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治理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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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治理

社会环境治理范文1

【关键词】风险社会;环境冲突;协同治理

环境是指影响人们生活的各种因素总体,它包括水资源、空气、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土壤资源等。一个环境的形成受多种资源因素的影响,它们以复合式的方式呈现。如果环境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这一环境因素呈现的方式就是良性的;反之,就是不良性的,此时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1环境冲突的问题及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

风险社会理论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呈良性的方式发展,就意味着资源分配比较合理。社会呈良性发展时,公众能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开展劳动生产活动,此时社会环境有序,经济能迅速发展;当环境呈现社会不可持续发展时,公众内心便存在着严重的不安感,社会矛盾冲突将会随时会激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则呈现盲目性。环境冲突是风险社会形成的重要原因,当环境因素呈现不良性时,社会风险便会形成。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变成了风险社会,就要尝试从环境因素去探讨让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从改良环境因素的角度着手改变当前的社会,令社会呈良性的方式发展。

2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表现形式

2.1环境资源冲突

我国的资源总量虽然较多,但是由于我国人口数量较多的缘故,因此实际上人均资源的占有量是很少的。当前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自然资源迅速消耗的问题。比如据2015年数据统计,我国南方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域面积由原来的4000平方公里减少到至今不足50平方公里;我国西部地区,陕西关中一带有数万个池塘已自然消失。因为我国未能做好环境保护,所以带来生态环境失调的问题,造成大量水资源消失。水资源是开展农业资源的重要资源,我国水资源消失的问题影响了农业生产,带来各类旱涝灾害。当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时,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会呈现,其中经济收入分配的冲突是比较严重的。

2.2环境分配冲突

环境分配的冲突,是指自然环境资源分配严重不公正,带来的社会冲突。当前较为明显的环境分配冲突问题在癌症村扩散的问题上呈现。癌症村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发展不合理,因此造成某片区域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在该片区域生活的民众饮受了受污染的水、吃了受污染的土壤生产的食物、呼汲了受到污染的空气,染上了给生命带来严重威胁的癌症疾病。在受到污染的区域中,所有居住在该地的民众几乎都会感染癌症疾病,并且癌症感染的范围还会继续扩散。我国2013年官文文件正式承认有癌症村的存在,非官方的资源统计,认为中国的癌症村约达五百多个。癌症村的出现,是因为城市城污染的物品集中排放到某片区域产生的,因为我国以经济发展未中心,不愿意花费太多成本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所以癌症村出现。癌症村的出现展现出环境治理的不公正。当癌症村出现,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社会暴力事件就会频出,我国司法体系会受到挑战。

2.3环境管理冲突

在环境资源紧张、环境分配不平衡的前提下,如果政府部门未能做好环境管理工作,便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恶果,比如,2011年,日本东海岸发生了9.0级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部分不法商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民众大量购盐。2011年3月16日开始,我国部分民区的民众开始疯狂抢购食盐,大量商场、商店的食盐被一抢而空。商人开始抬高食盐价格,从中获利。2011年3月17号我国发改委紧急通知平息谣言,直至数日以后,各地区的抢盐风波才平息下来。该问题就是民众不信任地方政府能够做好环境治理工作,能给他们带来安全的生活环境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问题。

3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因素分析

从前文所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环境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环境,环境的冲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风险问题。环境问题给予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的维持、民族的生死存亡深远的影响。从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到,因为我国政府未能做好社会运营及管理工作,未能解决好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问题,所以使环境冲突的问题演变成风险社会的问题,而我国政府未能做好以上的工作是由于我国政府的运行机制存在问题的缘故。第一,当前我国的政府未能从宏观的角度做好环境资源统筹。我国政府长期应用牺牲自然资源换取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发展思路,造成了我国环境资源紧张的问题。第二,我国的社会结构存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失衡的问题。当前我国资源主要握在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部门手中,如果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部门不听取其他社会成员的呼吁,一味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就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第三,我国的司法体系存在弱势化的问题,由于受到传统及文化的影响,因此我国的法制体系比较薄弱,法制的执行力不足。当民众不能从法律的角度维护自身利益的时候,民众便会以暴戾的态度对待社会,应用破会社会秩序、破法法律的方法提出诉求,造成社会冲突问题。

4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协同治理对策

4.1以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规划经济发展路线

循环经济的路线,是指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循环的利用可再生的资源,以此发展经济的思路。当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应用该种方法发展经济。比如以林业发展为例,过去我国的利业发展思路为砍伐树林,发展林木产业。当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在保护林木的基础上开发旅游资源、林业副产品资源、利用林业养殖动物、利用林业空余的土地开展农业生产等。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林木可以成为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资源、动物可为林木生长及农业生产提供肥料,树木可提供果实资源及菌类资源等。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既可恢复自然环境,又可创造大量的经济效益。

4.2从政治的角度考量,重新分析社会资源

《论语・季氏》第十六篇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描述的就是资源分配不平衡会造成社会风险。当前我国政府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交给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其中国有企业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要减少扶植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自行迎接社会的挑战;减少宏观调控对市场的影响,尊重市场的发展规律;加大政府对社会的支出,减少对社会个体及民营企业的干扰。应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方法可以优化社会资源分配。

4.3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拓宽民众诉讼的渠道

十以来,主席强调了要用依法制国的方法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当前依法制国的重点在于约束党及国家的干部。只有党及国家干部带头遵守我国的法律,才能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在法律体系公正的前提下,我国一方面要拓宽民众诉讼的渠道,加强民众对法律的信心;一方面要做好社会道德风尚健设,稳定民心,降低社会风险。

5总结

环境冲突如果未能迅速解决,就会造成社会风险,当社会风险持续积累以后,风险社会便会形成。本次研究从风险社会形成的角度说明了我国环境冲突的表现、环境冲突产生的原因,提出政府要从减少环境冲突这一角度着手,减少社会风险存在的协同治理方法。

参考文献:

[1]柯红波.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的环境分析[J].行政论坛.2013(03)

社会环境治理范文2

棚民的对徽州山区的无序垦殖和恶性开采,对徽州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影响到了所在山区原有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形成了较为严峻的“棚民”与土著居民对立的社会问题。

关于徽州棚民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尚嫌不够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的分析,对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以及徽州本土官民的应对措施,进行系统剖析和论述。

一、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和数量分布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清代安徽道宪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云:“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4]对照上面所引康熙《婺源县治》的序文,杨懋恬关于徽州棚民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杨懋恬所指出的那样,徽州山区棚民最盛的时期是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婺源县棚民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其他如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大体也介于乾隆初年前后。考虑到祁门地当徽州府往安徽省盛会安庆孔道,故安庆进入此地的棚民应当不会晚于婺源。

进入徽州山区垦殖和经营的棚民数量,以毗邻的安庆等府为最多,其次为邻省的江西和浙江,远者甚至还有来自福建的棚民。“该民等籍隶(安庆府)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桐城等处,间有江西、浙江民人,徽属距伊等原籍甚近。”[5]

