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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范文1
1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概念
辩论式案例教学的历史悠久，其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法”，苏格拉底从现实中的案例开始，通过提问和回答的方式与学生展开辩论，将真理蕴含在辩论中，通过在辩论中取胜让学生信服，将所辩论的问题及其真理传授给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苏格拉底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批判思维及辩论能力，也使得自己成为赫赫有名的雄辩家。本文所研究的辩论式案例教学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教学，更具有系统性与教学针对性。“当人们使用一个含义过于宽泛、内容没有精确界定的术语却未对其中包含的不同意思加以区分时，混淆就产生了，大多数争论皆源于此。”［4］需要界定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概念，同时将其与传统教学和一般案例教学区分开来。笔者认为，辩论式案例教学是在一般性案例教学的基础上采用辩论的方式，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用所学专业知识去辩析案例中的问题，通过教师、正方学生与反方学生的互动来提升能力的教学方式。在辩论式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都是参与者，围绕着案例展开活动，教师担任主持人，学生分为正方和反方，三个主体以案例为基础形成互动关系。辩论式案例教学活动中三者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的互动关系使其独特于一般案例教学，通过教师主持与总结、学生展开辩论的方式，增强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系统性思考的能力和辩论能力，其效果超越传统教学与一般案例教学。现将传统教学、一般案例教学和辩论式案例教学进行比较分析，如表1。根据对比分析可以总结出，辩论式案例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和一般案例教学，学生的参与度增大，参与主体增多;课堂的教学及学习方式变得多样化，更加具有灵活性;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提高了思辩能力。辩论式案例教学在辩论与案例教学的基础之上，将其二者相结合，很好地发挥出了各自的优势，达到了“1+1＞2”的效果。“案例辩论式教学法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研究，不断补充完善，可以说在大多数经管类专业课程中能够正常应用，而且反应效果非常好。”［5］贵州大学伍国勇将辩论式案例教学法应用到经管类课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笔者相信辩论式案例教学应用到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也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2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辩论式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相对于传统教学与一般案例教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笔者将从教学目标、教师能力、学科特性和课程教学4个维度探讨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1)教学目标:有助于提高学生积极性和综合能力。在辩论开始前告知赛后评出优胜队一个和最佳辩手一名，以此调动辩论队和选手的积极性，并对辩论赛全程多角度录像，以提高学生的兴奋度和参与精神。在课堂辩论中，学生之间的论辩唇枪舌剑、针锋相对，锻炼了学生的睿智、思辩能力，能在紧张的环境中快速应变是公共管理型人才的应有之义。
2)教师能力:有助于丰富教师的教学经验、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扮演着教学活动设计者、主持人、仲裁者三种角色。教师策划整个教学活动的能力，主持整个辩论、控制辩论进程与场面的能力，驾驭辩论、应对学生提问的能力都能够在案例教学中得到提升。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多维度传输，辩论中没有唯一的答案，而是知识、观点的多元化融合。在辩论中产生的思想扩展了教师的思想视野，丰富了教师的教学经验，辩论式案例教学成为了教师授课的一张“王牌”。
3)学科特性: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公共管理学强调的实践性、应用性和它相关理论来源的外来性，要求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的创新必须满足这些特点。辩论式案例教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公共管理需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出公共管理理论，同时也要用公共管理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罗伯特•达尔说过:“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6］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也要本土化，辩论式案例教学要着眼于我国实际本土案例，通过案例辩论概括、总结出管理经验，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4)课程教学:优化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文化。辩论式案例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加强学生之间的协作，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团队精神。“使用案例教学法不只是对教育模式的改变，更是对大学校园中教与学文化的优化。”［7］“教学文化可以理解为在教学情境中，师生基于教与学的接触、交流、对话等活动过程而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如师生地位、师生互动的文化意蕴，学习方式、思维范式的文化透视等。”［8］辩论式案例教学改善了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教学文化。从师生地位角度看，将师生对立文化变为参与伙伴文化;从师生互动角度看，将师生孤立文化变为师生合作文化;从学习方式上看，将应试教育文化变为学生思辩文化;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师扮演着主持人与仲裁者的角色，与学生共同参与到辩论中，形成伙伴交流关系。
3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辩论式案例教学将辩论法引入到了案例教学中，结合了辩论与案例教学的优势，让学生成为正反两方，基于案例展开辩论。近3年笔者在燕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和行政管理本科生的课堂中进行了试点教学，选择的题目有“高薪是否养廉”、“小岗村土地的分与合”(本案例为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入库案例，案例编号201512520050)、“‘周口平坟’奈若何?”(本案例为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首批直接入库案例，案例编号201412520226)、“与华西村的发展之路”等，根据笔者个人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经验，从教师与学生两个横向维度，从准备、总结、反馈三个纵向阶段论述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3．1准备阶段
首先是做好教学准备。教学准备就是教与学的准备，教师与学生都要做好准备。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要选择一个好的案例，并结合所讲课程为学生确定一个辩题。“哈佛人认为，一个好的教学案例有五大因素:在教学上的用处;引发冲突;强制性的决定;案例的综合性;教学案例要简洁。”［9］教师在选择案例之前还必须对学生进行需求调查分析。教师应该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点和知识的掌握程度，来确定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次数以及重点。教师应该在学生感兴趣和知识掌握较差的范围实施辩论式案例教学，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其次做好配套措施。不应当把辩论式案例教学当做一个小的教学活动，而应当做一种教学方式制度化，要有一定的配套措施给予支持、提供条件与环境，包括学校政策、教师评分以及教学环境。在学校政策方面，主要体现在教务处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应当结合学生的平时成绩，提高学生参加辩论式案例教学积极性。辩论式案例教学除了在相关政策，即“软”的条件上准备外，还需要一些“硬”件设施的辅助。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发现需要以下几个辅助设施:(1)宽敞的教室及可移动的桌椅，学生在进行辩论时可以挪动桌椅分成正反两方;(2)一个清楚的投影仪。播放案例，进行电子记录，学生也可播放文件、视频、图片帮助其展开论证;(3)小卡片，方便学生记录语言、陈述观点。
3．2实施阶段
辩论式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颖的案例教学方式，改变了传统教学中师生的单一角色，教师既是参与者，又是展开辩论的主席，学生不仅听教师讲授理论，还担任正反方辩论的角色。因此，在辩论活动实施时必须研究参与人员的角色扮演问题。
