进行传播,从而实现了顾客价值的最大化。
在“6Es”组合策略中,各个E之间联系密切,首先,体验策略是体验的设计过程,是情境策略、事件策略和浸入策略的前提和基础,其他策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体验策略的基本内涵和思想。其次,情境策略、浸入策略和事件策略是体验的实现过程,企业通过这三个策略的实施,完成体验的生产和让渡,同时顾客也完成了对体验的消费。最后,印象策略和延展策略是体验营销的管理过程,它建立在前面策略的结果上,力求保持长期的顾客关系,提升企业的顾客资产。
集体经济形势范文4
党的十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再翻一番的宏伟目标。而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基础的实体经济，既是国家的命脉和根基，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发挥实体经济的应有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在2012年12月9日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强调指出：“实体经济既需要回归，更需要转型升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国实体经济在不断的升级与发展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发展方式的粗放性、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导致的产能过剩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地阻碍了实体经济的跨越发展。要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必须从实体经济自身寻找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为此，邵宁提出了五大举措：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不断促进产业升级
“推动产业向高端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环节。”邵宁认为，要实现这一跃升，一方面要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围绕节能降耗、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创新研发设计、改造工艺流程、产品质量，创造知名品牌，把附加值高的产品提高到新的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抓住经济危机中的机遇，加大在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突破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抢占未来竞争的先机。谁能首先抢占产业制高点，谁就具有了市场话语权、行动先行权、规则制订权、竞争主动权。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努力提升产业集中度
优良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是产业有效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我国不少产业存在市场布局散乱差、产业集中度不高、盲目扩张、投资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必须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多种形式，整合产业链条，形成一批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企业。”邵宁明确指出，大企业是行业的龙头和系统集成商，是产业调整的领头羊，通过推进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协作，将大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中小企业，带动产业链乃至全行业经济素质不断提高；同时，努力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次和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大力加强自主创新 持续提升发展动力
模仿与学习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科学技术领域一直沿用的基本方式，因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技术差距很大，只能靠在模仿中学习，在学习中追赶，这从某种意义上制约了我国的创新意愿与潜力。如今，我国的不少产业已经走过了粗放式的发展阶段，如果再依靠模仿和西方技术转让就不再具有后发优势。因此，自主创新摆到了各行各业的面前。中国的实体经济要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从而实现从技术跟踪者、竞争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发展。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邵宁分析道：“我们可能不缺资金、可能不缺人才，关键是要寻找创新的动力，形成一套完善的体制机制，营造努力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工艺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只有这些创新的要素完美地结合，才能够做到科研价值和商业价值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只有按照市场化原则，建立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家和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我国的创新成果才会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开花。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提升国际化运营能力
我国打开国门，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带动设备出口、劳动力输出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不得不看到，我国开展国际化经营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对国际市场还缺乏深度的认知和全面把握，国际化运营能力还欠缺水平，整合全球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体系仍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不少发达国家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困难，实施境外投资并购，开展大规模的国际化经营，对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加大“走出去”步伐力度，通过并购联合等方式，努力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知名品牌、研发人才和能源资源，增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能力。