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租地种植苞芦和挖山烧炭等活动,曾经和当地土著居民产生了严重矛盾,导致纷争和诉讼不断,但这种矛盾都还是小范围的。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因休宁县耆民程元通赴京控告棚民方会中等逞凶酿成命案,棚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方才引起朝廷的重视。但徽州山区究竟聚集了多少棚民,不同的记载,数量也差异较大。据办理抚剿徽州棚民事宜的高廷瑶估计,约有万余人,“棚民之多,以万计也”。[6]还是高廷瑶,在办理棚民事宜后,他又说:“余思徽郡属境,俱有棚民,不下数十万人。”[7]而据杨懋恬饬令徽属各县确查,其具体数字8681丁口。徽州府六县棚民的具体分布如下表:

所在县|棚民所搭棚数|棚民丁口数

歙县|334|1415

休宁|395|2522

婺源|74|295

祁门|579|3465

黟县|9|69

绩溪|172|915

合计|1563|8681

以上统计相对较为精细,但由于徽州是高山纵横,加上棚民本身想方设法隐匿不报,因此,其数据难以完全与实际完全一致。至少黟县的数据就不够准确。根据黟县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十年(1805))和嘉庆十六年(1811))连续颁布的四份关于严禁棚民造窑烧砖、水口烧煤、租山开垦和开煤烧灰等禁令的情况来看,黟县的棚民之害应是相当严重的,其棚民数量绝非表上统计的69丁口。又据道光四年(1824))安徽巡抚陶澍编查皖南棚民保甲事宜统计,此时,在大量棚民已被驱逐和勒令退山回原籍的情况下,编入保甲的徽州棚民依然还有156户,具体分布是:[8]

所在县名|棚民户数|选充棚头数|备注

歙县|156|17|

休宁|231|24|

祁门|432|24|

黟县|10|1|

绩溪|12|——|居住分散,不便编设棚头。

合计|841|66|

不管是数万还是数十万,清代中叶以后徽州棚民的数量不会是一个小数字。我们今天在徽州调查期间,发现很多以“棚”为名的村落,如祁门乔山,休宁回溪、南塘,以及歙县柘林、蓝田等地,都有大量以“棚”为村的村落。这些棚村在乾隆以前是没有的。更为要紧的是,这些棚民聚居村,至今竟然还能操着一口流利的安庆方言。可见,当年棚民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

二、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进行无序甚至野蛮开开垦与开发,给徽州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徽州“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剡利不得田其间。”[9]如此恶劣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徽州的粮食生产始终不能自给。“徽介万山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膳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10]因此,徽州经济结构中,以养山植树、贩运木材为主的山林经济产业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这一经济结构早在宋代即已形成,“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11]“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12]山场林木不仅是徽州人赖以维生的主要资源,而且,由于它们可以涵养水源,使徽州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状态。

棚民的大规模进入,并进行无序的垦山种田和煤炭等矿物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使得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其种法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砂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理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涝不能泻,原田多被涨没。一邑之患,莫甚于此。”[13]休宁人程元通在赴京控诉棚民罪状时,就曾声泪俱下地陈述棚民对休宁山区生态的破坏。他说“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泻,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14]

在徽州一府六县棚民聚集人数最多的祁门山区,因棚民租山种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灾难也最为剧烈。祁门西乡箬坑,向为王氏宗族聚居地,在棚民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安居乐业,过着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我环溪基迁于宋,迹发于明,聚族而居,历年有所。向来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当年兴养成材,年年木弃取,络绎不绝。所以家有生机,人皆乐利,……无不衣食余饶。”[15]然自乾隆三十年(1765)棚民进入之后,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居民平静富有的生活环境也如明日黄花,“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异民临境,遍山锄种,近日地方效尤。每遇蛟水,山崩土裂,石走沙驰,堆积田园,国课永累。且住后来龙山场,合族公业,亦尽开挖锄种。人居其下,命脉攸关。此日坑河满积,一雨则村内洪水横流,祠前沙石壅塞。目击心伤,人皆切齿。”[16]祁门北乡的程氏宗族聚居村善和也是倍受棚民之害最烈的地区之一,同箬坑一样,山场林业是善和经济的命脉,诚如《窦山公家议》所云:“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伦。”[17]就是这样一个仕宦、商贾辈出的山村,清代乾嘉时期,也遭遇到了棚民的大肆侵袭。为此,全族父老集议,由程钝根主笔撰写了程氏宗族驱逐棚民的檄文——《驱棚除害记》。在这篇驱逐棚民的檄文中,程钝根历数了棚民的九大危害,其中前三项均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危害。“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蘖不生,樵采无地,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去则雨露无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谨,为害二也;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排,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18]

可见,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租山垦殖苞芦和赁山挖煤烧灰,直接造成了徽州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据有关史料,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植被的大量破坏。徽州历史上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境内山峦重嶂,河川纵横,森林植被面积广阔,所谓“重冈複岭参天际人,岩谷幽阻林莽丛茂”。[19]茂密的山场林木,不仅涵养水源,使徽州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还给徽州带来丰厚的财富资源。清代中叶以降,棚民的大规模入境,进行野蛮的垦殖与开采,使得徽州大量的山场林木遭到砍伐,植被覆盖率急剧降低,特别是在一些棚民聚居较为集中的山村,不少林木丰茂之山被砍削殆尽。“自棚民租种以来,凡自棚民租种以来,凡崚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则沙土不能停留。……不但不植不留,而且根株尽掘,甚至草莱屡被烧锄,萌芽绝望。”[20]在黟县,棚民“或开土党凿石,或租种苞芦,草木不留,山石立断,一邑之生灵受害。”[21]

其次是水土流失的加剧。植被受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必然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黟县知县吴甸华在嘉庆十六年七月颁布的《禁租山开垦示》的禁令中,对棚民租山开垦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有着深刻的揭示,禁令指出:“石山戴土,一经垦松,适遇暴雨,沙石滚下,其势猛悍,山下成熟田亩,多被冲压,以致失业。邑境内现有虚粮,或因此故。其为农田害,一也;山坡溜水,有涧达溪,垦后夹沙带石,壅滞滩河。舟楫难行,竹簰亦碍。其为水道害,二也。”[22]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徽州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而且阻碍了道路的畅通,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徽州府通往省会安庆的必经之路——祁门大洪岭山道,就因棚民于道路两旁砍伐树木、种植苞芦而造成的水土流失而一度变得“木濯草斩,泥松沙削……积塞道途”。[23]至于因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的生活,更是触目惊心。如果说祁门社景村嘉庆九年(1804)的《奉府宪示禁》所说的“棚内有祸人之,每逢霉雨,河壅溪涨,遂使良田高平低没,……将来住宅墓址难免无虞”,[24]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在祁门箬坑和休宁田,由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则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箬坑,箬溪“水为一村血脉,屡岁洪水暴涨,人则栖息无所,物亦渍湿难堪。且祠内污泥壅积,灵爽何所凭依?沿坑屋宇,长在水中,居者宁无痛恨?”[25]在休宁浯田,因遭棚民开垦,导致“溪圳尽塞,河水泛滥,田园交涨,房屋冲坍。”[26]

最后是自然灾害频繁。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徽州的自然灾害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尤其是在棚敏为害最烈的山区僻壤,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歙县北乡,“迩为外郡流民赁以开垦,凿石刨山,兴种包芦。土人始惑于利,既则效尤。寝致山皮剥削,石阞沙倾,霉月淋,乱石随水而下,淤塞溪流,磕撞途径,田庐涨没。”[27]祁门在棚民涌入山区进行野蛮开垦最烈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曾经发生了一次大洪灾,这次洪灾一共造成了六千人溺毙。这年五月,“初六日,夜大风雨。初七日清晨,东北诸乡蛟水齐发,城中洪水陡起,长三丈余。县署前水深二丈五尺余,学宫水深二丈八尺余。冲圮谯楼、仓廒、民田、庐舍、雉堞数处,乡间梁坝皆坏。为从来未有之灾”。[28]虽然这次祁门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不一定全部因棚民垦山而发生,但棚民滥砍乱伐开山种田所导致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降低,至少说是引发这次损失惨重的洪灾的重要因素之一。

