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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思维及其内涵范文1
【关键词】 领导干部 法治内涵 法治思维
【中图分类号】 C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8-0038-02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及基本要求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
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是指法的统治，或者说法的规则。法治强调依据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或者说，用法的精神治理国家。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参数。法治思维是相对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来讲的，是指思考问题要有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强调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法治思维是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是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结论的过程。法治思维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合法性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公平正义思维、责任后果思维等。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和水平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二）法治思维的基本要求
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是我们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势下，对领导干部提出的一项新要求。法治思维要求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以法为据，以法为尺。领导干部在行使国家公权力或实施社会管理乃至单位内部管理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争议，基于法治思维，应遵循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目的合法。领导干部行使公权力，作决策，应符合法律、法规的目的和宗旨。二是权限合法。即职权法定，越权无效。这一原则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行使权力，作出决策，实施行为。做到法无授权不得行使公权力，否则行为无效。三是内容合法。领导干部作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四是手段合法。领导干部行使公权力，作出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运用的方式方法、采取的措施应符合法律法规。五是程序合法。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根本保障。程序合法、正当，要求领导干部行使权力，作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过程、步骤、方式以及时限等应符合法定的程序。程序合法要求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要求公权力的行使者对相对人做出不利行为应说明理由、听取申辩，不得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等。对于程序合法、正当的要求，一些领导干部往往不够重视，不按法定的程序办事，结果导致许多违法决策、违法行为的出现，给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以及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总之，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都应不断审视其行为目的的合法性、权限的合法性、内容的合法性、手段的合法性以及程序的合法性。若在行为过程中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地方，应及时主动纠偏。
二、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路径
（一）加强法治教育培训
法治理念是法治思维的基础，而法治思维又是自觉、主动和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的前提。因此，要加强法治教育培训，增强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提高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的能力。近年来，随着六五普法活动的开展，法治教育培训已经在国家机关逐步走向制度化。但是，很多普法限于基层和执法机关，还没有扩展到所有党政机关，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当前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培训应从二方面努力：一是加强宪法和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增强领导干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履行职责等法治观念，使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活动，不断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领导干部要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活动，如出庭应诉、主持复议案件审理、旁听法院庭审、调查研究分析案例、谈判等实践活动。通过参与法治实践活动，使他们树立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培养公平、公正意识，使法律知识、法治意识、法治精神融入脑海，内化为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和精神素养，外化为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通过法治教育培训，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
（二）纳入考核用人机制
把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纳入考核机制，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为推动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在领导干部的考评中设立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等相关法治指标，用法治的标准来规范领导干部的的执政行为。二是大力选拔任用有法律背景的人担任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具有法治思维能力的领导干部的作用，形成正向激励引导机制。同时，对于坚持人治思维，在决策、执法以及其他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有法不依、、违法执政，违法行政等，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和损失的，要依法问责、依法追责。坚持给人治亮“红灯”，给法治开“绿灯”，促使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觉培养法治思维习惯，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的能力。
（三）改善法治环境
法治环境与法治思维以及法律手段的运用是辩证、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法治思维增强了，会促进法律手段的运用，而法律手段运用多了和运用有效了，会改善法治环境；另一面法治环境改善了，又会反过来影响和促进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这是法治的良性循环。当前改善法治环境，应从以下二方面努力：一是要注重制度建设。首先要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尤其是要加快程序方面的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要建立健全保障法律执行、运作、实施的各项具体制度。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培育公民的法治信仰，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四）强化社会监督
当前对领导干部行使公权力行为的监督，除了要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外，尤其要强化群众监督和舆论媒体的监督，促使领导干部养成法治思维习惯，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
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习惯的养成和法治思维能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权威，有助于增强公众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因此，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要尊崇法治，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进而带动广大群众去信法、尊法、守法、用法，最终法治中国的梦想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 十报告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法律思维及其内涵范文2
随着我国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对经济法学的越发显得重要，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集经济、和管理于一身的边缘科学，也具有强烈的性。针对经济法学存在的许多，例如：以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看待新事物、新问题，因而产生许多困惑，又很难自圆其说。许多人被局限于传统部门体系已有的思维模式，无法从新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特有的内涵及其价值。探讨经济法的研究，其意义在于重视方法对学科建设与的作用。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研究者是否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关系到经济法学科的建设。方法不是目的，也不是万能的，但方法可以揭示理论，使理论内涵从不同的角度、方面展现出来，使理论体系化、明晰化、科学化、促进理论的完善。
