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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心理学范文1
关键词：人本主义思潮；存在主义心理学；人性关注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69-02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个体经验和性格特质的人，不可避免地都会去思考，至少涉及一些超脱于物质生活的形而上的问题。这不仅被心理学家哲学家所指出，也反映在各类型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现代文学《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了不起的盖茨比》、《活着》、《冰岛渔夫》、《伊豆的》、《红楼梦》，都反映着普通人生活中也闪现着对人性的反思和关怀。欧文·亚隆姆曾说，几乎50%的来访者的心理问题都会涉及对人存在本质的思索和困惑。对于这样一个亘古不变普世性关注的话题（如圣经·传道书中所言，“日光之下了无新事”），无论是个人还是思维群，都存在一个趋势——从个体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到本质。在这种思考脉络上，任何一个小小的分歧都可以带来整个思想界的震颤与分裂。然此乃人之为人，既是不同，又是大同。存在主义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几乎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和人本主义运动大背景下孕育出的一对孪生兄弟，既同宗同源，有着类似的核心价值观，又在二级概念的理解和解释上存在分歧。本文试辨析当代两个同源而又有不同走向两大心理学思想，并探讨他们对心理学领域的影响及方法论意义。
一、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
1.人本主义的兴起的历史、社会、哲学背景
从历史方面说，人本主义可追溯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源于意大利，后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起初的人本思想并不是很清晰，先哲们呼吁的人权更多的是对抗中世纪严酷的宗教统治和精神禁锢。从这一起点开始，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运动或战争都避免不了附庸人本的特点。人们更多地关注到自身作为人的意义，人的成长、幸福的获得，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性定位；关注到人与人的关系，从整个社会关联的角度思考人类的发展和走向，而非类似于宗教的附属。
从社会层面说，人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后种种现象的反思。起初，一战后的美国独享天时地利人和，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逐渐走向垄断主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浮现出来。越来越细化的社会分工，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过分看重利益、高效的生产方式，一味追求刺激的快餐文化，都在压缩人性。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点不同，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使人的生活不断机械化的可怕后果。弗洛姆在其爱的艺术中就批判机械化的工作，称其剥夺了人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他呼吁完整的生活状态，是思维、时间、劳动、价值实现统一的状态。这种情况刺激了人本主义运动抬头。
从哲学方面说，人本主义的兴起有三方面的起源。一是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一派的胡塞尔现象学起源以及“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起源。二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从克尔凯格尔到海德格尔到萨特，存在主义者将个人的存在的思考推到极致。寻求人的本质，存在的本质，在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思想中，在审美和宗教中，在人性和神性中，在社会和个人中寻找一个站立点和一种平衡。既是对个人世界极致的挖掘，也是对人类本真的探索与追求。最终归为存在本身。毫无道理且绝对的存在。人类即在预定的存在下适应并创造存在的意义。三是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起源，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
2.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
詹姆斯可谓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引荐人。在他的《心理学原理》中，反复强调人作为个体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传统心理学对人性的机械、悲观阐释越来越遭受学界内不满。在价值观混乱，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人们急需重燃对人性美好的渴望和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反战运动”和“反主流运动”应运而生，越来越多心理学家们正式加入人本主义运动的阵营，人本主义心理学成为美国在当代西方心理学中的一种革新运动。
