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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1
湖南民间风俗音乐的种种类型,都综合体现出与相关民俗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其风俗特征更加鲜明。风俗音乐与多元的民俗生活的关系重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多元的民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其二是风俗音乐中反映了多元的民俗生活,或者说民俗生活通过音乐而得以展示和体现。音乐是“感于物而生于心”的一种精神文化,多元的民俗生活是风俗音乐赖以生存的“文化机体”,风俗音乐在这个机体上直接萌芽、成长而获得生存的机会,两者骨肉相连,相依为命。早在汉代,“风俗”一词在文献典籍中就被作为各种民间歌曲的总称使用。《史记・乐书第二》记载:“以为州异国殊情可不同,帮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其中的“风俗”明显意为“音乐”。[1]多元的民俗生活决定了风俗音乐的丰富多彩,而风俗音乐在多元的民俗生活中变化发展,成为传承历史文化的纽带。
岁时节日庆典
岁时节日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体现,特别是其中一些普天同庆、经久不衰的传统节日,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欢乐,也是民间传统风俗文化继承发扬的生动教材。
湖南传统节日民俗中与风俗音乐密切相关的有很多,它们构成了湖南风俗音乐传承和展演的载体,立春节“送春牛”就是其中之一。据文献记载,正月立春“送春牛”民俗活动早在湖南各地都流行。《长沙县志》(二十八卷・清嘉庆二十二年增刻本)载:“‘立春日’,官行迎春礼后,胥役别以小牛、丝鞭鼓乐送乡达,谓之‘送春牛’。”《浏阳县志》(四十卷・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载:“‘立春’先一日,邑令迎春东郊,街民以童子装演戏剧游于市,献于公堂。至日,各官执彩鞭环立土牛旁,鞭牛者三。”《武冈州志》(五十四卷・清同治十二年刻本)载:“‘立春’先一日,长吏率僚属迎春东郊,各市户装演故事随行。次日交春时,刺史行耕礼,鞭土牛,谓之‘打春’。”[2]在湖南各地,“送春牛”名称不同,形式也略有差异,其歌词贴近生活但又讲究韵律。如浏阳的“送春牛”是用树枝和纸做成牛的样子,挨家送时唱“五谷丰登”“爱护牲畜”等内容,也叫“舞春牛”。邵阳的“送春牛”有两种:一种叫唱春牛,音调婉转,曲调性较强;一种叫梧春牛,有朗诵性。歌词唱到:“春牛来得早,明年年岁好。春牛生得背驼驼,一年做出两年禾。”“春牛到你家,富贵享荣华;春牛到你屋,(你)金子银子有满屋。”此外,打春的风俗湖南很多地方也有,祈求丰收也是其文化基调,所唱的歌词都是口头即兴编的赞美和祝福吉祥话,还有小锣鼓伴奏,每唱两句敲一次,有些用三弦伴奏。[3]
民间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浸透着农耕文化,“中国传统节俗主要是农耕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催生物。节气的最初选择是以人类对天文历法的认知为基础,但其产生的‘原动力’则是农耕文明。”[4] 以“祈祷丰收”的农耕文化为诱因形成的“送春牛”,既唱出了人们对于生存和繁衍的渴望,也唱出了对未来种种理想生活的精神寄托。在一定程度上,它既制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也是人们生活生产的描写记录工具,并成为民俗文化不可缺少的内容。
人生礼仪活动
人生最重要的礼仪活动莫过于婚丧嫁娶,这是每个人生命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作为人生转折点的婚嫁民俗,结婚成家意味着摆脱幼稚,走向成熟,承担起家庭责任、社会义务的开始。“在中国民间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对婚姻行为的追求,是以延续香火、人丁兴旺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婚姻道德观念为契机,所以民间婚姻礼俗过程形成了一系列表示祝愿和祈求的相关民俗文化事象。”[5]婚事音乐正是这种民俗音乐文化事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婚事音乐中的 “出嫁音乐”最具代表性。
“出嫁音乐”是指婚事活动中,在新娘家,从“哭嫁”到“伴嫁”再到送新娘上轿的过程中产生的音乐。“出嫁音乐”主要为“哭嫁歌”,也叫“伴嫁歌”、“出嫁歌”,还有“伴嫁舞”。在旧时农耕社会,男女婚姻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定,许多女性都从未见过自己的丈夫。结婚对于女性来说,可能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她们既对未来在婆家生活的不可预知感到恐惧,又对自己娘家的亲人难以割舍,所以在出嫁之前几日,甚至更早就开始哭嫁仪式。为了安慰新娘,娘家还会请来和嫁女比较亲近的未婚女子陪伴新娘,一直到出嫁的前两天开始伴嫁。《永州府志》(十八卷・清道光八年刻本)载:江华婚礼“女将嫁前三日,迎亲族妇女燃烛相伴,于归之前一日则坐厅事中,彻夜歌声不绝,此俗至今不改,然亦无害。”刘禹锡《竹枝词》云:“今夜云英辞母意,明朝织女会郎情,当筵姊妹娇歌发,半作欢声半怨声。”《蓝山县志》(三十五卷・民国二十一年刻本)载:“凡嫁女之家,姻族女亲咸集,夜歌达旦,谓之‘坐歌堂’,辞俚而古,有足诵者。中夜哭别亲属、女友,谓之‘哭嫁’。”[6]可以看出,哭嫁之风在湖南由来已久。“哭嫁歌”的曲调多取自各地的山歌和小调。有的地区将多种曲调组合为联曲形式,如湖南西南部地区的伴嫁歌由四部分组成:耍歌,曲目最多、唱得最多、流传最广;长歌,一种带故事情节的叙事歌,一个曲调反复;利歌,祝贺新人的吉利之词;舞歌,伴嫁舞所唱,用耍歌的曲调,歌词即兴创作。曲调多哀怨忧伤,一般没有乐器伴奏。哭嫁的内容有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有不舍姐妹之情的、有害怕在婆家过苦日子的、有埋怨父母包办婚姻骂媒人狠心的等等。[7]“哭嫁歌”演唱形式多样化,有个人独唱,两人对唱,多人合唱。如母女之间哭嫁:“(女)妈哟,冒得几个时候养你拉,妈呀!(娘)崽哟,这回子我们娘崽要分开了,崽哎!(女)妈哟,你信人家的话就掀我出去做啦,妈呀!(娘)崽哟,你的八字左了,是个崽喂就养我一辈子,不得分出去了,崽哎!(女)妈哟,我得出去服侍人家三班老、四班小呀,妈呀!(娘)崽哟,你筷子是一双,就把你拆出去做呀,崽哎!(女)妈哟,你一尺五寸盘大我,那里不得一升一斗盘大的我呀,妈呀!”[8]其曲调和语言具有浓郁的湖南地方特色,哭腔中渗透着出的嫁前新娘和母亲之间的复杂情感,感人肺腑。苗族的“出嫁歌”又叫“哩哪哩”。女子出嫁前,女友陪伴唱歌,内容多为送别之词。[9]土家族历来也有“歌丧哭嫁”的风俗。哭嫁歌一般只有一个较长的乐句,节奏自由,曲调级进下行。可按歌唱对象即兴编词,句尾随着哭叹衬词结束,反复哭唱,形式也有一人哭唱、两人哭唱、多人合唱等。
“哭嫁歌”歌词创作的即兴性和曲调的自由性,都表现出劳动人民天然的智慧。“哭嫁音乐”作为一种朴素的民间风俗文化,它显示出了强烈的自然本能和潜意识文化精神,是人们生动朴实的生活写照和生命情感的自然流露。作为风俗音乐的一部分,它在婚礼仪式中营造了一种强烈的活动氛围,从“哭嫁歌”在婚礼过程中所占时间上可以看出,它是活动的重要部分并具有支撑作用。人们在“哭嫁”时传递着各种复杂的情感,甚至将哭嫁的程度作为评判一个即将出嫁的姑娘品德好坏的标准,哭得越伤心越好,在哭歌声中将婚礼仪式推向。同时由于参与者多为娘家亲戚,集体性的创作更增进了亲人间的情感沟通和凝聚力,它用原生态的音乐形式给人最自然、最朴素的美感,让人们在多元的民俗生活中以这种朴素的音乐艺术形式心贴心的交流,体现自我的审美价值和丰富自身的文化娱乐生活。
