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环境治理效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环境治理效率范文1
关键词：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投入产出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EA）
中图分类号：X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4.017
由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城市长期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发展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等[1]，随着经济和城镇化的持续快速发展，环境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等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鉴于此，我国及各级城市政府对环境问题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城市环境治理与保护也逐步发展和成长起来，尤其是近年来迫于国内外的环保压力，更使其成为热点问题之一[2]。近年来我国城市环保投入增长显著，但其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因此，要在城市环境治理资源比较稀缺的情况下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有决定性作用，把环境治理的投入和产出结合起来研究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对于改进环境治理措施和提高治理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献分析发现现有成果具有以下特征：1）在研究对象上，偏重于省域[3-6]或全国[7-9]分析，鲜见以城市为评价单元的文献[10，11]，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环境数据难以获得，但城市不仅是经济和社会的核心，也是环境污染的大户和环境治理的核心责任单元，对其在现有投资模式下的环境治理效率考察对指导当前城市环境治理具有更为切实的现实意义；2）研究方法上，部分研究人员采用环境治理投资直接产生的污染物削减量以及对污染物的综合利用产值来衡量治理效益的传统方法[12-13]，部分人则采用了更为缜密的数学方法，如AHP[14]、DEA[15-16]等，此类研究多以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年份前后的投入量和产出量数据之间的对比来衡量治理效果[17]，虽能说明一定问题，但并不能很好的把投入和产出有机关联起来，即使采用能将二者关联起来的DEA等方法的文献，由于评价单元过于宏观（全国、省等）或微观（企业或单个城市等）或过于地域化（针对某省城市或特殊地区等），致使对城市环境治理政策和措施制定的参考价值有限；3）在研究内容上，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效率状态的测度和特征[1-3-5-7]总结上，仅少部分研究据评估结果给出了优化建议[18]或效率影响因素[19]。总之，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研究仍不够系统，采用什么标准、方法、程序等仍不能给出较为完善的答案，甚至要解决什么问题都还模模糊糊。综上所述，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是解决严峻的环境状况与财政资金压力之间矛盾的唯一出路，系统化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框架是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遵循系统化和“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原则，本文认为对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进行评价应该着重思考以下几个问题：1）确定量化评价方法或模型及指标，2）根据方法指标判断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状态及其时空变异特征，3）明确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4）预测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变化，探究提升效率的优化方案。本文在此逻辑主线引导下，以全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09年数据，构建指标体系，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以期为城市环境治理高效发展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1 评价方法和数据处理
1.1 评价方法
DEA方法是运用数学规划模型对若干具有多输入和多输出的决策单元（DUM）进行相对效益比较的有效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城市和旅游效率等[20-22]研究中，其对于处理多输入和多输出问题具有绝对优势[23]。城市环境治理是一项包含多元输入和输出的复杂过程，故本文选取DEA模型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进行评价，且文中DMU为270个样本城市，鉴于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投入要素的可控性和规模相应，研究采用投入导向和BC2模型。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分为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三类，当其值为1时表示该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已处于最优状态，反之，则说明当前城市环境治理要素投入存在冗余或产出不足，且其值越小越表明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越严重。
1.2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选取过程中假定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遵循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24]生产函数，同时参考罗默（Romer）[25]和卢卡斯（Lucas）[26]等主导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资源、资本、技术和劳动视为城市环境治理发展的推进力量，从而将其作为本文4大投入要素；产出上，环境和社会效益应成为核心目标，经济效益为关键产出。同时，鉴于DEA方法使用要求投入和产出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投入和产出指标之和小于等于DMU总数的一半[11]（部分研究认为是三分之一[27]）的原则，共选取12个投入和产出指标，形成“三层七维多指标”评价体系（表1）。另外，选择人均GDP、工业企业数、城市规模（城市人口反映）、财政分权等指标以考察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分异和变化原因。
1.3 数据收集与数据处理
数据主要源自所涉及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失数据大部分从相应城市或省《统计年鉴》获取，极少部分采用相关模型处理或赋值，以消除原始数据中受0值影响造成运算失败。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地级及以上城市287个，但固原、中卫、拉萨等17个城市指标缺失严重（缺少三年及其以上数据），不适于DEA运算，予以剔除。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指数运用Deap2.1软件运算，采用Arcgis和Excel对运算结果进一步分析。
2 评价结果分析
2.1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现状特征
（1）总体效率特征：效率普遍偏低，综合效率明显低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当前，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偏低，要素资源浪费和产出不足现象十分严重。效率分解上，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综合效率，三者均值分别仅为0.476、0.713、0.707（图1）；效率类型划分上，高效城市（>0.9）、中效城市（065-0.9）和无效城市（
（2）空间分异特征：综合和规模效率三地带分异性相似，八地区分布“大集中-小分散”
以三大经济地带[28]划分为前提，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异性相似。表现为：1）从综合效率看，高效城市个数东部和中部均等，西部略高；低效城市个数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中基本呈梯度递减分布，中效城市个数中部>东部>西部。2）从技术效率看，高效和中效城市个数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中呈梯度递减分布，而低效城市则是中部>东部>西部。3）从规模效率看，高效和中效城市个数中部>西部>东部，低效城市呈东中西递减（表2）。
以经济区[29]为前提，270个区位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各异的城市总体上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表现为：从综合效率看，高效城市主要分布于大西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部分；中效城市数量较少，分布分散；低效城市数量最多，且密集分布于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和湖北省、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和陕西以及内蒙一带。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八地区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二者与综合效率呈现相似的集中规律，且高效城市个数均明显增多，集中地域更为广阔（图2、3、4）。
（3）规模收益特征：普遍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发展态势不理想
规模收益发展态势不理想，超过78%的城市处于规模递减状态，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状态的城市占12.6%，而处于规模收益不变状态的城市尚不足10%（表2）。因此，未来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不能依靠继续增加要素资源投入以进一步壮大规模的途径来实现，应适度消减冗余投入。规模收益空间分异，总体上离散分布，但局部地段显著集中，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特征。如以经济区划分为前提，小集中表现为规模递增城市集中于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规模不变城市相对集中于大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区的沿黄接壤地带、长江中游的江西和安徽等，递减城市相对集中于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的湖南和湖北等、黄河中游的山西和内蒙等、东北的辽宁、大西南的四川以及南部沿海地区（图5）。
2.2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时空演变特征
2003-2009年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持续处于不理想状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率指数长期徘徊于低值阶段，期间虽略有上升但总体上呈微弱下降趋势；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虽高于综合效率，但数值仍然偏低（图1）。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中处于高效和中效城市数均有所减少，而低效城市个数增加；规模收益不变城市明显减少，而规模收益递增和递减城市数均略有增加（表3）。
2003-2009年多数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变化显著。若以研究期效率变化值占基期效率值的5%、30%为界，将样本城市分为下降超过30%的显著下降城市、下降值在5%-30%的缓慢下降城市、下降5%或上升5%的基本不变城市、提升5%-30%的缓慢上升城市、提高值大于30%的显著上升城市。则多数城市处于显著上升或显著下降的状态，保持不变的城市数量次之，缓慢上升或缓慢下降的城市数量最少，且变化显著的城市集中于大西南的四川和广西、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和河南（图6）。
2.3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3-2009年样本城市投入指标和综合效率指数值为考察对象，利用Excel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其中，Y为城市环境治理综合效率指数，X1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X2为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本年完成投资额，X3为财政支出中科学和教育事业支出，X4环境和水利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员。统计回归分析检验参数显示R2=0.929，所得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和可信度较高。
Y=0.007X1-0.058X2+0.016X3-0.002X4+0.805 （1）
回归结果显示，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财政支出中科学和教育事业支出呈正相关，而从业人员和基础设施建设呈负相关，且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和财政支出中科教事业支出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更为深刻。科技投入和资本投入成为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且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其可能的原因对于前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提出后，我国加大了对科教事业及其研发的支持，对于后者是为应对上级检查和环评压力等导致城市政府重视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的立项和项目建设，但对设施应用则不够重视，导致不少设施在建成后就处于闲置状态。另外，劳动和资金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比较有限，但劳动力投入为负相关，我国人口众多的背景和多数城市政府为稳定社会而尽力提升就业率的政策可以作为解释。由此可见，对于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不理想的城市，未来应该在提高设施利用率和进一步增加科技要素投入上下功夫。
将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城市规模（以人口规模为标准，巨型城市>1000万、特大城市300-1000万、大城市100-300万、中等城市50-100万、小城市城市规模类型>工业企业数>财政分权>人均GDP，说明在分权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以扩大城市规模（土地和人口）、提高市民福利为使命，以加速引入工业企业为手段的发展方式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优化产生了阻碍作用。偏相关分析显示：与相关系数相比，偏相关系数普遍减小，且基本保持负相关性，但相关程度排序变化为年末人口>人均GDP>城市规模类型>财政分权>工业企业数，人均GDP和工业企业数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发生了特别明显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分权从负相关变成了正相关，这一现象或可解释为：如果固化城市政府的“GDP政绩导向”，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越利于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提高，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3 中国城市环境效率优化建议
综上所述，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要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减少人力投入和提高资本利用率，尤其要关注技术投入和资本利用率提升。以城市环境治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高于0.9为标准，将270个样本城市进行分为4类，即高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HT-HS型41个、高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HT-LS型84个、低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LT-HS型68个、低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LT-LS型77个。
投入冗余度是指保持现有产出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某城市可减少的投入量与原投入量的百分比。本文结合效率优化方向并以冗余度大于20%为界，将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优化模式分为冗余度全小于20%的保持现状型、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冗余严重的资金节约型、环境治理设施投入冗余严重的资本节约型、从业人员等人力资本投入冗余严重的劳动节约型、科学技术投入冗余严重的技术节约型5大发展模式。但部分城市不应也难以靠采取单一模式使得环境治理效率最大化，不少城市需双管齐下或多管齐下。因此，进一步将优化模式整合为维持现状型、资金节约型、双管齐下型、三管齐下型和四管齐下型（资金、资本、技术和劳动节约型发展模式同时使用）发展模式五类。其中，采取维持现状型和四管齐下型发展模式的城市均占48.9%，其余模式仅占2.2%；且采取维持现状发展模式的城市相对集中于大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尤其是河南和内蒙）和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江西和湖南）。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构建指标体系，利用DEA方法对我国2003-2009年270个样本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时空变异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目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较低，2003年以来长期稳定于低值，且在波动变化过程中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效率分解规为模效率>技术效率>综合效率。
（2）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时间序列变化和空间分异显著，但空间变异并不明显，长期保持了“大分散-小集中”的总体特征。
（3）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是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且资本投入已呈负相关，城市年末总人口、城市规模类型、工业企业个数、财政分权和人均GDP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高低产生负面影响。
（4）以城市环境治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高于0.9为标准，可将270个样本城市分为高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HT-HS型、高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HT-LS型、低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LT-HS型、低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LT-LS型4类，且各类城市数量HT-LS型> LT-LS型>LT-HS型>HT-HS型。
（5）以冗余度大于20%为界，将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优化模式分为冗余度全小于20%的保持现状型、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冗余严重的资金节约型、环境治理设施投入冗余严重的资本节约型、从业人员等人力资本投入冗余严重的劳动节约型、科学技术投入冗余严重的技术节约型5大发展模式，且采取维持现状型和四管齐下型发展模式的城市均占48.9%，采取其余模式的城市仅占2.2%。
4.2 讨论
虽然我国一直在强调城市环境治理和保护，但本文的定量分析表明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从本文的研究和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发展的实际考虑，可得到以下启示：
（1）在现有的投入模式和水平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存在着投入要素资源冗余的现象，因此适当的减少投入量和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这对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建设不无益处，未来应重点关注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等资本要素和从业人员等人力劳动要素的浪费。
（2）技术创新和教育投入与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提高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加大治理技术、管理技术等技术创新力度是未来大势所趋。
（3）改革开放以来，权力逐步下放，分析显示权利下放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高低负相关，这与城市政府的“政绩GDP导向”不无关联，因此为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和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改革政府“GDP导向”政绩考核方式应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 王宝顺，刘京焕. 中国地方城市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效率评估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11，18（4）：71-76.