本文主要通过阐述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方法的层次，探讨方法在济法学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法学研究所的方法体系，希望能因此引起经济法理论工作者对方法论的重视。自觉进行方法训练，运用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工具来揭示经济法律现象的内在本质，推动经济法学的发展。一、认识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本质主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特征：1、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客观性在于它的源泉是客观的。2、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受各个时代实践活动方式的约束，并且随实践活动方式发展而演化。3、经济领域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经济法律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深化，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有的层次性、多样性。4、研究方法具有主观性。二、方法作为认识工具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构建和创造观念产品的工具和手段，认识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基本功能，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1、方法规范着人们的思维运行的方向和侧重点。2、运用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实质就是信息加工、处理、转换的过程。3、不同方法决定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成果，决定主体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三、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基本有3个层次：1、抽象思维方法：2、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3、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近年来，系统工程的方法也在法学研究中广泛应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新颖的研究方法或原有研究方法的新组合，新观点、新滚滚而来，正所谓得“鱼”不若得“渔”。
关键词：方法 本质 功能 体系 探讨
，经济法学研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如以固有的思维模式看待新事物，新问题，因而产生许多困惑又很难自圆其说。许多人被局限于传统部门法体系已有的思维模式，无法从新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特有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另外，经济法研究还需要在方法工具上进行创新，建立符合经济法学科的方法体系。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研究者是否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也关系到经济法学科的建设。经济学是研究有关国家权力介入为特征的经济领域问题的法学学科，有其突出的广博性和复杂性。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经济法研究除了传统的方法以外，应借鉴其它学科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从同层面来透析经济法律现象及其。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关经济法的方法论问题，从本质来看是认识经济法法律现象及其规律的基本方式，从功能来看是认识和揭示经济法本质，构建和创造经济法观念产品的手段或工具。
探讨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其意义在于重视方法对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作用。方法不是目的，也不是万能的，但方法可以提示理论，使理论内涵从不同的角度，方面展现出来，使理论体系化、明晰化、科学化，促进理论的完善。本文主要通过阐述经济法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方法的层次，探讨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法学研究所应有的方法体系，希望能因此引起经济法理论工作者对方法论的重视。自觉进行方法训练，运用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工具来揭示经济法律现象内在本质，推动经济法学的发展。
一、认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本质主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客观性在于它的源泉是客观的。方法与一般的知识有所不同，人们可以在客观世界中找到与知识相对应的物质实体，却找不到诸如综合、等方法的实体。方法的源泉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例如，事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是比较法源泉，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归纳法、演绎法的源泉。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也有其客观的源泉，即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方法不能决定、创造经济法律现象及经济法学理论，但能够通过不同的角度、层次认识经济法律现象并将经济法理论展现出来，使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深刻全面和有条理，也促进了经济法学的发展与完善。例如，比较法用于对与西方经济法律现象、现代与古代经济法律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在这种横向、纵向比较中，同中求异，异中求同，鉴别分析，扬长避短使我们能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整合开新。还可以追踪经济法更新和变革的轨迹，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历史借鉴。比较法能很好体现经济法的时代性、科学性、经济性、历史性，为经济法的继承、引进、吸收、变革和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2、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受各个时代实践活动方式的约束，并且随实践活动方式发展而演化。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人们在经济法的实践中学到的。任何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放到这种社会实践中都能得到正确的解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实行计划经济模式，思想不够解放，中外学术交流闭塞，这时期的经济法学研究就反映这种实践方式。突出自我纵向比较法，忽视中外横向比较法；突出综合法，忽视分析法；重视阶级本质分析法，忽视社会本质分析法；重视逻辑分析法，忽视价值分析法。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步步深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了经济法立法，我国经济法的社会实践活动逐步扩大，实践水平日益提高。中国经济法学研究领域更加广阔、深入，各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初步形成了一个经济法学现代方法体系。如：哲学方法、法学方法、经济方法、社会学方法、史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等。一些新方法工具，如成本收益分析法、价值分析法、范畴分析法等方法的使用引人瞩目。成本收益分析法用来解释经济法的产生机制。经济法是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平”、“效益”、“秩序”等公共产品的重要途径。经济法比 私法更能有效地、经济地满足社会对社会公平、效益、经济秩序的需要。价值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分析，即经济法对人的效用分析来认识经济法的宗旨与任务，揭示经济法的本质。范畴分析法是通过研究经济法最基本概念范畴在经济法体系构成中的地位、作用，探讨经济法深层本质，把握经济法的体系构架和内容。
3、经济领域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经济法律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深化，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有的层次性、多样性。经济法学内容非常复杂和多层次，研究领域广泛。它不仅要研究经济法概念、调整对象、经济法律关系、法律行为和法律责任，还要研究经济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既要研究国内经济法，还要研究国外经济法；既要研究经济法的历史发展，又要研究当今经济法对历史和继承关系及发展趋势；既要研究经济法领域的问题，又要研究与经济法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权、经济体制、经济改革等其它社会现象对经济法的；既要研究经济法的现象、规律、本质及功能的相互关系，又要研究经济法现象与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要探讨经济法的必然性（规律）、应然性（价值）、实然性（运行），又要探讨经济法经济性、社会性、科学性、时代性；既要研究经济法最基本、最一般的原理，又要研究经济法的各专门法律规范、制度和子部门构成，如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等。经济法庞博的体系、多部门的构成以及复杂的关系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我们需要运用哲学方法抽象提高，把握方向；运用历史方法寻根逐源、梳理演化，运用比较方法去粗取精、修正错误；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分析现象、探寻本质；运用经济学方法揭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分析方法可以各个深化，综合方法又能整体创新。无论哪种方法，都能从不同方面展现经济法的理论内涵。其中，哲学方法是基础和前提，法学方法是主体，其它学科方法是发展和深化。