宗教祭祀活动
前文提到,中国传统节俗主要是农耕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催生物,风俗音乐自然离不开文化。虽然中国人的宗教观念较薄弱,但宗教中的行为与活动与民俗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例如巫术、崇拜、占卜等等。人们创造“神灵”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依靠和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赖。如《易・系辞上》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其注也说:“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这就是说,神无具体形象,它是万物的奥秘,变化的原理,玄妙神奇,不可测度。[10]传说中的神对于人来说,既神秘又值得敬仰。
在湖南各地劳动人民表现对“神灵”的敬畏与信仰的民俗活动中,“赞土地”就是其中一种。湖南是农业大省,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对农民的耕作有利有弊,“水多洪,水少旱”。因此,劳动人民想通过对“土地神”的赞颂,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赞土地”有两种:化妆的和不化妆的。不化妆的一般有一人或两人唱,一人唱主要歌词,另一个人唱帮腔,主唱者右手拿小锣和竹片伴奏,歌词多为七句。化妆的赞土地一般在晚上演唱,有两人扮成土地公和土地婆,其他人组成乐队跟随表演。唱完后主家用酒饭招待,饭后又唱酒歌,再唱花鼓,乐队伴奏并“帮腔”,最后唱茶歌表示谢意。如“赞了一场又一场,特把生产赞端详;早禾作得钵子大,晚禾作得有人深。去年斗种分八担,今年十担还有零。作田多多加肥料,一年作出两年春。不是吾神奉承你,今年秋收打对证。”[11] “赞土地”通过音乐的形式表达了农耕文化下人们祈丰的朴素愿望,既是人们在祈丰心理基础上所实施的一种对自然灾害的抵御方式,也是新年的一种自我娱乐方式。
主要居住在湖南西南部山区的少数民族,由于交通不便、相对独特的地理环境,他们更加依赖天地资源,也更加信奉神灵,想通过各种宗教祭祀活动祈求神灵庇佑。以土家族为例,土家族的“梯玛”为世袭的宗教职业者,他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婚丧礼仪、驱鬼除病等。“梯玛”请神时唱“梯玛歌”,他一手摇铜铃一手舞司刀,口念咒语,载歌载舞。土家人的宗教祭祀活动通过“梯玛”这个神与人对话的桥梁,更加显现出其神秘的宗教文化气氛。此外,土家族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中要跳“摆手舞”,唱“摆手歌”。“摆手歌”的内容广泛,包括民族迁徙定居、自卫抗敌、开荒生产等。各地歌腔、曲式又有不同,永顺县为一句式,龙山县为上下句式,保靖县为自由句式,还有一种吟诵性的自由句式流行于各县。另以苗族为例,“跳鼓脏”是苗族的一种历史悠久的民俗宗教活动。在“跳鼓脏”时有巫师手拿雨伞,摇铜铃请诸神,其他数名男女一起唱苗歌跳苗舞,场面宏大。《永绥厅志》(三十卷・清宣统元年铅印本)载:“苗巫擎雨伞,衣长衣,手摇铜铃,招请诸神……男外旋,女内旋,皆举手顿足,其身摇动,舞袖相连,左顾右盼,不徐不疾,亦觉可观。而芦笙之音与歌声相应,悠扬高下,并堪入耳,谓之‘跳鼓脏’。[12]
众多的宗教祭祀活动都体现出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特性,人们在这些集体性宗教祭祀活动中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动作,音乐在其中的形成和辅佐能力不容忽视。人们通过各种宗教祭祀活动,以音乐为载体,表现祭祀祖先、驱鬼除邪、请神许愿等愿望。因为需要祭祀祖先或神灵,人们聚集在一起,以“神灵”的名义举行集体的娱乐活动,上演各种他们生活中熟悉的音乐形式,在此情景中更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村民或族人集体的凝聚力。
湖南风俗音乐文化依存于湖南特定的文化生态结构之中,“这些民间文艺活动在不同时间空间之内的冷热兴衰,并非孤立事象,它总是和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某些特殊条件和习俗相关联才得以蔚成风气,经久不衰。”[13]随着社会进程中人们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发展,多元化的民俗生活作为湖南民间“风俗音乐”的核心“语境”,在其发展变化中显得尤为重要。它使得“风俗音乐”以最朴实、自然的艺术手段,反映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对现实生活、美好理想的不懈努力和追求。风俗音乐作为湖南民俗艺术文化的一朵奇葩,将根植于湖南特定的民间文化生态土壤,常开不败。
注释:
[1]张文华:《湘西土家族民歌中的文化内涵》,《音乐创作》2010年第一期。
[2]丁世良、赵放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73、493、599页。
[3]杨荫浏:《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60年,第204、205页。
[4]弗兰兹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项龙、王星译,见王贵生:《剪纸民俗的文化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5]王贵生:《剪纸民俗的文化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6]丁世良、赵放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566、589页。
[7]吴凡:《民间音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8]杨荫浏:《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60年,第239页。
[9]杨荫浏:《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60年,第246页。
[10]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
[11]杨荫浏:《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60年版,第209-213页。
[12]丁世良、赵放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2
立春作为一个节气，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同时，在立春这一天，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迎春的习俗，这些在先秦文献中就有描述。24节气立春的传统风俗有哪些你知道吗?共同阅读24节气立春的传统风俗，请您阅读!
