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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教育范文1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财贸管理分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以个体农户为组成单位的农民合作社将参与者的利益追求视为组织的首要目标，成为了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载体。而农民合作社效率的发挥则受到组织内部参与者特性、组织自身特性和外部社会环境特性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未来必须进一步强化中国农村区域的人力资源建设，通过对农户个体文化素质的提升推动农村整体文化素质的强化；形成农民合作社自我独特的“品牌”服务；并进一步完善农民合作社的服务保障机制；同时，加大政府对规范的农民合作社的资金扶持力度。
关键词 ：福利；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效用；因素
中图分类号：F27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16－4107-07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16.070
收稿日期：2015－03－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JA140057）
作者简介：夏 凤（1981－），女，浙江温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农村经济、超市经营研究，（电话）15925726418（电子信箱）xiafeng9835＠126．com。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城乡收入差，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更将农村区域发展中的问题显像化，而解决农村区域经济的增速和结构问题最终都将落到农民收入的改善问题之上［1］。个体农户作为农村区域的基本生产单位，直接决定着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那么如何降低其生产成本的投入、提升其销售收益就成为需要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
以个体农户为组成单位的农民合作社应运而生，其将参与者的利益追求视为组织的首要目标，成为了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载体［2］。鉴于此，无论是农户还是政府均对农民合作社的健康、持续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都期望该组织载体能成为引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目前，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却不尽如人意，其服务功能的缺乏、服务能力的低效以及服务程度的表面性是限制其组织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何解决农民合作社效用的缺失问题也就成为促进个体农户收益的重要环节。
1 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内涵
农民专业合作社诞生于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居民生产需求，其效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对参与者需求的持续、有效满足。事实上，合作社参与者的服务需求本质就是希望通过专业组织的规模运作和整体规划而实现自身生产效率的提升，这样农民合作社的存在必要性就体现为对该需求的有效满足［3］。必须指出的是，农民合作社的社会服务效用天然具备但服务程度却非始终完美，而是呈现出必要的改善和发展过程。受内外部因素的双重影响，合作社自身资源的积累程度将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其对参与者需求的满足率随之提升，自然导致自身的社会服务效用逐渐完善；且这种发展机制将伴随参与成员的增加而循环、上升式维持，即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动态发展。
理论界对农民合作社效用的衡量常偏好于对其社会服务程度的考量而进行判断，这种服务程度主要体现于纵横两个方向：社会服务的实现广度，即组织具备的服务功能数量，这主要决定于合作社所辐射的产业面和在产业发展中所具备的功能；社会服务的深度，即在具体服务功能履行过程中参与者的占比，其所体现的实质正是组织效用对参与者的覆盖程度。而农民合作社效用实现的实质是实现对社会服务需求的有效供给，在持续的供需平衡状态中实现农村地区生产效率的提升，如何实现供需平衡的持续性则成为需要解决的主要环节。从回归平衡的本意可以发现，该状态来自于不同方向的各种力量的彼此制约，在一系列力量的制衡中实现事物均衡状态的维持。基于此，在农民合作社的效用分析中要主要关注组织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内容、数量的动态调整过程，即伴随农业生产活动的进行如何实现供求的非均衡到新均衡状态的回归。此时的均衡为不考虑时间因素的静态均衡，主要受到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若考虑到时间因素，则组织的供求性能将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只有实现每个时点上的供需均衡才可能实现组织整体的供求动态均衡。
在现实社会中，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农民合作社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中，即组织所提供的服务与参与者的具体需求间无法建立完全的对接，两者存在长期矛盾。例如，合作社的参与者希望获得组织提供的规模化生产服务，但合作社尚不具备相应的设备和生产能力；或合作社参与者希望在具体生产过程中获得组织的专业化指导，但合作社尚缺乏足够的专业人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特征，农民合作社供需非均衡更多表现于对参与者服务需求数量的满足性能的缺乏，即具体的标准化生产规模远低于组织的经营规模，以及成员生产风险分担功能的缺乏。在农民合作社服务方式上，目前中国尚未实现固定的运营模式而是鼓励合作社根据实际经济状况灵活采取多种形式，主要体现于农资供应方式和付款方式的多样化。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程度的不断深化，合作社研发性能的缓慢发展越来越限制着参与者生产效率的改善，即国际市场的逐渐开放导致农户越来越重视自身产品质量的提升，以期实现对竞争优势的占据和维持，这必然要求农民合作社提供相应的服务，但限于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缺乏，组织在该需求的满足上无法实现有效对接。而且，现阶段中国农民合作社主要为个体参与者民主控制的社会化服务组织，相较于其他社会组织而言该组织在服务价格上更具优势。但是限于个体参与者文化素质的有限性，其对产品利润与风险的判断缺乏长远性，无法实现组织的利益与风险共担，进而导致部分合作社惠顾返还的执行情况不乐观。事实上，对于农民合作社而言，发展所需的资金更多来自于流动资金，若销售服务的价格能够随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且可以确保等合作社完成整个产品的销售后结清，这将极大提升组织的市场拓展能力和新业务开发能力等。
综上所述，现实社会中农民合作社效率发挥的实现情况，将受到组织内部参与者特性、组织自身特性和外部社会环境特性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
2 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衡量
明确的目标是组织行为的指南，将确保一切管理行为与生产行为的有序、高效性，具体到农民合作社，必然围绕参与者利益而运行，则其主要目标就是实现个体农户参与者福利的提升。遵循庇古对福利内涵的解读，来自于经济基础和精神素质的提升无疑是其最基本体现［4］，但鉴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若想通过对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效益量化而进行福利判断无疑缺乏实践性。因此，只能通过对农民合作社参与者成本的投入额变化趋势和产品销售收入增长额趋势的判断，而间接探析来自于合作社组织的福利改善效用。
目前中国公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数据多以数量统计为主，较少涉及组织内部的相关信息。因此，将依托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由于发展较差农民专业合作社难以显示出其对成员的服务作用，数据获取也比较难，所以调查样本选择发展情况良好、组织结构完善、规范性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研究样本。调查对象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即“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标杆社”等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其发展速度和质量均较好且产权关系明晰、组织管理体系健全。选择东中西部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为例，其中东部主要以浙江省、中部以河南省、西部以四川省为例。相关数据均来自于各省农经年报。
2．1 个体参与者生产成本的变化趋势
鉴于组织的规模优势，对于农民合作社成本降低效应的判断分为生产资源“统一供给”与“单独供给”两种模式，当参与者选择“统一供给”模式时，可相应享受价格优惠，否则，无任何价格优惠措施，具体数据见图1。
图1显示，在307个样本中，通过采用资源集中供应模式而降低生产资料成本的合作社占多数，为82．08％，通过直接降低生产资料成本而减少参与者成本支付的合作社占69．70％。在所有类别中供应价格优惠幅度最大的为粮食类的农资供应（表1）。
但必须意识到，虽然通过作用于农资供应服务可降低个体参与者的农资投入成本，但未涉及对农资质量和科技含量的改善，因此，仅是停留在较低层面的个体农户收益改善。若能通过对农资绿色性、使用率的提升而改善作物品质，提高作物产量，不仅有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还能满足居民对安全、卫生、无污染的有机、绿色产品的需求，进而挖掘更大的潜在市场。
2．2 个体农户职业素质的提升
早在1966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就已经提出“合作社原则”，旨在通过对合作社参与者的教育和培训提升个体劳动者的职业素质［5］。可见，对职业素质的提升无疑是福利改善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表2可知，样本中农民合作社在培训与持续教育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以2013年为例，河南省培训的基本概率仅为5．24次，即使是东部发达地区后期培训的力度也仍然十分有限。
从培训的具体内容来看，对于生产技术的推广和生产方法的普及仍是继续教育的重点，占总数的93．75％，对于管理水平和法律普及率的关注度较低。这均说明目前中国农民合作社在服务社会、服务农户方面仍停留在对具体生产技能、生产方法的教授，仍未将精神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提升视为新时期市场竞争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也导致了教育培训工作绩效提升缓慢和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特性。
2．3 农户销售收入的变化趋势
从研究样本的基本服务内容可知，提供销售服务是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服务项目之一，这使得参与者所享受的产品销售价格显著高于市场均价。但享受该售价也存在明确的限定条件，即农户所提供的产品必须达到组织事前规定的品级或标准，否则将拒绝提供该销售服务。
实际上，这种销售服务并非真正惠及所有参与者，而仅仅是“高端”产品生产者，对于广大农户而言，好产品与次级产品的严格分级，只会导致次级产品更大的销售障碍和销售总量的严重受限（虽然农户再将产品单独销售的过程中也会对产品等级进行划分，但这种产品分级的标准十分模糊和粗略）。可以说，农民合作社的此种销售服务尚未实现对参与者销售风险的有效分散，对于残次产品销售和改善措施的缺失限制了农户销售收入质的飞跃。
2．4 超额收益分配
农民合作社通过规模经营和整体规划，往往可以获得高于个体的超额经济收益，而这部分超额利润将通过现金或实物的形式返还给组织成员［6］，参与者的生产规模或交易量将成为其主要计算标准。
由表4、5可以看出，东部省份经济的高增长率和先进生产水平显著提升了农民合作社的获利能力，其对于参与者的平均惠顾返还额远高于中西部省份。样本还显示，中国目前大部分农民合作社对超额利润的分配均偏好于按股分配与按交易量分配相结合的方式，而具体返还方式则主要为现金直接发放、留存合作社作为股金和抵换实物发放3种形式。
进一步分析表6、7，还可以发现有效样本数量与总样本成员数量间存在显著差距，这主要在于组织参与者对“惠顾返还”概念理解的缺乏，这也说明农民合作社在普及自身服务效用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