[2] 欧阳晓辉. 城市环境保护的相对有效性评价研究[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35-38.
[3] 王俊能，许振成，胡习邦，等. 基于DEA理论的中国区域环境效率分析[J]. 中国环境科学，2010，30（4）：565-570.
[4] 程丹润，李静.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区效率差异研究：1990—2006[J]. 财经研究，2009，1：13-17.
[5] 王恩旭，武春友.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国省际生态效率时空差异研究[J]. 管理学报，2011，8（3）：443-450.
[6] 杨俊，邵汉华，胡军. 中国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2）：49-55.
[7] 谭光荣，宋笑天. 我国环境治理中的财政支出效率问题探讨[J]. 科技管理研究，2007，9：71-73.
[8] 胡涛，张凌云. 我国城市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J]. 环境科学研究，2006，19：28-32.
[9] 董秀海，胡颖廉，李万新. 中国环境治理效率的国际比较和历史分析——基于DEA模型的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08，26（6）：1221-1230.
[10] 马育军，黄贤金，肖思思，等. 基于DEA模型的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绩效评价——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7，16（6）：769-774.
[11] 郭国峰，郑召锋. 基于DEA模型的环境治理效率评价---以河南为例[J]. 经济问题，2009，1：48-51.
[12] 殷福才，. 巢湖污染治理投资的环境效益评价[J]. 环境科学动态，2003，4：1-2.
[13] 杨竞萌，王立国. 我国环境保护投资效率问题研究[J]. 当代财经，2009，9：20-25.
[14] 吴育华，卢静. 城市环境保护工作效率评价[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245-249.
[15] 杨斌. 2000—2006年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研究---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09，29（7）：1197-1202.
[16] 邓波，张学军，郭军华.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区域生态效率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1，1：92-99.
[17] 张秀义，周爱国，闫来洪，等. 胜利电厂一期工程环境影响回顾评价—污染源和污染治理措施的回顾评价[J]. 中国环境检测，1996，12（6）：30-34.
[18] 李靖，程丹润. 基于DEA-SBM模型的中国地区环境效率研究[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2（8）：1208-1211.
[19] 李静. 中国区域环境效率的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J]. 南方经济，2009，12：24-35.
[20] 国腾云，徐勇，王志强. 基于DEA的中国特大城市资源效率及其变化[J]. 地理学报，2009，64（4）：408-416.
[21] 马晓龙，保继刚. 中国主要城市旅游效率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格局[J]. 人文地理，2010，1：105-111.
[22] 魏权龄. 数据包络分析（DEA）[J]. 科学通报，2000，45（17）：1793-1808.
[23] 魏权龄，评价相对有效性的DEA方法-运筹学的新领域[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4] Cobb C W， Douglas P H. A Theory of produc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28， 18（1）： 139-165.
[25] Paul M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an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94）：1002-1037.
[26] Lucas Robert E.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an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 3-42.
[27] 方创琳，宋吉涛，等. 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31.
[28] 彭文斌，刘友金. 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J]. 经济地理，2010，30（4）：574-578.
[29] 马洪，王梦奎. 中国发展研究（2003版）[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The Evalua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China and Its Temporal-Spatial Changes Study
WANG Qin1， GUO Feng1， XU Xin-yu2， LI Wei-wei2
（1. Lanzhou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nzhou 730000， China）
2.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环境治理效率范文2
【关键词】产业转型 资产周转效率 资产负债 管理 效率指标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转型时期，大量传统行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在产能过剩和残酷市场竞争的形势下，伴随着劳动力、能源等成本刚性上涨，毛利空间越来越小，销售利润率持续下滑。一些具有一定行业地位和规模的企业，包括一些上市公司，为了维持经营业绩的稳定或追求一定幅度的增长，做大做强巩固行业地位，借助于财务杠杆和规模优势，不断添置新的生产线和投入大量的流动资金，导致企业资产规模快速膨胀，占用资源越来越多，而资产周转效率却越来越低。另外，有些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为了更好更快地满足客户相应需求，不错过每一个订单，库存存货的品种、规格和数量持续不断增加，相应的应收账款规模也越来越大，导致企业经营累积的风险也就越来越高。
一、企业资产占用较多拖累企业健康发展
所谓资产周转效率，是指企业运营过程中投入的总资产以及各构成项目（包括固定资产、存货、应收款项等流动资产）周转速度快慢，不同的产品或行业，资产周转效率差异也较大。总体而言，资产周转效率只有与同行业或企业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比较才有意义，实践中企业资产周转效率下降主要表现为：
1.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越来越大。2011年之前的十几年中，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高歌猛进的大背景下，众多企业为了抓住机遇，抢占市场，不断投资建厂或扩充产能。而且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受规模效应的诱导和对市场需求乐观预期，往往超前投资，过度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20%以上的增速，由此带来企业固定资产规模越来越大，某些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开工不足，使用效率降低问题随之出现。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换代越来越快，运转效率更高，购买和使用成本更低的装备不断推出，导致有些仍处于折旧期内的固定资产，实际生产运转已经变得不经济或者价值不大，虽然这些机械设备仍保留一定的账面净值，但能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相对有限。尤其是对一些产能过剩或者竞争激烈的行业，企业固定资产周转效率往往是影响企业盈亏或者效益的重要因素。
2.存货规模居高不下。在供过于求的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下，薄利多销是许多传统企业的无奈选择，尽管它们或多或少在进行转型或创新的尝试，但转型之路是非常艰难的，传统产业和产品的销售和创利仍然是生存或转型的重要基础。薄利多销意味着需要生产和储备更多的存货，这也是许多企业销售规模越来越大，而利润却不增或增幅相对较小的原因。特别是在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为了获取低成本原材料或待价而沽的商品，大量囤积的库存存货司空见惯，而居高不下的库存状况一旦成为常态往往就会形成惯性，以致很多企业管理者就会视而不见或认为理所当然。同时，实践中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等价值不大，在企业产品成本中占比不高的存货，往往不是管理控制的重点，很容易形成超储、积压和浪费等。大量的存货除去占用资源如资金、仓储和管理人员成本外，还可能会造成过时、报废、毁损以及跌价等损失，钢贸风险的爆发便是一例。
3.应收款项持续扩大。在激烈市场竞争条件下，传统行业薄利多销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应收账款持续增长，因为产品毛利空间不断被压缩，要保持一定的盈利就意味着更大规模的销售额，否则就难以生存，如果选择不计代价控制应收账款可能就会牺牲本已微薄的利润，这也是大多数企业应收账款持续攀升的主要原因。
二、重资产、低效率问题成因复杂
传统产业由于多年生产经营累积形成的高投入和资源占用，究其原因是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所致，所以许多企业管理者对此习以为常，认为是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探索和改变传统的思维和管理模式，是应对市场竞争的有效法宝。从企业管理角度来分析，形成高投入、高库存和高占用有以下原因：
1.重视成本费用控制，忽视资源占用的代价。虽然从杜邦方程式可以看出资产周转率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但大部分企业管理的重点都放在了扩大销售和控制成本费用上，最典型的就是企业普遍采用的以销售为起点的预算管理，存货和应收款项甚至固定资产投资都是围绕实现和保障企业销售目标而配置的。尽管从资金管理角度。这些指标可能也会设置一些控制目标，但无疑为完成销售和利润重点目标。这些控制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或效果不佳，可能会忽视这些指标所占用资源的资金成本和管理成本对利润产生的间接影响。