立春的习俗迎春
迎春是立春的重要活动，事先必须做好准备，进行预演，俗称演春。
迎春是在立春前一日进行的，目的是把春天和句芒神接回来。迎春设春官，该职由乞丐担任，或者由妓充当，并预告立春之时。过去在每年的皇历上都有芒神、春牛图，清末《点石斋画报》上的“龟子报春”、“铜鼓驱疫”，都是当时过立春节日的重要活动。
祭祖
在许多地区，立春要祭祀祖先。如广东《新安县志》载：“民间以是日有事于祖祠”。
在立春时供奉祖先的食品也较特殊。河南《汝阳县志》载：”设春宴，啖春饼，荐卜、梨。”
临颖县志把立春祭祀称为”咬春”。
咬春
立春时还有自己的食品，主要是春饼、萝卜、五辛盘等，在南方则流行吃春卷，街市上都有不少叫卖春卷的小贩。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过去认为咬春就 是吃萝卜，其实也包括吃春饼;二是所谓讨春就是迎春之意。为什么要吃萝卜呢?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可以解春困。其实咬春并不限于此，除解困外，主要是通气，使 人保持青春不老。五辛盘是由五种辛辣食物组成，用葱、蒜、椒、姜、芥等调和而成，作为就餐的调味品。
立春后，人们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喜欢外出游春，俗称出城探春、踏春，这也是春游的主要形式。
句芒神
句芒为春神，即草木神和生命神。句芒的形象是人面鸟身，执规矩，主春事。在周代就有设东堂迎春之事，说明祭句芒由来已久。清人让廉撰写的《京都风俗 志》中说：“立春之仪前一日……迎春牛芒神入府署中，搭芦棚二，东西各南向，东设芒神，西设春牛，形象彩色，皆按千支，准令男女纵观，至立春时……众役打 焚，故谓之打春。”然后，人们将春牛的碎片抢回家，视为吉祥。
鞭春牛
鞭春牛，又称鞭土牛，起源较早，后来一直保存下来，但改在春天，盛行于唐、宋两代，尤其是宋仁宗颁布《土牛经》后使鞭土牛风俗传播更广，为民俗文化 的重要内容。鞭春牛的意义，不限于送寒气，促春耕，也有一定的巫术意义。山东民间要把土牛打碎，人们争抢春牛土，谓之抢春，以抢得牛头为吉利。塑制春牛 时，往往要在肚子里塞上五谷，当牛被打烂时，五谷就流了出来。人们欢笑着拾起谷粒放回自己的仓中，预示仓满粮足。另外还有采茶祭春牛活动，湖北地区还举行 龟子报春活动。现如今，在一些农村仍有“鞭春牛”的风俗。
躲春
在传统民俗学上，到了立春这一天就该躲春。因为立春这天气候开始交接，新的气场会对部分人群有不利的影响，更甚者会影响一年的运气，所以躲春的习俗 就出现了。在民间，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风俗与忌讳，也就延伸出各式各样的躲春方法与习俗。传统留下来的习俗，每到立春这一天不能有口舌之争、必须要和和 睦睦、心平气和地迎接这一天。更有一些地方习俗里面，躲春这一天不宜搬迁、看望病重患者及参加丧事等，以免招惹晦气，影响一整年的运气。
立春传统食俗1、春饼
唐《四时宝镜》记载：“立春，食芦、春饼、生菜，号‘菜盘’。”可见唐代人已经开始试春盘、吃春饼了。所谓春饼，又叫荷叶饼，其实是一种烫面薄饼--用两小块水面，中间抹油，擀成薄饼，烙熟后可揭成两张。春饼是用来卷菜吃的，菜包括熟菜和炒菜。
2、春盘
春盘又称“五辛盘”，是细切五种辛辣的生菜盘装而成。《本草纲目》中说：“五辛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意。”这一风俗传到唐、宋、金、元。如元代耶律楚材有《立春日驿中作穷春盘》诗，其中说到用藕、豌豆、葱、蒌蒿、韭黄和粉丝作春盘。
宁津一带用葱、蒜、椒、姜、芥切而调食之，称为五辛盘，它既可以下酒佐餐，又可以作为礼物相互馈送。也有馈送青韭、黄柑的。
3、春卷
除了春饼之外，春卷也是立春日人们经常食用的一种节庆美食。春卷是由古代立春之日食用春盘的习俗演变而成。宋代有一种“卷煎饼”，是春饼与春卷的过渡类型。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已经出现将春饼卷裹馅料油炸后食用的记载。到了清代已出现春卷的名称。
春卷做法是用烙熟的圆形薄面皮卷裹馅心，成长条形，然后下油锅炸至金黄色浮起而成。馅心可荤可素，可咸可甜。
4、萝卜
据汉代崔寔《四民月令》一书记载，我国很早就有“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的饮食习俗，而到了明清以后，所谓的“咬春”主要是指在立春日吃萝卜，如明代刘若愚《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载：“至次日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名曰‘咬春’。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亦载：“打春即立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
现在，吃春饼、春盘之俗已很少见，一般吃饺子和面条，谓之“迎春饺子打春面”。立春日，还有不少习俗。在鲁北和鲁西一带，立春这天，母亲会用彩色碎布头缝制成“春公鸡”、“春娃娃”等小玩具，送给孩子作为节日礼物。在滕州、惠民等地，凡是没有种牛痘的儿童，春公鸡的嘴上还要叼一串黄豆粒，几岁叼几粒，意为鸡吃豆，可吃掉天花、麻疹等病。
立春咬春的好处立春吃春卷，立春咬春是指立春日咬萝卜、吃春盘、吃春饼、吃春卷之民俗，一个“咬”字道出节令的众多食俗。立春时节饮食调养要考虑春季阳气初生，酸味入肝，具收敛之性。不利于阳气的生发和肝气的疏泄。宜食辛甘发散之品，如韭菜、大枣、花生、葱、香菜、春笋，胡萝卜等新鲜蔬菜和水果，优质蛋白质，如牛奶、蛋类、鱼类、虾、鸡肉、鸭肉、牛肉等，可补充热量，增强身体抗病能力。而大热又大辛、油腻烹煎等动肝火之物不宜多食。慢性肝病患者，利用春季肝脏功能旺盛时治疗，可取得事半功倍的疗效。
另外，还可以有目的地选择一些柔肝养肝、琉肝理气的草药，如拘祀子、郁金、丹参、元胡等，灵活地与日常食材进行搭配、制作调养膳。
立春是一年之中的第一个节气，过了立春就意味着春天到了，万物生发，一派生机勃勃，气温逐渐升高，人之阳气步步升发，讲究食补的中国人，此时选定了具有辛甘发散之特质的食物，让身体顺应天时。
立春节，民间习惯吃萝卜、姜、葱、面饼，称为“咬春”和“啃春”，是指立春日吃春盘、吃春饼、吃春卷HA:,萝卜之俗，一个“咬，’字道出节令的众多食俗。
春盘春饼是用蔬菜、水果、饼饵等装盘馈送亲友或自食，称为春盘。杜甫《立春》诗曰：“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周密《武林旧事》载：“后苑办造春盘供进，及分赐贵邸宰臣巨挡，翠柳红丝，金鸡玉燕，备极精巧，每盘值万钱。”
春盘晋代已有，那时称“五辛盘”。五辛广义讲是指五种辛辣(葱、蒜、椒、姜、芥)蔬菜做的五辛盘，服食五辛可杀菌驱寒。那时是将春饼与菜同置于一个盘内。到唐宋时吃春盘春饼之风盛行，皇帝以春酒春饼赐予百官近臣，宋人陈元靓撰《岁时广记》称：“立春前一日，大内出春饼，并以酒赐近臣。”当时的春盘极为讲究、精致。至清代时，皇帝也以春饼春盘赏赐丹臣近侍，受赐者感激不尽。
