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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理环境的建议范文1
一、案由：
随着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日益提高，社会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在蓝天白云下呼吸清洁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无灰尘、无噪声的环境下工作学习和生活。对工业废气的排放、空气质量检测达标率、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各种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等的排放治理，这些工作都有亟待进一步加强，需要加大治理力度，需要加大投入，治理没有经费投入一切都是空谈。我区地处豫东平原，开封市的东南部,被称为古城的南大门。辖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农副产品十分丰富，种植、养殖业发达，是开封市、蔬菜的重要产出地和奶牛养殖基地。每年金秋时节，古城大街小巷千姿百态的大多源于这里，使前来观赏的中外游客流连忘返。因此，我区不仅承担着维护境内生态安全的发展责任，而且承担着开封市实施工业强市战略的政治责任。近年来，随着各级党委政府对环保工作的日益重视和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对环境监测能力和环境污染治理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急需加大对环保工作的财政投入力度，治理城乡环境污染是当前任务的重中之重。
二、建议方案：
1、区政府加大对环境治理经费的投入，并列入财政预算以保证经费的使用。
2、采取补贴的形式建立村、社区日常保洁队伍，常态化的管理环境卫生。
3、投入专项资金对于农村、社区人口相对集中区域、城乡结合部、农家乐的集中区、移民搬迁的安置区等污水排放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处理污水，不能任由生产、生活污水直排河道。
关于治理环境的建议范文2
[摘要] 目的 探讨康复护理干预对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肩关节功能恢复和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 选择2009年1月～2013年4月浙江省上虞市人民医院骨科住院接受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的肱骨外科颈骨折的患者72例，随机分为常规护理组和康复护理组，每组各36例。两组患者均行肱骨外科颈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常规护理组予以围术期常规护理，康复护理组予以早期康复护理干预。两组患者术后随访12周，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患侧肩关节功能和护理满意度情况。 结果 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的治疗总依从率为91.67%，明显高于对照组（72.22%）（χ2=4.60，P < 0.05）；康复护理组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优良率为94.44%，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77.78%）（χ2=4.18，P < 0.05）；且康复护理组患者的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健康宣教、关爱患者、心理支持等五项的护理满意度（97.22%、94.44%、97.22%、94.44%、91.67%）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75.00%、77.78%、72.22%、75.00%、69.44%）（P < 0.05或P < 0.01）。 结论 康复护理干预有利于提高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治疗依从性，促进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提高手术的疗效，能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障碍，并能提高术后护理满意度，建立更紧密的护患关系。
[关键词] 肱骨外科颈骨折；康复护理；治疗依从性；肩关节功能；护理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R473.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3（b）-0132-04
Influence of recover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reatment compliance， postoperative shoulder joint recover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fracture of humeral surgical neck
YU Xueli DU Miaojuan
Department of Surgical， Shangyu People′s Hospital， Zhejiang Province， Shangyu 312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influence of recover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reatment compliance， postoperative shoulder joint recover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fracture of humeral surgical neck. Methods 72 cases of patients with fracture of humeral surgical neck， who were treated with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ORIF） i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of Shangyu People′s Hospital i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09 to April 2013， were divided into routine nursing group （n=36） and recovery nursing group （n=36） at random. The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ORIF of fracture of humeral neck. The patients in routine nursing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 perioperative period， while the patients in recovery nursing group were given early recover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followed up for 12 weeks after the operation， treatment compliance， affected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fter 12 weeks′following-up， the total compliance efficiency of patients in recovery nursing group after the operation was 91.67%，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routine nursing group （72.22%） （χ2=4.60， P < 0.05）； the recovery good and excellent rate of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of patients in recovery nursing group after the operation was 94.44%，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routine nursing group （77.78%） （χ2=4.18， P < 0.05）. Further，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service attitude， technical level， health education， patients caring and mental support in recovery nursing group （97.22%， 94.44%， 97.22%， 94.44%， 91.67%），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routine nursing group （75.00%， 77.78%， 72.22%， 75.00%， 69.44%）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Recovery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obviously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humeral surgical neck， is favorable for the recovery of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of fracture and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operation， which can reduce the recovery barrier of shoulder joint of patients， enhance the postoperativ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buil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Key words] Fracture of humeral neck； Recovery nursing； Treatment compliance ； Shoulder joint function； Nursing satisfaction
肱骨外科颈骨折是临床较常见的骨折类型，以中老年患者多见，多为闭合性骨折[1]。由于肱骨外科颈为松、密质骨相邻部位，此类骨折靠近肩关节，术后常因疼痛、制动等原因，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和肩关节锻炼的积极性，引起肩关节纤维变性、僵硬，导致肩关节功能恢复障碍[2-3]。分析其原因除了与手术引起导致创伤及瘢痕挛缩有关外，术后缺乏系统性的康复护理干预训练也是主要原因[4]。近年来研究发现康复护理应用于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护理中取得了较满意疗效，也决定着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的优劣[5-6]。本研究观察了康复护理干预对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肩关节功能恢复和护理满意度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1月～2013年4月浙江省上虞市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骨科住院治疗接受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的肱骨外科颈骨折的患者72例。所有患者均有手术治疗的指征，且均为新鲜骨折。采用随机数字表将72例肱骨外科颈骨折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护理组和康复护理组，每组均36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致伤原因、骨折类型等方面基本相似，经统计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纳入研究前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肱骨外科颈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常规护理组予以围术期常规护理，康复护理组予以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包括：①术前心理干预：与患者沟通建立良好护患关系，赢得患者的信任，针对患者不同的心理状态予以支持、解释、疏导等针对性心理护理措施，消除其焦虑和恐惧等心理，鼓励患者树立对疾病治疗的信心，保持乐观健康的心理情绪；同时积极做好患者的健康教育工作，讲解肱骨外科颈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手术的必要性和优点，治疗及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术后康复计划的要点，增强患者主动功能锻炼的积极性。②术后康复锻炼干预：术后1～2周嘱患者可进行肩关节的制动，可进行简单的握拳、屈肘等主动活动，以促进上肢的血液循环，消除手部水肿；术后3～5周嘱患者可进行肩关节的前屈、后伸等运动，但禁止行外展、内收功能锻炼，锻炼时动作宜循序渐进，角度逐渐增大；术后6～10周嘱患者可进行肩关节全面练习活动，配合适当的爬墙和环形运动促进肩关节的活动正常化；术后11～12周，当患者上肢肌力达到>3级可进行肩关节的抗阻力运动，可用哑铃、沙袋等练习患者肩部的抗阻运动以及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训练，如用患肢拧干毛巾、洗脸、刷牙、梳头等动作。两组患者术后均随访观察12周，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患侧肩关节功能和护理满意度情况。