“扩大对外投资，将国内部分技术成熟、国际市场需要大的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向境外延伸，扩大国外工程承包，带动国内设备产品出口和劳务输出，有效发挥和提升现有的生产能力。”为企业“走出去”支招儿，邵宁独具慧眼。
“走出去”的背后免不了有风险，为了防范不测，邵宁特别强调：“要建立适应国际化经营企业组织结构，完善境外投资的决策制度，强化企业风险管理，提升国际化经营的能力和水平。”当然，在“走出去”中要站稳脚跟，也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诚信经营，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保护好当地的环境，保护好员工的权利，积极参与所在国的公益事业，用好国际组织的舞台，努力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邵宁的告诫尤其中肯管用。
——不断强化企业管理 努力增强发展内功
集体经济形势范文5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
中图分类号：F821 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5-030-05
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控制风险，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危机转嫁，货币错配，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这引起了更多人对美元地位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变局的思考。
一、危机发生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1976年的牙买加会议以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牙买加体系时代，牙买加体系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无统一的汇率制度，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实质是国际放任自由制度，因而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本位已经与实物价值完全脱钩，多种强势国家的信用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等充当世界货币的角色。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分析因而认为牙买加体系是崭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但在牙买加体系时代，资本流动频繁、数额巨大，主要货币的相对汇率易变并且波幅较大，尤其是美元依然具有在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比重达到2／3左右，超过九成以上的外汇交易与美元有关，全球贸易出口的一半以上也以美元来计价。此外，所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也是以美元计价，在当前的国际石油交易中，美元更是垄断了计价货币的地位。在美元本位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位于体系的中心，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以中东国家为代表的资源输出国位于体系的。国家实行出口导向和鼓励FDI流入的增长模式，对外汇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并施加某些管制，积累储备，鼓励对中心国家的出口。与此同时，东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大部分外汇储备又以投资于美国金融资产的形式回流美国，压低了美国金融市场利率，进而拉动美国国内需求，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同时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获得国家稳定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同时对国家的FDI又让美国公司获取大量超额利润，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得以继续。失衡主要表现为日益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一极是美国经济项目逆差和财政的严重双赤字：另一极是资源性输出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经常项目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的不断扩大和外汇储备的累积。
对于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能否维持，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观点以Dooley，Folkerts-Landau和Gerber(以下简称DFG)的“复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最为典型。DFG(2003)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质是“复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Tne RevIved BrettonWoods System，以下简称BW 11)。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随着亚洲国家和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他们逐渐取代欧洲，日本成为新的“”，前苏联、东欧一些转轨国家也相继成为“”，美国的中心地位则保持不变。DFG将亚洲地区称之为贸易账户地区，将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拉美称之为资本账户地区。作为的贸易账户地区首要的政策目标是构建国内资本存量，实现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即使美国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导致美元贬值的风险不断积累，国家依然将持续为美国提供融资以促进本国出口。最初，DFG(2004)认为BW II能够继续存在很长时间(“an era”，约20年)，并预期在20年内不会消亡，直到中国城市工业经济将剩余劳动力基本吸收。他们甚至认为，“即使(中国)这一劳动力储备不复存在，印度也将以其庞大的劳动力供应成为‘’”。后来DolIey和Garber(2004)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美元最终将不得不贬值以阻止外债无限积累，但认为调整会在若干年后以软着陆的方式进行。Garber认为，新体系将再持续八年的时间。DFG坚持认为BW II将至少在中期存续的最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目前的制度安排使“中心”和“”双方受益。
