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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经典理论范文1
[关键词]古典经济经济增长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琼斯(Jones，HywelG.)(英)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北京:印书馆，1999
管理学经典理论范文2
[关键词]小学生；国学经典诵读；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33-0037-02
[作者简介]袁英（1987―），女，黑龙江大庆人，本科，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学校教师，小教一级。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国学是一门内容包罗万象的学科，万物可用一理贯通。一个义理，既可以用于修身，亦可以用于治国，还可以用于处理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现今，各地中小学纷纷打出“国学特色教育”的品牌，使经典国学教育进入课堂。《教育部2014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到：“确保2014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学生使用德育、语文、历史新教材。”如此一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将在小学教育中占50%以上的比重，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将重新进入学生的课本。对于学校来说，授课教师有一定的国学素养，校内有学习国学的氛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开展国学教育才有初步的基础。然而，自古“文史不分家”，经典诵读与中国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先贤们用文字或讴歌、或鞭挞、或记录、或幻想，留给我们的是丰富的情感重现和代代相传警示恒言。作为教师，面对国学经典教材，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紧接着浮现在脑海中的是文字背后的含义。随后便开始精心备课、制作课件。但是，做到这几步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也不意味着已经充分完成一堂国学课的准备过程，教师不可忽略对学生的历史观形成进行引导。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促使少年儿童正确历史观的形成是国学诵读教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小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来看，他们缺乏从古典文学中沥出历史背景的能力，因此，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查阅资料，挑选出学生易于接受的部分进行渗透。在教授国学知识的同时，将文字的背景用一个个生动活泼、振奋人心的历史事实表现出来，可以让学生随着文字的律动体会到数千年前古人提笔时心中激荡的情怀。
以我校（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学校）国学教材《国韵书香》第五册宋词部分李煜的《乌夜啼》的教学为例，教师先布置学生查阅词作者李煜的资料，同时教师也翻阅资料，把握住李煜人生中几个重要拐点及事例，并且搜集其不同时期的词作。做好充足的课前准备后，上课伊始，教师请学生欣赏李煜的另一首词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配乐朗诵，之后提问：“李煜在这首词中表达了怎样的情怀？能不能从词中找一个字来概括李煜此时的心境？”学生经过阅读能够准确把握住“愁”这一词眼。此时，教师顺势继续发问：“李煜作为南唐皇帝，为何会有这样的愁思呢？在你们看来，皇帝应该有怎样的情怀？”学生踊跃发言，将自己搜集的李煜生平的资料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汇报，学生在听取其他同学的发言后完善了对李煜的了解。教师适时出示课件，将李煜不平凡的一生简约而完整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一个作者简介部分便交代了五代十国末期与宋朝建立的历史背景，更交代了李煜由得意到失意直至阶下囚，最后因赋词而死的命运，这为学生的读词做了情感铺垫。解决好历史和人物背景后，教师再引领学生诵读品味《乌夜啼》，此时，学生很容易入情入境，也极为自然地感受到词中那份浓浓的悔恨与愁苦，学生的诵读声也随之低沉起来。尤其读到“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时，看到学生们微蹙眉头、轻轻摇头的样子，笔者知道这节课不仅仅教会了学生欣赏词作的韵律美，更让词作中包含的治乱兴衰的感慨深入学生心灵，也使学生在熟读成诵这首词后得到一个重要的人生启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为人生留下人为的遗憾。
国学课堂与其他学科不同，需要教师引领和讲解的地方颇多。教师在讲授国学经典的过程中，要用引人入胜的语言和设问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乐于主动地品读典籍。课堂是师生互动的平台，因为不同年级的学生处在不同的认知阶段，引领学生走进历史的角度和侧重点也应该是不同的，教师要由浅入深地设计自己的课堂语言。例如笔者在为一年级学生讲解《弟子规》时，考虑到学生年幼，喜欢用丰富多彩的历史小故事来理解文字，在“入则孝”部分，笔者分别讲了“黄香温席”“闵子骞留后母”“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来帮助学生理解文中的“冬则温，夏则”“亲憎我，孝方贤”“亲所好，力为具”。而故事中的三位主人公成人后都在历史上有所成就，芳名远播。学生听得非常入神，也纷纷表示要向先贤们学习，孝顺父母。而为二年级学生讲解《悯农（二首）》时，学生一脸疑惑地发问：“既然农田丰收了，为什么农夫还会饿死呢？”笔者深入浅出地给学生讲解了古代封建社会统治阶层对平民百姓的剥削压迫，学生听后都很震惊，也不禁对当时的农民伯伯产生怜悯之情。如果不给学生深入讲解历史背景，恐怕这个疑问会持续多年，是让学生简单背诵还是使其彻底理解？笔者选择后者。三年级教材的宋词部分接连收录了李清照的四首词作，分别是李清照人生中三个不同阶段的真实写照，学生先是读词，然后由笔者来发问：“这四首词风格是否相同？”学生很快便发现词风由明快到阴郁。笔者从词风变化入手，讲述了李清照一生的轨迹，学生听后恍然大悟。“文学即人学”，“我笔写我心”，李清照将一己之家的离散和国家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听了这样一节课，学生不仅诵读了四首词，也明白了为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四年级教材的宋词部分――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社》则讲述了一个文人被贬南下的痛楚心情，教学时要给学生简要讲解新旧党争使得秦观接二连三惨遭贬谪的背景，让学生更易于理解秦观千年前凄苦愤懑的心情。