1.3 观察指标
1.3.1 治疗依从性评估[7] 根据患者依从性程度分为完全依从、不完全依从和完全不依从三类。完全依从：治疗中严格按照医遵执行治疗方案进行规范治疗的患者；不完全依从：治疗中基本按照医嘱执行治疗方案，偶有不进行规范治疗的患者；完全不依从：治疗中常不按照医嘱执行治疗方案或中断治疗患者。完全依从和不完全依从合计为总依从。
1.3.2 肩关节功能评分标准[8] 采用欧美肩关节评分系统Constant-Murley（C-M）进行评价。满分为100分，其中疼痛评分15分，日常活动能力评分20分，肩关节活动范围评分40分，三角肌肌力评分25分。优：评分85～100分，良：评分70～84分，一般：评分55～69分，差：评分0～54分。
1.3.3 护理满意度评估[9] 包括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健康宣教、关爱患者和心理支持等五项内容，并计算各分项的满意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结果用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的比较
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治疗总依从率为91.67%，明显高于对照组72.22%（χ2 =4.60，P < 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的比较（例）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 < 0.05
2.2 两组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的比较
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患者术后的肩关节功能恢复优良率为94.44%，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的77.78%（χ2=4.18，P < 0.05）。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的比较（例）
注：与常规护理组比较，P < 0.05
2.3 两组患者术后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患者的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健康宣教、关爱患者、心理支持等五项的护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P < 0.05或P < 0.01）。见表4。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交通事故、高空作业等因素增多，肱骨外科颈骨折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大部分肱骨外科颈骨折采用保守治疗可取得不错的疗效，功能恢复满意[10-11]。少部分患者肱骨外科颈骨折采用手术治疗，但部分患者术后由于疼痛、长期制动以及患者承受疾病的折磨、精神和经济负担和日常活动能力的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产生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部分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不良情绪，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导致患者肩关节锻炼的积极性下降，引起肩关节周围肌肉的进行性萎缩，不利于关节功能康复出现肩关节功能恢复不良，术后出现切口感染、创伤性关节炎、肩周炎和骨折畸形或不愈合、肩关节功能丧失等并发症，从而加重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影响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及生活质量[12-13]。因此，对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术治疗的患者如何尽快促进其早日康复，提高患者术后功能恢复，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14]。
近十年来有关护理干预对肱骨外科颈骨折手术治疗患者治疗依从性、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和护理满意度改善作用进行了不少的研究探讨[15-16]。李惠玲[5]研究发现护理干预能促进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肩关节功能的恢复，减轻患者术后疼痛程度，有利于提高术后疗效，提高患者对治疗及护理的满意度。吴鸿燕[17]研究发现护理干预有利于提高老年肱骨外科颈骨折后患者治疗期间的遵医行为，提高患者肩关节锻炼的积极性，促进患者肩关节功能的恢复，有利于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术后住院时间，提高治疗的满意度，有利于促进患者早日康复。本研究结果发现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患者术后治疗依从性及肩关节功能恢复优良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提示康复护理干预可提高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治疗依从性，有利于促进患者肩关节功能的恢复，提高手术的疗效，能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障碍。同时研究还发现随访12周后，康复护理组患者的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健康宣教、关爱患者、心理支持等五项的护理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提示康复护理干预有利于提高肱骨外科颈骨折提高术后护理满意度，建立更紧密的护患关系。
总之，康复护理干预有利于提高肱骨外科颈骨折术后治疗依从性，促进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恢复，提高手术的疗效，能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肩关节功能恢复障碍，并能提高术后护理满意度，建立更紧密的护患关系，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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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理环境的建议范文3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布里斯托 BS8 1TH ）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中国的社会面貌不断经历着改变，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当前民众较为关注的问题。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处于重要地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政府可以采用财税政策来进行环境保护，以实现环境优化的目的。本文将对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进行研究，分析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作用机制，并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对中国当前的环境保护财税政策效果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本文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财税政策；环境治理；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2-0038-03
一、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在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时不断改变着生态环境，反过来生态环境也不断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同时也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加速发展，社会面貌也不断经历着改变，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长此以往，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将远远大于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人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身心健康受到侵害。治理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本文将从财税政策角度出发，探讨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作用机制，并基于当前财政政策治理环境问题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给出相关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环境治理政策的理论基础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认为需要政策干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理论与庇古税，另外一类是认为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科斯定理。根据马歇尔于1890年提出的“外部性”概念，环境污染是一种负外部性活动，环境治理则是一种正外部性活动。1920年，庇古最早提出在治理环境污染时，征税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他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在市场机制不能够实现效应时，应采用政府干预的措施。生产者为了逃避被征税，将想办法改进生产技术，减少环境污染，从而减少税收，长此以往，环境问题将得到改善。庇古税在20世纪20年代即引发争议，1960年，科斯撰文认为难以对污染带来的损失进行货币化衡量，并提出可通过市场交易来代替庇古税手段、法律手段及其他政府管制手段。