4、研究方法具有主观性。客观世界事物及相互关系只是方法的根据，非方法本身，实践规律和活动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转化为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则，通过主观的逻辑形式与人的精神活动才能产生科学方法。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学者和概括出的思考问题的规则，是主观性的东西。我们知道，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禀赋、生活经历、所受存在差别，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各有区别。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除了知道的积累外，还应该有意识地进行方法训练。只凭朴素的理解与直观的认识，固然能获得一些方法，但是要洞察一些复杂的学术问题，或力求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方法的获得需要长期的、有意识的训练，尤其是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提高研究方法水平，构建方法体系，开扩视野，对于科学研究活动大有裨益。古人对方法早有深刻见解，如“取法其上，得于其中，取法其中，得于其下”。
二、作为认识工具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构建和创造观念产品的工具和手段，认识法方法的基本功能，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方法规范着人们的思维运行的方向和侧重点。这就可以回答为什么不同学科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如经济学重视量化法，而法学重视定性分析法。方法不同反映人们思维运行方向与侧重点也会不同。经济法学的复杂性、多层次性，要求研究方法丰富多彩、全面立体。不同的方法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事物，我们可以将视线凝聚在某个特定的方面、层次，以特定的思路贯穿整个经济法学。另一方面，因为方法有特定的方向与侧重点，一定的方法也限制了人们认识的领域，这就是单一方法的局限性。如实证方法只注重经济法（实在法）的逻辑分析和内容的解释（回答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不能兼顾经济法的理性分析及价值评判（回答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又如分析方法只能通过考察经济法历史变革中的轨迹，从经济法的本源来认识经济法，为经济法提供历史借鉴，但历史分析方法却不能分析解释现代经济法的诸多。因此，经济法学研究应该建立一个的方法体系，不能方法单一。从经济法整体研究看，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科学性、现代性，就能使经济法研究从应有的各个角度、层次深入分析，综合提高，使经济法健康发展。
2、运用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实质就是信息加工、处理、转换的过程。思维动作中的信息选择受主体思维结构、思维定势、价值取向，以及情感、意志、兴趣等诸多因素的，所以不同主体对信息的选择取舍不同，认识结果不同，因此，经济法学研究在尊重和运用客观前提下，正确发挥思维机制的选择处理功能，正确反映经济法客观现象，否则会导致主体认识谬误。
3、不同方法决定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成果，决定主体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没有科学的方法体系，很难认识这个复杂客体。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是主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经济法学研究，不封闭自己的视界，善于从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相互关系出发，不捏造事实，不掩盖真理，使经济法学内涵以不同的方式全面展现出来。相反，思维僵化、方法简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挂一漏万，或用老眼光看新问题，也只能认识事物的局部，甚至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存在以经验性方法研究问题，用过去的经验框框来研究现在，认为现存的即是合理的，缺乏批判精神，裹足不前。例如，80年代的经济法学研究几乎是民商法学的翻版，理论上无新的突破，就有方法论因素的影响。现在法学界仍存在受传统法学理论束缚，而不能用新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经济法现象的问题。
近些年来，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迭出，推动了经济法学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价值分析法，从根本上分析了经济法对的效用价值。社会公平、效益和社会利益，是经济法追求的价值目标，经济法能很好实现人们所企望的这个目标。价值分析法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奠定了经济法的地位，使经济法学理论有了突破。如果没有引入价值分析方法，经济法学是苍白的，缺少应有的理论支持。
纵观历史，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方法的多样化和深层化。新的方法使人们形成新的认识领域、新角度和新层次。科学方法体系的运用能使人们在经济法学研究中扩展思维空间，形成对经济法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也使这种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更清晰。当然强调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不是仅仅靠科学的方法就可以在研究中取得成就，这往往还要受客观现象的制约。但我们确信，能熟练运用科学的方法如同掌握开启科学大门的钥匙，能见别人之未见，化平常为神奇，挖掘个人的真知灼见。
三、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基本有三个层次：1、抽象思维方法；2、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3、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
经济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在研究中遵循法学特有方法：实证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对于经济法律现象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才具有说服力。实质性分析，就是要重视对现有经济法律规范进行分析研究，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概括现实经济法的概念、特征和原则。事实上讲，经济法学研究不可能脱离对实在法的研究。否则，经济法学研究是“无本之源”，毫无意义。价值分析法是移植哲学方法形成的法学研究方法，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就是运用价值判断来评价法律现象，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运用价值分析法探索经济法的实质，使经济法建设能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经济法学研究应该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以及现代科学方法，创立新的研究方法，拓展经济法研究的视野，深化和提高经济法学的理论水平。已有人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前所述，用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法分析经济法律现象。还有人运用力学中的均衡关系分析经济法律现象。运用社会学方法对法律现象的研究产生于20世纪初期，主要源于法律社会化倾向，还产生于法社会学与社会法学派。经济法是“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中，社会学方法是重要的方法之一。主要研究如经济法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制约等。经济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施运行，各种经济法律行为如何受到社会事实的制约等。近年来，系统工程的方法也在法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系统工程 方法是法律与经济政策和经济规律紧密结合，并采用现代技术，进行定量的系统分析，从而选择最佳决策。法理在发展，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在继承中改革和发展。在我国，经济法的适用，最根本的检验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①在20世纪最后20年，经济法学的兴起和繁荣，无论就其发展之规模和速度，还是就其影响之范围和程度而言，都无愧为我国法学诸学科中的首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法学界的热点之一。②如今，可持续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诞生与实施，还将引起经济法价值观的深刻变革。
我们认为，经济法学以往的成就、突破、纷争和遗憾，都可在研究方法的得失上觅求原因。经济法学未来的发展，关键也在于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新颖的研究方法或原有研究方法的新组合，新观点、新内容会滚滚而来，正所谓得“鱼”不若得“渔”。
注
释
①赵雄：《经济法学面向21世纪回顾与展望》、《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②张晓君：《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就、缺陷与展望》、《现代法学》1999年第3期
参 考 文 献 资 料
王传丽主编《国际经济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年6月出版
杨紫恒 徐杰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10月出版
《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年出版
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出版
1992年出版
康莉莹 刘胜利主编《经济法教程》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年8月出版
理论评论部主办《经济日报》理论周刊
2004年5月?
