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文化习俗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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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文化习俗

汉族的文化习俗范文1

【关键词】汉族 藏族 跨文化交流和谐文化建设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使我们同时也进入了传播全球化时代。科技的发展为“地球村”村民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便利。跨文化传播日益密切,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也变得更加频繁。本文取汉族和藏族文化习俗作为切入点,倡导多元文化的“共存互补”。

一、汉族和藏族的文化习俗

“文化习俗”也可称为“风俗习惯”,是出现最早、流行最广的一种社会规范,是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沿袭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它表现在饮食、服饰、节庆、礼节、婚丧等各个方面。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能凸显出来,文化习俗的对比亦是如此。文化习俗的对比,可以客观公正地提示已经隐含于交际行为和交际手段之中的文化差异现象,能增加彼此的了解。

1.称呼习俗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不同的民族称呼习俗各不相同。例如,汉族素来就有辈分观念之分,为了表示对人的尊敬,对比自己高两辈的人称其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高一辈的称其为“伯伯、阿姨”等,平辈称其为“哥哥、姐姐、弟弟”,不过常常在称谓前加上姓。称呼上级、领导时习惯在此人所担任的职务前加上姓,如“马厂长”、“刘经理”等。藏族也是个非常重视称谓的民族,称谓不准确往往被视为不懂礼貌、没有教养。藏族人在称呼别人时一般在对方名字后面加一个“拉”,表示尊敬。例如,称格桑为格桑拉,扎西为扎西拉;教师称为格拉,厨师称为玛青拉等。

2.饮食习俗

中国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不同的民族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各不相同。汉族主食以稻米、小麦为主,辅食是蔬菜、肉食和豆制品。茶和酒是汉族的传统饮料。汉族人喜欢色、香、味俱全的食物,很讲究烹饪,有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各种烹饪方式。藏族也有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和食品结构。其中酥油、茶叶、牛羊肉、糌粑被称为饮食的“四宝”。此外,还有青稞酒和各式奶制品。藏族人讲究口味清淡、平和,很多菜除了放盐巴和葱蒜,一般不放辛辣的调料。

3.婚礼习俗

汉族人在结婚前,男方要向女方送彩礼。结婚当天男方家要有人去迎亲,女方家也会有人送亲。要举行婚礼,新娘要穿婚纱,在婚礼上新郎新娘要互换戒指。还要举行婚宴,在婚宴上新郎新娘要喝交杯酒。闹洞房是婚礼的最后程序,也是任何婚礼都不可少的内容,它是婚礼的也是最有趣、最热闹的节目。地区的婚姻礼仪差别较多,因人因地而异,且奢简有别。藏族年轻人结婚早的十八九岁,晚的三十岁左右。议婚时讲究双方不能是同骨系,而且属相要相宜。求婚时要先向女方家长献哈达等礼品,女方接受哈达即表示同意。择日写婚约,向女方父母献“奶钱”及礼物,视为订婚。结婚前,男方要向女方送服装、头饰等。迎亲之日,男方的迎亲队要以有地位和名望的人为首,女方则要举行送亲仪式,送亲的一般是新娘的兄弟、舅舅或至亲好友。新娘到达男家后,除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外,还要举行热烈、隆重的婚庆宴。婚后,新娘在男家住七天左右,然后与新郎一起回娘家。讲究的人家回娘家时,在路上遇到什么东西都献哈达。

4.待客习俗

因地域和民族的不同,汉族和藏族的待客之道也各不相同。客人到藏族人家里做客,主人一般都要对客人敬献奶茶、酥油茶和青稞酒。主人敬青稞酒时,客人要是不喝,主人会端酒前来劝酒。主人敬献酥油茶,客人是不能拒绝的,至少要喝3碗,喝的越多越受欢迎。一般汉族人家里来了客人,沏茶、献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茶叶和茶具也很讲究。除了敬茶,还会挽留客人一起进餐。

5.禁忌习俗

禁忌是风俗习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禁忌就是“忌讳的话和行为”。禁忌是跨文化交流中敏感的问题,也是跨文化交流中最应注意的方面,如不尊重就会刺激甚至伤害对方的感情。在禁忌问题上,也反映了汉族和藏族在文化方面的差异。例如,藏族人忌杀生,忌食狗肉、驴肉和马肉。有些地区还不吃鱼肉。藏族人忌讳别人用手抚摸佛像、经书、佛珠和护身符等圣物,认为触犯禁规,对人对畜不利。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如,到藏族同胞家里做客,男的坐在左边,女的坐在右边,不能混杂而坐。如果看到门口生一堆火或者门口插上树枝,上面贴上一红布条,表示这户人家里有病人。

二、和谐文化建设中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交流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另一个民族文化所取代,导致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文化的消失,或使本民族文化受到削弱,而是使本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内容后更加丰富更加兴旺发达。按照和谐文化建设的理念就是指:“以追求和谐价值为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于一体,最终达到平衡、和谐状态”。①藏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藏族民族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资源。藏族的首府宫殿布达拉宫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建筑群,它的建筑风格闻名遐迩。藏族文化博大精深,除举世闻名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文学、哲理、史地、天文、医药等方面的专著。汉族应该充分吸收和利用藏族同胞的优秀文化资源,尊重和发扬藏族传统文化。下面几个方面的跨文化交流体现了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之间的一种平衡、友好的跨文化交流状态。

首先是旅游文化。具有奇异风光的,很受旅游者青睐。像塔王白居寺、珠穆朗玛峰、布达拉宫等,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汉族同胞前去观光。人们到旅游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边疆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更重要的还在于亲自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而在北京故宫、天安门广场、八达岭长城、王府井、避暑山庄等一些旅游景点同样也可以看到藏族同胞的身影,他们在旅游的过程中不断地了解汉族同胞的一些风俗习惯,感受汉族的文化气息。由于旅游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这个交流的过程是彼此相互渗透、影响的过程。旅游者和东道主之间的交流,文化的相互传输,不仅引起了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化,也能通过对旅游者的影响来引起客源地文化的变化。②因此可以说旅游对推动汉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彼此的文化传播。

