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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托管服务建议范文1
2021 年的暑假即将画上句号。从来没有一个暑假，教育政策的出台如此频密，并且从出台到落实的时间间隔如此之短，执行力度如此之大。
从暑期托管的普惠式推广，再到 ” 双减 ” 政策的高规格，学生、老师、家长、学校、教培机构……身处教育网络中的每个角色都在短时间内感受到重大变化。
如今，” 双减 ” 政策正式落地一个多月了，作为 ” 双减 ” 工作试点城市的广州，在这个 ” 试行政策 ” 的暑期窗口期，学生、老师、家长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双减 ” 政策下，他们迎来了怎样的变化？新学期将至，他们又将如何去应对？
学生：有人拍手称快 有人坦言减负要看 ” 两头 “
7 月 24 日，” 双减 ” 政策正式。政策要求全面压减中小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等。
作为教育的主角——广大中小学生——对于 ” 双减 ” 政策各有感悟。
刚从小升初 ” 杀出重围 ” 的小艺告诉记者，” 双减 ” 让她松了一口气。小艺说，她从一年级开始就参加各种课外拓展和培优。小学六年来，她的周末被各种学科类和素质类培训班排得满满的，在妈妈车上吃饭和睡觉是家常便饭。今年小升初，小艺被广州外国语学校录取，但这个暑假她还是被妈妈报的培训班安排得满满的。对于 ” 双减 ” 政策下不能在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进行学科类培训的规定，小艺给了一个大大的赞。” 我最爱看科幻类小说了，放假终于有时间看书了。”
五年级学生小六成绩一般，妈妈从三年级开始就给她报了语文、数学、英语的校外培训班，不过小六连校内作业都完成得很辛苦，所以根本没有精力完成校外培训班的作业。” 每个周末都跟大家一样赶集似的去上课，但学了什么回来我基本也忘记了。” 对于 ” 双减 ” 政策，小六坦言：” 作业是老师布置的，课外班是妈妈报的，只有他们减量我们才能真的减负。”
从小就是 ” 学霸 ” 的华附高一学生小林表示：” 鞋子合不合穿只有自己知道。” 小林告诉记者，校外 ” 加餐 ” 是根据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兴趣爱好做选择，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学习负担并不太重。” 如果一定要追求绝对的平均，那我担心学有余力的学生会‘吃不饱’。”
家长：点赞 ” 官方带娃 ” 期望学生评价机制更多元
7 月 9 日，广州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做好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的通知》，表示今年暑期期间开始校内托管服务试点工作。全市十一区陆续暑期托管具体实施细则。7 月 19 日，广州 ” 官方带娃 ” 正式开启。
不少双职工家庭对于暑期 ” 官方带娃 ” 拍手称快。家长李女士工作很忙，孩子即将升入小学六年级，面对小升初的压力，在暑假前一个多月，她已经给孩子报好了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校外培训班。” 整个暑假时间排得挺紧的，为了让孩子放松一下，我们还在暑假初期安排了一次外出旅行。如果早点通知暑期校内托管，我们可能会尝试着让孩子在学校完成暑期作业。”
王女士是广州一名高校教师，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女儿在暑假过后要升五年级了，儿子从 9 月份开始读小学一年级。” 双减 ” 政策落地后的这一个多月，她都在关注相关报道和政策解读文章。
王女士说：” 我觉得‘双减’对大多数家庭来说确实是解脱，现在教育‘内卷’太厉害了。就拿我女儿来说，在她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很焦虑了，因为听很多过来人聊小升初前的准备，他们说要想读广州比较好的初中，奥数和各种杯赛成绩是标配。我们也尝试着让女儿去学奥数，可是她真的不感兴趣，我们为孩子简历上没几个拿得出手的数学杯赛成绩苦恼和焦虑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王女士有同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谢女士的女儿今年小升初，她的优势是英语，但从四年级开始，为了上广州一线初中，她开始硬着头皮学奥数。谢女士说：” 我女儿不是那种有数学天赋的孩子，但她贵在勤奋和要强，会为了自己定下的目标努力奋斗。说实话，看到孩子学奥数很辛苦，我们家长风雨无阻地接送也很辛苦，我曾无数次想放弃，但最后为了小升初，大家都咬牙坚持了。”
王女士认为自己的孩子比较幸运，正好赶上了 ” 双减 ” 政策，” 我觉得‘双减’对于我家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一种解脱。” 王女士告诉记者，大多数家长对 ” 双减 ” 政策的效果仍在观望，” 其实我们就是特别希望学校能够多维评价孩子，而不只是用分数来衡量。那些经历过小升初或者即将小升初的家长之所以如此焦虑，关键还是学校在选拔学生时主要看重成绩。如果学校能改变评价学生的尺度，家长的焦虑才能真正缓解。”
学校老师：看好 ” 双减 ” 政策落地 走出教育 ” 内卷 ” 怪圈
” 双减 ” 政策一出，不少老师纷纷点赞。广州某中学语文老师肖老师觉得，不少学生从小在校外补习过度了，上了高中就目光短视，急功近利。2015 年高考，他所教的两个班语文平均分都超过 120 分。对于肖老师来说，这份成绩单，既是对他冒险试水、苦心坚持三年 ” 深度阅读 ” 的交代，也是他 ” 用阅读而非纯应试训练提高语文素养 ” 理念最有力的注脚。在被 ” 短平快 ” 的功利主义控制下的中学课堂教育中，肖老师的尝试有着特别的意义。