法律思维及其内涵范文3
关键词：唯物辩证法法律文化方法
关于法律文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但却多半被忽略了的视角，即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作为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①法律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并且在事实上是不可分割开来的，因此要在社会的背景里看法律：在社会现象中看法律现象，在文化中看法律文化；②法律现象是一整体，由这一整体构成了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也因此是对法律现象整体的观照。这一观照指出了法律现象间是相互联系着的，决非零散的、彼此不相关联的存在。
法律文化作为思考法律问题、解释法律现象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论的方法。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在理论上，显然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也就是，是普遍地相互作用、影响、制约的，而系统，作为联系的一个特定的情况，是事物、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各要素的相互匹配）（从内容上看，系统论是辩证法的具体化、细化。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是辩证法所说联系的具体分类中的一个特别的类，特指事物间、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作为思想方式、方法的法律文化，从逻辑关系上看，是辩证法、系统论思想方式、方法的演绎，一个特例，故而在本质上也是整体性的思维方法。
从实践的角度，同样可以看到辩证法与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去分析、理解、解释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中的问题，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会相当自然地得出法律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试图了解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的时候，以法的产生和运行的过程为线索，逐一考察法律制度、法的概念解释及法律实现的过程和法律的调整机制，结果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法律现象都会对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发生影响。法律制度，即使是良好的制度，也只是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制度的有效运行还取决于其它种种因素，包括：人们对法律的态度、信念、价值评价；人们是否了解法律、尊重并且愿意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的人的素质，包括是否熟知法律、理解法的本质与精神、高尚的道德；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造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但是同时，每一个因素又都不足以单独决定法律制度之能否有效运行。它们各有其功能和作用，又不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地发挥作用，决定了法律制度能否有效地运行。对这一关系和现象，或者说，这一有机体加以描述和解释的，正是法律文化概念。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具体的法律问题会自然地到达法律文化的概念。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一些通行的法律文化概念解释看一下。
辩证法已经是历史悠久而成熟的理论，经过了许多大哲学家的探索、丰富与阐发，有着丰厚的内容与成就，作为成熟的理论，对法律文化研究可以起到指南的作用，提供分析与思考方法。辩证法、系统论的诸多原理，比如：联系的观点；系统内各要素有机联系的观点（不仅是相互作用，还有相互匹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对于了解法律文化，对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的是很有助益的。了解了法律文化与辩证法的关系有助于提高法律文化研究的自觉性、目标的明确性：从宏观上看清楚法律文化研究的目的、作用、意义，更好地解释法律现象，解决法律问题。同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的认识，丰富其内容。
我们为什么可以以法律文化的名义，或者说，在法律文化的标题下谈法律传统、法律意识等等所有的法律问题，客观地说，就是因为诸种法律现象是一个相互联系着的，这个事实，是我们论述法律文化及其方法论作用的客观基础，由于这一基础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可以在整体中去讨论其中的各要素，使得我们可以构建起一个思想的背景，将具体的法律现象、法律问题，包括法律传统、法律意识、法律制度等等置于这一背景中加以考察，既看到其特殊的地位，又看到它们彼此之间、各自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沉浸在具体细节中而忘记了整体，甚至模糊了目标的问题。换一种说法，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就好象提供了一张法律现象之网，将所有的法律现象整合在了这面网上，使我们直观到、意识到法律现象的整体。法律文化概念有助于我们自觉审视法律的全貌。也有助于引导我们去探索法律现象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从认识的过程看，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法律现象，将法律现象加以区分，逐一认识清楚，在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相互联系之后，得出法律文化概念。这正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辨证的认识过程。也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过程。
了解了法律文化作为思考的方式方法的含义、性质，了解了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方法论意义：
法律文化首先是思想的方法。这一方法要求我们在试图理解、解释具体的法律问题、法律现象，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时，不能仅就制度言制度，或者，只是东鳞西爪地抓住某些要素，即使是非常重要、关键的要素，做出我们的解释、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而是必须要将所有围绕法律制度的产生、运行的各要素既看作各有其独立作用与功能，又相互关联、影响、作用、制约的有机整体，进而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的意义与价值。
法律思维及其内涵范文4
关键词：传统宪法概念反思超越
一、传统宪法概念综述
纵观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学者们对宪法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以宪法调整对象来定义宪法，这种界定方法主要突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国家权力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如有学者认为：“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二是以宪法的功能与作用为视角来定义宪法。这种方法主要突出宪法的两重功能——授予权力、限制权力，它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l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宪法是保卫自由的重要手段，它既规范了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也规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它的目标是约束国家权力。三是以宪法的表现形式为视角定义宪法。这种定义突出了宪法的两个主要要素：“具有成文法典形式，具有特定的修改程序。”它首先着重强调必须有贯以“宪法”的规范性文件，以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其次是有严格的修改程序，以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修改程度。从这两个主要的形式要素来体现宪法的根本性，而不是从宪法的调整对象来体现其根本性。四是以宪法在整个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为视角定义宪法。这种界定直接突出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属性。这种定义着重指出，宪法制定者将宪法确定为治理人类政治组织群体的一种根本大法。宪法文献指出并阐明一国政体所赖以建市的原则。因此美国学者施华兹说：“宪法是包括治理国家的指导原则的国家根本法”。是以宪法的政治性、阶级性为视角定义宪法，这种定义从法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出发，认为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它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在法律上的最高反映。“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宪法的。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宪法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界定，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宪法的某一特性．对于我们认识与研究宪法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的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以适应宪法原理。就在这个过程中，实践首先对宪法的概念提出了疑问，然后宪法学理论也开始对此予以探讨，并涌现出大量与之相关的成果。