棚民在开发徽州山区、发展山区经济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比起其对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来,这一开发山区活动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它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直接导致了徽州山区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三、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徽州社会原本是一个宗族聚居的社会,宗族和乡村民间会社组织,在当时的徽州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赵吉士所指出的那样,新安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有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29]徽州乡村这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在棚民大规模涌入下,发生了变动。社会治安形势也变得异常的严峻起来。

概括而言,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徽州平静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在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之前,徽州人按照历史上沉淀下来的相沿数十百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过着一种以宗族血缘组织为共同体的乡村社会生活,“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陡绝。……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收成于万一。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偕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锄,负薪以归。……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讲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婚配论门第,重别臧获之等”。[30]棚民来到徽州山区后,相当地宗族成员私自租山耕种或开采,并与当地居民通婚,所谓“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31]棚民初来时,由于徽州山场大部分实行宗族成员股份制经营,故族中一些贪利之辈,便将自己的股份租与棚民垦种、开采,“初起于租山者之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骛,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年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以至沙土冲泻,淤塞河道农田。伐木搭棚,毁伤坟茔薪木。本不利于地方,历来奉文查禁,无如人情见利必趋,不肖之土民阳奉阴违,无业之异民遂争先恐后,日聚日多”。[32]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当地土著居民和棚民的矛盾不断加剧,原先宗族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破。

第二,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棚民的野蛮开垦与开采,在经济与社会文化上,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各种土棚纷争与诉讼事项增多,加上一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异籍赌棍、乞乞丐组织也随棚民一道进入徽州,致使赌博、盗窃、强讨强索事件屡屡发生,直接造成了徽州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棚民“越境租地,开垦山场,其人刁玩成习,强悍为多,居民每不胜其扰。是以占地侵山,动成讼案。……近年以来,棚民恃无所钩稽,故智复萌,斗殴、抢夺之风又炽”。[33]乾隆中期以来,举凡祁门洪迎瑞、洪大由案,休宁程金官案,直至休宁程元通赴京呈控等土棚相争案件,都是徽州社会治安恶化、土棚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至于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赌博、乞讨、盗抢之徒,更使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在休宁,“迩年,时有无籍游民,多属少年壮丁,结党成群,借丐为名,强讨恶索。小窃叉鸡,其名曰单。其单有首,散则莫其踪,聚则难清其数。一遇婚娶丧祭,遂行纠集男妇,户开则升堂入室,户并则抛石击门,强索酒食,议折银钱。稍不遂欲,动辄滋端”。[34]祁门新安,“地当孔道,商贾往来,行李络绎。向则肃然,安居无事。近则恶丐结党联群,有号石埭陈贵地方王喇子、庐州王陈草包等等,名为甲头,以约束丐为辞,实则四党扰害,眷党旬肥。……外来匪徒,以讨乞为名,恃强滋扰,最为民害”。[35]祁门多通包括新安、彭龙、桃源等地立于嘉庆、道光年间的禁止赌博和流丐入境碑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棚民以及随之而进入徽州的乞丐、赌徒和黑社会组织,给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良田受损,物价特别是米价腾贵,给徽州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徽州本来就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山区,粮食不能自给,每年居民所必需的粮食要有三分之二靠从境外输入。棚民入境垦山、挖矿,不仅使居民的良田受损,赋税、柴薪供给受到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需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因为河道被棚民垦山造成的水土流失所堵塞,致使境外粮食不能即使运进徽州,导致粮价飞涨,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正如《驱棚除害记》所列举的棚民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九大灾害中所指出的那样,“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牌,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山河田亩多被{上为“入”字,下为“水”字}积,欲图开复,费倍买田。耕农多叹失业,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为害四也;久之衣食无出,饥寒为非。法律虽严,莫可禁止,为害五也;河积水涨,桥崩屋坏,往来病涉,栖息遭危,为害六也”。[36]“柴薪价值,较之数年前顿增几倍。居民樵苏之利,当然无存”。[37]显然,因棚民对生态的破坏,给徽州土著居民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化。

第四,精神生活受到严重伤害。徽州向来重视阴阳居处环境的选择。在他们精神和内心世界里,祖先的坟墓风水直接关乎到后代子孙的幸福与否。棚民的滥砍乱伐,使土著居民祖先坟茔龙脉和荫木受到了破坏,“至于龙脉之伤戕,丁财折耗;古冢之平毁,坟墓遭殃,此尤祸之惨烈者。”[38]而且,在信仰和讲求风水堪舆风水的徽州,不仅是宗族祖先的坟茔,而且各县的县龙也因棚民的大肆砍伐而倍受荼毒。于是,休宁、婺源、祁门和黟县等士绅和官府,都纷纷发出了保县龙、禁棚民的呼吁和告示。棚民这种对徽州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伤害,是直接导致土棚矛盾激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要素。正是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使得黟县知县吴甸华在连续发出三份禁令之后,还赋《安龙吟·禁种巴芦烧石煤以筦山脉钥水口也》诗,以示对棚民的憎恨与忿懣。诗云:“兹土安且敦,扶舆积之厚。连山络其脉,曲水环其口。秦县直至今,宁宇阅年久。如何牟利徒,甘受外奸诱。赁山恣垦发,邻患于焉狃。(休邑、祁门近奉宪驱逐棚民——原注。)不知崔嵬巅,冲沙裂石陡。石壅逈溪流,沙板失畦亩。山越况匪驯,是用驱之走。保民旧田河,完我好冈阜。或又石焚石,山骨目击剖。岂忘名在碑,何贪利斯薮。(嘉庆十年,有呈请示勒石——原注。)水驶山停之,钤束亮非偶。肯使郁厜(“厂”头下“義”字),化为缺培塿。渍言共惊诧,公吁来耆苟。任天即民福,因地乃官守。筦钥吾弗严,翳谁执其究。去弊当拔根,汛防议干掫。(屡禁烧煤,业已停止。恐日久废弛,因晋省请于抚宪,准移驻墩铺,分兵看守,为久远计。——原注。)但期长谧宁,无复自纷纠。两禁不可捍,有如山水寿。”[39]

总之,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即使在道光年间根据朝廷制定的章程和规定,大部分棚民被驱逐回原籍,少数棚民定居下来,他们也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的住宅还保留着原籍的建筑样式,“低小之屋,或以土为墙,或以草为瓦,四都源瑶、碣源之棚民,以及烧炭挖栲、种山蔔苞芦者,大率类此。不讲光线,仅蔽风雨,床与灶接,人与畜居。或一室一妇也,或十室八室而无二三妇也。”[40]他们的语言也基本保留着家乡的乡音方言。