2.管理层对资产占用对利润的影响认识不足。从企业高层领导到普通业务管理岗位人员，除了财务和一些对财务知识有一定深度的理解和掌握的人员之外，其他如从事生产、技术、采购、物流、营销和人力资源等，往往缺乏对资产占用与盈利状况有机联系的深入了解。如果财务部门没有通过适当的方式影响或说服企业高层领导和基层管理人员提高认识，或者高层管理者通过实践和管理也未能意识到这种联系，那么出现这种高投入、高库存和高占用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3.考核和激励没有与资产占用挂钩。在传统的绩效考核体系中，重点往往是放在对销售和利润的贡献上，虽然一些企业不断地更新考核指标，但是更大的权重体现在销售业绩、成本控制和利润增长等指标中，由于专业的限制或认识的不足，有些企业高层领导在根据考核目标制定计划时往往会忽略资产占用对目标完成的影响，虽然有些企业可能会加入一些资产占用考核指标（例如，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等），但在整个考核体系中占比很小，往往得不到企业管理人员应有的重视。
三、提高资产周围效率筑牢企业发展基石
在发展转型的关键时刻，挑战与机会并存，我们必须调整惯性思维和管理方法，从过去简单的重损益，管理重点集中于增加销售收入，控制成本费用，转变到优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重视各项资产和负债的管理，损益和资产负债周转效率管理并重的轨道上来。不断寻求突破，深化企业管理，挖掘内部潜力。为了提高企业的资产周转效率，既需要把整个思想认识灌输给企业管理层，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也需要强化执行层面在具体操作上的方式方法。
1.加强宣传，提高认识。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专题培训、交流讨论、案例分析等形式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对资产占用的认识，同时把这一理念植入到企业产供销管理链上。大部分管理人员对财务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核算这一角色，而繁琐的财务管理理论并不容易被广泛接受。直观的案例分析更能够让高层管理人员感受到资产效率管理的重要性，通过不同案例之间的鲜明对比，量化资产占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程度更能够说服企业的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通过培训提高采购、生产和销售人员对资产占用问题的认识，有助于一线管理人员及时发现更多的资产周转效率问题，同时也能够确保企业在后续的资产管理执行时得到更多的支持。只有当提高资产管理效率的理念深入人心，变成每一个管理者自觉的行动，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2.通过“盘活存量、严控增量”，切实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在整个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和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针对可能存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应当对所有固定资产进行全面盘点和清理，对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如办公用房用车、闲置的土地厂房、仓库等应进行最大限度的压缩、出租或处置，对因产业转型或产品升级形成的不需用固定资产和封存的固定资产应及时处置，对生产用固定资产在充分考虑客户需求和物流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统筹产能布局，保持在用机器设备良好的使用状态，合理安排生产组织计划，充分发挥现有机器设备的生产潜能和利用效率，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有效提高现有机器设备的运行效率，降低使用成本。另外，对多余产能，可以通过开发差异化产品或设备出租和受托加工等方式消化折旧等固定费用，减少浪费和损失。
对于适应市场需要的新增固定资产需求，应严格执行资产投资审批制度和流程，在充分调研和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由投资决策委员会或小组审慎决策。对于能够通过租赁或外包形式解决的产能需求尽量利用外部资源，合理平衡投资风险和经济效益测算，最大限度提高现有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
3.制定执行层面的措施方案，切实提高企业资产周转效率。一是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完善应收账款的账期制度，将应收账款产生的资金成本落实到具体经营单位。在成本效益的原则下，企业应当对每笔应收账款进行跟踪和分析，使得应收账款的管理信息能及时有效地传递，便于销售人员与客户的沟通催缴，有效地防止坏账的发生。同时，根据历年的应收账款催收情况，对各家客户的资信状况进行定期审核，制定各家客户的信用额度及账期，提高应收账款的安全性。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提升各子公司在应收账款管理上的主观能动性，企业可以采取内部结息的管理方式：在各子公司的年度考核中，对当年逾期的应收账款收取罚息，对每月月末应收账款按银行贷款利率收取内部利息。二是优化企业采购、生产和销售流程，加强企业对库存存货的规模控制，降低总体库存。企业库存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在销售波动过程中获取订单的能力，准确的销售预期能够帮助企业控制合理的存货规模。基于这个观点，企业管理部门应要求各子公司提高销售计划的准确性，以此合理安排各制造中心的生产计划，尽可能地减少存货库存。销售计划准确性的增强也会给企业加强采购管理带来了便利，企业可以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按需分批次采购，缩短采购周期，通过增加采购次数、减少每次采购量的方式来减少企业原材料库存。同时，集中采购能够增强了企业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适当延长对供应商付款的账期。三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应付款项规模或延长支付时间。通过增加应付款项或者延长无息或低息负债的支付时间，有利于占用其他企业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营运资金的占用，在流动资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流动负债越大，所投入经营的营运资金就越少，成本就越低，风险也就越小。之所以强调增加无息或低息负债，是因为如果企业增加的负债利率超过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将毁损企业价值，反而会加大营运成本和经营风险。
4.加强与资产运营效率相关指标的考核，引入与薪酬体系挂钩的激励机制。新的管理理念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定的阻力，用考核这根“大棒”再配以一定的“激励”能够引起全体员工的重视，把资产效率管理问题的重要性通过管理机制突显出来。在引入和不断完善资产周转效率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加大这些指标在整个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并不断修订和提高这些指标的考核标准，激励管理人员不断地提高资产效率，分享减少资产占用带来的成果。资产运营效率的考核，既可以采用纳入年度考核体系，也可以制定单项激励政策，如销售货款回笼奖励政策等。
（1）考核指标。资产运营周转率考核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纳入考核的关键业绩指标、考核目标的设定和考核的权重。考核的关键业绩指标：主要包括固定资产产出效率、存货周转率、应收款项周转率、应付款项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和资金成本率等等。
环境治理效率范文3
[关键词] 腹腔镜手术；结直肠癌；高龄；安全性；并发症
[中图分类号] R735.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6）31-0068-0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高龄（≥70岁）结直肠癌患者发病率随之明显增加[1，2]，而70岁以上老年人全身机能储备降低，往往并存多系统的慢性内科疾病，手术耐受力较低，因此手术安全性至关重要。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因其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优势，正在成为治疗结直肠癌患者的标准手术方式[3]。文献[4，5]报道认为腹腔镜结直肠癌切除术应用于老年患者是安全可行的，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且在肿瘤根治上可达到与开腹手术相同的疗效[6]。2012年4月以来，台州市立医院胃肠外科腔镜组对73例高龄结直肠癌患者实施了腹腔镜根治手术，获得良好效果，现将临床治疗体会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4月～2015年4月台州市立医院胃肠外科腔镜组收治的73例高龄（≥70岁）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腹腔镜组），并选择同期采用传统术式治疗的40例高龄结直肠癌患者作为对照（开腹组）。所有患者术前均行纤维结肠镜、全腹部增强CT检查证实，均为原发结直肠腺癌，无远处转移，术前未行放、化疗等辅助治疗，腹腔镜组能耐受腹腔镜手术；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胀、腹痛及排便习惯与粪便性状改变。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位置及TNM分期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方法
1.2.1 术前准备 ①常规术前检查，评估重要脏器功能；②术前晚予肠道准备，对于营养状态差者予营养支持；③合并高血压病者术前控制血压在160/100 mmHg以下；④合并糖尿病患者三餐前血糖控制在11 mmol/L以下；⑤对较严重心肌缺血、心律不齐的患者，予以改善心肌缺血、纠正心律失常治疗；⑥对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及支气管哮喘者，行肺功能及动脉血气检查，控制症状。
1.2.2 手术方法 开腹组采用常规术式治疗。腹腔镜组患者采用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大部分联合硬膜外阻滞，利用重力学的原理进行调整，建立气腹，压力维持在10～12 mmHg，采用5孔法，即分别于脐下、左右麦氏点和左右锁骨中线置观察孔和操作孔（具置根据肿瘤部位而定）。术中根据肿瘤位置、大小决定具体手术方式，淋巴结清扫位置达第3站。腹腔镜手术仍按照传统根治手术的方式，肿瘤根治采用血管根部结扎、切除肿瘤两端足够长度的肠管、切除相应的结肠系膜并清扫淋巴脂肪组织，术中注重无瘤原则、先处理血管再游离肠管、切口的保护等措施。右半结肠切除，作上腹正中小切口，左半结肠切除，作下腹正中小切口，均在体外完成标本切除和肠管吻合。乙状结肠癌及直肠癌切除，直肠远端Endo-GIA断开，作下腹正中小切口，在体外完成标本切除，结肠近喽酥萌朐残挝呛掀鞫っ焙蠓呕馗骨唬腔镜下与直肠远断端吻合。术毕常规腹腔镜下检查，放置引流管。