马斯洛提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强调人具有正面的力量和动机，给予被传统精神动力学和行为主义统治的心理学范围一股清风，一方面回归了作为独特个体的人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掀起了积极取向研究的浪潮。
罗杰斯以自身的咨询经验提出了“来访者为中心、无条件关注”的人本主义咨询观。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从独特的向上的个体推广到如何对待这样的个体上。作为心理学工作者，除了要重视“人”、“个体经营”以外，还要具备真正的对人的关怀，这不仅仅是科研的态度，也是人文价值观的要求。
二、存在主义心理学关于人性的定义
传统上，把以罗洛梅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也归类到人本主义心理学内。但实际上，不少学者也发现，二者虽然同源，且都关注“人”的独特性和经验性，但二者对人性的解释有着明显分歧，由此到这二者在延伸的研究、应用领域各具特色，甚至受用范围也有差别。
存在主义心理学所阐释的人性，尽管依然包含人本主义的特色，但他更朴素和归真。他们认为人性不是单维的向善或者向恶，而是更多地处于一种选择当中。类似于基督教所申明的人的自由性——上帝给予人自由的灵性，可以为也可以不为。然而，存在主义也强调人具有选择的能力。而在存在的状态这一层面上，罗洛梅倾向于一种折中的存在观。即人处在自由和禁锢两个极端的天平之上，任何一边的偏重都意味着一定风险的承担，选择自由就要承受更多的不确定性或则“可能性”，选择禁锢就要承担压抑自我的痛苦。
可以从更多的影响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观点中来了解存在主义心理学关于人性的概念。
吉姆·布根塔尔把人的存在放在双重性的天平上。一端是掩饰本性的取悦的理性的正确我，一端是纵容本性的不羁的体验的犯错我，因为害怕孤独和否认，个体不断地在正确我上加码，压抑了很多本真的需要释放的我，在这样的努力中，孤独和否认的风险降低了，可是个体会发现那个本应安全和满足的自我却越来越微弱。
心理学家很早就试图在镜子现象中，窥探人找寻自我的轨迹。拉康所说的镜像，罗洛梅所说的交会。人类引以为傲的自我，终究建立在一堆不属于我们的周围世界中。生命是上帝借给我们的一段过程，而存在是过程中的体验。所有的能量，正面的、负面的，都在过程中释放。罗洛·梅在《受伤的治疗师》中提到，生命不在乎你能活多久，也不是你能多活几天的问题。当人们完成任务后，很多人更喜欢选择死亡。想象希腊神话中日复一日永无止境地坐着将巨石推上山顶的西西弗斯，他的存在在于他与巨石的斗争，他的力量源自他的工作对象。阿谬怀疑西西弗斯神话的悲剧性。他认为，只有当这种无休止的重复进入意识时，才是悲剧的开始。诚然，存在的意义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也不外乎每日重复生命的过程，自己的，抑或他人的。婴儿期，追寻母亲，学龄期，渴望获得老师的认可，青春期，追逐异性，成年，结婚生子。千百年来，若同一日。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存在本身太短太浅，个体摸索生命本质的过程，是看着他人找寻着自己。诗人的存在感，也许仅仅是触动他情感的一颗青草一阵微风，音乐家的存在感，也许仅仅是某个瞬间划过耳边的一段旋律。这被罗洛梅称为与自然的交会。从圣经的观点解释，是上帝将神性的记忆赋予人类，当人类敬虔地赞美神的杰作，那种洞察就会成为人与神的融合。爱情之所以铭心刻骨让人又爱又恨，是因为在爱情中，在另一个与自己如此不同又如此契合的个体中，人看到自己。这种近乎神性的体验被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称为极端幸福的，窥见真理的，甚至是狂喜的巅峰体验，并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状态，一是与异性结合时，二是成就感获得时，三是感叹自然风光，感觉融入自然时。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却直接的把巅峰体验描述为信仰的升华，是人对上帝旨意的通达。
三、存在主义心理学相较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人性关注升华
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人性的解释更侧重导向意义。他发掘了人性的积极能量，并在适合的时候能诱发个体的积极力量，但这样的契合需要条件，无论是受众个体本身，还是“人本”所能解释的范畴。这样的解释对于传播一种新的观念有着强烈的效果，但容易犯绝对化的错误。在一定的时间过后，往往会被发现缺乏深刻的解释力。一方面是理论的薄弱，另一方面是时代迁移，导致人本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价值观性的基础，而不能坚持研究和实用技术的阵营。
与此相对，存在主义心理学之于人性的解释更接近人本性。他把人性放在一个二维的选择上，把存在还原于多元的空间。正如施耐德和罗洛梅合著的《存在心理学——一种整合的临床观》中所探讨的存在——整合心理学的历史起源，存在主义心理学与文学，哲学（东西方哲学），心理学所表达的人性观点都能很好契合。
罗洛·梅所表达的存在，是一种自我接受和自我实现的结合，自我接受是承认作为人的局限性，并悦纳“有限”的状态和对生活中种种可能性的承担，自我实现是认识个体具有打破局限的能力从而获取更高层次的体验和创造力的升华，是折中的既定中的不一定。他并没有因为承认人性的黑暗和局限就否定人具有神性的潜力和创造的力量，反而因此更加鼓励人们拿出打破存在的束缚的勇气去更新生命，完成更有意义的存在。是一种更切合人类实际，而又有迹可循的升华的观点。
参考文献：