四、徽州官府和乡绅对棚民的态度及其处置方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开进徽州山区,开垦与开采以后,引起了徽州地方官府和乡村士绅阶层的震动。如何对待和处置棚民这一陌生的社会群体,成为摆在徽州官府和士绅面前的一件棘手的问题。同时,僻居徽州深山老林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宗族社会社员,面对陌生棚民的无序开垦和野蛮开采,无论在心态和行为上,也都出现了急速的变化。

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对待和处置棚民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即使是在嘉庆十二年(1807)休宁土棚相争酿成命案、程元通赴京控诉之后,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也对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就休宁、祁门、黟县和婺源知县而言,他们偏重于对棚民进行驱逐,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就办理棚民事宜的芜湖道宪杨懋恬和高廷瑶,他们在奉命对棚民进行调查后,一方面坚决执行朝廷查禁棚民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棚民与传统的强租霸耕之凶恶匪棍不同。因此,杨懋恬认为,“各县寻常控案,每县不过数件、数十件而止。至黟县、婺源历久,土棚相安,从无控案。可见,各棚民俱系种地良民,并非凶恶匪棍,亦无不法扰害实迹。”[41]高廷瑶在会同芜湖道宪杨懋恬率兵四百前往徽州擒剿棚民时,就对棚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他认定程元通赴京呈控棚民之案有诬,并与诸知县协商,暂时驻兵县城,待廉得其实后再行定夺。他说:“此辈虽棚居,然力农事、长子孙,由来历久,迥与游民托名种山、支棚匿奸者不同。况附郭不及百里,果其聚众肆行,胡被害者不闻一人?而闾长里胥又皆毫无觉察?夫岂无畏牵连之祸?赴诉长官者,乃独不远数千里而京控?此其挟仇诬陷情弊彰矣。今不按虚实,而遽加之兵,彼被控者心怀疑惧,铤而走险,势将激成抗拒。兼以众兵涌入,难免秧及池鱼。我辈为县司牧,可不计出万全虑而后动乎?”[42]于是,高廷瑶亲自轻骑进入山区,“于是,保甲来迎,诸棚民跪谒者踵至。其远近男妇纷纷千百人夹道欢呼,绝无惊惧情状。……余与县尹留宿数日,徐察其迹,亲阅各棚民家,全无影响”。[43]

当然,由于聚居休宁浯田的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以“棚民方会中等纠集多人、踞种山场、逞凶酿命等情”,于嘉庆十二年亲自赴京呈控。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不安。尽管安徽巡抚初彭龄奉命委勘后,认定程元通所控之词多有不实,“程元通系族长,年已七十六岁。程怡仁所递之词,系祠长程绍兰主意。词内所称掘濠筑垒、祖墓遭掘、程柏押毙、尸匿不交、程靳被捆无踪等情节,均属架捏”。[44]但是,清王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采取了以驱逐棚民退山回籍为主、编查棚民入保甲为辅的政策,制定了《棚民退山回籍章程》,这就是所谓的“十二年递解之法”。“除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编入保甲者,另册送部备查,毋庸勒令回籍外,其余棚民以租典地契内年限为断。其载有年限者,概俟限满后退山回籍。现在年限已满,及不载年限、承种已久者,令再种二年,于嘉庆十四年退山回籍。其近年承种,不载年限者,应令该抚转饬地方官,谕令严立年限,至迟不得逾十年各等语,并经修《户部则例》,一并载入在案”。[45]对租山招棚之山主,清王朝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用《酌议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制定者安徽巡抚初彭龄的话来说,就是“棚民固利其土膏,若无山主召租,亦无从托足,是棚民与山主实表里为奸。此次查办之后,若不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恐日久玩生,复蹈故辙。应请嗣后如将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至五十亩者,无论公业私业,均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租价入官。承租之人不论山数多寡,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减一等。父兄子弟同犯,以凡人首从论。族长、祠长失于查察,照不应重律科罪。令该族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庶棚民绝迹,土民益臻宁辑”。这条规定不久即以例的方式,载入《大清律例》之中。

徽州乡村宗族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对棚民的蜂拥而至,采取了坚决的严禁和果断的驱逐举措。可以说,在清代中叶的驱逐棚民活动中,他们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包括清王朝中央和徽州地方官府最终能够下定决心驱逐棚民,这批乡绅们所做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或者说没有乡绅的疾首顿足般的呼吁和影响,中央和地方官府在对待棚民的问题上或许不会那么坚决、果断和严厉。我们在文书、碑刻、谱牒和其他相关文献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关于乡村宗族、会社和在野乡绅在禁止和驱逐棚民方面的史料。

在棚民潮涌动的初期,徽州宗族、会社和乡绅即发出了强烈的禁止和驱逐的呼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休宁北乡儒村吴氏宗族族长吴懋长、吴世宗、吴钟溪、吴家漳、吴世茂和监生吴地保、吴兴等即以棚民“匪数潜滋。或曰行究,或夜起狼偷,砍树药鱼,肆无顾忌”的名义,呈请到徽州府和休宁县,由恳请徽州府颁发禁示,“勒石永禁,保荫保族,以杜侵害”。[46]乾隆四十六年(1781),黟县知县在阖邑士绅的强烈请求下,以棚民“江西窑匠邹国仲等于芙蓉嶂山下窝僻之处、县龙正身地方,觅租北向地业,将来龙山塝劈入,造窑烧砖,火灼龙脉”为由,勒石颁布《保县龙脉示》,严令“有关县龙之处,永远不得自行出租与人开砌劈挖泥土、烧造砖瓦。附近居民,亦不许凿挖有关县龙石土,并种山药、种苕、埋苕窖等项损伤龙脉,一概禁止”。[47]乾隆五十年(1785),婺源汪口俞氏监生俞大璋等因汪口向山自“乾隆四十三年,无藉之徒盗行砍伐”,而集体向婺源知县彭家桂恳请颁示勒石严禁。[48]次年七月,汪口俞氏宗族族长、监生俞奎茂等十数名乡绅,再次就蓄树垂荫之向山林木,遭受“旦旦斧金,害及数十年冢也。累累鍬锄,坑逾数仞;天根斩削,地脉陵夷,所以财赋萧条,人文寥落。”敦请婺源知县予以勒石严禁。[49]在棚民为害最剧、土棚矛盾最烈的休宁浯田岭,乾隆五十九年(1794),聚居于此的程氏宗族乡绅程华苍等,“因异地棚民挖山垦种、地方无知贪其小利,滥召妄租”,使得“山遭残废,樵采无资,砂石下泻,田被涨荒。……深山大泽,异族盈千,啸聚成群,恐贻害匪浅”为由,恳请休宁知县“吁恩示禁、宁民杜害”。[50]

在棚民规模最大、为害最剧的嘉庆时期,徽州一府六县乡村士绅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发起了禁逐棚民、保卫家园的运动。