国内关于环境治理问题的财税政策研究晚于西方国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宝顺等认为，对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具有滞后性和区域差异性，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将能够有效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卢洪友、祁毓认为，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在整个公共财政支出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财政政策对环境治理的重要性须不断得到强化。蒋尉认为，在市场机制与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企业参与治理环境的积极性将得到加强。
二、财税政策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
（一）财税政策促进环境治理的目标
环境是支持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的公共品，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需要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进行一定的干预，一方面可通过财政政策，通过相关投资，增加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可通过征收排污企业税收，提高其排污成本，以减少其污染物的排放。财税政策的目标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其一，经济目标，遵循“成本——利益”原则，分析环境对经济的正负效应，通过影响企业生产的成本、价格利润率等，最终影响企业的经济效果；其二，环境目标，指的是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情况下，保证污染被控制在环境能够承载的范围内，保证人体的身心健康发展。
（二）财政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
财政政策本质是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减少污染物的投放、鼓励地方政府进行积极的环境治理，具体方式包括以下几点。
1.污染治理投资
政府直接进行污染治理投资，是政府履行环境治理职能的重要方式之一，首先由于环境治理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容易导致企业和个人“搭便车”现象的出现，不愿主动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此时政府对环境治理进行投资将发挥直接的作用。并且政府对污染治理进行投资，可平衡不同地域的环境治理水平，平衡区域间的环境差异，并通过建立监管，保证各个主体履行自身的环境治理的职责。
2.财政补贴
政府财政补贴主要可针对三类对象，首先是对积极参与环境污染治理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生产者进行补贴，第二是对进行低污染产品消费的消费者进行价格补贴，第三是对可能进行破坏和污染环境的人员进行补贴。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在于，政府将不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并且增加税收及其他方式进行处罚，从而增加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机会成本。通过财政补贴的激励，企业能够积极改进技术、升级产品、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3.政府绿色采购
政府绿色采购的作用机制为，首先对企业进行绿色生产起到激励作用，企业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将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争取成为政府的供应商。第二，可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促进环保技术的发展、提高绿色产品的产量。第三，可以提高公众消费绿色产品的意识，进而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整时，绿色采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税收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
税收政策一方面可以通过激励机制，增加对环保产业的税收优惠，降低其生产成品，促进其绿色生产的积极性，最终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对高排污的企业增加税收，增加其生产成本，促使其不得不进行生产技术革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以期减少税收缴纳，提高生产利润。税收机制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1.征收环境税
征收环境税的作用在于激励企业生产符合生态文明的产品，而不是抑制生产。完善合理的环境税制度将实现环境政策目标，促进社会效益最优。环境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针对对生产环节的税收，提高生产者的生产成本，生产者最终通过价格机制将税收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减少消费；第二，直接对消费征税，产品价格提高，消费者减少消费。环境税的征收将促使企业不断革新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最终实现生产的可持续和生态文明。
2.征收排污费
排污费的作用机制与征税相似，指的是对排污量超过规定标准的企业进行收费，当排污费高于边际治理成本时，企业生产者将不得不进行生产技术革新，减少排污量。排污费标准越高，企业生产者的生产技术革新动机越强。
3.税收优惠
环境税收优惠指的是政府可通过对进行节能减排活动的纳税人进行税收补贴，减轻其税收负担，鼓励节能减排，促进环境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税收优惠本质上是一种虚拟的政府财政支出，政府牺牲了一定的税收收入，引导和激励企业生产者进行环境治理。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侧重于正面引导和推动，税收政策倾向于优惠返还，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着手，充分发挥作用，将有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中国环境财税政策的实施情况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中，环境可持续指数一直处于末位，在水资源利用、空气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问题。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在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同时，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政府职能，采取强有力的财税政策，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改善当前的环境状况。
（一）中国促进环境治理的财政政策实施情况
考察政府是否尽职履行环境治理职能的标志之一即为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近年来，中国关于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无论是总额还是GDP占比都有所上升，尤其是总额增速较快。但从GDP占比来说，相比于发达国家的数据，中国的环境财政支出GDP占比一直处于较低位，近年来占比一直低于1%。财政支出规模占比小主要原因在于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其他渠道占比较低。总体来说，现目前财政环保支出的总量远远不能满足环境治理的需要，制约着进一步环境治理的优化。根据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139744亿元，与上年比增幅达到10.9%，其中节能环保支出3 383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增长率处于前列，体现出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进一步加深，但不可忽视的是总量占比全年财政支出仅为2.42%，处于国家财政支出各项中的末位。此外，政府促进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还存在地区间不公平的问题，比如河流上下游地区、东西部地区间差距较大。现目前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主要包括污染治理投资、财政转移支付、政府绿色采购等。
（二）中国促进环境治理的税收政策实施情况
中国促进环境治理的税收政策包括征收消费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费等税种，同时还包括具备税收性质的排污费。最初设置消费税的目标并不是环境治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污染日渐严重，国家开始通过调节消费税来治理环境，首先是关于环境保护的消费税征收范围不断加深，相关项目的税率也有所调高，消费税在节能环保方面进一步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资源税主要是针对一些不可再生资源开采而征收的税种，如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税的征收目的不仅在于调节各地资源优劣等客观差异造成的级差收入，更在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城镇土地使用税主要是为了加强土地管理、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征收可用来加强城市维护建设，是环境保护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除了以上税收项目，具备税收性质的排污费也是政府用来环境保护的有力方式。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实施排污收费制度，此后关于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办法不断完善。排污费的收取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征收面窄、执行力不强、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除了以上税收政策，政府还制定了税收优惠的政策，对于那些主动参与环境治理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以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中来。
四、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
（一）财政政策环境治理效应的面板分析
首先需要提出的是本小节指出的财政政策是财政支出政策。由于无法单独对政府绿色采购支出进行核算，因而本小节将以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代表财政政策进行实证分析。
1.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择
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混合回归、随机效应模型这三类，其优点是可以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并且可以根据面板数据对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进行修改。
混合回归模型：（4-1）
固定效应模型：（4-2）
随机效应回归模型：（4-3）