五年级的教材中收录了陆游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备课前，笔者想到了陆游的另一首诗――《示儿》。学生对这首诗是非常了解的，每一个学生都知道陆游盼望“王师北定”的那一天，那么在陆游临终前的十数年里，人们是怎样期盼“王师”的呢？那种心情又是怎样的呢？笔者引导学生从《示儿》的场景里倒退十几年，品读《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学生通过熟悉的诗作展开思考，将已知的知识点和历史背景作为基础去理解新的诗作，一样的心境、一样的遗憾，教师虽然没有过多的讲解，学生反而仍将诗眼抓得非常准确。中、高年级的国学教学就应该这样适时放手，用同类作品引导学生思维，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通过国学诵读，教师不仅应该使学生有所积累、出口成诵，更应该使学生行舟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古代先哲的经典不但能够教会后人仁、义、礼、智、信，也能够使后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总之，我们的国学教育应当在教学过程中启蒙学生的历史观，使晦涩的古文立体生动起来。让学生热爱祖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所有国学教育工作者的更高目标，也是国学进课堂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2] 夏承焘，等.宋词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管理学经典理论范文3
毋庸置疑，行政管理学概念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的，但这些概念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并没有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与思考。一个表面现象就是：当前的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范式不够规范，没有严格地按照这些概念本来的逻辑关系标准进行研究，使得概念所包含的内容相互交叉，给人一种杂乱的感觉，因而人为地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行政管理学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已经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领域值得探索的一个新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若干经典行政管理学概念的逻辑分析，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更好地研究行政管理学夯实基础。
一、何谓经典行政管理学
在古代汉语中，“经典”的涵义主要有两个。一指经书。如《后汉书.孙宝传》中有“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后汉书.朱佑传》中“又奏宜令三公并去大名，以法经典。”《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传》中“自今以后，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二指宗教典籍。如在《无量寿经.上》中的“菩萨经典，究畅要妙”。《法华经.序品》中的“圣主师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唐朝白居易《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的“佛涅槃后，世界空虚，惟是经典，与众生俱”。在现代汉语中，其涵义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经书和宗教典籍这两种了，它的含义被进一步拓展，其包容面也越来越大，本文中的经典一词特指权威的、发展比较完整的、业已成型的意思。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科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一些被人们尊称为“经典”的著作和“经典”的概念，行政管理学也不例外。自从1887年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发表标志着行政管理学诞生的《行政学之研究》以来，到今天为止，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拓宽，其主题也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也逐步趋于完善，因此，学科理论正逐步走向成熟。在它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中，行政管理学产生了大量的概念，其中不乏对该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起重要作用或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概念，它们为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巨大的前进动力。北大学者张国庆认为，行政管理学“从世界范围内学科研究的主体特征上初步分析，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发展，或许可以成为重建或革新行政研究时期。其具体的理论内容，则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总结。”以张国庆的论述为依据，我们把经典行政管理学概念界定为从1887年到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对行政管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重要作用或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基本概念，这些比较完整的、有代表性、有影响力并且业已成型的概念便是行政管理学的“经典”概念。具体是指：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行政、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权力、行政组织、人事行政、行政领导、行政立法、行政文化、行政决策、行政实施、行政方法、行政效率、机关管理、行政行为、行政责任等概念。
二、经典行政管理学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客观事物之间有着一种最普遍的联系，即同异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中就形成了概念之间在外延方面的关系。概念的外延是反映一个类，根据外延有无重合之处，概念间的关系可分为相容关系与不相容关系。这种事物的固有的内在属性对行政管理学概念也不例外。
1.概念间的相容关系。在逻辑学中，概念间的相容关系是指两个以上至少有一部分外延重合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其重合可分为完全重合与部分重合，因此，概念的相容关系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全同关系、属种关系、交叉关系。
