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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1
从沟通管理到传播管理
传播问题在管理学中通常称为“沟通”（两者使用同一英文单词“communication”，汉语的翻译以及实际所指确实存在差异），而沟通问题也似乎一直是管理学关注的话题之一，只不过所持的立场和角色的定位不同而已。回顾组织理论对于沟通问题的认识历程，结合传播学关于组织传播问题的当代思考，我们越发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功能主义色彩下的沟通管理思想在应对危机传播方面存在诸多缺陷。
在科学管理理论形成的初期，管理学家们对沟通理论的关注点在于提高工作效率，沟通以上下沟通和行政沟通为基本特征。一般认为，梅奥是最先认真思考沟通管理价值的管理学家。他主持的霍桑试验，提出了非正式组织的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包括上下沟通和人际之间的沟通——的重要性。
被誉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的美国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认为，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是以信息沟通为条件的，组织内部信息沟通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基础。
明茨伯格认为，“管理工作有10种作用，而沟通和人际关系占3成”。
莫尔、刘易斯、沙因等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公共关系与外界公众进行双向的沟通，也可以通过企业人员与外界的接触把企业的价值体系推广到外界去，从而实现企业文化的各项功能。
电子通信/传播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息结构和传播环境，管理学家们开始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认识沟通的作用。
西蒙发现了传播结构的变化对管理决策的影响，主张在组织中成立一个特别的“信息联系服务中心”，以收集、传递和贮存各种情报。
德鲁克注意到现代组织与信息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知识管理”对于现代组织的意义重大。
圣吉沿着这一轨迹又向前迈进，指出企业组织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是持续学习。
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让管理学家们意识到知识网络化和组织虚拟化生存的新特点。
不难看出，尽管管理学家们对于信息传播越来越重视，但管理学视野下的沟通管理（communication management）观念在理解组织传播现象方面存在很多误区，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只把传播行为视为组织管理过程的一个环节，一种手段，忽略了传播在整个组织中相对的独立性、系统性、专门性和基础性。或许我们更应该用“传播管理”来称谓“communication management”这个概念。语词形式变化虽小，但各自的思路和框架相差甚大。随着传播学的诞生，“传播”这一极为普通平常的社会现象的独特性逐步受到学界重视，“传播”之于社会作用的基础性地位也越来越得到认同。
从片段化的传播管理到“全传播链”管理
“全传播链”的理念构想是郭庆光教授率先提出的。郭庆光教授对现代企业的全产业链管理模式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企业组织的整个全产业链模式是由信息和传播链接起来的，没有这样全方位传播模式的支撑，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很难得到实现。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全产业链”背后的“全方位传播链”构想。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很大突破性和创新性的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真正以传播学立场看待组织的传播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全传播链”管理思想，首先将组织机构的传播活动理解为一个由众多相互影响的“链条”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主张将组织机构的整个信息传播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注重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深层意义上说，“全传播链”管理思想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传播行为虽然通常与其他种种现象混合纠缠在一起，但传播活动有着自身的独特本性，遵循着自身的独特规律。
从大的范围来看，组织（包括各类机构）的传播活动大致分为两部分：对外传播和内部传播。前者面向企业组织的外部世界，通常通过大众媒介来实现，称为大众传播；后者面向企业内部员工，通常通过企业内部的信息渠道实现，称为组织传播。
传统的组织传播管理通常将这两部分分割，内部信息传递工作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则和办法。外部的公共信息传播又往往被分成不同的单元，人为地将组织的传播活动分割为内外两部分，很少也很难将两者相互打通，因此是一种片段化的传播管理。各部门之间尽管也会进行会商，但多数情况下还是单打独斗，不能实质性地统一协调运作。
这种片段化的传播管理模式至少存在三大隐患：一是容易浪费资源，二是效率降低，三是增添危机隐患。各个部门为了自己的业绩（或利益）行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协调一致难免增加难度，而这种不一致本身就是危机滋生的温床。现实中，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不同部门对外传播的不同声音，也是导致误解、差错的主要原因。
“全传播链”管理理念对这些缺陷都有针对性的考虑。我们分别从它的几个关键词来做个解析。
全：“全传播链”思想强调了一个“全”字，克服了旧的传播管理思维中过分侧重于某一两个环节，而忽视整体的缺点。这个“全”字可以这样理解：横向上，从头到尾，由里到外；纵向上，从战略到战术到战役的各个层面。
传播：这是一个视角定位问题。“全传播链”思想突出了传播学本位而非管理学本位的视角定位。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更多地从传播规律出发考虑传播问题，改变单纯管理学视角中对传播规律重视不够的弊端——而这正是传统管理学对沟通问题理解得不够透彻的主要原因。
链：强调了组织传播的系统性，将组织的传播活动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可以随意割裂的孤立片段。“链”的概念重视构成组织传播活动整体的各个传播环节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只有站在整体思维的角度才能有效地串联起这一个个看似分散孤立的传播片段，使之成为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传播链条。
从危机传播应急到“全传播链”风险管理
“全传播链”思想应用到危机传播管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发展出一套全面系统的“风险传播管理”思路。既考虑到组织外部的危机传播应对，又考虑到组织内部的信心维持；既考虑到危机出现后的应急处置，又考虑到危机出现之前的风险防范；既考虑到危机发生的显明点位，又考虑到相互影响的潜在环节。这对于传统的危机传播管理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完善。
过去的危机传播管理理论有两大特点：一是偏重于对外部的危机公关，二是偏重于危机传播的应急处置。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主流的概念界定上得到印证。
比如，美国休斯敦大学教授希斯（Robert L.Heath） 认为，“危机传播即是以道德的方式控制危机的高度不确定性，努力赢得外界受众的信心”。②作为较早开展危机传播研究的学者，希斯的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另一位美国学者班克思（Kathleen Fearn-Banks），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传播”。③这两个观点的侧重点都在组织之外。