其次是艺术文化交流。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音乐、舞蹈等方面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藏族的舞蹈种类很多,其中以锅庄舞最为著名。人们用这样一句话来赞美锅庄舞内容之丰富,“天上有多少颗星,卓就有多少调,山上有多少棵树,卓就有多少词;牦牛身上有多少毛,卓就有多少舞姿”。有反映劳动生活的叫“羊毛锅庄”,反映婚庆的叫“吉庆锅庄”,表现生活情趣的“兔子锅庄”等。藏族人每逢重大喜庆活动都会跳起锅庄舞。现在锅庄已不是藏族人民独享的舞蹈了,很多地方的汉族人也跳起了锅庄。在节日庆典、文艺汇演、每日晨练中都能看到很多人穿着漂亮的藏族服饰跳着优美的锅庄舞。很多地方还成立了锅庄舞蹈团。2007年春晚中藏族同胞的“弦踏青”、“欢乐和谐4季风”、“敬酒歌”等节目让观众陶醉,获得各界好评。藏族同胞的歌舞尽显民族特色,让其他同胞体验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文化。2007年春晚的主题是“欢乐和谐中国年”,把藏族同胞的歌舞节目编入到春晚中,充分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和发扬、和谐文化的建设。同样,汉族的很多流行歌曲也颇受藏族同胞的欢迎,像“龙的传人”、“童年”、“花蝴蝶”、“喜唰唰”等歌曲。藏族同胞通过电视、收音机来收听这些流行歌曲。还可以在大学校园里、大街上、公交车上都可以看到藏族同胞在听这些流行歌曲。

在服饰上也体现了汉族和藏族人民的跨文化交流。汉族有自己悠久华美的服饰,即汉服,为华夏民族的“皮肤”,汉服深刻地烙印在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代表了这个古国民族华丽,优雅,博大的气质。和古中国一样,汉服的基本形式为东方世界提供了标准,今天中国及东亚很多民族的民族服装,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服装,都受到了汉服的影响。汉服款式多,布料纯正,色泽好,穿起来美丽又大方。现在在很多藏族同胞家的衣橱中增添了汉族服饰。同样,美丽的藏服也很受汉族同胞的欢迎,很多汉族同胞在跳锅庄舞时都会穿着藏服。

饮食上的跨文化交流。藏族的饮食“四宝”:酥油、茶叶、牛羊肉、糌粑现在也很受汉族同胞的欢迎,尤其是牛羊肉和各式奶制品。的牦牛肉干更是远近闻名。同样汉族的主食米饭,馒头等也很受藏族同胞的欢迎。

三、结语

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换一个视角看世界,不断增进文化认同,倡导文化多元化,促进相互理解的过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特征比较突出,主流民族文化与非主流民族文化间交流的目的不是双方获得“共同方向”(co-orientation),而是“相互调整”(co-ordination)。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和谐、统一,正是各兄弟民族团结、和睦相处和不同民族文化受到尊重,相互认同并共同发挥各自优点的结果。当今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间的跨文化平衡传播虽然取得了进步,但是要建设和谐文化,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建设和谐文化要求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不仅要做到“各美其美”,还要做到“美美与共”。这样,不同的民族在人文价值上才能取得共识,民族间才能和平共处,才能建设和谐文化。■

注释

①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J].龙庆华、段全武.新西部(下半月).2007,(06)

②《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看旅游过程中的跨文化交流》韩晓兰、王力峰、李艳艳.消费期刊.2009年01期

参考文献

[1]《跨文化交流学》关世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0

[2]藏北牧民――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木格勒、刘一民、张建式、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

[3]《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孙英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版

[4]baidu网

汉族的文化习俗范文2

鲜卑源于东胡。汉初(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部众逃散,其中一支迁至内蒙古的鲜卑山,从此这一族人便以鲜卑为名出现在史册。汉武帝时派兵破匈奴,匈奴衰弱,鲜卑渐强,并逐渐南迁,进入内蒙古东南部地区,逐渐由渔猎民族变为游牧民族。慕容鲜卑属于东部鲜卑,在南迁的过程中,慕容鲜卑进入了辽西地区。时值西晋末年时局动荡,大量汉族流民进入相对稳定的辽西地区,带去了先进的文化,慕容鲜卑开始与先进的汉文化密切接触。此后慕容鲜卑崛起于辽西,先后建立起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封建地方政权,并深入黄河流域,逐鹿中原,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促进了慕容鲜卑自身的汉化过程。慕容鲜卑积极主动、全面的汉化政策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生活习俗、艺术等各个方面。他们改革进取的战略眼光和成功的操作,对当代社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政治 慕容鲜卑政权经历了由草原游牧民族政权到中原封建政权的转变

慕容政权的建立有它具体的发展过程和发展层次,经历了从具有明显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大单于到具有典型汉族特点的王、皇帝的过程,这在匈奴等之前是没有过的。慕容鲜卑早期“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此后慕容鲜卑逐渐与汉民族接触,“渐慕诸夏之风”。之后慕容立,在慎刑、选贤、重农、禁酒色、退便佞等治国方略的推动下,废除此方少数民族政权历来推行的“胡汉分治”政策,鼓励鲜卑汉化,重用汉族人,善待汉族归附者,设立郡县,安置汉族流民,大得人心。晋拜其为鲜卑都督。“永嘉初,自称鲜卑大单于”,慕容鲜卑政权正式建立。慕容死后其子慕容立,继续推行既定国策,实力大增,先后西败段部、东灭高句丽、北并宇文部成为东北强国。慕容于咸康三年称燕王。称谓的变化实质上体现了慕容氏政权性质的变化:由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转变。慕容死后第二年,慕容攻赵得幽州,迁都于蓟(今北京西南)。接灭冉魏、克邺城,永和八年(325年)慕容称帝,淮汉以北的中原地区及东北尽归挖制之中。至此,慕容鲜卑政权完成了由地方的鲜卑国向中国的封建割据政权的转变,在其汉化进程中迈进了一大步。