另一派学者则对BW II中所谓的“中心”和“”双方维系这种安排的种种努力能否持续提出了质疑。如Eichengreen(2004)认为，在新体系下，单个国家的利益不会服从于整体的利益，即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行动集团。因此即使存在新体系，这个新体系也不会持续太久。Roubini和Setser(2005)预测，如果没有政策和结构调整，2008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将占GDP的8％，净外债余额将占GDP的50％，亚洲央行的外汇储备将从2.4万亿美元攀升至5.2万亿美元。亚洲央行不愿意也无能力消化增加的储备，一旦它们不能按比现在更高的速度增持美元储备，BW II便会崩溃。Rajan(2005)认为：“尽管外国官方机构在增加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但目前持有美国资产的主体仍然是私人――而非中央银行……一旦私人投资者认为美国贸易赤字难以解决而不愿再向其融资，则美元存在暴跌的可能”。Dullien(2005)认为如果东亚经济体将美元资产转化为欧元资产，则钉住制难以维持。Roubini和Setser这样的悲观主义者预计BWII会在两三年内崩溃，多数学者认为BW II不会在短期崩溃但风险很高。
综上所述，质疑BW II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BW II非常脆弱，单方面外汇干预、抛弃美元资产，各国资产多样化，美元大幅贬值、实际利率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油价上涨，地缘政治等任何因素都将造成BW II崩溃(Dooly，2008)。因而大多数学者们认为BW II即使在近期可能运转良好，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中长期内，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不可能以目前的速度增长下去，东亚各国(地区)也不会愿意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增加美元资产的持有量。
二、全球经济危机对同际货币体系产生的冲击
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前，BW II就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质疑。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深化更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BW II能否继续维持的担忧。
从中心国美国来看，首先是美元本位前途叵测。金融危机以来，美元曾出现过大幅贬值情况。美元指数从2006年9月的86一路降至2008年8月的73。美元不断贬值，造成石油、黄金价格大涨，欧元，澳元等货币也出现较大升幅。然而随着次贷危机开始蔓延到其他经济体，演变为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欧洲、亚洲等地区经济衰退势头超过美国，出口大幅下降和经济
收缩取代通胀和流动性成为人们的担忧，全球资金重新寻找美元作为避风港，欧元、澳元、英镑等货币转而贬值，美元再次升值，美元指数重回2006年9月水平。美元的再一次走强说明美元的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地位还没有改变。但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实施的极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负面冲击。无论是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纾困计划(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TARP)、奥巴马政府的8000多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还是美联储的各种创新信贷机制，最终都将埋下美元汇率大幅贬值的种子。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即使不包括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2009财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1.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8％。美国如何为巨额救市成本融资，一直是全球投资者关注的问题。美国政府救市的资金来源不外乎三种途径增加税收、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债由美联储来购买、财政部发行国债由其他国家央行来购买。增加税收在目前情形下是根本行不通的，在消费低迷，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增加税费收入，不仅可能加重企业的负担，加快企业的倒闭速度，也会严重削弱民众的购买力。布什政府的7000亿救市方案还不得不附加了15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才最终获得国会投票通过，奥巴马新方案更是加大了在减税方面的投入，据称修订方案总额的42％要用于减税：第二个途径，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债，由美联储来购买，这种方式相当于美国政府通过印刷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来为危机买单，这将造成美国国内的严重通货膨胀以及美元大幅贬值，这对于维持美国宏观经济稳定以及美元霸权都是相当不利的。三是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债，由其他国家央行来购买，这会导致几个问题首先，增发国债将降低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使已经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受损。其次，与加印钞票一样，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另外，发行国债可能使那些更需要资金的地方，因失血更受资金短缺的困扰。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增发国债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融资方式。2007年美国国债的净发行额为5490亿美元，2008年猛增至1.47万亿美元。但发行国债不是没有代价的。一旦新增国债供给量(占存量国债约20％)超过市场需求量，则新增国债的收益率将会显著上升，导致存量国债市场价值显著下跌，这就可能引发外国投资者减持美国国债，使美国陷入融资困境。如果第三种方式行不通，美国政府可能再选择第二种方式。而一旦美国政府走上印刷钞票、制造通胀与美元贬值的道路，则全球货币体系将面临新一轮的源自中心国家的通货膨胀狂潮，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将遭受严重的资产损失。全球货币体系将迎来新的动荡局面，美元本位制则面临突然解体的危险。
从国家来看，危机使国陷入困境。DFG认为要使8W II能够维持，国家必须保持持续的出口增长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一旦国家出口下降，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用以购买美国国债，BW II就可能会崩溃。相对于其他地区，亚洲似乎具有先天优势来度过这次难关巨大的官方储备，有不断改进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健康的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健全的银行体系作为缓冲。然而，由于亚洲与全球其他地区紧密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亚洲经济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陷入严重的衰退。