（1）全同关系。所谓全同关系也叫同一关系，就是两个以上概念的外延完全重合。在行政管理学中，我们常说的公共行政、行政管理、行政这三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全同关系。从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行政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和它相对应的英语是“Administration”，我们通常把这个词译成“行政”或“公共行政”。而行政管理一词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管理学在我国刚刚兴起，人们通常把政府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宽泛地称为行政管理，这种提法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当前，随着行政管理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公共行政学术界与国外有关学术界的接触也日趋增加，很多学者就把行政管理学改作公共行政，以还原这个概念的本来面目。但是，不管称为公共行政还是称为行政管理，它都表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的活动”的涵义。因此，非常明显，这三个概念的逻辑关系是同一关系。
（2）属种关系。所谓概念间的属种关系，就是一个概念的外延完全包含在另一个概念的外延之中，并且仅仅为另一个概念外延的一部分。外延大的叫属概念，或称上位概念，外延小的叫种概念，或称下位概念。属种关系又可分为真包含关系和真包含于关系。属概念包含种概念，称为真包含关系；种概念被属概念所包含，称为真包含于关系。在行政管理学的概念中，有很多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属种关系。
一方面，行政环境真包含行政文化。关于行政环境和行政文化的界定，尽管国内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所谓行政环境一般是指“直接或间接作用或影响行政管理主体及其活动过程、活动方式的外部要素的总和。”行政文化一般是指“行政体系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价值观和信仰。”也就是说，行政环境是直接或间接作用或影响行政主体的外部要素的总和，而行政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一些信仰，它对行政管理的主体产生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因此，从以上概念不难看出，行政文化是行政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真包含关系。
另一方面，行政行为真包含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实施、机关管理、行政领导、人事行政。从逻辑学上看，行政行为真包含行政立法。一般认为行政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在职权范围内制定、修改、废止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律规范文件的行为。”[4]行政决策是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可能采取的行动或不行动的方案中做出的行为。”在逻辑中，这是一种典型的“属加种差”的下定义的方法。从以上定义中不难发现，它们邻近的属概念就是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真包含行政实施，因为行政实施一般是指“从行政决策一经形成或最后批准起，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贯彻决策，实现决策的全部活动或整个过程。”这个概念是描述性概念，从概念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行政实施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它们之间具有真包含关系是勿庸置疑的。
而机关管理是指“机关本身，即办公地点的管理，这包括合理地安排机关的办公处所，配置合适的设备，保持优美的工作环境以及系统地处理公文和案卷。”定义中明确指出机关管理就是机关本身也就是办公地点的管理，机关本身属于行政机构，非常明显，机关管理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同理，行政领导一般是指“领导者在特定的结构中依靠其综合影响力的运用和扩展，通过示范、说明、命令等途径，动员下属实现群体目标的过程。”人事行政一般是指“领导者在特定的人事部门通过一系列的法规、制度和措施对政府公务员所实施的管理活动，它包括对公务员的录用、考核、培训、交流、回避、工资、福利、保险等进行处理。”在逻辑中，这些定义都是语词定义方法，确切地讲就是说明的语词定义。所谓说明的语词定义，就是解释、说明语词已确定的意义。从这些定义所描述的内容来看，这些定义所描述的就是一种行政行为。所以，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讲，以上所分析的概念与行政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真包含的关系。
2.概念间的不相容关系。概念间的不相容关系，就是概念与概念之间在外延上没有任何重合的部分。例如，“历史学家”与“非历史学家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不相容关系，也叫全异关系。全异关系又可分为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
（1）矛盾关系。矛盾关系是指如果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不同，其外延之和等于其属概念的外延，并且其中一个概念的内涵是以否定另一个概念的内涵所构成，那么，这种概念间的关系就叫做矛盾关系。行政环境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就是矛盾关系。行政环境是直接或间接作用或影响行政管理主体及其活动过程、活动方式的外部要素的总和。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的活动。它们一个是外部的关系总和，一个是内部的关系总和，中间既没有交叉，又不是属种关系，它们是一种典型的全异关系。
（2）反对关系。反对关系就是如果两个概念之间外延完全不同，而且内涵方面各有不同的肯定，那么它们之间为反对关系。一般说来，具有反对关系的种概念，外延之和小于属概念的外延。
行政决策与行政实施之间是反对关系。如上所述，行政决策是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可能采取的行动或不行动的方案中做出的行为；行政实施是指从行政决策一经形成或最后批准起，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贯彻决策，实现决策的全部活动或整个过程。行政决策是行政实施的前提。它们都属于行政行为，但是在内涵方面却有着确定的不同的肯定，因此，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明显的反对关系。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得出行政行为、行政组织、行政权力、行政方法、行政效率这几个概念两两之间是反对关系，行政实施、行政决策、行政责任几个概念两两之间是反对关系，行政立法、行政改革、人事行政和机关管理几个概念两两之间也是反对关系。
