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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范文1
论文摘要：依据茂名联通基站的实际情况，结合各大运营商的移动通信基站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何确保基站内的设备运行安全及防盗等问题。针对该问题设计出一套从根本上提高动力设备维护水平和效率，达到监控智能化的目的的系统，并对该系统进行需求分析和设计。
l概述
随着我国移动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各大运营商的移动通信基站的数量日益增加，身处城乡结合部或偏远山区的移动通信基站因常年无人值守成为盗窃分子的光顾目标，基站的各种附属设备如蓄电池、铁塔角钢、空调外机、铜地线(排)、馈线等设备也成了盗贼的主要偷窃目标。目前，如何确保基站内的设备运行安全及防盗，已成为基站维护的首要难题。
2目前基站的现状
目前，茂名联通基站环境监控设备仍为老式的环控箱接人监控，通过采集模拟量输入到基站主设备上，从而完成上报，且只能上报简单的停电、开门、高温、积水和烟雾等告警，无法远程测量和调整参数。另外，环控箱的告警上报依赖于主设备的运行，一旦bts断站，其便无法工作。为缓解日益紧张的人员及维护工作的压力，从根本上提高动力设备维护水平和效率，达到监控智能化的目的，建设一套高水平的基站动力设备及环境集中监控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3需求分析和设计思路
对茂名联通新建的动力环境集中监控系统，除了要达到基本的监控目的以外，更重要的是实现智能化监控要求。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交、直流动力系统。监控对象包括：配电箱、开关电源、蓄电池等。监控范围包括：市电输入三相电压、三相电流、功率因数、频率、有功功率、电度、整流模块单体输出电流、总负载电流、蓄电池充电电流、市电状态(市电有／无，缺相，欠压／过压)、蓄电池组总电压、每组蓄电池充、放电电压等。通过对动力系统实时不间断的监控，了解每个基站电源输入输出、整流模块设备的运行情况，对电源设备出现的问题和故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和处理；蓄电池是整个直流供电系统的后备电源，我们通过监控，对蓄电池组总电压以及每组电池充、放电电压进行统计和分析，对有问题的电池及时进行更换，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2)空调、环境系统。监控内容包括：机房智能空调系统、基站分体空调(开关机、工作状态指示、空调工作电流)、温度、湿度、水浸地湿、娴雾告警以及动态图像等。保证设备运行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
(3)门禁系统。监控内容包括：远程开门、修改门禁内部的各种工作和控制参数、授权、删除用户、用户的准进时段管理，以及各种报警记录、进、出门记录、刷卡、出门按钮开门事件、门禁内部参数被修改的记录等。
4拓扑结构
茂名联通基站动力环境集中监控系统采用逐级汇接的结构，由省公司监控中心(psc)、地市公司监控中心(sc)、监控单元(su)和监控模块(sm)构成，采用监控中心(sc)与监控单元(su)直联的方式。具体结构如下：
省监控中心(psc)主要对地市监控中心(sc)进行监督、维护管理。监控中心配有数据库服务器，各地市监控中心(sc)的数据直接上传省监控中心。
茂名监控中心(sc)主要对本地区的各个监控单元(su)进行管理，是本区域监控系统的管理中心，完成全网的监控信息的统计分析及处理，并对远端监控设备进行遥测、遥调，对监控对象(机房设备、环境、图像)进行管理，同时，还具有强大的门禁管理功能。所有的监控中心均可以通过d接口与广东联通综合网管系统相连。
监控单元(su)是集数据采集、处理、存储、传输为一体的智能化模块化单元，能够完成一个独立的物理通信基站内所有监控模块(sm)的管理工作，并将采集的数据集中通过1条2m电路上传到监控中心(sc)。
监控模块(sm)是面向具体的监控对象，具有完成数据采集和必要控制的功能。按照监控对象类型的不同，可分为：防盗、积水、电源管理、空调管理等模块。
5参考规范
(1)中国联通集团公司2009年3月《中国联通移动网基站动力及环境集中监控系统总体技术要求》；(2)《通信电源和空调集中监控系统技术要求》(xdn023—96)；(3)《通信局(站)电源系统总技术要求》(yd／t1051—2000)；(4)《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设计规范》(yd／t5027—2005)；(5)《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工程验收规范》(yd／t5058—2005)；(6)《通信开关电源系统监控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yd／ti104—2001)；(7)《通信局(站)电源、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系统技术规范》(gf006—2000)。
6具体功能和意义
(1)实时监控告警。无论基站距离远近，一旦设备产生告警都能在数秒内将告警信息上报至监控中心。值班人员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告警并做通知相关专业人员进行处理。例如深夜情况下基站上报防盗告警，这时值班人员可以通过转动摄像头观察站内环境，从而判断是否有盗贼入侵，并及时通知代维和l1o前往。
(2)数据采集分析。本监控系统能够对设备数据进行24小时连续记录，能真实可靠地反映设备的运行情况。这些数据是设备障碍分析的得力工具。比如在蓄电池维护方而。密封式阀控电池对均浮充电压和温度条件要求较高。通过监控系统就可以随时查看电池电压和环境温度，省去了大量的现场测量工作。通过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还可以从中判断哪些基站的电池单体存在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
(3)加强维护管理。本监控系统彻底改变了旧的电源、空调等设备的维护模式。以前的维护方式是等设备出现问题后进行应急抢修，现在可以运营商可以真正掌握所有电源、空调设备24小时的运行状况，实现有的放矢的主动维护，真正做到设备的预检预修。这种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维护的被动局面，对设备的故障告警可以实现派单式的闭环流程管理。
(4)降低维护成本。本监控系统能大大提高维护质量，降低运营成本，给公司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真正实现了移动通信基站的无人值守。以日常维护的基站巡检为例，现在可以在监控中心对设备进行实时巡检，减少了无谓的维护支出。基站实行设备代维之后，还可通过监控系统对代维厂家进行考核，从而提高维护管理质量。
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范文2
关键词 环境检测 环境治理 促进性