国内研究者也有相似观点。史安斌认为，“危机传播是指危机发生前后及其发生过程中，在政府部门、媒体、公众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过程”。④方雪琴说得更详细，“所谓危机传播，是指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和事件，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及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其目的在于，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按照传播规律，利用大众传媒与公众进行有效交流和沟通，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使其向好的方向转化的过程”。⑤
很显然，这些观点都把焦点对准了危机传播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环节。一个没有言明的假设前提是：组织内部以及组织内外部之间的传播影响不存在或无需考虑，似乎处理好外部的舆论影响就意味着完全化解了危机。这些理论认识也在危机传播管理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传统的危机传播管理方式多比较重视危机公关和媒体应对，其目的都在于想方设法影响或控制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的舆论情绪。
然而，这种思路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管理方式尽管可能（只是“可能”，不是“一定”）部分地、外显地（不可能完全地，起码隐含着危机的根源和产生新危机的可能性）解决一次危机，但对将来的危机毫无防备，对危机发生的机制毫无了解。因而也谈不上提高组织自身的免疫力和防护力。
“全传播链”风险管理信奉危机管理的共同信念：见于未萌，止于未发。最佳的危机管理不是强有力的危机应急处置，而是使危机不发生。因此，提出了传播风险防范重于危机传播应急的观念，强调将重心前移的策略，将控制风险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而危机爆发后的紧急应对都只能是被动的，可控性极低。
“全传播链”风险管理，首先将组织内外传播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部门打通，构建一个无缺陷的传播风险防范完整网络。其次，强调从危机信息监测到预警、应急和恢复的动态过程去解读危机传播发生、发展和处理的机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传播链”风险管理强调了媒介融合情形下危机“混合”的特点，对媒介化危机和危机的媒介化给予足够重视。这样的管理系统才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防范。
注释：
①郭庆光：《“全产业链”背后的“全方位传播链”》，《大众日报》，2011年11月23日
②Heath，R.L.（1999）.Management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from interpersonal contacts to external affairs. Hillsdale，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③Fearn-Banks，K.（2007）. Crisis communication：a casebook approac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inc.
④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2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企业非正式组织类型分析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SQ121024）；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基于公共服务的河北电子政务Web2.0研究”（项目编号：HB12TQ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与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2BJY005）。
[关键词] 非正式组织 非正式群体 社会管理 公共管理
在社会管理的研究与实践中，“非正式组织”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但人们对于这个概念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一下梳理和厘清。
一、语词“组织”一词
非正式组织不仅在国内还是国外，在具体界定上都存在争论，而且话语系统也不统一。在英文中指向非正式组织的语词有：Informal Groups、Informal Organization、Small Groups、Group、Potential Organization、Potential Group、Coterie等，通常用的是Informal Groups和Informal Organization。在中文中指向非正式组织的语词有：“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群体”、“非正式团体”、“小团体”、“非正式小群体”、“小集团”、“小圈子”等，通常使用的是“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群体”。“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群体”可以与Informal Groups和Informal Organization分别对应。
“组织”（对应于英文organize或organization）是一个源于生物学的概念。生物学中，由形态相似、功能相同的一群细胞和细胞间质组合起来，就称为组织。这是动词语义，组织也有名词语义。细胞分化产生了不同的细胞群，每个细胞群都是由许多形态相同，结构、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联合在一起构成的，这样的细胞群称做组织。组织是构成器官的基本成分。许多器官联系起来，成为能完成一系列连续性生理机能体系，称为系统。例如由口腔、咽、食管、胃、小肠、大肠、以及肝、胆、胰等一系列器官联系起来，共同完成食物的消化和吸收，组成了消化系统。此外，还有运动、呼吸、泌尿、生殖、循环、神经、感觉和内分泌八个系统。这八个系统就构成了“人的生命”，使人成为一个整体。随着生物学的普及，“组织”（指organization或organize）一词应用到社会科学中或社会生活中应该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我国古代汉语中的“组织”一词完全没有生物学的含义，主要是指“织成的织物”、“经纬相交、织作布帛”，尽管后来也引申为“安排”、“整顿”、“管理”等含义。大概是在西方文化传入我国的18-19世纪，我国已经开始普及使用“组织”一词了。
“组织”（指organization或organize）一词，最早可能是在社会学中被作为学术用语使用的，后来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等普及使用了。
在管理学中，“组织”一词的涵义也有名称和动词两个方面。从名词看，指组织结构，即：反映人、职位、任务以及它们之间的特定关系的网络。这一网络可以把分工的范围、程度、相互之间协调配合的关系、各自的任务和职责等用部门和层次的方式确定下来，成为组织的框架体系。从动词看，指维持与变革组织结构，以完成组织目标的过程。通过组织机构的建立与变革，将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在时间上、空间上科学地组织起来，使每个成员都能接受领导协调行动，从而产生新的、大于个人的和小集体的功能简单加总的整体职能。[1]
二、“群体”与“组织”
汉语中“群体”对应英文有二：colony、group。前者指“由许多同种生物的个体组成的整体”，后者“同类人或事物组成的整体”。本文中的所谓“群体”主要是指后者，指“group”或“groups”。“群体”一词在汉语中很早就开始使用。群体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但不是任何几个人就能构成群体。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以一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群体”有其自身的特点：成员有共同的目标；成员对群体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群体内部具有一定组织结构，具有共同或相近的价值观、世界观或方法论等。[2]群体具有生产和维持。群体的价值和力量在于其成员思想和行为上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取决于群体规范的特殊性和标准化的程度。群体的规范具有维持群体、评价和导向成员思想和行为以及限制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功能。[3]在群体中，群体规范也分为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当非正式规范与正式规范不一致时，群体成员不一定按照群体正式规范去行动、去行为。事实上，群体规范群体个体行为的制约表现为服从和从众。[4]群体规范通过内化-外化的机制影响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变化，是管理上通过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群体规范培养好思想、好品德的心理依据。[5]