混合回归模型在现实中应用不广，其他两种模型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未观测到的个体影响是否随机，而是是否包含与模型中解释变量相关的元素。在本文中，被解释量yit表示省i在年度t的环境污染排放指标向量，本文主要选择工业企业排放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gf）、工业二氧化硫（so2）、工业废水排放量（fs）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xit表示省i在年度t与工业生产相关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数据主要为2008-2013年中国大陆地区30省或者直辖市（剔除西藏）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hbzc）。控制变量中，uit误差项，与xit无关，且均值为0。control为与环境污染排放相关的控制变量，αi是未被观测到的因素对解释变量的影响，β是解释变量xit的系数，主要选择人均GDP（rjgdp），人口规模(rkgm)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gdzc)作为控制变量。
2.实证结果分析
对三个方程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后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检验工业废水，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二氧化硫，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工业固体废物。预先假设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量呈负相关关系，根据实证检验结果，预先假设成立，且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工业固体废物模型中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其他两种模型中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当环境保护支出增加1%时，工业废水排放量减少0.186%，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减少0.198%，工业二氧化硫减少0.185%。实证结果显示，当国家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时，可以有效缓解缓解污染，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经实证检验结果，人口越多的地区，环境污染排放量越大，且人口规模对工业二氧化硫的影响最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固体废物呈正相关关系，同工业废水呈正相关关系。人均GDP对三者的影不大。
（二）税收政策环境治理效应的面板
1.模型的构建、变量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面板数据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混合回归、随机效应模型这三类，其优点是可以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并且可以根据面板数据对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进行修改。
混合回归模型：（5-1）
固定效应模型：（5-2）
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5-3）
主要选取中国大陆地区的30个省（包括直辖市及自治区，剔除西藏）2005年至2013年的数据。解释变量包括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环境税费；被解释变量为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及工业固定废物的排放量；控制变量为政府竞争及地区人均GDP，其中，选择地方税收占地方GDP比例来衡量政府竞争。
2.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建立混合回归模型，经过F检验发现个体效应不能被忽略，然后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为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以及工业废水的回归方程。在工业废水排放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得到资源税增加1%，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0.1668%，排污费增加1%。这个结果表明中国环境税费的设计没有起到环境保护的作用，反而促进了排污者的排污动机。在工业二氧化硫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当排污费增加1%时，二氧化硫排放增加0.0966%，当资源税增加1%时，二氧化硫增加0.2234%，二氧化硫并没有受到排污费和二氧化硫的增加而减少排放。在工业固体废物的固定效应模型中，资源税及排污费增加1%时，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分别增加0.1561%及0.1701%。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当前环境税的征收制度，比如征收标准低、管理较宽松、地方政府重视不够等原因，中国环境税费的环境治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排污费往往低于企业的治污成本，排污费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他税种的效应就更加不明显。控制变量中，各地政府往往因为盲目追求GDP以及在政府竞争中取得优势而放松环境监管，导致环境进一步恶化。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首先对财税政治促进环境治理进行了文献综述，然后对财税政策如何促进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做了阐述，再次运用规范分析对中国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财政政策对环境治理一般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中国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总量及占GDP比重都较低；而当前中国的税收政策对环境治理并未起到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当前的环境税收制度存在问题，而且存在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提高、忽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问题。
（二）政策建议
1.完善财政政策
第一，需要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规模，虽然近年来中国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规模明显增加，并不断保持上升趋势，但与实际需求相比，总量依旧偏低，所以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加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规模。第二，需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仅要增加环境保护支出占GDP的比重，还要从事后治理转移到事前预防，增加环保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提高环保执法水平。第三，需要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加强管理、转变管理理念，提高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环境保护的效率。第四，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对生产和消费进行“绿色”引导。
2.完善税收政策
首先，需要完善现有的环境税体系：对资源税进行改革，可以通过提高资源税税率、改变计税依据、扩大征税范围来进行改革；对消费税进行改革，增加消费税计税的范围，调整消费税的税率，征税环节从生产环节改到零售环节；对排污费进行改革，可以根据当地的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来征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以激励和引导企业积极投入环境治理。其次，可以单独征收环境税，这样环境治理效应将更有力、明显。具体操作过程可以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参考国外的经验，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可以逐步增加税目，初始税率可以低些，根据企业的税负承担能力，再进行税负的调整。
（三）环境政策的优化选择
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各有利弊，环境税有利于促进环境治理和资源节约，但政府绿色采购、财政转移支付、财政污染治理投资支出政策的作用较为片面，仅靠这些政策难以满足环境治理的需要；而仅仅依靠环境税来治理污染也是不够的。因而，理想的方式应该是结合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取长补短，综合使用，以发挥两者的最大作用。当环境税税率的标准无法确定时，可以积极使用财政政策；需要对个人或者微观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调整时，可以通过征税来影响其成本利润，进而改变其生产行为，减少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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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理环境的建议范文4
关键词？演企业社会责任；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度；外部治理环境；产权性质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10-0031-07
一、 引 言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自20世纪初在西方企业中萌芽，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被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在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企业频频被媒体曝光了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劳工权益问题等，影响了利益相关者们对企业的评价与预期，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广泛的关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次从法律的角度明确提出企业在追求股东利益的同时需要履行社会责任，随后沪深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对部分A股上市企业做出了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自此逐年增加。除了被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外，还有部分企业主动披露本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披露是企业道德价值观的体现，应该成为指导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的一部分。