但是，没过几年，当他再一次教高一时，肖老师发现他的深度阅读课已经上不下去了。” 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发散知识点，建议学生多阅读、广阅读，甚至不提供书单让他们自由阅读时，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他们觉得我在浪费时间，语文课就应该讲重点和考点，他们没这么多时间看课外书，还有其他科目要学习呢。” 肖老师说。
肖老师在课下还专门找这些学生谈心，告诉他们高一高二的语文学习应该 ” 厚积 “，广泛阅读是提升语文核心素养很关键的一点。只有高一高二 ” 厚积 ” 了，到了高三讲考点的时候，学生才能比较好地运用之前所积累的知识去迁移和运用。” 尽管我苦口婆心地跟学生解释，仍然有一小部分学生理解不了，他们习惯了校外培训机构老师直接讲重点难点，要自己去梳理知识，他们不知从何下手。”
与肖老师有同感的老师不少，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学生过多的课外补习和刷题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不少老师也都曾建议学生减少校外培训，跟着学校老师的步伐走，但因为陷入 ” 内卷 ” 怪圈，人人都不敢停下参加校外培训的步伐，学校老师的苦口婆心劝说也收效甚微。
现在，他们看好 ” 双减 ” 政策的落地，因为这更加突出了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
校外培训机构：关停、调整、转型 等待开学后的明朗政策
位于天河区岗顶的华晟大厦周围，几乎云集了广州最主要的几家教辅机构。以往的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大厅里的三部客梯远远满足不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一位家长告诉记者，每次在高峰期去 20 楼以上的机构陪孩子上课，电梯至少要等 10 分钟。
记者近日走访了这座大厦，在 ” 双减 ” 政策冲击下，大厦前门可罗雀，与昔日的人流如织形成鲜明对比。记者上楼走访了几家知名的课辅机构，以往机构大厅很醒目的成绩榜没有了，有的机构甚至直接大门紧锁，门上贴着停课告示。
记者以家长身份前去一家知名一对一辅导机构咨询。课程顾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孩子可以在周中上课吗？因为我们学科类培训只能在平时的放学后，周末和寒暑假都没法上课，所以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孩子平时是否有空过来上课。” 此后，课程顾问也只是了解孩子的基本情况，并未推销课程，并让记者留下信息，等 9 月份开学后政策明朗了，再告知是否可以报班。课程顾问还透露，机构现已推出不少素质类课程，比如少儿编程和美术课，9 月份开学后的周末，这些素质类课程可以开课。
而在以往，他们通常会很热情地向家长推销机构的名师和课程，并称课程买得越多越划算。
” 双减 ” 政策下，不少学科类培训机构相继关停、调整、转型。近日，广州本土教辅机构罡得教育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致罡得学员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将于 8 月 31 日关闭所有门店，请还未申请退费的家长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到校区办理退费事宜。
仍想活下去并且尚有余力活下去的校外培训机构选择了转型，素质教育、校内外托管、职业教育成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升级的三大关键词。据了解，新东方、好未来、卓越教育等企业均已加大对素质教育的布局。比如北京新东方成立素质教育成长中心，专注学生五育目标发展要求；今年下半年以来，好未来接连调整品牌结构，推出励步儿童成长中心和系列素质教育新产品；卓越教育今年不断深化探索 ” 素质教育 + 社区 ” 新模式，在围棋、舞蹈、美术等领域完成品牌布局。
机构老师：职业荣誉感骤降 有老师离开教培行业
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必须随之转型的还有机构的老师们。
黄老师是广州数学培优界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师，近些年，他培养了不少竞赛尖子生。2015 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专做竞赛培训类项目。不少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一直跟着黄老师学习。
” 双减 ” 政策落地让他面临挑战。” 我们这种小机构现在最担心的是生存问题，我们没有宣布裁员，但是周末和寒暑假不能上课了，明显课时少了，相应的老师的课时费就少了一大截。” 黄老师还说：” 以往社会对我们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还是有比较高的认可度，培训机构也有很多优秀的老师确实潜心教研和教学。而如今这个职业的荣誉感骤降。”
黄老师目前已经被一所民办学校 ” 挖 ” 去当数学老师了，但他表示：” 现在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转公办或停办的问题，我也想去公办学校当老师，但在公办学校如果没有编制，会有很大的落差。”