三、经典行政管理学概念的逻辑分析的应用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行政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建立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公共行政、行政管理和行政尽管其外延不同，但是它们的内涵却是一致的。因此，为了使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更加规范，笔者建议，最好去掉其他的称呼，只保留一个，以避免造成无谓的混乱。
其次，公共行政和行政环境是矛盾关系。在建立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时候，笔者建议，应该首先将其分为公共行政和行政环境两部分，然后把所有的其他的概念归入这两类中，然后在这两部分中分别论述各自包含的内容。
第三，行政文化真包含于行政环境。在一些关于公共行政的著作中，往往把行政文化和行政环境作为不同的两部分分开论述，这在逻辑上不尽合理，建议把它们放在同一部分中论述，以便使它们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
第四，在行政管理中可以发现，行政行为、行政组织、行政权力、行政方法和行政效率是反对关系，建议把行政管理的论述分为五部分。
第五，行政行为包含行政决策、行政实施和行政责任三部分。其中，行政实施又包含行政立法(；关于行政立法这个范畴，在传统行政国家，它是与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并列的，这也反应了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即行政立法的不完善和行政立法对于当时社会的重要性。在现代行政国家，行政立法已经归属于行政管理中的行政行为范畴，在本文中，我们把它归于行政行为的范畴）、机关管理、行政改革和人事行政四个方面。其中人事行政还包含行政领导。
管理学经典理论范文4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管理学经典理论范文5
关键词：实践教学模式；管理学课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279-02
引言
实践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其最根本目的就在于帮助学生把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巩固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认识。通过实践教学，可帮助学生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的方法，并能将其灵活运用，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为顺应世界管理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培养国际型、高素质管理人才的需要，对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的安排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环节仍然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学生在掌握了基本的管理理论知识后，往往缺乏足够的机会和时间来锻炼提高其应用能力。管理学是所有管理类专业学生的核心基础课程，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管理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具有一般性、历史性、学科综合性和实践性等学科特点，因此要求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处理好教学内容的经典与现代、基础性与先进性的关系。它不仅强调管理理论的学习，还强调管理技能的掌握，以及管理智慧的提升。因而，如何坚持“注重基础、强化实践、追踪前沿、不断创新”的教育理念和“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式的教学风格，已成为当前我国管理学课程教学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笔者通过自身的教学实践，构建了一种能有效提高学生能力的、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模式体系。
一、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的作用
实践教学模式之所以能够进入管理学课程的教学课堂，并越来越得到管理类专业教学界的广泛认同，主要是因为它对国际型、高素质管理人才的培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是培养应用型管理类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
管理类相关专业，如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管理、行政管理、旅游酒店管理等，都是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人才，是要求具有极强实际操作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应用型人才。该类人才不同于偏重基础理论性知识的掌握的研究型人才，与后者相比，一方面，它更注重应用理论性知识特别是应用型知识的掌握，关键在于如何将理论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另一方面，管理类相关专业人才更注重自身对理论的领悟能力、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实践驾驭能力的训练。
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正是基于此，培养学生掌握对生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建立管理的基本思维能力。训练学生善于识别管理问题，能够将一个管理的实际问题抽象成为一个理论问题，再寻找相应的理论依据，据此分析、判断实际问题，并得出相应的分析结论。
（二）是培养复合型管理类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
任何组织的管理活动都是多种管理职能的综合，既包括统筹全局、展望未来的计划职能；也包括：为组织的经营提供所必需的原料、设备、资本和人员的组织职能；使本单位的所有人做出最好的贡献，实现本企业的利益的指挥职能；让机构与资源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收入与支出保持平衡，材料与消耗成一定的比例，即让事情和行动都有合适的比例的协调职能；要证实组织的各项工作是否已经和计划相符，随时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便纠正并避免重犯的控制职能。作为一名统揽全局的职业管理者，仅仅掌握某一方面的职能、某一局部的知识，是很难满足其工作角色要求的。总之，我们培养的应该是复合型管理类专业人才，而不是单一型人才。