1)人员角色。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不再是课堂的操纵者，而是案例讨论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和仲裁者”［10］。因此，任课教师充当着活动设计者、主持人、仲裁者三种角色。(1)活动设计者是任课教师从宏观上把握整个课程教学，并对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整体流程进行设计;(2)主持人主要体现在控制和引导两个方面。任课教师主持辩论的整体活动，控制时间;从内容上掌握方向，引导学生朝着所讨论问题的方向辩论;(3)仲裁者是任课教师在辩论结束时对辩论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并对正反双方的观点在方向上有一个引导，得出一个结论。任课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着这三种角色，学生也相对应地充当着活动主要参与者、辩论的正反方辩手、活动效果的反馈者。(1)活动主要参与者是指在任课教师的活动设计下，学生积极参与到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来，选择辩题，展开辩论;(2)正反方辩手是指学生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充当对阵双方辩手的角色，在实施中为自己所赞同的观点积极辩论，试图说服对方;(3)活动效果的反馈者。任何一个教学活动的开展，其效果如何都是从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在活动的实施中，只有明确了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才能根据参与者的情况开展教学活动。
2)课堂辩论。(1)辩论首先选定正反辩手各4名，采取报名方式，由于思想工作准备到位，学生积极性很高;正反辩手入座后，其他同学自由选择支持的辩论队，并坐在自己支持辩论队的后方，以示支持。主持人(任课教师)介绍辩题相关背景资料，简单介绍比赛流程和规则;(2)开篇陈词，正反方代表先后发言，并在3分钟之内做完本方的立论陈词;(3)双方展开攻辩:正方二辩对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正方三辩针对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反方二辩针对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反方三辩针对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每一阶段时间为2分钟，提问时间不超过30秒;(4)双方进入攻辩小结环节，限时2分钟。小结结束后进入小组讨论或休息环节，小组在此时可以商量剩余环节的对策，教师分别对正反双方进行指导，对前几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并提出自己对两方辩论策略的建议，指导学生用专业理论知识去辩论说服对方;(5)自由辩论环节，双方轮流站起来自主发言，既可以陈述本方观点，也可以指出对方辩手观点上的错误，或者提出问题让对方辩手回答。每一方限时5分钟，时间用完则不能辩论，双方共计10分钟。自由辩论环节是最能锻炼和体现学生反应能力、辩论能力的，教师也可以在此环节向学生抛出更有价值的问题，由学生回答，此环节教师的参与有利于引导双方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自由辩环节学生辩论很容易偏题;(6)总结环节，双方代表综合各自意见做此次案例辩论的最终结论陈述，时间限制为5分钟。这一环节是学生总结能力、概括能力的体现，教师应当认真听取双方的总结，对学生能力的改进进行指导。
3)总结反馈。在总结陈词结束之后，辩论式案例教学并未结束，而是进入了总结反馈阶段，包括三个方面:(1)活动总结。在辩论结束后学生应当做总结，一是对自己所持观点的总结，二是对本团队以及个人在辩论中的表现做总结，为自己的表现打分。教师也应当进行案例本身总结和学生表现情况总结;(2)效果反馈。教师应当听取学生关于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意见，学生谈自己的感悟和能力的增长，通过学生的话语来判定其效果如何;(3)成果体现。每一次的辩论式案例教学都应有一定的成果体现，教师应将辩论的整个过程及学生陈述的总结记录在案，形成一份案例教学报告，并将学生的感悟也纳入其中，形成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教学案例，为之后案例教学的开展提供参考。辩论式案例教学的开展离不开教师与学生的双向配合，教师需要调查需求、选择案例、确定辩题、主持辩论、总结评价，学生需要熟悉案例、选择辩题、确定团队、展开辩论、感受反馈，最终通过教师的指导、学生的配合，二者都能从中有所得，如图1。综上所述，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结合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实践性、案例性的特点，针对其关注社会管理、公共问题的特征，将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案例结合辩论的方式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有效地改善了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质量。
4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应用中的策略优化
成功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离不开一个好的、适合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离不开明确的教学目的和围绕公共管理案例展开的辩论，同时还要规避辩论式案例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要使得辩论式案例教学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在选择案例、辩论环节以及规避问题三个方面实现最优。
4．1案例选择:坚持争辩性、针对性、全面性、本土性
从教学应用性上来看，小劳伦斯认为教学的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从中有所收获”［11］。教师在做案例选择的时候必须明白什么是一个好的、适合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认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因素:(1)案例中问题的争辩性。从两个方面辩论都各有道理，这样才易于引发学生的争辩，要让学生像在进行军事战争的敌我双方一样用自己的思想去“战斗”;(2)案例有针对性。案例的选择应针对所学课程的专业知识;(3)案例论述的全面性。这样学生在展开辩论的时候就能有所依据，利用案例提供的线索展开辩论;(4)案例并不只是故事，而是以现实为基础。“案例反映的情况要与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及实践紧密结合，使其具有中国特色，易于理解和分析。”［12］用案例对学生进行培训，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解决现实中的公共管理问题。
4．2案例辩论:坚持专业化、理论化、开放性、效果性
学生在课堂辩论过程中经常出现偏离主题、生活化语言辩论、混合辩论甚至争论的情况。因此，在课堂辩论中教师要向学生们明确案例辩论专业化、理论化、开放性、效果性的原则。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课堂中更强调的是公共性和管理性的问题，所以，学生在课堂中应当更多地用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管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去理解案例、参与辩论，辩论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公共管理专业知识与能力。在课堂辩论中不仅要保证专业化，还要使得辩论观点上升到理论分析的高度，既要用理论去分析案例，又要将案例中总结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
4．3规避问题:坚持效率性、控制性、协调性、重点评价性
在笔者实施辩论式案例教学过程中，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效率低、时间耗费较长，课堂辩论秩序混乱、过于开放，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无法得出案例问题解决结论。因此辩论过程中要在教师的指挥下坚持效率最大化原则，学生尽可能地简化语言。教师需要按照辩论规则在时间节点上有效地去控制辩论秩序，指挥正反双方进行辩论，对于辩论混乱的情况要及时制止，让辩论有序进行。对于正反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教师要发挥仲裁者的角色，协调好双方。教师在评价时由于所评学生较多、标准也是多样的，很难给出准确的评价，因此，教师要坚持重点评价原则，对于所考核项目中重点的项目给予评分，突出学生优势和长处。
5结束语
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范文2
实验教学是相对于课堂教学而言,更具有直观性、实践性、综合性、探索性和启发性,是培养学生掌握科学实验方法与技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主要手段,也是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主要途径。实验教学的基本理念是以学生为本,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协调发展,以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为核心[1]。大学实验教学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又相互支持的,必须统筹、协调起来。公共管理各专业培养方案中需要重视实验、实践环节的设计,在教学中融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思维,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坚持“加强基础、培养素质、发展个性、突出创新”的方针,强化实验教学基本理念,以培养学生技术应用能力、专业岗位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实验课程体系、实验项目改革为突破口实行实验教学改革,整体优化实验课程体系,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优化实验教学考核考试办法,重视实验教材建设。其理念主要体现为:
1.强化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公共管理学科本来就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所以公共管理实验教学应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及学生科学实验能力,即科学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科学探索能力的培养为主线,建立起系统、科学的实验教学体系。