3 农民合作社服务实现程度的影响因素
Cook认为合作社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防卫性”与“应激性”，即在一定环境背景下所产生的、以发展为目的、以资源整合为发展手段的特定经济组织［7］。延循该思路则可以认为，农民合作社存在的基础在于必要的资源积累和持续供给，进一步对资源种类进行划分，则不同类型的资源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效用，人力资源因素和经营资源因素主要作用于合作正常运营的必要基础，制度资源因素则保障了组织效用的实现。基于此，本研究将农民合作效用实现程度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产品特性因素、人力资源因素、经营资源因素和制度资源因素。
3．1 模型框架
基于对农民合作社效用的解读，可将对组织效用的衡量转化为对组织服务功能实现深度的测算，并进一步限定服务功能实现深度为取值在［0，1］的连续型变量。鉴于现实社会中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多样化和差异化，应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实现程度的影响因素。方程为：
3．2 变量说明
在对农民合作社效用影响因素的初步划分基础上，进一步选择可测量的变量指标，具体见表6。
首先，对于产品特性变量的选择应关注于类型差异所导致的服务多样化，且这种特性差异还将体现于合作社在组织规模、治理结构与运营绩效等方面。其对组织效用的影响更是直接体现于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例如，不同的农民合作社服务对象分别为粮食类合作社与生鲜类合作社，两者在产品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面临着完全相异的服务需求，自然导致各自完全不同的服务内容和服务程度。
其次，对于人类资源因素则主要关注于对组织服务功能供给的影响。不同的个体文化素质和社会经历将导致合作社服务供给内容与程度的差异。
再次，对于经营资源因素则主要关注于对组织规模的影响。由于合作社的双重属性导致其服务对象的内外差异，既要满足内部成员的利益需求，又要兼顾外部市场的服务需求。因此，经营资源因素主要包括生产集群和市场条件两个方面。其中，生产集群因素所衡量的是产业集中度，主要决定于集群成员的数量和规模［8］。事实上，合作社的参与者数量与经济的规模化间存在正相关性，这也使得规模越大的农民合作社越有利于降低服务功能的平均成本。
最后，对于制度资源因素主要关注于对服务性能的保障效用。从组织内部而言，该因素集中体现在服务的价格制度上，对合作社的服务效用具有直接的影响。
3．3 实证结果
在上述模型框架下进一步运用Stata12软件对影响农民合作社效用实现程度的相关因素进行估计。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先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检验、VIF检验以及怀特检验，可知：
1）所得P值分别为0．469 5（0．043 4、0．018 8、0．198 0、0．139 4），这说明对同方差的假设不可拒绝；
2）模型VIF均值分别为1．63、1．63、1．65、1．65，且自变量VIFmax为2．79，这验证了模型的非多重共线性，则测算模型相对可靠；
3）估计结果显示：产品特性变量、资源禀赋变量、制度保障变量、地区分布变量均影响着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表7）。
3．4 结果分析
首先，从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假定其他因素相同，则畜牧类农民合作社较粮食类农民合作社而言，其农资供应服务的实现程度要更大。这可能缘于产品统一的类别要求和相关免费检测、检验标准；而畜牧类、蔬果类组织则对标准化生产管理服务的实现程度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其次，从对合作社管理者素质的检测发现：当理事长为成熟且专业的“企业家”时，其对产品加工服务的实现程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即理事长为企业家的合作社加工服务实现程度要大于理事长为其他身份的合作社；而且，拥有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成员身份的合作社产品加工服务实现程度要明显大于拥有其他身份的合作社；
再次，经营规模对农资供应服务的实现程度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合作社的经营规模与其服务程度间存在正相关性；成员出资的状况也会对产品加工服务的实现程度产生影响，且两者同向变动；若是合作社主营业务为特色性或优势性产业，较一般产业而言，其对于生产管理服务和产品销售服务的实现程度要更高；若是拥有注册商标则合作社的产品销售服务与产品加工服务的实现程度要更高于无注册商标的组织；
最后，合作社的惠顾返还方式对生产管理服务、产品销售服务与产品加工服务的实现程度都有显著影响，与从未进行惠顾返还的合作社相比，按照股份对可分配盈余进行分配的合作社的生产管理服务实现程度要低；成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如果能作为惠顾返还的依据的话，将会促进成员与合作社交易量的增加；农资价格对农资供应服务的实现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低于市场价格的合作社农资供应价格是影响合作社成员使用合作社农资供应服务的主要因素之一；产品价格变量对农资供应服务、生产管理服务、产品销售服务、产品加工服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农业特殊的生产过程有关，导致农业生产的生产效益完全取决于农产品的销售收益，即产品的销售价格决定着整个农业生产过程所有物资、劳力、土地等投入的收益。这也再次间接证明，对个体农户而言选择加入合作社确实可以改善自身的生产收益；资金扶持也对农资供应服务、生产管理服务、产品销售服务和产品加工服务的实现程度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间接说明资金匮乏往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瓶颈，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资金扶持会对其服务功能实现程度产生显著影响；政策法规对产品加工服务的实现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越是普通农民越难以实现自我服务的生产经营环节，越是需要外界扶持。
4 政策启示
可见，来自于产品、资源和政策的“作用力”对农民合作社效用的充分发挥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未来想要更好发挥合作社的规模经济优势就必须从影响效用的相关因素入手，基于个体要素的改善而最终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
1）进一步强化我中农村区域的人力资源建设，通过对农户个体文化素质的提升推动农村整体文化素质的强化。鉴于农民合作社在生产力方面的代表性，其人力资源的强弱直接决定了组织的整体服务效用和供给方素质。对组织人力资源的强化应首先从管理者入手，在加强对理事长素质提升的同时，增强管理者的社会关系能力和服务的意识，并建立有效的长期监管和培训制度；同时，合作社的管理者还应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或者参加社会上的专门培训服务，提高资源的整合能力，进而促进其对合作社服务供给的合理规划。对合作社的参与者也必须不断加强其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并通过开展实践活动使其切实体会到组织所实现的超额利润。
2）通过对市场份额的有效占领实现组织的规模经济优势，而这必然要求农民合作社所提供的服务能形成自我独特的品牌，即通过对产品品质的提升完成品牌培育。从模型分析可知，品牌效应能成为合作社占领市场的有效推动力，是组织不可或缺的无形资产，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品牌化经营对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力。这意味着必须首先完成产品品牌的市场推广，该阶段来自于政府的扶持可以帮助合作社更快速地获得农户和消费者的认可；在此基础上不断维护和提升产品品牌的市场认可度，这也是维持合作社可持续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法律形式实现产品商标权的所有权是快速且有效的方式，这也意味着政府应强化注册商标重要性的教育，并严厉打击假冒商标，为合作社产品的品牌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进一步完善农民合作社的服务保障机制。事实上，组织效用的充分、持续发挥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有力的保障维护机制，这种保障机制将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参与者的成本投入、提升其销售收入，最终实现组织利润的最大化；而且，该机制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农民合作社的惠顾返还制度，有效的互惠机制方能更好地激励参与者的参与欲望与行为动力，进而确保合作社提供服务功能所需的资金。
4）政府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加大对规范的农民合作社的资金扶持力度。从上述分析可知，组织正常运作所需的资金投入是其发挥自身效用的首要基础，目前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瓶颈事实上也正是所需资金的匮乏，因此，未来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将合作社开展培训、产品认证、品牌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等业务的资金列入年度预算，从而建立稳定的财政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投入机制；同时，深入推进支农资金的整合，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合作社的重点项目。
参考文献：
［1］ 毕美家．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促进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J］．中国农民合作社，2014（1）：6－7．
［2］ 池泽新，郭锦墉，陈昭玖，等．制度经济学的逻辑与中国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3（11）：61－65．
［3］ 崔蒙蒙，李中华．发展蔬菜产业，合作社大有可为——从实践看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和发展路径［J］．农村经营管理，2011（2）：44－45．
［4］ PENROSE E．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5］ 国鲁来．合作社制度及专业协会实践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1（4）：36－48．
［6］ 韩 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査［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农业社会的教育范文2
论文关键词：历史与社会 农村教育
论文摘要：在中国第三次基础教育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温州市区和各县的初中开始实施新课程《历史与社会》。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存在城乡二元教育的差异，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中学在实施《历史与社会》课程方面要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要改变农村学校历史与社会教学的现状，必须要激发起大多数教师参与课改的积极性，给农村学校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六年前，在中国第三次基础教育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温州市区和各县的初中开始实施新课程《历史与社会》。这门综合课程，注重人文性、综合性、生活化。它融合了地理、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同时在教法学法上试图弥补以往过于强调掌握“双基”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了探究性、合作性、活动性教学等众多的教育新理念。如果说《历史与社会》课程的实施像是将一项崭新的体操运动普及到城乡中学的话，那么，这该是一场技术难度值很大的师生共舞的大型团体操。
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存在城乡二元教育的差异，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中学在实施《历史与社会》课程方面要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办学条件落后，师资队伍参差不齐，学生总体素质不高；新课程内容脱离农村实际、学生的经验，课程资源缺乏；所有这些问题都给农村中学的课改增加了难度。