一、前言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行业能源消耗大大增加，工业废渣、废水、废气排放量随之变大，导致环境问题愈发严重。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环境长期遭到严重破坏，不仅会带来诸多问题，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后人的生存堪忧。在我国大力倡导生态文明背景之下，通过环境检测实施环境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二、环境治理中环境检测的必要性
温室效应、酸雨、土地荒漠化、水域富营养化、泥石流等现象都是由环境污染所导致的，而环境污染则与人类活动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对环境污染情况进行检测变得越来越重要。环境检测，是指以科学技术为依托，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运用生物学科、环境学科、地质学科、化学学科等多种学科知识与常识，对环境中是否含有有害物质进行检测的一个过程。[1]检测的对象包括水质、土质、气体、声音等各种介质，通过取样、实验、计算得出被检测对象污染物的组成成分及各种污染物质的比例。根据检测结果所得数据资料科学性分析、定性定量分析，实现对环境当前破坏程度的准确评估，并为治理对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数据支撑。实际上，在环境治理中，很多地方都需要依靠环境检测，也必须进行环境检测。因为只有通过环境检测才能了解污染物的成分及比例，进而才能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才能保证环境治理达到较好的治理效果，最终实现环境保护目的。因而，环境检测在环境治理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对环境治理、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环境检测在环境治理中的促进性作用
（一）促进治理设备科学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一个时生了实质性的变革，将传统以人工为主的生产运作模式转变为以科技、先进设备运作为主的生产模式，将21世纪发展成为科技时代，高新技术时代。在这一时代中，环境检测设备作为高新技术产品，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不断向着科学化、现代化、高效化方向发展，不断促进环境治理设备趋于科学化，大大提高了环境治理工作的科学化与高效化。[2]环境检测依托于各种检测技术与相关实验器材，为了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检测行为规范性，提高检测数据精度，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不断对环境检测与治理设备进行改良创新，在继承传统设备优势基础上积极研发新的功能，克服传统设备局限。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与悉心钻研，环境检测与环境治理设备的科学化水平取得了实质性提高，为环境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促进检测系统智能化
环境检测系统是环境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是所有环境治理设备正常稳定工作的保障，环境检测系统性能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检测效率与检测精度。近几年，我国在环境检测方面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在科研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基本形成了一套标准规范的环境检测系统。可以实现对环境治理设备的实时监控与实时检测，实现对设备的智能化操作与控制，提升系统智能化水平。[3]而环境检测系统的形成与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和环境治理工作效率的提高，都得益于环境检测工作的开展与进行。
（三）为环境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与治理方案的制定，需要有真实、可靠、有效的数据做支撑和引导。这样才能避免治理工作开展的盲目性和低效性，切实提高环境治理工作效率与治理决策的科学性。而环境检测通过对环境中各种对象污染物的检测，可以为环境治理方案制定与治理计划提供决策依据，提供所需数据支持。[4]环境检测与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性工作，当前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需要以历史检测数据和治理方法、治理成果为基础，通过分析、对比历史数据与新生数据，了解环境污染变化趋势、污染物及其比例变化情况与污染程度，从而依据这一变化情况对环境污染进行预测评估，制定长期有效的环境治理对策，为环境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信息。
（四）为环境治理提供技术支持
环境治理工作离不开技术的投入与使用，只有依靠科学技术环境治理工作才能达到较好的治理效果，才有可能实现环境保护。而以开展技术性检测为核心的环境检测，无疑可以为环境治理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如监测技术、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等。[5]这些技术在环境治理中，在为环境治理决策提供所需信息的同时，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为环境治理决策有效性、实用性的提高和检测精度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环境检测在环境治理中所起到了巨大的促进性作用。
四、结语
当前，环境的严峻形势与继续恶化趋势，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经济质量的提升，使得环境治理工作日益紧迫，治理任务日益繁重。为降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充分做好环境检测工作，推动环境检测促进性作用全面发挥，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为上海申丰地质新技术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徐海妹.环境检测对环境治理的促进性探究[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6（14）：177.
[2] 程仁福，刘光辉.环境监测对环境治理的促进性思考[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5（03）：144-145.
[3] 庄小青.环境监测对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分析[J].低碳世界，2014（11）：5-6.