在休宁聚居棚民最多的地区——浯田岭、江田村、岭南、牛岭、青山、方圩和横源七村,以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祠长程绍兰为首的乡绅组织,不远数千里,亲赴北京呈控棚民方会中等。在祁门,善和程氏宗族以附贡生程国华为首的乡绅,邀集合族父老,以棚民“开垦锄种为虑,嘉庆年间,恐请张宪驱逐棚匪五十四座,合境胥安”,[51]并亲撰《驱棚除害记》,历数棚民九大危害,云“棚匪之害地方也,甚于兵燹”。[52]在黄古田、环砂、渚口、社景、箬坑等棚民垦山最烈的地区,宗族和乡绅都奋然而起,组织起了规模庞大的乡村力量,对棚民进行驱逐。宗族、乡约和会社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基层堡垒作用。祁门善和、环砂和休宁浯田岭的程氏宗族、休宁商山和儒村的吴氏宗族、祁门黄古田的汪氏宗族和箬坑的王履和堂养山会,祁门侯潭和婺源汪口的乡约,都在驱逐棚民、捍卫家园的运动中,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不过,在论述针对棚民这一社会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徽州乡村社会宗族和乡绅组织,必须借助地方官府的力量。无论是诉诸词讼,还是敦请官方出示严禁,这些组织和力量都离不开官府的支持。正是宗族、乡约、会社等组织与封建地方官府的协调与互动,才最终将棚民这一社会问题加以解决。尽管这种解决方式不一定完全满足宗族、乡约和会社以及乡绅的全部要求,但至少通过对棚民事件的处置,我们看到了徽州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和乡绅势力在处理基层事务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清代中叶的棚民,作为徽州历史上最后一次可称为是移民的运动,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对徽州山区的滥砍乱伐、对徽州生态环境的破坏,直到百余年后,依然使徽州承受着这一恶果。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探究徽州由富变穷的根源时,就曾把深林资源的破坏当成了最为主要的原因,并将“兴树艺”作为振兴徽州经济的头等事务。他说:“自唐宋以来,(徽州)便号富州,今何忽贫瘠如此?当务之急,莫要于讲树艺之事。”因此,在肯定棚民对山区经济开发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他们对山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的破坏及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复原历史、阐释历史。

注释

[1][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叙》。

[2]康熙《婺源县志》卷首《旧序·詹养沈序》。

[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6][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7][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8][清]陶澍:《陶澍集》上册《奏疏·日记·编查皖省棚民保甲折子》,岳鹿书社1998年版,第425页。

[9]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10]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汪伟奏疏》。

[11]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12]淳熙《新安志》卷二《物产·木果》。

[13]同治《祁门县志》卷十二《水利志·水碓》。

[14]《嘉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赓音等为安徽休宁耆民程元通呈控棚民占山扰害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1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6]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7][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1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19]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六《杂志·祥异》。

[20][清]方椿楚《颂山房杂著》,转引自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21]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22]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禁租山开垦示》。

[23]《清道光二年十一月祁门大洪岭道路两侧山场永禁种植苞芦碑记》,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头。

[24]《清嘉庆九年五月十七日祁门社景黄一本堂奉府宪示禁碑》,原碑现置于安徽省祁门县横联乡社景村。

[2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26]《清嘉庆八年十月休宁浯田岭严禁棚民入山恳种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浯田岭一家杂货店墙壁上。

[27]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28]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杂记·祥异》。

[29][清]赵吉士:《寄苑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30]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3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32]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3]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4]《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休宁县奉宪严禁无籍游民强讨恶索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镇唐头村。

[35]《清道光五年闰六月初二日祁门奉宪永禁匪丐入境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新安乡政府。

[36]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7]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9]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六《艺文志·诗》。

[40][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民情习惯·休宁风俗之习惯》。

[4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42][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4]《嘉庆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安徽巡抚初彭龄为休宁县浯田岭等七处棚民已拆棚退山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4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46]《清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休宁县儒村奉赋宪禁示棚民砍树药鱼等不法事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儒村乡。

[47]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乾隆四十六年知县顾保县龙脉示》。

[48]《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知县严禁盗伐汪口村严禁盗伐向山林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49]《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50]《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浯田岭严禁召租棚民种山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一杂货店墙壁中。

[51]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一本卷十二《东房新春显派泰支昂分世系》。

社会环境治理范文3

关键词:环境质量;在线监控;指挥系统;管理

中图分类号: X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0-122-2

0 引言

环境监测技术是以环境为对象,在物理、化学和生物技术的支持之下,对染污物进行定性、定量的系统分析,它相较于传统的环境监测技术而言,运用了电子信息辅助技术,可以构建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在计算机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实时地传递监测数据,并对各个分散监测点的数据实施信息采集、分析、处理和共享,形成一套综合性的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实施有效的城市环境监测工作和污染控制。

1 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的概念及分类

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涵盖了环境质量管理的多种要素,如污染源在线监测、主要水域水质在线监测、城市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城市噪音质量监测等,在这个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下,可以实施自动采样,对污染源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①空气质量在线监控管理系统。空气质量在线监控管理要由统一的中心站实施控制,对分散的子站进行自动连接,监测空气污染的因子的浓度与时间、空间之间的关系状况,并且可以实施对同一区域内多点的同时连续监测,从而获取准确的大气污染信息。

②水质在线监控管理系统。对于水质的污染状况的监控和管理较为困难,由于水环境中的污染物种类较为复杂,在监测时需要进行化学预处理,在采水设备、水质污染监测仪器和检测仪器的应用之下,要运用电子信息技术进行监测数据的传递和管理。

③烟气在线监控管理系统。烟气在线监控管理系统主要以烟尘、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为监测对象,在线记录烟气中污染物的实时浓度,系统对于大气污染源烟气的排放量要进行自动采集、记录和监控,实现对烟气环境的数据传输与处理。

④环境在线监控和调度指挥中心系统。城市环境中存有各种污染源,这就需要各类在线监测系统数据的监测中心,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要在电子通信技术之下,对前端监测点的实时监控数据进行传输,由监控中心系统对基础数据进行实时的显示,从而实现对环境在线监控和指挥的无缝对接。

2 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的总体要求及原则

2.1 先进性原则

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要利用先进而成熟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采用B/S模式结构的中心软件,在无线数据传输和数字扩频微波传输方式的支持下,运用先进的信息备份技术、集中管理技术、灾难恢复技术、超短波无线数据传输技术、GPRS/GSM通信技术等,提升系统的传输性能和抗干扰能力。

2.2 通用性原则

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要充分考虑其可扩充性和可维护性,用模块化的构造和参数化的方式,对系统的硬件进行配置、删减和扩充等,从而使系统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并且在参数的定义和生成方式之下,使系统的功能具有普遍适应性,可以支持多种新的应用。

2.3 成熟性原则

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是基于无线数据传输之下的成熟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电力、供水、环保等领域,具有快速的传输速率以及安全可靠的性能。

3 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的软硬件平台建设

3.1 硬件平台设计与建设

3.1.1 在线监测系统前端仪表

这主要有废水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和废气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其中:废水排放在线监测系统采用先进的在线监测技术和设备,对污染源的排放状态实施在线监测,主要监测参数有:化学耗氧量、流量、氨氮、pH值、重金属等。废气排放在线监测系统重点监测烟气中SO2、NOX、CO以及颗粒物的排放浓度,主要选用颗粒物测定仪设备,对废气排放浓度进行监测。

3.1.2 通信系统

在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中,电子通信技术系统主要采用无线、有线和IP网络的方式,可以选择多种传输方式,如GSM/GPRS、无线数据传输专网、数传电台、电话线等,这些电子通信技术各有其优劣势,可以进行选择式的使用。

3.1.3 指挥中心系统

这是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的核心和首脑,它对于污染源数据的功能在于分析和指挥全局,其硬件设备主要有中心数据通信机、数据采集工作站、投影设备、网络交换机等,对于在线监测数据的处理具有快捷处理和存储稳定的功能。

