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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的民俗文化范文1
关键词：土家族；摆手舞；文化；生态；传承
一、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生态
首先，从土家族区域经济来看，土家族摆手舞的兴起和发展适合土家族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的，土家族人民是把山间或者是盆地作为基本的生存空间的，是由渔猎采集的经济生活发展至农耕经济生活，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和外界形成交通信息往来，从而使得土家族的民族区域文化得到了不断的丰富。从摆手舞的内容上来看，它所展现出来的是民族的迁徙、家园的创建、狩猎征战以及庆祝丰收等等画面，可以这样说，土家族摆手舞不管是在舞蹈形式上，还是在领唱形式上，或者是在基本动作上，基本上都是从土家族的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中发源来的。
其次，从土家族对祖先的崇拜来看，生活于湘、鄂、黔以及渝交界地区的土家族人民，他们并不相信神仙和皇帝，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祖先，在他们严重，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离不开祖先的。土家族虽然不存在宗教，但他们却有着宗教观念，他们的信仰文化有崇拜祖先、祭祀土王、敬奉白虎并且是相信梯玛等等，而这一系列的信仰，在摆手舞种体现的淋漓尽致。摆手舞最早是起源于土家族的祭祀活动，并且祭祀活动通常都是在祠堂举行的，在经过了长期的演变之后，至今变成了土家族人民自娱自乐的一种舞蹈。
最后，从土家族民俗文化特点来看，民俗文化由于家庭以及家族制度不同，由于自然村落以及自然环境的不同，由于行政区划以及语言的不同，使得民俗文化事项在不同的家庭和家族、在不同的自然村落和自然环境，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内容，不且相互独立传承。土家族主要使分布于于湘、鄂、黔、渝等等地区，是把武陵山作为主要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地区和语言环境之下，形成了具有浓厚的本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在这一民俗文化的圈子里，土家族民众由于家族制度的构成、受到自然村落的制约以及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在自己民族的内部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认同，在这样的文化认同之下，集体参与的摆手舞就得以沿传至今。
二、土家族民族文化形态的弱化
对于一个处在相对比较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来讲，在面临着复杂社会的强势文化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很难能够守住阵脚的，总是免不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和同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土家族的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异，被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观念所弱化，不仅如此，地域差异性的不断缩小也使得民族文化的地域性特征逐渐出现淡化，加之信息时代使得一些包括摆手舞在内的民俗、以及技艺等等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得效率低下，成为了只供观赏的对象。简单来讲，民俗文化正逐渐随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渐渐消亡。
三、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生态传承
（一）保护摆手舞原生形态的活态
土家族的摆手舞是一种原生态的舞蹈，熟知这一舞蹈的人主要就是在土家族土生土长的居民，那么，如果从环境上对这些居民进行保护，必然要比空洞的进行向外拓展要来的有意义的多。所以，首先就是要进行村寨的民族文化生态进行保护，存在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而摆手舞在土家族村寨的存在，通常都是环境相对比较封闭的，只有把这种文化生态源流保护好，才能够把货号原生态的文化，因此，应该要发展民俗旅游，把文化资源向旅游资源以及经济资源进行转变。当然，在具体的开发过程中，不仅要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选择进行尊重，又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来建立起乡村博物馆，从而来防止民族文化出现瓦解。
（二）构建摆手舞文化生态经济模式
构建摆手舞文化生态经济模式，也就是要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的开发和利用作为主要的手段，坚持在不把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前提之下，把两者相结合起来发展经济，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利用，并把它们归入到经济发展之中，使得经济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同步进行。土家族的摆手舞也就是土家族可以开发和利用的一种较好的文化资源，必须要形成对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生态保护这样的意识，并试着在一些地区构建起把摆手舞作为中心的经济模式。
（三）弘扬和推广摆手舞
对民俗的传承活动其实就是人类自发的一种习俗惯制，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它使没有意识的，也就是说它是习惯成自然的，那么，对于摆手舞的传承来讲也是一样的，它也是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是土家族人民的一种自觉的行为，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承来讲，单单只靠民间的自觉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政府的参与。所以，我们可以把摆手舞和音乐以及其他的舞蹈相互结合起来，可以在摆手舞的简单的锣鼓声中配上现代的一些音乐，从而来使得摆手舞在节奏上变得更加鲜明、更加欢快。
结语
总之，在高度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必须要不断对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让摆手舞得以与和谐社会同步而行，从而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彦，袁革.土家族摆手舞的综合保护与开发[J].湖南社会