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3
位于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的某一部分，某一部门之内的监督之维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监督是体系良性运转的重要保证之一，也是对权力进行约束的有效手段之一。从司法管理的主体法院与检察院出发，监督这一价值取向在法检两个系统实施司法管理的自我表述中均有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审判管理概述”第2条指出:“人民法院开展审判管理，要运用组织、领导、指导、评价、监督、制约等方法，对审判工作进行合理安排，对审判过程进行严格规范，对审判质效进行科学考评，对司法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①《检察日报》则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案管办意义表述如下:“高检院成立案件管理办公室，对案件实行统一进出口，实现案件集中管理，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执法规范化和透明度，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战略举措……案件管理是一项综合性业务工作，具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作用。各级检察机关以提升案件质量为目标，深入推进案件管理机制改革，加大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强化对检察业务工作的统筹管理，努力把案件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②在两高的自我表述中，制衡与监督均得到了彰显，司法管理活动之实践本身意在形成法检系统内部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同时从学科的视野出发，司法管理学自身便具有此种基石性原则，即控权与监督，于实践性的规则中加以规定是此种基石性原则形成外化的方式和要求。当然有必要在此处指出司法管理学架构下的制衡与监督要注重流程性与系统的协调及对系统的优化，不纯粹是一种“严苛”意义上的监督及控权论，后文将会涉及，此不赘述。
司法管理学哲学之维———系统论
所谓一般系统理论，研究的是适用于各种系统的一般原则的科学，由贝塔朗菲于1937年首次提出。贝塔朗菲一般系统理论的目的在于应对在基础理论方面20世纪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同时提出的大量系统问题，克服还原论的局限性，转变思维方式。一般系统理论在产生后经历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理论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最新成果为依托，出现了一系列基础科学层次的系统理论，使系统研究真正走出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的范围。系统科学是科学思维方式转变的产物。它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孤立地研究对象转向在相互联系中研究，从用静止的观点观察事物(存在的科学)转向用动态的观点观察事物(演化的科学)，从强调用分析的、还原的方法处理问题转向强调整体的处理问题，从研究外力作用下的运动转向研究事物由于内在非线性作用导致的自组织运动，从实体中心论转向关系中心论，从排除目的性、秩序性、组织性、能动性等概念转向重新接纳这些概念，从偏爱平衡态、可逆过程和线性特征性转向重点研究非平衡态、不可逆过程和非线性特征，从否定模糊性转向承认模糊性，等等。［8］15通过简要回顾一般系统论的历史及对其形成至关重要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史可以发现，系统研究发端于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之中，随后扩展维度，形成了有关系统性研究的整体性学说。系统论的发端与发展对管理学影响重大，系统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其创始人是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他们与理查德•约翰逊联合撰文指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在与其环境的不断相互作用中获得发展的，因而只有在开放系统的总模式下才能良好地确定组织内外各变量之间的确切关系;同时也指出，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动态特征，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一切组织的方法和模式。因此，按照系统理论研究组织和管理，不仅需要将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且还必须采取权变的观点，即因地制宜的观点。”［9］74系统论下的管理学理论可以成为法学与管理学交叉学科的司法管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也就是说司法管理学应当遵循系统论的要求。由系统论的基本属性出发考量司法管理的现实操作层面，主要有下述结合点:司法管理的客体指向中的各个部分，各个部门应当是相互依存的，以一定方式及规律进行组织的，而不是孤立分离存在的;管理中涉及的各个部门之间既是独立的子系统存在，也是隶属于整体(如，检察院、法院的整体)的，作为整体组成元素之一得以存在的;司法管理中要明晰层次性，即明晰司法管理的实施主体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层次问题、范围及效度问题;坚持以动态性来调节司法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包括体系建构时出现的抵牾，系统运转中出现的非可预见性意外，并利用网络技术和数理统计与概率论及数学建模方式来分析实践中的案件数据来优化管理结构、管理方式和流程;目前两高的司法管理实践所提出的目的是明确的有着现实维度的考量，有着司法实践上的切实考量，而从整体的视角出发，系统论对于目标给予了极大重视，因为系统运动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同时此种目标需要与各大系统的目标相契合以达到最优解。也就是说司法管理的目标不仅要契合司法管理实施主体所指定的目标，同样要契合中国整体之下的法治建设的目标。当然，基于系统论下的司法管理学需要避免误区，也就是上文引述卡斯特、罗森茨韦克及理查德•约翰逊联合撰文中的“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动态特征，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一切组织的方法和模式”。波普尔在评述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学时这样写道:“……可以有一种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学，有一种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它代表着‘整个的社会有机体’或者‘一个时代全部的社会历史事件’。这种观念出自把人类历史当做是一条巨大的、包罗万象的发展河流的那种直觉观点。但是，这样一部历史是写不出来的。任何一部写出来的历史都是这个‘总体’发展中的某个狭隘方面的历史，而且甚至于就在那个所选的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也总是一部很不完备的历史。”［10］72同时波普尔在同一书中还对整体主义进行了批判［10］67，整体主义以乌托邦式的纲领建构一切，却忽略了很多时候结构的建立、原则的生成、规则的建立是经由一个试错过程才得以完善并加诸了持续不断地进行修改的可能才最终维持了整体存在。系统管理学要避免历史视野中的整体论观念及实践中的乌托邦蓝图。以系统论为基石之一的司法管理学同样要避免出现界限的严合与系统的封闭，而应当寻求开放的系统，寻求开放系统自身与环境间有可以渗透的界限，并维持动态的平衡与内部的稳定状态。
司法管理学管理学之维———历史与实践
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4
所谓广告学是关于各种社会组织进行成功广告活动的方法和策略的学科，是对广告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相应的广告理论的揭示。广告学具体研究以下问题：