作为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证券分析师扮演着企业与投资者之间桥梁的角色，专门从事信息的搜集、分析与解读工作，将各方面信息进行加工，融入到对企业的盈利预测中，并通过报告向投资者传达盈利预测信息。作为信息的解读者，证券分析师较之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有着更广泛的信息来源并且具备丰富的经验积累对信息有着更高效的处理能力，他们可以降低市场中总的交易成本从而创造价值（杨尔稼等，201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证券分析师的分析报告成为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卖方分析师也可能会代表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Dhaliwal等，2012）。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和分析师预测问题，都是学者长期关注的话题，然而却是在近几年才开始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否被分析师视为一种有效的信息，分析师在进行预测时是否将其纳入考虑的范畴，以及其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方式。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探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否影响分析师盈利预测精确度，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企业的外部治理环境和企业的性质的影响做了进一步的探究。此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背后的潜在信息是否引起分析师的关注，并得到解读，从而影响分析师的盈利预测。
二、文献综述和假设提出
（一）文献综述
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关注，从传统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对其持两种观点。经济、金融以及会计方面的学者（Friedman，1970）以及一些财经新闻的作者（Karnani，2010）认为，只有当社会责任活动能最大化股东利益时，企业才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然而其他领域的学者（Carrol，1999）则持有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即使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降低股东价值，一些企业仍可能投资于社会责任方面活动。然而，这两种观点可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更强调的是当期，而后者更看重的是未来。根据我国学者李正（2006）研究发现，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消耗了企业资源，降低了企业价值；但在一定时间之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将会带来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此外，承担社会责任还可能从多方面对企业产生影响。在资本市场，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公司其权益资本成本更低（Dhaliwal等，2011；李姝，2013）。有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有积极的影响（沈洪涛，2011）。在一个消费者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市场中，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将会提升品牌价值和企业的声誉，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评价（Brown等，1997），从而使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有正面影响（周延风，2007），并最终激发消费者更强的购买意愿（马龙龙，2011）。可见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状况，并可以通过包括销售、成本以及经营有效性、财务和法律风险在内等多种渠道影响财务绩效。
（二） 假设提出
1.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分析师预测精准度
从会计信息质量来看，Kim等（2012）研究证明了相比于那些不能满足社会要求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在选择和执行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时，将最大限度地投入资源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道德期望，因此也会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对于分析师来说，企业的盈余质量越好，分析师盈利预测越准确（李丹，2009）。而肖斌卿等（2012）的研究则发现，分析师未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考虑在内，未考虑到时间上的不对称与及时性，因此证明没有考虑会计稳健性是分析师预测误差产生的一个原因。Kim等（2012）的研究发现盈余管理对分析师盈利预测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得到缓解；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会控制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向投资者提供更为透明和可靠的财务信息。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分析师进行盈利预测所依据的信息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提高盈利预测的精准度。
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企业的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证券分析师可以通过对企业的盈利预测向投资者传递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近期的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作为非财务信息，并且发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更高（Hong等，2009；Dhaliwal等，2011）。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更高的公司，分析师对其盈利的预测更为准确，并且此种关系在那些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Dhaliwal等，2012）。
尽管如此，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此前有学者提出“感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将“实际”企业社会责任和“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区分（Lichtenstein等，2004）。但这种区分并未引起其他学者的重视，这也就导致了大多数的研究都建立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公众对其的感知完全对称的基础之上。而实际上，实际企业社会责任和感知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费显政等，2010）。Dhaliwal等（2012）、何贤杰等（2012）均是通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度的影响，即是从“感知”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由于企业实际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才是企业道德水平的体现，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真实情况的反映。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考虑到是企业实际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对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产生影响。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得越好，分析师对该企业盈利预测精准度越高，分歧度越小。
2. 外部治理环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分析师预测精准度
在外部治理环境方面，李丹（2009）认为除了财务信息，企业的外部因素也可能对分析师的预测产生影响，如公司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在法律环境和市场制度较为健全的地区，公司治理水平和财务透明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分析师预测也较为准确。研究发现，在法治水平更高并且利益相关者保护更强的国家或者地区，信息披露较为充分，分析师的预测结果更为准确（Dhaliwal等，2012）。在法制环境较好、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企业不容易发生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罗党论等，2007）。企业所在地的治理环境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对企业的道德约束也有所不同。周中胜（2012）研究发现，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低、法律环境越完善以及要素市场越发达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越好。由此我们发现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存在影响，因此，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度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也需要将外部治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较之于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度的正面影响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明显。
3. 产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分析师预测精准度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承担了政策性的负担，如就业、职工养老、冗员以及大型企业要执行政府的战略性任务，使得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以及责任不对称，国有企业也可能据此向政府寻求各种政策性优惠与政策性的补贴（林毅夫等，1999）。除了经济目标，黄速建（2006）认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是着眼于非经济目标的实现。与非国有性质企业相比，国有性质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冯丽丽等，2011）。因此，在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时，有必要将产权性质考虑在内。据此我们提出：
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较之于民营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分析师预测精准度的正面影响在国有企业更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来源
本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对分析师预测精准度的影响，选取了沪深两市2009～2012年非ST并有分析师预测数据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分析师预测数据以及财务数据全部来自CSMAR数据库，反映外部治理环境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来自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对于初始数据，我们按如下步骤对样本进行筛选：①剔除了当年度年报披露日之前盈余预测的分析师人数少于2人的公司样本；②选取每位分析师在同一年度对某个公司最接近年报披露日的盈余预测；③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的样本；④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筛选之后，我们共得到994家公司的2 884个样本。为了减轻异常值的影响，所有连续变量都在2%和98%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 变量解释