某机构数学老师小傅去年刚毕业，在 ” 双减 ” 政策下，他也面临出路抉择。目前他还在机构坚守着，小傅告诉记者：” 我真的很喜欢当老师，现在只能周中的晚上上课了，看看新学期学生和家长的报班情况吧，实在经营惨淡的话，我可能会去考研或考公务员吧。”
近日，智联招聘《2021 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教培行业一线城市招聘收缩幅度大，7 月职位数比政策前的 3 月下降 32.4%。
专家建议:通过购买服务解决校内托管 保证学校老师教研备课时间
1.” 双减 ” 政策下，如何保证学校老师的休息和教研时间？
面对新学期即将来临的 ” 双减 ” 以及 “5+2″（周一至周五 5 天，每天校内课后托管时间至少 2 小时），不少小学老师很担心每天增加了 2 个小时的托管时间，老师的休息时间很难保证。
广州市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广州华美英语实验学校校长陈峰建议，政府可以尝试通过购买服务和吸纳大学生志愿者进学校辅导孩子作业的方式解决校内托管问题。他提到，托管领域也是教培机构转型的方向之一。不少校外培训机构正在布局课后托管服务，学校也可以遴选购买他们的素质教育课程，将之加入校内课后托管的服务，毕竟培训机构在教研、师资团队培训也是很有经验的，校内课后托管可以吸纳其精华之处。
2. 学生不参加校外辅导，学校老师能否有效提高教学效率？
广州市某重点小学的陈老师告诉记者，以往很多学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校外培训上，” 这些学生超前学习了，上课不听课，甚至偷偷做校外的习题，下课没时间做校内作业又去赶班了…… ” 陈老师说，这些学生其实学习压力很大，学习成绩却不见得很优秀。假如他们能跟着我们校内老师的节奏，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完全有信心把他们教好。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化学老师汪娜现任教高三，她觉得 ” 双减 ” 政策对于学校和老师来说，最关键的是向课堂要效率，老师要在课堂上把知识点讲透，让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就把难题解决了。
也有教育界人士提醒家长，不能把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完全归因于学校教育，家长也要付出家庭教育的责任，如养成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作息等，这些都是家长的责任。只有家校合作携手才能把孩子教育好。
3、” 双减 ” 对学生和家长来说，教育焦虑真的可以缓解吗？
新学期开始，” 双减 ” 逐渐奏效，是否可以缓解教育的焦虑？
课后托管服务建议范文2
精准扶贫一头连着需求端，一头连着供给端。用好财政政策这个供给侧改革的利器，创造有效供给，提高贫困生活底线，精算平衡，满足贫困居民需求，既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落实精准扶贫的有效措施。本文对我国精准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以及面临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基于供给侧的精准扶贫财政政策：构建以强化预算约束为抓手的资金供给端、以财政投融资为动力的资本供给端、以财政支出为重点的人才、科技供给端、以政府采购为趋势的公共服务供给端、以转移支付为基础的政府供给端、以完善税收体系为核心的市场供给端。
关键词：
供给侧；精准扶贫；财政政策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要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施，帮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逐渐脱贫，且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精准扶贫中的“扶”与“贫”，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即“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贫困居民的“需求”，便是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最需优先考虑的，可见，“供给侧改革”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关系密切。而为适应新时期扶贫形势变化以及扶贫战略调整，仅仅依赖一个政策、一项举措实现脱贫已然不实际，加之现行针对精准扶贫的财政政策不够完善，财政精准扶贫边际效应呈递减态势。为此，我们需掌握精准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特征，重新审视财政精准扶贫治理逻辑以及构建财政精准扶贫治理框架，发挥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与“组合拳”的作用，予以贫困地区发展不可或缺的财力支持，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精准扶贫提供契机，促进精准扶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精准扶贫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一）精准扶贫的内涵精准扶贫，就是运用科学有效的标准与程序，因时因地对贫困区域、贫困村以及贫困户精确识别，根据当地实际开展联动帮扶与分类管理，且引入动态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开展精准考核的扶贫开发模式。