二、传统宪法概念的局限性之反思
(一)历史局限性之反思
从宪法学说史的角度看，宪法概念的争议首先始于对国家与宪法关系的不同认识。传统宪法慨念都有着相同的学说史背景：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只是宪法史上的幼年时期。那时的宪法，在形式上不明确、不定型，在内容上不完备、不系统，甚至还没有宪法的名称，还没有从一般法律中独立出来。然而，这种粗鄙的宪法却与近代资产阶级宪法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近代宪法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仅必须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其前提，以资产阶级为其助产婆，而且是对自古以来已有宪法成果的批判继承，与古代宪法存在某种法的连续性。所以，传统宪法概念是从近现代宪法史中提炼出来的。
哈耶克认为：“抽象性”是所有早在其表现为有意识的思想或为人们用语言加以表述之前就决定着人之行动的过程所具有的一种特性。当某种类型(atype)的情势使一个人倾向于(disposition)做出某种特定模式(pattern)的回应的时候，那种称之为抽象的关系就已然存在了。这就是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反映在制度建设方面就是：我们只能使制度依附于社会从而使修改制度的需要易于觉察，使变化尽可能符合需要。要保证这种灵活性，就要使政治组织附着于社会的现实条件与需要，从而使政治组织不因其自我的价值或自我的力量而确立，而因其与社会之一致而确立。它们的存在不是因为它们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与社会相适应的。这样的一种制度观念反映在宪法之中就是：决定人的“权利”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不是那些神圣的理念和精美的宣言。没有传统的支持，一部成文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宪法传统的存在才是宪法的基石。
综上所述，割裂历史的联系，认为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从而忽视了“法律就像语言一样，既不是专断的意志，也不是刻意设计的产物，而是缓慢、渐进、有机发展的结果”之论断。而这一论断的正当性又是建立在社会物质的连续性之上的。
(二)抽象对象的局限性之反思
这里所说的“抽象对象”是指概念所赖以存在的现象的总和。概念的任务就在于对所有抽象对象进行概括，而传统宪法概念的局限性就在于它的抽象对象仅仅是成文宪法，从而忽视了现实宪法、观念宪法的存在。
在哲学的发展史中，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三层次的概念框架，为人们提供了三种不同性质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正是在这三种不同性质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中，世界得到了不同层次的描述和解释”。“世界图景是关于经验世界的图景，而不是幻想的或玄想的图景。”这就说明了“世界图景”的物质性，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谓‘思维方式’，通常是指人们用以把握、描述和解释世界的概念框架的组合方式和运作方式。”它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逻辑体系，具有工具论的意义，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之中。“所谓‘价值规范’，就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践履等的规范。”这种规范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行为的。总之，它对人的心灵或行为具有规范性。“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
宪法学作为研究宪法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也应该具有上述的哲学背景。那么，我们对宪法内涵的界定毫无疑问也应遵循上述的哲学规律，宪法首先是一种现象，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具有自身的客观实在性。因此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中的“世界图景”。它是一种事实判断，不具有任何主观意志性，我们把这种世界图景称之为现实宪法，它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与之相对应，还存在主观世界，从哲学上看，它就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由于“思维方式”的存在，我们才可以把握、描述、理解和解释“世界图景”，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一种应然的概念。故人们对宪法现象的判断就形成了一种应然的宪法，我们称之为观念宪法(模范宪法)，是指现实宪法的发展前景，代表了未来应该出现的宪法。人类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思考的过程之中，形成了自己的主观世界，但人天生有一种改造世界的能动性，总要把主观世界进行外化。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价值规范”。就宪法这个学科而言，这种外化的结果便是成文宪法的出现，它是观念宪法对现实宪法加工的结果，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种价值规范。当人们把这种成文宪法予以实施之时，它必将对现实宪法产生冲击。
传统的宪法概念只以成文宪法为抽象对象，而不顾现实宪法、观念宪法的存在，更忽视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抽象对象的局限性。
(三)定位上的局限性之反思
传统的宪法概念都是以法律体系为定义系统，这样，宪法就逃不脱实在法的宿命，从而仅仅在实在法的视野下来界定宪法。正如上文所说，现实宪法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现象不是实在法。观念宪法是一种思维观念，也不是实在法。如果站在实在法的角度来定义宪法，必将不能揭示其真实内涵。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一问题的追问已有所触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宪法是政治学的分支，还是法学的分支，抑或二者的交叉学科?第二，马克思认为：“宪法——法律的准绳”。我们不妨一问：“法律的准绳”是法吗?第三，由于现代宪法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任务，以反对“特权”为基本价值目标，它属于根本法的性质，因此，不能简单地划归为“公法”与“私法”的范围。按照这一趋势，宪法一公法说即将破产，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就是宪法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吗?这三个方面都是对“宪法是法”这一观念的挑战，也印证了传统的宪法概念在其定位上的局限性。
三、超越传统宪法概念
(一)方法论
通过对传统宪法概念的局限性分析，对其补救的方法只能是对症下药。首先，要打破历史的界限，从历史的长河中来挖掘宪法的内涵。其次，从哲学的高度(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规范)来考察宪法概念的层次(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并且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它们各自的产生。再次，要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不要仅仅局限在“法”这个层次上来考察其内涵。最后，分析三个层次宪法的同一性，抽象出宪法的内涵。
(二)三个层次的宪法
