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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范文1
三网融合时代草原文化的现实境遇及传播基础
“三网融合”又叫“三网合一”，是指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的相互渗透、互相兼容并逐步整合成为全世界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三网融合是在继承原有的话音、数据和视频业务，通过三个网络业务的整合，衍生出更加丰富的增值业务类型，如图文电视、VOIP（网络电话）、视频邮件和网络游戏等，极大地拓展了业务提供的范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三网融合试点方案的通知》要求，三网融合第二阶段试点城市有42个城市入选，呼和浩特市是其中之一。如何应对三网融合时代变化了的时空环境，使草原文化精髓得以弘扬和推广，成了草原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重要课题。
草原文化以其原创性、多样性、融合性和波澜壮阔的历史性不断推动草原文明的车轮向前运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草原文化的主体将不再是某一个单一的民族，而应该是包含了生活在草原这一地理范围之内的所有民族、文化主体的多元共存，既有纵向传承，也有横向融合。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使草原文化具备了更大开放性、兼容性的特点，草原牧区、农村、城市共同承载、共同发展繁荣着草原文化。草原民族要想使传统经济不断获得生机和活力，就必须适应时代潮流发展的要求，传承传统游牧经济的精髓，学习现代科学理论和现代生产方式，提高本民族的素质技能，积极主动地对本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文化作出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以适应不断更新的现代生产方式的要求。
首先，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包含了草原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下生存、发展、对外交流的思想观念，是其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主要前提。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组成要素，必须准确地把握三网融合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机遇期，积极推动草原文化加入到三网融合全媒体时代文化交流和互动中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碰撞向世人展示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途径。在融入现代网络体系过程中，获得文化增长必不可少的内需动力，实现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一般意义上应对WTO挑战的被动举措，而是自觉提高自身文化原创能力和生存空间的主动选择。同时，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是草原文化走向全国及走向世界的精神内驱力。草原民族早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为其广泛接触和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了条件，培养了草原民族豪放、大度的宽广胸怀，也使草原文化具有了兼容开放的文化心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的和睦共处、和谐发展。
其次，草原文化精华与全球化市场经济观念接轨。草原民族在历史上为开辟亚欧洲际联系通道，发展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商品交换作出过重要贡献，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草原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拓进取、竞争创新、遵规守法、诚实守信等文化特质，都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文化接轨的重要条件。草原文化开拓进取、竞争创新的特质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相适应；草原文化的英雄崇拜意识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观相适应；草原文化遵规守法的优良传统与市场经济的法制观相适应；草原文化的诚实守信的精神与市场经济的道德观相适应。草原文化精华与全球市场经济观念的接轨使草原文化早已融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草原文化优秀的精神品质在很多成功的企业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其三，草原文化潜在的经济价值内涵使其具有很大的传承推广空间。草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就其精神意识层面而言，草原文化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自由开放、开拓进取、英雄乐观、敬畏自然的精神，不断调动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主观能动性，开拓创新、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和追求共荣和睦的价值取向。就其物质形态方面来说，以物质范畴存在的民族文化主要体现在历史名人、古迹名胜、特色物品几个方面。没有这些，草原文化便不会有如此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有草原民族的饮食居住、婚丧习俗、体育竞技、民族歌舞等方面，都是文化产业的开发资源，更是草原文化经济价值的最大体现。就其发展观念层面看，草原文化确立了以生态价值为核心的法制体系和社会结构，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植被，更是中华民族生态文化的一面重要大旗。草原文化的游牧生产方式，是迄今为止唯一以不破坏生态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使草原文化保持在绿色文化、生态文化状态，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经济价值。
三网融合时代草原文化传承与传播路径