科学，2007年06期.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范文2
1．有利于地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民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环境变迁，地域性民俗文化逐渐消失，出版作为文化积累的一种有效形式，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走进书店，有关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俗风情旅游类的图书琳琅满目，这是一些地方出版社重视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结果。湖北拥有灿烂辉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独具风格的民俗文化，将此类文化资源变为出版资源，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湖北民俗的方方面面。以孝感的孝文化为例，先后出版的图书包括《董永传说》“孝感（孝南）民俗文化丛书”等。这些图书的出版被著名剧作家沈虹光认为是“抢救民俗文化遗产，功德无量！”可见，开发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就是以编辑出版为手段，以图书为载体，挖掘地方文化的精髓，实现对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扩大其传播影响力。
2．增强出版产业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民俗文化就成为文化出版的一个重要源头，为出版产业提供丰富的内容资源。民俗文化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既有朴实的物质民俗，也有丰富的精神民俗。以《湖北民俗志》为例，它分为劳动生产、经纪商贾、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令、、医药卫生、民间文学、民间语言、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民俗工艺、名胜古迹，共13编，每一编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大目和子目。对出版业来说，这些类目蕴含着丰富的选题资源，搜集、整理和出版这些资源，可以增加图书选题的多样性，繁荣文化出版市场。另外，即使是相同的出版内容，变换一下出版形式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推出“中国民俗文化丛书”，该套丛书以内容广、价格低而受到读者的欢迎。随后，2014年吉林出版集团又推出“流光溢彩的中华民俗文化（彩图版）”系列丛书，将我国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并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3．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文化市场
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中具有突出的价值。纵观这几年的图书版权贸易，中医、保健类传统文化图书一直是版权输出的主打品种。例如，在2014年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鄂版图书《禅意东方》《新编家庭中医疗法大全》等传统优势类图书与反映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图书并驾齐驱，成为输出内容题材的主力军。我国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条件，各地区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元素。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不再局限于某地某人，而是能转化为文化资本进入全球的文化市场[1]。因此，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民俗文化产品，有助于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文化市场。
二、大数据对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影响
1．大数据理念的力量
民俗文化出版利用大数据的关键，是如何从海量的民俗文化资料库中发现价值，寻找隐藏于其中的市场前景，将大数据转化为可向受众传播的知识信息产品。基于大数据的民俗文化出版，不仅可将某些“小众需求”的民俗文化内容推送给特定读者，还可以根据读者需求定制某些特定内容，更好地实现营销与内容相关联。长久以来，我们对待民俗文化的态度重在保护，比如抢救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本土民俗事象等。然而从长远来看，只有将保护与创新相结合，文化与科技相融合，才能真正实现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改变了信息的搜集、储存和传播方式，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市场转化率，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传播信息和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一方面，出版机构可根据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市场预测、选题策划和营销，将大数据转化为出版生产力，从而实现按需出版；另一方面，对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来说，大数据为其提供了了解用户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更精准的为公众传递信息和提供服务。
2．大数据技术的支撑
众所周知，大数据的价值在于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获取有用的信息。因此，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对获取最终信息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很多省市都开始注重地方特色文化的信息化存储与开发，建立了很多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库。无论是出版者还是民俗文化拥有者，都必须明确原始数据的采集与存储是开发民俗文化出版资源的基础，如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利用才是资源开发的关键。大数据分析技术包括数据挖掘、可视化处理、预测性分析、语义搜索和数据管理等，除大数据分析专家以外，普通人一般会选择借助第三方数据分析系统来完成分析任务。例如，“开卷在线（B/S）全渠道数据查询分析系统”，用户通过浏览图书信息及销售数据，即可一站式完成市场信息的调研。该系统为编辑的前期市场调研与选题策划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参考信息，可以启发编辑的选题思路、印证选题的合理性、指导选题的后期策划，还可以通过查看各渠道榜单及不同渠道之间的对比数据，来了解不同渠道的销售特点、消费者的接受态度等[2]。