3.2 软件平台设计与建设

3.2.1 在线监测中心软件系统的设计

①数据采集传输平台。它是在线监测系统的基础,它的功用在于实现监测数据和图像的数据存储,并提供控制功能和应用程序的平台,实现对系统的远程监测与控制。在这个平台上,主要是采用TCP/IP的方式加以实现,具体运用GPRS和ADSL两种不同的方式,从而保证系统平台的实时、快速地响应。

②数据库平台。它是系统平台的核心,对分散的各监测点的监测原始信息可以实现实时的监测、统计和分析,并生成图表,用于数据显示和数据查询,需求者可以通过WEB浏览平台,实现基本数据的应用与共享,在提供相应的数据格式接口的条件之下,采用XML的形式,整合各种业务数据资源,达到数据的统一存储、备份和恢复的使用目标。

③应用程序平台。在这个系统平台之下,采用统一的用户认证服务方式,实现监测数据浏览、管理与控制、信息配置管理的功能,在简洁而便捷地应用程序平台界面之下,对基础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

④WEB浏览平台。这个浏览平台是一种便捷的体现方式,它在授权的安全认证方式之下,实现浏览功能,它集成了业务部门的基本,也添加了排污申报、排污收费、项目审批等模块,生成了实时数据、实时曲线、汇总图表等,最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电子化工作模式。

⑤系统接口平台。为了实现数据的同步传输,要转发约定格式的数据,确保其同步、无误上传,由此可知,这个系统接口平台的可扩展性和强大的灵敏性特点,在这个系统平台上,可以通过特定部门的不同要求,自动生成特定格式的文件,并在网页方式下实现传送和添加功能。

3.2.2 不同子系统的设计与建设

①污染源在线监控子系统。在这个子系统之下,需要建构以下几大模块,即通信采集模块、数据管理模块、数据报表模块、网页浏览模式、GIS显示平台、视频监控平台,实现对污染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上报、数据补调等功能。

②空气质量在线监控子系统。这是在集成系统之下,实现组网通信,构建智能化程度较高的空气自动监测数据处理中心,从而提升和优化空气自动监测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③噪音在线监控子系统。这是在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之下,对环境噪音进行监测、评价、,对噪声数据进行自动采集、存储和传输,最大程度地提高噪音监测的精度、频度。

总之,环境质量管理在线监控指挥系统可以确保数据信息的原始性和可靠性,在科学先进而成熟的互联网技术支持下,可以极大程度地减少人为误差,实现不间断的环境质量数据实时采集和传输,从而提高管理控制效能。

参 考 文 献

[1] 王金南,秦昌波.环境质量管理新模式:启程与挑战[J].中国环境管理,2016(01).

[2] 梁军凤,宋瑞勇,何化平,张鑫鑫,李凡凡,马晓榛.环境质量管理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和措施探析[J].山东工业技术,2015(17).

[3] 杨帆.创新我国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体系的策略初探[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5(10).

社会环境治理范文4

【关键词】 幼儿教育;环境创设;自我管理;能力培养

环境主要是指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包括对儿童身心产生影响的一切人、事、物,在儿童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中作为“潜在课程”起到关键作用。在实践中,可以考虑通过以下教育技巧引导儿童进行自我管理。

一、布置有教育性的环境

在学前教育机构,保教人员对环境进行布置,向儿童发出信号,使儿童产生适当的行为,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使它达到支持教育方案的目的。除此之外,适当的环境使教师能够观察儿童,并且根据儿童的兴趣提供相应的帮助。此外,生活在一种富有吸引力、具有美学意义的教室也是更加轻松的事情。

1、有一个开放的区域,教师与儿童能够作为一个整体相处。伴随着课堂活动,允许儿童讨论他们的行为,并且诉说他们的切身感受与期望。

2、中心活动区域应当得到很好的设定,并且能够被儿童所接近,也拥有适当与丰富的材料供儿童使用。此外,活动区域的家具应当足够低,以便于保教人员能够适当的监督与观察。

3、提供各种各样的活动。努力将安静区域安排在一起,如阅读区与绘画区;将吵杂的活动区域安排在一起,如手工区与积木搭建区。

4、确定材料的位置,让儿童能够容易地得到它们。否则,如果材料位置不太妥当,就会提高他们的依赖性,而且还会导致行为问题。

5、材料能够容易地储存起来。一般的使用规则是每一样东西应当拥有一个地方,在没有使用时,每一样东西都应处于它的位置上。

6、就如何使用活动区角与材料,为儿童提供具体指导。

二、营造奖赏性的环境

教室应当是一个儿童能完成最佳的学习任务、展现他们最好行为的场所。教室也应当是一个给予奖赏的地方。其评价指标应当包含以下部分:

儿童应有展现他们学习任务的机会;有自由活动的机会;有独立开展学习活动的机会;多种多样的、建立在儿童兴趣基础上的学习地点与材料;群体之间进行开放式交流;充足的材料来支持学习活动;建立并执行活动常规;营造互相尊重与帮助的氛围;父母、教师与儿童之间是伙伴关系。

三、科学合理的安排时间与环节转换

一般来说,时间对成人比对儿童更为重要,它在任何一个教育方案中都扮演主要角色。但对儿童来说,科学合理的安排时间与环节转换直接影响他们自我管理行为的形成。

1、不要浪费儿童的时间。儿童应当从他们进入学前教育机构的那一刻开始,就应当参与到有兴趣的、有意义的活动之中。

2、不要让儿童等待。当儿童不得不等待学习材料,等待轮到他们时,应当为他们提供其他的事情去做,例如,倾听故事或者让他们在积木区开展活动。当儿童必须进行等待时,往往会发生问题,因为儿童喜欢忙碌和参与具体活动之中。

3、允许存在过渡时间。过渡指的是儿童从一种活动向另一种活动转移,过渡应当尽可能平静地、尽可能高兴地得以完成。在不同环节过渡中,教师向幼儿宣布:现在是清洁时间!并以此作为从一种活动向清洁时间过渡,然后转向另一种活动,儿童可以在心理上行为上有所准备。

4、建立常规活动程序。从一开始就要建立教室常规,儿童需要秩序为他们提供信心与安全感,常规活动将会帮助他们做到最好,在没有许多打扰的情况下,了解做什么,并且学会去完成它。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要保持前后一致性,使儿童根据常规要求安排活动,了解将要发生什么,他们将会表现得更好。

四、适当的示范

常言道:告知不是教学。然而,我们倾向于通过指示命令来教导儿童。当然,儿童也确实需要指示。但是,教育实践表明,行动比话语更加有力。

儿童观察并记住他人如何做事。通过观察,儿童就会模仿一种新的行为。如果这种新行为带来某种奖赏,他就会重复开展。心理学研究认为,人们展示的绝大部分行为都是从一种范例或者多种范例行为中学来的。他们认为,儿童倾向于模仿那些从父母和教师那里带来奖赏的行为。

成人可以使用下面的技巧来帮助儿童通过模仿来进行学习:

1、展示。例如,为儿童指出积木活动区域的地点,并向他们展示如何搭建积木,在哪里搭建积木。

2、演示。儿童在观看时,为儿童演示一项任务。例如,向儿童演示将积木从玩具架拿出、如何搭建它们,让儿童亲自实践、操作,也可让一个儿童为其他儿童做出演示。

3、示范。在我们期望儿童要表现出相应行为之时,示范就发生了。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儿童做示范时,保教人员一定要有能力将儿童的注意力吸引到你想得到的行为之上。