草原文化的传承重在理解草原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以人为本唤起文化自觉，注重文化结构的调整，保护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一）对草原文化的重新审视。草原文化正处在文化碰撞时代，变迁是必然的，这就需要我们转换文化视角，做好心理调试。草原民族过去主要面对大自然的挑战，现今在三网融合时代则面临当代主流文化及现代文明的冲击。因而，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既是对传统社会的超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更新及对传统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过程。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并不是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在科学合理的评价基础上，积极提炼和梳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既要保护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先进成分。我们应在总结草原文化现代化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更为切合实际的文化理论，理性思考草原文化现代化之路所面临的困境及不足等具体问题，审视草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同时，对其合理内核以时展的要求予以批判地继承并推陈出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扬弃和发展自己，树立新世纪民族文化的现代形象，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建设潮流中。
（二）塑造草原文化绿色品牌形象，借三网融合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多渠道、多形式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方能扩大草原文化的影响。除积极参加和努力争取申办国际文化活动、努力拓展草原文化的传播领域和空间外，还要借三网融合之力在更深、更远的层面上架构草原文化绿色品牌在全媒体语境下的传承传播新桥梁。
品牌形象民族化是品牌形象个性化的有效途径。因此，应该充分利用草原文化绿色资源，打造民族化特色的强势品牌。将草原文化的元素融入品牌形象中，是文化与经济相融合的过程。既使草原文化通过经济运作和开发得到进一步传承、弘扬和发展，又通过这种特色文化将自己的绿色品牌形象变成一种无形的资产。品牌视觉形象应该着力塑造其差异性和特色方面的品牌文化，以草原文化动人，以草原文化取胜。同时，导入人性情感、民族情怀也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依靠本土地域文化与民族情韵为绿色品牌的特色和与之相适应的视觉形象，辅以正确的营销方式，草原文化绿色品牌定会走向全球。
必须推动草原文化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将一个发展的、开放的、文明的草原全新形象展示给世界。应当充分利用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艺术对外交流方面的优惠政策，尽快形成与经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有利于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政策体制，举全社会之力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草原文化走向世界的官方、民间、商界并举新格局。同时，必须健全草原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协调机制，树立国际市场观念，把草原文化资源优势及时转化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把对外文化交流作为文化贸易的一种交流手段，通过实施草原文化精品战略，努力提高草原文化产品的质量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实现草原文化产业的升级换代和优化组合，建立公平、健康的草原文化市场，推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三）借力三网融合建立网络文化传播通道。网络传媒是保证民族文化遗产顺利传承的重要机制，给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全球化的平台，使各民族文化既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融合、吸纳全球文化的精华，从而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网络技术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冲击着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草原文化要走向世界，也要迅速搭建不受时空、地域限制的崭新的文化传播通道，系统全面地介绍草原文化悠久历史和当代最新发展动态，以丰富的信息与高质量的服务，推动草原文化更加快捷地走向世界。
草原文化在未来与异质文化的交融中，具有变文化传播“弱势”为 “强势”的潜在优势。但是，历史不等于现实，灿烂的文化不等于先进的传播意识。当前，无论是印刷媒体，还是电子媒体对草原文化传播只有量的积累，缺乏质的提升。草原民族文化的传播观念尚未有根本性的改观，传播内容陈旧，传播方式单调，传播效果不理想，在传媒中基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因此，变草原文化在传播中的“弱势”为 “强势”，任重而道远。
首先，要加大网络传播中的草原文化信息量，针对草原民族语言受众少的现实，让汉语成为网络语言表达主体，辅以民族语言传播，通过开设专题栏目介绍草原民族语言的方式让更多受众了解民族语言。同时，提供和完善中英文互译系统，实现话语的转换，便于其他国家对草原文化的了解，从而扩大草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其次，发挥网络媒体视觉与听觉结合的传播优势，突破语言的传播局限， 开发草原文化资源。利用网络传媒建立草原文化视觉、听觉资源库，通过网络图像、线条、色彩、声频、视频以及电脑动画等要素的综合运用，充分展示草原文化历史遗产、经济、科学、艺术、民俗、民情、自然景观等，满足受众的需要。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范文2
初到民族文化园时，紧闭的售票窗口和空荡的大门无一不是在诉说其的冷清，但转而想想偌大而又繁杂的京城里能有这么一片安静的土地确也难得。怀揣着一丝激动的心情，沿着葡萄藤架一路走了进去，入眼的便是回族传统窑洞式建筑和青青草地上的敖包。沿着林荫小道走下去，沿途经过了畲族古民房、廊桥，瑶族瑶山，穿过柳絮，便到了豁然开朗的平地，矗立着的仿制的大理三塔，和洒在上面的阳光无一不在宣告它的神圣。可就是这么壮观的景象，却只有一两个游客，心中不知道为什么顿时涌出一丝伤感。这冰冷的场景，不禁让我联想到现实，想起民族理论课上老师曾说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大会在前些日子召开了，距上一次已过九年，并不像经济会议那般年年都会召开。”，亦想起高中的初中的同学都像以前的我，对民族民俗漠不关心，遑论了解。这是否也意味着，不只只是他们，还有数以万计的学生对我们独特的民族民俗也呈现出同样的态度，有没有可能甚至还认为他们“土”。我甚至可以断定事实可能就是如此残忍，因为我不得不抱歉地说在未进入民大前，在未来到中华民族园前，我就是这样的人。之前的我根本不甚在意什么族信仰伊斯兰教，甚至对伊斯兰教都没有较为详细的认识，也不会注意什么族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又是在什么时候，甚至可能会一不小心弄混藏族和蒙古族的服饰。当时还满不在乎的我随着越来越深入地游历民族园，心中的歉意就更深一分。不仅仅是为这富含自己特色的民俗、或磅礴大气或小家碧玉的民族建筑，更是因为工作人员比游客多，猫比人多这样的景象而痛心疾首。