[1][美]韦恩·瓦伊尼，布雷特·金.心理学史[M].郭本禹，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2][美]科克·J·施耐德，罗洛·梅.存在心理学——一种整合的临床观[M].杨韶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美]罗洛·梅.创造的勇气[M].杨韶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人性的心理学范文2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014-06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5]，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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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心理学范文3
最近我也读过了《赢在执行》等书，不难看出一个单位的制度，高层要的是中层无条件执行某一个命令与决策，中层要促成的是基层员工一往无前地执行经过分解的任务与使命，需要由更多基层、中层都参与到银行管理的讨论中来，真正做到把制度落到实处，发展和控险两不误。
1、如何看待本位和越位。好的足球运动员在场上，应该有位置感。坚守职责的运动员，也许不是最注目的，但是最实用的。很多大牌球队里，明星们起起落落之间，总会有一些位置，一些默默的人在默默地坚守不变。一个没有位置感的人，总会追着球去跑，他的头脑里是孤军奋战，没有同伴。靠一个人的技术问题，解决不了一个集体的战术问题。把本职工作做好，是对同伴最大的支持。在一个企业里，应该是没有明星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岗位上的明星。他们兢兢业业地完成着自己的工作，认真地坚持着。当每个人都认真平凡地做事情时，对一个组织而言，也许会很快变得不平凡。一个有生命有理想的组织，又怎会忽略那些平凡工作的每一个员工。
2、聪明和笨拙的区别。大家都看过电影《阿甘正传》。那个智力有些障碍的人，用执着和认真，完成了他的美国梦，名利双收。一个聪明人不屑做的很多事情，他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于是成功了。在我们银行里，执行力最强的员工，往往不是那些看似聪明的人，而是那些最认真的人。那些看似聪明的聪明人，总会质疑，总会不屑，总会叹气。聪明本不是缺点，但不要让聪明影响我们在团队里的位置感。当集体的意见决定下来时，这就是命令，是需要众人一心去做的事情，任何怀疑和质疑此时都要放弃，去认真地做一个执行者。这样的组织不一定每次的行动都会完美，但一定每次都有结果可以收获。当大家都聪明地以我为中心时，组织的行动是停滞的，因为他们一直在讨论以寻求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完美的方案。这样的完美是以漫长的时间为代价的，所以是没有价值的。作为卓越组织的一员，也许应该是这样的人，“象智者一样思考，象机器一样行动。”
3、竞争与危机的影响。一个没有竞争机制的组织，终究会慢下来。对外有竞争力的银行，对内，一定也有一套竞争机制。一个高效的机制，通常会产生优胜劣汰。对被淘汰的个体而言，可能是公平的，可能是不公平的。比如争论已久的末位淘汰制。争论的焦点多在个体的公平与否。讨论这样的机制对个体的公允度，是一个不经济的行为，这是一个不会造就生产力的“伪问题”。但无疑的是，这样引入内部竞争机制的企业，对外也应该是强壮的，是更有竞争意识的企业。企业有理想，要把理想传递给员工；企业有竞争，也同样要把竞争传递给员工。人性化是多数企业希望做到的一个方面，表面看来，也是会和竞争、淘汰等字眼相冲突的一个词。但是，当我们把一个人的利益融合到集体的利益中时，一个个体的人性化重要，还是一群人的人性化更重要呢？
人性的心理学范文4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心理真实性 心理学
认知语言学研究方兴未艾，不仅仅是因为该研究范式具有无可比拟的心理真实性，对语言现象解释的自然性，而且它还具有深厚的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神经认知科学理论基础，是理论沃土孕育的娇艳奇葩。认知语言学心理真实性的根源主要在于其稳固的心理学基础，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下面就从四个主要方面试论认知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
一 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交叉观
认知心理学兴起于20 世纪50 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兴起一是因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出现推动了以信息加工为理论础的思维研究；二是因为乔姆斯基（Chomsky）的心智主义（mentalism）在激烈的论战中战胜了斯金纳（Skinner）的刺激——反应模式的语言习得机制。
另一方面，认知心理学的兴起也得益于此前两位著名的儿童心理学专家Vygotsky 和Piaget。Vygotsky 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和Piaget 的“相互作用”理论（Interactionism）为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Vygotsky 指出“思维的发展不是从个体到社会，而是从社会到个人体”（Solso，2004：391）。
Vygotsky 最早提出了外部动作“内在化”（internalized）为内部心理功能的观点。他指出：内在化是一个外部动作转换成内部心理功能的过程。人的意识由内在化的社会和人际关系组成。儿童倾向于用别人对待他们的行为方式去对待别人。他们以成年人为榜样，逐渐发展自己独立完成某种任务的能力。