(一)广告发展的历史
在广告学所涉及到的研究领域，要对广告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每一阶段广告现象进行剖析，以探索广告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二)广告人与广告人培养
广告学要对广告活动中的主体策划者，即广告人的问题进行研究。广告人在广告业中存在了上百年时间，对于广告人的界定、广告人的素质分析和广告人的培养，都与广告发展紧密相联，也是广告学科进一步完善的重要问题。
(三)广告组织
广告组织是进行广告活动的职能性部门和职业性机构的统称。
广告组织的性质、设置的必要性和内部运行机制，对于广告活动的开展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何规范广告组织，使其更好地适应广告活动，为广告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四)广告计划
广告活动的有序化开展，直接依赖于广告活动的计划情况。基于广告调查围绕广告目标所制定的广告计划是广告活动的前提保证，又是检验广告成功与否的标准和依据。界定广告计划的内容和范围，成为广告学必不可少的内容。
(五)广告策略
广告策略具体包括广告定位、广告创意、广告文案。这是广告表现中的核心与灵魂。这些问题在广告学的大学科范围，都以重要专题形式加以研究。
(六)广告媒介
广告是一种传播信息的活动，在传播时；不同媒介的优缺点以及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会对广告效果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广告媒介分析研究，就是指对各种大众传播进行分析，以根据不同媒介的特点，选择相应的媒介或媒介组合策略，有效地传播特定的广告内容。
(七)广告管理法规
广告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传播活动，必须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这既对广告活动本身是约束，又是对广告活动行为合法的正当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都陆续制定了广告法规，从宏观上管理国家的广告行为。我国也于1995年正式实施广告法，从而使广告管理活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各国广告管理法规在内容规定上不尽相同，但在具体规定上许多是具有相互借鉴意义的。
二、广告学的性质
广告学是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门边缘科学，是一门既涵有社会科学，又涵有自然科学性质和心理科学性质的综合性的独立学科。在对广告学与经济学；市场学、，管理学、美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学、文学艺术等的既联系又独立的分析中，可以勾画出广告学性质的轮廓。
(一)广告学与经济学和市场学
广告学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广告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与成熟。经济学和市场学中揭示的许多规律，广告活动照样适用，也必须遵守。广告现象又是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重要现象，它服务于市场经济，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和市场学的研究成果可直接用于广告学，而广告学理论的发展又影响到经济学和市场学的理论演变，每一次广告学理论的突破都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经济学和市场学对新问题、新现象的研究。
(二)广告学与传播学
广告学与传播学的联系最为密切，甚至在许多研究成果中，都把广告学视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广告学不同于传播学。第一，广告学以广告现象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传播学以信息传播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广告的目的是通过传播广告信息而诱导社会公众，传播学中信息传递的目的是与公众进行交流。第二，广告的媒体是大众传播媒介；而传播的媒体既可以是大众传播媒介，也可以是自身传播媒介和组织传播媒介。第三，广告讲究突出重点信息，强化形象，可以采用多种艺术形式进行形象塑造和文案设计；传播讲究的是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第四，广告追求广告效果，注重投入产出效应；而传播追求的是信息到位。第五，在约束机制上，广告信息传播受到广告法规的限制和保护，广告信息一旦失真、失误要受法律制裁；一般的信息传播大多不受到什么约束，即使失真、失误往往并不负任何责任，法律也并不追究。
(三)广告学与管理学
广告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和传播活动的综合，在其活动中必然要求以管理行为来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广告学借助于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广告工作，以达到完善广告学的理论体系并指导广告实务。
(四)广告学与心理学
广告作为说服社会公众的艺术，它与心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心理学提供了人的心理构成的机理和心理活动的特点和性质，广告借助于心理学的理论和规律才能达到说服的目的。一则广告从确立主题、构思内容到选择媒介，无不体现广告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甚至一则广告的版面设计、文字语言多少、辞义准确度、刊播媒体、背景材料等，都要求心理学理论体现于其中。
(五)广告学与美学、文学和艺术
广告要利用各种文学和艺术手段来达到广告的目的，它与文学和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其特有的形式去影响、传达、感染，甚至支配人们的感情，有时乃至改变着人的观念和行为。广告作为一种特殊意义的艺术形式，正在吸收美学、文学和艺术的理论方法，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和规律，不断推动广告美学理论、广告艺术和广告活动的发展。
(六)广告学与公共关系学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广告和公共关系都是运用一定的传播媒介，宣传自身、树立形象。广告学与公共关系学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区别，各自具有本学科存在的质的差异性和规定性。
1．广告学与公共关系学的差异
首先，广告学与公共关系学出现的先后时间不同。广告学先于公共关系学而成熟和系统化。广告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心理学已由普通理论向实验阶段转变而产生，并受到传播手段多样化和现代化趋势的直接推动。而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经济领域高度社会化和商品化、政治领域和文化传播手段现代化的发展而形成。广告学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公共关系学的形成和发展。其次，广告以树立产品形象为核心，目的在于促进产品销售。而公共关系学以树立组织形象；提高组织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核心，目的在于树立组织的整体形象。最后，广告一般是一种单向式的传递诉求信息，以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而公共关系活动是呈全方位和双向沟通模式，充分显示组织的宗旨、实力、信誉和社会责任，造成一种全面的社会舆论，影响公众,使其对组织产生良好的总体印象。
2．广告学与公共关系学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广告学与公共关系学出现了诸多领域的融合与交叉。首先，公共关系必须在许多时候利用广告的形式来宣传自身，树立自己的形象，广告也在不断地吸收公共关系的思想来调整、修正、完善传统的广告活动。传统的广告往往直接诉求自己产品信息，而现代广告则开始以树立产品的形象为侧重点。其次，公共关系和广告在传播组织信息时，是从不同角度传递给公认有关组织的不同信息，但目的都是为组织整体目标服务，从而树立组织及产品服务的完整形象。最后，广告学与公共关系学出现融合趋势。
三、广告学的学科任务
广告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学科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告学应该以探索框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广告法律