三、大数据视角下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内容
出版资源是出版产品形成过程中可利用的各种社会资源，包括人才、信息和物质资源[3]。本文所探讨的出版资源主要是指信息资源。由于民俗文化范围广泛、种类繁多，有关民俗文化的信息资源非常可观，这里根据湖北省民俗文化的特点和优势，选择了四种类型的出版资源来展开论述。
1．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湖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饶的荆楚大地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遗产是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近年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名录体系日益完善，理论研究和数据库建设初见成效。目前，湖北省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名录80项（106个项目保护单位）、省级名录312项（466个项目保护单位）、市（州）级名录903项、县级名录2815个项目，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技艺、美术、医药等。较有代表性的有秭归端午节、鄂州雕花剪纸、云梦皮影戏、恩施摆手舞、荆州花鼓戏、大冶石雕、天门糖塑、武当山庙会、嫘祖信俗、潜江草把龙灯、巴东民间历法、松滋烟茶礼俗等，这些非遗资源为文化出版提供了丰富的图文音像素材。无论是荆楚文化、三国文化，还是屈原、诸葛亮等名人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每一项都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力，都可能成为图书选题的对象。然而目前，出版市场上选题雷同、内容重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说明文化资源开发能力不足，文化活力未得到充分发挥，文化市场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对地方出版社来说，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是其重要的选题资源，应该用富有创意的内容和形式来展现其独特之美。比如，吉林出版集团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汇集起来，对其深入挖掘和边缘探索，编排出34本“流光溢彩的中华民俗文化（彩图版）系列丛书”，内容涵盖民间节日、饮食、民居、技艺、美术、礼仪、传说、音乐、武术等。
2．民俗文化旅游类出版资源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与旅游热相对应，旅游类图书也出版市场上大放异彩。根据亚马逊中国2014年11月的数据显示，游记图书是近三年旅游类图书排行榜的榜首。可见，一个地区的旅游升温往往能成为旅游类图书的新宠，比如的骑行热就带动了以为主题的旅游类图书大量问世，出现《慢骑中国》《飞行骑：笨鸡走川藏》等[4]。现在有很多地区将民俗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情旅游。此类旅游需要对当地的民俗文化有一定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大众对民俗文化信息的需求，出版社在这块领域是可以深入挖掘并有所作为的。湖北被称为“千湖之省”，既有美不胜收的山水风光，也有深厚独特的人文韵味。近十年，湖北103个县市区共诞生了136个文化品牌，包括以“中国书法名城”“中国孝文化之乡”“中国编钟之乡”为代表的20多个国字号文化名城和文化之乡。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更是将8个市（州、林区）的多种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融为一体，诞生了十大核心景区，包含武当山、明显陵、长江三峡、古隆中、荆州古城、昭君故里、曾侯乙墓编钟、龙船调等诸多令人心动的文化旅游符号[5]。这些传统符号或品牌在现代化环境下可以转化为资源优势，以新的载体形态在文化市场发挥新的魅力。
3．少数民族出版资源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有53个少数民族，人口达283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68%。全省过万人的少数民族有土家族、苗族、回族、侗族、满族和蒙古族6个。湖北有1个自治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土家族是湖北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恩施土家苗族是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地和巴土民族文化的诞生地，这里有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有吊脚楼、风雨桥等民族建筑，有哭嫁歌、摆手舞等民族歌舞；有南戏、傩戏等地方戏曲以及牛王节、女儿会等民俗事象，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巴土文化资源，不仅是湖北少数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出版文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元素。不少出版社以此为选题，打造出多个图书品牌。例如，湖北人民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巴土文化丛书”第一辑和第二辑，内容包括巴人源流研究、巴地域研究、长阳名人传略、长阳土司源流研究、土家族撒叶儿嗬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除学术研究性质的出版，少数民族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也有一定的市场。目前，恩施不少学校已把民族民间文化纳入教学内容。如百福司民族小学，每周有一个下午是土家语课程，帮助当地青少年了解土家族的历史文化[6]。作为教育的配套，少数民族语言类教材和教辅资料是出版社的又一突破口。
4．数字化出版资源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范文3
关键词：大湘西；可持续发展；文化生态；民俗旅游