1.3观察指标
详细记录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切除淋巴结数目、术后排气时间及术后并发症，统计腹腔镜组手术成功率，随访1年，统计两组复发率。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x±s）形式表示，两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P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切除淋巴结数目和术后排气时间比较
腹腔镜组行右半结肠癌根治术16例，横结肠癌根治术4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3例，其中1例行双镜联合下（腹腔镜、肠镜）左半结肠癌根治，乙状结肠癌根治术21例，直肠癌DIXON术29例。腹腔镜组患者的手术时间（141.23±31.08）min，明显长于开腹组（123.80±27.32）min（P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腹腔镜组患者术后13例出现并发症，并发症发生率为17.81%，开腹组患者术后14例出现并发症，并发症发生率为35.00%，腹腔镜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开腹组（P
2.3 两组复发率比较
腹腔镜组中转开腹5例，成功率93.15%（68/73），两组病例中无手术后30 d内死亡，环周切缘和远端切缘均为阴性。随访1年，其中腹腔镜组复发20例，占27.40%，开腹组复发10例，占25.00%，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6，P=0.940）。
3 讨论
3.1围手术期处理
高龄患者手术的风险性和危险性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加[7]。腹腔镜手术时需要采用CO2建立气腹、特殊以及相对较长的时间，对心肺功能、血液流变学等指标影响较大[8，9]。因此，在对高龄结直肠癌患者实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时，必须加强围手术期处理，为此我科将快速康复外科技术应用于高龄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中，取得良好效果。术中予气管插管全身麻醉，监测PaCO2，注意术中保温；术前不予留置胃管，术前4 h口服高糖，减少胰岛素抵抗；术后充分镇痛，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早期肠冉食；术中、术后限制补液。高血压病患者术前口服降压药物控制血压至手术日晨，术后根据血压监测情况，必要时予硝酸甘油微泵维持。糖尿病患者术前控制血糖，术后根据血糖监测情况予胰岛素泵维持血糖8～10 mmol/L。冠心病患者适当应用扩张冠状血管药物，以保证心肌供血及改善心肌的储备功能，对房颤患者术后抗凝治疗，对心功能不全患者，限制补液，合理应用利尿剂。对慢性支气管肺炎患者，行肺功能检查，术前进行肺功能锻炼，术后在充分镇痛下鼓励患者咳嗽、深呼吸，化痰治疗。对于有脑梗死病史患者，术前5 d停用口服抗凝药，予低分子肝素钙针皮下注射代替，术后继续抗凝治疗。对于一般情况及营养状况差的老年患者，术前可予营养支持治疗，纠正贫血、低蛋白血症。老年患者血流缓慢，肿瘤所造成的高凝状态及腹腔镜下特殊的，使患者术后血栓形成概率增大，术中常规给予弹力绷带加压包扎双小腿，术后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早期应用抗凝药物。对于脱管困难、心肺功能不稳定患者，术后转ICU，待稳定后转回普通病房。
3.2 安全性分析
高龄患者全身机能衰退，往往合并多种老年内科疾病，手术耐受力低，本研究中腹腔镜组有54例合并慢性疾病，发生率73.97%，因此安全性至关重要。腹腔镜组患者术中出血少、排气恢复快，微创优势明显，而且术后并发症较少，仅为17.81%，显著低于开腹组的35.00%，与文献报道一致[10，11]，较适合老年患者[12]，可能与下列因素相关[5]：（1） 腹腔镜手术切口小，感染及粘连机会低；（2）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切口疼痛轻，下床活动早，有利于术后心肺功能及肠道功能的恢复；（3）与开腹手术比较，腹腔镜术后炎症反应较轻，免疫功能恢复较快[13，14]，从而减少高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降低围手术期的病死率。腹腔镜手术需要CO2建立气腹，因此易致高碳酸血症，但卞正乾等[15]研究高龄患者腹腔镜组的血气异常主要为酸碱失衡和电解质紊乱，并未见高碳酸血症，本组患者亦未因高碳酸血症而中转开腹。将快速康复外科应用于腹腔镜结直肠癌老年患者中，更具有优势[16]。需要注意的是，高龄患者对麻醉和手术的耐受能力较差，故不能为追求腹腔镜手术而延长手术时间。本组病例提示开腹组手术时间较短，故对于严重心肺功能不全、较难耐受腔镜者，为尽快结束手术，开腹手术可能更合适。
3.3手术成功率分析
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属操作较复杂、学习周期较长的术种，与术者的手术经验密切相关[14]。因高龄患者耐受性差，一旦出现手术相关并发症，其后果往往较严重。本研究术者在开展结直肠癌腔镜手术前每年有上百例结直肠癌开放手术经验，已开展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阑尾切除术等，并数次去上级医院进修学习，在学习曲线早期，选择较年轻患者、相对简单术式开展，待熟练后，才在高龄患者中开展。本文腹腔镜组有5例中转开腹，成功率达93.15%，其中1例因为肿瘤侵犯致组织层次结构不清，术中出血较多，腔镜下止血较困难，手术时间延长而中转开腹；另1例因肿块比较晚期，输尿管与周围组织层次不清，分离时致输尿管损伤，遂中转开腹，请泌尿外科医师行双J管植入，术后患者恢复顺利。腔镜安全性至关重要，术者要敢于中转开腹，这也需要丰富的开腹手术经验。
提高腔镜成功率需要一定的手术技巧，在高龄腹腔镜结直肠癌患者手术中，要始终注意在正确的手术平面操作，不仅要有丰富的开放手术经验，还要有腔镜手术经验，需要进行腔镜培训及训练，学习别人的经验，反复观看手术视频。要始终注意分离组织时保持一定的牵拉张力，腹腔镜下用超声刀进行组织分离要比开腹手术视野更清晰、操作更简便、出血量更少，本组病例提示腹腔镜组具有较少的出血量。腔镜下置入小纱布条擦拭出血，这样既能使术野清晰，又能减少手术时间，同时可以起到压迫止血作用，而且在系膜离断过程中，利用纱布阻隔，可以避免误损伤。
3.4 近期疗效分析
梁建伟等[17]研究高龄直肠癌患者腹腔镜手术的近期效果，发现腹腔镜组的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恢复流食时间均少于开腹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无手术后30 d内死亡，环周切缘和远端切缘均为阴性，淋巴结清扫数目两组无差异，与本组研究结果一致。Staudacher C等[18]分析文献发现腹腔镜和开腹可以达到同样的根治效果。游松等[19]经过meta分析发现腹腔镜结直肠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8.30%，与本研究结果17.81%相当，腹腔镜组并发症明显少于开腹组。由此可见，腹腔镜组具有较好的近期疗效，还需要进一步随访。
尽管由于学习曲线的缘故，手术时间相对偏长，但随着腔镜例数的增加，手术时间可明显缩短。因此，笔者认为只要选择合适的病例、加强围手术期处理、具有成熟的腔镜技术，老年结直肠癌患者行腹腔镜根治术是安全、可行的，具有微创、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势，是治疗高龄结直肠癌较好的选择方法，腹腔镜手术或将成为高龄结直肠癌患者的常规外科治疗方法[20]。
[参考文献]
[1] Yang Z，Chen H，Liao Y，et al.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ong-term outcomes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elderly Chinese patients undergoing potentially curative surgery[J]. Surg Today，2014，44（1）：115-122.
[2] 臧怡雯，周易明，陈宗秸. 75岁及以上高龄结直肠癌患者手术治疗安全性、远期疗效及腹腔镜手术可行性评估[J]. 上海医学，2011，34（11）：831-836.
[3] Wang CL，Qu G，Xu HW. The short-and long-term outcomes of laparoscopic versus open surgery for colorectal cancer：A meta-analysis[J]. Int J Colorectal Dis，2014，29（3）：309-320.
[4] Jeong DH，Hur H，Min BS. Safety and feasibility of a laparoscopic colorectal cancer rese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J].Ann Coloproctol，2013，29（1）：22-27.
[5] 肖庭x，张冠南，肖毅，等. 老年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的安全性评价[J]. 腹部外科，2013，26（4）：251-253.
[6] Buunen M，Veldkamp R，Hop WC，et al. Survival after laparoscopic surgery versus open surgery for colon cancer：Long-term outcome of a randomized clinicaltrial[J]. Lancet Oncol，2009，10（1）：44-52.
[7] Manceau G，Karoui M，Werner A，et al. Comparative outcomes of rectal cancer surgery between elderly and nonelderly patients：A systematic revie[J]. Lancet Oncol，2012，13（12）： 525-536.
[8] 黎介寿. 腹腔镜手术对生理功能的影响[J]. 中国微创外科杂志，2002，2（1）：1-3.
[9] 杨平，彭翔，邓建，等. 80岁以上高龄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54例[J]. 广东医学，2012，33（8）：1154-1156.
[10] Shigeta KI，Baba H，Yamafuji K，et al. Effect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on the patterns of death in elderly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Competing risk analysis compared with open surgery[J]. Surg Today，2016，46（4）：422-429.
[11] 王伟，尹家俊. 高龄结直肠癌患者腹腔镜与开腹手术的安全性比较[J]. 中国肿瘤外科杂志，2011，3（1）：7-10.
[12] 付全航. 腹腔镜肿瘤切除术治疗高龄结直肠癌患者效果观察[J]. 中国乡村医药，2015，22（18）：13-14.
[13] 曹金鹏，彭翔，邓建中，等. 腹腔镜与开腹结直肠癌手术对高龄患者免疫功能影响的对比分析[J]. 浙江临床医学，2016，18（4）：713-714.