农村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教师，然而在我们的农村中学执教《历史与社会》的教师是否已经作好迎接新课改的准备，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在行动上达成一致呢？新课改的动力来自哪里？它能够支持着历史与社会教师实现自身的专业化发展吗？
为此，本人根据参与《历史与社会》新课改六年多的经历，从一个身居教学一线的普通教师的视角来分析周边学校的历史与社会教师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试图从当前历史与社会教师的生存状况来解析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条件［1］。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与社会这一门课程在整个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直到今天，历史与社会教师的生存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在自我效能感的驱动下，我们农村学校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存在着这样几种状况。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1、短期行为型。在农村中学中，有不少“半路出家”、非专职的历史与社会教师。由于本学科的弱势地位，导致校领导往往把一些不适应教学语数英等学科的老师安置在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中，他们中有的还一边教着原来的课程，一边兼几节历史与社会课。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成了他们的“政治避难所”。由于名不正、言不顺，等到执教原来学科的能力有所提高，或是“政治风头”一过，他们就可能重操旧业、改“思”归正，离开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这类教师亦可叫作“政治避难型”或“短暂经营型”。
还有一些本非专职的历史与社会教师，教学历史与社会课的时间不短，但由于年老体衰，知识结构老化，教育思想陈腐，自我要求降低，他们便“教”一天“历史与社会”、撞一天钟，等着有一天告老还乡，属于“腐而不朽型”。这些抱着短期目的的教师显然缺乏执教历史与社会课程所需的动力和能力，课改的效果可想而知。
2、志向高远型。与短期行为型教师的胸无大志迥异，这类教师是知识面较广，业务能力较强的专职教师，执教时间约为3至5年。由于愤愤不平于自己的学科地位、社会处境，就寄希望于自身素质的优势，期待着通过自身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从更高收入的行业中分得一羹，从政、经商，成为他们改变生活的希望，其最低要求则是从农村学校调往城市学校。于是他们的课外时间主要用来拼命学英语、准备考公务员，或是做市场营销什么的。近几年来，随着国家人才流动政策的渐渐宽松，农村学校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培养国家公务员、社会各行业人才的“黄埔军校”。这些在教育战线上很有潜力、可能会有所建树的历史与社会教师的流失和正在流失，对于新课程《历史与社会》的成功实施是一种莫大的损失，这真是中国师范教育和农村教育的一大悲哀［2］。
3、年轻有为型。如果你刚担上一所农村学校的历史与社会教研组长，可能会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你居然可以管到这么多的学校领导。这是因为历史与社会教师在学校行政人员管理中所占的比重往往最大，在教务处、政教处、教科室、团委等办公室担任正职或副职的大有人在，而且有的历史与社会老师年纪轻轻就担此重任，真可谓年轻有为。但是，由于忙于学校的管理事务，应付如此这般的检查、评比等活动的时间较多，他们便没有更多的精力和兴趣再投入到实实在在的新课程改革中去，不能充当起课改“领头羊”的角色。
4、脚踏实地型。这些教师天生对金钱和权欲不大敏感，却又要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渴望事业上的成功。正是他们，真正地挑起了新课改的担子，认认真真地接受新课程培训，扎扎实实地体验新课程的理念。于是，他们的教育行为便真的发生了改变，在课改实践中品尝到了成功的快乐，他们的学生因此而受益匪浅。他们不愧为是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中的脊梁。可惜的是，这类教师为数不多，只占整个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中的一小部分。
通过以上四类教师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新课改培训中，与专家对话交流的场面有些冷场？为什么在课程资源开发中，多媒体课件的制作缺乏原创性的东西？农村中学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改中面临的难度有多大？
究其原因，由于学科地位不高，社会处境不妙，或者忙于事务型工作，即便面对新课改的挑战，我们农村学校的历史与社会教师有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精力分散，真正全身心投入到课改中的教师为数不多。大多数教师能够完成上课任务，但是对新课改不能作出更为深刻的教学反思。即使在有条件的农村学校，教师大多也是上网搜索上课所需的教学设计和相关课件，而不是结合农村孩子的生活实际，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到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真正做到大家静下心来搞集体备课、齐心协力做校本教研的农村学校可能为数不多。显然，这种缺乏积极参与意识、主动课改态度的教学文化氛围是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的［3］。
要改变农村学校历史与社会教学的现状，必须要激发起大多数教师参与课改的积极性，给农村学校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建议如下：
1、端正教育思想，摆正课程位置。从政府部门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思想认识上要明确农村教育在促进农村地区迈向全面小康、建设和谐社会方面的重要性。而历史与社会课程作为培育农村学生的健全人格，促进农村学生的社会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予以重视。应该从多方面入手提升历史与社会课程的地位，增强历史与社会教师执教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不要再随意安排非专职教师执教历史与社会，已经安排的教师要限期妥善安置。
2、提高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通过教育立法，实施《农村教育投入法》，确保农村学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来源，真正做到教师（包括历史与社会教师）的工资待遇不低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让大多数历史与社会教师包括有能力、有潜力的青年教师，不再朝三暮四于别的行业，而是安心执教历史与社会课程，一心一意地干好本职工作。为了让历史与社会课程内容更加贴近社会实际生活，有可能的话，通过优惠政策吸引社会各行业的优质人才资源充实到历史与社会教师的队伍中来。
3、改变评价制度，加大奖励力度。对于脚踏实地、认真工作的教师，通过合理的评价机制，予以肯定。对于一部分出成果、出效绩的历史与社会教师，要加大物质和精神奖励的力度，从而吸引更多的教师，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课题研究、校本教研等更高层次的课改实践中去。
4、加强师德教育和信息技术培训，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在提高教师待遇的同时，加强师德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效的。教育事业毕竟是一项充满爱的事业。很难想像，缺乏爱心、没有责任感的教师，能教出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学生。历史与社会教师只有具备高尚的师德，才能真正担负起培育和完善学生人格的任务。此外，在教育手段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促使农村教师掌握更多的信息技术，有利于更新教育理念、提高专业素养，才有可能缩小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让农村学生获得与城市学生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并使历史与社会教师自身赢得专业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问题研究课题组编写：《新课程与教师角色转变》，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农业社会的教育范文3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235.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99-02
为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财政部于2007年12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财政部颁布并于2005年1月1日执行）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会计制度体系。本文就两个会计制度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一、资产的比较研究
1.资产组成内容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将合作社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则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资产分类具有以下特点：（1）将农民专业合作的所有投资统一为对外投资，不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投资；（2）增加了无形资产的相关内容。
2.存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存货的核算有以下两点不同：（1）存货核算范围扩大了，增加诸如受托代销商品、受托代购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和委托加工物资等内容的核算；（2）仅对存货盘亏、毁损和报废的会计处理做出规定，即将盘亏、毁损和报废的存货价值计入其他支出，而对存货盘盈未规定其处理方法。
3.对外投资的比较。关于对外投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分为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并分别规定其会计核算方法。《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未将对外投资进行短期和长期之分。
4.固定资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固定资产的核算主要有两项变化：（1）增加了接受捐赠旧固定资产的计价内容，即接受捐赠的旧固定资产，按照经过批准的评估价值或双方确认的价值计价。（2）未对盘盈固定资产确认、计量和记录做出规定。
5.无形资产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无形资产的内容，并对无形资产计价、摊销方法、转让无形资产的处理等均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未有相应的规定。
二、所有者权益的比较研究
《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所有者权益有以下不同：（1）部分项目的称谓不同，如收到投入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股金”；（2）《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的核算；（3）部分核算内容更为细化，如接受捐赠资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计入公积公益金，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单独计入专项基金。
三、收入和收益（盈余）的比较研究
（一）收入的比较
收入内容的比较。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两个制度关于各项收入确认、计量、记录及报告方法差异不大。
（二）收益（盈余）的比较
1.称谓不同。作为反映和考核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成果的综合性财务指标，《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