政治制度上慕容鲜卑的汉化更为迅速与明显。慕容鲜卑的统治者善于学习和运用汉族上层分子的封建统治的经验,注重民族融合,全面接纳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制度。《晋书》载:“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 可见慕容鲜卑政权建立之处已接纳并采用了中原王朝的郡县制。至慕容时政治系统与机构更为完备,设宰相、司马、列卿将帅等官职,同时“起文昌殿,乘金根车,驾六马,出入称警跸。以其妻段氏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因此《晋书》对慕容氏政权政治体制的描述为:“皆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

汉人在慕容鲜卑政权中担任要职,成为政权的重要支柱也是慕容鲜卑汉化的特点之一。慕容时便“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河东裴开为股肱”。慕容时更是对汉人委以重任,封弈被任命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阳骛、王寓、李洪、杜群、宋该、刘瞻、石琮、皇甫真、阳协、宋晃、平熙、张泓等为列卿将帅。

慕容鲜卑为了改变其在汉人中的胡族形象,主动采取各种措施,创造胡汉融合的环境,还模仿汉人的做法,制造了一些神话。传说慕容的十二世祖乾罗忽于一夕“著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鲜卑神之,推为君长”。更有甚者,慕容鲜卑称其为东夷族商始祖契的后裔。《南燕录》载“慕容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即契)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秦、西汉之际为西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这一段记载的假托性显而易见,殷之祖先出于夷,与东胡不是同属。其目的也十分明显,即淡化慕容鲜卑的胡族身份,使自身不为汉人所排斥,巩固其统治,进而融入中原社会。

慕容鲜卑在中国历史上是汉化较深的民族,这从慕容氏政权实行的民族政策上也可得到深刻的体现。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都实行“胡汉分治”的政策,即对境内少数民族实行本族制,对境内汉族实行汉族制。匈奴的前赵政权最为典型,此后羯族的后赵、氐族的前秦、羌族的后秦都曾采用这一政策。慕容鲜卑政权自建立之初便不实行“胡汉分治”,无疑缩小了民族间的距离,进一步促进了慕容鲜卑的汉化。

二、经济 慕容鲜卑在经济方面的汉化集中体现在其经济模式由渔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

慕容鲜卑最初属渔猎民族,史载“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淳不流,中有鱼不能得。闻汉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汉国,得千余家,徙至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南迁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后,转变成为典型的游牧民族,与乌丸人相同,“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经常以牛马与汉魏进行交易。因此在慕容部建立政权之前,经济是以畜牧业为主,但同时也夹杂着少量的农业与手工业及渔猎遗风。

慕容鲜卑南进辽西后“渐慕诸夏之风”,其经济结构开始发生重大转向。“太康十年,又迁于徒河之青山”,“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政权建立后,慕容明确提出以农为本的发展方针:“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同时他还在江南求得桑种,在辽川发展养蚕业。慕容继续施行重农政策。他进一步提出:“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国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同时“躬巡郡县,劝课农桑”。政策上,慕容接受记室参军汉人封裕的建议,提出:“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即“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足以说明他们重视农业生产的程度,进而反映出农业已取代牧业在慕容鲜卑政权的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事实。从更广泛角度而言,慕容鲜卑政权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

三、社会组织 鲜卑的早期社会组织与乌桓相同

《后汉书》载:其俗“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无世业相继”。这反映鲜卑这一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特征明显。鲜卑早期社会是由落、邑落、部构成,邑有小帅,部有大人。到檀石槐时,其军事、政治结合体中的邑,性质较前发生了变化。檀石槐将用武力合并起来的广大疆域,划分为三部六十余邑,各邑辖地广阔,与鲜卑早期自然形成的区域很小的邑落有很大区别。檀石槐死后,其三部六十余邑的体制随之瓦解,大人世袭制也逐渐代替了大人选举制,它标志着鲜卑阶级分化加深和私有制的进一步确立。其后,豪帅虽受汉魏政府封赏,但仍一直保持着部、邑落结构,鲜卑的武装未从邑落结构中分化出来,氏族制的遗风至公元3世纪轲比能时依然存在。如史称轲比能“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至慕容鲜卑政权建立的前夕,慕容鲜卑社会仍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慕容鲜卑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社会组织形式急剧变化。由于依照汉魏典章制度设官置守,统治机构渐趋完备,封建等级制度日益森严,氏族制的遗风不再存留。由于封建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慕容鲜卑由游牧向定居农耕转化的过程中,完整的部落群体难于存留,很多鲜卑部众破产,依附于鲜卑贵族和汉世家大族,成为他们庄园里的部曲、佃户。大量的人口迁徙更加速了慕容鲜卑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瓦解。新的社会组织已与汉人无异。

四、文化思想 面对先进的汉文化,慕容鲜卑采取了积极学习继承的态度

早在慕容鲜卑政权建立之前,慕容鲜卑便已向往中原文化。前燕建立后慕容对汉文化极为重视,任用“儒学该通”之士教授鲜卑贵族弟子。史载“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同时“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慕容作为曾接受儒学教育的慕容鲜卑首领,“雅好文籍”,进一步推动了汉文化在鲜卑族中的传播。他曾亲自编写《太上帝》和《典诫》十五篇作为鲜卑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的教材,甚至经常亲自讲授汉学,“学徒甚盛,至千余人”。同时慕容“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这些措施足以说明慕容对汉文化倾慕之深。鲜卑贵族中汉文化的盛行进一步推动了整个慕容鲜卑社会对汉文化的学习,因而慕容鲜卑政权统治区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学术最发达的地区。