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范文3
关键词：环境监测;环境治理;促进性
环境监测是通过对影响环境质量的物质因素进行代表值测定，推导确定环境质量及其污染变化趋势。环境监测是环境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帮助人们了解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程度的重要手段，对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环境监测内容、类别和目的
1.1环境监测内容
环境监测一般包括现场调查、设计监测计划、优化布点、采集样品、运输/保存样品、分析测试、数据处理和综合评价等过程。环境监测的对象主要包括监测各种反应环境质量变化的自然因素、各种人类活动与环境有影响的人为因素，以及对环境造成污染危害的各种成分。具体来说，环境监测的内容主要包括：水、污水的监测；大气和废气的监测、噪声监测、土壤污染监测、固体废物监测、生物污染监测和放射性污染监测。除此之外，环境监测还包括振动、电磁辐射、热、光和卫生监测等内容。
1.2环境监测分类
（1）监视性监测。对各环境要素进行定期的经常性监测（常规监测或例行监测），监视性监测是监测站的第一位主体工作。监视性监测包括对各种污染源的监测和检测，既要监测污染物含量，也要监测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污染程度等。监视性监测是及时了解当前环境主要情况的重要手段。（2）特定目的监测。多发生意外的高浓度警报时，便于及时掌握污染造成危害之前采取的预防性监测措施，确定紧急情况下污染程度和波及范围，属特例监测或应急监测范畴，按监测目的不同，可以分为污染事故、纠纷仲裁、考核验证和咨询服务监测四类。（3）研究性监测。即科研监测，属于高层次、高水平、技术比较复杂的一种监测类型，通常需要多个部门、学科共同参与完成。研究性监测主要是研究污染物或新污染物自污染源排出后，其迁移变化趋势和规律，以及污染物对人体或生物体的危害及影响程度。
1.3环境监测目的
环境监测目的包括：评价环境质量、预测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监视环境管理的效果以及对环境综合防治对策等。通过环境监测获得的数据评价环境质量现状，帮助判别环境质量与国家相关的质量标准是否一致，了解各种污染物分布情况，并预测污染物的扩散趋势，以便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为环境治理工作提供充足且科学的理论依据，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评议、咨询和考核验证为目的的环境监测重点是要做好相关资料收集，记录环境监测数据，制定相应的环保措施。其中，考核验证类监测还需要作出是否符合环境标准的评价，事故类监测则需要对污染区域进行现场观察，确定污染源、影响范围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2环境监测对环境治理的促进性作用
环境监测是环境治理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也是环境治理措施制定是否科学的关键，做好环境监测对于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2.1使环境治理基础工作更扎实
环境治理的具体方案的制定依据的是环境监测的结果。针对环境监测得出的环境质量现状作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措施安排。例如，环境监测发现周边环境状况较好，所需治理的措施和投入的力度就会相对小。反之，环境监测发现区域环境质量污染程度较为严重的，后期就要有针对性地加大环境治理措施。此外，环境监测工作质量也会影响环境治理措施的出台，是环境治理措施的基础性工作。通过详细的背景调查、采样布点、样品采集、样品分析以及数据处理等每个环节，提升环境监测数据的“五性”，从而作出对区域环境质量状况作出准确、科学的评价和判断，了解并预测各污染物类型、浓度和发展趋势，从而为从源头做好环境治理奠定扎实基础。
2.2使环境治理措施更有针对性
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噪声等多个领域，不同领域的污染物类型区别较大，通过环境监测能够帮助人们及时了解环境污染物类型、污染物浓度以及污染趋势。在开展环境污染物治理时能够帮助人们采取相应措施选择污染物危害大、污染物出现频繁的作为重点整治对象，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重点投放至重要污染物的治理上，提高污染物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同区域的环境污染因素差异性较大，根据区域环境污染现状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监测，并为区域环境污染物的类别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因此，环境监测工作能够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更为明确的目标措施，抓住环境治理的核心问题，能够作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促进环境治理效果。
2.3环境监测与环境治理相互促进
环境污染的多样性、复杂性对于环境监测工作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要求环境监测技术不断的改进、环境监测人员的专业水平不断的提升，环境监测的内容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让环境监测工作为环境保护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数据支撑，使环境监测自身工作也更具针对性。环境监测检验治理方案的有效性、合理性，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治理方案环境监测和治理互相依存、互相配合并相互促进[1]，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此外，环境监测的长期开展，能够检验后期环境治理措施是否科学合理，污染物是否得到控制和降低，对未来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结语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发展的一大瓶颈性问题。要积极发挥环境监测站环境治理中的促进作用，根据环境监测的内容和不同类别，认真做好环境监测工作，为环境治理措施的制定和出台提供可以参考的现实依据[2]，不断促进环境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刘华，陈勇.环境监测与环境治理间的关系[J]绿色科技，2015（3）：233-234.
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范文4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府质量；市场化程度；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12-0045-08
当下中国环境形势日趋严峻和环境风险积聚增长，探寻有效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成为解决当下中国环境问题症结的关键“药方”[1]。国外的理论研究已经指出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中能够“担当大任”，事实上，由社会资本所驱动的社区治理、民间治理等自发式环境集体行动在国外早已盛行，并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相应的环境集体行动数量少、规模小、影响微乎其微，反倒是一系列的环境倒逼了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和模式。进一步来看，近年来各地区环境群体性抗议事件成急剧增长态势，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有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催生了政府逐步的改善环境治理方式，有效的提升了环境治理绩效；而有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逐渐的演变成冲突性，在威胁社会稳定的同时，反而并没有及时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那么，这背后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资本到底有多少、是否能够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环境治理，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本文以中国日趋加剧和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视角，探讨中国语境下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到环境治理的
，提出并验证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说，并提出以社会资本机制促进环境治理的相关建议。
1研究基础与逻辑起点
1.1社会资本界定及其度量
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研究范式的提出是当今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容和方法上的重要突破，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起构建了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理论模型，并广泛地渗透到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环境资源经济学等各个学科分支当中。基于对以往研究的回顾和总结[2-5]，社会资本不外乎包括四种形式：一是信任关系；二是互惠与交换；三是共同规则、准则和认同；四是沟通、网络与组织。
社会资本并不像实物资本那么容易发现、看出及测定[6]，对于局外人而言实物资本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社会资本几乎是完全不可见的，除非认真努力地去调查人们用以组织自己的方法及那些指导其行为的权力义务。
1.2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
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影响[7]。许多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污染都可以被称之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困境[8]。尽管环境集体行动迫切需要，但是并不会自发对环境公共产品需求做出响应。之前的研究已经指出有两类因素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好的制度和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事实上许多好制度可能属于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在环境治理中，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三种机制影响到环境治理行为的交易成本，进而决定着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成败。这三类机制在个体、社区、地区和国家层面均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
在共享信息上，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信息的丰裕程度和对称程度决定着环境集体行动能否实施和成功完成[9]。环境集体行动的参与主体往往会根据所掌握的信息程度来选择行动的策略，一旦缺乏必要的信息或者知晓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其参与环境集体行动的概率将会大大降低，而且作为一项策略互动行为，还将蔓延式的影响到其他参与者的决策。沟通、网络和组织通常可以有效的传播信息、扩大信息的覆盖面，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大大提高环境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在协调行动上，在环境集体行动的过程中，行为主体并不会根据事先所设定的程序按部就班的参与行动，而是会在参与过程中根据信息的变化来不断的调整集体行动策略，不可避免的是在调整的过程中利益冲突会不断的涌现，此时，如果社会资本相对充足，比如拥有较强的信任关系、互惠机制以及公平有效的“游戏规则”，参与者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不仅会自发的降低，而且还会在其他社会资本的“干预”下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在集体决策上，集体决策是公共物品供给和市场外部性管理的必要条件，环境集体行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集体决策的过程，集体决策的过程往往也是意见达成一致的过程，意见一致的过程不仅受到决策规则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决策主体信任、互惠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信任关系、互惠、社会准则和沟通网络组织等社会资本都能够直接的影响到环境治理行为及其绩效。