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正是基于此，引导学生能在系统学习管理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掌握在不同管理情景中发现问题、综合分析问题以及提出解决方案的一般管理技术和实践技能，以培养出融知识、能力与素质于一体的职业管理者。
二、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总体思路
1.按照管理学独特的学科特点，融“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于一体对课程进行一体化设计，包括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习题、案例、团队练习、教学相关资源等。 教学内容上重点把握基础理论与前沿融合、理论与案例并重，探索学习者与教学者之间的教与学方式的创新，按“理论+实践”驱动型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比例为2：1，其中理论教学32学时，实践教学16学时。理论教学注重课程知识结构的提炼，同时，引入国内外管理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有意识地向学生提供大量扩充性、相关性学习资源，包括管理学名著、管理理论前沿、中外企业案例、国内外管理期刊、企业网站资源等，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2.精心设计并采用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式。为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协作学习，培养其综合管理技能，通过案例教学、团队练习、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管理（专题）辩论等方式组织实践教学，设置真实的管理情景，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解决管理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积累管理实战经验，为培养学生综合管理技能提供实践的舞台。
3.建立新的管理学课程考核评分标准。采用“理论考核+案例分析考核+综合技能考核”综合给出课程总分。其中，理论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60%，案例分析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20%，综合技能考核成绩（团队练习、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占20%。
（二）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内容体系
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以培养职业管理者为主要目标，针对管理学的核心知识点，设计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形式，如案例教学、团队练习、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管理（专题）辩论等形式，为学生们设立高度仿真的管理情景，使他们处在管理者的职位上思考问题，从而调动自身的所有知识和潜能解决问题，获得未来企业环境中所必需的知识结构和管理技能，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与协作精神。
1.案例教学。即选择各核心知识点所对应的典型案例，将学生置身于特定的管理情景之中，进而组织学生对管理问题进行讨论、分析。案例选择兼顾了典型示范、应用实战、现实新颖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如借鉴哈罗德.孔茨《管理学》中案例改编的“甜美的音乐”（考察学生对管理技能、管理者角色等知识点的掌握）、考察学生对X、Y假设、需要层次理论和双因素理论等知识的理解的“油漆厂工人为什么闹事”、考察个人决策和群体决策以及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的“王厂长的会议”等。通过教师对案例分析、课堂讨论进行指导，引导学生获取相关的理论知识，尽快进入管理角色。
2.团队练习。根据班级人数，每个团队由若干名学生自由组合而成，并为每次讨论指定一个不同的主要负责人或主发言人，根据所给具体情况按要求进行练习。要求学生完成的团队练习主要有：（1）每个团队上网或拜访两个不同类型的组织，如政府机关与企业，比较不同类型的组织在目标的设定与计划方面有何不同。（2）请每个团队登陆各自感兴趣的公司网站，选取某一公司作为实例，画出该公司的组织结构图，简述该公司采取什么样的组织结构设计，说明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并预测未来企业部门化的趋势是怎样的。（3）分团队讨论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以使学生在考试中的作弊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按给出的不同情形分别给出各自的控制手段与建议。
3.情景模拟。通过将实际出现的问题浓缩到某个虚拟时空，让学生置身于这种情境中，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决策模拟游戏——合同执行决策，通过模拟练习，加深对科学决策理论基本观点的认识。
4.角色扮演。设定某个场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某一类管理问题的能力。如情景面试：有效的领导者。
5.管理（专题）辩论。将某一知识点或管理现象设置成论题，进行班与班之间、班内组与组之间辩论，通过必辩和自由辩等形式，来体现组内成员间的默契与配合。如“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的管理（专题）辩论。
三、结论
管理学经典理论范文6
关键词：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理论课程
一、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现状
旅游管理专业在我国发展至今已经二十余年，已成为管理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目前教育部的要求来看，旅游管理专业旨在培养适应新形势旅游企事业单位需要的一线服务与管理类专门人才，具有广博深厚的文化知识基础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储备，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与能力，能够胜任各类旅游管理部门的行政与规划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旅游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旅游行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行为规范，并具有一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从目前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的设置情况可以发现，在普通高等院校中，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呈现以理论课程为主、实践课程为辅的课程管理结构，考核方式以笔试为主。这表明在普通高等院校中，旅游管理专业的定位与应用型本科、民办高校及中职和高职的发展定位是具有一定差异性，这也直接导致前者更注重理论课程而后者更侧重实践课程。然而旅游管理专业是一个具有较强实践性特征的专业，这就要求在普通高校内其课程设置必然要涉及实践教学的内容，因此，理论课程本身的实践定位，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相互契合，就成为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改革的关键。