五、生活习俗 慕容鲜卑在汉化的过程中生活习惯与民族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基本消失或与汉民族的生活方式融合,失去了固有的特点

慕容鲜卑原有的发式与服饰是很有特点的。《后汉书乌丸鲜卑传》载:“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三国志乌丸鲜卑传》裴注:“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历代对髡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发式多有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与中原汉族的发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慕容鲜卑的妇女结婚后,发式与装束要发生改变,“妇女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关于慕容鲜卑早期的服饰,史书少有记载,但通过乌桓的服饰,我们可以推测出慕容鲜卑的服饰。史载乌桓:“食肉饭酪,以毛毳为衣”,由此可知慕容鲜卑狩猎所获的虎、豹、貂之皮是他们衣着的重要原料,同时他们也将兽毛织成各种毛织品。至莫拔跋时慕容鲜卑旧俗开始变化。慕容统治下的燕代地区创造并流行逍摇冠,于是鲜卑人,特别是对金银步摇冠极为偏好的慕容鲜卑上层开始敛发袭冠,无疑这是对旧俗的一次重大改革。此后慕容部不断南迁,与汉族接触增多,同时很多汉族流民迁移到慕容鲜卑统治区域内,慕容鲜卑中普遍出现了本族戎衣以外的中原衣制。随着慕容鲜卑统治区域内农业的发展及汉文化的盛行,使鲜卑发式、服饰与汉族逐渐接近,直至完全相同。

婚俗方面,慕容鲜卑在走出鲜卑山之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存在古老的血缘群婚习俗。南迁到草原之后,群婚习俗残余依然浓重,当时的状况是“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后来,流行抢婚,“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牛马羊以为聘取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慕容称帝后,强化了鲜卑与汉人的通婚制度,尤其是皇族与汉人的婚配,相当自由。众多鲜卑干脆以汉人称谓,统治者全力支持,这是鲜卑族全部汉化的制度保证。进入中原后,虽然仍有旧俗存留,如蒸母,抱嫂的习俗(把寡母或寡嫂收留在本氏族内以增加劳动力),但已实行一夫一妻制,与汉人无异。

慕容鲜卑的丧葬习俗也在汉族影响下发生了改变。早期“其俗……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灵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慕容鲜卑进入辽西后,丧葬习俗变化巨大。考古学家从这一时期位于大凌河中下游的慕容鲜卑墓葬中发掘出大量陪葬品,但墓葬之间陪葬品的数量与质量差别巨大,说明慕容鲜卑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与等级差别。这与慕容鲜卑进入辽西后与大量的汉族流民杂居,开始定居,从事农桑是分不开的。政权建立以后,慕容鲜卑的丧葬习俗进一步与汉族接近。从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文物中不难看出,虽然石椁墓、梯形棺椁、殉牲、流行马具仍依稀保留着游牧民族的习俗,但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上层鲜卑贵族中,其丧仪制度承袭了秦汉以来汉族勋臣显贵的传统,随葬品与汉族地区已没有大的差别了。

六、艺术 慕容鲜卑艺术的汉化集中表现为音乐的汉化

慕容鲜卑的音乐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给汉族音乐注入了来自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对中国古代音乐,特别是隋、唐音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慕容鲜卑的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便创造了质朴粗犷的音乐,葬礼时必以歌舞表达哀思,《魏书》载:鲜卑同乌丸,“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随着慕容鲜卑的南迁,与汉族接触增多,其音乐逐渐见诸史册,如《慕容垂》、《慕容可汗》等。这些歌原是用鲜卑语演唱,属于适于狩猎、游牧民族演唱的歌谣。慕容鲜卑政权建立后,在吸收中原王朝传统音乐的基础上,鲜卑音乐与汉族音乐融合,被改造提升为一种新型的宫廷音乐。慕容盛在位时,有一次“听诗歌及周公之事,顾谓群臣曰:“周公之辅成王不能以至诚感上下,诛兄弟以杜流言,犹擅美于经传,歌德于管弦。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夺之年,二寇窥窬,难过往日,临朝辅政,群情缉穆,经略外敷,辟境千里,以礼让维宗亲,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时无二论。勋道之茂,岂可与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咏阙而不论,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谓也。”乃命中书更为《燕颂》以述恪之功焉”。“颂”是中国古代用于“美盛德”的宫廷雅乐,而慕容盛在位前后的中书、中书令都是汉人,则《燕颂》应是汉文创作。此时慕容鲜卑音乐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完成了由俗到雅,由胡到汉的飞跃。

汉族的文化习俗范文3

关键词:文化差异 汉藏翻译 分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由于历史条件、民族特征、交通阻碍等原因,尤其是深受藏语与汉族的文化差异影响,致使汉藏语言和文化交流之间存在一些障碍,给现代汉藏翻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一.汉藏翻译的基本分析

1.汉藏翻译的发展历史。从历史源头来看,从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汉藏之间的文化和文字交流。唐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统治者推进积极、宽容、开放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对当时的吐蕃进行和亲、安抚政策,加强了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交往。文成公主入藏嫁给松赞干布即是一件典型的汉藏交流例证。从汉语和藏语古籍都可以看出,从唐朝开始,无论是汉藏之间的上层统治者,还是民间普通百姓,都留下了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历史记录,汉藏翻译是双方实现相互沟通的重要媒介和手段。唐朝以来的1000多年,产生了无以数计的同时掌握汉、藏两种语言的杰出翻译家,为推动汉藏翻译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2.汉藏翻译的局限性。汉藏翻译虽然从唐朝到现代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但从当前的汉藏翻译形势来看,依然存在这一些局限性。文字语言往往承载着不同文化多样性,由于中土汉族、西南藏族之间存在的较大的意识形态、风俗人情、宗教心理和文化差异,致使汉藏民族在进行沟通的过程中会因为表达和理解差异,从而影响汉藏翻译工作和翻译水平。