假说1：总体上看，社会资本有利于环境治理。
1.3制度环境（政府和市场）和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
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越多并不总是意味其收益就越大，社会资本本身还存在着一个最优区间或者水平，社会资本必须与所处（依赖）的制度环境相契合。在现有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一个褒义词，但是，从当今社会制度文明和法制建设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中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不合规甚至不合法的要素在其中。如社会关系往往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形成政治上的裙带关系，在中国特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社会关系网络往往会嵌入到政治治理的等级结构中，使得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相结合，并进一步加剧腐败和不平等，继而影响到社会一般的信任水平[10]。不可否定的是，其中一些要素在制度不健全的历史时期中替代性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好比是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条件下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各地区环境结果迥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所在地区社会资本过度或者社会资本不足所造成，如由于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互惠机制的缺乏以及社会组织网络（互联网络）的推波助澜（恶意传播谣言、网络大V），打破一种和平式的抗议诉求，直接演变为群体性冲突或者加剧群体间的不信任，非但没有解决环境问题，反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进一步恶化了原有的社会资本基础。因此，我们提出第2个假说：
假说2：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可能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并不是社会资本越高、环境治理的效果越好，环境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
推而广之，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不仅受制于其自身的社会资本水平，而且还会受到所在地区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资本的水平，较高的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培育社会资本，抑制社会资本中不利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影响着社会资本的环境效应，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必须依托于所处的环境，政府环境和市场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需要指出的，政府质量和市场程度可以直接的影响和作用到环境治理，本文所探讨的重点是这两类因素如何影响到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能够有效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产品和要素市场相对发展、中介组织和法律相对健全[11]，这些都有利于培育、形成和积累社会资本。在公共服务水平更高的地区，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相对较高、社会鸿沟相对较小、社会凝聚力较高、社会环境相对优越，公共服务还可以通过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积累而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12]。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下中国少部分地区的环境上升为社会冲突还与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质量密切相关，尤其是后者，由于政府效率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不均等，再加之与公众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和信息传递机制，会进一步加剧社会资本不足或过度所带来的各类弊端。对此，我们提出假说3：
假说3：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受制于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政府质量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亦越大。
2社会资本测度
2.1度量方法：MIMIC模型
MIMIC模型的特性在于同时具有因的指标（cause indicators）与果的指标（effect indicators）。因的指标在SEM中即为外因潜在变量的测量指标，果的指标为内因潜在变量的测量指标，该模型可以得到所有因的指标和果的指标对潜在变量的影响程度。
MIMIC模型的结构决定了可测变量的选取将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本测度的准确性与可靠性。MIMIC模型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在合理选取指标变量之后测度社会资本的有效手段，至于如何选取指标变量更多的要依赖于社会资本理论形成和变化原因以及社会资本的综合影响，而且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地理、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指标的选取还必须立足于样本地区的实际。现有研究已经指出社会互动、文化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第三部门和政府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13]。对此，我们选取了如下指标分别作为社会资本潜在变量的原因变量与指标变量，将12个指标分为四类：选择营商环境、全球化、收入差距来度量信任关系，使用就业状况、财政福利来度量互惠，利用财政风险和契约状况反映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选择社会服务、社会组织、社会流通、信息共享和社会沟通来表示沟通、网络与组织。
2.2数据与测度结果
本文将社会资本作为隐变量，并充分考虑影响社会资本的原因，如全球化、收入差距、就业状况、财政福利、财政风险、社会组织和社会沟通等因素；并以营商环境、契约状况、社会服务、社会流通和社会共享作为指标变量，建立MIMIC模型，来测算社会资本的相对规模。
我们首先考虑一个封闭经济中的社会资本，从模型的最一般形式切入（不纳入全球化因素），逐步剔除统计不显著的指标变量和原因变量，根据卡方检验得到的概率值，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GFI）、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等检验值，综合考虑并确定模型，并根据增删变量来调整模型的拟合度，选出最适变量结构。根据原因变量的估计系数，我们进一步计算得到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1年的社会资本，由于我们主要测算所在地区社会资本相对总量，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稳定性，本文无意测算社会资本的人均水平。
从2004-2011年，全国平均社会资本分别为0.017 675，0.017 261，0.017 551，0.018 018，0.019 496，0.022 297，0.025 436和0.029 265，呈现出较稳定的上升趋势，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总量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后。
3模型、变量和数据
3.1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在借鉴Hari et al.[14]和Papyrakis[15]等跨国和分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社会资本的平方项，观察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构建如下的基本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EPI表示环境治理绩效指数，考虑到环境治理绩效的综合性，在参照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污染物排放、污染治理以及生态环境三个角度进行合成，具体包括环境污染指数（PI）、污染治理指数（PCI）和绿化指数（GI）， 其中污染排放由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和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构成，污染治理指标则由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SO2硫去除率、工业烟尘去除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环境治理投资等7个二级指标构成，绿化指数则由绿化率表征。采用主成分方法合成环境治理绩效指数，首先对各项二级指标分别作标准化处理，然后逐级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为各个二级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分别得到污染排放指数（倒数化处理）、污染处理指数和绿化指数，最后再次采用主成分方法为上述三个指数赋予相应的权重，最终得到环境治理绩效指数。
社会资本（SCI）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社会资本还可以分解为社会信任关系（ST），社会互惠（SM），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SN），以及社会沟通、网络和社会组织（SCM）四类，社会信任关系、社会互惠，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以及社会沟通、网络和社会组织同样采用主成分方法测算得到。X为引入到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所组成的向量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教育和对外开放以及气温和降雨。为了进一步考察社会资本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环境治理效应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策略做如下安排：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两个指标，得到：
本文中，按照各地区2004-2011年平均政府质量指数和平均市场化程度指数将186个城市划分为政府质量较高地区和政府质量较低地区、市场化较高地区和市场化较低地区。但是简单的按照自变量的相关标准对样本进行分组，难以准确的反映各种门槛变量对差异的影响。在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发展的背景下，新发展出一种新的门限面板回归模型（threshold-old panel regression，TPR），该方法针对上述两种分组方法的局限性进行了改进，不需要给定非线性方程的形式，门槛值及其个数完全由样本数据内生决定，同时提供了一个渐进分布理论来建立待估计参数的置信区间，运用Bootstrap方法来估计门槛值的统计显著性。