一、引言
历史上湘西包括的范围甚宽，现在的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称湘西州)、怀化市、邵阳市和益阳市的安化等地都属于其范畴。本文主要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定义湘西，为和湘西州区别开来，称之为大湘西，主要包括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大湘西地处武陵山脉，长期以来居住着土家、苗、侗、白、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以土家族、苗族和侗族为主。在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信仰、居住、服饰、饮食、节庆活动等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大湘西一直以来相对闭塞，民俗旅游资源保存丰富而独特，土家族的吊脚楼、哭嫁，苗族的银饰、拦门酒，侗族的风雨桥、侗族大歌等民俗风情享誉海内外。从大湘西的旅游资源来看，民俗旅游资源是其无可争议的特色资源和优势资源。在开发中实现大湘西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无疑应成为大湘西地区的正确选择。
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张家界的秀华山馆、吉首的德夯苗寨等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开发形式基本涵盖了当前民俗旅游开发的主要模式，即以秀华山馆为代表的民俗博物馆；以德夯苗寨为代表的民族村寨和以张家界土家风情园为代表的主题风情园。但该地区民俗旅游发展很不平衡。张家界民俗旅游依托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的品牌优势和市场优势开发较早，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湘西州和怀化市发展民俗旅游起步较晚，但发展潜力巨大。
二、大湘西民俗旅游开发中凸显出的问题
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在开发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凸现出许多问题，影响了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遍地“开花”，缺乏统筹规划
近年来，民俗旅游逐渐成为热点，大湘西各个地、州、市凭借自身的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出众多的民俗旅游景点，据统计，各种类型的民俗旅游景点近20处，但大多规模较小、项目雷同、重复建设多、布局欠合理。各个地、州、市相互之间没能统筹规划、整合，各地的民俗旅游资源难以形成合力开发出民俗旅游的精品，形成品牌，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形象并不清晰。
(二)重仿轻真，深度挖掘不够
开发中过分商业化扭曲了民俗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主要表现在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艺术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以至失去了民俗的本色与乡土气息，使一些民俗旅游脱离当地的社会生活，缺乏自然朴素的真情，如在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所展示的并非真正的土家族传统服饰，婚俗表演缺乏土家族特点，存在欺、哄、骗等不良现象。在开发民俗旅游时，不重视对传统民俗的挖掘和民俗文物的收集整理，制造出许多假古董、伪制的古建筑，旅游实践证明，纯粹人造民俗和风情风光不再，正在被市场淘汰。
民俗旅游开发后由于缺乏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人才，又没有寻求相关高校、科研单位的智力支持，民俗文化没有专人调查研究，开发层次浅，缺乏深度，止步于对民俗现象特别是奇、怪甚至庸俗的民俗现象的展示，游客的参与性不强。
(三)主流文化和旅游的双重冲击，文化生态面临失衡
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与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矛盾，大湘西地区也不例外。一方面，要应对主流文化的现代化、全球化冲击；另一方面，随着大湘西对外开放步伐的日益加快，尤其是近年来发展旅游业，大量外地游客带来的“示范影响”改变了当地人的价值观念，也必然会对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产生影响。大湘特的风俗习惯、民族艺术和手工制品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而这些“独特”之处，往往又是“脆弱”之处，在外来文化的压力下很容易遭到破坏。我们已经看到，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多种文化的吸引，大湘西开发民俗旅游的地区民俗文化已遭到歪曲和破坏，变化速度也大大加快。其民俗文化面临丧失自身独特的品质，被现代主流文化所同化，甚至造成民族文化生态失衡的危险。张家界土家族民俗文化的生存环境已岌岌可危了。
三、大湘西民俗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渐成为主流的、新的全球性旅游发展哲学。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是通过开发旅游地民俗旅游资源，向旅游者提供高质量民俗旅游的经历，同时，促进当地民俗文化保护、发展，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的统一。大湘西要实现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做到：
(一)坚持三个原则
1．民俗文化独特性原则
这是指发挥“唯我独有”、“你无我有”的民俗旅游资源优势，充分体现本地区、本民族的特色，创造出独特性的民俗旅游项目。民俗文化要在全国、全世界占有位置，关键在于特色和优势，民族特色和优势也是民俗文化旅游的诱人之处。游客旅游动机之一就是探秘猎奇心理，他们所感兴趣的也是异质文化的不同点、特殊点。因此，大湘西要根据自身实际，结合自身的人文和特色优势，开发出具有大湘西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在整个大湘西旅游区，重点开发张家界市的土家族民俗旅游、湘西州的苗族民俗旅游、怀化的侗族民俗旅游。
独特性原则是建立在民俗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现代人旅游又是一个求真求实的过程，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有着可靠的文化背景和真实的民俗存在，符合现代旅游者求真的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认真挖掘蕴藏在民间的民俗遗存，去劣留优；同时，要开展民俗研究，对本区域的民俗加以科学整理。其次，要抓好本区域民族文化的精品挖掘，科学开发，营造一个逼真的文化背景，树立大湘西民俗旅游的鲜明形象。