二、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基础课程设置不足
旅游管理专业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为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级旅游管理人才，其培养的学生首先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综合的协调管理能力。因此，旅游管理专业课程需要学生具有广泛的知识，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地理、心理等均应该设置相应的课程，其他如社会学、人类学也应该在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范畴内。然而纵观国内旅游管理专业，在系统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方面的课程设置多有缺失，很多学校在本科课程中也未能设置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课程，这导致学生在旅游基础知识的构建方面存在缺失，很难完成旅游管理专业实践工作的基本要求。
（二）理论课程与管理实践相脱节
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是很多实践性较强的专业理论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源于课程自身，二是在于教材选择。一方面，理论课程相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对学生的理解力、思辨能力、领悟能力具有较高的要求，同时还受到学生个人兴趣的影响，因此，在接受程度不均衡的现实情况下，旅游管理专业理论课程的实践性就是一个难题，即理论不能明确地指导实践。另一方面，目前由于旅游管理专业理论课程的抽象性，其教材通常选用带有“旅游”字样的相应理论课程教材，这样无形之中就打乱了原有的经典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人为地剥夺了学生自主建立与旅游管理实践间的关系，导致学生专业基础理论信息获取的不健全及其引发的理论到实践多重路径的缺失。
（三）实践课程定位偏差
在实践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技能、礼仪、实务领域占有的比重偏低，必选课多于选修课。这些课程以公共礼仪、导游实务和客房技能为代表，由于其定位较低端，社会普遍认同度较低，因此学生对该类课程存在逆反心理，直接导致该类课程的课堂教学存在输入较高但输出较低的现象。加之这类课程的讲授与考核方式的传统、僵化，使得本应该提升个人修养与品位的课程反而使学生产生压力，造成了学习效率的低下。尤其是校外的实习课程，由于存在工资收入低、住宿条件差及歧视等问题，尽管学生参与了实践/实训活动，但已经丧失了对该专业的兴趣，导致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存在极强的专业抛弃性。目前，国内旅游管理专业实践课程的定位主要在于专业技能的培养，然而专业技能的培养并非普通高等院校的长处，中高职、应用型大学相比之下更具有优势。因此，相对这类课程后者院校的学生接受程度比前者要高出很多。加之目前很多的实践/实训课程的考核方式单一，授课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的主动参与性较低，考试方式以笔试为主，因此对于知识的吸收效率相对较低。而普通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定位于培养高端管理人才，旅游行业中涉及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工作活动才是旅游管理专业实践课程中需要学生参与的训练内容，然而在现实中，关于旅游管理领域的实践课程却鲜有出现。
三、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改革的路径
（一）彰显社会文化特征的理论课程设置
Inui等认为旅游高等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思考[2]。Holden、Wickens等人也主张旅游高等教育应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理论[3]，以便于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激励智力好奇心及审视和改进知识[4]。基于此，本文认为普通高等学校旅游管理专业需要打破传统以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为基础的理论课程体系，增设中外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课程，以理论带动实践，旨在引发学生通过对各个理论的思考及自身的反思，从根本上指导其在今后的旅游管理活动中的行为活动。除此之外，为了能够保证和更为有效地考核理论课程，除了进行常规的理论课程考试外，学院可以考虑将导游资格证考试作为该专业学生毕业的标准。这主要是由于导游资格证考试涵盖导游基础知识、导游业务和政策与法律法规，这三大类内容对于学生掌握丰富的旅游文化知识、了解行业的政策法规及熟悉业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将理论课程与导游资格证考试统一起来，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课程的内容，也便于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二）经典理论教材的选取
鼓励将理论课程中的经典教材作为首选教材，以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经典教材为范本，教师个人则参考旅游领域相关教材的知识，在课堂上融会贯通，力求使学生在学习“原汁原味”的经典书籍的基础上，去品读相关知识在旅游管理领域的运用，使学生在教师的解读下自发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思维模式的形成，最终产生影响其终生的旅游管理思维范式。而这一过程需要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与广泛的阅读量，能够融合理论课程的不同视角与观点，同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寓教于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各个学科理论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