广告学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于我国国内实际，基于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注重我国民族文化实际，探索适合我国现阶段和未来一段历史时期里广告活动的规律，框架符合于我国国情的能够行之有效的广告学体系。
(二)规范广告基本概念和范畴界定广告理论内在逻辑
在我国目前广告活动中，对于广告和广告学中诸多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常常众说纷纭，在广告理论的内在逻辑的界定上，往往各执一辞。在广告实务中，大量存在着“重视觉设计、轻文案创意”的现象，似乎广告活动就是色彩、点、线、面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使广告学成为一门有严格概念、范畴和严谨理论逻辑的学科，以科学化的理论规范广告行为，从而使广告理论和实务达到有序化和规范化。
(三)抽象成功广告案例和优秀广告艺术
广告学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极强的学科，广告学应该时刻注意广告活动实务，从广告实践中抽象、概括和归纳出具有对实践指导意义的广告理论。在广告学的研究上，我们要做到既要宏扬民族文化，挖掘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广告表现方法和技巧，又要积极学习国外成功的广告经验和理论。
(四)从理论上指导广告实务提高广告事业的水平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广告业和其他行业一样，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总体上看，目前从事广告经营活动的广告创作和主创人员，在综合知识背景上、技能素质上，尤其是对于现代广告理论的掌握上，常常显得力不从心。这必然限制了我国广告业的发展。改变广告界现存的人员素质较差、广告水平较低的现状，应该成为广告学的任务之一。
总之，广告学的学科任务应该是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从广告活动的现实出发，吸收各种成功的广告经验和理论，规范广告学的概念和范畴，完善广告理论体系；探索在我国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里行之有效的广告规律；推动我国广告事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的经济繁荣。
三、广告学的研究方法
根据广告学自身的性质，在学习和研究广告学的过程中，应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一)比较借鉴法
所谓比较借鉴法师把广告学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广告理论，进行比较性研究。借鉴成功的广告和广告思想从而探索出规律性认识的方法。
(二)具象观察评析法
具体观察评析法，就是要对自己所见所谓的广告做到捉摸一番、思考一下分析其优与劣，成功与失误，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不断积累自己对广告的感性认识。
(三)定性与定量结合法
在广告活动和广告理论中，应该在广告的确定与评析上，学会运用定量化的内容来界定其确定性。要把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广告之中。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就是要尊重广告效果客观事实，尊重社会公众认可标准的观念。
(四)理论与实际操作结合法
广告理论必须运用于广告实际，在实践中以广告效果来评判和修正、完善。广告理论必须以广告实践来检验，而且只能用广告实践来检验。广告理论的是与非、优与劣绝对不能用纯粹逻辑方法来推论。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研究广告现实，而无视实在的活生生的广告世界的人，其理论往往只能为空中楼宇。坚持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法，是培养自己广告思想的基准。
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组织变革；应对；维度结构
一、 引言
长期以来组织变革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从组织发展、战略选择、资源依赖和种群生态学四个范式展开，从而这些研究绝大部分是以一个宏观的、系统的角度来关注组织变革（Van de Ven & Poole，1995）。因为在微观层面上学术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来研究员工如何对变革做出反应。包括中层管理者在内的多数员工，并不像高层管理者那样将变革视为战略的机遇，他们对变革的支持或反对大多停留在心理层面，而不会轻易在行动中直接表现出来（达克，2004），这导致很难将实际的问题转化为研究变量进行探讨和检验。既然员工很少会直接通过行为表现出对变革的支持或反对，那么如果管理者能够引导员工积极解决个人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和压力从而提高个人绩效表现，对于组织而言就是莫大的帮助（唐杰，2010）。而过往的心理学研究已经一再证实员工不同的压力应对方式会导致其绩效的显著差异。因此，上世纪末以来，大量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都开始从个人压力应对的视角来探索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心理过程及其所导致的结果（例如：Amoit，Terry，Jimmieson & Callan，2006；Fugate，Kinicki & Prussia，2008）。
二、 组织变革与员工压力应对
应对（Coping）被认为是一个人与环境交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为管理来自内外部令人疲惫或超出个人资源的需求，根据自身对个体—环境交互的评价而做出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Lazarus & Folkman，1984）。根据应对的定义，考察员工如何应对组织变革不是直接研究员工对变革支持与否，而是关注与员工日常工作、个人生活紧密相关的认知和行为反应，这些反应会间接影响组织变革的进程。这样的研究介入方式，正好可以打破现有组织变革研究的桎梏。一些学者基于Lazarus和Folkman（1984）提出的压力和应对的认知现象模型（Cognitive-phenomenological Model of Stress and Coping，也被称为应对的过程模型），探讨许多员工个体和组织环境因素对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职业压力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Stress）2007年的报告显示，工作压力导致美国企业每年在员工药物治疗、离职以及旷工上大约耗费3 000多亿美元。近两年来，金融危机导致工作压力带来的危害愈演愈烈，这使得进一步了解员工压力应对的需求更加迫切，管理者需要利用多层面的手段来帮助员工调节工作压力以提高组织的绩效。于是，许多心理学研究者对于个体在不同工作压力情境下的不同应对方式选择及其结果的讨论越来越多。在这其中，对于员工在组织变革情境下的压力应对和个人心理健康的研究备受关注。因为组织变革已被研究者和管理者一致视为工作、生活中最主要的压力源之一，并且可能带来包括失业、心理疾病和个人绩效下降等一系列负面的结果。
纵观组织变革和压力管理两个领域的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它们分别是从宏观趋近微观和从微观趋近宏观，在员工应对组织变革这一个体—组织交互作用同时也是管理实践意义最为突出的焦点上交汇。
国内学者唐杰（2010）的研究综述指出，目前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研究首先受限于应对维度结构的混乱：一方面，部分管理学研究者的讨论基于简单的两分法，虽然便于应用讨论，但忽略了太多心理要素，例如被广泛采用的Latack（1986）的两维度结构（逃避导向和控制导向应对），以及Judge等人（1999）针对组织变革应对开发的单维度结构；另一方面，一些心理学研究者的研究维度又过于复杂，并且各不相同，难以进行横向比较和实践应用的讨论。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本文基于目前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研究对应对维度结构做文献的归纳和理论模型建构。
三、 应对的内部维度