二.汉藏文化差异阐述

1.汉藏文化形成上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多元化文化构成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和历史,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丰富内容和精彩内涵。从文化形成角度来看,因为气候、地域等自然环境和传统习惯、等人文差异,致使汉族与藏族在发展阶段、经济形态、政治状态、思想观念、文明类型等多方面、各领域都存在着不可回避、不可忽视的极大差异。例如:汉族传统上以儒家思想为社会主导思想,后来产生了道教,传入了佛教;藏族则长期主要以本土宗教和佛教为主要的社会思想。文化形成上的巨大差异,从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初始之时,就给汉藏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2.汉藏文化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在翻译工作中,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可能会影响翻译者对原文的认识和理解偏差,从而造成翻译中的讹误和偏差,从而偏离原文的本义。长期以来,虽然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从未停止过,但由于受到作者与翻译者在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很大差异,以及汉语言、藏语言本身书写形式和表达形式上的差异,使得一些汉藏翻译者只能了解和掌握藏语的表面含义,而对语言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文化内涵难以有效地翻译和表达出来,从而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三.完善文化差异中汉藏翻译的策略

1.充分考虑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和情感的重要方式,翻译则是沟通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所反映的思想、情感、内容等具有的文化共性,是翻译得以成功实现的重要前提。但是,必须认识到,无论何种语言,都具有其独特的特性,因此任何语言都具有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从可译性来讲,要求汉藏翻译工作者树立信心,认真学习和把握汉藏翻译的规律和共性,从而提高自身的翻译能力和水平;从不可译性来讲,汉藏翻译工作者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汉、藏双语能力,还需要能够熟悉汉藏两个民族的民族心理、文化习俗、历史传统、宗教习惯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知识,深入了解、研究和把握汉语、藏语之间的差异和各自的独特风韵。

2.考虑汉藏文化间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采用替换法。汉藏翻译是实现汉语世界与藏语世界相互沟通、对话和交流的重要方式。在汉藏翻译的工作实践中,要正确对待和考虑汉族、藏族作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习俗宗教等特殊性和独特性,充分找到汉藏语言的共性和差异,从而使得翻译工作真正紧密结合人们的生活。此外,翻译也是一次在创作的过程,在翻译一些难以直译但又必须翻译的专有词汇时,可以采用替换法,寻找另一种语言相似或近似含义的词汇来替代,提高汉藏翻译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汉族的文化习俗范文4

一、文献综述

跨文化心理学是研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行为差异的心理学科,从20世纪开始,国外学者就开始注意到文化因素对我们的心理品质、行为活动表现产生的影响。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文化模式》中,塑造出三个不同的文化:普布罗族(Pueblo)、多布族(Dobu)和夸奇乌托族国(Kwakuitl),认为文化本身其实如同个人,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人格类型,每种类型使文化产生不同的差异,也塑造出民族集体的性格。由此引申出其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每个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存在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的绝对判别。另外,本尼迪克特引用了大量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的术语与观点描述文化,并首先将个人的文化适应与成长放入研究文化的项目之中。而米德在《来自南海》三部曲中,从不同层面考察了文化与人格的关系,得出文化决定青春期特征差异、教育决定人格差异、文化决定男女性格差异。跨文化心理学家博厄斯强调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例如:阿洛人的新生婴儿会遭受到母亲不同程度的待遇,如有时剥夺婴儿喝乳汁的权利,有时又对婴儿照看有加,这种特有的文化习惯使得成年阿洛人对周围人充满敌意,情绪易激惹。

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学者对民族间的跨文化差异关注较多。最早的少数民族跨文化比较研究是关于“汉藏儿童数学概念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对比研究”;近年来,汉藏大学生心理品质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蒙汉大学生心理品质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较多。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研究主要是以人口较多的藏族与蒙古族等和汉族大学生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突出研究大学生心理品质与社会适应能力。而对于哈萨克族与汉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理层面与社会生活层面,对于两组的心理层面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较少。故而,笔者将在跨文化经典作品和相关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指引下去探索汉哈两族大学生心理品质的差异性究竟何在。

二、实证过程

中国全民健心网负责人肖汉仁教授认为:“心理素质是在遗传基础之上,在教育与环境影响下,经过主体实践训练所形成的性格品质与心理能力的综合体现。”而本研究中,心理品质是个人在某一时期、某一场合表现出来的稳定的一贯的心理特征,它是多种心理素质的高度凝结,它是个体在认知、情感、动机、意志、能力层面品质的综合结果。本文以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和西北民族大学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偶遇抽样进行问卷调查,总共发放120份问卷,收回118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10份。之后,将有效问卷录入SPSS,进行统计分析,在认知、情感、动机、意志、能力、人格6个层面统计出各部分选择靠前的10个选项,进行差异性分析。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的图表(尤指所占的百分比)来讨论哈萨克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在心理品质方面的差异。经调研得出结果如下:在认知层面,汉族大学生在思考问题的深度、记忆力的精确方面较好于哈萨克族大学生,而哈族大学生的想象力、喜欢独立思考、不易受人暗示等方面好于汉族大学生;两方都存在记忆力易分散、粗心的、敢于创新与挑战、有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奋斗等特征。在情感层面,汉族大学生在情感的丰富多样上、对情绪的控制程度强于哈族大学生,而哈族大学生则较汉族大学生心情更放松、更舒畅,情绪也没有汉族大学生那么爱激动、失意时爱哭;两方的情绪波动程度、情绪反应程度都较快,但也极力保持平静。