2.以学生为中心,重视个性培养。学校培养的学生必须接受社会的挑选,作为培养学生的学校,必须把培养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学生放在教学和一切工作的中心地位。在公共管理实验教学的整体优化和改革中必须强化学生的中心地位,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要突出学生的独立人格,培养加强学生的个性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3.以系统论为指导,实施实验教学整体优化。学校整个教学工作应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其中包括理论教学、实验教学等多个子系统。要改变实验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从属地位,单独设置若干门实验课,形成与理论体系相平行的实验教学系统。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要相互协调、整合与优化,达到大系统的整体优化。
二、公共管理实验教学的课程设置
大学的课程,可以定义为一种为学生提供的学习计划。人才培养是由一个课程的总体来完成的[2]。分析美国的综合素质教育、英国的宽厚基础理论教育、欧洲大陆的专业教育,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共同的特征是着重学术素养教育。在课程结构和形式上,注重文理、通专、自由选修与限定选修要求的结合。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和核心课程计划强调人文与科学、伦理思辨与务实求证的有机统一,在多学科的知识综合中,培养人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耶鲁大学的自由教育培养模式与分修制注重学生知识的全面性和基础性,注重基本技能(写作、外语运用、数学方法)的训练,体现其通才教育传统和通中有专的特点[3]。我国本科与研究生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归属于管理学门类,授予管理学学位。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管理学门类中公共管理类专业包括:行政管理(可授管理学或法学学士学位)、公共事业管理(可授管理学、教育学、文学或医学学士学位)、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可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编制的用于研究生培养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作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包含如下二级学科(即专业):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可授管理学、医学学位)、教育经济与管理(可授管理学、教育学学位)、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按照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要求,本着综合各专业学科特色、发挥交叉优势的目的,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主线,按照不同实验类型对所有公共管理类实验教学内容(项目)进行模块化分类,我们将公共管理实验教学的课程分为三大模块,即基础实验模块、综合实验模块、设计型实验模块三个层次(可参见图1)。基础实验模块是以演示性、验证性实验为主,主要运用一些常见技术工具及软件,培养学生的观测能力、分析能力;综合实验模块:通过综合性实验项目的设计,突出多学科知识的融合,通过综合能力的训练实现对公共管理类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设计型实验模块:利用各专业软件,通过模拟实际办公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创造性思维能力。
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范文3
[关键词] 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管理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
随着陆域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大，海洋资源逐渐引起各国的重视，海洋的地位也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对领海甚至公海的开发。由此，海洋管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尽管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都对海洋管理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但实际上关于海洋管理的涵义及学科构建尚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框架。尤其是海洋行政管理，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当前对海洋行政管理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一是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海洋行政管理及其它海洋管理概念作了梳理，如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即是按照行政法的角度来编撰。二是从管理学的角度阐述了海洋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如郑敬高等人编撰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但是目前尚没有学者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加以论述。而明确海洋行政管理在公共管理中的学科地位，不仅有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理论构建和发展，而且可以从一种全面的视角来审视海洋行政管理与其它海洋管理概念的关系，有利于整个管理学科的完善和发展。本文尝试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角度对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位及构建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
关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部分的学者已经作了一定的阐述。鹿守本把海洋管理的对象分为自然系统对象；海洋使用者和海上活动者对象两部分，将海洋管理定义为：“在海洋事业（含开发、利用、保护、权益、研究等）活动中发生的指挥、协调、控制和执行实施总体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与非行政的一般职能，即是海洋管理。”[1]（p49）鹿守本对海洋管理的定义着眼于一般管理的角度，未体现出对海洋行政管理与其他管理的区别。郑敬高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把人类以海洋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和以这种实践活动为对象的管理活动区别开来，前者称为海洋管理，后者为海洋行政管理。[2]或者更为详细一些，前者称为海洋经营管理，后者称为海洋行政管理。笔者也认同这种划分，只是认为海洋行政管理还应该包括政府对自身介入海洋活动的管理，因此，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可以表述如下：海洋行政管理指海洋行政机关及其人员依法对自身及社会组织介入海洋活动的管理行为。他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府在介入海洋活动过程中对自身的管理；二是海洋行政机关对社会其他主体在海洋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和监控。
此外，笔者更倾向于将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作为海洋管理理论的发展主体。首先完善海洋行政管理，由此带动海洋经营管理的发展，其学科的发展脉络与陆域的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说陆域管理理论沿着一条“企业管理理论——一般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包括公共管理理论）”的脉络发展，后者的发展更多的建立在对前者理论的借鉴上，那么海洋领域管理理论则应该相反。其脉络是“海洋行政管理——一般海洋管理理论——私人海洋管理理论”。其原因主要在于：
1.海洋实践活动更具公共性，需要政府行为的有效介入。人类诞生于陆地，发展于陆地，在陆地上的活动较之海洋，成本较低，个人和私人组织有能力支撑自己活动的成本，且收益的周期较短，个人和私人组织也愿意为其活动进行投资。因此，在陆域，私人管理的理论占据主要地位，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赖于借鉴私人管理理论的发展。而海洋活动和陆域活动不同，其不可预测性较之陆地要大的多。个人和私人组织在面对海洋活动时，由于力量和承受能力的有限，或是不愿过多的介入，或是其开发多带有短视效能，其成本—收益比例远远低于陆地，影响对海洋的进一步开发。换言之，人类探索海洋规律的活动，其“公共性”更加明显，这种具有不可分割性的规律探求，由政府来提供更为适合。政府在介入海洋活动时，必然需要建立对自身活动有效管理的理论体系，海洋行政管理的价值正是体现于此。
2.海洋活动具有更强的外部性。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ies），即不属于买卖或交易双方的预测，但却是组织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事物。[3]（p9）它体现出一种活动不仅产生活动者所希望的或只影响他自己的结果，而且对他人和环境造成影响。通常而言，活动的外部性倾向于特指其负外部性。绝大多数海洋活动都产生影响公共利益的负外部性，尤其是海洋环境的破坏更是具负外部性的公共问题。海洋行政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就这些外部性很强，影响公共利益的海洋管理活动进行管理，而且也只有海洋行政管理能更好的消除海洋活动的外部性。[4]（p39）
3.海洋活动涉及更多重要的利益主体，其协调需要政府的参与和主持。尤其是当今社会，世界各国都加强对海洋的开发。美国在1998年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开发、保护、恢复海洋资源的建议，并从2001年起对海洋环境和法规进行全面研究，对国家海洋管理政策重新做出全面评估，从而为21世纪美国海域经济开发政策勾出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又于2004年4月了一份长达514页的研究报告。1997年日本在《海洋开发年度推进计划》中，已经把“探求新的海洋开发的可能性，立足于国际角度推进海洋的开发”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5]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利益摩擦，我国如果要在海洋开发和利用方面取得成效，不仅需要完善国内的开发管理，而且需要探求国际开发的协作和协调。这两方面都属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范畴。