对于政府质量指数的度量，本文借鉴了现有文献的做法并考虑到地级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主要从税收负担、公共品供给和产权保护3个维度来刻画地级市政府质量[16]，用本年应交增值税/（本年应交增值税+利润总额）来度量所在地区的税收负担，使用文化、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来反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并以产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所履行的职能。在市场化程度指数的度量上，使用民营化、特定行业就业和市场化指数来进行度量，民营化用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度量，特定行业主要是指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行业，最后我们使用了樊纲[11]所提供的分省市场化指数，并假定一个省内部各地级市共享该省的市场化指数。
3.2考虑内生问题的稳健性检验与方法选择
在关注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时，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模型本身所存在的内生性风险。在系统GMM方法中还将引入上述部分论证的外生工具变量共同组成工具变量集合。一方面，我们需要根据Sargan检验和差分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进一步选择Wind-meiger所提出的改进的有限样本标准差估计实现对两步估计标准误的纠正，使SYS-GMM的两步稳健估计比一般估计更为有效。再加之SYS-GMM方法比较适用于时间跨度小而截面单位较多的面板数据，本文所选择的8年1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恰好符合其特性。
3.3数据样本
本文选取了口径更为稳定一致的2004-2011年为研究的时间区间和其中的186座城市，共计得到1488个观察样本，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樊纲编辑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4实证结果汇报
4.1基本结果
4.1.1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
表1汇报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固定效应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假设1预期完全一致，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改善环境治理、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和绩效。具体说来，表1的模型（1）和模型（2）报告的是社会资本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回归结果，社会资本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显著为负，当社会资本水平每提高1%时，环境污染可能会降低0.28%，当引入社会资本平方项后发现，二次项系数为正，说明社会资本与环境污染之间可能会存在着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拐点值为0.074 2，当社会资本没有超过0.074 2时，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抑制污染，当跨过该拐点后，社会资本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会趋近于零并可能还会加剧环境污染。模型（3）和（4）报告的是社会资本与污染处理关系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社会资本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这表明，在一定的社会资本水平范围内，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激励和促进污染治理，社会资本与污染治理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拐点值为0.078 8，即过度的社会资本可能并不利于环境污染治理。模型（5）和（6）显示的是社会资本与城市绿化之间的关系，依然发现，社会资本与城市绿化指数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拐点值为0.133，明显高于环境污染和污染处理回归中的社会资本拐点，这表明，社会资本在城市生态绿化方面可以发挥相对更为重要的作用。最后，在上述三类环境指标的基础上合成得到环境治理绩效指数，如模型（7）和（8）所示，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通过降低环境污染、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和生态环境建设来实现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当社会资本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时，环境治理绩效指数会显著的提高0.538 2%，引入社会资本二次项后，其系数为负，虽然不显著，但是通过前面三个指标的综合判断，可以认为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拐点为0.054 8。
4.1.2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
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分解为社会信任关系，社会互惠，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社会沟通、网络和组织，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基础上，考察各类形式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及其差异，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四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具体说来，当四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均提高1个百分点时，环境治理绩效分别提升0.26%、0.19%、0.21%和0.57%，单纯的从社会资本的内部构成来看，相比较社会互惠和社会准则规则约束而言，社会沟通、网络和组织以及社会信任关系对环境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类型社会资本的特征及其与环境公共事务的耦合度所决定。
4.2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
首先在原有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指数两个因素，发现（如有需要，回归结果作者可提供，下同），社会资本系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依然显著为正，同时还发现，社会资本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依然呈现出倒U型关系，与原有基准模型略有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的拐点值进一步增加，达到0.062 1，这似乎表明，政府质量因素和市场化程度因素可以有效的延缓社会资本拐点的到来，进一步延长最优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区间和范围。与社会资本类似，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均存在着倒U型关系，分别引入了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的平方项，发现，二次型系数均为负，这意味着，单纯依靠政府机制、市场机制或社会机制，都难以独立有效的推进环境治理，任何一种机制作用的发挥都有赖于另外两种机制所提供的条件，尤其对社会资本而言，更依赖与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所提供的环境，这是由社会机制所处的相对较弱的地位所决定的。
为了进一步准确的判断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是否会受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将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分别依次设定为门限变量，通过观察门限值上下样本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差异，来更为贴切的反映制度环境的影响。首先，我们进行门槛效果检验来确定门槛个数。我们依次设置了不存在门槛、一个门槛和两个门槛进行估计，得到F统计值和采用Bootsrap方法得到的P值，结果发现，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变量的单一门槛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而在双重门槛检验中，两项门槛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存在着单一门槛效应。接下来进一步确定具体的门槛值，根据门限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的门槛值分别为0.196和0.215，具体说来，当政府质量低于0.196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094，而当政府质量跨过0.196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则上升到0.189，增加了1倍；当市场化程度低于0.215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114，当市场化程度高于0.215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率绩效的影响系数则稳步增加到0.153。这表明，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确实是影响到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重要因素。在此，我们还进一步比较了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作用于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程度的差异，根据前文的统计分析发现，平均政府质量指数为0.278，平均市场化程度指数为0.244，并且政府质量的核密度分布相较于市场化程度明显右移，但是尽管如此，政府质量的门槛值依然低于市场化程度的门槛值，这似乎说明，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在进行门限回归之前，我们还进一步按照各地区平均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将样本分为两等分，即政府质量较高地区和政府质量较低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并进一步比较了四类地区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尽管四类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均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但是政府质量较高地区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质量较低地区，且两地区的社会资本拐点分别为0.108和0.054；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且两地区的社会资本拐点分别为0.098和0.056。
4.3稳健性检验
4.3.1引入工具变量
考虑到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并采用考虑动态效应的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结论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