在动机层面,汉族大学生表现得更为真诚、诚恳、全力以赴和通情达理,而哈族大学生则表现得更为认真负责、心口如一、干什么事都三思而行;两方都表现出守信用、积极乐观、谦让等特征,展现出当代大学生的动机意向。在意志层面,汉族大学生的孜孜不倦程度、抗击困难与挫折的程度都强于哈族大学生,而哈族大学生的自制力、果断直率、锲而不舍、顽强的意志力强于汉族大学生;两者同时拥有认真负责、勇于直前、持之以恒、坚定的意志。在能力层面,汉族大学生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立体几何能力要强于哈族学生,汉族大学生认为自身掌握技能少于一些人;而哈族大学生在方位感、平衡能力、运动细胞、唱歌等方面更为出众。在人格层面,汉族大学生在平易近人、与周围人交流和睦融洽方面强于哈族大学生,而哈族大学生表现为宽宏大量、热情直率与单纯。

三、原因分析

造成汉哈大学生心理品质差异的原因主要有:文化形塑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大学生的认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表现为:汉族大学生的记忆力较好且较精确;但正是哈萨克文化使得他们较少受他人暗示,具有独立性。不同的生活地理环境、不同的民族文化对大学生的情绪和情感、能力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汉族大学生的情感更丰富,在新环境中能够较快适应,表现出平易近人、脾气温顺等特点,哈族大学生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与周围人交流和睦情况较差,他们更偏向同同族人流。不同的生活习俗与对大学生的意志、能力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哈萨克族大学生自小信仰伊斯兰教,使得他们拥有良好的自制能力,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同时,民族文化、民族生活习俗使得哈族大学生的方位感、平衡能力、运动细胞好于汉族大学生,表现能歌善舞、热情直率。

不同的教育条件对心理品质的发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哈族学生小学教育没有英语,五六年级才学汉语,这就使得其在进入大学前需要参加2年的预科来学习汉语等,之后才能进入大学。这成为影响汉哈两族大学生心理品质差异性发展的根源性条件(在不讨论遗传因素的前提下)。不同的教育基础对大学生心理品质的差异性提供了解释,汉族学生自小就在学习儒家文化等一系列渊源流长的汉族文化,而哈萨克族先学习的游牧文化,到后来普及汉族文化、义务教育,但总的来说教育质量、条件都弱于汉族,这对学生认知、能力、情感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不同文化、民族背景等造成了汉哈大学生心理品质在认知、情感、意志、能力、动机、人格层面产生影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后天经历与后天学习对心理品质发展的影响。

四、结论

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学生越来越多地与汉族学生开始共同学习文化知识与技能、共同在各个行业领域工作奉献。就兰州大学为主、西北民族大学未辅的研究对象来说,汉哈大学生心理品质的跨文化差异性明显存在,表现在认知、情感、动机、意志、能力和人格层面,反映了不同的民族背景与文化、不同的教育基础与环境、不同的使得哈族大学生在心理品质的发展上与汉族大学生存在差异。因而,针对调查得出的差异性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即哈萨克族大学生教育和心理品质的发展提出一些意见与建议:哈萨克族学生有其自身的风俗习惯我们应该予以尊重,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应积极组织两族学生交流协作,彼此学习长处,促进双方和睦共进;加强哈萨克族的汉语文化学习,增进其对日常交流用语的理解与表达能力;在生活方面应该是习俗相近的人同住,彼此尊重;大学教育中应针对性地为少数民族(哈族)大学生开设心理课,为他们提供平台倾诉自身的感受,也提供给他们了解周围人的机会。

汉族的文化习俗范文5

节气中的清明是指清明节,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第104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中国汉族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满族、赫哲族、壮族、鄂伦春族、侗族、土家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羌族等24个少数民族,也都有过清明节的习俗。虽然各地习俗不尽相同,但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是基本主题。

(来源:文章屋网 )

汉族的文化习俗范文6

(吉林师范大学,吉林 四平 136000)

摘 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将满族和汉族习俗相融合。例如,拜年的习俗大多采用的是汉族习俗,如拜长辈,“散押岁钱、荷包,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献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等。而除夕时节祭祀祖先则采用的是满族习俗。这反映了曹雪芹虽然是汉族人,但满清入关后,深受满族生活习俗的影响,所以在他的文章中会出现满汉风俗习惯交融的情况。

关键词 :《红楼梦》;满汉交融;习俗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14-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64);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1438);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97);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项目(吉教科文合字[2014]第119号)

一、《红楼梦》中的满汉交融特征形成的历史条件

《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京旗文化是其最直接的背景。清代旗人与民人是社会成员的基本分类,规定隶属八旗①者为旗人,不属于八旗的为民人。旗人在地域上分为“关东旗人”、②“京师旗人”③和“驻防旗人”,④这三者中,京旗人口在军事政治中的作用最为重要。满人虽然把持着朝政,但生活在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里,势必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满洲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在政策上进行了调整,以吸收汉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政权更迭,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更多体现在民间,满族人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吸收汉文化,北京的语言、服饰、饮食等各方面也散发着满族味道。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决定了清代文化多元性的特质,在这种大环境中诞生的《红楼梦》,必然是满汉文化融合背景下的产物。再有就是曹雪芹的家族渊源。曹雪芹祖上汉族,原是正白旗旗主多尔衮的家奴,皇家“包衣”,⑤满洲正白旗下的包衣汉军籍。虽然曹雪芹出身汉族,但是曹家清初就加入了八旗,到曹雪芹这辈儿已在满族圈子里生活了100多年。祖父曹寅,与康熙关系甚密,其母为康熙乳母,同时酷嗜汉文化。一家三代世袭江宁织造。二女被选作王妃。曹家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已经完全满族化了。曹雪芹虽然是汉族人,但深受满族生活习俗的影响,所以在他的文章中会出现满汉风俗习惯交融的情况。