现实宪法。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使用“宪法”一词，他说：“政体(宪法)为城邦一切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组织”。可见，他认为宪法就是关于城邦的组织，它仅仅是一种实然的秩序而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他考察了158个古希腊城邦政体，认为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宪法。判断一个政体或宪法的好坏，主要看其能否选择有才能的人为公共利益进行治理。亚里士多德的宪法概念具有几个特征：第一，它以政体为前提，可以看成。反之，不是任何组织都存在宪法。第二，它是一种基本组织秩序，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两个特性都符合现实宪法的内涵。故现实宪法就是范围内的社会基本组织秩序。进而言之，现实宪法产生于国家出现之时。观念宪法。人本能的具有“思维方式”，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发达程度不同而已。这种“思维方式”最终还要形成某种价值倾向，只要有现象，人们就会思索。因此，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是同时产生的。它在法律的发展史中，主要表现为自然法中的高级法观念：“不同类型的人立法旨在贯彻更高一级的法，特别是通过具体限定所达致的自然法。”这种具有更高权威来源的正义观超出了一切有关政治秩序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争论。近代宪法价值的确立主要得益于自然法的高级法观念，由此观念宪法可以定义为人们对范围内的基本秩序的要求。
成文宪法。英国的宪法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而近代宪法史上最早的成文宪法当推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成文宪法是从近代产生的，接下来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观念宪法与成文宪法的关系。人民制定的宪法是理性和正义的集中体现，是自然法的体现，自然法是超验正义的高级法，宪法是它的转化形态，高级法向实在法的转化赋予宪法以至上性第二，为什么在中世纪之前不存在成文宪法呢?一般认为，成文宪法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的高级法的观念，多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基于多元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能够独立存在并且不断成长。首先，在中世纪以前，这三个条件不能同时具备。其次，当时的社会关系简单，没有必要对法律部门进行分门别类来形成一个法律系统，即使有关于社会基本构架的规定，也会分散在各种法律之中，因而不能形成系统的成文宪法。再次，人们法律技术的欠缺，也会影响成文宪法的出现。成文宪法可以定义为在具有的社会内以现实宪法为基础，以观念宪法为媒介，而制定出来的反映这一社会基本秩序的法律文件。
法律思维及其内涵范文5
[论文摘要]法律职业化有其深刻的知识论根据，它建立在多种知识论基础之上，并与司法制度合理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为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根据所内在要求的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方面包括司法独立、判决理由合理、司法权力中性化和司法程序正义等。
一、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基础
法律职业化作为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定现象，有其深刻的知识论基础，释明这种知识论基础的基本方面，对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认为，法律职业建构其上的知识论基础一定程度上也是推进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动力。
对于法律职业化运动的知识论基础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简要界说。首先，法律职业化对应于法律知识的类别属性要求，是法律这一本性上属于实践理性知识所要求的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三种基本类别，法律属于实践理性知识的范畴，界说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知识，是将其与纯粹理性知识进行的一种必要区分。实践理性这一概念意味着:“理性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或认识能力，而且也是一种行动者的实践能力和意志能力，是实践着的理性。”[1]波斯纳则将实践理性概念很实用主义地理解为“不轻信者对无法为逻辑或精密观察证实之事物形成种种确信时使用的各种方法”，[2]它用于解决人们面对现实问题时如何作出行动。在波斯纳看来，法律作为一种知识类别系统，它更多地不是一个数学式、逻辑般和科学论证型的知识形态，而经常是一个依赖直觉、常识、记忆、习惯、内省、想象等力量资源的过程。因此，作为实践理性知识的法律，如何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势必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方得以可能，而法律职业化正是这种实践理性范畴的法律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恰当社会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表现为一个共同经受法学理论教育和技能训练、并共奉法律信仰且专长于法律实务技能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的形成，他们坚持法律至上立场并恪守法律思维作出法律行动。
其次，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认同法律知识之实践理性本质的同时，并不放弃对纯粹理性知识本性的应然法律的追寻。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作为一种经历是法律职业家区别于行业匠人的根本标志，“学识法律家集团的内部尽管存在着职能分工，甚至存在着(例如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对抗活动，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必须以共同的法理语言来交谈。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关法律的解释共同体。”[3]这个具有共同知识背景的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没有经过正统的大学法学理论思维训练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作为成员之一的法学家更是注重对应然之法的追问，没有发达的法学理论根据，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共享法律价值的法律家共同体。因此，法律职业化正是因为这种对纯粹理性属性的法学理论的开放，才得以区别于以单一的技能传授为特征的行业匠人。尤其重要的是，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或正义法律的追问，并非一种思想实践或形而上学游戏，因为法律职业家追问应然之法和正义法律的过程重合于法律实践行动，即便是法学家的学理思辩，也是很实用主义的。
第三，法律职业化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法律知识增长要求，担负起市场条件下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中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决定于社会关系的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主体对这种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内在的规律及其本质的追问和探寻。导致社会关系分化和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多样化和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这种复杂和多元关系状况必然地要求产生大量以调整人们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对于那些必须将其作为行为约束和结果预见根据的社会经济生活主体而言，显然就是一类重要知识。但是，就社会个体而言，任何人都只拥有该类法律知识的十分有限的部分，哈耶克指出:“我们对于那些决定社会进程的大多数特定事实的无从救济的无知，正是大部分社会制度之所以采取了它们实际具有的那种形式的原因之所在。”[4]因此，因经济市场化发展所引发的人类行动规范之重要一种——法律规范知识的不断增长，客观上要求社会形成一定机制以保证这种知识的创造、传输和服务，这样，法律职业才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法律职业的兴起，根本上是以对社会经济交易活动所引发的利益当事人对日益增长和复杂的法律知识的需求为依据的，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必然地要求法律职业化进程的开始。法律职业家共同体按照角色分工，按照创造法学理论、解释法律规则、提供法律服务、主导司法程序、进行事实陈述和举证等多种游戏规则，使得法律职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一个重要中介和桥梁，“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之间保持着适度的联系和交流;市民的个人选择可以反映到行政的制度选择上去，而实证的法律规范也可以渗透到自生的民间秩序之中。”[3](222)