2．居民参与原则
即民族旅游村寨的居民参与，共同营造民俗旅游的氛围，共享民族开发的利益。民族旅游村寨的开发，涉及到开发商、旅游中间商(旅行社)、政府管理部门、村寨居民等的利益。在开发实践中，我们往往忽略了村寨居民的利益，使他们成为旁观者，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开发商要与村寨居民加强沟通，融为一体，共同经营好村寨，实现共赢，从而实现民族村寨的可持续发展。
3．保护与尊重民俗变迁并举的原则
对游客构成吸引力的传统民俗在当前面临一个保护和民俗变迁的问题。处于当前这样一个变化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待大湘西的传统民俗文化一是发扬，既要保留、保护民俗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精华，又要扬弃、克服民俗文化中落
后、消极的成分。在开发和利用大湘西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的实践中，存在着优劣不分、把糟粕当精华、歪曲民俗的现象。二是尊重，要宽容地承接来自大湘西之外的外来文化，尊重当地民俗的变迁，不能打着保护的幌子，拒绝当地民俗的变化和发展。
二)选择三种优化模式
1．民族民俗博物馆
广泛收集民族民俗的各种实物资料和声像资料，建立博物馆，馆内一般可分为展示、演示、收藏、科研等区。在博物馆全方位展示该地区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同时将其建成该民族的保护和学术研究中心。建设时，博物馆的总体布局、建筑风格等要充分体现该地区的民族特色。
大湘西目前建有张家界市的秀华山馆、凤凰的山江苗族博物馆、永顺王村的溪州民俗风光馆等民族民俗博物馆。但规模偏小，所存资料有限，学术研究价值有待提升。吉首市是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拥有一所在民族研究方面颇具实力的高等学府——吉首大学，可规划在吉首市建立一座规模较大、特色明显、功能多样的民族民俗博物馆，使之成为大湘西地区民族民俗文化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和发展基地，为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2．原生态民族村寨
也有学者称之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它是在民族地区原有自然环境及设施基础上改建而成，保存当地原有的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居住者，管理者和工作人员也大多是当地居民。原生态民族村寨充分利用原有的自然环境，把人与大自然紧密结合起来；该村寨还必须融于周边的文化氛围，共同建成原生态协调的民族村寨。原生态民族村寨是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思潮影响下，中外学者共同探索出的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一种实现动态保护与开发民俗文化双重目标的新型旅游发展模式。
目前，吉首市的德夯苗寨、怀化通道县的皇都侗文化村是发展较成熟的民俗村寨，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德夯苗寨位于张家界一猛洞河一凤凰古城黄金游览线上，地理位置优越，现属张家界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企业化管理，管理理念和方式较为先进，今后应把德夯和周围的吉斗等苗族村寨作为一个社区加以保护和发展，维护该社区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平衡，建成湘西州的苗族文化保护区和原生态的民族民俗旅游村寨，将其打造成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品牌和示范基地。
3．挖掘民俗精髓，丰富旅游产品
大湘西民族民俗资源丰富，对传统的餐饮、民居、工艺品和民俗节庆活动等进行挖掘既可开发成单项的旅游产品，如凤凰古城将沱江边的吊脚楼改造成家庭旅馆，张家界把土家十大碗搬上游客的餐桌等。传统民俗又是包装大湘西旅游产品，提升其文化品位取之不竭的素材。
(三)建立四种保证机制
1．政府主导，企业运作
发展大湘西民俗旅游宏观上应坚持政府主导。政府要做好统筹规划，在对民俗旅游资源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编制科学、权威、可行的区域民俗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开发重点。大湘西各个地州市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很难做到统一领导，因此，在开发大湘西、打造大湘西旅游圈的形势下，有必要成立一个权威的协调机构，建立定期协调机制，共谋本区域民俗旅游的发展。发展大湘西民俗旅游，微观上要实行企业运作。三种优化模式中，原生态民族村寨在经营体制上适合采用企业运作，一般采取公司+居民(农户)的运作模式。此种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必须考虑到村寨居民的切身利益，建立居民参与民俗发展的机制。
2．重视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要保护和发展大湘西的民俗文化、提高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质量和品位，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旅游规划设计等人才。因此，必须加强此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与本地和其他地方高校、科研单位协作，实施“借脑工程”，加大人才培养和民俗文化学术研究的力度。对于民俗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一线服务的员工(如表演人员等)的培训，也应引起重视，要特别注意将纯正、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内容加到培训中去，因为他们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从而为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上的保证。
3．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民俗文化生态平衡
在旅游开发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加强，对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未能引起充分重视。在发展民俗旅游的过程中，我们在强调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要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保持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