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3
牛文化：唐代诗人元稹《生春》诗：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先鞭而后争，是古代送冬寒迎新春风俗的组成部分。
鞭春牛又称鞭土牛，起源较早。《周礼》记载：出土牛以送寒气。后来一直保留下来，但改在春天，唐、宋两代最兴盛，尤其是宋仁宗颁布《土牛经》后，鞭土牛风俗传播更广，以至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康熙《济南府志》记载：凡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迎春于东郊。作五辛盘，俗名春盘，饮春酒，簪春花。里人、行户扮为渔樵耕诸戏剧，结彩为春楼，而市衢小儿，着彩衣，戴鬼面，往来跳舞，亦古人乡傩之遗也。立春日，官吏各具彩仗，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之意焉。为小春牛，遍送缙绅家，及门鸣鼓乐以献，谓之送春。鞭春牛的意义，不限于送寒气，促春耕，也有一定的巫术意义。山东民间要把土牛打碎，人人争抢春牛土，谓之抢春，以抢得牛头为吉利。浙江境内迎春牛的特点是，迎春牛时，依次向春牛即叩头，拜完，百姓一拥而上，将春牛弄碎，然后将抢得的春牛泥带回家撒在牛栏内。由此看出，鞭春牛还是一种繁殖巫术，即经过迎春的春牛土，撒在牛栏内可以促进牛的繁殖。
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4
一、初步探索
在“十二五”课题立项时，我根据现在小学生对民俗文化了解较少的现状，确立了《小学美术“二十四节气”画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课题。在课题准备阶段，我对所教的五年级两个班111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有82﹪的学生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17﹪的学生从家长那里了解到立春、清明、冬至节气，但也仅限于了解，对于这些节气有什么气候变化和民俗都不了解。由此可见，学生对二十四节气是陌生的，如果能把二十四节气引入课堂，作为全新的教学资源，用学生喜欢的绘画形式进行学习，一定会丰富学生的绘画内容，传承民俗文化。为了更好地把二十四节气画和教材有机结合，我对人美版美术教材第九册进行了教材分析，梳理了本册书的知识结构和教学重难点，确定了《色彩的明度》、《色彩的色相》、《美术中的比例知识》、《有趣的汉字》、《人物与环境》、《杯子的设计》等为课程资源开发课。
二、结合教材，润物有色
我把二十四节气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大板块，以“秋韵”为切入点，先让学生了解秋季相关的节气“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让学生了解节气到了，气候就会变化，身边的景色、人物都会有相应的变化，秋天的色彩是最丰富的。在学习了《色彩的明度》和《色彩的色相》后，我要求学生用所学的色彩知识，选择适合的色调绘制秋天的景色，要求注重刻画人物和植物。由于有色彩知识作为理论支撑，学生能很准确地运用橙色调、黄色调等代表秋天韵味的色调进行创作。
在讲《人物与环境》时，我又为学生“出难题”，要求第一小组画春天里的故事，第二小组画夏天里的故事，第三小组表现秋天里的故事，第四小组则要画出冬天的景色。当时，学生被这个奇怪的要求激起了创作的热情，纷纷动脑筋添画背景。表现春天场景的用上生机勃勃的绿色调，空中飞舞着蝴蝶；表现夏天的同学在色调选择上比较大胆，运用了多种颜色，甚至把道路涂成五彩路，很是美丽；而表现秋天的同学在色彩上选择了代表丰收的黄色调和橙色调，还有红红的苹果等着同学们去采摘，很有生活气息；表现冬天故事的同学最有新意，他们多数选择了蓝色调，把地面留白，表现白雪皑皑的场景或者冰场，画面人物穿着冰刀翩翩起舞，天空中飘飘洒洒的雪花仿佛诉说着学生对家乡冬天的赞美。
三、结合教材，润物有形
在美术教学中，用线造型是小学阶段的重点，而本学期《美术中的比例知识》更是重点中的重点，但是，学生对枯燥的美术理论知识并不感兴趣。在教学中，我深挖本课的外延资源，组织了以“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六个节气为主题的“秋韵”花瓶设计比赛，向学生征集作品，将枯燥难懂的黄金分割点结合花瓶的设计，变成一点就通的知识，又用比赛调动学生创作的热情，巧妙地把节气引入画面，引导学生关注季节的变化，认识季节与节气的必然联系，取得了成功。在讲《杯子的设计》时，学生对异形杯子的设计没有突破，我适时提醒学生可以画具有冬季特征的物品，学生马上想到了糖葫芦、冰淇淋等，为创作打开了一扇窗。
四、结合教材，润物有趣
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5
关键词:民间表演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节日旅游；文化建设；创意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
Reutilization of Folk Performance Art in the Context of Festival Tourism:
Taking Specific Performance Art in Nanjing Traditional Festival
WU Fu-rong
节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之间的日子，节日之所以不用于一般的历日，就在于这期间包含着特定的风俗习惯。”
①它有别于自然时间，是用文化的方式来划分和度量时间，是人们在时间维度中所感知的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时间单位，以此来规划和调节生活。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信仰仪式、娱乐活动等诸多民俗事象展示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文化画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民众基础生活的节日也不可避免在内容、形式以及功能上有了现代转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前现代社会中基于“野性思维”形成的节日内涵，在现代社会中呈“去魅”状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节日中有“意味的形式”，如狂欢式表演等要素仍然具有再生力量。笔者以南京地区的节俗作为个案进行研究，试图论证，对这种再生力量的发掘以及合理应用对现在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一、南京传统节俗表演艺术类型分析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节日民俗丰富多样，除了汉民族共有的传统节日之外，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传统节俗表演艺术类型更是独特，经笔者汇总，列表如下：