1. 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性
对于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度的衡量，目前有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和分析师预测误差等衡量方法。本文借鉴Dhaliwal等（2012）的研究，分别用与来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误差和分歧度，具体计算方法如模型与模型所示：
FERROR=abs（Ceps-meps）/op*100 （1）
DISPERSION=sd（feps）/op*100 （2）
其中，feps为所有分析师在当年年报披露前对某一公司最后一次每股收益预测；Ceps为所有分析师在当年年报披露前对某一公司最后一次每股收益预测的均值；meps为公司的当年年度实际每股收益；op为预测当年年初的股票开盘价格。
2. 社会责任履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的定义，本文采用沈洪涛（2011）的方法，选用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股社会贡献值（CSR）=（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上期应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排污费及清理费）/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
3. 公司治理指数
公司治理综合反映监督各方利益协调的结果，仅关注某一方面不能很好的反映公司治理情况，因此，学术界多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结合多方因素共同构建公司治理指数（白重恩等，2005；靳庆鲁等，2008；张会丽等，2012）。本文也借鉴了此种做法，选取了以下8个指标来构建公司治理指数：①公司的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CEO_CHAIR）；②独立董事比例（INDBOARD _Ratio）；③高管的持股比例（MGNSHR）；④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TOP1SHR）；⑤是否同时发行B股或H股（BH）；⑥董事会持股比例（BD）；⑦公司第二大股东至第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SHRS）；⑧是否国有控股（SOE）。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结果，三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且前三个主成分累计可解释62.95%的原因，超过60%，所以在此保留前三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可解释33.95%，第二主成分可解释15.18%，第三主成分可以解释13.14%）。在第一主成分中，只有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相反；在第二主成分中，变量SHRS、SOE与BH的符号与预期相反；在第三主成分中变量SOE的符号与预期相反。总体来看大部分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因此直接构建公司治理指数（CG=33.95%*Comp1+15.44%Comp2+13.12%*Comp3）。企业公司治理情况越好，公司治理指数越高，预期分析师盈利预测越精准，误差越小，分歧度越小，即预期与分析师预测精准度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4. 其他控制变量与调节变量
除了控制公司治理情况以外，本文还控制了资产规模、股票回报的波动性、财务报告透明程度、分析师跟踪人数、预期盈余以及预测时间。同时，我们也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另外，为了验证假设2与假设3，本文还有两个调节变量分别是产权性质（SOE）以及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外部治理环境（MKT）。表1是研究变量的说明。
（三） 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Dhaliwal等（2012）与何贤杰等（2013）的研究，采用如下模型和模型检验假设1。
DISPERSION=β0+β1CSR+CONTROLS+ε （3）
FERROR=β0+β2CSR+CONTROLS+ε （4）
上述两个模型中，DISPERSION与FERROR分别衡量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分歧度与误差，两者数值越小，说明盈余预测的分歧度越小、误差越小，表明预测的精准度越高。而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变量CSR则数值越大，说明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越多，履行情况较好。因此在模型（3）与模型（4）中，系数β1和β2之前的符号均预计为负号。模型中的CONTROLS代表所有的控制变量，包SIXE、VAREARN、CG、TRANSP、LANUM、UE、HORIXON。
为了检验假设2和假设3，我们将样本分别按照反应外部治理环境情况的变量MKT以及反应产权性质的变量SOE进行分组，进一步检验在不同组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度的影响，并采用邹检验的方法验证在不同组之间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度情况的差异。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该结果显示，衡量分析师盈余预测情况的变量DISPERSION和FERROR的均值分别为1.180和1.420，标准差分别为1.200和1.660，说明分析师对不同公司盈余预测结果有较大差别。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变量的均值为1.550，标准差为1.160，最小值为0.150，最大值为5.070，这说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比较分散，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二） 相关性分析
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本文还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表3为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从相关系数表中，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分析师盈余预测精准度两个变量与之间分别在1%与10%的位置上，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也与预期一致，其中公司治理指数与分析师人数与分析师预测精准度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股票回报波动性、财务报告透明度、分析师跟踪人数、未预期盈余、预测时间与之均为1%位置上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分析师应预测精准度
表4前两列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度的多元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FERROR）、分析师盈利预测分歧度（DISPERSION）时，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CSR）前的系数分别在1%与5%的位置上显著为负（系数-0.231与-0.059，T值-5.449与-2.150）。在该回归结果中，各个控制变量的符号均与预期相符合，并且未预期盈余（UE）、企业规模（SIZE）、预测时间（HORIXON）以及财务报告透明度（TRANSP）的系数均在1%位置上显著为正，分析师跟踪人数（LANUM）的系数在1%位置上显著为负。回归结果也证实了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越 差以及未预期盈余越大，分析师的盈利越不准确。在控制了这两个变量以后，总体上该结果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好坏会影响分析师对企业盈利预测的精准度，企业承担越多的社会责任，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误差越小，盈利预测的分歧度越小，从而支持假设1。
（四） 外部治理环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分析师预测精准度
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检验了假设2和假设3，回归结果分别呈现在表4的后四列和表5中。从表4呈现的结果，我们发现，无论是FERROR以还是以DISPERSION为因变量，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组中，CSR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分别在1%和5%位置上显著），而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组，CSR的系数虽然为负数，但是仅在因变量为FERROR时显著，而在因变量为DISPERSION时不显著。为了说明CSR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度的影响在两组中显著不同，我们进行了邹检验。在以FREEOR为因变量时，根据邹检验的结果显示系数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组和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组之间显著不同（chi2=321.25，p值=0.000），并且对于的系数虽然在两组间均显著，但是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组系数更显著。在以DISPERSION为因变量时，邹检验结果说明在两组间，CSR的系数显著不同（chi2=112.05，p值=0.000）。根据表4的结果，假设2得到支持，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越好，分析师对该公司的盈利预测越准确。
（五） 产权性质、社会责任履行与分析师预测精准度
表5展示了以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分析师预测精准度的影响。根据该表对的结果，我们发现，无论因变量是还是，虽然前的系数均为负，但是在国有企业一组中，前的系数都更为显著，T值分别为-5.307和-1.666，分别在1%和10%位置上显著，而在民营企业一组中，前的系数均不显著。根据邹检验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前的系数在两组之间显著不同（以为因变量时，chi2（9）=97.21，p=0.000；以为因变量时，chi2（9）=38.90，p=0.000）。因此总体来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提高分析师盈利预测的精准度，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该影响较小且不显著。假设3得到基本支持，较之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分析师预测精准度的正面影响更为明显。
（六） 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改变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指标的衡量方法，采用年初与年末资产的均值对企业社会贡献进行标准化，重新进行回归证实了两者关系。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了Heckman两阶段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同样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说明本文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建议与局限性