他通过观察儿童对物体进行的分类，发现儿童概念发展经过三个阶段：（1）主题概念形成阶段，例如，年龄很小的儿童会把猫和椅子分成一类，因为猫经常坐在椅子上；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主题（thematic）关系；（2）链条概念形成阶段，例如，6 岁以下的儿童对积木进行分类时，如果首先是三角形的积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接下来仍然选择三角形积木；（3）类似于成人概念的抽象概念形成阶段。
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理论是Vygotsky 思维发展心理学的重要方面。Vygotsky 认为儿童思维的发展在语言发展中最为明显。他写道：“语言是儿童听到的外在言语和他用以思维的内在言语的连接体（merger）”（转引自Solso，2004：392）。因此，语言和思维是同一现象的两个实体。他认为：思维和言语具有不同的基本根源，其发展速度因人而异。思维和言语的发展曲线可能会“交叉再交叉”，但总是不同向。思维之源是儿童的生理发展，而语言之源则是他的社会环境。虽然语言和思维具有不同的根源，但是一旦儿童意识到每一个物体都有一个名称时，语言和思维就会交错。儿童意识到物体名称之后，他们的思维和语言就不可分了。因此，语言的内在化使思维用内在言语表达。
二 皮亚杰的认知进化适应论
瑞士心理学家Piaget 是儿童心理学（认知发生论）领域的另一位巨擘。他认为智力和其他生理功能一样，都是进化适应（evolutionary adaptation）的产物，生理和进化是最好的智力诠释视角。所以，他提出了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相互作用”理论，指出儿童的智力发展取决于生理和环境两种因素。
下面讨论Piaget儿童智力发展的基本原则和认知发展的四个阶段。
根据Piaget 的观点，儿童的智力发展中存在着适应和组织（adaptation and organization）两个主要原则。适应是由同化（assimilation）和调节（accommodation）组成的一个双分叉过程。什么是适应？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用嘴巴、牙齿、胃和
胃液来摄入苹果并把它变成能被身体利用的形式，这就是适应。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身体已经同化了一个外部物体并把它转化成了人类的生理材料。Piaget 相信这种现象同样适用于大脑运动。根据Piaget 的观点，大脑有复杂而又综合的结构或组织，这种组织的最简短层面是图式（schema），即可以施行于某一个物体的动作的大脑表征。例如，新生婴儿的吸吮、抓握和注视都是图式，是他们通过动作逐渐了解世界的方式。随着大脑的发展，这些图式不断地综合并按照顺序并列存在，以至于最后发展成为成人的大脑。
Piaget 把儿童的认知发展分成四个阶段：（1）感觉肌动阶段（从出生到2 岁）；（2）预操作阶段（2～7 岁）；（3）具体操作阶段（7～11 岁）；（4）形式操作阶段（青春期和成年期）。感觉肌动阶段是由几个分阶段构成，分阶段包括由简单图式发展而来的最复杂图式。首先为反射（reflex）阶段，新生儿的反应是天生的、无意识的，然后逐渐发展为有意识控制阶段，简单图式发展为二级图式（secondary Schema）；预操作阶段，幼儿的行为从依赖动作转移到利用动作的大脑表征（思维）；具体操作阶段，儿童在智力发展的三个重要领域取得了进步：守恒（conservation）、分类（classification）、顺序性和传送性（Seriation and transitivity），但仍受制于现实的具体场景；到了形式操作阶段，儿童（青春期）已经能够突破具体场景的限制，可以把假设或更加抽象场景中的物体对等起来。Piaget 认为，形式操作阶段标志着智力发展的结束。
三 联通主义
1967 年，Neisser 出版了第一部以《认知心理学》命名的专著，标志着认知心理学的诞生。当代认知心理学有两大研究范式：一是符号操作系统，又称串行处理模式（Serial Processing model），二是联通主义（Connectionism），又称并行分布处理模型（Parallel Distribution Processing Model）。符号操作系统范式的代表人物为Newell 和Simon 等人，他们把人的智能比喻成计算机，通过编写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人类心智活动，在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之间搭起了桥梁，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然而，其“一组过程每次只发生一个”的理论观点，自80 年代末以来受到了联通主义的有力挑战。
联通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并行分布处理”模型，简称PDP模型。1986 年，Rumelhart & McClelland 和PDP 研究小组出版了两本关于“并行分布处理”的专著：《并行分布处理：认知微观结构探索基础》（卷1）和《并行分布处理：心理和生理模型》（卷
2），标志着人工神经网络在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再次兴起。他们认为，大脑并不是把记忆储存在任何一个神经元或具体的神经元集合，而是储存在大脑分散的神经元整体。如果两个神经元同时激活，它们之间的联结（bond）就加强了，反之就削弱了；因此记忆储存在整个系统的网络模型中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分系统。