南京传统节俗表演艺术类型及现状一览表
时间（农历）岁节名主要表演艺术类型传承现状
立春立春迎春东郊，举行打春祭拜仪式:接春、觇春、打春、送春；自明初从乡村到城市流行唱“村田乐”的娱乐活动，三三两两，敲敲打打，说说唱唱，索钱要米，俗称“唱春” 打春、送春等旧俗仅在高淳等郊县可见
二月初一春社日祭社，演社戏 今俗已不存
二月初八张王诞（祠山庙会）祭祀张渤（祠山大帝）弘扬其治水精神，祠山庙会仪式严格、活动丰富，包含挑花篮、龙灯、狮子灯、抬阁、龙吟车、打叉、打莲湘、草台戏等，集民间表演艺术之大成，祭祀舞蹈“跳五猖”源自西周傩舞今节已不存，然节俗得以保留，传承至今，以溧水县蒲塘桥和高淳县桠溪镇两地祠山庙会最具代表性，2007年被列入首批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三月十八花台会始于清康熙年间；搭建花台，邀班唱戏、看戏评戏；三天六场戏，剧目由主家选定，不能重复，唱得好挂彩加赏，若被评出了毛病，则台前的九联灯就不见升起，那场戏也得重新补唱延续至今；观众云集，连苏、锡、常等地及上海、皖南也有人闻讯而来；还举办土特产物资交流会和其他民俗文化活动，2007年被列入首批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三月二十三妈祖诞（妈祖庙会）祭祀妈祖：妈祖庙谒祖进香、祈福三献礼大典、行迎神礼、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终献礼、行送神礼等；民间艺术表演及其他娱乐、歌舞、杂耍项目 2006年下关举办妈祖文化民俗节，再现庙会胜景；2007年妈祖庙会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入首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三月二十八泰山庙会始于明洪武年间，盛况堪称南京江北之最；祭祀东岳大帝，“出会巡街”、“烧香礼拜”和各式民间文艺表演，如龙舞、狮舞、高跷、旱船、河蚌舞、老汉摊车、抬花轿、跑驴舞、霸王鞭等早期庙会是民众祭祀活动，后来增添了民间文艺活动，现在以商贸交流为主，2004年取消交易活动，2007年被列入首批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四月十五蒋王庙庙会祭祀蒋子文，“始兴于吴，崇于晋，大于南齐，而衰于明”，有祭祀、民间歌舞、技艺和商品交流活动延续千年至今，2005年暂停办，2007年被列入首批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下，这些节俗表演涉及多种艺术，按其载体特性来分，可分为口头艺术、形体艺术、综合艺术三大类：
（1）口头艺术，即口头表达，人声说、唱、吟、咏的文化艺术，属于听觉艺术，如“村田乐”的说唱；
（2）形体艺术，即以形体、肢体为艺术语言，属于视觉艺术，如“跳五猖”
③等各类舞蹈和杂耍等；
（3）综合艺术，即口头和形体相结合的表演艺术，属于视听艺术，如“花台戏”和各类祭祀礼等。
从其传承的历史来看，南京传统节俗表演艺术的当下趋势呈现出如下规律：①带有农业生产性质的节俗表演艺术逐渐消亡或拘囿于乡村；②带有祭祀性质的节俗表演艺术趋于娱乐化；③带有娱乐性质的节俗表演艺术趋于扩大化。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
（1）经济结构变化。节俗表演艺术起源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变异，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始终以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主体，作为农业文明的伴生物，节日文化自然也体现出鲜明的农业文化特色。直至近半个世纪以来，工商业文明大力冲击着传统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也随之相应改变，“传统社会的实用性的季节时间提示意义与祭祀性的神性意义已经明显失去效应”
④，如立春、春社日等以农事活动为依据或与农业生产相关联的节日不可避免地逐渐消退，节俗表演艺术也自然随之衰退。
（2）思想观念更新。随着现代科技信息的普及，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深化，古人所不能理解，崇拜、敬畏的种种自然现象逐一掀开了神秘的面纱，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传统节俗中迷信、愚昧的消极成分逐渐消失，积极的部分得以保留，其中带有祈福、娱乐等性质的节俗表演艺术或是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内容更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高淳跳五猖、下关妈祖祭等。
二、节俗表演艺术的现代资源性质
从学术角度来看，在现性传承过程中各种民俗的内涵形变与脱落增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节俗物质外壳的表演要素却在当下的民众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源功能。在前现代社会中，表演型节俗的最大功能是宇宙观和人际观的呈现，现在节俗表演承担了具有多种现代意义的复合功能，具体说，是如下几种：
1、节俗表演艺术作为地方或族群身份认同资源
节俗表演艺术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的承担民众总是以一个区隔界限相对分明的空间为基础来传承其区域或者族群文化艺术。每个区域或者族群都有其独特的表演型节俗，在歌唱和舞蹈中，地方性知识、群体宇宙知识乃至族群历史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相沿。在传承过程中，或者本真的含义已经丧失，但是表演特有的物质外壳必然会保留着上述的“有意味的形式”，如，南京地区的“跳五猖”、“唱春”呈现出与任何别的区域文化不同的身体语言与唱腔。因此，可以说，对于一个社会中的个体，地方传统表演节俗，是地方身份和族群身份的认同载体，是活着的地方志或者民族志，是不可替代的身份表达符号。这种符号系统只在固定的、不可挪移的空间中展示才有意义，特别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日渐夷平，文化身份日渐模糊的趋势下，地方-区域-全球、个体-群体-族群要形成文化自觉，那么对地方节俗表演艺术的认知就是不可忽略的身份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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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俗表演艺术作为城市公共文化艺术资源