本文以2009～2012年99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精准度以及分歧度之间的关系，企业外部环境特点与内在特质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结论：①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履行情况能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关于企业财务信息可靠性的保障，履行情况越好的企业，分析师对其的预测越准确，分歧度越小。②外部治理环境越好，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由于法制以及经济活动更加规范，因而会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精准度的正向关系。③相比于民营企业，国家对国有企业有更多的要求与规定，因此国有企承担社会责任在一定意义上向外界传递了更多的信息，分析师对其的盈利预测精准度也会相应提高。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对于企业实际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企业对待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外部投资者对于此方面信息需要给予重视，有助于提高判断的准确性。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首先，根据在制度环境不同的地区，社会责任的履行存在差异，因此我们认为在制定相关政策以及履行依法监管的职责时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到地区间的差异，确保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第二，由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诸如资本结构、企业文化在内等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因此，政策的制定需要将产权性质方面的差异考虑在内。最后，对于实际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和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情况之间可能存在不对称性，因此监管机关需要制定有效的规定尽可能促使企业如实反映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实际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用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该指标虽然是根据上交所的规定设计，但仍然不够全面，有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未能包含在内。该问题也是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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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ing and Analysts' Forecast Accuracy
Shi Xianwang，Liang Xiao，Liu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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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理环境的建议范文5
增值即为增加价值。增加价值：“组织的存在，是为其所有者、其他利益关系方、客户和顾客创造价值或谋取利益”。增值型内部审计，即能为组织增加价值的内部审计。增值型内部审计并不是新生的一种审计类型，它是内部审计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和以前的内部审计没有严格的分水岭。
增值型阶段是现代内部审计的一个革新性阶段，它是内部审计的一次重大变革。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审计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审计人员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而且更要善于解决问题，并积极向管理当局推销自己的内部审计产品；在这个发展阶段，审计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广泛采取“参与性”的审计策略，被审计人员参与到内部审计中来，强调与被审计人员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在这个发展阶段，审计目标与组织的目标相一致，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就是内部审计的目标；在这个发展阶段，内部审计关注的焦点就是组织的风险，识别、防范、降低组织风险就是它自始自终的使命；在这个发展阶段，内部审计的目的就为组织增加价值，为组织增加价值就是内部审计自身存在的价值。那么增值型内部审计和传统内部审计在价值增值有什么区别呢？增值型内部审计和传统内部审计在价值增值不同的是：
（1）过去传统的内部审计不注重为组织增加价值，它开展的许多活动相对于增值型内部审计来讲是不增值，或者虽然增值，但由于所耗费的资源和成本大于增值所带来的价值，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是不增值的。而增值型内部审计全面转变审计观念，不增值的审计业务尽量少做，能增值的传统审计业务尽量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成本，重点在大力拓展高增值的审计业务。
（2）传统的内部审计部门是一个资源消耗者，是一个费用中心，它不直接给组织增加价值。而增值型内部审计是一个价值增值者，是一个利润中心。它在消耗资源的同时，通过给组织提供有价值的建议直接给组织增加价值。
（3）过去传统的内部审计为组织间接增加价值的事实往往受到忽视。人们的计量记录只有内部审计花出去的钱，由于其只是一个费用中心，不计量收入。而增值型内部审计有所不同，由于其是一个利润，成本的耗费有记录，为组织增加的价值也因该有衡量和记录。
2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增值性的分析
银行管理的基本目的是使银行的资本市场价值增加达到最优化水平。但是银行报表所报告的统计数据却是按照所谓账面价值计算的。因此，充分与准确地估计银行的市场价值是客观评价银行管理的依据。如果某家银行的股票在有效运行的股票市场上市，并且交易非常活跃，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市场价值。就账面价值而言，银行的账面资产等于银行的账面负债（）与银行的账面价值（）之和：．就银行市场价值而言，银行的市场资产加上银行的无形资产等于市场净值与银行的市场负债之和．银行的的无形资产包括存款保险的价值，银行与客户的关系，银行的注册价值以及其他的非账面资产。因此以市场价值计算的银行价值为：
这一公式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银行在账面上其净值为负数，但以市场市场价值计算，其净值为正数；或者说，银行的无形资产往往可以抵消银行净值的账面价值。
在很多情况下，银行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当银行账面（）与市场价值（差距时，该银行存在所谓的隐藏资本或未入账资本，银行隐藏资本由两个来源：银行账面资产和市场资产的差距，银行资产负债表外项目。这就时1990年凯恩和尤兰尔使用了一个简便的计量公式来测量银行的隐藏资本，这一公式被称为统计学的市场价值核算模式（）。即：市场价值（）银行账面（＝隐藏资本。
公司的价值最大化实际就是隐藏资本的最大化，而隐藏资本包括无形资产和未入账资本，提高隐藏资本的价值就要提高商业银行在公众心目的价值和对未入账资本的风险管理。未入账资本主要是表外业务，所以商业银行应加强表外业务的监管。
提高隐藏资本价值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内部审计活动的开展，促进商业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防范风险。良好的公司治理、健全的风险管理系统和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公众心目中形象和减少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从而增加收益。这和增值型内部审计的定义关于内部审计的增值作用是一致的。
3内部审计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领域的增值途径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主题主要是两个方面，即控制的有效性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可以归纳以下几方面为：评估控制环境，对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测试；评价管理层执行控制过程的有效性；对风险控制系统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对管理层的风险管理过程进行评价；执行审计委员会的欺诈分析和特别调查；对高层基调进行独立评价。可以看出，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公司治理作用除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这些“硬控制”之外，还涉及到组织的“软控制”，也就是组织的“高层基调”。在这里着重讨论内部审计如何评价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的“软控制”。
3．1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结构
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中，管理层执行风险和控制的措施，并向董事会报告其工作状况，董事会为了证实管理层报告的真实性，授权审计委员会对其进行验证，审计委员会利用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职能对管理层的风险、控制的管理与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证实，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将检查、证实的情况向审计委员会报告。这样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对风险管理系统和控制系统进行充分的监控，对它们的监控直接有助于组织达成其目标。
3．2内部审计与审计委员会
近年来，针对改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立法和建议提高了审计委员会的地位，巴林银行倒闭后，对审计委员会的重视将会继续加重，同时对审计委员会的期望也会日益上升。正如美国国家公司董事联合会指出，审计委员会是公司治理的重要角色，审计委员会是确保财务报告和控制信息质量以及风险管理和识别的重要因素。内部审计是审计委员会进行公司治理直接工具。
3．3内部审计与管理层
管理层是公司治理的主要力量，管理层设定高层基调处理组织的日常经营事务，管理层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是巨大的。内部审计为管理层提供各种验证和咨询服务，同时又作为审计委员会的治理工具，对被治理的对象管理层的控制与风险管理业绩进行验证。这使得管理层也很需要内部审计对自身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业绩进行验证，使之以内部审计的验证报告为依据对信息真实性提供个人保证。内部审计的验证服务直接关系到高级管理层就上述责任承担的风险大小，所以内部审计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的验证服务与管理层的利益是一致的。验证服务是管理层与审计委员会共同需要的，而且，内部审计师为管理层提供许多增值服务，它只不过是作为顾问和咨询者的身份，并没有参与决策，决策仍然由管理层来执行。