Skinner等人（2003）的研究回顾了以往心理学中压力应对的维度结构，他们认为虽然研究者对于应对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有统一的认识，但各类研究中存在超过100种的应对结构，说明对于应对维度结构的理解和划分远未达到一致。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绝大部分学者认同Folkman（1984）提出应对的具体类型要根据具体的情景加以理解和定义，而不是具有一般性的标准。因此许多学者专门针对工作相关压力的应对维度进行了探讨（例如，Aldwin & Revenson，1987；Latack，1986；Long，1990），但根据本研究仅对变革环境下的应对文献的回顾中就发现超过10种的应对结构（归纳在表1中）。这些在概念定义上相似又各有侧重的结构都是从两种基本的结构衍生而来。
1. 按照应对的对象划分的结构。关注问题（Problem-Focused）的应对和关注情绪（Emotion-Focused）的应对是最被广泛认可和应用的应对维度。前者是指以影响压力源（Stressor）为目标的行为和认知上的努力，后者则是以减弱压力源对情绪的负面影响为目标。这种划分方式的理论基础是Lazarus & Folkman（1984）年提出的压力和应对的认知理论。虽然这一应对结构被后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广泛接受（例如：Herman & Tetrick，2009；Kinicki，Prussia & McKee-Ryan，2000），但其本身存在两个维度不能互斥的严重问题（Latack，1986）。比如前瞻性地思考问题（Proa-ctive Thinking），既可以是一个以影响情境为目标的努力也可以被认为是调节情绪的有效方式。
2. 按照应对的方式划分的结构。这一结构的定义最早是由Latack（1984）提出的，包括行动（Action），指行为上致力于影响压力源或情境；认知重构（Cognitive Reappraisal），指尝试对情境进行重新认识；症状管理（Symptom Management）指关注压力所产生的表面症状和心理状况（Latack，1986）。但按照这种维度所进行的探索对于工作相关压力下的研究缺乏实际意义。也就是说员工是采用行动、认知重构还是症状管理的应对都可能是对组织有利的，这样的研究对管理者而言意义很小。
针对以上两种应对结构的缺陷，Latack（1986）对两种结构进行对比整合，提出了工作环境下的员工应对策略结构，仍然按照应对的方式分为三类：控制导向的应对（Control-Oriented Coping），包括采取前瞻性地、积极负责的行为和认知重构；逃避导向的应对（Escape-Oriented Cooping），包括行为和认知上的回避或逃避，以及症状管理。Latack（1986）的结构定义具有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众多工作环境下的应对研究，包括一些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研究都接受了这一结构（例如：Amiot et al.，2006；Fugate et al.，2008）。
3. 多维度应对结构。后续的研究者借鉴了上述学者的观点并承继了对应对结构的探讨，Aldwin和Revenson（1987）提出在Latack（1986）三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信息搜寻（Information Seeking）的维度，指那些个人所采取的可以为解决问题和调节压力奠定基础的积极活动。Long（1990）提出问题关注、情绪管理（Emotional Management）和问题重构（Problem Reappraisal）的三维结构。其中情绪管理是指通过回避问题的方式来降低紧张的情绪，而问题重构是指努力管理自身对压力时间的评价，这一结构也被Kammeyer-Mueller，Judge和Scott（2009）最近的实证研究所采用。
在此之后的应对结构的探讨开始出现整合上述两种分类的趋势。Skinner等（2003）提出了一个五维应对结构，包括解决问题、寻求支持、回避（Avoidance）、放松（Distraction）和正向认知重构。Welbourne等（2007）的研究则建议将这一结构中的回避与放松两个维度整合。Kammeyer-Mueller等（2009）在元分析研究中建立了一个应对的层级系统结构。他们认为应对结构的最高一级可以分为投入（Engagement）和撤离（Disengagement）。在下一个层次，可以根据应对的目标不同进一步分为：初级控制（Primary Control），指改变压力源和相关的个人情绪（例如解决问题或调节情绪）；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指通过各种方式使个体更好地适应压力环境（例如接受或认知重构）。
关于应对的内部维度，通过文献研究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研究者对于应对是一个多维度并且多层式的概念已经达成共识；第二，在有关工作压力的应对研究中，侧重于员工应对与组织相关变量的研究，为了便于探讨研究的实际意义，倾向于采用二维结构（解决问题/调节情绪或控制/逃避）来定义应对，从表1所归纳的应对结构和研究主题的对应关系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规律。
四、 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界定
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研究已经备受应用心理学家和组织行为学家的关注，这其中包括了各种具体的变革情境，但几乎没有研究专门给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概念进行界定。事实上，同样是关注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实证研究，不同学者在应对的度量上有很大分歧。比如Cunningham（2006）、Judge等（1999）、Kruglanski等（2007）以及Wanberg和Banas（2000）的研究是按抵制变革还是引导变革来考察员工应对，从组织的角度直接审视员工应对之于组织变革的影响；Amiot等（2006）、Fugate等（2008）、Liu和Perrewé（2005）则是从积极或是消极的应对导向上来考虑，立足于探讨员工应对在策略上的偏向及对变革产生的间接影响；包括Noblet、Rodwell和McWilliams（2006）以及Scheck和Kinicki（2000）、Terry和Jimmieson（2003）在内的更多研究是从一般的个人选择关注问题或关注情绪的应对对象来研究，这类研究的重心更多在于探讨应对的风格以及对个人产出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这些分歧是由于对概念的界定比较模糊。在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对象、形式和本质上的描述上都不清晰，这必然给以后的研究者带来困惑。
虽然西方学术界对于变革情境下的员工压力应对一致称为员工应对组织变革（Coping with Organizational C-hange），但根据压力应对研究的基本定义，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实质仍然是处理变革所产生的压力。如果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员工对于变革的直接影响（比如引导变革），借鉴压力应对理论的研究就变成了仅仅停留在字面上，依然会出现前文所说的调查流于形式的问题。不妨将关注的焦点投放在员工个人的心理过程，考虑员工对于组织、变革以及自身的评价如何影响员工在变革过程中的反应，这种反应更多的应该是与员工日常工作、个人生活紧密相关的。当然这些反应会间接影响组织变革的进程，这比起直接研究员工对于变革支持与否来说更为真实。因此，本文从应对过程的角度，就对象、情境和类型做如下描述：员工应对组织变革是一个员工与组织交互作用的过程，开始于员工对员工-组织邂逅的评价，经过一系列的心理过程后，员工决定采用何种策略能够最好地处理组织变革所带来的压力，这些策略会明显影响员工和组织的产出。
五、 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内涵结构
结合对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界定和应对结构的综述，本文首先接受被大部分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研究所采用的根据应对导向来划分的方式。在命名上，虽然被最多采用的是Latack（1986）所提出的控制导向和逃避导向的应对，但本文认为采用积极应对（Proactive Coping）和消极应对（Passive Coping）（Aspinwall & Taylor，1997；Liu & Perrewé，2005）的命名方式更为合适，这是由于：第一，积极和消极应对的命名方式更符合中文的语义习惯，便于研究的探讨和推广；第二，在Latack和Havlovic（1992）给控制导向应对和逃避导向应对所下的明确的定义就是它们分别解释为“前瞻性地思考或采用积极负责的方式处理问题”和“避开或设法不去关注问题”，这与Aspinwall和Taylor（1997）对积极应对所下的定义——“努力处理压力事件或前瞻性地修正”——及Liu和Perrewé（2005）对消极应对所下的定义——“被动地面对问题”在内涵上基本相同；第三，Latack（1986）最初对工作环境下的员工应对所作的分类实际上包含控制导向应对、逃避导向应对和症状管理，后来的研究者为了便于研究讨论，往往将其忽略或将“症状管理”这一维度所包含的内容拆分入另外两个维度进行探讨，这使得内涵实际上被拓展。比如恰当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可以算作是积极地去应对压力，但却很难被控制导向的概念所囊括。