精准扶贫既为一种利贫式减贫手段，也为注重多方参与、协同联动的合作型扶贫模式。精准扶贫具有精确识别、联动帮扶、分类管理以及动态考核这四个基本特点：一是精确识别。即按照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贫困现状确定瞄准识别办法，按照规定的程序把贫困对象、致贫原因等精准识别出来，可谓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就贫困对象而言，不仅包括连片特困区、贫困县，还包括贫困村、贫困户。2011年精确识别出14个连片特困区以及所包含的680个县级行政区域，2012年精确识别出592个扶贫工作重点县，两者既有交叉也有不同，合计共有832个贫困县，2014年精确识别出12.8万个贫困村、8962.5万贫困人口①，并录入扶贫业务管理系统，建立起连片特困区、贫困县、贫困村以及贫困人口的基本信息数据库，实行动态化、信息化管理，为精准扶贫的实施打下坚实基础。二是联动帮扶。即按照识别出的扶持对象的贫困现状以及致贫短板，逐村逐户“量身订做”帮扶计划，动员社会力量予以针对性扶持，尤为突出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培育发展能力。三是分类管理。即扩大社会组织参与，定向或分类监测帮扶对象，通过政府与社会间的分工协作，提高精准扶贫实施效果。四是动态考核。即针对贫困对象的帮扶进展定期展开量化考核，推动构建扶贫对象动态化准入与退出机制。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以“供给侧”为改革突破口，在制度、机制与技术三个层面推进结构性改革，这三个层面蕴含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于制度层面，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管制，打破行业垄断，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进而使制度易成本降低，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以及投资有效性；于机制层面，通过交易制度，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提高社保水平与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于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②。我国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中国发展实际，侧重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的持续平衡，以解决“供需不匹配”问题。其中“供给侧”为改革切入点，“结构性”为改革方式，“改革”才是核心命题，实质上体现出“转型为目标、创新为手段、改革为保障”的逻辑关系。
（三）基于供给侧的精准扶贫扶贫开发重在精准、贵在精准、致胜法宝也在精准，而精准扶贫的关键则在于突出脱贫攻坚重点。据统计，到2015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上年的7017万减少到5575万人，减少1442万人（比上年多减21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上年的7.2%下降到5.7%，年度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任务超额完成③，精准扶贫初见成效。但长期以来，由于扶贫“供需不匹配”，即使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下的今天，“餐桌羊”、“马山扶贫事件”的现象仍时常出现。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实施精准扶贫，重点在于继续推进“七个精准、七个一批、四个施策、十项工程、多元主体”④，重视生计资本的转换。“七个精准、七个一批”分别为从纵向上分层精准、从横向上分类精准，纵横交织，设计精准框架、编织精准网络。尤其需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在“补短板”上下足功夫，即全力补齐补好贫困地区发展滞后、贫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这两块短板，着力克服倾向问题，调整精准扶贫投入的内在结构比例，将有限的扶贫投入投向最急需、最紧缺的地方，如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完善贫困地区科技服务体系，加快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扶贫工程等，以满足贫困对象的强烈诉求。总之，贫困是一种系统性弊病，精准扶贫的核心是扶贫对象及其贫困状况更清晰、扶贫项目及帮扶措施更具针对性、扶贫资金的投向更精准，资金的使用效果以及脱贫成效自然会更显著。其“精准”在于着重突出“真扶贫”、“扶真贫”，实现从“输血式”的生活救济型扶贫转变成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开发型扶贫。
二、基于供给侧的精准扶贫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精准扶贫工作存在市场引领、要素融合、政策衔接与机制创新的特征，尤其需可操作性强的、高效的财政政策作为支撑。然而，我国财政扶贫仍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与政策不足，难以实现有效的供需对接，达成精准扶贫。