通过上述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到社会资本的拐点值，接下来有必要、也有可能进一步找到相对于环境治理率绩效的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地区和社会相对过度地区。所测算的拐点值为0.062和0.077，分别将其作为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和相对适度地区、相对适度地区与相对过度地区的划分标准。选择这两个值，主要是基于这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且都控制了制度环境变量的影响，同时部分的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从年均比重来看，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占到85.15%，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地区和社会资本相对过度地区的比重仅为7.39%和7.46%，在环境治理上，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而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社会资本不足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公众参与环保行动目前仍处于传统模式阶段，这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末端参与。社会资本分布的趋势来看，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城市的数量和比重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这类城市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城市的数量和比重则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针对社会资本不同类型地区而言，各自侧重点和关注点应该有所差异，对于社会资本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而言，重点应该放在努力增加社会资本上，最大限度发挥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社会资本相对适度的东部中等城市，应该同时兼顾社会资本和其他制度因素的同步推进，通过完善制度环境进一步拓展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区间范围；对于社会资本相对过度的地区而言，应该将重点放在制度环境的改进上，在短期内，这一地区社会资本的容量和环境治理效应已经到了瓶颈期，现有的制度环境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发挥的需要，因此，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政府制度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上实现与社会资本有机对接。可以解释的是，东中西部地区同时出现环境的内在机制是存在差异的，中西部地区更主要源于社会资本的不足，即社会群体间尤其是公众与企业和政府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再加之沟通机制不畅，企业缺乏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社会规范和约束机制，使得这些地区的出现；而东部地区环境出现则可能是社会资本相对过度尤其是所处的制度环境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的“需要”所引发，以厦门PX项目事件和启东事件为例，两地区均处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两类事件均是由上马环境污染项目所引起的，由于两地区社会资本相对充分，使得社会公众在污染危害尚未严重发生之前就采取相应的集体行动进行反馈，如厦门PX项目建成之初，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的提案”，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之后随着事态的蔓延以及公众急速关注，当地政府较为迅速的开启多轮座谈沟通，进行了二次环评、公众投票和项目迁址，最后以平稳方式解决了这一危机；而启东事件自始至终，当地政府并未充分重视，而民众的利益诉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反而在集聚和反弹，直至最后演变为大规模。这两起事件恰恰说明：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越大越好，特别是当所处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部门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的“需求”时，社会资本反而会引致环境治理的低效；但是如果政府部门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自身的运行效率，引导和沟通机制顺畅，那么即使社会资本水平相对较高，反而会更有利于提升环境治理绩效。
4.3.2更换样本与指标
为了进一步证明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适用性，我们在已有的186座样本城市中，筛选出93座城市，筛选标准是这些城市均列入环境保护部公布PM10、SO2、NO2数据的113个大中城市中，同时将样本的因变量替换成PM10、SO2、NO2变量，来考察社会资本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分别采用门限回归、考虑工具变量的SYS-GMM方法进行检验，时间区间为2004-2010年，得到的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
5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三个基本假说，我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尤以社会信任和社会沟通（网络和组织）的效应最为明显；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受制于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两种因素，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同时，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从年均比重来看，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占到85.15%，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地区和社会资本相对过度地区的比重仅为7.39%和7.46%，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资本不足所导致的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
本文结论对现阶段中国环境治理机制的设计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一是重视社会机制尤其是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持续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以及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对于积累社会资本、发挥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重视制度环境在形塑和提升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中的作用，良好的政府质量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可以强化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拓展和延伸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广度和深度；三是重视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的匹配与衔接。对社会资本不同类型地区而言，各自侧重点和关注点应该有所差异，对于社会资本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而言，重点应该放在努力增加社会资本上，社会资本相对适度的东部中等城市，应该同时兼顾社会资本和其他制度因素的同步推进，对于社会资本相对过度的地区而言，应该将重点放在制度环境的改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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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tent to which social capital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cy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Increasing evidences suggest that social capital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for growth， justice，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the study object，puts forward three basic hypothes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erformance，adopts structural equation of MIMIC method to estimate the social capital level of more than 18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t the macro level from 2004 to 2011，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nd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system heterogene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social capital is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capital exerts the most obvious effects to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ilemma. Most of the cities are facing soci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apital shortage caused by incomplete plight. It’s not true that the greater the social capital level the better it is； especially whe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mand’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will lead to the in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f governments make effort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heir operation efficiency， guiding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re open，
and it is matched with social capital，it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is paper recommend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mechanisms， especially to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ert the role of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mechanisms in shap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promote cohesion and matching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ifferent focuses should var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gions in term of social capital.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 that is comparatively short of social capital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creasing social capital.