2.构成不同。虽然两个制度均将收益（盈余）区分了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盈余），但其构成确不同。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收益总额=经营收益+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 经营收益=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本年盈余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本年盈余＝经营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经营收益=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3.收益分配核算内容不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分配方案，对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收益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1）提取公积公益金；（2）提取应付福利费；（3）外来投资分利；（4）农户分配；（5）其他分配等，其核算内容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提取应付福利费、外来投资分利和进行农户分配等内容。
四、会计报表的比较研究
（一）会计报表组成的比较
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和年度终了应当提供的会计报表种类有所不同：
1.年度中间：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其中。科目余额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月或按季度编制，用以反映月末或季度末会计科目余额的会计报表；收支明细表是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月或各季发生的各项收入和各项支出情况的会计报表。
2.年度终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终了，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其中：资产负债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末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收益分配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内收益实现及其分配的实际情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应编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财务状况说明书等。其中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中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结构等内容基本相同。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不同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成员权益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
（二）会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比较
1.资产负债表的比较。由于两个制度关于资产、所有者权益组成内容的差异，进而影响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的结构以及所有者权益项目的内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四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三项内容；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和其他资产三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五个项目。
2.收益（盈余）及收益（盈余）分配表的比较。反映合作社一定期间内实现盈余及其分配实际情况的会计报表，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及收益分配表”。而《农民专业合作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及盈余分配表”。不仅称谓不同，其结构也不同：
“收益及收益分配表”采用的是报告式结构，其上端为收益的形成，分为经营收入、经营收益和本年收益三个层次，下端则为收益分配，包括本年收益、年初未分配收益、可分配收益和年末未分配收益部分。
而“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则采用账户式结构，左边为“本年盈余”，右边则为“盈余分配”。每一方分为若干具体项目，左边项目是依据“本年盈余＝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的依存关系排列，而右边“盈余分配”则是根据“本年盈余+年初未分配盈余+其他转入-提取盈余公积-盈余返还-剩余盈余分配=年末未分配盈余”的依存关系排列。
农业社会的教育范文4
内容提要
一、引言--ME命题的背景
二、ME命题为真的哲学基础
⒈ 信息技术是导致人类社会实现第三次飞跃的决定性因素
⒉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是导致教育领域彻底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三、ME 命题为真的教育科学基础
⒈ 21世纪对新型人材的需求特点
⒉ 现代教育技术对新型人材培养的重大意义
当前教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深化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棗建构新型教学模式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教学媒体可为新型教学模式的建构提供理想的教学环境 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学设计理论可为新型教学模式的建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基于ME 命题的实践探索
⒈ 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
⒉ 运用“几何画板”革新数学教学的试验研究
五、结束语
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关于ME命题的论证
何克抗北京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一、引言--ME命题的背景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已见端倪，我们即将进入的21世纪，将面临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次大飞跃棗由工业化社会进入到信息化社会。21世纪，既为我们带来新的机遇，也为我们带来新的挑战棗世界各国将迎来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21世纪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取决于教育。为此，世界各国对当前教育的发展及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都试图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中让教育走在前列，以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教育部的新任领导清醒地认识到上述竞争态势对教育的严重挑战，并看到了现代教育技术在迎接这场挑战中的关键作用，因此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把现代教育技术当作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和“突破口”。陈至立部长在为《中国教育报》5月18日创办的题为“制高点棗现代教育技术”专题新闻版撰写的“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中强调指出：“要深刻认识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应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并号召“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要紧跟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努力掌握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以提高自身素质，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吕福源副部长在多次讲话中也强调要把现代教育技术与各学科的整合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众所周知，“制高点”是“兵家必争之地”，“突破口”则是使整个战役获胜、或是使艰巨而复杂问题迎刃而解的要害所在。显然，教育部两位新任部长的文章和讲话精神实际上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棗现代教育技术对于整个教育的深化改革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个意思也可明确地表述为下列命题：现代教育技术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或突破口。
为了便于下面的论述，我们不妨把术语“现代教育技术”(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就用字母M表示，“教育深化改革”(Deepening Reformation of Education)则用字母E表示，这样，两位部长提出的上述命题就可简称之为“ME命题”。自新任部领导提出这个命题以来，在国内教育界已产生很大反响：不论是从教育部的部机关到各省市的教委，还是从教育理论界到实际教育工作者，或是从高等院校到广大中小学，无不议论纷纷。赞成拥护者有之，怀疑观望者有之，批评责难者有之，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命题能引起如此众多的人群为之关注(这个人群中包括教育界的资深专家、学者、名流，乃至前国家教委的一些著名领导)，甚至为之激动，为之鼓舞或为之气忿，不管这个命题的真伪性如何(这有待于科学的论证和冷静的分析)，至少说明这不是无关宏旨的一般性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成败、对我们子孙后代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命题。因此对这一命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认真的探索，以便使绝大多数的领导和群众取得共识，我看是非常必要、大有好处的。下面仅就本人对我国教育现状的认识和多年来对现代教育技术的研究，试图对这一命题作出比较全面的论证。
二、ME命题为真的哲学基础如上所述，ME命题代表“现代教育技术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或突破口”这样的命题。这里的“现代教育技术”是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运用。因此，为了论证ME命题为真(即论证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对于整个教育改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可以先看看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⒈ 信息技术是导致人类社会实现第三次飞跃的决定性因素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人类所利用的资源共有三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物质有形状、有大小，人们可以切切实实地感觉到物质的存在，所以在上述三种资源中物质是最具体、最直观的；信息刚好相反，它没有形状、大小，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借助其他媒体(如文字、声音、图象等)，信息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在上述三种资源中信息是最抽象、最不直观的；能量的抽象性则介于物质和信息之间：它也没有一定的形状、大小，但是人们却可以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它的存在棗“热能”可通过温度变化感觉出来，“电能”可使人触电直至电死，水位落差所具有的势能可以使水车或水轮机转动，……。总之，能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人们仍可直接感觉出它的存在，所以它和信息相比仍有一定的具体性，即其抽象程度要比信息低。