身份认同是地方节俗表演的基础功能，除此以外，表演节俗也成为了城市文化艺术建设中的公共资源。地方政府是将民俗表演艺术加以重构展示的主要组织者。作为公共文化艺术资源的节俗表演可以呈三种形态：博物馆型、素质教育型、群众表演型。其存在的空间一般为地方博物馆（艺术馆等）、学校（大学、中学、小学等）、城市公共空间（广场、街头空地、公园等）。这种公共文化艺术资源的形式强调在民众层次上普及地方性的文化艺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建设地方文化形象。
表演型节俗是表现健康情趣的非物质文化，在民众层次上的普及宣传意味着主动建构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定位。在城市的文化建设中，地方一般会以“良乡美俗”为理性目的对各种表演型节俗加以选择，并将这种文化艺术有机地结合到城市文化建设中去，通过媒体、教育等精神文化部门，将主要存于乡间基础生活的节俗改造为相对纯粹的艺术样式存放到展示空间。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一个有特色的城市意象不仅靠物质环境来体现，还依靠各方面的综合因素来支撑。城市文化形象的建设主要通过公共文化艺术的展示、公共文化艺术的教育达成。这是一个需要权力机构对地方文化艺术原材料加工的过程。良好的文化艺术资源是城市品格的保证，也是地方区域文化竞争形象的自我塑造。表演节俗的公共展示有利于将城市文化设计为具有连续性的积极文化体系。
3、节俗表演艺术作为文化旅游资源
节俗表演还是地方文化、经济建设的重要资源库。这些世代保存下来的民间传统表演艺术，在日益兴起的节日旅游中经历着新的转型，成为节日旅游的核心所在。所谓节日旅游，是以节日文化为吸引物、节俗活动为体验对象的一切旅游活动，大量的本地民众和外地游客，聚集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和相对集中的区域里，参加内容多样、主题鲜明的公众性节庆文化活动。在这种新环境中，传统的节俗表演艺术脱离了原来的生存空间，其人为传播与获取经济收益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新的再生形态。它虽源于传统，但本身已不仅是本土本族群的文化艺术生活的需要，而是以民俗文艺的演示为手段，以满足外部游客的文化艺术欣赏、猎奇求新的旅游需求及获取经济收益的需要为直接目的，成为可以进入市场的可转化为经济资源的文化资源，具有有偿有价的精神商品特性。
不过，“文化资源”并不等同于“文化旅游资源”。有的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文化旅游资源，有的则不能。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旅游资源，取决于：①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②可产生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正效益；③能为特定时期旅游行业所操作。“民间表演艺术”要转化为“旅游资源”亦然。民间表演艺术的独特性是吸引力产生的根本，公众参与的广泛性程度则是产生效益的前提。以“表演艺术的独特性”、“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以及“开发的可行性”为准的，审视上表中的南京传统节俗表演艺术，均能转化为文化旅游资源，可直接进行开发利用。它们经过某些加工或“包装”后，转化为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旅游资源，重新展现在旅游者眼前。
三、民间表演艺术在节日旅游开发中的利用模式
这些经过加工或“包装”的民间表演艺术，在节日旅游的开发中，大致有如下两种利用模式：
1、节俗村落模式
这种模式的开发是在特定村落的自然环境中，将文化遗产、传统风俗等具有特定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因素在原生地加以保存，通过合理的旅游开发，使其成为“活的文化”而一直延续，如溧水蒲塘桥和高淳桠溪镇的祠山庙会、高淳薛城花台会等。在旅游开发中，以传统节日为核心，开展民俗体验与观光游览相结合的旅游活动，在民间自发形成的文化“小生态”的基础上，由有关部门或单位再进行旅游策划，借助“跳五猖”、“花台会”的独特资源优势，吸引外部关注，重构原生地的文化空间。
2、旅游节庆模式
这种模式的开发是以传统民俗为主题，结合地方自然和人文资源特色，通过旅游节庆的定期举办，将原有分散的民间表演艺术移植到一个特定的节日空间里去展示。在旅游开发中，节日的节期和节俗内容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移植或再造，借重“旧”的传统打造出一个新的“传统”，如南京国际梅花节、六合金牛湖“茉莉花•雨花石”国际文化旅游节、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等。以六合“茉莉花•雨花石”国际文化旅游节为例，它集中整合了南京民间节俗中的歌舞表演，突出了民间艺术节特色，以江苏民歌茉莉花的发源地，作为构建节日文化空间的场域，使其更具有原生态特性，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文化形象的塑造。
3、舞台展演模式
这种模式的开发是通过职业演员担当相应的展演角色，通过艺术团的舞台演出，向旅游者展演相应的文化艺术。这种模式直接依赖于音乐、舞蹈等艺术样式，借助灯光、音响等现代科技手段，将历史、仪式、习俗等文化加以形象化展演。
⑤如《神韵金陵》这类融合了南京历史文化与民俗民情的大型歌舞剧，即可作为此类开发的借鉴。像“村田乐”、“跳五猖”、“花台戏”以及民歌、杂耍等表演艺术，本身就具有可表演性和欣赏性；打春、送春以及其他祭祀活动等，既有神圣性，同时也不失娱乐性。借助政府、企业和地方等各方力量，打造一台综合性的民间艺术展演会，不仅丰富了南京市的旅游演出市场，而且也成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地方文化身份认同的一张名片。
四、结语
从发展的学术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体验的一切民俗都是现代社会中呈流动相的艺术。因此，节俗表演艺术担负的多种现代功能正是其本身发展的体现。在节日旅游开发应用的诉求语境中，节俗表演形式引起越来越多的外部关注，这种关注让表演主体和艺术消费主体双方都能更多体验到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对旅游者而言，它们是节日旅游语境中的可预见的消费构成要素，可以获得“陌生化”的艺术感受。对地方旅游设计者来说，这种民俗表演重构本身就是活着的非物质文化的延续。亦即，地域社会的民间表演艺术，有可能通过和外部的接触而得以再生与维系。“我们今天应该逐渐习惯欣赏那种以一种统合的观念看待多来源的节日文化要素的关系的思维，这是我们这个越来越分化的复杂社会面对多元文化而应该采行的思维。”