Mediumsized cities in eastern region with relatively moderate social capital
should both consider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apital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factors.
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范文5
关键词：环境治理；复杂地质条件；矿山地质环境；对策分析
1多矿区复杂条件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优化
1.1加快矿山植被恢复
根据对拥有多矿区的成矿地区进行分析得知，一般具有多矿区的城市，都是在我国过往经济开发中占有主体地位的矿产城市[3]。在我国处在于计划经济时期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开采，更有一部分是我国重要的矿产基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新矿区的开发，这些老矿区也步入历史的长河之中。在拥有多矿区复杂地质环境的矿山开展治理工作时，首要任务是对在开采中被破坏的矿山植被进行治理。要求当地政府加快进行如何恢复矿山植被进行规划，并将每年的植被恢复达标率作为矿采资源开采的约束性指标。同时对矿山植被恢复加大扶持力度，当地政府应采用“以奖代补”的形式进行扶持，促进矿产企业对植被种植的积极性，弥补绿色矿山在建设初期的高成本。当地政府应对矿产企业的开采活动加以规划指导，在保证矿产企业正常盈利的前提下，维持矿山生态环境的现状。同时，加大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投资力度，加强财政支持下，恢复治理矿山地质环境。
1.2对矿山周围地区进行地形恢复
在提升政府在矿山环境治理中监管职能的同时，也需要使矿产企业明确自身在治理工作中的责任。矿产企业应加强矿产资源的整合力度，同时，保证矿产资源的开采秩序[4]。通过这样的方式明确其进行矿山治理与环境保护的职责。其次，应积极将开采后的矿山开展地表的平整工程，对于在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造成的矿山地表环境破坏，依照“谁受益，谁治理”的基本准则，要求矿物开采责任人对矿山环境进行治理。对于没有找到责任人的，由其企业承担治理责任。对矿山周围规模大小不等的碎石堆、土坑，利用大型机械设施进行回填、压实。在靠近边坡的地区采用人工或轻型设备进行作业，预防山体滑坡的发生。在地表恢复的同时应考虑排水工程要求，以防造成不必要的水土流失。
1.3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宣传力度
在进行矿山环境治理工作时，除政府与企业的重要责任外，还需要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到矿山环境保护工作中来。可以通过增加环境治理保护宣传提高民众对矿山环境治理的了解与认识。例如采用报纸、电视、网络、讲座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进行居民教育。随着宣传力度的增加，当地居民对治理工作内容的了解越充分。只有使当地居民充分的参与到矿山治理中来，才能提高矿山环境治理工作速度[5]。相对的，矿山环境治理工作才会成为一项全民参与的活动,政府与企业的矿山环境治理工作也有了相应的监督与管理，假使企业在环境治理工作中有懈怠现象，当地居民可以及时向上级反映，保证环境治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2实验论证分析
为保证本文提出的多矿区复杂条件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的有效性，进行实验论证。实验对象选择某一多矿区矿山具有相同地质特征的两坡进行实验。其中一个实验区域采用本文设计的方案进行环境治理，另一个则采用原有的环境治理方案。为保证实验的严谨性，选取采用对比治理面积增长率方式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评估。本文采用的治理方案有效的提高了环境治理的速度。为保证本次实验结果的严谨性，我们在研究期间对矿山环境进行多次调查。如表1所示，在对矿山环境进行第一次检测时，矿山环境恢复的面积不足63%，经过几次实验，通过使用本文采用的方法，矿山环境恢复的速度在不断地提升，在进行最后一次实验时，环境治理的速度高达83%。同时，将本文采用的方案与原有方案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出，本文采用的治理方案有效的保证了矿山环境治理的成果。
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范文6
1.城镇生活垃圾、污水不断增加，而配套处理设施不全
近20年来灌区沿途乡镇人口增长数倍，人口密集，再加上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垃圾、生活污水都逐年增多。相比之下，乡镇配套的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增加缓慢，导致城镇生活垃圾和污水没有出路。部分乡镇将渠道两岸当成垃圾场，大量垃圾堆放于渠堤内坡及近岸土地上，甚至直接扔入渠道。这样不仅影响景观，发出恶臭，更严重的是垃圾渗滤液流入渠道会造成长期污染。一般暴雨过后，垃圾随地表径流进入渠道水体，会造成直接污染。灌区渠道因水量控制并非常年流水，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4月渠道断流，往往被居民倾倒的垃圾充填，不仅造成触目惊心的污染，也严重影响4月之后渠道的正常通水。
2.企业废水迅猛增加，污水净化技术配套不足
为了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大量引进外商筹办企业，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又估计不足，废水净化处理工作步伐没有跟上，导致大量废水未经处理即排放到灌区。某些企业主缺乏环境公德，即使购置了污水处理设施，也在利益驱动下不用，采用隐蔽的排污管道向渠道排污。据灌区管理部门调查统计，目前主要污染源来自鞋业、矿业、塑胶业、陶瓷业、养殖业，其中仅锦惠干渠1条渠道沿线就有鞋业1家、塑料粒子厂6家、养猪厂13家、矿厂2家、瓷厂1家、生猪屠宰场1家、水蚌加工厂1家，多数以渠道为污水出口。
3.农业化肥、农药的面源污染日益严重