[14] Clinical Outcomes of Surgical Therapy Study Group. A comparison of laparoscopically assisted and open colectomy for colon cancer[J]. N Engl J Med，2004，350（20）：2050-2059.
[15] 卞正乾，钟鸣，唐伟军，等. 80岁以上高龄结直肠癌患者接受腹腔镜辅助根治手术的围手术期安全性观察[J].腹腔镜外科杂志，2009，14（1）：41-44.
[16] 刘萍，杨之斌，程先硕，等. 腹腔镜联合快速康复结直肠外科手术在老年人结直肠癌治疗中的近期疗效分析[J].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2015，34（7）：760-763.
[17] 梁建伟，毕建军，周志祥，等. 高龄直肠癌患者腹腔镜辅助手术的近期效果[J]. 肿瘤研究与临床，2012，22（7）：447-449.
[18] Staudacher C，Vignali A.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rectal cancer：The state of the art[J]. World J Gastrointest Surg，2010，2（9）：275-282.
[19] 游松，王朝义，乔忠鹏，等. 腹腔镜结直肠癌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J]. 心理医生，2015，21（18）：11-13.
环境治理效率范文4
一、环境绩效审计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客观基础
环境绩效一般是指进行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与无形收益。关于环境绩效审计的含义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张文华和钱凤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指对政府部门的环境治理责任和企业应承担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责任及他们的工作绩效进行的审计[1]；陈正兴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通过检查被审计单位和项目的环境经济活动，依照一定标准，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循环状况和发展潜力的合理性、有效性，并对其效果与效率表示意见的行为[2].
2009年11月世界审计组织环境审计工作小组制定了“有关环境效益审计指南”，环境绩效审计开始走向规范化道路。借鉴各种学者的看法，我们对环境绩效审计做出如下的定义：环境绩效审计是由独立的审计机构或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环境治理活动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审查、分析，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评定环境治理活动的现状和潜力，对提高环境治理绩效提出建议，促进其改善环境治理、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的一种审计活动。
审计客观基础是审计赖以产生和存续的某种存在于社会经济环境中的需求，尤其是对审计活动所提供信息的需求。审计的客观基础决定着该类审计的目的、职能、主体和客体，不同类别的环境审计，有着不同的客观基础。详细到环境绩效审计而言，其产生的客观基础应是检查环境资源的治理和使用责任。环境资源包括两部分：一是环境的天然存量资源，如物种、生态、大气和水资源等；二是用于治理环境的各种资源，如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所有权属于国家和全民的环境资源通过法律委托授权于一定的政府机关或社会经济组织治理、经营或使用，这些组织就承担起经济、有效地使用和治理环境资源的责任，因而需要通过国家审计来检查其受托治理、使用责任的履行情况。所有权属于投资者个人的环境资源，则需要通过内部审计来检查其是否经济、有效地治理、经营和使用了这些环境资源。这种对环境资源治理、使用的经济性、有效性的评价，属于对环境治理系统各环节的“连续监控”，主要是指环境绩效审计。
二、环境审计、绩效审计与环境绩效审计
（一）环境审计与环境绩效审计
环境绩效审计是环境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环境审计的基本特征，与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共同构成完整的环境审计体系。
环境审计，也称为环境、健康和安全审计，是审计学科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开辟的一个审计新领域，是国家环境治理系统（EMS）中的一部分。在我国，环境审计被定义为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民间审计组织，依法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治理系统以及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和环境责任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并且揭示环境和资源保护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促进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加强环境治理。
环境审计包括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和环境绩效审计三部分。环境财务审计注重财务报表披露的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等信息的公允性；环境合规性审计侧重于检查各种环境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而环境绩效审计更多的是考察、分析和评价组织所采取的各项环境措施和环境治理活动的绩效状况。在增加环保投入的同时应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增加环境政策的适当性，环境绩效审计正逐步成为各国环境审计的发展重点。
（二）效益审计与环境绩效审计
效益审计起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直到1977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才在利马会议上将其定义为“绩效审计”（PerformanceAuditing）。最高审计机关国际和亚洲组织将绩效审计定义为：绩效审计是一种对被审计单位履行其职责过程中使用资源的经济、效率和效果方面的审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E”审计，近年来，又提出“五E”审计，即在“三E”审计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公平性（Equity）和环境性（Environment）审计。效益审计的目的是为了对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的经济活动的有效性进行监督和评价，以考核有关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并促使被审计单位提高效益。效益审计的开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立法、内部制度、审计规范、人才、资源、技术等各方面都要进行建造，要把效益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审计类型进行全面实践和探索。
国际上审计已经向绩效审计发展，环境问题也成为绩效审计关注的内容之一。环境绩效审计虽然隶属于环境审计的体系范畴之内，但是又同时兼有绩效审计的特点，对绩效审计的探索有助于完善环境审计的方法，拓宽环境审计的范围，丰富环境审计的内容，突出环境审计的建造性意义。我国的环境审计要跟上国际发展，必须在审计类型上从财务收支审计向绩效审计拓展，从以环境经济活动的合规性、合理性为主要审计对象逐步过渡到绩效审计上。
三、环境绩效审计的特点
（一）审计结果的建造性
环境审计的基本职能是环境监督，但在环境绩效审计中，更应强调其评价职能。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找出影响绩效的各种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以帮助被审计单位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益。因此，监督并不是环境绩效审计的根本目的，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以促进为主的建造性审计。
（二）审计标准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环境绩效审计属于环境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已经颁布的包括ISO14000环境系列标准在内的各种环境标准，都是环境审计在审计依据方面不同于传统审计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绩效审计的对象千差万别，衡量审计对象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标准不可能相同，甚至是同一项目，有多种不同的衡量标准，得出的结论会截然不同。这使得每开展一项绩效审计，审计人员都需要在现场审计开始前，就衡量绩效的标准问题与被审计单位进行协商，或者寻求一种公认的、不存在异议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或需要协商确定是环境绩效审计的一大特点。
（三）审计活动的综合性
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以考核被审计单位环境治理活动为对象的综合性审计，被审计单位的环境治理活动都与绩效有关。因此，环境绩效审计的对象和范围应包括被审计单位的全部环境治理活动。不仅包括环境资金流转的治理活动，保证环境资金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而且包括非环境资金的环境治理活动，如环境规划、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情况等，影响环境绩效审计的因素多种多样，因而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内容多、范围广、系统性强的综合性审计。
四、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
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包括根本目标、详细目标和分项目标三个层次。其根本目标与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即：改善环境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只不过环境绩效审计是从绩效审计这个角度来实现这一目标的。详细目标可以概括为：对环境治理各步骤的绩效情况进行审计评价，找出影响环境治理绩效的消极因素，提出建造性的审计意见，从而促使环境治理工作的高效进行。根据详细内容的不同，进一步地可以将详细目标分解为四类分项目标：（一）评价环境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法规政策制定部门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法规与制度；（二）评价环境治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其影响工作效率的消极因素，提出改进建议；（三）评价环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助于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四）评价环境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改善环境投资提出建造性意见。
五、环境绩效审计的层次
环境绩效审计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对政府的环境绩效审计属于宏观层次，由国家审计机关来进行，主要对政府制订的环境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看环境政策是否促进了环境和生态的改善，审查环境项目的实施是否真正有助于防治环境污染，调查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使用情况，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目标；对企业的环境绩效审计属于微观层次，由内部审计或社会审计来承担，重点审查监督企业对环保目标、政策的执行情况，并评价企业的环境内部控制系统以及企业在治理环境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宏观环境绩效审计
1.政府环境政策的绩效审计
该审计主要是对政府制订的环境政策，包括对环境经济政策和行政控制的效果进行评价，评价时只需考虑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效果，而不对政策本身进行过多地评价。评价时需遵循两条原则：首先，环境政策的实施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其次，在达到目标的前提下，看政策的实施费用能否达到最小。
2.政府环境保护资金的绩效审计
国家拨付给各级政府及部门的环保资金是用于治理环境的主要来源。环保资金在真实性、合规性审计的基础上，还应对资金的拨付、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进行审计，因为真实合法并不等于使用的合理有效。所以环保资金的绩效审计主要是对其拨付使用情况和使用效果进行监督。详细审查各级财政部门及各级主管部门是否及时将资金拨付给使用单位，有无少拨、不拨，或延迟拨付的现象，拨付给使用单位后，使用单位是否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最后对资金使用后的环境效益进行评价，分析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3.政府环境项目效益审计
政府环境项目效益审计属于绩效审计，进行项目效益审计首先要了解项目本身，假如项目被分解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实施，还要了解项目分解情况。在了解了项目之后，还应清晰该项目的目标，在审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以是否实现项目目标为重点。假如不能实现目标，则审查不能实现的原因；假如达到了目标，则审查成本是否超过了预算，以达到使用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项目效益。
（二）微观环境绩效审计
企业的环境绩效审计内容一般包括在环境绩效报告中，它进行环境绩效审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政策法规执行的审计
首先要审查政策法规的详细规定。诸如排放标准、排污收费是否合理，可以根据边际分析的原理，当制订的排放标准或排放费只有使得企业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等于污染的社会成本时，该排放标准或排放费才是有效的；其次，审查执行政策法规的情况有无偏差，对企业来说，每一项政策都有明确的目标，审计人员应考虑政策规定是否达到目标，总体效果如何，从而可以把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以提高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
2.企业环境治理的内控系统的审计
首先，了解企业现行环境治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测试和评价这些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有效性，是否有利于防备和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其次，了解企业在内控系统下的环境目标以及一些污染指标的定量数据，如排放到空气中、土壤中的废弃物的数量是否超过了指标的上限；最后审查一些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能源消耗是否超过了一定标准等等。
3.企业环境治理效益的审计
对企业而言，环境保护的效益表现为两种形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项审计是指企业进行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因此，该项目的审计是企业环境治理的综合审计，其指标既有财务的、又有非财务的；既有综合的、又有详细的指标。主要包括：（1）环保投资审计：主要是对企业自己投入环保设施及重要资产上资金的真实性、投资行为的持续性的审查核实，以促使有关单位与部门保证环保资金的落实与到位；（2）环境成本费用审计：审查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投入到环境治理中的成本与费用指标；（3）环境损害费用审计：评价和审查企业由于对环境产生了破坏而受到的惩罚支出，该项目的金额越大，表现为企业环境治理的水平越低；（4）环境治理经济收益审计：评价与审查企业由于产品的绿色化、环保产品、“三废”再生品、资源替代品等带来的经济效益或者企业由于加强了环境保护导致环境损失的减少等内容；（5）环境治理综合效益审计：企业加强环境治理不仅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实现企业所在的社区环境的改善，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美誉度，环境治理综合效益的审计包括对治理污染使空气清新、水质变好、减少环境的再污染程度等非财务指标和软指标的评价，也就是对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评价。
六、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活动的指南》中列示的环境绩效审计内容包括：对政府监督环境法规执行情况的审计、对政府环境项目的效益进行审计、对其他政府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审计、对环境治理系统的审计、对计划的环境政策和环境项目进行评估等。
（一）对政府监督环境法规执行情况的审计。这是目前世界各国开展政府和公营机构绩效审计最普遍的形式。详细地说，就是检查政府环保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使用其法律授权和公共资源，督促社会公众和组织遵守环境法规的效率和效果。
（二）对政府环境项目的效益审计。其主要对象是政府负责的保护或改善环境的项目以及政府签署的国际协议。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已授权审计机关对这些项目的“财政、财务收支的效益性”进行审计。实施该类审计时，审计机关应该注重对环境项目的选择，考虑经营风险、重要性和可审计性等方面问题。