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总是遵循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在对资源的认识与利用上也不例外[1]。物质最具体，所以作为一种资源，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就被最先认识到并利用来制造生产工具。据考古发现，人类在200万年前即能制造石刀、石斧与石锥等工具。这是“旧石器时代”。大约5万年前，人类开始发明弓箭棗用竹子弯成弓，用牛筋作成弦，再用木棍和石锥作成箭，从而发明出一种能在一定距离内发射以捕杀野兽并保护自身安全的有效武器。这在当时来看，属于相当复杂的发明创造(不亚于今天的火箭)，是高度智慧的结晶。在以狩猎为主的原始社会里，弓箭的出现无疑使人类猎获野兽的能力(即当时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所以恩格斯对弓箭的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新石器时代”。
据出土文物考证，在7000年前左右，黄河流域已有人种谷子，长江流域已有人种稻子。人类实际掌握种植能力肯定在此之前，估计应在1~2万年前人类即开始由狩猎为主转入以种植为主，这就是农业社会的初级形态。在6000年前左右人类开始掌握炼铜技术，使人类能利用青铜这种物质制造出比石器远为强大的生产工具，从而由新石器时代转入“青铜器时代”，这是农业社会的中级阶段。到了3000~4000年前人类又进一步掌握了炼铁技术，制造出诸如锄头、犁耙、钢刀、铁斧这类更加有效的工具，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从而进入“铁器时代”。这是农业社会的高级阶段。
农业社会大约持续了一万多年，直到18世纪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才开始转入工业社会。严格说，瓦特不是发明蒸汽机而是改进了蒸汽机[2]，因为第一台原理性蒸汽机(能实现热能--机械能的转换，利用水加热后的蒸汽推动连杆以完成某种机械操作)早在1705年就已实现，而瓦特是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即1765年才研制出第一台实用蒸汽机。瓦特的蒸汽机对原理性蒸汽机作了两方面的重大改进：① 使蒸汽机能连续不停运转，从而真正成为动力之源；② 大大提高了热能棗机械能的转换效率，从而使蒸汽机真正实用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也并不过份。有了蒸汽机就开始出现火车、轮船、纺织机械、印刷机械、采矿机械、冶炼机械……这类全新的生产工具，即实现了生产工具的机械化，从而使生产力与农业社会相比有了更大的发展，生产效率成十倍、成百倍地提高。以纺织为例，过去用手摇纺纱机，一人一台效率很低，现在用蒸汽机带动纺织机械，可由一位工人巡回看管几十台机器，而每台机器的运转速度更是大大加快，因此效率可以提高几百倍。这是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到了19世纪后半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使人们认识到不仅热能可利用来作为资源，而且电能也有这种可能，从而在法拉第定律基础上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于是人类进入“电气时代”。这是工业社会的中级阶段。到了20世纪中叶，人们在认识原子奥秘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原子的“受控核反应”，使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成为可能，从而进入“核子时代”。这是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
利用物质作为资源，尽管经历了“新石器青铜器铁器”等不同时代，即对物质作为资源的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但是，只要是用物质作为资源，所制造的生产工具就只能是简单的、没有活力、没有智能的“死工具”棗从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弓箭，到后来铁器时代的犁、耙、镐、锨皆属此类。这是人类的第一代生产工具。
利用能量作为资源也经历过“蒸汽电气核子”等不同时代对能量作为资源的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要利用蒸汽的热能，通过日常生活观察水壶煮水现象即可发现有关规律，这是比较简单的；要利用电能则要用磁铁和线圈做电磁感应的科学试验才有可能发现法拉第定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电能利用；要利用核能就更复杂，必须通过精密、微观而深入的科学探索，在揭示原子核结构规律的基础上，利用极为复杂的技术手段才能实现“受控核反应”即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不同时代对能量作为资源的不断深化的认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每一次深化都带来新一代的生产工具，都伴随生产力的一次新的飞跃。但是，只要使用能量作为资源，所制作的生产工具就只能是没有智能、但有活力的工具[1]。它和第一代没有活力的“死工具”相比，有了很大改进，但仍不是最理想的工具，因为它们还没有智能。这是人类的第二代生产工具。
只有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人类才开始认识到不仅物质、能量可以作为资源，而且信息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源，甚至是更为重要的资源。这是因为信息和知识密切相关(信息通过分析、综合、提炼、加工就可以成为知识)，而知识的多寡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智慧的高低。因此利用信息作为资源就可制造出新一代既有活力又有智能的生产工具[1]，而计算机则是这类生产工具的代表。利用计算机可以构成智能决策系统、智能指挥系统、智能信息处理系统、各类专家系统、各种智能卡以及机器人……。机器人的应用领域正日益扩大：潜水机器人可潜入人类无法进入的深海(人类不能承受深于50米的海水压力)，维护核电站的机器人能抵御任何强辐射，化工生产线上的机器人不怕各种污染和毒物的侵蚀，超微型机器人可送入人类血管中去当“清洁工”，帮助清除血管中的杂质乃至血栓，把人类从当今第一大“杀手”棗“心血管类”疾病的威胁下拯救出来。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新一代智能生产工具强大而神奇的威力，从而使人类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未有的大发展、大解放，也带来人类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与发展。这是人类的第三代生产工具，也是最理想、最完善的生产工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一条规律：人类对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水平决定生产工具的制造水平，而生产工具的制造水平则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
根据的哲学理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改变将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而经济基础则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导致生产关系改变(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导致经济基础改变，从而又引起上层建筑从政治、法律、经济理论、文化教育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彻底变革。人类社会是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整个社会就必然要飞跃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资源利用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下列关系：
对物质作为资源的利用导致第一代生产工具(简单的无活力、无智能的死工具)的诞生形成人类社会较低程度的生产力使人类脱离狩猎为主、开始进入以种植为主的农业社会。
对能量作为资源的利用导致第二代生产工具(无智能、有活力的机械工具)的诞生形成人类社会中等程度的生产力使人类由农业社会跃进到工业社会。
对信息作为资源的利用导致第三代生产工具(有智能、有活力的智能工具)的诞生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人类由工业社会跃进到信息社会。
可见，如何将信息作为一种资源而加以利用(即“信息技术”)，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飞跃密切相关的决定性因素。21世纪之所以对我们有极不平常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在21世纪人类社会将要面临又一次巨大的飞跃，而这样的飞跃在迄今为止200多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如上所述，第一次发生在一万多年前棗跃入农业社会，第二次发生在18世纪棗跃入工业社会)，现在将面临的是第三次棗跃入信息社会。
⒉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是导致教育领域彻底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按照的观点，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是最革命的因素。信息和信息技术(即如何把信息作为一种资源而加以利用的技术)由于能导致第三代生产工具(智能工具棗计算机)的诞生，使生产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新飞跃。可见，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动因，是人类社会跃进的杠杆，是推进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革命因素。现代教育技术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运用，显然，这决不能仅仅看作是一般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的运用问题。既然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将导致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彻底变革，那么，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全面应用，也必将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并最终导致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乃至整个教育体制的根本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现代教育技术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制高点或突破口，即ME命题为真。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是由哲学的基本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所决定的，这就是ME命题为真的哲学基础。任何把现代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种教学手段或教学方法的看法都是极端肤浅的、近视的。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认识ME命题和整个教育改革的形势，才能做到高屋建瓴，才不致于迷失教育改革的方向。
三、ME命题为真的教育科学基础任何教育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材。ME命题之所以强调现代教育技术对于整个教育改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正是因为现代教育技术对于21世纪所需的新型人材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就从“21世纪对新型人才的需求特点”和“现代教育技术对新型人材培养的重大意义”等两个方面对ME命题作进一步的论证。由于人材培养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对人材需求的特点就是对教育需求的特点，所以从人材需求与培养的角度对ME命题进行论证，也就是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对ME命题进行论证。
当前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从全球范围看，21世纪将是信息化社会，九十年代则是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开端。因此21世纪对人材需求的特点也就是信息社会对人材需求的特点，下面就是对这类特点的分析：
⒈ 21世纪对新型人材的需求特点(1) 信息社会的经济发展对新型人材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所提出的需求
① 信息社会的经济发展愈来愈依赖基于知识的信息产业