3．4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合作
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的合作对提高验证信息的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内部审计师可以通过有关商业过程和活动，以及对组织面临风险的深入了解，来帮助外部审计师有效地进行财务报告的鉴证，而且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共享风险分析的信息。
4商银行内部审计增值功能的具体措施
4．1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提供增值服务
（1）评价治理环境。好的治理环境为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提供了文化、结构和政策基础，直接关系到治理的效率。内部审计通过评价总体治理结构和政策、评价治理道德、评价审计委员会的活动、评价风险管理结构与政策、评价内部审计的组织与结构等措施，以达到优化公司治理环境的目的。
（2）评价治理过程。治理过程是支持治理环境的具体活动，内部审计参与公司治理的具体措施是：评价舞弊控制和沟通过程、评价薪酬政策及其相关过程。评价财务治理过程、评价与战略规划和决策相关的治理活动、评价治理业绩盼计量。
（3）评价治理程序。治理程序是关系到治理过程效率的至关重要的步骤和实践，它是利用评价内外部治理报告程序、评价提升和追踪治理问题的程序、评价治理的改变和学习程序、评价支持治理的软件和技术等手段来达到优化治理程序的目的。
4．2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提供增值服务
国外最新研究认为，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是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增值功能的新内容。在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中，内部审计可通过提供鉴证和咨询服务来增加组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内部审计师可通过评价风险管理过程、评价关键风险的报告、检查关键风险的管理等措施，就公司风险管理活动的效率向董事会提供客观的建议，促使关键的经营风险得到恰当的管理，确保企的内部控制系统得以有效运行；另一方面，内部审计师可以通过为风险的鉴别和评价提供便利、指导制定应对的风险管理措施、协调企业风险管理活动、强化对风险的报告、维持和开发适合银行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协调制定有待董事会批准的风险管理战略措施等，更好地为风险管理提供咨询服务。
近年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以“参与风险管理，提供独立评价和建议”为内部审计重新定位，并写进了公司内部审计章程。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将其参与风险管理明确写入内部审计章程，以有利于在风险管理过程中提供独立的评价和建议，有效发挥内部审计划于风险的控制作用，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效果。但是，为确保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不受损害，内部审计师要注意不能设置风险偏好和对风险管理过程施加影响，不能代为决定风险应对措施，也不能按管理者的意图执行风险应对措施和承担风险管理的责任。
4．3在商业银行遵循管理方面提供增值服务
关于治理环境的建议范文6
雾霾是当今最为关切的一个环境问题。从上个世纪五十年生的“伦敦雾霾”事件，到我国国内目前大范围出现严重雾霾天气，据此前环保部的数据显示，全国20个省份104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重污染的状况。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已经达到重度污染国家。它不仅在视度上影响人类，而且严重影响着路面交通以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更会给人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像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会造成一定时间内的交通不便，而霾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现象，造成空气质量降低，影响生态环境，对人类、交通、供电、生物圈等均产生危害。
二、分析雾霾产生原因
（一）企业对环境治理的责任问题
当前，环境社会责任的缺失现象不断涌现，更大范围、更强力度地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底线，以更大的破坏力动摇着社会对企业信任与诚信。例如：企业无视污染物的排放、废气排放等屡见不鲜。
（二）工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雾霾的出现和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经济快速发展，出现重速度轻效益的现象。一些企业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自然环境采取一种藐视的态度，表现出对企业环境伦理的无知。
（三）环境文化滞后
我国环境文化氛围的薄弱和发展滞后严重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和实现。从目前雾霾现象来看，我国的环境文化有一定缺失和滞后，在建设方面投入不足，相关产业不完善，教育体系没有形成。
（四）科技技术落后
我国的科技技术研发，缺少生态技术。这样的科技技术只会落后，不会延续。虽然科技技术利于人，利于企业，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经济发展也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
三、雾霾的环境伦理反思
雾霾表面看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残破和恶化，生态平衡和净化能力遭到人为的破坏，表面看来是经济、利益、制度等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在自然面前迷失了自己的本真，迷失人的本质规定性，雾霾警示人们在面临环境危机。
目前经济、文化、哲学、科技、教育、管理等学科，都在围绕着如何保护和治理环境展开广泛的讨论，环境保护已成为当今一股潮流。环境伦理学是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人类对自然存在物的恰当行为的需要而产生的。从环境伦理学反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界和自然存在物的道德责任，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一）环境伦理学与生态文明的哲学思考
1、生态文明是现代人类的新文明
环境伦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之间的伦理问题，其现实根据主要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人类提供新的伦理学的视野。十我国将生态文明，并作为国家的发展总战略提出来。正是要从总体上扭转工业文明给人类和生态带来的弊病。这个提法不但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同时具有实践指导作用。
2、环境伦理中的生态视野
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应用伦理学，既要考虑到作为价值理论对于现代人类科技的一个总导向问题，又要深入到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人的生活方式的细节里头去，为人类的发展提供可操作性的一套策略。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人是“自然”“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及其独特性是要靠自然整体体现出来。在这样一种思想传统下，把环境作为伦理思考的对象本身也就是水到渠成的。
（二）环境伦理学的基本观念
1、人与自然的问题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承认人类的存在，更应该承认自然界的生存，尊重自然。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这种相互作用必须是符合生态规律的，才能共同进化。雾霾是人类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是环境破坏的一种现象，人类的活动行为已经违反了生态规律，则这种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相反的，人类活动只是有利于自己，但没有利于自然，因此人类活动产生的雾霾是不符合生态规律的，不是相互作用，而是人类走向灭亡。因此，雾霾的出现，在反思过程中要认识到尊重自然、认识自然实际上是在尊重人类自己。
2、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是环境伦理对处理人与生物关系提出的道德要求，最早是 20世纪50年代，环境论理学的创始人阿尔贝特.史怀泽就指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3、协同进化
人与自然协同进化是环境伦理学的一条重要的环境伦理原则，能指导我们正确的定位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协同进化比较符合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发展中要坚持协同进化的原则，坚持用双标尺度的环境伦理标准来衡量。
（三）雾霾的环境伦理追问
1、雾霾的特征及其对人类发展的制约
环境问题对人类生活是连锁效应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急速的工业化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各地的生态健康被严重破坏了。我国的雾霾天气，发展到最后看到的只是环境问题，我们未必比过去的人们更幸福。
发展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核心的观念。在如今却蕴藏经济主义。认为发展是必须的，发展是不能停止的，需要谋求发展，解决一些问题并不是要求停止发展才能解决的。
2、雾霾的环境伦理追问
环境伦理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人与自然这个话题上来。雾霾作为环境问题，对其进行伦理追问最终也要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入手。随着现代科技的进展和物质文明的膨胀，我们要做的是把人类文明的形态看作是以自然整体为存在基础的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以身体感官为起点并扩散为人的诸多实践形式对自然进行回馈。
四、治理雾霾的对策建议
通过雾霾现象各方面剖析，可以看出，解决雾霾问题，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对策：1、转变价值观。从社会入手，确立生态化的科技價值观，倡导绿色科技；企业转变经济价值观，树立社会环境责任观念，建立起担负环境责任的价值观与生态经济发展相应的价值理念；个人转向生态化生活方式，树立环保消费理念。2、环境法完善也是目前治理环境的必要约束和可靠的保障，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的监管与执法力度。3、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制度层面深刻的、全面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现代经发展所带来负面的生态问题。4、加强伦理教育宣传。从培养公民的环境伦理观入手，加强伦理教育与宣传工作，提高国民对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德性、人格以及良心养成的教育。
五、结语
通过雾霾问题，从环境伦理理论中可以看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是相互的，人类在开发活动行为中应当善待自然，尊重自然也就等于人类尊重自己，只有这样人与人才能在环境思想上达到共识，最终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友. 雾霾引起的环境伦理学反思[J]. 201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