（一）现行预算约束体系不规范，精准扶贫资金效用低财政扶贫资金有限是制约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因素，对广大贫困地区来讲，地方财政困难，无法从自身财政收入中筹集资金用于扶贫支出，导致其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方面投入不足。因此，上级拨付扶贫资金的额度以及如何让扶贫资金发挥最大效用或解决贫困户最迫切的需求，将直接影响精准扶贫的效果。而当前预算约束体系等还不完善，财政预算未实现绩效型预算，仍处在投入型预算阶段，仅为“分钱工具”，不能有效约束贫困群体。同时缺乏财政评审机制，不能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效用性。此外，采取对财政扶贫资金“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法，未以竞争促进扶贫资金的绩效，亟待改善。
（二）现行财政投融资不完善，扶贫资本筹集渠道单一精准扶贫仅仅靠财政扶贫资金是远不够的，需广泛吸纳社会力量的支持，使社会资源转化为扶贫资源。然而，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尽管中央政府极力倡导并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投资，可由于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债投资、国债转贷等项目仍较小，其撬动社会资金的效果不甚理想，制约了精准扶贫有效落实。此外，贫困地区的金融体系较薄弱，政策性、商业性金融机构都不愿承担信贷违约的风险，即便像贷款、扶贫贴息这样的扶贫资金，也通常青睐经济基础好、发展能力强的贫困对象。扶贫资金的筹集面临极大困境，因此，对财政投融资有效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大大加强，以便利用好社会扶贫的发展空间。
（三）现行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精准扶贫人才、技术缺乏因致贫原因不同，贫困户对精准帮扶存在不同的需求，但精准帮扶缺乏针对性、差异性、灵活性，导致需求无法满足。近年来，虽地方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主要增加在建设性支出和政府消费性支出，在实际帮扶工作中，对贫困对象更关注的学业、就业以及生产救助、农业实用技术、市场营销、创收活动等的扶贫支出却存在不足现象，没能促进贫困地区人才的集聚、技术的提高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精准扶贫资金在人才、技术支出的缺失，实质在于实施精准扶贫过程当中，存在突击式短期行为，重“输血”轻“造血”现象较为普遍①，因此，扶贫支出结构需完善。
（四）现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足，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瓶颈当下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发展的根本瓶颈在于供给不足，而不是需求不足。部分地方贫困问题的“七寸”在于医疗方面，因病致贫、大病返贫的比例甚至超过40%②，以甘肃省为例，其全省417万贫困人口当中，近3年有8万多家庭因病负债高达26亿多元，负债率高达90%左右，近9万家庭、40万人因病致贫③；贫困家庭难以承担子女上学的负担，难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且供给侧改革对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妇女等无所依、无所靠等现象在贫困地区更是不罕见；贫苦地区更是公共文化服务、法律服务等的“盲区”等。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导致脱贫难，而满足需求的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公共文化、法律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资源严重缺乏，此外，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等障碍，无助于精准扶贫，亟待在这些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而我国当前“爱的分贝”、“天使妈妈”等多个成功的扶贫项目都是采用政府采购程序，因此，可加大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来提供相关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