首先，要通过制度化的手段保护好传统民俗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不要停留在号召和宣传层面上，应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实施强制性保护。大湘西所属的民族自治州、民族自治县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惠条件，制定民俗文化的保护法规，借助法规的强制性力量对民俗文化实施保护。2006年5月，湘西自治州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湘西洲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这标志着湘西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其次，要利用发展民俗旅游的正面效应唤起当地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群体及其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自觉地发扬和繁荣本民族文化。再次，要通过编写乡土教材、举办传统节庆活动等形式教育、引导当地居民珍视本民族传统民俗文化，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实现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范文4
材料包括硬质和植物材料2种。硬质材料的使用，应遵循就地取材的原则，充分利用场地材料的质地、色彩、形状等特性。使园林景观与周围环境充分融合。地方材料的选用不仅可以创造出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观，还起到了降低建设成本的作用。植物材料的选用，应以乡土树种为主，不仅可以减少成本，植物的成活率也有保证，还可彰显地域特色。除此之外，还应注意视觉效果。首先草灌乔相结合，形成错落有致的立体景观效果。其次，树形与色彩的搭配，要突出季相变化，做到四季有景。
2地域性风景园林的设计实践
2．1项目概况和规划目标
芙蓉湖旅游区位于重庆市武隆县城东南部，地处乌江与芙蓉江交汇地带，为苗族、土家族、仡佬族的聚集地，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整个场地形成“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盆地地貌景观，且场地南北两侧各有一条山溪流过，形成了山环水抱虎踞龙盘之势(图1)。周围的山体起伏较大，规划区用地为西高东低的缓坡地势(图2)。芙蓉湖旅游区由巴渝风情镇、温情土家寨、激情苗寨、怡情仡佬寨、诗情农耕园、湿地公园休闲区构成，它既体现了场地天然的山水优势，又与当地浓郁的民族风情相结合，在景区的设计中把地域文化很好的体现出来。芙蓉湖旅游区的规划目标为:在规划中充分挖掘“山、水、田、林、民俗村庄”等旅游资源，注重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将传统文化在现代景观的营造中加以继承和发展，在尊重民俗文化的前提下打造新的文化。
2.2总体规划布局及功能分区
2．2．1总体规划布局
本规划在总体布局上未采用城市规划中常见的连片发展的城镇布局样式，而是采用我国古代聚落“田+林+庄”的空间形式。通过农田、绿地将规划区内的土地分隔开来，形成以巴渝风情镇为核心，以土家族、苗族、仡佬族民俗文化村为重点的4个功能组团。其中将苗族民俗文化村布局在基地左侧，而土家族世世代代有喜水的特点，故将其布局在基地右侧更靠近山溪的地方，仡佬族的祖先称他们是天上来的民族，将其布局在基地的缓坡的最高部，寓意最接近天的地方，以商业为主的巴渝风情镇，布局在缓坡的最低处，通过环形道路又将各个组团之间连接贯通。该组团方式既没有破坏规划区内的生态环境，还丰富了景观层次和内容(图3)。
2．2．2功能分区
本规划根据用地功能及风貌特征，共划分了6个特色片区(图4)。1)巴渝风情镇。该片区中以巴渝文化为主题，在位于巴渝风情镇码头处，设置一组码头文化的缩影景观。主要通过纤夫主题雕塑以及印刻在地面铺装上的纤夫足迹和川江号子，向游客展示码头文化的历史沧桑。这组纤夫主题的景观设计，既丰富了景观的文化性和趣味性，又为游客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1］。2)温情土家寨。以土家族文化为主题的土家族民俗文化园，利用园区基地南部河流两侧的地形高差进行分台处理和种植花卉植物，形成层层花田。并于河流之中分段修建景观性拦水坝，提高水位，增加静水面积，形成水面倒影效果。在河流之上还设置了滨水栈道，架设了景观廊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花溪景观。3)激情苗寨。苗人素有对枫树的崇拜，他们把枫树视为苗族的族标。因为苗人世代信奉枫树对其庇佑，故将红枫纪念林设计在苗族风情区入口处的大面积开敞缓坡地带，潺潺的河水从旁边流过，苗族村落散布在其周围。人们置身于高耸入云的枫树林下，仿佛感受到枫树正在向其讲述着苗族悠久而神秘的历史。另外利用园区基地地形高差，采用“蓄水成瀑”的方式，形成了水幕墙景观，将苗族历史上5次迁徙的历史镌刻在幕墙之上，让游客在观景的同时了解苗族历史［1］。4)怡情仡佬寨。仡佬族是以竹为图腾的民族，而竹在我国传统意义上又是高雅的象征。本规划利用这一文化现象，将其定位为以文化艺术和养生为主题。利用仡佬族民俗文化村周边的农田，以仡佬族的族花百合花为基础花种在配以郁金香等花卉植物种植，形成一片花的海洋。在花田周边搭建的艺术家客栈与花田景观共同构成了一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画卷。5)诗情农耕园。以田园风光为特色的农耕园内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形成五彩梯田景观，在梯田中矗立瞭望塔，让游客可以登高一睹梯田盛景。除此之外，于农田之中，设置木栈道，既可以近距离接近作物，又不会破坏到作物的生长，游客漫步之上，穿梭于农田之间，在欣赏田园美景的同时，还能聆听到自然界的鸟语虫鸣。6)湿地公园休闲区。以浪漫沙洲为主题，以情侣文化为基调。本规划以苗族广为流传的《小龙女与召赞》唯美动人的爱情传说故事作印子，通过在湿地公园的小岛之上设置龙女与召赞的爱情主题雕塑，并在园内规划情人路、情人树等文化景观，将其打造成象征永恒爱情的文化之洲［1］。
2．3规划内容
2．3．1景观组织
景观组织分为“两轴”和“两带”。“两轴”:东西向贯穿田园风光带，并连接仡佬寨和巴渝风情镇的人文景观轴;南北向贯穿巴渝风情镇的生活景观轴。“两带”:依托规划区内主要河流形成的南北2条滨水观光休闲带(图5)［5］。
2．3．2植物规划
在对原有植被的处理上，以保留为主，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景区植物进行适度改造。根据每一功能区风格的不同，对基调树种的选择应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除此之外，应选用季相特征明显的乔灌木，以创造出层次丰富的景观效果。所选树种以本土易活树种为佳。
2．3．3建筑规划