第四，法律职业化按照其内在规则处理法律知识，使得法律知识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作为知识系统和行动规则的法律，存在一个如何保持其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实在之法是一个事实性问题，法律如何合法是一个有效性问题。保持法律之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根本上是一个法律的合理化问题。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应得到普遍的服从，而为人们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就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语)，这样，就存在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怎样保证法律合法的合法性问题。对实在法律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将既有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事实之上;对法律合法性的保证，则成为一个为实在法律的前提根据提供理由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事业。应当认为，法律职业化所内在的职业规则暗合于保持法律事实性和有效性张力之要求，对于法律职业处理法律知识的规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归结:(1)法律职业区别于缺失理论根据和价值引导的技艺，法律职业家按照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上升为科学学科的法学，其理论原理和概念体系始终是职业法律家赖以为生的专业养分。(2)职业法律家因循法律解释学进路，在处理事实的同时也解释规范。守旧的法律与新生的事实之间始终对立存在，弥补这道鸿沟的正是职业法律家以三段论思维为基础的法律解释学方法，通过这种法律解释学方法，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获得了新的表述(法官造法)，作为小前提的争议事实被赋予规范内涵(法律判决)。(3)法律职业家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对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通过法律维系职业家共同体的自治和团结。道德、伦理、政策、习俗等外在于法律的权力话语并非绝对地无涉于法律，它们对法律这一社会行为规则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仅只是法律规范系统的外部环境，它们影响着实在法律的实际内容，但没有为实在法律所吸纳的内容并不能成为法律事实结论作出的根据。(4)法律职业形成准入制度，这种准入制度强化了法律职业家对法律知识内容的熟悉范围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资格考试成为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基本形式，通过资格考试而促成的法律知识掌握和法律技能熟练，使得法律职业家能够胜任法律知识供给和法律服务之社会责任。
二、现代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要求
法律职业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仅仅为法律职业本身的目的追求和实现而出现的法律实践现象，法律职业化本质上没有自己的目的，其意义根本上在于推进法治进程。司法现代化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法律职业化更多地是通过对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作用而推进法治进程，其中，法律职业化之知识论内涵在为法律职业化进程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合理化要求。
首先，作为实践理性属性的法律知识所要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独立。法律职业作为法律知识创造、传播和运用的社会组织形式，意味着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共同成为法律知识的主体，他们推进司法活动过程或解释和评价司法活动现象只按照实践理性的法律知识所内在的规则行事，为法律职业家所共享的法律价值成为司法原则，为法律职业家所拥有的实在法律知识成为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的直接根据，政治权力知识、道德知识、伦理知识、经济知识等，既不是法律职业家所求取的对象，也不是司法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和司法结论作出的根据。司法权力话语的力量之源来自法律知识本身，任何非法律知识话语的权力形态均不得成为左右司法活动的主导。
其次，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的追问及对正义法律的答案提供，要求司法判决理由的合理化。“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的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的表现。在学识性、合理性较强的法律体系下，判决书不阐述和论证把法律适用于案件事实的理由的事情是绝对不可想象的。”[3](229)法律知识之前提根据尽管有其客观性一面，也有其主观性一面，其客观性在于社会关系的法权要求，其主观性在于法律职业家(尤其是法学家)对这种法权要求按照怎样的方法和标准作出了识别和回答。因此，在抽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法律职业家所共识的法学理论知识;在具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实际参与诉讼个案的法律职业家意见。
第三，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成为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的中性力量。以经济市场化发展为主要动力所引发的法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意味着国家控制社会权力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市民为实现其利益而对抗强制和摆脱束缚之权利依据的渴求。权力——权利作为一种二元对立构造，催生了以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为使命的法律职业，而这种法律职业所表现出的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行为的权力内涵是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即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介，架构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通道。从而，以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实际上为司法权力的目的作出了定位——社会整合，也对司法权力的性质作出了限定——中性力量。诚如马克思所言:“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5]
第四，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要求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如上文所述，法律职业遵循“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法律解释学进路处理事实和解释规范”、“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职业准入制度”等职业规则处理法律知识，这就要求司法制度必须确保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为现代司法制度所一致确认的司法程序正义性价值标准，诸如参与、自治、对抗、依法、合理、效率等司法价值标准的具体要素，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之要求的规范化确认。
[参考文献]
[1]葛洪义.法律与理性——法的现代性问题解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97.
[2] [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1.
[3]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21.