农业社会的教育范文5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农业社会的教育范文6
政府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历史，但政府的历史必须放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来观察。只有在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厘清政府发展过程背后的动因和实质。总的说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大致表现出两种状况：一种是较为被动的和消极的政府，另一种是较为主动的和积极的政府。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都表现得较为被动和消极。直到20世纪中期，政府才彻底实现了角色转变，转而成为互动过程中主动的、积极的一方，积极地干预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这一转变代表了政府发展的方向，不管干预型的政府是否“失灵”了，但它所代表的方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自从20世纪中期开始，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需要积极、主动地去规划社会的发展。在此问题上，如果提出所谓“有限政府”等倡议的话，那其实是在弹唱早期自由主义的“恋歌”。既然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已经成为积极主动的一方，那么它如何规划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基于以上判断，我们需要提出当前中国政府的社会策略问题。
考虑政府的策略选择必须首先对其所处的社会做出综合判断，只有当这种判断是准确的，才可能提出切实可用的策略。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尽管中国政府需要在人类已有的经验中发现可资借鉴的因素，但是，任何国家曾经运用过的策略都不可能在被搬到中国来之后还表现出适应性，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只能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政府应发挥引导功能，通过现实的策略选择去创建一种完全属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具体地说，当前中国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当前中国社会的资源拥有情况就物质资源而言，虽然中国国土面积很大，但是，物质资源却是相对匮乏的。这一点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从近代历史看，工业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物质资源的大量消耗。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物质资源的消耗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现有的资源存量能够对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是不会太久的。即使全球化为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物质资源提供了可能性，也会由于资源拥有国家的政治甚至民族意识等各方面的原因而使资源的获取困难重重。而且，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物质资源的存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更何况我们在资源获取的能力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就精神资源而言，中国社会在一段时间内是比较丰富的，而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精神资源是极其匮乏的。一方面，精神资源是无形的，影响精神资源的因素是多种多样和复杂的，人们往往在精神资源拥有量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并不珍惜这种资源，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找到一种维护精神资源的较好的方法。另一方面，精神资源与特定社会的共生性决定了它总是属于特定社会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一种精神资源也会失去利用的价值，另一种精神资源将会生成并取而代之。但是，在近20多年中，精神资源遭到破坏，原有的精神资源几近消失，而新的精神资源并未生成，以至于我们今天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
就人力资源而言，中国也是非常匮乏的。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人口并不等于人力资源。在我们所拥有的人口中，只有一部分被转化成了人力资源，即使是那些已经转化成人力资源的人口，在质量上也是不容乐观的，至于那些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人力资源，中国在拥有量上也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找到一条把人口较为充分地转化成人力资源的途径。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旧中国的妇女较多地属于人口的范畴，但是，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大批妇女走向社会，转化成人力资源，迅速地提高了中国人力资源的拥有量。现在，我们也面临这种情况，对于一种经济模式而言，人口无法作为人力资源而存在，而另一种经济模式却可能把大量人口转化成人力资源。
就文化资源而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库藏是很丰富的。但是，需要认识到，这种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社会生成的，属于农业社会的文化资源。从中国社会明清以来的历史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因素，这是确凿的事实。然而，近些年来，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事实，并牵强附会地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归功于这种文化。其实，这仅仅是一貌似现代性的诠释，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业社会的文化是不能造就工业文明的，更不能把一个社会引向后工业社会。如果我们耽迷于农业文化的美妙幻想中，不仅无益，而且是有害的。对于当前中国来说，能够支持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不仅是匮乏的，而且几乎是空白的。有一些人试图引进西方国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资源来补偿中国文化的空白，如果在100年前，这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但是，时过境迁，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样做也是有害无益的。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需要通过一场文化启蒙来造就全新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宝贵因素在新的文化启蒙中被吸收是可能的，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却不是明智的选择。
就习俗资源而言，这一点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中，人们都把习俗看做一种非理性的、陈旧的、消极的因素。的确，习俗有消极的一面，但是，如果因其消极方面而排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功，反而会遭遇失败。习俗与文化有联系，但习俗又不等同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习俗有着比文化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也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与一切资源相比，习俗是一种更需认识和开发的资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排斥习俗，它就会成为极具破坏力的消极力量；如果充分考虑到习俗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的话，它就会转化为积极的力量，转化为非常有用的资源。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习俗的力量是很强的，然而，我们忽视了对它的开发和利用，没有把习俗转化为有用的资源。
第二，当前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
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位置，经常性地出现定位上的困难，因为它具有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综合性特征。其实，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是把工业化的进程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合并到了一起，可以形象地比喻成两步并作了一步走。大致说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处于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当然，在这个时期，我们拥有工业经济，却是运用农业社会的方法和技巧办工业，属于农业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工业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间，中国社会主要是解决工业化的课题，甚至在引进技术方面也偏重于满足工业化的要求。然而，在中国社会致力于工业化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后工业化浪潮对中国形成了冲击，这就迫使中国在解决工业化的问题之际，不自觉地走上同时去捕捉后工业化的契机这样一条道路。这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基本情况，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即使在亚洲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那里，我们看到的也是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才提出了后工业化的课题。所以，在实质上，历史没有现成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关于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是人们最近谈论比较多的话题。中国正在崛起，但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时机与以往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不同。从近代社会来看，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是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开拓市场和掠夺资源而获得发展的动力，后来崛起的国家则是通过战争打破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达到重新“洗牌”的目标。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旋律，而且几乎所有国家都警惕和提防着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影响，甚至一些国家叫嚣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惟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沿着“和平崛起”路线前进。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政治影响力较大，但在很多情况下又不得不接受大国支配的事实；在经济上，中国的实力实际上是较弱的，必须谨慎地在各个经济体所构成的经济“版块”之间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在资源获取上，中国必须立足于国内，只有把外来资源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才可能避免各种潜在的危机；在市场开拓上，中国必须以优质价廉的产品一点一滴地向现有的国际市场结构中渗透。所以，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是需要运用智慧和抱持谦逊的态度去谨慎行动的过程，只有行事低调并讲求实效才能稳步前进。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把内外各个方面的因素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考虑，做出科学规划。