如果将海洋行政管理作为海洋管理理论的发展主体，即将探索政府管理行为作为重点，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海洋行政管理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三者关系的明确是海洋行政管理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二、海洋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
上个世纪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进行学科结构的调整，其重大举措之一是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五个二级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公共管理学，其研究对象和范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政府自身的运作和管理；政府对社会不同领域的管理（部门公共政策和管制）；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内部运作和管理(如学校和医院的内部管理)。[6]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科的五个二级学科，对这三个层次的划分并不明显，或者说，很难界定五个二级学科到底应该归属哪一个层次，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重叠和交叉的关系。尤其是面对新的领域扩充时，很难明确新领域的学科地位，至少现在的学科体系就并没有凸显海洋行政管理的位置。[1]这说明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周志忍为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提出了两条思路：第一，公共管理应该留有向外发展的余地，随着社会需求和基础条件的成熟，增设或新添其他的二级学科，只是增设的二级学科应该着眼横向分工的专业领域如环境保护等，而不是具有综合特征的学科；第二，将行政管理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和平台，建立开发式的学科体系，即行政管理与其他的四个二级学科不是并列关系，而是某种基干与分支的关系。在不变动现有的学科体系下，可以容纳增加的研究领域。[7]
暂且不论这两种思路，哪一条更有利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我们所关注的是，对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发展，哪一条思路更有力呢？如果选择第一条思路，作为与土地资源管理并列的二级学科，海洋行政管理称为“海洋资源管理”更为合适一些，这就面临着学科名称的再次变化。[2]笔者倾向于第二条思路，即海洋行政管理以行政管理为学科平台，将行政管理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借鉴其他二级学科的成果，逐渐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厘清海洋管理的学科类别，完善各自的发展。如上所述，当前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存在一定的模糊，本文赞同海洋管理划分为海洋经营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而且以后者为主体的观点。若坚持第一条思路则面临“海洋资源管理”概念的诞生，如何界定海洋管理、海洋经营管理、海洋资源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将为整个海洋管理的发展人为增设一些壁垒，不利于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发展。
2.当前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不足以成为一级独立的学科。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不仅不能和行政管理相提并论，也远不如其他的四个二级学科。海洋行政管理所借鉴的行政管理理论，要远多于自身的独特理论。将海洋行政管理归属于行政管理的一个研究系统，一方面可以继续沿着当前的研究脉络发展下去，继续借鉴，另一方面也不会与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发生冲突。有利于整个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3.海洋行政管理以行政管理为学科平台，可以突出海洋行政管理以完善政府行为为核心的学科特点。如上所述，与陆上管理行为和理论的发展脉络不同，海洋活动的有效开展需要政府组织强有力的介入。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探索如何有效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政府行为的学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如何管理政府和政府如何管理方面，积累的大量的理论和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如果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基石，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的促进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和学科完善。
三、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
在明确了海洋行政管理的内涵和学科定位后，如何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也是一个需要面对的课题。当然，国内外的部分学者对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在范畴上作了一定的诠释。美国的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他们合著的《美国海洋管理》一书中，将国家对海洋活动的管理分为十项职能：组织海洋研究；从事海洋资料的收集、存储与分配；财政赞助；税收；监测；实施法律；解决冲突；制定政策；制定法规；制定规范等。而国内的学者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9]
笔者在综合不同学者的分类基础上，根据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认为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体系，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海洋职能。其内容主要涉及国家在海洋活动中的职责定位，政府应该介入何种海洋活动，介入的程度多大，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介入，以及随着海洋环境和行政环境的变化，政府应该做出何种反应。
2.海洋制度。针对海洋职能，国家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应该建立何种的组织体系，其机构的设立、权责、相互关系等一系列内容；此外，权力机关针对海洋管理的立法，行政机关涉及海洋方面的行政立法，都应该属于这一层面。
3.海洋战略。尽管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并没有涉及战略管理，但是公共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将战略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要将战略思维融入行政管理的所有阶段之中。[8]对于海洋行政管理而言，其战略思维更为重要。战略的涵义本来就蕴含着一种竞争，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正是战略思维的体现。海洋战略的重点在于探讨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的变化，海洋未来的国际地位，世界各国针对海洋的举措，以及我国如何保护领海和有效参与公海开发。
4.海洋决策。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海洋决策的研究范畴同样应该立足于此。在借鉴公共政策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海洋战略和海洋环境，提高政府的海洋政策水平。
5.海洋实施。即海洋立法或海洋决策做出后，海洋行政机关及其人员贯彻法规和政策的全部活动或整个过程。它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海洋行政指挥、海洋行政沟通、海洋行政协调、海洋监控和海洋方法。海洋实施应该是整个海洋行政管理内容最为庞杂的部分，也应该成为其他海洋管理汲取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主要部分。
6.海洋财政。主要涉及政府在海洋管理活动中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机关如何界定海洋开发的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和地位；二是政府如何利用财政手段有效的调控整个海洋开发的进度和规模，以达到海洋开发的最佳效果。
7.海洋伦理。主要探讨在开发海洋资源的过程中，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海洋长期利用与近期利用之间的关系、各国在公海的行为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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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cept and building from public management
[abstract] how to definite oce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istinguish oce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management, some scholar have made. but they have not made from the angle of the course of public management, which is the first problem oce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ed face.