1)村落建筑风貌片区。在建筑单体设计中，地域性高于民族性。不同民族在同一区域内其建筑风格大体一致。因此，该片区建筑以渝东南传统干栏式木构建筑风格为主，建筑色彩上以灰顶为主，屋身保留木本色。在此基础上，土家族和苗族建筑突出吊脚楼建筑特色。苗族建筑融入牛角形的特色装饰符号和突出“豆安息”的建筑构件特点(图6)。仡佬族则以干栏式建筑为主，体现朴素的建筑特点，简化门窗的装饰构件，在檐口处增加具有仡佬族风格的波浪纹符号构件［6］。2)巴渝风情镇风貌片区。该片区的建筑以白墙灰瓦、大坡顶穿斗结构的巴渝传统民居建筑风格为主，强化吊脚楼建筑形式(图7)。
2．3．4水系规划
除了规划湿地、池塘、水梯田等大型水景和喷泉景观、跌水景观外，还通过引水穿寨的方式，形成丰富的景观网络，并将浅底、窄道引导的细流不断流淌于人行尺度的空间中来，形成具有特色的水街空间，创造了富有生气的街道景观。
3小结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范文5
土家族是以农耕生活为主的山地民族，主要生活在湘、渝、鄂、黔边区的勤劳、勇敢、能歌善舞的民族。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有自已的语言，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大多数人通汉语，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聚居区还保留着土家语。土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崇拜祖先，信仰多神。其传统文化由地域特征、自然环境、方言、音乐、舞蹈、风俗及等因素影响形成。
土家族传统文化及民间舞蹈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老一代舞蹈家贾肇巽（原中央民族歌舞团舞蹈队队长）、张莉茹（原中央民族歌舞团舞蹈主演）夫妇等对湘西土家族民间舞蹈进行调查时，就对土家族文化和民间舞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便留在了湘西歌舞团和文化局，创作了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舞蹈，发表了数篇有关于土家族民间舞蹈和传统文化的论文，直到退休后在吉首大学做为客座教授，仍然对土家族传统文化和民间舞蹈进行深入研究。贾肇巽老师于2003年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保护土家族文化遗产的紧迫性与措施》的讲话。千禧年之后，更有人类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建民等学者深入到湘西等土家族聚居地深入调研。
土家族民间舞蹈成为研究热点是各学科对于民间舞学术价值不断深化认识的体现，民族学、艺术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参与到了土家族民间舞蹈的研究之中，使得土家族民间舞相关的诸多方面，如服装、音乐、仪式、绝技等，以及舞蹈与民间文学、信俗、雕刻、绘画等诸多文化事项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是相对其它方面的成果来说，对土家族传统文化与民间舞蹈风格的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随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再次成为学术热点。赵世瑜在《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一文中，从学科本位的角度，明确将传承视为民族民俗学的研究本体，主张民俗学是一门“传承”之学。
一、土家族民间舞蹈与、祭祀
原始舞蹈是宗教仪式中的一部分。它是原始部落成员的集体行为，共同创造在部落的宗教仪式中，回溯部落历史的起源神话，也往往通过舞蹈等形式来体现。民族民间舞蹈，其产生与发展都带着十分浓厚的文化底蕴，与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土家族原始宗教极为兴盛，职业宗教者“梯玛”（即巫师）在古代既掌握神权，又掌握基本政权，在人民中威望极高，他们利用宗教祭祀活动把大量文化遗产继承下来，为宗教服务。对于舞蹈艺术而言，他们成了土家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人。“梯玛”在解钱、许生、许愿、求子等仪式活动中，表演了许多传统舞蹈，如“八宝铜玲舞”就是巫师表演的极具代表性的宗教仪式舞蹈。
在土家族地区最常见、最盛大的摆手舞，是土家族一年一祭活动中必跳的舞蹈，有大摆手和小摆手之分。大摆手舞是为祭祀祖先八部大王而举行的大型祭祀活动中所跳的舞蹈。土家族氏族社会分为八个部落，首领称为“八部大王”，后人将八部大王视为祖先神来敬奉，称之为“八步大神”，祭祀“八部大神”成了土家族人民特有的节令习俗。而小摆手祭祀的主神则是彭公爵主，有的根据姓氏增加陪祭神。小摆手是在唐末五代，江西彭氏入主湘西之后才兴起来的。
跳丧舞则是土家族丧葬活动中跳的舞蹈。早在隋唐明期，南方诸蛮夷的丧葬仪礼中就有击鼓跳丧祭亡灵的习俗，据《夔州图经》记载，土家族先民于隋唐时就跳此舞，父母初丧，“击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如今跳丧舞盛行的地区曾是古代巴人的活动地区，因此有史家认为跳丧舞的古代巴人的舞蹈遗存。至清道光年间，《长阳县志》卷三载土人先人逝世，“临葬夜，众客群挤丧次，一人擂大鼓，更互相唱，各曰打丧鼓，歌词大都是吊亡灵，慰生者。”不难看出土家族丧葬习俗和跳丧舞具有久远的历史。
二、土家族民间舞蹈与劳动生产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不能用语言或难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人们往往用人体的动作，反而可以简单明了的表达出来，比如一举手、一投足、挤眉弄眼、拍掌、握手等表达出来，在使用恰当时可以胜过语言的效果，还有从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上所传下来的动作和姿态，如河水、竹子、农业生产中的动作等，这些比喻的动作可以代替语言，有时可以从这些形象化的动作上获得比语言和文字更多、更好的效果。
土家族人民生活在山区，故其舞蹈亦多以表现山区的生活为主，并在土家族人民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加工完善。其中，具有典型代表的舞蹈是茅古斯，茅古斯表现的就是土家族祖先“毛人”的生活。就其动作内容来看，有反映狩猎生活的“理足迹”“察看”“举棒追兽”“追打”“搏斗”“抬野兽”等，有模仿动物的“兔儿跳”等，有表现生活场面的“照太阳”“看月亮”“抖跳蚤”等，有反映原始农耕生活的“烧山”“打火”等，舞蹈动作朴素简单，线条粗犷跳起来有股野劲。因此有人认为茅古斯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狩猎生活，它反映了土家先民同自然做斗争的意志和乐观精神。
打连厢，又称金钱棍。据作者到湖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宣恩县采风民间流传，其起源是汉族的一种民间舞蹈，主要是因为农村荒灾时节，人民生活贫困，乞讨而产生的一种道具舞蹈。后经过发展流传到湖北土家族聚居地，演化成肉连响，是湖北利川土家族群众流行的一种体育和舞蹈相结合的娱乐形式。舞时不分春夏秋冬，一律只穿一条短裤，无需乐器伴奏，仅以双手击打身体各个部位，发出整齐、清脆的辟啪声。
三、土家族民间舞蹈与传统节日