首先，美国的经济衰退导致美国进口需求下降，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行业构成冲击。随着美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下跌，以及商业银行对贷款审核标准的加强，美国居民已经很难维持举债消费，直接减少美国本国的进口。美国经济下滑还通过影响全球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而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进口。对于东亚出口导向经济体而言，其宏观经济增长受到显著拖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2008年11月出口跳水27％，第四季度出口较上季度下降了13.9％，日本的出口急剧下滑在亚洲“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国接连爆出比最坏的预想还要低迷的数据。泰国11月出口额下降19％，创17年来最低水平。印度的汽车零件出口也跌至20余年来的谷底。中国11月份出口下降2.2％，是近7年来的首次出口下降。亚洲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也正大幅下降。台湾地区和韩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分别较夏季的峰值下降了44％和37％。出口的下降拖累了各国的经济增长。日本2008年第四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季降33％，名义GDP较上季度下降1.7％，经济降幅创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国第四季度增长仅为6.8％，创7年来最低水平。韩国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跌，与前一季度相比萎缩了5，6％，是十年来首次呈现季度萎缩的一个季度。全年的GDP增长了2.5％，为1998年以来的最差记录。台湾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为-8.36％，为历史上最大单季衰退幅度，全年经济增长率接近零，为0.12％。新加坡去年第四季度的GDP增长率较上季度下滑了16.9％，是该国自1976年以来最差的一个季度。2009年以来，各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仍没有好转的迹象。
其次，经济危机造成全球流动性收缩，国家外汇储备规模骤降。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和印度)，使这些国家面临经济过热、市场泡沫、通货膨胀风险，IMF将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净流入修正到6800亿元，是历史纪录2005年的两倍还多。但进入2008年8月份，受全球信贷紧缩的影响，资本流入的势头逐渐转向，尤其是10月份骤然降温，出现大量的资本逃离。与此同时，美元在2008年7月份开始强劲升值，这种升值吹响了美元资本回流的号角，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条件更为苛刻，导致发展中国家外部融资吃紧。据IMF数据，2008年，亚洲新兴私人外部融资(债券，股票和贷款保险)直线下降，第三季度只有1 370亿美元，而2007年同期该数值为2110亿美元。根据野村证券的统计，2008年初至11月，外资出售了约630亿美元除日本外的亚洲股票，其中卖出330亿美元韩国股票，约120亿美元的印度股票。投资组合资金的外流大大削弱了一些国家的货币支付能力。一些2008年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印度，韩国，新西兰和越南。其货币有效汇率经历了大幅贬值，与此同时，诸如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经常账户盈余国家的货币大幅升值。面对资本外流的状况，一些国家大量干预市场以坚挺其本国货币，由此导致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大量损失。10月份，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外汇储备总共“缩水”约1190亿美元，其中印度的减少数额最大，韩国10月份外汇储备则创有史以来最大单月跌幅，连续第七个月减少，创近三年最低点。此外，印度尼西亚外汇储备“缩水”10.5％，新加坡减少3.9％，中国香港的降幅则为3.5％。
但奇怪的是，虽然各国的外汇储备在缩减，但各国依然在迅速积累美国国债。以中国为例，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10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6529亿美元，继9月超过日本后，继续保持美国国债的第一
大持有者地位。各国对美国国债的热捧支撑了美元的中心地位，使美国金融市场依然能保持较低的利率，这说明经济危机导致美元本位制全面崩溃的可能性很低，因此DFG(2008)认为这种复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2008年起将至少再持续5年以上。究其原因，这次突袭而来的次贷危机是以一种不同于上述经济学家所警告的形式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冲击，虽然市场参与者对美国金融市场以及美国金融产品丧失了信心，但并未对美元汇率失去信心，危机虽然使美国这个中心国家的经济受到了重创，但危机对欧元区，英国日本的冲击却更大，甚至失去和美国竞争的能力。也就是说，现在已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能够取代美元，更不用说有哪个国家的需求能够取代美国的需求。因此，很难期望国际货币体系在危机结束后能够发生重大变化，甚至美元作为中心货币的地位被削弱的过程都可能是非常缓慢的。
三、国际货币体系展望
虽然美元本位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但从长期来看，美元作为中心货币的地位将被逐渐削弱，但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将首先是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为条件的，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方面看，为了避免爆发金融风险，他们也没有动力大幅调整汇率以恢复全球经济平衡。而且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和用“对称解”的办法解决n-1问题，形成比较均衡的国际收支调节责任承担机制，需要国家间的对话、协调和合作，在国家林立的世界，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国家和超国家行动，从来就是困难的，脆弱的。因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具有长期性，且充满摩擦和矛盾。
集体经济形势范文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