概括地讲，联通主义模型主要具有内在并行性、分布式处理、容错性和自适应性等四个特点。它实质上是由简单的单元相互联结组成的神经网络，原则上可以处理任何信息。换言之，并行分布处理（PDP）模型认为信息是用一种类似于神经网络的方式来处理的。神经网络意味着神经单元对信息的处理是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发生的，单元之间存在着加强或削弱的简单连接。梁宇建说：“有关无意识自动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认知活动，则更适宜用联通主义理论来加以解释，比如内隐知觉、内隐记忆和内隐学习等前沿性课题。”（梁宁建，2003：25）。除了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优势外，联通主义对心理语言学的词汇提取模型和认知语言学的一词多义现象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四 认知模式识别理论：格式塔理论、典型视角和原型匹配认识我们熟悉的事物，是人类令人称奇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认知心理学上被称为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是认知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模式是指若干元素按一定的关系集合而成的某种刺激结构，如物体、图像、声音等都可以是模式。无论是简单模式还是复杂模式，一个模式总是不同于其他模式。模式识别是指“把人输入刺激（模型）的信息与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进行匹
配，并辨认出该刺激属于什么范畴的过程”（梁宁建，2003：65）。模式识别是人的基本认知能力，但同时又依赖于人的经验。模式识别过程包括分析、比较和决策三个阶段。
下面，我们将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着重探讨和认知语言学关系密切的三种模式识别理论：格式塔理论（Gestalt theory）、典型视角（canonic perspective）和原型匹配（prototype matching）。
1．格式塔理论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K?hler，1947）研究了人们如何对视觉刺激进行组织和分类的。早期的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模式结构涉及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刺激信号共同产生的印象远远大于所有感觉信号之和。视觉模式的感知是根据接近原则（proximity principle）、相似原则（similarity principle）和自然结构（spontaneous organization）来组织的。K?hler 一个引人注目的假设是：一个模式的自然结构是刺激本身的自然功能，它和这个物体过去的经验有很少的联系。然而，许多实验研究报告都
证明模型的“自然结构”和人类主体的感知历史直接相联系。
格式塔理论（完形理论）对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结构和图式的形成与理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典型视角
如果说格式塔心理学是关于简单刺激和完形特征的研究的话，那么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家已经转移到和复杂模式识别有关的“内在”结构和过程的研究。典型视角（canonic perspective）就是一例。所谓典型视角，就是指最佳呈现一个物体的视野（views）或者是当你回忆一个物体时首先出现在你脑海中的图像（images）（Solso，2004：114）。
例如，关于一个茶杯和茶杯碟画面的典型视角很可能是正侧面，但绝不可能是空中的鸟瞰视角，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到的只是大小不一的两个圆而非茶杯茶碟。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典型表征是通过体验一个范畴的很像的成员（like members）而形成的，尽管也有人认为很像的成员（榜样）只代表一种理想化的形式，它只是人们集合潜意识的一部分。
典型视角具有一般性。认知心理学家对这种一般性的解释是：通过和物体接触的一般经验，我们形成了关于一个物体最佳呈现和揭示最大量信息两种视野的永久记忆。因此，典型视角研究不仅能告诉我们关于形式感知的真理性认识，也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人类信息处理、原型形成、思维的经济性、交际的有效性、认知语言学的原型和识解等方面的真知灼见。
Palmer， Rosch & Chase （1981）关于马和其他物体的名称确认试验结果显示，典型视角的物体被确认最快，越典型反应时间越短，非典型物体反应时间长。这样通过对世界的无数次印象，我们形成了关于某一类物体的大脑图像，而关于这种物体的典型（epitome）就贮存在记忆之中。
3．原型匹配
原型匹配（prototype matching）是针对模板匹配（template matching）的不足而提出的模式识别理论。原型“不仅是刺激集合的抽象，也是这一模式的典型（epitome）或‘最好’的表征”（Solso 2004：5）。原型并不代表任何特殊的、具体的事物，它反映的是某一类事物所具有的基本共同特征。关于原型识别的证据，我们身边到处都是。
例如，人的脸庞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肤色和五官特征，但其原型是人颈上的带有五官的扁平器官。原型匹配理论认为，所有的外部刺激都是以原型的方式储存在长时记忆中，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是按照原型及其系列变式储存在人脑之中。因为原型是一种抽象化的内部表征，所以它并不要求外部刺激与原型严格匹配，只要能近似匹配即可。因此，某一范畴中的“好”成员和变异都能够被识别，纳入同一范畴。和模板识别相比，原型识别既减轻了记忆负担，又使模式识别变得更加灵活。