（五）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不科学，制约政府供给端功能发挥“送人要送到家，帮人要帮到底”，扶贫攻坚路子各不相同，然而，精准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扶贫扶到点子上。2015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等地的转移支付力度，全年对贫困地区等地的转移支付总规模达1263亿元①。但要加快贫困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民生工程、社会保障建设的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规划的实施，还需继续扩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此外，目前贫困村往往都是“空壳村”，制约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无法促进长期脱贫以及避免脱贫后“返贫”。尽管从2011年至2015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几乎翻了一倍，从272亿元增加至467.45亿元，可针对特色产业发展的专项扶贫资金还不足，有待增加对扶贫开发的转移支付力度②。与此同时，用于扶贫重点项目的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不能有效整合、省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分配指标体系不完善。
（六）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制约市场供给主体的功能发挥我国目前缺乏系统性的针对贫困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尚未做到“对症下药”。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于环保节能、高新技术等前沿的、新兴的产业，然而这些并不是贫困地区着重发展的产业领域。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完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等产业领域是其最为重要的发展环节，但针对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特点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往处于乏力状态,没有起到振兴贫困地区经济的作用。加之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主要是涉及民间资本不愿涉足的高投入、周期长的产业，除非予以强有力、见效快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引导，否则单凭见效缓慢的企业所得税减免难以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到贫困地区。因此，我国需进一步完善利于精准扶贫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三、构建基于供给侧的精准扶贫财政政策
基于供给侧改革，以精准扶贫为核心，构建财政扶贫治理框架，给予贫困地区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支持，促进资本、劳动、科技、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高效利用，增大有效供给，满足需求，都需要清晰脱贫攻坚思路，系统制定战略发展规划，做到“输血”与“造血”相结合。
（一）构建以强化预算约束为抓手的资金供给端将财政预算从“分钱工具”转为“约束工具”，约束贫困主体把“别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来花，实现以预算绩效目标为导向，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即财政扶贫资金必须实行到户帮扶，坚持特惠政策用于特定对象、资金直接帮扶到户、农户直接受益的要求，不可扩大使用范围、改变方式，从根本上实现“滴灌”。坚持贫困地区“有政府投资、公共支出，就必须有财政评审”的原则，日益形成涵盖预算编制、政府采购、国库支付、资产移交以及绩效评价等环节的财政评审机制。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财政资金分配，以竞争促绩效，把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刀刃上”，做到精准分配。
（二）构建以财政投融资为动力的资本供给端实施精准扶贫，需以改革、创新财政投融资体制机制为动力，多渠道、多方式地加大扶贫投入。以财政性资金作为支撑点，将股权、资本、基金进入实体经济，打造满足贫困地区需求的合格的资本供给主体，带动社会资本投向贫困地区新产业新业态。首先，整合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各项专项基金，转“债权”主导为“股权”主导。其次，用基金引基金，即社会资本加码扶持资金杠杆，着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即PPP模式。如政府以一定的扶贫资金和财政支农资金等组建现代农业发展基金，创新“PPP+BOT”模式，投资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项目，建设土地承包权属农民、经营权属企业、农户合作、企业服务的现代农业。发挥企业资金、管理的优势，将农业与制造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整合为全产业链条，使贫困地区大量廉价资产转化为高价值的生产资本,最大限度释放贫困地区的资产潜能。除此，还可采取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经营、管理合同、租赁开发经营等模式。后续在贫困地区应进一步强化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共同管理制度的完善、PPP合同的产权管理，强化相应的收费管理，为私人部门在贫困地区的投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更多的PPP项目在贫困地区的落户。最后，构建符合贫困地区资金需求的融资平台，创新金融扶贫信贷投入机制，完善扶贫小额贷款政策，增加金融资金投入扶贫开发，使贫困对象更低成本、更方便取得信贷资金,且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使农业保险覆盖面扩大。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各类资本向贫困地区集聚、向贫困户集中，完善、更新贫困地区产业链以促进贫困户增收。