[key word] oce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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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范文4
[关键词]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研究方法；方法论；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1-0100-05
一、导言
科学研究离不开有效的方法，科学进步也是随着方法的进步而进步[1]，这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公共管理研究中亦是如此。定性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经典”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有着广泛应用。[2]张梦中和马克﹒霍哲（Marc Hozer）通过对两家美国较有影响的公共管理杂志（《公共管理学季刊》和《公共管理学研究与理论》）所发表的一百多篇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用定性方法的论文远超过用定量方法的论文，用两者组合方法的论文也远超过“纯粹”定量的论文。[3]公共管理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很多使用的也都是定性方法。然而，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定性方法远未获得其应有地位，学界在对其认识及使用上存在很大的误区。不少学者简单地把不能对所收集资料作量化分析，只能以文本形式进行描述的研究都看作是“定性研究”，或把其等同于“规范研究”。国内相当多声称采用定性方法的论文并没有严格遵循其规范要求，与其基本标准具有相当大的距离。[4]因此，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加强对定性方法的讨论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希望通过介绍定性研究及其操作规程，构建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供研究者学习参考，以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二、方法、数据与理论框架
在搜集重要中英文论文和书籍材料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采用了简单文献荟萃整理的方法进行研究。中英文论文首先通过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分别以“公共管理+定性研究”、“定性研究”、“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及“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等具体方法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187篇，然后通过分析标题、摘要、来源期刊和全文，对重复和主题不相关的进行了剔除，最后得46篇。中外文书籍首先通过国家图书馆搜索系统分别以“公共管理+定性研究”、“定性研究”及“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等具体方法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130本，然后根据书名、作者、出版社等将非学术性及主题不相关的进行了剔除，最后得24本。论文和书籍总共70篇。然后按照主题对其进行了细分（表1）。
在文献比较与整合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界定了定性研究的定义及特征。接着，通过回答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研究设计、方法类型等六个重要问题，构建了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图1）。其基本逻辑是：首先考虑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在确定条件符合后，需要根据定性研究特点，进行研究设计；之后就应该考虑有哪些定性方法可供选择，它们各自的研究重点和擅长领域是什么；在选定了具体的方法之后，就要考虑如何具体实施，即定性研究的操作步骤；定性研究做得怎么样，如何提高其科学性，这就涉及到其质量评价问题；由于定性研究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人和生物等，还必须考虑研究的伦理问题；质量问题和伦理问题贯穿于整个定性研究过程。文章最后讨论了基本路径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三、定性研究的定义及特征
定性研究的英文名为“qualitative research”，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及新加坡被译成“质的研究”，大陆地区也有部分学者将其译成“质性研究”或“质的研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公共行政领域，“定性研究”的说法更为普遍。定性研究是指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通过观察、访谈、实物收集等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定性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强调在自然情境下而非人工控制环境中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2）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定性研究认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研究过程是双方彼此互动、共同理解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存在于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之中。（3）强调从当事人（研究对象）的视角去理解其行为的意义和其对事物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5]（4）强调使用多元的方法，如观察、访谈、实物收集等，以获得对研究问题的全面深入认识。（5）注重用语言文字对研究现象进行“深描”，很少采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如回归分析、路径分析）来报告他们的发现。（6）定性研究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的抽样、资料收集的方向、资料分析的重点、结论的建构方式等都会发生变化。
四、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
参照定性研究的基本流程，围绕着定性研究需要考虑的六个重要问题，将定性研究基本路径具体描述如下：
（一）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
研究者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考虑因素。一是问题类型，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定量研究擅长对变量问题的探究，而定性研究擅长过程问题。变量问题涉及的是差异与相关，如“是否”、“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以及“…… 的关系是否存在”之类的问题。[6]过程问题涉及的是事件与行为如何发生与演变，而不是它和其他变量存在何种关系以及多大程度上被其他变量所解释。适合定性研究的过程问题有：事件的发生对相关人群所具有的意义；自然和社会情境对这类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发展和结果产生的问题等。[7]二是研究目的。研究者是想通过对个别事物或现象进行细致、动态的考察来获取丰富的描述？还是想通过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来证实普遍情况？前者适合定性研究，后者适合定量研究。三是数据特征。研究者已有的数据主要是描述性的文字材料（如实地笔记、访谈记录等）？还是结构化的量化资料（如统计数据）？前者适合定性研究，后者适合定量研究。四是实施条件。为获取对事物的深入理解，定性研究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访谈和长期的观察，如果研究者可以轻易地找到访谈与观察对象，那就比较适合定性研究。
（二）定性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是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初步设想与规划。在定性研究领域，对研究设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后实证主义者主张对研究设计做完整系统的规划；非实证主义者认为定性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过早、过多或过于僵硬的设计会妨碍研究者即兴创造。[8]对定性研究新手而言，事先进行严谨的设计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设计就会一成不变，它会随着研究的进程进行调整。所以，研究设计仍应保持一定的弹性。
定性研究设计的基本逻辑跟定量研究是类似的[9]，即通过对研究过程的合理规划，以确保研究的效度，保证结论的科学性（确保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变量关系并不像定量研究中那样明显）（图3）。其基本任务是：提出研究问题、建立概念框架、制定抽样方案、选择研究方法、讨论研究效度。研究问题是指你想通过该研究回答和了解什么。研究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决定着概念框架、抽样方案和研究方法。概念框架是有关研究事物的一个解释框架——包含关键因素、概念或变量以及之间的关系，通常用图形表示。抽样方案是指对研究场所、人物、事件或过程的选择。定性研究通常都采用立意抽样，而且抽样并不是一次完成，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不断地聚焦以及再抽样。研究方法包括研究拟采用的主要方法、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式、研究结果的成文形式等。研究效度（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的描述或解释的正确性与可靠性，[10]对定性研究而言，主要包括构念有效性、内部有效性、外部有效性三种（纯粹定性研究一般不考虑统计有效性；但如果是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则需要）。有效性是研究设计的关键问题，研究者应详细讨论研究中可能面临的各种有效性威胁及其消除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结论的科学性（有关三种有效性及各自所面临的威胁，请参考沙迪什（Shadish）、库克（Cook）与坎贝尔（Campbell）[11]的相关研究）。除了以上几个基本任务外，研究设计还应考虑研究的目标、意义、资源规划、伦理问题等影响因素。