⑥ 在民俗的发展过程中，地方传承主体的文化与经济诉求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合法的社会力量。只要以发展的眼光，而非简单的批评模式看待新历史中的民俗表演形式，可以使得地方非物质文化的承担主体与民俗艺术消费者获得双赢。
①高丙中《居住在文化空间里》，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②本表资料来源：《江宁府志》（清康熙七年刻本）、《新京备乘》（民国二十一年北京清阁南京分店铅印本）、《首都志》（民国二十四年南京正中书铅印本）、《正德江宁县志》（抄本）、《六合县志》（清光绪六年修十年刻本）、《六合县续志稿》（民国九年石印本）、《高淳县志》（民国七年刻本）、《中华全国风俗志》（胡朴安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南京民俗志》（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六朝民俗》（张承宗著，南京出版社2002年版）、南京地方志网站njdfznjecn/wtypeaspx?typeid=1245。
③跳五猖是一种民间舞蹈，流行于南京市高淳县及安徽省郎溪县。相传“跳五猖”兴盛于明代初期，1949年后停顿，如今有所恢复。过去在庙会中上演，现在成为欢度春节的文娱节目。五猖是指东西南北中五方天帝，跳五猖包括五猖、六武士、道士、和尚、土地、判官等10多人的舞蹈。先在广场进行，然后巡回表演。内容为逐妖除魔，消灾降福。登场人物，除六武士外，均戴面具，着类似戏曲中的服装。表演时用大锣、大鼓、大钹伴奏。道士、和尚、土地的舞姿轻盈简洁，而判官与五猖的动作节奏急促，舞姿粗犷有力。挥舞双刀的五方猖神表演“亮刀”、“劈刀”、“云手”等刀式，显得十分威武雄壮。表演时，众多表演者在场上或行、或舞、或趴、或跃，跳着各种寓意的舞蹈，其中有祈求吉祥、和平的排字“天下太平”等阵式，最多时上场表演者达100余人。
④冉昆玉、董金权《传统节日文化生存发展策略――写在传统节日法定化之后》，《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6页。
⑤吴晓《旅游景观展演与民间艺术的消费――湘西德夯个案的文化阐释》，《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第128页。
立春的民俗文化范文6
剧本第2出《春日言怀》，就是从“元和十四年立春之日”开始的。生扮李益上场，唱了一首[珍珠帘]，中有“羁旅消魂寒色里，悄门庭报春相问：才情到几分?这心期占，今春似稳”。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李益的羁愁与寒色同在，希望寄托在新春身上，这首“引子”即季节感与人生感悟并重。此出表现朝贺归来，李益与亲友数人相约饮酒庆赏。“天心一转鸿钧”，“旖头春信已争新”([贺圣朝])，“椒花媚晓春，柏叶传芳d”，“黄云正朔新，丽日长安近”，“春风鬓，笑林中未有，柳上先过，屠苏偏让少年人”([玉芙蓉])表现的是新年气象。喝椒花酒是国人过年的一个习俗，汤显祖赠友人邓的《元旦》诗中有“椒花滴酒翠盘新”句。东汉《四民月令》即有“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的元旦记载。椒酒，即汤诗所谓“椒花滴酒”，又称年酒，或作“椒柏酒”，宋词人姜夔《鹧鸪天・丁已元日》词里“柏绿椒红事事新”即指此。剧曲则以“椒花”和“柏叶”代指年酒。
李益在立春日与朋友共赏，这情节与《紫箫记》一脉相承。那年正月初一正好是立春日。《曲海总目提要》“紫箫记”条：“十四年正月朔旦，是日立春，天下朝觐官员、应试士子，俱入云龙门太极殿朝贺朝毕之后，光禄赐宴。”李益与三位朋友“共作元日试笔诗，四人各赋绝句”。《紫钗记》李益[簇御林]曲有“和东风吹绽了袍花衬”句，一位朋友猜李是在感叹“功名未遂”，另一位纠正道：“是说衣破无人补。”于是引出托媒求偶的话题。所以[尾声]说：“你眉黄喜入春多分，先问取碧桃芳信。俺朋友呵，觑不得你酒冷香销少个人。”春日是人们思配偶的时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人的求偶欲念与此“好雨”一样。
话分两头，第3出老旦介绍女儿小玉已长大成人，已让老玉工雕掇紫玉钗要给她上鬟(上头)。老玉工拿来紫钗，做工精细，得万钱。母亲还将西川锦剪了“宜春小绣牌”，挂在钗头，名为“花胜”，“点缀钗头金步摇”。本出下场诗云：“玉钗花胜如人好，今日宜春与上头。”花胜，又称华胜、彩胜，以五色绸剪制花朵样子，古代女子常常在迎春的节气里佩戴。这里霍小玉的佩戴不光有“宜春”的季节感，且有“成人礼”即“上头”的意味，岁时节日与人生仪礼相融，意蕴更加丰富深厚。
“紫钗记》展示的第二个节日，是本剧中最为重要、浓墨重彩的元宵节。
第5出《许放观灯》，京兆府尹上场唱[点绛唇]；“圣主传宣，风调雨顺，都如愿。庆赏丰年，世界花灯现。”紧接着，由小玉和母亲、丫鬟三人轮诵[忆秦娥]“(老)元宵好，朱帘卷尽千门晓。(旦)千门晓，禁漏花迟，玉街春早。(浣)红妆索向千莲照，笙歌欲隐千金笑。(台)千金笑，月晕围高，星球坠小。”把元宵景色和人们的喜悦心情概括殆尽。第6出《堕钗灯影》更是处处有元宵的情和景“绛台春夜，冉冉素娥欲下。香街罗绮映韶华，月浸严城如画。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凤凰阁])李益歌此曲后，有吟白道：“谁家见月能端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小玉与母亲丫鬟一同前来，她们听说“灯花南天门最佳”，就到南天门来，遇到一个“黄衫大汉”骑了一匹白马，“人高马大”地挡住了众人看灯的视线，大家一阵呼喊，他马上让开了。这就为后面“黄衫侠客”伏下一笔。
小玉与李益相见，四目相视，情意绵绵。慌乱中，小玉落钗于梅梢，让李益拣着，两人分唱[江儿水]，合唱部分歌词一致：“手拈玉梅低说：偏咱相逢，是这上元时节。”重复两遍，强调一个缘字，而这缘分正是与节日融合在一起的。两人相见搭话，“[旦作打觑低鬟微笑介]”，小玉说出了自己的爱慕。“[生作听径前请见科]”：“小姐怜才，鄙人重貌。两好相映，何幸今宵!”今宵是一年中的第一良宵，今宵相识相爱，人们相信，有天意作伐在里面。