（三）对其他政府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审计。审计机关或者内部审计机构可以通过专项资金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或项目审计等方面工作的实施，检查或确认政府、组织在缓解、削减环境影响方面的措施是否已经实施，并已经达到目标，有无造成过多成本等。
（四）对环境治理系统的审计。环境审计被看作对一个组织的环境治理系统的连续监控过程，环境审计中对环境治理机构的设置合理性和工作的有效性、环境治理制度（包括国家政策立法）的有效性和执行程度以及环境规划决策的科学性的评价都属于环境绩效审计的范畴。
（五）对计划的环境政策和环境项目进行评估。虽然我国的审计机关并无对政策制定进行审计的权限，但是可以反馈一些与政府规定本身的合理性有关的信息，例如排污费的计费范围和收费标准的合理性等。事实上，经过反馈的审计信息也是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七、当前我国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障碍与对策
开展环境绩效审计是国际上环境审计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现阶段在我国开展环境审计存在一些体制上、观念上和理论上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目前对于加强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对于如何加强环境治理以及环境绩效审计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等问题认识不够深入，主要着眼点还是仅仅限于环境投入和环境法规政策的执行上，对于环境投入的效果以及投入产出的对比状况却没有更多的考虑，以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因此开展环境绩效审计首要的是提高对环境绩效审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二）环境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发展不充分。环境绩效审计以环境财务审计和环境合规性审计为基础，是一种综合性的审计，在我国环境财务信息不真实和环境治理违规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缺乏相应的基础。大力发展环境财务审计和合规性审计，保证环境信息的真实可靠和环境工作的规范性才能为环境绩效工作的展开提供基础。
（三）开展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预备不足。环境绩效审计作为一项实践性的工作，只有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的储备，才能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预备。我国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对于各种基本问题，如环境绩效审计的主体、范围、标准、方法等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加强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对于环境绩效审计的实践开展意义重大。
环境治理效率范文5
关键词 环境规制；治理动机；公众参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 X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2-003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2.00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治理理论的发展，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政府行政手段为主导的一元治理时期；政府经济和行政手段并存的二元治理阶段；政府与市场、社会协调互动的多元治理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三阶段的早期，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正在形成一种相互融合又相对独立的治理结构。在环境治理体系中，企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而由于环境物品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导致“市场失灵”，作为公共利益受托人的政府自然就加入到了环境治理当中，以行政命令或经济治理的手段进行环境规制。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全、监督乏力等特点，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又会促使以公益性、非营利性等为主要特征的环境社会组织也加入到了环境治理体系中。随着环境污染对人们生活和福利的影响日渐加重，公众也越来越多地自发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多主体环境治理的体系基本形成。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面临着稳定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质量的双重压力，如何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对环境治理模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 多主体环境治理模式的研究述评
有关多主体环境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中，Ostrom等[1]指出多主体环境治理是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之外的一条责任路径，强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相互约束，以多中心为基础，通过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实现“权力分散”和“交叉管治”。多主体合作的目标在于解决环境问题治理中存在的失灵，Eckerberg和Joas[2]认为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有助于将环境责任向私人部门转移，从而共同承担环境责任。Parkins[3]指出多主体合作有利于将多元价值融入法律政策中，对环境治理具有更高的约束效力。Forsyth[4]认为多元合作的环境治理模式可以提高各主体对环境政策的参与度，实现更高的环境规制目标。Arentsen[5]认为环境治理的决策过程越来越复杂，多个主体参与决策过程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影响结果。Newig和Fritsch[6]认为非政府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有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
然而，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实施中还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效果的发挥极大地依赖于各个主体的地位、职能以及模式的制度设计与运作方式等。Jessop[7]表达了对实行“混合治理式”环境治理模式的担忧，因为政府的“空心化”会导致设计和执行环境政策时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下降。Tsang等[8]通过分析指出信任在公共环境治理集体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参与治理的主体应该互相信任，否则合作将难以为继，集体决策无法达成。Evans[9]指出环境治理集体行动中存在多重困境，环境问题可能有着复杂的成因，由不同方面的人类活动所导致，这使得协调合作更加困难。
国内学者一般是分别对政府、企业、公众与社会组织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研究。在政府主体进行环境治理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微观激励机制，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10-12]。在公众参与中，应建立完善公众预案参与、过程参与、行为参与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切实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13-14]。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时，需要考虑经济底线、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尽其可能减少负外部性，同时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15-17]。在环境社会M织参与环境治理方面，大多研究集中于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模式，或是环境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募捐机制、激励机制等问题[18-20]。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多主体治理模式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两个方面。在探讨适合中国的公共治理模式方面，王兴伦[21]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多中心理论的研究，提出在中国的公共治理中应主要实现主体和体制的多元化。孔繁斌[22]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指出公共治理应是基于多元共治模式下的治理结构由“中心―边缘”模式向多中心模式转换。在研究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方面，陈海秋[23]通过分析城市环境治理中政府、市场、企业、环境社会组织、城市居民的各自行为和角色，提出了“政府主导式―合作参与―多元化治理”的四位一体治理模式。李明洪[24]通过分析当今利益多元化背景下中国环境中的各主体利益冲突，指出亟需政府联合各主体展开对话协商，构建协同合作治理模式，实现经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综述可得，国内学者对环境治理主体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各自的角色定位，对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方面的研究却很少涉足。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多主体协同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尤其在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模式引导下，人们对环境准公共物品的利用超过环境能够提供的限度，如何有效激发企业内生的治理动机是解决政府在功能定位、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等诸多环节功能缺失的主要途径。本文拟构建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社会福利、环境质量等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企业内在治理动机的影响，分析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这不仅可以为环境治理中不同主体的优化配置提供可行性方案，而且能够对如何构建多主体协同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参考。
2 中国多主体环境治理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多主体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基本上始于2002年颁发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该法律中明确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权利。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促成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的再次修订，而且推动了多元化环境治理模式的出现。2014年修订后的新《环境保护法》颁布，明确设立环保公益的诉讼制度，将民生力量有序纳入环境治理的体系中，多主体参与环境公共治理的体系不断完善。
尽管中国逐渐走向多元的环境治理模式，但环境治理的主体仍然是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呈现“政府直控”的特点，即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职责，无论是从宏观政策制定方面，还是在微观层面的环境监督和评估方面，几乎都是由政府控制实施。相比之下，公众、环境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此外，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实施环境管制，即在形式上的“经济手段”，更加体现了“政府直控”的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影响逐渐凸显，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单行者已经无法满足环境治理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经济中，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人员所掌握的信息、知识也是有限的，可能出现企业污染处罚与环境治理污染成本不一致的现象，甚至长期内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失效。面对大量违反环保法的企业，政府的环境管理人员远远不足，政府的环保力量还是十分薄弱。
另一方面，尽管政府代表的是公众的环境权益，相关的法律也保障了公众参与成为监督企业和辅助政府实现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没有明确参与的途径、方式，缺乏相应的实施机制。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由于缺乏环境污染的知情权、诉讼权和求偿权，反而更容易造成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过度反应，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公共性。由于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治理手段单调且非有效、治理效率低下且高成本等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社会组织的环保热情，环境社会组织职能的缺失进而导致其缺乏对企业和政府的有效监督。图1显示，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可能会产生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等现象。
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等问题的根本在于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和环境社会组织出现了职能缺失和错位，代表私人利益的公众和企业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来参与环境治理。特别是在政府的规制强度不够时，造成环境污染源头的企业缺乏环境治理的激励约束，企业行为的负外部性并没有转变为企业内生化的环境治理动机。
环境治理的公众和社会组织主体加入到环境事务的过程也是被动的，因为环境监管本身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而公众和社会组织无法完全享有资源消耗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如何实现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十分重要。将环境治理中的强制行为转化成自愿行动，发挥各主体，特别是企业和公众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形成环境治理各主体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真正将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才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3 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符合中国实际经济发展特征和治理模式为标准，在模型中设计政府、公众、企业和环境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并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针对不同主体的行为方案进行数值模拟和政策评价，通过分析不同环境治理主体行为对福利水平、经济增长等经济变量的差异化影响，为如何有效激发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发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外部性提供参考。
3.1 模型构建
3.1.1 企业生产与污染排放
一般而言，企业的生产行为可以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述，其中资本和劳动为投入要素。在环境经济学的分析中，为了刻画生产行为对于环境的污染情况，往往在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资源投入要素[25]，一般为能源产品，即企业通过使用资本、劳动和能源来生产产品。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能源的同时产生污染排放，由于生态系统对于污染排放物只能部分降解，污染排放逐渐累积形成污染水平，本文考虑环境污染水平对企业生产的负外部性影响，构建企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如式（1）所示。