二、《红楼梦》中的满汉交融的具体内容

(一)社会生活礼俗

虽然小说中所使用的语言多是北京话,但是也参杂进许多满语的成分,从中可以体会到许多满语语言文化。

满语中的“嬷嬷”一词,在文中出现频率极高,每个公子小姐都有自己的嬷嬷,“嬷嬷”即乳母或年纪大了的女仆人。第三回中“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了黛玉去见两个母舅”,“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方门来”。还有同是在第三回中出现的“劳什子”一词,宝玉“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这里的“劳什子”在满语字典里的解释为说颠话,在小说中引申为令人讨厌的意思。还有在第六十四回中出现的“排插”⑥一词,“排插”正是满族旧居传统结构。还有“巴巴的”(特地的)、“忽喇巴的”(无端,凭空)、“无稽”(勿吉、窝集,是肃慎族系的古代部族名称)、“上档子”(档案)等词汇。小说中还出现了满式汉语。在语法上,满语习惯上把名词提前,动词靠后,否定也经常置后,所以文中会出现,“把莺儿不理”、“要去不能”这样的句式。这种从生活语言中传达出来的讯息,体现了满汉文化的交融。

服饰方面,满族作为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服饰发饰都体现其文化特色,箭袖⑦就是其中最具特色之一。小说中对宝玉登场的描写:“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这段穿着描写,箭袖、带、褂、靴,正是满族骑射民族的着装。而戴冠于首,又是明朝汉族贵族少年常有的打扮。宝玉的箭袖和冠,正是清代满汉融合在服饰上的体现。在服饰材料上,传统满族服饰多取材于兽皮树皮。入主中原后,服饰用料逐渐丰富。在小说第四十九回,出现了羊皮小鞋、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束、如意绦、青哆罗呢对襟褂子、缎狐腋褶子等。出现了丝织品、毛皮、呢料、棉织物、毛织物等多种衣料,都体现出满汉文化在服饰上的融合。

小说还通过对各种各样宴席的描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庞大的美食清单。在贾府的菜单里,鹿、獐子、麅子、野猪这类原料屡见不鲜,这些都是满族饮食文化的标志。小说中出现的烧烤鹿肉、奶制品、酥酪、野鸡崽子汤、元妃所赐的“内造饽饽”以及第五十三回乌进孝进的熊掌、獐子、狍子、山兔、雉鸡和人参、榛子、松穰等干果,都反映了来自白山黑水间的擅长射猎的满族人的风格。另外,满族人不食狗肉、不打乌鸦、喜鹊。在满族有义犬救主、乌鸦挡箭、喜鹊报喜之说。所以小说中从未提过吃狗肉、乌鸦肉、牛马肉等,满族虽受汉族文化影响,但仍旧保留了这一传统。

(二)家族礼仪文化

小说中的宁荣二府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世家大族,家族文化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础形成的。小说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便道出了贾家的家族根脉,史家、⑧王家、⑨薛家,⑩贾史王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仅如此,这个家族在取名排行上都是有着一定规律的:宁荣二公,单名,水字旁;第二代,双字,中间为“代”;第三代,单名,文字辈;第四代,单名,玉子辈(宝玉是特例,是乳名);第五代,单名,草字辈。另玉字辈的四位小姐,都有“春”字。历史上,满族起名质朴简单,多以动物属相植物颜色等命名,这种从辈字上能直接辨别辈分长幼的起名方法,也是成熟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

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家族实行的是父权制,妇女在家族中的地位很低。而在贾府,贾母是辈分最高的人,子孙后代每日要请安,吃饭时要坐上座,是家中大事最后的裁决者。王熙凤是整个家族的大管家,人人都要尊称一声“二奶奶”。王熙凤养病时,“管家”一职由探春和李纨联合担任,“垂帘听政”和掌管琐事的“管家”都是女性。还有贾迎春,虽描写不多,但正是因为有了宫里的元妃娘娘,所以才有了浩浩荡荡的元妃省亲。在书中,女权颠覆了男权。而在满族的传说中,天女佛库伦受上天旨意生下满洲史祖布库里雍顺,所以在原始满族社会中,男女的地位相对平等。我们可以认为,贾家的“女权主义”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受此影响。

婚嫁之礼方面,满族早先的婚姻制度带有氏族社会婚姻的特点,入关后受汉人伦理道德影响,摒弃陋习,延续了聘娶婚。聘娶婚自古以来是中国婚姻形式中最正宗的婚配,主要由家长做主,大体分为说亲、定亲礼、婚礼三大步骤。小说中宝玉和宝钗的婚礼就是满汉结合的典范。第九十七回说亲,薛姨妈叫薛蝌:“办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琏二爷那边去。”次日,贾琏见了薛姨妈:“捧过通书来,薛姨妈也谦逊了几句,点头应允。”第九十一回,贾政:“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过礼,过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这里的描述就是过礼。娶亲,满族结婚婚礼是在晚上进行,小说中也是按照满族习俗来的。九十七回宝玉宝钗大婚:“一时大轿从大门口进来,家里细乐迎出去,十二对宫灯,拍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五更天”、“宫灯”,夜婚的标志很明显。

除此之外,还有收屋婚,即把有姿色的女奴留在房里,称“屋里人”。尊称姑娘、姨娘。小说中,袭人是宝玉的“屋里人”,而赵姨娘是典型“屋里人”,纵使生下了探春和贾环,仍旧未改变其半主子半奴才的地位。还有“陪房丫头”,即小姐出嫁前的贴身丫头,随着主子陪嫁过来,如王熙凤的丫头平儿。文章里还有“湘云出嫁回门,来贾母这边请安”,是满族婚俗里的回门习俗。