4、监督。监督是一种回顾、连续、坚持以及贯彻到底的过程。如果儿童没有表现出预期得到的行为,教师要坚持到底。

五、提供具体指导与帮助

儿童需要帮助,以避免出现那些不符合人们期望的行为。成人往往会说:“你知道怎么做吗?”实际上,儿童可能并不知道怎么去做。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想要去做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行为是适当的。那么,如果期望儿童形成新的行为,就需要成人为他们提供指导,并且给予儿童的指导一定是简单、易懂、可操作的。

1、给儿童提出的规定或指令简短而又明了,不复杂;

2、要求儿童不能够拒绝必须遵守的规定,不能讨价还价;

3、确保儿童能够完成规定的内容,不能流于形式;

4、按照规定完成任务时,要给出一定的奖励。

六、忽略不适当的行为

通常情况下,成人对儿童期求完美,总是关注的太多,忽略的太少。其实,忽略某些不适当的行为是一种有效地策略,但是,它必须要与对适当行为进行积极强化的策略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积极强化与忽略策略的结合使用能够导致儿童出现我们想得到的行为。

在儿童做好事或者正在完成某项任务时,要对他们进行口头语言或非语言的强化形式与特别待遇来奖励儿童,从而确保良好行为得到继续。寻找并抓住儿童表现良好的地方,忽略不良行为,不仅有助于改善个体的行为,也有助于改善集体行为。

【参考文献】

[1][美] George S. Morrison著,王全志,孟祥芝译.当今美国儿童早期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2] 郑健成.学前教育学[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 李生兰.学期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 邱学青.幼儿园开放性游戏环境的创设[J].早期教育,2000.21.

社会环境治理范文5

关键词:社会网络 知识管理 跨组织知识管理

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值经济转型时期,其市场体制和规则还有待完善,加上传统的文化背景,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成为一种对正式制度的补充(Xin & Pearce,1996)。最近十年间,企业间的横向和纵向社会关系网络逐步扩张到错综复杂,尤其是在知识密集性行业,社会网络已成为组织结构和组织间基础框架的新范式(Miles & Snow,2002),它帮助企业转移风险、获得新市场和新技术、加快产品推进市场,促使企业与网络伙伴技能互补(Gulati & Nohria,2000),为企业提供了参与市场竞争所必须的灵活性,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响应能力。如今,面对日益动态复杂的竞争环境,单个企业更应采取竞合的方式,通过构建动态的关系网络来参与全球竞争。

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急需知识的有效应用和创新;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经营也需要更广泛的技术知识、文化知识和管理知识。知识与技术创新正在改变着当代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并被各国普遍认为是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引擎(谢富纪、徐恒敏,2001)。所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生产领域,知识管理早已成为一个大家都关注的话题。出于竞争的激烈和创新的要求,企业不能仅靠内部的知识来经营和创新,同时,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知识的广泛整合,而不是单一的知识(De Boer et al.,1999)。社会网络的广泛建立、知识与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企业除了建立内部知识网络和知识库以外,还需要积极有效地建立外部网络以吸收和整合外部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合作伙伴、中介机构等组织的知识,只有综合利用企业内外知识才能真正提高企业能力和竞争水平。因此,基于社会网络环境下研究跨组织知识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跨组织知识管理的概念

(一)知识管理的概念

不同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出发来探讨知识管理的含义,从而出现了知识管理研究的百花争鸣现象。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知识管理领域存在两大观点,即对象论和方法论。对象论观点认为,知识是被管理的对象,则知识管理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对知识进行有效管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顾敏(2001)提出,知识管理是解决对知识或信息进行创新、组织与扩散问题的过程;方法论观点认为,知识是一种管理方法,则知识管理是一个运用知识进行管理的过程。彼得・德鲁克(1993)曾认为,知识管理的核心是使知识产生作用,即通过系统地、有组织地去应用知识和创新知识。

尽管知识管理存在多种定义,但都离不开以人为中心、以知识为基础、以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为基本目标。知识管理对企业而言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活动,这项活动不会自发地实现,需要组织主动建立各种激励机制和软性环境,为知识的采集、整合、应用等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本文认同Wiig(1995)的观念,即知识管理为一连串协助组织获取自己及他人知识的活动,透过审慎判断之过程,以达成组织任务。

(二)跨组织知识管理的含义

纵观研究者们对知识管理的定义多立足于企业内部,主要是基于企业的原子模型假设,即视企业为独立个体而非网络视角。但随着企业社会网络的出现,企业的经营活动与多个组织息息相关,并从单一的二元关系发展为与多组织间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网络关系,相应地,企业的知识管理也应从关注企业内部的知识活动发展到关注跨组织的知识活动。因此,结合社会网络环境和知识管理的定义,本文将跨组织知识管理定义为企业利用自身的网络位置和网络关系,通过一连串的跨组织知识活动以协助企业有效利用组织边界内外的知识资源,最终达到提高组织业绩的目的。

跨组织知识管理的内涵

(一)跨组织知识管理活动

Andersen(1996)认为知识管理包括对知识的识别、收集、创造、组织、分享、应用和适应。Davenport等(1998)认为知识管理包含了四个流程,分别是知识组织和存贮、知识转移、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陈小让(1998)认为知识管理包括对知识的识别、获取和利用。Huseman 和 Goodman(1999)将知识管理分为指认并获取知识、评价知识并排列其优先顺序、分享知识和创造知识四个过程。McAdam(2000)提出知识管理体系可以分为四种括动:知识建构、知识内化集成、知识扩散以及知识应用。王众托(2004)认为知识管理是识别、收集和选择、保存、传播与共享、转化与生成、吸收和使用知识的过程。黄蕴洁和刘冬荣(2010)在综合文献的基础上,将知识管理活动分为四个过程,分别是知识获得、知识转移、知识分享和知识应用。将以上对知识管理活动的研究整理出来,如表1所示。

综合以上对知识管理活动研究的文献,本文发现学者们对知识管理活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知识应用和知识创造四个方面。因为创新过程是一个知识转化与生成的过程(王众托,2004),而知识应用能直接为企业增加价值,因此,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可以被反映在企业的创新绩效当中。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认为跨组织知识管理活动包括跨组织知识获取和跨组织知识整合。

(二)跨组织知识获取和跨组织知识整合

跨组织知识获取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的网络位置和网络关系从网络其它组织或个体中收集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跨组织知识获取对企业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资源,知识有存量和流量之分。知识存量是企业长期积累的知识,是企业经营生产的基础;知识流量是企业知识的流动部分,它们改善、更新或增强已有的知识。企业要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从外部不断获取新知识以补充知识存量的不足(Winter & Zollo,2002;Zott,2003)。

根据以往对知识整合的研究及企业本身需求,本文将跨组织知识整合定义为企业根据战略目标需要,利用自身的网络位置和网络关系,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网络组织中的知识资源进行组合、集成和提炼的一个动态过程,以此形成新的核心知识和知识体系。跨组织知识整合超越单个组织边界涉及到多个组织,要比企业内部知识整合复杂,主要包括知识整合需求确定、合适整合对象选择、整合平台建立、整合冲突解决机制建立等任务。随着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剧,以Grant(1996)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不断强调知识整合对企业创新而言是最为重要的能力,因为知识经过整合后才能指引企业在快速变动的环境中使产品与市场有效结合,从而快速开发产品以供应市场需求。企业面临着高度的模糊和不确定性(Daft & Lengel,1986),必须坚持不懈地整合和重组各种知识。