第三，中国走向未来的目标
一般说来，都会同意走向未来，但是，未来是怎样的，却很难形成共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缺少一个清楚的目标的。回顾20多年来走过的历程，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的目标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追赶发达国家。所以，在一个时期内，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有着较强的“崇洋”意识，认为只要是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都应当搬到中国来。后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理想中的乐园，它不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因而，出现了浓重的怀恋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在学术界，这种“恋旧”心理时常被用激情的文字表达出来。近些年来，这两种思想倾向在继续“发酵”，并不断地出现付诸于行动的努力。比如，在教育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有的学校新开了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几乎不给学生留下读中文图书的时间；有的学校似乎要有意识地对着干，成立了所谓专门的“国学”机构。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盲目的和不理性的。
我们必须清楚，对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迷恋是不可能导向未来的，是不能帮助我们确立正确的目标的；同样，对发达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思想或任何东西的迷信也无法导向未来。走向未来的目标需要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做出预见。我们在分析中国的历史位置时已经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处于世界工业化历程已经完成了的时期，中国无疑需要补工业化的“课程”，但开启后工业化“门扉”的任务却是不容回避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工业化“补课”任务完成的好坏，恰恰取决于承担后工业化课题的自觉性程度。这就像进入大学的一个“同等学力”的学生一样，他在素质和能力方面可能存在着不足，但他必须在自觉地修好大学课程的情况下才能迅速补足之，如果他重新回过头来去修中学的课程，决不是好的学习方案。由此可见，虽然当前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特殊历史阶段，但我们的目标却是自觉地走向后工业社会，以求避免在发达国家领跑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永远处于“补课”的境地。事实上，如果我们缺乏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目标，就必然会再一次地发现，我们又需要“补课”了。
以上3个方面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定一切重大的行动方案时都必须充分考虑的，甚至一些处理具体事务的应急方案也需要对此予以充分的考虑，否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方案一旦付诸实施，消极影响将大于它的积极方面。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需要提出当前中国政府的10项策略。
（一）意识形态策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意识形态混乱期，至今，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还处于多元并存的状态，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不一致性，甚至是矛盾着的，有时是冲突着的。这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当前，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全社会共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应当是得到整个社会认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可能是向既往某种理论或思想的回归，也不可能在对西方的重新认识中获得。因而，中国政府应当根据当代社会的需要，把合作理念确立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合作的意识形态应当是后法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超越。事实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我国政府已经主动地提出了合作的理念，并积极地按照这一理念去营建对外关系的氛围。但是，在合作理念意识形态化方面，还没有做出切实的行为选择。因此，当前需要致力于合作理念的意识形态化，以便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的过程中，能够有着统一的意识形态根据。
检视世界各国现有的意识形态，有的是明确宣示出来的，有的是在某些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政府在意识形态的生成中都发挥了主动的作用。即使某些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的社会化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政府应当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策略，对于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去做，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
现有的各种意识形态，大都是在工业化的竞争过程中生成的，是关于矛盾冲突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的思想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凝炼和提升。因此，它们所包含的是指导人们保证社会整体存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斗争、如何竞争的精神。合作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是对斗争和竞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合作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全面创新的过程，需要政府运用创新思维去加以运作。
（二）制度策略。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就是法制社会。这个说法是非常武断的，市场经济需要法制，但并不是仅有法制能够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支持。所以，如果仅仅把眼睛盯在法制建设上，可能会使我们错失多种制度选择的机遇当然，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与法制共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与工业社会重合造成的。工业社会在制度上以法制为最佳选择，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简单化都是法制赖以建立的前提。但是，近些年来，由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迅速增长，法制已经表现出规范社会行为力不从心的局面，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已经难于在法制的框架下得到解决。虽然对于许多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人们习惯于将其纳入法制的框架下，但它们在前景上却是晦暗的。比如，人们对克隆技术、网上交易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试图通过法制来加以规范，可是，这种规范主要是从属于一种限制甚至阻碍其发展的目的。事实上，它们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相信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属于法制无法规范的新事物。所以说，法制的成功向我们展示的是人类的过去，却不代表未来。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中，我们需要探索的是能够代表未来的制度模式。
我们应当看到，法制及其民主并不是惟一的制度模式，人类在近代社会之前曾经创造过其他类型的制度模式，在未来社会也必将会有新的制度模式来取代法制。因而，我们应当致力于寻找可以替代法制的新的制度模式，这种新的制度模式可以被称为“德制”，是一种继承了法制全部积极成就但又超越了法制的制度模式。从历史上看，农业社会的制度是一种权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发展得最为完善，有着超强的自我修补能力，正是这种制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西方国家，适应工业社会要求的法制之所以能够成长起来并得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其农业社会的“权制”体系没有充分发育。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做出判断，完善的法制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因素。所以，中国政府需要打破任何对法制及其民主的迷信，需要有着明确的超越法制的策略。
（三）经济体策略。最近一个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阶段性成就，出现了一个错误的倾向，就是倡导企业规模巨型化。事实上，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巨型企业是不适应的，即使建立了起来，它的消极效应也必将大于积极作用。如果国营企业可以巨型化的话，私营企业决不可能在巨型化的过程中同时拥有较强的活力。从政治以及社会整体来看，西方国家的巨型企业在存在和发展中有着一整套社会适配体系为其提供支持，但在中国，这个社会适配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而且，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转型也已经使建立这个适配体系变得没有必要了。一旦中国出现了一批巨型企业，不仅在经济上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消极影响，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是难于预测的。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近一个时期由于巨型企业所带来的一些麻烦，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对于当前中国来说，主要的任务是要激发经济活力，而不是扩展企业规模，是要考虑国家在整体上的实力增强，而不是考虑单个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易言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甚至一群强大的企业。因此，我们需要用经济体的观念来看问题，即把国家建成由一系列区域经济体构成的巨大经济体。具体地说，中国社会是一个适合于家庭经济成长的社会，而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按照西方的经验试图限制甚至消除家庭经济，这是错误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业社会应当是规模经济的社会，所以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策略中，都包含着支持和优待巨型企业的倾向。然而，我们已经错过了单纯工业化的时期，所以不应去追求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我们应当根据后工业社会的要求，用单元经济效率去整合出网络经济体的总体力量。为了不至于把这种新的家庭经济模式误解成农业社会的家庭经济，我们可以在经济体的意义上把这种经济模式称之为“家元经济”。当前中国政府的经济策略应当放在促进“家元经济”的发展上，为家元经济的发展做出政策支持和秩序供给。