李益这样理解今宵对于自己人生的涵义：“咱李十郎孤生二十余，未曾婚聘……何幸遇仙月下，拾翠花前?梅者，媒也；燕者，也。”民俗文化十分重视谐音，重视寄托在物件上的文化内涵。李益觉得自己遇到了仙女：“花灯夜，有天缘逢月姐。”([前腔])“玉天仙罩得住梅梢月”，([尾声])“婵娟此会真奇绝”。([玉楼春])“他飞琼伴侣，上元班辈”，“天教钗挂寒枝”。([六犯清音])民间相信节日特别是“月旦十五”是仙女下凡的日子，民间故事里的遇仙情节多安排在这样的时辰。人们节日外出，希望能够撞见自己命中的那个“仙”，撞见自己的天赐良缘。小玉向他讨还紫钗：“秀才，咱钗值千金也!”李益打趣道：“此会千金也!”[旦背笑介]：“道千金一笑相逢夜。”“千金”首先指价值，又在民间代指闺中小姐，这段对话正是以此打趣。小玉离去，李益望着她的背影唱出[尾声]：“玉天仙去也春光碎”，“咱半生心事全在赏灯时”。后出则有“知他是云英许琼?”“肯向瑶池月下行”，([前腔])强调的还是元宵“遇仙”的主题。
元宵相逢，一见钟情，元宵于是成了霍李二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在后面的剧情中，也不断提及元宵。第二天，李益“托鲍(四娘)谋钗”，介绍昨夜情景：“花灯后人笑声，月溶溶罩住离魂倩。”鲍四娘也非常强调姻缘天成：“恁般红鸾凑成，这燕花钗为折证。你嫦娥亲许，玉镜台前回得清。”合唱：“灯儿映，相逢便是神仙境。”([好姐姐])第8出《佳期议允》，霍小玉回顾元宵佳节：“灯花市月华街，月痕暗影疏梅，爱清香小立在回廊外。花枝摆，花枝摆把燕钗悬在，天付于多才。[合]单飞燕也钗，双飞燕也钗。双去单来，单去双来。可似绕帘春色，还上我玉镜妆台。”“明提起也钗，暗提起也钗。明去暗来，暗去明来。可似绕帘春色，还上我玉镜妆台。”钗好月圆，正是他们美好姻缘的象征。
第13出《花朝合卺》[前腔](旦)：“幸然，王母池边，上元灯半，飘渺银鸾现。一饮琼浆，蓝桥试结良缘。吹箫侣天借云迎，飞琼佩月高风转。(合)神仙眷，看取千里佳期，百年欢燕。”“持欢劝，但记取月下花前，玉钗双燕。”([醉翁子])燕尔新婚，念念不忘元宵节给予他们的良缘。直到第27出，霍李分别已久，小玉还“想起当初”：“花灯会偶，蓦地情抛受。”([销金帐])第46出，卢太尉设计分离霍李，让一女子假作“鲍三娘”向李益献钗，“猛然间提起赏元宵岁华”，令李益禁不住长叹泪零，“叹坠钗人远”。全剧最后，霍李重圆，小玉恍然在梦：“似那年元夜会他来。”
元宵节是剧作者最着意写的一个时间节点，是富含深意的一个剧中情节。
本剧第三个节日是花朝。第9出《得鲍成言》，鲍四娘对李益建议：“十郎，花朝日好成亲。”第13出敷演成亲场面，出目就叫“花朝合卺》。表现闹房场景的“狂朋试喜”，崔姓朋友唱道：“印春山半晕新眉，破朝花一条轻翠。”“朝花”是“花朝”的颠倒，暗示新婚给 予新娘小玉带来的变化。
第25出《折柳阳关》是全剧的又一精彩关目所在，南北合套，共二十一曲，从容抒发男女主人公依依惜别的情怀。其空间背景是灞桥，时间背景则选择寒食节气：“正寒食泥香新燕乳，行不得话提壶。”(全出第15曲，即[解三酲]之[前腔])旦唱[北寄生草]一曲，道“怕奏阳关曲，生寒渭水都。是江干桃叶凌波渡，汀洲草碧粘云渍，这河桥柳色迎风诉。(折柳介)柳呵!纤腰倩作绾人丝，可笑他自家飞絮浑难住”。
正是在这样令人伤感的自然环境中，霍小玉喊出的内心意愿：“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求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寒食节的民间习俗是禁烟，是扫墓以纪念亡者，可谓春天里最伤感的节日。选择此节作为两人离别的时间背景，自与《西厢记》清秋之节的“长亭送别”有不一样的意趣。
第33出《巧夕惊秋》写到七夕：“(旦)今当七月七夕，织女渡河，香烛瓜果，已备楼中。去请老夫人，等鲍四娘同会彩宴。”(鲍)“从来乞巧，凡有私愿，只许在心，不许出口。但看喜子萦盘，便是人间巧到。”三人合唱：“同看取，千门影里，谁似双星?”(旦悲介)：“玉漏无声，恨渑西风不尽。忍顾河西人远，断河难倩。重归向旧鸳机上，拂柳萤残丝再整。”([前腔])最后的[意不尽]曲谓“明朝鸟鹊到人间境，试说向青楼薄幸，你可也卧看牵牛织女星。”小玉猜想李益一定会在某个“青楼”盘桓，希望他也能“卧看牵牛织女星”，在七夕这样特殊的日子里想到她，想到他们曾经的美好关系。在《紫箫记》里，七夕原是放在最后用作两人重会之时点的，此剧改过，发扬的是七夕“离多会少”的主题。
剧本还隐隐提到了中秋和重阳。第34出Ⅸ边愁写意》生唱[前腔]：“冷清光，气色罪微漾，晕影儿朦胧晃。敢是霜也?(众)是月亮。”“(众)是嫦娥在女墙，照愁人白发三千丈。”在[关山月]抑或[思归引]的笛声中，“(众作回头望乡介)”，“(生亦作望乡掩泣)(众)被关山横笛惊吹，一夜征人望。家山在那方?家山在那方?离情到此伤，断肠声泪谱在罗衫上。”中秋节原是国人阖家团圆的节日，圆月堪作团圆的标记。可在剧中，中秋时节则做了征人望乡的底色，表达“月圆人不圆”的人生遗憾。
第36出《泪展银屏》旦上：“奴家自别李郎，三秋杳无一字。正是：丛菊两开人不至，北书不寄人无情。”是重阳节的节物，人们赏菊，饮酒过节。浣纱建议小玉“上风箫楼望一回”，登楼与登山一样，亦属重阳登高之举，是重阳节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每每以“思妇”与“征人”对应，剧中亦然，这里的小玉是作为思妇形象出现的，两出对应，两人对应，并且两节对应。重阳是一年中最后一个重要节日，所以人们每每在这一天盼望出远门的亲人归来，“佳节又重阳”，“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当年李清照这样抱怨过丈夫，与霍小玉的“北书不寄人无情”是一样的情怀。等待与怨恨，自是古代闺女的一种生命状态。终于，李益派遣阳关哨卒来传信，“(旦惊喜介)你可曾从事李参军，俺这里寒衣未寄”([赚])。这两句曲辞道出了重阳的又一个民俗：授衣。宋代词人陈允平有一首题《重阳》的[六幺令]，起头就是：“授衣时节，犹未定寒燠。”国人自古就以九月为授衣时节，九月妇功成，丝麻之事已毕，正可以置衣。《诗经》里就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豳风・七月》)。后世九月九重阳日成为授衣之节，承担了节日前后置衣授衣的习俗。“寄寒衣”也成了从孟姜女故事到小曲时调反复吟唱的主题。
《紫钗记》几乎动用了一年中所有的节日作为剧情时间背景，并不是平面机械地用用而已，而是与生命、与爱、与离别、与喜怒哀乐的人之七情六欲相结合，使之成为具有人生里程碑意义的文化标识。
在民俗学领域，有“岁时节日”和“人生仪礼”两大部分，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民俗学家范-热纳提出“通过仪礼”(生命仪礼)的理论，认为这些仪礼助人实现从一种社会状况向另一种社会状况的转变，具有“脱离仪式”、“转变仪式”、“合八仪式”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维克多・特纳又提出“阈限”理论，认为其第二阶段尤为重要，受礼者进入一种神圣的仪礼空间，处于中间状态，此“阈限”期蕴含着创新的象征意义，这一解释同时被运用于季节转换的节日庆典过程。以这一理论关照，演绎霍小玉“成人”的第3出和恋爱的第5出，表现的正是一个人成长关键的“阈限”。这一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汤显祖何以能将岁时节日与人生成长作如此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