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目前出现了两种解释原型的理论模型：集中趋势模型（central－tendency model）和特征频率模型（attribute－frequency model）。集中趋势模型认为原型就是一个表征榜样（exemplar）集合的平均值的概念。因此，原型可以理解记忆中的抽象事物，因为它代表着某一范畴的集中（量）趋势。特征频率模型认为原型代表一种特征方式或最经常经历的特征的组合。Solso & McCrthy（1981b）的试验研究支持这一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原型是一个模式集合“最佳例子”的（best example）的同义词。最经常经历的特征是构成原型的材料，贮藏在记忆里，而这些材料每次的组合方式都是不同的，所以有不同的原型。
认知心理学中的原型匹配理论对经典范畴理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基于范畴观的变化，它对语言学中的意义、所指、词性的分类以及句法结构的分类研究都有深刻的揭示意义。
注 释
①模板匹配也是一种模式识别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刺激信号要与脑中的模板进行最佳匹配，这种匹配要求二者具有最大程度相似的重叠，方可识别事物。其明显特点是事物稍有变化就无法做到和模板最大相似程度的重叠，可能无法识别事物；此外长时记忆中储存的无数模板既会给记忆带来沉重的负担，也使人们识别事物缺少灵活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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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心理学范文5
[关键词]辛伐他汀;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室重构;心功能
[中图分类号]R54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959(2009)12-0053-02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CHF)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至晚期或终末期的表现。所以,对各种心脏疾病进行早期有效地干预,防止病变的进展,就有可能减少人群中CHF的发病率。他汀类药物可抑制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神经内分泌的激活,从而逆转心室重构、改善患者的心功能和远期预后。本研究以舒张末期容积指数(EDVI)和收缩末期容积指数(ESVI)、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为指标,探讨他汀类药物对CHF心室重构及心功能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所有病例为2008年5月～2009年5月期间我院心内科住院病人,根据参照1971年Framingham心衰诊断标准(见表1)和2005年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及美国心脏学会(AHA)关于《成人慢性收缩性心力衰竭治疗指南》,选择CHF患者126例,其中冠心病58例、高心病48例、扩心病20例。男78例,女48例,年龄30～75岁。所有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治疗组(64例),对照组(62例)。两组性别、年龄、心功能、肝功能、肾功能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排除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其他特异性心肌病、地方性心肌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同时具有两项主要条件或一项主要条件及两项次要条件即可诊断为心力衰竭。
1.2 方法:所有患者人选前均未使用任何他汀类药物,对照组给以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硝酸酯类药物、阿司匹林及倍他乐克,合并有心律失常的给予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氟伐他汀20mg/d,每晚口服。当肝转氨酶(ALT、AST)超过正常上限的3倍和/或CK高于正常上限的5倍,停用阿托伐他汀,此标准为剔除条件。治疗前及用药6个月后分别检测肝功能、肾功能、CK及超声心动图、6min步行距离及NYHA心功能分级评估。心功能疗效判定标准(按NYHA分级方法)如下:显效:心衰基本控制或心功能提高2级以上者;有效:心功能提高1级,但不及2级者;无效:心功能提高不足1级者;恶化:心功能恶化1级或1级以上。
1.3 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NYHA心功能分级变化,见表2。
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改善心功能分级疗效方面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但经Radit检验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治疗前后6min步行距离的比较,见表3。
两组治疗后6min步行距离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统计学有显著性差异(P
2.3 治疗前后超声心动图变化的比较,见表4。