（三）构建以财政支出为重点的人才供给端精准扶贫要抓住“人”这个关键因素，加大对“人”的财政支出力度，促进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的积聚。首先，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同城化。公共教育支出要继续增大向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改善贫困地区学校办学条件与教学设备，推进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高其基础教育质量；财政支持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做好学前教育；落实免除贫困家庭学生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杂费，扩大建设有专业特色且适应市场需求的中等职业学校；提高贫困地区教师待遇政策，缓解师资短缺情况。其次，我国需协调整合各方力量，全力开辟出一条人才培养、引进、积累与配置的“绿色通道”。对主动投身于贫困地区建设的应用技能型高素质人才、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提供优厚的福利补贴或奖励；将财政资金用于基地建设、技能培训、新品种及新技术推广，主动开展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研、科技合作，财政支持各类高校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参与到贫困地区发展中来，增强贫困户创业能力与致富本领，促进贫困地区“一村一品”、“一县一品”的建立。
（四）构建以财政支出为重点的科技供给端重视科技发展，补贫困地区科技发展短板，培育新动力，科技脱贫。扶贫开发工作可充分吸收并运用“互联网+”概念，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可实施电商扶贫工程，予以相应的政策优惠与财政资金补助，加快建设贫困地区农产品信息网络化以及物流配送体系，鼓励有条件的电商企业拓展本土业务，建设农副产品、土特产网上销售平台，支持农副产品、土特产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开设网店，于生产端、交换端实现与外部经济的接轨与发展的一体化、智能化，形成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此外，可采取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工程设备采购、科研投入等政策，支持适应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的建设，重点突破农机重大成套装备、智能农业、生物育种以及生态环保等领域关键技术。
（五）打造以政府采购为趋势的公共服务供给端基于供给侧，政府采购应当重点参与有关民生需求的公共服务领域，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扩大有效供给。在医疗卫生扶贫领域，在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险制度、重特大疾病救助向贫困人口倾斜的基础上，对自负费用仍存在困难的贫困人口，可通过购买医疗救助、慈善救助、临时救助等加大帮扶力度，以保障其大病得到有效医治；推进城乡医疗卫生建设分级诊疗，推行精准化服务，如大型手术只需购买专家型医生进行的关键几分钟操作，其他程序可由普通医师完成；为贫困村村卫生室购买配备健康保障一体机等。在教育扶贫领域，政府购买贫困地区代课老师服务、学前服务以及小学生课后托管服务、就业培训服务等是重要方向；在社保扶贫领域，在因村因户制定、实施不同的补助标准，采取低保、五保供养标准自然调整机制的基础上，政府应当着重购买养老服务，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扶持贫困地区老年群体参加保险，促进贫困地区养老服务、老年人需求间的无缝对接；并通过政府购买建立健全贫困地区老人、留守儿童、妇女等的关爱服务体系，提高扶贫质量。在文化方面，加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购买文化惠民项目，如建立阅报栏、打字阅读屏、公益广告牌、“乡村记忆”博物馆等文化广场，建立贫困地区体育健身中心、全民健身路径等体育健身圈；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等等。总之，应当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资金规模，以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兜住兜牢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底线，打破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导致脱贫难的链条。