（三）定性研究的方法类型、数据收集及其选择应用
定性研究包含哪些方法？学界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如迈尔斯（Miles）与休伯曼（Huberman）认为有十几种[12]；沃尔科特（Wolcott）认为有二十几种[13]；雅各布（Jacob）提出了六种 [14]；阿特金森（Atkinson）、德拉蒙特（Delamont）和哈默斯利（Hammersley）提出了七种 [15]；邓津（Denzin）和林肯（Lincoln）则将其分为八种。[16]分歧大的原因在于，定性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和众多范式与理论（如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等）的影响，基于不同的视角，就会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本文不拘泥于单一的视角，在整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将定性研究所包含的方法都列举出来，并分析其特征及选择应用，以供研究者参考（表2）。
定性研究的众多方法之中，有一些已经得到了公共管理学者的重视。柯肯哈特（Kirkhart）在1971年将现象学方法引入公共管理研究。[17]贝利（Bailey）认为案例方法适合探讨大量公共管理的研究问题。[18]赫梅尔（Hummel）认为叙事方法有助于产生和积累公共管理知识。[19]然而，刘晓峰、刘祖云在对2006—2008年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等七家期刊上的652篇公共管理学文章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仅有60篇采用了规范的定性研究，而且这60篇中有59篇用的都是案例方法。[20]不难看出，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采用规范定性研究的论文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在方法的选择上也极为单一（主要是案例方法），这极大的限制了我国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发展。
（四）定性研究的操作步骤
定性研究过程包含哪些步骤？基于文献荟萃发现，不同学者在表述上存在较大差异。如大卫·希尔弗曼（D.Silverman）将之分为开始研究、分析资料、保持联系、写作、发表五部分。[21]陈向明认为其包括：确定研究现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讨论推广度和道德问题、撰写研究报告等。[22]本文认为，不同类型的定性研究在具体操作步骤上会有所不同，不必强求完全一致，但以下几个基本步骤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是研究设计、资料搜集、资料分析和撰写报告，故这里主要分析这四个基本步骤的主要内容（图3）。
首先是研究设计。研究设计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研究问题、建立概念框架、制定抽样方案、选择研究方法、讨论研究效度等几个方面。
完成研究设计之后，就得着手进入实地，开始资料的搜集。定性研究的资料搜集方式有访谈、观察以及实物收集等。访谈适合搜集有关人的观念、态度与生活经历类资料；观察适合搜集有关人的行为及其规律的资料；实物则包括相关的文字、图片、音像、物品等。定性资料搜集通常都会产生回溯力，使研究者回头反思研究设计的内容。
资料搜集上来后，需要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如形成暂时性分析与摘要，撰写暂时报告、发展编码系统等。其中，编码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编码意味着对数据片段用一个简短的名称进行归类，同时也对每部分数据进行概括和说明。”[23]定性编码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进行初始编码（又叫开放式编码），对原始材料中所包含的基本范畴（概念）进行概括。[24]然后是轴心编码，对在初始编码中形成的范畴加以精炼和区分，从中选出值得进一步分析的范畴（主轴范畴）。最后是选择式编码，在更高的抽象水平之上继续进行轴心编码，其目的在于找出核心范畴。[25]例如在一项关于劳工阶级生活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婚姻这个词在许多对话中出现，于是他首先将一大堆田野笔记都编进婚姻这一范畴之下（初始编码）。后来，随着对资料的进一步分析，他将婚姻分成几个一般性的范畴，如订婚、结婚、离婚等（轴心编码）。最后，经过进一步分析，研究者决定以性别作为核心范畴，找出男人与女人在谈论订婚、结婚、离婚时的差异（选择式编码）。[26]在一项关于行政人员升迁意愿及其应对策略的研究中，专家们可能会提出一份编码清单（表3），这些清单可以用来定义代码或用作寻找新代码的参考。编好码以后，就可以进行资料展示了，展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描述性图表，从中引出描述性结论；一种是建立解释性图表，从中引出解释性结论。两种结论，都应该通过研究对象的反馈予以确证或修改。
最后是撰写报告。报告应依据研究对象的反馈进行修改。如果研究的是多个个案，需要完成每一个个案的分析，再引出跨个案的结论，所有的结论（跨个案的、个案内的）都应放入期末报告。期末报告中应讨论结论对理论、政策与行动的意义。最后，还应依据读者需求与研究意图，将研究发现推广运用。
（五）定性研究的质量评价
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将定量研究中的“信度”、“效度”直接用于定性研究，或者根据定性研究特点对它们做出重新表述；一种主张发展与定性研究特点相符合的新标准，如坚定性、可靠性、可转移性等；一种主张超越标准之外去寻找可以保证定性研究质量的方法。本文认为，为了保证定性研究的质量，确立一定的标准是有必要的，定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可以将 “信度”、“效度”等传统标准与新标准进行融合（表4）。
（六）定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伦理问题是社会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定性研究，尤其如此。定性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伦理问题，都应遵循基本的伦理准则。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一个定性研究的伦理准则的基本框架如表5所示。
五、基本路径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基本路径，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了解和使用定性研究的简便途径，可以使其对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研究设计、方法类型等问题有一个基本认识。但该路径作为一个全景式的简化描述，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研究者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基本路径只是关于定性研究及其使用的简化模型，并未涵盖其所有方面，特别是对各种具体方法（如民族志、扎根理论等）的讨论不多。研究者若想对各种具体方法有深入理解，需阅读其它资料。
（2）基本路径讨论的主要是定性研究中各种方法的共性，并未过多地讨论其差异性。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应将共性与差异性结合考虑。
（3）基本路径的各组成部分有较强的互依性，研究者应该重视这种互依关系，以一种整体而非割裂的方式来看待和灵活使用。这也符合定性研究循环反复、不断演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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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立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治理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所所长；何元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100191）
A Concise Roadmap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Yang LihuaHe Yuanzeng
[Abstract]Qualitative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Based on a simple meta-analysis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rticle briefly summarizes the defini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conditions， research design processes， major types of concrete methods， operative steps， qualit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ethics， and then constructs a concise roadmap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as a referenc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e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validity， and quality of Chinese studie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Finally， the study discusses several issues for using the concise roadmap.