两组治疗后超声心动图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除LVESV外统计学均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扩张性心肌病、心肌炎所致的心力衰竭患者,其血浆中的TNF-α、IL-6水平升高,并且随着心功能不全的加重而逐渐增高。TNF-α与CHF典型病理过程如心室功能不全、肺水肿、左室重塑、心肌纤维化和瘢痕形成等密切相关;IL-6可通过影响细胞内钙平衡和(或)诱发一氧化碳产生而导致心肌收缩力降低。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逐步认识到心肌重塑引起的心肌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是慢性心衰发生发展的机制,而神经激素一细胞因子系统的激活对心肌重塑起重要的触发作用,心肌损伤的加重又进一步激活神经激素一细胞因子,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阻滞这一环节也是治疗慢性心衰的关键。
人性的心理学范文6
关键词 学生 主体性 再认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特殊性在于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教育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决定了其不同于一般的实践活动。一般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发生的联系，实践的主体是人，客体是广泛的自然。因而在教育活动中存在着“双主体”，即传统所提到的教师和学生，但是这种称呼强调了教师的主体性，而将学生的主体性忽视，仅仅体现了教育活动的单向性，忽略了学生作为“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虽然“学生”是作为实践的客体出现在教师的面前，但其主体性的发挥却可以影响到教育效率，因而不可轻易“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摆正教师及学生的地位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新课程背景下，我们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构建整合的、开放式的新课堂。教育，具体到学校的课堂教学，则更应重视受教者的地位和作用，尊重学生的知识经验、情感体验，增进人文关怀，以便促进学习者的身心发展，实现真正的全面发展。
1“学生”提法的片面性
一直以来在教育活动中，我们都习以为常的将学习者称作学生，在教学中倡导教师的主导性以及学生的主体性，认为教师是学习的主导，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就是教师引导、指导学生来学习，有时或进入另一个极端：课堂上非常热闹的讨论，形式上做到了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但是教学效率却极其低下。这之中所体现的问题便是在认识高度上没能弄清楚教师以及学生的位置问题。
传统的教育观认为，教师是绝对权威，特别是在“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课程下，表现更为强烈，教师掌握着绝对权威，学习者只能信守，不可越雷池半步。这种教育观背后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强调机械的牢固控制，学习者丝毫不存在半点自由，这种模式下的人才培养像是工厂中的机器生产，人才可以批量“生产”，效率可以得到保证，但是这种单一的教育模式对于培养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新型人才却十分不利，因而逐渐受到人们的排斥。
@种传统的教育观把学生视作“受教育”的片面性在于，学生在教师手里是被动的接受教育，师云亦云的教育模式无视学习者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不顾学习者在接受教育之前早已遍览的大千世界而另起炉灶，将其原本蕴含的丰富材料作为草芥一般置若罔闻，强行的将一定的阶级或社会的要求灌输与学习者，使学习者在囫囵吞枣的情况下，吸收着各种知识，忽视了学习者的接受力和相应的理解力。
而事实上，学习者和教师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且学生出现在教师面前并非是空着脑袋的，他们先前学习和掌握到的各种文化知识、社会经验、情感体验都是属于学习者自己的宝贵资源，如果在教育中能够很好的加以利用，便可以更有效率的完成这项培养人的事业，从而可以避免从零开始强化灌输的艰难过程。
除此之外，学习者和教师的双向互动还表现在学习者对教育着的反作用上。教育的过程并不是到学习者的接受完成就结束了，而是还要经历一个学习者向教师反馈的过程。人是教育的结果，但人也可以实现对教育的改造。在学习者的反馈中，教师可以更好的了解学习者，两者在相互的交往中充分认识到彼此的需要，理解和关怀着彼此，促进着双方共同的发展。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关于“教学相长”的论述，教的目的是为了不教，以学生原有的水平作为他们成长的基础，学生的心智以及情感的发展不会直接地呈现在他们的脸上，教师应当通过交往、评价、检测等手段来充分的认识学生、了解学生，同时也自然提升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和研究高度，这样，教师因为学生的发展而发展，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学生，推动学生更高层次的发展，形成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实现教师、教师以及学生、学习者的自由。
2对学生的主体性的再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