其次，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无论按照怎样的方式划分，应对都应该包括行为和认知的策略区分。因此本文在应对导向两分的基础上，按照应对方式是采用行为上或是认知上的改变，将积极应对划分为直面应对（Confrontive Coping）和计划性应对（Planning Coping），将消极应对划分为脱离（Distancing）和空想（Wishful Thinking），具体的概念内涵见表2。
最后，需要进一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根据心理学中压力应对的研究，这种四种类型的变革应对策略并不能囊括员工所有可能的应对策略，但正如以往一些学者针对组织变革所做的应对策略划分一样，将一些与变革无明显关系的员工应对策略排除在模型之外（比如自我谴责和情绪发泄等），既能够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又简化了研究的内容。第二，在现有四分法基础上，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应对策略的类型，比如可以将直面应对按照社会的（Social）/孤立的（Solitary）的标准进一步划分，但考虑到这种细分不能够很显著地提高研究的价值（员工是采用社会的还是孤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对于组织变革而言的意义并不十分明显），反而会增多研究需要考虑的变量关系，因此本文并没有再做这样的细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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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杰. 组织变革情境下的员工应对策略研究——内涵、维度、前因与结果. 华东经济管理,2010,24（7）: 111-1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员工应对组织变革的策略及过程机理研究：基于两岸高科技企业纵向数据的分析”（项目号：12YJC630185）。
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管理学；课程教学；特色定位
1.“管理学”课程教学特色定位的现状
特色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具体环境因素所决定的，且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有自己的风格和形式。定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适时确定某一事物在一定环境中的具置。由此可知，特色定位则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差异化发展而在目标受众心中占据其独特的、有利的位置。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是一所依托地处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吉首大学的于2002年兴办的新兴独立学院，其办学层次介于一本、二本与高职、高专之间。由于办学历史不长，缺乏母体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师资力量薄弱，特色定位意识淡薄，在管理学课程教学计划上，虽有课程设置，但缺乏能力、素质培养方案；虽有理论教学安排，却无实验、实训教学安排。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仅有教师的课堂讲授，少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在教学效果的评价上，也只有学生的考试成绩，缺少学生自己运用管理理论进行实际管理的项目和成果。正是这样，经济管理专业开设的管理学课程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和竞争优势，学生在其工作岗位上也表现出磨合期长，难以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管理学作为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经济管理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要求其课程教学必须突出学生的业务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基于定位理论，对管理学课程教学进行特色定位，不仅能使此课程对学生更具吸引力，还可以提升此课程的前瞻性和实用性，进一步促进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彰显自身特色，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通识素养宽厚、专业基础扎实、职业技能熟练”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2.文献综述
关于定位，1969年美国著名市场营销学家和广告专家艾尔•里斯和杰克•特劳特在美国《产业行销》杂志上发表了名为《定位是人们在如今仿效市场上所玩的游戏》一文，指出广告创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麦迪逊大街上流行的新把戏是定位。[1]1972年在《广告时代》上发表《定位新纪元》一文，随后围绕“定位理论”发表了一系列阐释性文章，“定位”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1980年在其经典专著《定位：广告攻心战》中指出：“在传播的丛林沼泽中，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集中火力于狭窄的目标，实施市场区隔。”[2]1996年杰克•特劳特又与史蒂夫•瑞维金在联发表的集大成之著作《新定位》中列出了消费者的五大思考模式，帮助企业抓住消费者心理。[3]自此以后，“定位”一词被广泛使用。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引入“定位”一词并迅速运用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4]国内学者欧阳白果[5]认为独立学院法学专业特色定位应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体现地方需求特色，以立足实际、扬长避短为原则，在强化应用型同质基本特色的基础上，突出异质的差异特色。蔡劲[6]认为一方面应根据本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开设场域课程与本土化的课程；另一方面应根据本地的人力资源多方联盟特色，充分发挥社区对学校的带动作用，鼓励学校课程创新。黄海燕[7]认为特色定位的科学性、合理性直接关系到高等学校自身发展的战略选择，应通过特色定位寻找差别、识别差别并显示差别。林祥柽[8]认为特色化就是要避开与强校、强势学科相同的发展方向，走自己的路，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寻求独特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特别是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每一所高校的每一个学科专业都要找准发展方向，在具体方向上形成自身特色。谭海、毛淑华、谌洪茂[9]认为特色是在“人无我有、人有我强”的基础上，达到“人有我专”的程度。基于上述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特色定位的研究，结合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开设的管理学课程教学实际情况，运用定位理论，从学生的心理与差异化竞争的角度，探讨管理学课程教学特色定位的具体途径，必将进一步推动独立学院管理学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3.“管理学”课程教学特色定位的理论基础
管理学课程教学特色定位应以学生心智为出发点，去寻求一种独具他特色的定位，真正做到有的放矢。首先，若从学生心理层面考察，“管理学”课程教学特色定位应直指学生心智，在其心理阶梯上寻找到一个有利位置，或者重新构建一定的心理阶梯。这个位置能够给学生一个简单、快乐的学习理由，同时也是学生面对复杂管理信息环境压力时一种便利的解决途径“。管理学”课程教学特色定位中所运用的数列代码中的位序代码，也应代表着一种学生评价的排序和量度。而且“管理学”课程教学特色定位还应考虑到学生一方面可能会受到其原有心理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新的管理信息又可能会对他这一心理结构进行修正和改变，最终形成有利于学生学习的心理位序序列。其次，若从学生富有竞争优势的角度考察，管理学课程教学特色定位更要体现出鲜明的“竞争导向”，即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10]也就是要实施差异化的管理学课程教学，这样才能真正受到学生的喜欢，也才能真正激发学生的管理创新意识，培养出深受企业青睐的具有应用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