式（4）、式（6）和式（8）等描述了政府、企I和公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与反作用机制。从经济学外部性角度来看，环境社会组织具有环境保护、知识和治理的专业性，新的环保法赋予环境社会组织公益诉讼权。环境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相关权利的赋予，使得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行为具有外部性。其外部性的体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环保组织向公众筹集资金，开展环境调研、举证等工作，将违法排污的企业公布于众，并通过诉讼的手段，给予企业适度惩罚，从而将企业排污的社会成本分担到企业身上，达到降低社会污染的目的；二是，如前所述，环境社会组织的行动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广泛的企业信息，降低政府在监督减排过程中的成本支出，督促政府实施污染惩罚，实现环境质量改善。
3.1.3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制定合适的环境税率τ，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转化为企业生产的成本，激发企业治理污染的动机。政府实施环境税所得的收入，用于支付环境管制中产生的监管成本、对企业进行环境技术的研发补贴和向公众的转移支付。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p（・）为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成本支出，假定p′τ（τ，υ，EMt）>0，p′υ（τ，υ，EMt）
最后，在模型中加入Ct+It=Yt等市场出清条件，可以实现模型的闭合。
3.2 参数校准和模型求解
本文主要借鉴Acemoglu等[26]、Heutel[27]、杨继生等[28]的文献，给出模型参数的设定。其中，在环境社会组织监管力度及其费用函数等方面，可用于参考的资料较少。限于此，本文通过敏感性分析等方法，以模型自身的稳健性为标准，得出政府征收环境税的规制成本函数和环境社会组织的监督成本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政府环境规制成本函数：pt=0.06τ1.2/（0.06+υ0.8）×EMt；
环境社会组织监督成本函数：qt=0.03υ0.3×EMt。
由于上述模型中各参数与变量间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难以求得显示解，本文采用Matlab R2009a软件，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求解模型的稳态。
4 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和公众参与外部性模拟
4.1 政府征收环境税对企业内在治理动机的动态影响
如理论模型中式（1）所示，公众的效用最大化函数中可以加入环境污染的负效应Q（Xt），在考虑该负效应和不考虑该负效应时，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变化对于各主体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本文绘制了环境税强度的提高对社会福利及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图形，以更好地体现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如图2和图3所示。
当环境税率逐渐上升时，社会福利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目标下，存在着差异化的最优税率。上述结论与国内外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同时也证明了本文中模型构建的合理性。同时，当考虑环境污染对公众效用的负向影响时，社会福利水平更低，这也符合经济学常识。
如前所述，企业的环境技术研发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的内在治理动机，也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其中，稳态下企业的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为理论上的最优环境研发投入，因为该研发投入水平实现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是由模型中各参数同时决定的，即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应根据经济体系的自身特征来确定，因此政府的环境税收政策是企业内在环境治理动机的决定因素之一。
当政府的环境税率不断上升时，图3显示，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稳定或下降，当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结合本文理论模型部分可得，企业通过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在增加，而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导致的边际收益在下降，因此企业就会增加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加快环境治污技术进步，促使污染排放量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在环境研发投入上升的初期，环境技术进步及其伴随着的人力资本累积等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会不断增加。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代表性家庭的消费水平也会上升，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环境税就成为了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率。
在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值后，企业通过环境技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仍然大于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企业还会继续加大环境治污技术的研发投入，直至企业通过环境技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时，企业的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达到最大。此时，图2表明，社会福利已经下降至较低水平。因此，在保证社会福利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应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不宜过高。
4.2 环境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外部性机制的模拟分析
进一步地，在图4中，本文分别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图4显示，与仅考虑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这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外部性。主要原因在于，在现实经济中政府实施环境监管的人力物力都是有限的，环境治理的专业性知识结构也不健全，一定存在着环境治理监管的成本损失。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减少政府环境规制监管成本，改善环境治理状况。
当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不高时，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但是单位规制强度的边际效率在降低，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时，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下降。在引入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后，这一现象又呈现了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随着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环境规则所产生红利的总体水平在提高，并且政府环境规制红利的最优拐点在下降，这再次验证了环境社会组织参与对于环境治理的外部性。
5 环境公共治理多主体协同体系构建的进一步思考
在环境公共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相互联系、共同合作完成治理目标。首先，企业参与环保治理的动机来源于其自身，尽管企业目标主要是利润最大化，通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其目标，但是企业责任和经济活动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也可以成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采取有效的规制政策激发企业的治理动机，实现治理行为。环境社会组织是指志愿性的环境社会组织，在环境公共环境治理模式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是以强制求公益，而社会组织是以志愿求公益，由此看来，政府与环境社会组织追求公益的目标也是契合的，只是实现方式有所不同。公众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需求，并且将其反馈给政府，有助于政府修正决策中的失误，同时可以减少政策执行中的冲突与摩擦。公众参与的微小力量和环保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相Y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政府、企I、公众和环境社会组织共同享有公共权利、共同进行环境治理，环境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多主体协同”，从政府关注公共项目转向治理工具，从等级制转向网络化，从命令、控制转向谈判、协商，各个主体之间形成“网络关系”。在图5中，本文给出了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中的多主体协同框架。
治理过程的协同化强调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参与责任、监督惩罚、利益共享、信任协作构成了治理过程的主要内容。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参与协作，建立与市场、社会之间相互激励约束、相互合作的公共治理模式，治理模式中的各个主体都在不断互动和充分协作中实现各自目标的最大化，新型的“利益共享”网络协同关系不断形成。
6 结论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的研究与公众参与环境外部性的分析，主要结果显示，当环境税率不断上升时，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在治理动机。其中，在环境研发投入上升的初期，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会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福利水平。此外，通过模拟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可得，在发挥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形成环境治理的有效网络体系。
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扩展：一方面，对于不同行业或者同一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言，当研发投入的规模不同时，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研发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均会呈现不同的特征，进而使得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对于这一影响的研究能够丰富企业内生环境治理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对于企业部门而言，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在模型中主要设置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治理两个主要部分，实际上，环境治理的效果还受到企业特征、经营状态等一系列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如何充分在模型中设置这些因素并研究其作用，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在发挥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为推动中国多元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必须使公众融入到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国应尽快完善立法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通过立法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使公众参与法律化、程序化，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将环境建设项目的内容公之于众，召开听证会、公众座谈会，采用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听取公众意见，积极建立并完善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方案。最终，形成环境治理的有效网络体系，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OSTROM E， SCHROEDER L， WYNNE S.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in perspective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1-288.
[2]ECKERBERG K， JOAS M. Multi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concept under stress？ [J]. Local environment， 2004， 9（5）： 405-412.
[3]PARKINS J R. Decenter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short history and analysis of democratic processes in the forest sector of Alberta， Canada [J]. Policy sciences， 2006， 39（2）： 183-202.
[4]FORSYTH T. Coope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wastetoenergy technologies in As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6， 5（3）： 209-220.
[5]ARENTSEN 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a multilevel institutional setting [J]. Energy & environment， 2008， 19（6）： 779-786.
[6]NEWIG J， FRITSCH 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articipatory， multilevel and effective？ [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09， 19（3）： 197-214.
[7]JESSOP B.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tate [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2003： 1-19.
[8]TSANG S， BURNETT M， HILLS P. Trus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09， 19（2）： 99-114.
[9]EVANS J P.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272.
[10]薛冰， 郭斌. 西部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基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J]. 上海经济研究， 2007 （12）：112-114.[XUE Bing， GUO Bin. Cost benefit analysi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western China：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J]. Shanghai economic review， 2007 （12）：112-114.]
[11]张建伟. 政府环境责任论[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1-239.[ZHANG Jianwei. Study on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M]. 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2008： 1-239.]
[12]吴迪. 如何解决目前中国环境政府失灵的问题[J]. 经营管理者， 2012（2）： 29-30.[WU Di. How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ment failure [J]. Manager journal， 2012（2）： 29-30.]
[13]吕忠梅. 环境法新视野[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1-322. [LV Zhongmei. A new vis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7： 1-322.]
[14]顾训宝. 十年来我国公民参与现状研究综述[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9（4）： 33-38. [GU Xunbao.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China in ten years [J].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2009（4）： 33-38.]