自古以来，民族民间传统节日就不是单一的民俗事项，在情趣横生、奇妙浪漫、神秘莫测甚至离奇怪诞的背后，隐藏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而舞蹈作为一门肢体语言最丰富、最具表现力的艺术，在民间的传统节日中起着渲染和传承的作用，它以独特的艺术感染力，表达了人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土家族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其舞蹈主题不同，特色各异。土家族最富民族特色的节日是年节，还有祈禳节是其民间的祭祀节日，它源于土家族人祭祖的传统，祈求祖先保佑、赐福禳灾的习俗，这时人们必跳摆手舞及茅古斯，主要是祭祀先祖、祈求丰收。
四、土家族民间舞蹈与原始生殖崇拜
在原始舞蹈中，生殖崇拜是重要的表现内容之一。土家族着方面的舞蹈最具代表性的有茅古斯。其舞蹈有大量对男性生殖崇拜的动作，如“示雄”“打露水”等，舞蹈时每个“茅古斯”手握“粗鲁棒”，即一根长40厘米的棒子，用稻草或绸缎缠裹，顶端用红布包头，捆扎于腹前腰带上，这是早期人类对生殖崇拜的一种特殊形态。男根崇拜是父系社会战胜母系社会的一种性器官炫耀，因此，人们确定茅古斯产生于父系社会时期。土家族摆手舞和其他民族的一些民间原始遗留下来的舞蹈一样，最终反映的也是民族生存与繁殖这两大主题。但是摆手舞在性的问题上虽然含蓄，却有着为两性所欢迎的现代舞蹈特点，即为男女舞者间的比较亲密的配对和接近。因此，土家族摆手舞显然有激起“性的热情的印象，甚至也有增进两流的意义存在。”它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表达了人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
土家族的民俗文化范文6
关键词：湘西；土家族；摆手舞；特点
中图分类号：J7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168-02
土家族作为中国西部的一个山地民族，他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的民族艺术文化―古老的“摆手舞”。湘西土家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摆手舞是土家族优秀文化的代表，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21世纪，摆手舞的传承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本文将着重探讨湘西土家族摆手舞从其产生而伴有的独特特点
一、湘西土家族摆手舞的动作特点
摆手舞有大摆手、小摆手之分。舞蹈时间固定。小摆手舞每年正月举行一次，主要表演农事、渔猎活动。大摆手每三年举行一次，内容是在小摆手舞的基础上，加上披西兰卡普表演的军战舞。舞蹈程式固定。跳摆手舞时，要吹大号，唢呐、敲打锣、镲、鼓、燃放三眼炮和大鞭炮。然后人们围成圆圈，男人在外圈，女人在内圈。除圆圈外，还会有纵队、“人”字形队及各种队形图案。舞蹈人数不定，期间可自由出入。人们载歌载舞，气氛热烈，具有浓厚的土家族气息。摆手舞队形大都成环形，人多时就围成多层圆圈，由1人领舞，男女老少均可参加。舞蹈动作固定。其基本动作包括单摆、双摆、回旋摆。双膝微屈，左脚先上前一步，双手顺势向前一摆，当双手轻轻摆向后时，右脚紧跟着上前半步;再反方向重复一次;接左脚前进一步，右脚前进半步，双手位于身旁，轻轻地前后连续摆动两次；所谓“单摆”，就是当双脚停止不动时，双手重复摆动一次。这就叫“单摆”；每走3步,原地转半圈，双手交叉摆动一次为“双摆”；而“回旋摆”则为先向圆圈队形的一个方向摆，再返回向另一方向摆。
内容多与农事和战争有关。表现农事动作时多以“单摆”为主，如果要表现“挖土”，双手在摆动时，就模拟挖土状，要表现“栽秧”，双手就模拟栽秧状等等，农业生产生活中的大多数动作，都被吸收到了“摆手舞”中来；在表现军事战斗的摆手时，摆者分东西排列，中间隔一丈多宽，五人为一“排”，两排为一“比”，四排为一“队”，“比摆”二十人，“队摆”四十人，手中持长矛或齐眉棍，上面均饰有红缨或黄帛。摆时将武器斜拿，然后以一摆三跃的方式向对方冲过去，双方接近时，两人武器交锋，几个回合后，跳到对方位置，即将武器直拿，慢慢转过身来，面向对方。随即又以原来的动作一直冲回自己原位，这就算完成一次“摆动”，这时伴奏会狂热的打着“十二月”、“龙戏水”等鼓乐；表现打猎生活的舞蹈有“空拳斗虎”、“弄虎”等等，这类动作都是“摆手舞”中存在最古老的动作， 后来因为逐渐失传，目前流传于世的仅有“跳蛤蟆”、“木鹰闪翅”、“拖野鸡尾巴”等。
富有民族特点。“摆手舞”的动律，绝大部分都是顺摆即摆右手出右脚，摆左手出左脚。这种同边同手的音乐舞蹈动作，在其它少数民族的舞蹈中是很少见的。膝部的弯曲，是“摆手舞”中较为明显的特点，通常在整个舞蹈表演中，膝部都是弯曲的，特别是在每一动作的最后一个节拍，膝部弯曲会更深一些。 手的动作虽然很多，但摆动幅度较小，最高不会超过肩膀，摆时臂膀伸直或呈固定的弯曲角度。重拍时向上摆，弱拍时向下摆，同时双手和上身都需要颤动一下。动作的组合及瞬息变化，全在于舞者的即兴创造与发挥。从而形成了摆手舞粗犷、随性的风格、朴实而又富有风趣，充斥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二、湘西土家族摆手舞的音乐特点
摆手舞以打击乐伴奏为主，打击乐器有：大鼓、大锣各一面、牛皮大鼓一个，鼓槌一对，大锣一面，锣槌一根。鼓的直径0.6-0.85米左右不等，高0.65-0.85米左右。大锣的直径0.65-0.85米不等，凹凸的深度0.04米左右，鼓槌、锣槌视鼓锣大小相配合。演奏的时候，一人或两人在摆手堂中央击鼓鸣锣来指挥全场。“摆手舞”的锣鼓点：“点”代表锣声，“咚”代表鼓声，4/4拍，点 点 点 咚咚|点咚 0咚 点 咚|咚|点 点 点 咚咚|点咚 0咚 点 咚|咚||经常用的曲牌有单摆、双摆、磨鹰闪翅、撒种等。节奏平稳，强弱分明，雄浑深沉。锣鼓声伴随着众人发出的有节奏的“呀嗬嗬”的和唱声，能够营造出一种刚劲而稳健、热烈又庄重的氛围。有的时候也用大号和唢呐作为伴奏乐器，舞者动作的不断变化仍然是以听锣鼓“指挥”敲击鼓边为号令。这就充分体现出了摆手舞音乐音响结构的丰富。音乐旋律上，摆手舞在音乐结构中随着调性的变化而使音乐的情绪不断变化，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同时，摆手舞是一种歌舞浑然一体的综合艺术，其歌称之为《摆手歌》。歌词简单，却透露出了朴实的生活哲理和个人英雄崇拜的理想。从而让我们领悟到土家人那勤劳、勇敢的民族性格，历史上，朴素的民俗文化传承都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艺术的发展来实现的。
三、湘西土家族摆手舞的服装特点
“摆手舞”的服装具有显著特点，大都用土家人自织的蓝、黑、红布做成。男的用黑布或者白布缠头，穿大衣大袖无领满襟短衣，扣子用布做成，仅胸襟右上角用两个铜扣，腰系荷包。还有一种最古老的叫做琵琶襟，镶有花边。妇女穿宽衣大袖，裤子肥大，袖口与裤脚均镶有五寸宽的花边，内镶七寸宽的丝绒小边。她们的衣领有五分高，镶有三道小边，肩及胸襟镶五寸宽的边，不绣花、滚上淡蓝色的细边，扣子全用布做成，仅领子处用一颗铜扣，色彩调和，朴实美观。男女的鞋子都是两片缝合起来的，男鞋多用黑色，头上翘，鞋口滚上牛皮，鞋底很厚，结实耐用。妇女的鞋子，鞋头稍有些翘，两边绣有花，鞋口浅，滚丝边，鞋底偏薄，后跟不合拢，用麻线编织而成，可放大或小。
四、湘西土家族摆手舞的审美特点
土家族摆手舞形成的历史十分悠久，对研究土家族历史、战争、宗教、迁徙、生产、生活、爱情、民俗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