(三)宗教信仰

《柳边纪略》记载,满人生病必跳神,“降神之巫曰萨满”。在小说第二十五回,凤姐宝玉得了怪病,有人建议请巫婆跳神,由此出现了“跳神”的字眼。“跳神”一词最早由《满洲跳神还愿典例》中翻译而来,是有清以来满族萨满祭祀的专用俗语。萨满除跳神外,还有专用的道具,太虚幻境演出时,舞女轻敲的檀板。贾瑞病入膏肓时,跛足道人拿来的铜镜都是萨满元素的体现。除跳神外,祭星也是萨满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事项,第三十六回贾母嘱咐下人:“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据《吉林通志》记载:“祭星典礼,满族最重,一祭星,二祭祖。”

满族认为萨满是神与人的中介,有预示指示的功能,因此小说中出现了“女萨满”秦可卿,因其死后托梦与凤姐,预知了贾府及府内人员的未来,彰显了萨满的预知功能。宝玉也正是在秦可卿的房间休息,从而梦游太虚幻境。

除了萨满文化,《红楼梦》全篇也受到了儒释道思想的影响。道家的阴阳关、无为思想、宿命观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小说第十六回,重点写了“相地”、“画样”、“引水”等情节,“水是园林的命脉”,实际上就是把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引入了造园。宝玉厌恶科举,不图功名利禄,崇尚逍遥自在。宝钗规劝他,他的反应是“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在第二十三回中,众姐妹和宝玉都搬进了大观园,对宝玉的描述是:“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更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刻画了宝玉不为名利所动的道家思维;木石前缘,金玉良缘则是宿命论的体现。除此之外,痴迷与炼制丹药的贾敬、贾母等清虚观打醮、大观园请道士驱邪逐妖,道教习俗弥漫贾府。

佛教倡导苦情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因果轮回、此岸与彼岸世界说。在《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就引述了“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成为故事的核心。接下来甄士隐在梦中听见的一僧一道口中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在三生石畔的故事,是第二个神话。在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出现了全书中描写最长最细致的梦,梦游太虚,“太虚”即为佛家用语,象征着“空”与“境”的最高理想境界。在作者笔下,前生今生来生三段轮回,表现在两个世界中。现实的世界是宁国府荣国府大观园,神话的世界是青埂峰、三生石、太虚境。两相交错中,道出人物命运,给人无尽遐想空间。

儒家讲究礼仪,贾府整个家族都是长幼尊卑,上下有序,井井有条的。贾政是典型的人物,“为人端方正直,谦恭厚道,其实思想僵滞,感情枯竭,是一个封建礼教忠实的信奉者和维护者”。文中开篇出现的一僧一道来到太虚幻境,正是儒释道三者巧妙的结合,相互融合。而第二回出现的《好了歌》更将这种巧妙地融合加以升华处理:“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儿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从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佛法道法的一种相对、相依存的关系,承认因果又拒绝因,曹雪芹高度融汇了佛道二教的思想。文中的“木石前缘”、“金玉良缘”又有借物喻人的意思,原始的木石崇拜、花草崇拜、对配饰的讲究,又能从中找出满族神话相关的信息,从古老传说演化而来,又渗透出浓浓的满族文化意识。

三、结语

许多红学方面的研究专家都赞同《红楼梦》是一本文化的的书,这是因为《红楼梦》的创作得益于我国古老的文化的滋润.《红楼梦》篇幅之巨大,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戏曲、绘画、园林、医药、官制、民俗、礼仪、服饰、饮食、游戏等多方面。在继承我国古代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曹雪芹的特殊经历使他能够深刻洞察当时的社会生活,深刻理解当时的历史,执着于对历史的审视和沉思,他将清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描写的惟妙惟肖,满族贵族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精神风貌在《红楼梦》中都有最逼真的再现。他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满族的历史文化,这种了解并不是游离于小说之外而是交融于故事之中的。曹雪芹以无比卓越的创造才能,深化了人物性格,寄托了美好的理想,使自己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早已存在,兼容满汉文化,是清代北京满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小说从产生、被接受到传播,从作者到文本,皆与八旗文化息息相关,满汉文化在小说中的融合,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文化具有民族性,它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清代满族面对人口多、经济文化水平都比自己高的汉族,自身被融合在所难免。不同于以往的吸收掳夺,满族是融合后的君临,在积极吸收精华的同时,清醒地抵制侵蚀,保有自己的特色。两种文化相互渗透,形成具有满汉交融特点的新文化,它带来的不仅是冲击,更多的是为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注入新的内容和特质。《红楼梦》非满非汉,汉中有满,满中有汉,研究《红楼梦》中的文化交融,有助于为多元一体的民族新文化建构提供借鉴。

注 释:

①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②关东旗人,山海关以东,在满洲发祥地的东北驻扎屯居。

③京师旗人,在京师内城居住的旗人。

④驻防旗人,在直隶各省和西北等边疆地区驻扎旗人。

⑤包衣,满洲语,世仆。

⑥排插:历史上,满族的屋舍分为东、中、西三屋,西屋为长,满族人在西屋与中屋之间设排插板墙,以便家族中有大型聚会时,可以打开排插,沟通中屋与西屋,达到容纳多人的作用。

⑦箭袖:起源于北方民族的服饰。箭袖宽厚,袖缘易于上翻,便于骑射和劳作,把袖缘放下还可以保暖,颇为方便。

⑧史家:贾母的娘家,金陵世勋史侯。

⑨王家:王夫人的娘家,现任京营节度使,后升九省都检点。

⑩薛家:专为宫廷采办购置各种用品的“皇商”,王夫人之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