4.“管理学”课程教学特色定位的具体路径
根据上述“管理学”课程教学特色定位应遵循的心理基础理论和差异化竞争理论，落实到管理学课程教学的具体特色定位，应坚持“立足并强化应用型基本特色，构建并突出异质特色”的基本思路。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管理学”课程教学进行具体的特色定位。（1）“管理学”课程教学目标应突出应用性与创新性。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应用型人才”“分类管理”等概念。2012年，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体系》，突出了新建本科高校“地方性、应用型”的特点。2013年1月，教育部开始启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和应用技术大学改革试点战略研究工作。2014年2月，总理在国务院常务理事会上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转型”的观点。2014年6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特意提出“鼓励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的学校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11]其实，在此相关政策出现之前，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就曾经认为地方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以及独立学院，均应走应用型的道路。由此可知，独立学院应该培养应用型人才，但这与职业院校培养的职业型应用人才有所不同，应该定位于创新性应用型人才，相应的“管理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的制定也应紧紧围绕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定位来展开。其具体体现在管理学教学目标上，就是培养理论扎实、管理实践能力强的一线中高层管理人才，并在此教学目标的指导下，根据其管理类专业的不同特点和用人单位的不同需求，分别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教学大纲。唯有如此，独立学院才能在管理学课程教学目标上突出应用性与创新性，在人才培养上体现出独特性、实用性，最终实现独立学院在应用技术类型高校中的定位优势和持久的竞争力。（2）“管理学”课程教学内容应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教材是传授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主要载体和基本依据。因此独立学院管理学教材的建设，既要体现独立学院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定位，又要具有独立学院学生自身的特点。教材内容的编写应突出“宽基础、重实践、强能力”的培养要求，在具体内容的选择上应紧贴用人单位的需求变化，精心选编课程内容和结构。首先，理论的编写应符合独立学院学生的学习基础、认知结构和特点。其次，教学案例的取舍应体现实际管理实践的发展变化，突出前瞻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最后，在管理学教材的建设上还要重视整个课程体系的全面构建。整个管理学教材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主教材、多媒体课件、网上课程互动平台、案例库、学习指导书、标准化试题库等一整套教学资源的构建。[12]总而言之，在“管理学”课程教学内容上，无论是选取、编写还是讲解，都要结合最新的用人单位需求、符合独立学院学生自身的条件，这样才会真正体现其前瞻性和实用性。（3）管理学课程教学方法应体现动与静的结合。在具体的管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除了保证必要的理论知识的传授之外，教学的重点应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管理思维、分析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而作为培养学生能力主要手段的教学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有案例教学、实验实训教学、专业课程见习教学。在案例教学中应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取、编写、应用针对性强的真实案例，通过真实案例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激发学生主动去分析、探寻，以培养、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验实训、专业课程见习教学中，应主动带领学生深入管理实践第一线，到企事业单位去观察、体验实习，鼓励学生主动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判断、分析、诊断现场实际管理问题，增强学生的实际管理应用能力。（4）管理学课程教学方式应尝试微课与MOOC的形式。微课是指基于教学设计思想，使用多媒体技术在五分钟以内就一个知识点进行针对性讲解的一段视音频。微课既适合学生自主学习，也适合教师教学使用。MOOC则是指“大众公开在线课程（MassiveOpenOnlineCourses）”，它有完整的教学活动，一般由课程介绍页、教学视频、教学习题和教学论坛四大核心要素构成。MOOC可以整合多种社交网络工具和多种形式的数字化资源，形成多元化的学习工具和丰富的课程资源。学习者不受时空限制，依托互联网即可在家学习，能够满足大规模学习者学习需要，师生之间还可以及时互动。现阶段互联网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教师可以结合90后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其优越的成长环境，充分利用高校已有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平台，共享当前火热的教育资源，大力发挥专业教师的特长，大胆尝试以微课与MOOC的形式进行管理学课程教学方式的创新，彻底打破传统、呆板的教学方式限制，激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使原本枯燥乏味的管理学课程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妙趣横生。（5）管理学课程教学效果应有项目开发与作品的呈现。大一新生往往对管理学这门课程没有任何基础，所以应以其熟悉的学习、生活环境为例，开发此管理项目。首先可以让他们以班级或寝室为单位，写出自己所在组织的主要成员，各自担任何种角色，拥有哪些权力和承担哪些相应的责任。其次画出自己所在组织的组织结构图，接下来让他们做好本组织本学期的活动计划，然后让他们按计划开展自己组织的活动，在活动进行中要充分体现管理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五大职能。最后上交一份财务报表，体现自己组织本学期开展活动的收入来源和费用支出，同时附上一份活动总结，写出自己组织的活动经验和教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出“管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5.结语
管理学是一门基础理论课，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基础（文化、生产力水平等）密切相连。“管理学”又是大一新生最先接触到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学生普遍对此抱有较高的期望。[13]所以，“管理学”课程教学的特色定位既要遵循“管理学”课程本身的规律与特点，同时又要让学生对此课程学得满意。为此，学校必须进行教学方式、方法的大胆改革与创新，教师也要对学生所在的家庭、班级、协会、学校等组织中所存在的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与分析，结合这些学生所熟悉的管理问题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自己合理的建议和想法。这样可以使管理学理论在“管理学”课堂教学中得到较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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