灌区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灌溉方式又以漫灌为主，化工肥料并没有全部被田间作物吸收，残余化肥、农药经排水系统进入灌区水系。这种化肥、农药面源污染十分普遍，以致20世纪80年代田间水沟里能够捞到的鱼、虾等现在已不见踪影，甚至连蚂蟥都很少见了。农田氮肥带来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以及使用杀虫剂带来的难降解有机物和其他毒性物质，都能够渗透到地下水并可能排放到无衬砌的渠道中，随渠道水流向其他地方迁移。
4.外来物种侵袭
水葫芦于1901年作为花卉引入中国，20世纪50—60年代作为养殖饲料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普遍推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养殖业特别是肉猪养殖业的农户分散，水葫芦的生长繁殖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目前出现了肉猪工业养殖与集群养殖，为了提高肉猪产值，养殖户大量使用加工饲料，如糠、玉米、黄粉虫、化工激素等。水葫芦逐渐退出中国养殖业的历史舞台，其生长繁殖不再受人为约束，因此大量出现在河道、水沟中，严重影响水生生物。在受到污染的渠道中，因营养充足，水葫芦过度繁殖，容易造成堵塞，威胁灌溉渠系工程的正常运转。
5.监管、处罚力度不够以牺牲环境来追求经济的发展
是过去许多地方的发展思路，管理部门没有做好应对环境恶化、水污染的准备。有些管理者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自流，即使是上级检查或是地方群众意见过大，也只不过象征性地罚款了事。环境管理的弱势无法形成对违法排污的威慑力。锦北灌区管理局水行政执法大队（以下简称水政大队）是渠系水环境的监督员，曾多次向各地有关部门协商解决渠道内工业与生活污水排放问题，但很难得到配合。
二、灌区目前水环境治理措施
1.加强水政执法巡查目前锦北灌区的主要水环境监察
机构为水政大队。灌区管理局通过加强渠道的日常巡查、收集地方群众举报等手段来实时掌握沿渠排污情况，一旦出现排污事故，就立刻组织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判定，涉及违法行为的，将对当事人或企业下达违法告知书，责令停业整改。不过水政大队仅有违法告知权，并无行政处罚权，难以做到处罚到位，对即将发生或刚刚发生的违法事件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对时间较长和既成事实的问题收效甚微。
2.加强水环境治理政策宣传
灌区管理局每年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具有法定意义的时间，对灌区地方政府与群众进行水环境治理的宣传。另外，在日常工作中，巡查人员经常向地方群众说明水环境治理的意义和采取措施的必要性。通过宣传，逐渐改变了灌区群众的公共环境意识，提高了维护水生态环境的自觉性。目前，水政大队在发现水事违法行为对当事人进行劝解时，多数群众能给予理解。
3.加强渠道清理
灌区渠系线路长、沿渠污染物种类多，包括鸡、猪、狗、牛等禽畜尸体，还有树枝、水草、水葫芦等，时常阻碍渠道输水功能，并对渠道附近居民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为了解决此问题，灌区管理局在各主要节制闸位置布置专人打捞，并自费研制割草机对水草、水葫芦等水生植物进行破碎处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加强与地方环保部门联合执法
灌区水政大队自身无行政处罚权，应对水污染事故力不从心。为此，水政大队加强了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充分利用国家政策配合当地环保部门进行联合执法。近几年，借助大、中型水库不得进行污染性人工水产养殖的国家政策，对灌区内蓄水水源工程附近的养猪厂进行全面拆迁，解除多个利用库区水域进行水产养殖的合同，有力地解决了98处蓄水水源的污染问题。
三、完善大型灌区水环境治理方案的建议
锦北灌区水环境治理可以总结出3条经验：①水环境治理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应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由地方政府牵头，多头并进、齐抓共管；②须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现有政策、条例，配合集中整治行动清除灌区水源污染隐患；③灌区管理单位自身要有能整治、处理水污染的设备和经费。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大型灌区水环境治理应从以下3个方面加以完善：
1.采取措施增强灌区民众自主保护水环境的意识
管理部门过去对水环境公共利益的宣传力度不够，灌区群众自觉维护水环境的觉悟还比较低，往往存在事不关己无所谓的态度。为此，从灌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加强水环境宣传工作。以锦北灌区为例，灌区渠系长，以往沿渠村庄与城镇的主要生活用水都来自渠道，而现在因为渠道水污染问题逐渐改用自来水解决饮水需求。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加强进行水循环、水资源方面的科普宣传，增强灌区群众维护渠道水源的自觉性；另一方面积极整合项目资源，配合城镇规划建设需求改造、净化渠道水源，实施干渠渠系整治和保护工程，达到农饮水源工程标准，使渠水与饮用水水源保障一体化。
2.与地方政府建立水环境治理统一战线
由于渠系是灌区管理部门的管辖对象，在多头治水的大背景下，地方乡镇缺少参与渠系水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为调动灌区受水乡镇政府的积极性，灌区管理部门一要关注地方乡镇的行政需求，及时配合地方乡镇的环境治理行动，提高灌区水环境治理效率；二要提高对地方乡镇建设项目的敏感性，对于可能发生水环境污染的项目，提前发出预警，促使乡镇机构在项目评估阶段更多地考虑水污染后果，采取预防措施；三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章第三十四条“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应当经过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的要求，积极参与关联建设项目的审批过程。
3.提高灌区管理部门的水环境治理软硬件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