在此，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习俗资源，而习俗一般说来都是以家为核心而形成的，是以家为支撑的。反过来，习俗最倾向于支持以家为核心而展开的活动，对于经济活动也同样如此。以家为单元的经济活动是能够得到习俗的充分支持的，并在习俗中获得巨大的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家庭的生命力也就是“家元经济”的活力。
（四）文化策略。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文化更多地是自然生成的，在不同的层面上会表现出不同的面相，似乎人为的作用并不能持久地发挥作用。但是，在文化发展方面，如果能够抓住某一关键性的文化要素，自觉地进行建构，是能够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的。当前我国的文化策略应放在对信任的建构方面，可以通过信任建构而建立起以信任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一些西方学者断言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一些中国学者也不假思索地加以鼓吹。其实，这种判断是需要分析的，对于西方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契约型信任来说，中国的确严重匮乏信任资源。但是，对于农业社会形成的习俗型信任来说，中国则可能过多过滥。另外，近来有不少人试图恢复儒家文化，有些大学甚至用立孔子像这样的行动来表达告别社会主义文化的意愿。不过，我们需要看到，儒家文化只是农业文明的构成部分。正如我们不认为作为西方工业文明构成部分的文化类型可以照搬到中国来，我们也不认为作为农业文明的文化类型能够满足现代中国社会的需求。所以，如果我们在文化发展中希望施以能动作用的话，就需要面向未来，确立与“德制”以及“家元经济”相适配的信任文化。
（五）组织策略。现有的组织在基本结构上都属于官僚制组织，这是人类社会组织形态长期发展的结果，韦伯对此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并提出了理想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如果说还存在着其他组织类型的话，我们认为，迄今为止的任何组织类型都是作为官僚制的补充形态而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组织理论家关注的组织，都是以官僚制为基本架构的常规性组织。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增长，常规组织既往的那种回应环境要求的特性渐渐失去了效率的魅力。也就是说，由于常规组织设计主要是出于回应外界要求的目标，缺乏前瞻性地与环境互动的能力，以至于在社会复杂性增长的过程中经常性地遇到那些被称为“危机事件”的问题。其实，近些年来“危机事件”的频发，暴露出来的是组织自身的不足，它表明原有的组织形态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应对危机事件的所谓“危机管理”，如果不从组织形态的改造入手，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而，能够适应走向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期需要的组织，应当是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的组织。
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应当关注一种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组织类型，那就是“任务型组织”，即为了某一（些）具体的任务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这类组织早已有之，并在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这类组织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可能是由于它过多地具有临时性的特征，被认为不重要。由于对这类组织缺乏研究，因而它们在运行上往往是按照常规组织的模式进行的，以至于它应有的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事实上，从近些年来已经展现出的趋势看，任务型组织大量涌现，这不仅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使然，而且也越来越显示出对复杂社会的适应性。所以，这是一类需要关注、研究和自觉建构的组织形态。反思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其成效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一直无法避免学术界所谓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它没有注意到任务型组织这一组织类型，而是一直着眼于常规组织的改造上。实际上，现有的常规组织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对它的改造和调整表现出“无用功”的结果是必然的。如果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还需要进行机构改革的话，就应当考虑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用任务型组织来代替常规组织。
（六）社会结构策略。当前中国社会，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开始是农村劳动力过剩，大量地向城市流动；接着就是城市自身的劳动力过剩，出现了下岗、失业等问题。虽然政府想尽各种办法，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从理论上看，这个现象也是无法理解的：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失业人口又迅速增长。这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学者们根本无法予以解释，因而在解决问题的对策上，也就无法找到好的方案。这种现象是由于社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即由于社会分层不充分而造成了大量的“假性失业”。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根本不应有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更不应当出现由于失业等造成的大量社会不公正乃至犯罪的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有一些人长期过劳甚至致死，而又有那么多人没有工作可做，这就是由于社会分层不充分，人们无法把工作进行分解。所以，我们需要在社会结构上做文章，要促进社会分层，让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
（七）教育策略。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可能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领域，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教育将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瓶颈”。上面我们曾举例说明经济模式的转变可以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这是一个逆向思维的结论。在正向的思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通过教育而把人口转化成人力资源，教育是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最直接的途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都需要由教育来担负起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重任。而且，教育的功能不止如此，几乎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需要教育来提供支持。近些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规模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与它的高投入相比，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大量的投入被奢侈浪费，此乃不争的事实。
就中国10多亿人口而言，我们的教育规模是极小的。但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常常有人提起中国教育在规模上“”了，要求稳定甚至控制教育规模。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化阶段相比，中国的教育发展可以说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从规模上起步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为什么却受到“扼杀”呢?从根子上看，是由于教育的“就业导向”造成了诸多让人忧虑的问题。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教育一直是一种就业导向的教育，虽然从计划经济走出多年，但就业导向的教育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就业导向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限制了教育规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教育中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就业导向。所以，中国政府在教育策略的选择上应当把“就业导向”的教育转变为“创业导向”的教育，有了创业导向，实际上当前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例如，当前中国农村不要说一个村里没有一个大学生，可能一个乡能够拥有一位大学生的情况也是很少见到的；在西部广大地区，拥有大学生的比例可能是极低的。但是，就业导向的教育决定了大学生到了农村等于没有就业，而到了西部地区，可能就业比在沿海地区更困难。再如，我们鼓励大学生“支边”需要进行动员、授予荣誉、给予奖励等，即使这样，也很难把大批大学生送到需要的地方去。如果我们在教育方向上转变到创业导向上来，那么一切有创业机会的地方，都会立即吸引到足够的人才。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创业导向的教育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佳途径。比如，一个班级里的同学，如果有一个人创业成功的话，那么可能几十个人的就业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另外，中国是一个人口压力较大的国家，从中国家长的心态来看，再穷再苦也希望孩子上学受教育，动机是非常明显的，是要孩子获得谋生的能力。其实，中国政府也应有这样一种家长心态，要让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大学，让大批大批的孩子有在世界范围内谋生的能力。
（八）生活策略。中国社会在生活模式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家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即使历经时代的变迁，家庭依然是中国社会不易的核心。一切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在家上做文章的就是成功的（如“”）；反之，无视家庭甚至破坏家庭的设计和安排，都是不成功的（如“”时期的“吃大锅饭”）。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在这一点上缺乏自觉的家庭导向生活模式建构策略，因而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政府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我国正在进行的解决“三农”问题的行动，在一切可以与家庭联系起来的地方，我们相信，就可以取得成功，而那些不能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就必然会失败。也就是说，政府在行政行为以及政策选择的过程中，需要自觉地在一切可能与家联在一起的地方，充分考虑到家。我们所说的“家元经济”，可以说就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家的积极经济功能的策略。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的概念和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去进行制度调整。总之，在生活策略上，我们所要确立的是家庭导向的生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