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范文5
关键词：风险；科技风险；风险社会
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及个人都无法逃避，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国家来说，更是面临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风险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运用风险视角观察当代中国的现实状态，深思并反省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不失为一种冷静、理性与深刻的方式。
1 当代风险理论研究成果
1.1 国外的风险理论研究成果
风险在现代社会中已然成为了一个复杂而重大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在各自的领域对风险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以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最为突出和成熟。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在宏观研究维度上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它同样在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中，被当做认识论前提，因此我们重点介绍它。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三类，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1.1.1 风险社会理论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贝克是第一个从学理的高度把风险概念阐述清楚的西方学者。他于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被公认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山之作，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专著中提出风险社会这个概念。随后针对卢曼的《生态交往》一书，他又发表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在1999年出版的《世界风险社会》著作中，他又预测了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此外，贝克的其他作品还有：《自由与资本主义》、《反思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风险社会理论修正》、《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再思考》、《再谈风险社会：理论、政治与研究计划》、《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等。
贝克毫无疑问是社会学关于风险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以反思现代化为视角，沿着风险分配的逻辑、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三条路线展开。他不仅将现代性的膨胀及其副作用结果的风险归结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且提出要在“反思性科学化”所带来的科学和政治的解放中找到问题解决的希望――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从而体现了一个制度主义者的理想，真正开辟了社会学对风险的研究范式。
与贝克一样，吉登斯也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的结果，导源于全球化的发展和被科学技术所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他主要作品包括《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后果》、《失控的世界》、《超越左与右》等。
贝克和吉登斯都从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分析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大量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与全球化过程一道遍布于世界范围，它们更具不确定性、难以预测、管理或避免。他们的伟大贡献在于把 “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被世界广泛接受。
1.1.2 风险文化理论
这一流派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来解读风险社会的涵义，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以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1982年所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中把风险分为了三类：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他们宣称，虽然事实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可能已经有所降低，但是我们对这第三类风险即自然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却是大大增加了。
拉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当代社会发展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在《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中，拉什认为：在“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造成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
1.1.3 风险系统理论
尼古拉斯・卢曼，是西方社会学界关于风险研究的另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有关现代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沟通》、《技术、环境和社会风险：一个系统的视角》、《风险：一个社会学理论》和《现代性的观察》等。
卢曼的风险复杂自系统理论完全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内在机制来阐释风险的来龙去脉。他从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阐述了风险得以产生且不可避免的原因，深入而又细致地运用社会系统理论来分析风险。较之于贝克和吉登斯，卢曼对风险的理解要宽泛得多，他认为贝克主要关心的是技术性的风险，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而在社会生活中还有其它风险，因此他把注意力转向“决定风险运行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风险运行本身。
卢曼与贝克关于风险理论的区别在于：在认识论基础方面，贝克倾向于建构主义的现实主义，而卢曼倾向于强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贝克的是制度主义的方法论，而卢曼则是系统主义的方法论；在风险应对策略上，贝克强调的是反思性科学化和全球“亚政治”的策略，卢曼更为悲观一些，但也强调了二阶观察的重要性。
1.2 国内的风险研究成果
虽然国内对风险问题的关注晚与西方，但是大致从2003年以后，这个问题骤然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总体来看，我国的研究还处于初始探索研究阶段。到目前为止，国内对风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其它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些研究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下面我们具体介绍。
1.2.1 西方风险理论的引入
国内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既有综合性述评研究，也有专门针对某一风险社会理论家的相关研究，但是从国内出版的著作来看，基本上都是综合性研究。薛晓源、周战超与杨雪东是国内最早一批翻译，评介及研究风险社会理论的学者，他们的作品主要有：薛晓源、周战超主编的《全球化与风险社会》、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5-2006）》、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研究前沿报告（2006-2007）》。此外，从哲学角度研究风险的有两本专著：庄友刚的《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刘岩的《风险社会理论新探》。而李瑞昌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出版了《风险、知识与公共决策》。这些成果将风险的界定、分类、特征、根源、以及风险与现代社会发展为重点，并且结合了实证分析及应用分析来探讨问题，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1.2.2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制度转型和体制转轨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来说，如何借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有益成分，把它与当前中国社会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问题结合起来，并就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道，也就成为了学者们思考的主题。为此，他们进行了多视角、多学科和多行业的探讨，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这样的著作主要有：冯必扬的《来自竞争的风险――我国转型期竞争与社会风险》和《不公平竞争与社会风险》、丁元竹等的《中国2010年风险与规避》、杨雪冬的《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童星与张海波等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刘挺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风险》、李航的《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刘先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风险・机制・对策》、 曾家华的《风险与发展-没有风险意识是最大的风险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和谐社会-社会公正与风险管理》 和谢建设《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
1.2.3 与风险相关的其他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陈秋玲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谢进川的《传媒治理论-社会风险治理视角下的传媒功能研究》、贾英健的《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蔡定剑的《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李福胜的《国家风险：分析・评估・监控》、何翔舟的《政府管理活动中的风险成本问题实证研究》和李维的《风险社会与主观幸福――主观幸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国内学者在风险研究的学术论文数量上是相当可观的，但绝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内。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在对风险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思想、新观点，但是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难免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存在一定的差距。相比以贝克、吉登斯和卢曼为首的风险社会理论家来说，目前国内风险理论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深刻性。
2 当代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2.1 国外的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现代技术对自然产生的负效应导致了以蕾切尔.卡逊为代表的生态批判主义这一新的科技批判思潮，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中，作者以技术宏观负面效应的实证研究对科技风险产生的事后效应进行了批判，揭发了DDT等人工化学物质污染破坏土壤、森林以及河流等生态系，通过由食物链导致的生物浓缩也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这一事实。
从技术微观负面效应的实证研究探讨科技风险的学者还有：查尔斯.培罗的《当科技变成灾难：与高风险系统并存》、刘易斯的《技术与风险》、威廉.M.埃文《危机四伏：预防技术灾难》、沃兹尼亚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教训》等。比如培罗在《当科技变成灾难》中分析了技术事故及灾难的成因，论述了高风险技术的特征，批驳了动辄将事故归咎于操作失误、系统设计缺陷等传统的错误认识，提出“正常事故”理论（NAT）。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技术系统的事故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因而是“正常”的。
此外，科学家波拉克在《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书中，坦率地说出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诸多技术的风险性。卡尔.德尔里卡的《双刃剑――遗传革命的前景与风险》揭示了现代传遗传学的正、负两方面，以及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潜在影响。C.J.范莱文与T.G.韦梅尔的《化学品风险评估》一书探讨了工业化学品的来源和排放对环境及人类的影响所进行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生物地球化学家巴什金编著的《现代生物地球化学：环境风险评价》，系统介绍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一般特征，并对导致人类和生态系统环境风险的有关机理进行了分析。斯图亚特・艾伦的《媒介，风险与科学》从传媒学的角度描绘了环境风险、艾滋病、由转基因食品和BSE（疯牛病）等带来的食品恐慌，以及克隆人等问题，从而再现了科学和风险的一些关键议题。