法律思维及其内涵范文6
一、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犯罪构成和犯罪的概念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高度概括和浓缩，是犯罪构成的基础和范围，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它们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为此，应从犯罪概念出发来探讨犯罪构成真实模型。
（一）对现行犯罪概念的质疑。
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作了明文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据此，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触犯刑律而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犯罪有三个基本特征：（一）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二）具有刑事违法性；（三）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笔者认为，《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犯罪概念是不科学的。该犯罪概念违反了“定义必须相应相称原则”。
该概念将“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属性作为“犯罪”的本质属性之一。这里所说的“应当受刑罚处罚”并不是说“必须受刑罚处罚”，因为在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下，虽然行为没有被给予刑罚，但是，该行为也被认定为犯罪。因此，这里所说的“应当受刑罚处罚”是指原则上应受刑罚处罚，但是，没有受刑罚处罚也可以。既然没有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可以构成犯罪，那么，“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属性就不是犯罪概念必须具备的属性。其实，“应当受刑罚处罚”本来就不应成为犯罪概念的本质属性，因为“应当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犯罪是因，“应当受刑罚处罚”是果。作为原因的犯罪自有其自身的本质属性，无需借助作为结果的“应当受刑罚处罚”作为本质属性来加以说明。
“定义必须相应相称”是定义的重要规则，它是指定义概念的外延与被定义概念的外延完全相等。定义项和被定义项可以互换位置。违反这条规则的逻辑错误有两种：定义过宽和定义过窄⑺。《刑法》第13条所规定犯罪概念具有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是定义概念的外延小于被定义概念的外延。《刑法》第13条的犯罪概念的定义概念增加了不属于犯罪概念本质属性的“应受刑罚处罚”内容，使其外延小于被定义概念“犯罪”，导致定义没有相应相称。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第13条的犯罪概念确有完善的必要，科学的犯罪概念将有助于我们追寻科学的犯罪构成模型。 （二）犯罪基本特征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犯罪基本特征是与犯罪构成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为此，在研究犯罪构成模型之前应弄清犯罪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的关系。
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里，犯罪概念及其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分属两个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学科将犯罪概念及其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分属两部分相对独立的内容来构建理论体系是没有必要的。
在我国刑法学界出版的教材或专著里，在论述犯罪、犯罪故意、过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犯罪预备、中止、未遂、共同犯罪、累犯、自首、缓刑、减刑、假释、分则各个罪等内容时，经常出现“基本特征”、“特征”、“构成特征”、“条件”、“构成条件”、“成立条件”、“成立要件”、“适用条件”、“构成要件”等字眼。在一些内容里，就同一内容而言，此教材与彼教材在用词上是不同的，例如，有的教材称“犯罪未遂的条件”，而有的教材则称“犯罪未遂的特征”。又如，在《刑法》分则里，有的教材称“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另一教材称“故意杀人罪的构成特征”，甚至在标题写“故意杀人罪的特征”，而在论述部分写“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刑法学里，“特征”、“构成要件”和“条件”分别包含什么意思？就前述论及的刑法学内容而言，可否随意用这三个词转换使用？为了搞清犯罪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的关联问题，我们必须弄清前述疑问。
“特征”一词应如何理解呢？《新华字典》认为，“特”是指特殊，不平常的，超出一般的⑻。
“征”是指现象、迹象⑼。《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特征”是指可以作为人或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⑽。从词典解释可知，“特征”的原意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迹象或标志，或一事物所具有的特殊迹象或标志。若从刑法学角度理解，笔者认为，“特征”主要是指某一刑法学里的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别迹象或属性。用“特征”一词主要想强调某一刑法学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地方，且论述“特征”主要是以表面、平面思维方式进行思考。论者所提炼出的某一事物的“特征”是经高度提炼后抽象出来的。由于人们对事物的思维可能具有多种层次之分，因此，对同一事物的特征进行抽象思维时，基于不同层次的思维角度，其概括出的特征是有差异的，但是，其实质内容是同一的。
“条件”一词又如何理解呢？《新华字典》认为，“条件”是指事物产生或存在的因素⑾。《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条件”是指影响事物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因素⑿。据此，刑法学相关问题所说的“条件”是指某一刑法学事物成立应具备的因素。用“条件”一词主要不是想强调某一刑法学事物与其他事物不同地方，其所提到的一些条件可能是许多其他事物的共同条件。
“构成要件”一词应如何理解呢？《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构成”包含有“形成”、“造成”、“结构”这几方面的意思⒀，“要件”的意思是，重要的条件，主要条件⒁。“要”还有“索取”、“希望得到”的意思⒂，因此， “构成要件”可有两层意思：一是在结构组合上的重要条件或主要条件，二是在结构组合上必不可少的条件。刑法学相关问题所说的“构成要件”是指某一刑法学事物从其构造上讲应具备的要素。论述“构成要件”主要是在脑海里以立体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在思维上将刑法学事物比拟现实的物品（如机器）来理解。用“构成要件”一词主要想强调某一刑法事物具有明确的内在结构和范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思维角度的需要， 对刑法学里相关内容所提及的“特征”、“条件”和“构成要件”用词进行选择，但是，应考虑习惯用法。
在研究“犯罪”概念时用“特征”还是“构成要件”分析其内涵更显科学性呢？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概念应有一定明确性，对犯罪概念进行分析的内容和犯罪概念应完全一致。我国刑法学界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犯罪”概念可概括出三个特征：（1）一定的社会危害性；（2）刑事违法性；（3）应受刑罚惩罚性。但是，由于“应受刑罚惩罚性”不应成为“犯罪”概念的内容，因此，依《刑法》第13条规定，“犯罪”概念仅包括“一定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两特征。将犯罪的特征仅抽象为这两个特征，这是过分的高度概括，它使犯罪概念的明确性不够，未能让人准确地理解“犯罪”概念，为此，我们对“犯罪”的特征应规定更具体一些，以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刑事违法性”是指违反刑法的分则构成规定，同时符合总则规定。因此，从强调“犯罪”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不同的角度讲，“犯罪”概念应具有三大特征：
（1）犯罪是违反分则构成的行为或不作为，即具有分则违法性。
（2）犯罪是符合刑法总则的、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单位故意或过失实施的行为或不作为（符合总则明确规定的基本要求）。即具有总则的明确违法性。
（3）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不作为。即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根据这三大方面特征概括，笔者认为，犯罪是指违反刑法分则构成和总则规定的、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不作为。也可以说，犯罪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单位故意或过失地实施违反刑法分则构成的、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不作为。
如果从“犯罪”在构成上应具备的要素角度理解（即从立体思维角度理解），与前述三特征相对应，犯罪构成应具备三大模块要件：
（1）分则构成模块。
（2）总则明确构成模块[包括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罪过（即故意或过失）]。
（3）一定社会危害性模块。这一模块包括犯罪客体和综合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犯罪客体是从质上区分社会危害性大小，综合社会危害性是从量上区分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或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