跨组织知识管理的测量和检验

跨组织知识管理的问卷参考了Lyles & salk(1996)、Yli-Renko等(2001)学者的研究,共包含10个测量题项,其中,跨组织知识管理的测量包含“本企业从外部网络中获得许多有关产品设计的知识”、等5个问项,跨组织知识整合包含“本企业能根据需要把不同企业的专家汇集起来,集中解决某项问题”、“本企业能将不同部门、团队或个人的知识在目标任务层面上进行有效整合”等5个题项。所有问卷都采用Likert7级量表进行测量, 样本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共发出问卷350份,回收270份,回收率为77.2%,剔除有残缺项、前后差距太大、同一题项重复评分的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216份。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采用正交旋转观察各特征根的值,运用Kaiser 法作为确定因子数目的标准,选取特征根值大于1的特征根,从而得到不同项目的因子载荷,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跨组织知识管理量表通过方差最大法旋转后,有2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分别对应于本研究的2个变量,这2个变量共解释了方差变异的87.651%,满足Weiss(1970)提出的解释方差的累积比例需大于50%的条件。2个因子的测量项目在其对应的因子上相对于其他因子而言都有较大的因子载荷,并且都大于0.5,这表明所检测的跨组织知识管理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经过软件AMOS6.0运算后,跨组织知识管理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跨组织知识管理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中,Cronbach'sα值大于最低要求0.7;建构信度值大于最低要求0.6,T值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可见,跨组织管理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跨组织知识管理的量表中,跨组织知识获取、跨组织知识整合的标准化系数大于最低要求0.5,并且跨组织知识获取、跨组织知识整合的平均方差抽取量也大于最低要求0.5,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从模型拟合情况看,x2/df 值小于2,GFI值大于0.9,AGFI值大于0.9,NFI值、CFI值均大于0.9,RMSEA值不大于0.05,量表的整体模型拟合度较好。结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结论

跨组织知识管理是企业知识管理的终极目标,它不仅注重在企业内部实施知识管理程序,并且能与外部的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竞争者、研究单位和中介机构等组织有效交流知识,进而形成一个能创造价值的知识网络。但是,跨组织知识获取和跨组织知识整合不是一个任意的自发过程,需要一定的因素作为支撑。企业的战略规划、企业间的关系、企业的网络位置、学习意图、领导参与、知识的性质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跨组织知识获取和跨组织知识整合,企业应该能动地将这些因素控制在对其有利的范围,扫清企业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知识和整合知识的障碍,明确跨组织知识管理的任务和目标。面对创新的复杂和风险,企业应该加强同竞争对手或研发机构、产业链成员之间的开发合作,通过鼓励边界人员对外宣传、组建跨组织团队、加强组织交流和进行跨组织合作。

参考文献:

1.Andersen A..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Assessment Tool(KMAT)[M].London:Arthur Andersen KMAT Study,1996

2.Davenport T., Delong D.W., & Beers M.. Successful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jects[J].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98(4)

3.陈小让.知识管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新趋势[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1998(6)

4.Huseman R., Goodman J. .Leading with Knowledge[M].London: Sage,1999

5.McAdam. R.. knowledge management as a catalyst for innovation within organizations: a qualitative study[J].knowledge and Process Management, 2000, 7(4)

社会环境治理范文6

关键词:医务社会工作;癌症患者;知情权;伦理困境

一、研究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人性关怀慢慢得到提升,患者希望能够在治疗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需求。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医务工作者们常常会触及到癌症患者的身体及心理上的伤害,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专业伦理困境。这类伦理困境常常包括对癌症患者自身病情、病情的治疗方案、医疗资源及入院后的生活质量有关,医务社会工作过程中,这些伦理困境在有意或无意的伴随着社会工作的本身。

2016年2月,中央财政支持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医路同行空巢老人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立获首批,笔者有幸于2016年4月参加该项目,笔者主要接触的群体是吉大一院放疗科、肿瘤科的癌症患者,在实践过程中,笔者在服务该群体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伦理困境,给笔者带来了相应的困惑,进行一定的伦理选择。本文主要是将笔者在参加医务社工项目过程中对癌症患者的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进行阐述与分析,并尝试运用医务社会工作的方法提出初步的建议及对策,对癌症患者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进行初步的总结。

二、医务社工介入癌症患者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

(一)由癌症患者的知情权引发的伦理困境

随着时代的发展,患者有权利从医护人员了解有关本身的身体状况、治疗方案和患者本身所要承担的风险;但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思想有一定的冲突,从人道主义上来说,如果将患者信息全部告知患者,患者能否在心里上完全的接受疾病信息?在现如今的医疗体系中,患者的家属倾向于隐藏患者的病情,以此保护患者受到的伤害。当患者准备出院时,也只能得到有关病情大概的描述。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患者的知情权。笔者在实践过程中经常遇到此类伦理困境。

(二)案例分析及应对

笔者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很多患者家属将病情模糊化,让患者脱离病情实际情况,但大部分患者能感受到自己的病情并不明朗化,他们常常因为家属对自己的隐瞒而苦恼,对医院的治疗方案表示担心;但如果医务社会工作者将患者的病情全部告知,这可能加重对患者本身的心理负担,甚至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以下通过案例来进行对医务社会工作有关癌症患者的知情权的伦理困境的描述与分析:

案主,癌症患者晚期,家人对案主的病情进行隐瞒,但案主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乐观,因此,案主多次向社会工作者求证。

在此案例中,医务社会工作者明显遇到了对于癌症患者的知情权的伦理困境。我们不仅仅关注案主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告知是否有利于案主的长远发展?其次,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告知?在服务过程中,通过收集案主的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对案主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测评,及家属对患者的是否告知的意见,同时,也征求院方的建议。第一,在是否告知案主的病情的问题考虑上,笔者认为原则上告知,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为了服务对象的利益,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选择不告知;家属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家属执意要求工作者不告知,这种情况社会工作者就需要作出新的评估策略;在个案服务过程中,案主已经严重在怀疑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时候只会加重案主心中的焦虑。第二,如何告知案主?医务工作者也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直接告诉可能会导致患者在面对突然消息时心理坍塌,威胁到案主的身体健康安全;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工作者,需要协助其家属将病情的实际情况逐渐式渗透,给案主充足的时间去消化这样的负面信息,让案主内心慢慢接受。

三、提出可行性建议与对策

(一)有章可循---医务社会工作者应遵循的原则

医务社会工作者在面对癌症患者知情权的具体实践中是有章可循的,我们应该将尊重放在首要原则上,患者有权了解自己的病情状况,有权决定自己的治疗方案,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需要依次作为服务的价值基础,这样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案主。

(二)提升医务社工的专业素养和伦理道德水平

在具体服务过程中,医务社工在实践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专业伦理问题的上,作为专业的医务工作者应该以不带价值色彩的态度进行抉择,发挥出医务社工的专业价值。一般情况下,实际遇到的伦理问题很难从现成的伦理守则和价值判断标准得到答案,更多的是综合各方因素,作出合适的伦理选择,保障服务对象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