2.2 国内的科技风险研究成果
在国内，科技风险还是一个新的探索性话题，从2004年开始个别专业研究团体开始介绍翻译国外相关著作，在学术期刊杂志上也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些研究论文，在2008年和2009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两场有关科技风险的研讨会。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应该是国内最早涉足科技风险研究的专业团体，他们在2004年后推出了北大科学传播丛书五册。比如《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就涉及了科技风险研究、风险预知、风险沟通以及科技风险引起公众的理解与信任等问题。第二个专业团体是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风险”课题组，他们致力于对现代风险和风险治理的总体性的研究。从2005年起，他们也先后出版了现代风险管理译丛图书五部，这些书中对核、遗传、生殖和通讯等高新技术的风险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第三个机构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他们在2010年联合英国的多个研究中心出版了“社会风险治理经典译丛”六本。这套丛书的特点就如主编张秀兰所说是从治理而非管理的维度展开的，她认为治理是指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具有新公共管理的义涵。
2008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3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科技风险与人类未来学术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关注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风险问题，逐层分类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风险。另一场会议则更多的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的工程技术中的利益与风险问题。2009年5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昆明举办了“利益、风险和工程伦理”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工程技术的风险问题、工程利益分配问题、工程技术人员道德、工程伦理规范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还有一场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与英国肯特大学等联合举办的社会变迁中的风险研究国际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三个：风险管理的变迁、社会科学对理解风险问题的贡献和有关中英当前风险和社会管理的问题。
从国内目前收集到的科技风险方面的期刊论文来看，大致是从四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性的论文有：伦理学角度的有：崔伟奇的《科技伦理：在风险观念的语境中》、杨雪聘的《科技风险的伦理思考》和庄友刚《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与出路》等；专门讨论技术风险的有：张成岗的《技术风险的现代性反思》、王前与朱勤的《STS视角的技术风险成因与预防对策》等；管理学角度的有：曾国屏的《科技风险与治理》、赵南元《科技风险与社会管理能力》和马缨的《科技发展与科技风险管理》等；哲学角度的有：吴国盛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与科技风险》、赵万里的《结构性风险与知识社会的建构》与《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蒋劲松的《风险社会中的科学与民主》、费多益的《科技风险的社会接纳》与《风险技术的社会控制》等。
3 结束语
对风险与科技风险的关注与研究是当今时代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大多数中国人对待风险与科技的态度是盲目乐观、片面肤浅的，因此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并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传播，对于增强国人的风险意识与感知，给予科技更多的人文关怀以及伦理价值观的反思，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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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范文6
关键词:多媒体；公共经济教学；改革思路
公共经济学是教育部审核的重要经管类专业基础性课程之一，同时也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必修的基础专业课程之一。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实践性以及理论性。此门课程的主要开设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式、基本理论以及发展前沿，让学生能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掌握公共经济学的概念、逻辑以及构架，并且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这些知识进行问题的发现、分析以及解决，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但是传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当下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所以，急需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创新，由此积极调动学生学习公共经济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最终实现公共经济学教学的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多媒体分析公共经济学教学的改革思路。
1我国高校公共经济学教学的特点
公共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公共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的综合学科，具有严谨的学术内涵以及完备的体系结构。从整体上看，公共经济学一共具备以下三大特点：第一是多样的分析方式、较多的数学模型。公共经济学主要是通过较为严谨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公共部门不同经济行为，例如一般均衡论、博弈论以及投入产出分析等。此外，分析问题的方式也是许多种的，例如归纳与演绎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以及成本—收益法等。公共经济学学习难度较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特点；第二是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较多的案例。公共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而两大理论支柱是公共选择和公共产品，主要研究内容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预算管理、公共收入、公共支出、收入再分配和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等。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经济学是一门注重实践，并具备较为完善理论的学科，强调案例和理论联系实践。所以，通过合理设计课程，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让学生能够更快地掌握理论转换为实践的过程；第三，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公共经济学与许多学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具有较为扎实的数学知识以及经济理论，并且充分运用了政治学原理。
2基于多媒体学习公共经济学教学的优势
2.1具有较强的互动性
多媒体教学的突出性优势就是互动性的学习。在过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模式中，普遍采取的都是“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通过多媒体教学以及技术，教师可以将视频、表格、案例、经济学知识等放到大屏幕上直观地进行讲解和展示，这样学生就能够享受到一场视听盛宴，在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能够熟练掌握理论知识。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来实时改变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以此来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公共经济学理论。除此之外，学生也应注重运用多媒体资源，通过网上实验室、网上图书馆等各种资源，来与教师或学生进行知识上的沟通和讨论，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不再是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而是主动地掌握了学习，成为了学习过程中的主体。
2.2多元性的教学方式
通过利用多媒体的教学方式，突破了原有的单一教学模式，真正实现了具有多元化、开放性、立体性的教学模式。对教学内容、教学流程、作业批改以及成绩考核等各个方面的全面改革，促使教学内容丰富化、灵活化，教学过程细腻化、详细化。与此同时，通过多媒体资源还构建了合理、科学的网络平台，从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教学模式。此外，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式教学，来激发学生对公共经济热点的好奇心，对其进行充分的、激烈的讨论，并且合理制定评分标准，将其视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以此激励学生参与到讨论之中。
2.3共享性的教学资源
公共经济学具有众多的分支、复杂的结构以及较大的知识量等特征，再加上，经济学的热点和知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出现和丰富。但是，在传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模式中，学生只可以从老师的讲解中或是经济学教材中了解到关于经济学的热点和学习资料。而基于多媒体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可以将各种教学信息通过大屏幕向学生展示，让学生了解更多课本以外的公共经济学知识，这样能够丰富公共经济学的教学资源，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性学习资源。
3基于多媒体进行公共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基于多媒体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改革应在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上有所创新，具体措施如下。
3.1树立全新的多媒体教学观念
实行基于多媒体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模式，首先应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树立全新的多媒体教学观念，由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向多媒体教学模式进行转变；由应试教育向培养学习者创新创造能力的素质教育进行转变。多媒体教学模式不仅仅促进了教学模式的创新，同时也深刻变更了教学观念和教学思想。为了更好地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教师应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一定针对性的教学目标，同时营造一个最好的教学氛围，设计一个最好的教学流程，让学生能够在基于多媒体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模式下，更好地体会到学习的趣味性。
3.2共享网络学习资源
学习资源的丰富性是学生进行多媒体学习的主要内容特征，同时也是多媒体教学的主要目的。现阶段，随着多媒体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类教学领域之中，学习资源也开始逐渐越来越丰富。然而，网上质量较高的经济教学资源还是相对较少的，同时也没有形成较完善的管理和组织，这就对基于多媒体的公共经济教学改革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学校应充分重视这一问题，加大网络学习资源的建设力度。此外，教师也应不断开发和设计多媒体教学内容，进行多方的收集，有效加强网络学习资源的共享，使其得到充分的利用。
3.3丰富教学内容系统
多媒体的教学模式在节省了书写板书的时间之外，还具有较大的信息量，所以在实际的教学内容之中，不仅仅要以主流经济学观点为主要教学内容，还应重视对非主流经济学派的知识观点补充。与此同时，教师应实时关注经济学理论的前沿发展趋势，常常向学生介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案例以及新动向，从而对教学内容系统进行了丰富，强调了课程内容中的时代性。教师应不断拓宽学生的视野，把经济运行、经济理论与发展需求相结合，从而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独立研究能力以及思维能力。
4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多媒体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能够为学生的日后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通过利用多媒体来对公共经济学教学进行辅助作用，有助于促进教育模式的现代化，推动我国构建较强的教育基础，为社会和国家提供具备更高素质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潘娟.基于网络环境下经济学教学模式改革探讨[J].哈尔滨金融学院学报,2012(3):125-129.
[2]张志,龚健.公共管理类专业公共经济学本科特色教学改革与创新[J].教育理论研究,2015(3):242-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