（六）构建以转移支付为基础的政府供给端精准扶贫要精准投入，构建与精准扶贫需求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政扶贫投入增长机制。中央财政需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较大幅度扩大专项扶贫资金规模,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如农村低保资金、教育民政社保等，明确将一定比例的农村综合改革、农业综合开发转移支付等涉农资金用于贫困地区，且协调整合各项扶贫资金，形成有效“聚焦”，增大资金使用合力。与此同时，政府要提高转移支付的有效性与精确度，优化政府供给结构，发挥好政府的供给能力。专项转移支付要统筹考虑贫困因素与脱贫努力程度，坚持普惠制与竞争择优相结合的方式，尤其在县区主导产业专项资金、市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一村一品”专项资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县区农技推广专项资金等项目上采取“正向激励、科学竞争”的模式，规范资金安排，推进扶贫资源优化整合。并且完善省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分配指标体系，按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资金管理使用绩效等因素，以及财政分类分档补助办法分配。对与群众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专项，则需日益建立起由政府积极指引、社会组织客观准确评价、群众热情参与的分配机制①。一方面加大对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力度，因地因时制宜解决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环境改善等问题，着力“补短板”。具体而言，在“路”方面，把改善贫困地区交通作为扶贫开发的基础性工作，加大对其机场、铁路以及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的投入力度，以加快推进其畅通工程建设，打通通户路、产业路；在“水”方面，加大完善贫困地区灌溉、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的投入力度；在“电”方面，继续专项用于重点贫困地区动力电覆盖项目建设；在“电网”方面，专项用于实现贫困地区宽带全覆盖，并加强建设与衔接贫困地区物流服务网络与设施，推动“快递下乡”工程，使电子商务进贫困地区；在“气”方面，财政投入发展贫困地区规模化沼气。在“房”方面，加大对贫困地区危房改造投入力度，财政支持贫困地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在“生态环境”方面，重点完善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与转移支付补助，设置清洁生产专项资金、环保专项基金，予以资助存在一定的预期效益的清洁生产技术、项目、企业等；调优农业产业结构，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使化肥、农药使用量减少,加快农业面源污染、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步伐。着力加强贫困地区“一村一品”发展环境建设，可把贫困地区环境的改善与扶贫开发以及旅游开发扶持结合起来，形成生态保护与扶贫之间的联动机制，从而降低贫困地区生态保护成本，进而减少贫困发生率。通过有效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为加快脱贫致富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贫困地区“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的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充分发挥专项转移支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着力消除无效供给，牵引贫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统筹实施专项奖补、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政策，稳妥推进贫困地区企业优胜劣汰，调查扶贫产业优势，做好产品需求弹性测算，优化贫困地区特色布局，扶持特色产业发展，完善特色产业链和价值链，推动“去产能”，实现产业扶贫。二是有序消化过大库存，压缩贫困地区非优势农作物生产，结合资源禀赋与市场环境，全力打造经济林果、花卉苗木、蔬菜药材、良种家禽、特种水产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采取产业投资基金、财政贴息等方式重点扶持特色农业、加工业、传统手工业发展，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化解库存压力，有效“去库存”。三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如发展土地流转型、生产服务型的规模经营，大力投入推广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等，推动化肥农药零增长，种养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有效“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