[15]李永友， 沈坤荣. 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08（7）： 7-17. [LI Yongyou， SHEN Kunrong.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industrial pollution data [J]. Management world， 2008（7）： 7-17.]
[16]米. 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合作关系的形成――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11（1）： 56-66. [ZHU Demi. The formation of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Taihu river basin[J].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College， 2010，11（1）： 56-66.]
[17]王火根， 滕玉A. 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动态博弈分析[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11）： 14-18. [WANG Huogen， TENG Yuhua. Dynamic game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polluting enterprises [J]. Research on technology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12（11）： 14-18.]
[18]巩英洲. 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建立公众参与的环保机制[J]. 社科纵横， 2006，21（2）： 52-54. [GONG Yingzhou.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chanism [J]. Social sciences review， 2006，21（2）： 52-54.]
[19]刘培峰. 中国非政府组织立法的评论与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2）： 105-115. [LIU Peifeng. Comment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7（2）： 105-115.]
[20]邓国胜. 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01（10）： 41-43. [DENG Guosheng.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J].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1（10）： 41-43.]
[21]王兴伦. 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5（1）： 96-100. [WANG Xinglun. Multicenter governance： a new theory of public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05（1）： 96-100.]
[22]孔繁斌.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1-285. [KONG Fanbin. Public reprod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multicenter governance [M].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1-285.]
[23]陈海秋. 城市环境治理新理念及其对城市管理的理论突破[J].上海城市管理， 2011，20（1）： 43-46. [CHEN Haiqiu. New concept of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its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urban management [J]. Shanghai urban management， 2011，20（1）： 43-46.]
[24]李明洪. 协同治理：环境治理模式的探析[J]. 知识经济， 2014（20）： 56-57. [LI Mingho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 management model [J]. Knowledge economy， 2014（20）： 56-57.]
[25]FISCHER C， SPRINGBORN M. Emissions targets and the real business cycle： intensity targets versus caps or tax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 62（3）： 352-366.
[26]ACEMOGLU D， AGHION P， HEMOUS D. The environment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2（1）： 131-166.
环境治理效率范文6
关键词：治理理论；环境治理；格局；重构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23-03
引言
随着环境危机和风险的扩大，环境治理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任务。我国的环境治理始于1978年，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环境治理力度逐渐增强，但我国的环境质量没有得到改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环境治理的好坏与其面临的治理格局密切相关，环境治理格局直接决定着治理主体的相互关系和行为。当前我国政府单一行政的治理格局，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当有限。怎样重构环境治理格局，提升环境治理效率，直接关系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治理理论：环境治理格局重构的理论框架
治理理论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问题出现不可治理性，导致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而兴起的一种理论[1]。随着全球对公共治理的关注，对于“治理”的界定有多种说法，“治理”仍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复杂的概念。但学术界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治理可用四个关键词加以概括：多元、互动、协调、合作，治理是具有共同目标的多元主体之间为了实现其目标而进行的上下互动、协调合作的过程[1]。
从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社会管理主体多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志愿组织、企业等社会主体同样可以参与政治、经济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与调节，分担政府的部分职能。二是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2]。政府在当代社会发挥着重要功能，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是全能政府。政府应致力于自身改革，集中力量“掌舵”，而不是“划桨”。另外，治理理论还提出了“元治理”概念，认为充当元治理的角色是政府，政府在社会管理网络中虽不具有最高绝对权威，却承担着规范协调其他社会组织行为的重任[1]。三是治理体系中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存性[1]。治理理论认为，在社会管理领域，政府与其他组织共同构成了相互依存的管理体系。在这个管理体系中，各主体独立运作又相互依存，通过沟通与合作，形成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管理、共同承担责任。
治理理论为我们分析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畴。结合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探讨社会事务的多元治理模式，为公共治理开辟新的途径。
二、多元主体：环境治理格局转变趋向
（一）当前“政府单一行政”环境治理的弊端
我国现行的环境治理格局是政府的行政单中心治理。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由于治理主体单一性，政府资源有限，在面对复杂的环境问题时，显得能力不足[3]。同时，长期以来，政府都是依靠行政手段来治理环境，方式过于单一，导致治理效率低下。在这种环境治理格局下，中央政府具有对环境治理的绝对统辖权，通过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统性环境法令和从环境治理效果出发来制约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导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不足。
政府与企业基于经济利益的合谋现象在环境治理中十分突出。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晋升刺激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他们发展经济的常规手段通常是将“污染权”赋予一些企业，通过企业的发展带动地方的经济提升[4]。
由于缺乏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在环境侵权发生后或存在环境风险时，公众的利益集结与表达往往无法及时获得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公众环境维权极易演化为大规模社会事件[4]。而公民的环境权利得不到实现，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负面效应。
（二）环境多元利益主体发展倾向
1.政府职能转变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5]。服务型政府建设成为政府改革的必然要求，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体现在政府把市场能调节的、企业能经营的、社会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事务采用行政手段和法律、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让权给第三部门
，赋予其充分的自主权。而政府主要起着引导、催化和促进作用。政府职能转变将改变政府单一的环境治理格局，吸纳市场、社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
2.市场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要求提高
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企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企业形象、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基石。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绿色经济、绿色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各种环保质量体系的认证，提升产品竞争力，扩大发展空间。为了获得消费者的青睐，顺应消费市场，我国很多企业已经深入到环境治理中来，具有很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企业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提供了契机。
3.公众的公民意识成熟和环保组织的发展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公众对自己作为社会公民的权利、义务的意识越来越清晰，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3]。在环保方面，具体表现为近年来许多公众环保诉求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许多环保组织的发展壮大，成为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这些环保组织通过宣传教育、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提升公众环保意识，通过实际行动在环境治理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是环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一维。
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环境问题的多元利益主体已经出现，环境治理也日益出现多元主体参与的趋向，正走向共同治理的格局。
三、从“政府单一行政”到“多元共治”：环境治理格局重构
（一）治理理论导向下的环境治理格局 “政府单一行政”环境治理下，将企业和公众排除在外，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都十分有限，直接导致了治理效果的不理想。政府、企业和公众是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三个基本利益主体，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及政府改革的趋势来看，政府必须弱化行政管制以转变职能，与此同时，企业竞争与社会责任、公民意识成熟，又成为一股推动力，增强企业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治理理论主张主体的多元化和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政府管制的弱化与企业和公众的强化，使得多元主体的环境治理格局油然而生。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弱化了部分职能，但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变，政府仍然是环境治理的引导者和协调者。基于治理理论的环境治理格局，强调的是“政府—企业—公众”三位一体的治理，政府、企业和公众是相互依赖、行动协调的利益主体，他们各司其职、发挥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共同推动环境的有效治理。治理理论为打破现有政府单一行政的环境治理、重构环境治理格局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反过来，环境治理格局的优化又完善和丰富了治理理论的实践内容。
（二）“多元共治”环境治理格局的结构和功能
1.“多元共治”环境治理格局的主体结构和相互关系
在多元共治的格局中，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是治理的主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能否形成良好的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结构关系，是实现环境有效治理的关键。多元治理格局强调通过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合作框架，采取联合行动的方式，来处理公共环境事务。在环境共同治理结构中，政府仍然是环境治理主导者；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能够对政府治理做有力补充，是环境治理的辅助者；而公众是实践环境治理的基础力量。
“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最终是以互动、协调与配合的行动方式来发力的。为了保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在联合行动的基础上，还需要相互约束。在环境治理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需要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而企业的行为需要政府的引导、干预和调节。如下图所示：
2.“多元共治”格局中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角色和作用
（1）政府在环境治理格局中的主导性作用
在环境治理中，政府不再是依靠行政权威发号施令，而是为企业和公众参与提供制度平台并进行战略指导，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划实施环境治理监管，并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以达成治理主体间的对话和协作，进而推动各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和集体行动，发挥集体治理公共环境的力量。环境公共治理离不开政府主导。作为公权力代表的政府所扮演的是一个引导、规划、调节、促进者，政府不再借助行政的力量，而是采用法律、经济等方式。
（2）企业在环境治理格局中的辅作用
按照市场运行基本规则，由企业承担起相应的环保责任，企业的清洁生产
污染防治由自身负责并计入成本。企业可以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推动环境治理。企业往往是技术的先驱，通过绿色能源、绿色科技的研发，从源头上改善环境污染，同时作为政府环境治理的辅助力量，为环境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当然，企业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与干预。
（3）公众在环境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作用
公众治理的前提是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赖于相应的环境表达诉讼机制、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畅通的基础上，公众以个人和组织的形式投入环境治理过程。公众个人以主人翁身份积极投入环境保护与治理行动中，切实履行环保义务和环境监督义务。公众也可以借助环境治理的社团组织等集体形式，积极配合环境治理活动的开展和推进。公众治理的作用在于它为环境治理营造了意识氛围，凝聚了群众力量，奠定了社会基础。
四、结论
本文围绕环境治理格局重构这一中心任务展开，将治理理论作为构成重构环境治理格局的理论依据。当前我国环境治理格局的弊端及多元利益主体的发展，需要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将企业和公众吸纳进来，形成新的格局。“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企业为辅助、公众广泛参与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任务的艰巨性，环境治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许多问题也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挖掘。
参考文献：
[1]侯保疆，梁昊.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乡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探析——以广东省为例[c].公共管理与地方政府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09.
[2]陈海秋.转型期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模式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1.
[3]张礼祥，娄文龙.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的环境保护模式研究[c].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1年年会暨“加强行政管理研究，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研讨会论文集，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