一次短短的中华民族园之旅让笔者领略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可是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现在的它是何其的脆弱。这小小的景观园，是否亦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反应着现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正在遭受着巨大的冲击。下面让我们不妨再来结合定义和现代化社会下遭受冲击的传统文化应该如何面对困境来进行探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影响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一点上不仅是在普通的非少数民族聚集地上得到了体现，更是在诸如西部大开发的这些传统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上得到了体现。改革开放不仅带给了这些地区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给其传统文化带来了挑战。因而，少数民族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突、调适的重大问题。在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大潮中，如何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已迫在眉睫。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通过文化转型，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更多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相适应，从而建立起真正现代化的生产生活体系。只有用现代文化把人“化”为现代人，才能干好现代化的事。由于这种现代化是学习型、推广型、后发型而非内生型的，所以必须“引领”。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范文3
关键词：中国道德文化；道德教育生活化；道德践行；寓德入教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001-05
要想实现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在现代社会的践行，对道德主体进行教育应先行。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一个前提性条件是道德主体对道德文化的认知，易言之，对道德文化的把握，是道德主体践行道德文化的前提。“知”是行之始，行乃“知”之成。对道德文化认知，也即“知”的获得，在很大层面上倚赖于教育。多维教育措施的实施，必将为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奠定基础。
一、道德践行――道德教育须先行
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核心策略在于道德教育，因为道德教育是对道德主体的道德灵魂进行熏陶的前提，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就是明鉴。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毫不夸张地说是一部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史。古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普及化，在一定层面上是道德教育的力度与强度使然。《礼记》言日：“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此语阐明了个人践行道德并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的途径，即进行学习和教化。道德教育是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现代践行之先导，宋明理学的总结与开新者王船山说：“唯立学校以教俊士，而德明于天下，则民日迁善而美俗成矣。”船山此言点明了教育在优序良俗中的重要作用。古代社会在相对长时间内能实现相对意义上的优序良俗，与道德教育密不可分。古代有识之士密切关注，历代统治者亦从现实需要的层面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推动道德教育的合理化。“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形成了统治者重视，知识界推波助澜，由此为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奠定了基础。
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传统，奠定了道德文化在古代社会践行、化民成俗的原始根基。自古及今，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依旧需要现实立教。道德教育至关重要，那么何谓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指一定社会或集团为使人们自觉遵循其道德行为准则，履行对社会和他人的相应义务，而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它是一定社会或集团的道德要求转化为人们内在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条件之一”。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人获得德性，加强道德修养，提升人生境界。同时道德教育需要遵循一定的准则、规范，这样才能够实现所设定的目标。道德教育是促使中国古代道德文化在当代社会践行的一大法宝，因为“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自然的”，即是说，人之德性的获得，并非完全是天赋，是生之俱来的；但人天生都有良知，通过教育可以把人身上良知变成行动的指南，这又是自然的。人之德性的养成，既需要内在的道德禀赋，亦需要外在的道德教育，内在禀赋和外在道德教育相结合，才能成就其理想人格。
古代社会重视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在于对传统道德文化的认知，在古代社会，从贫民界到知识界，再到上层统治者，道德文化的践行呈现出相对意义上的成功。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系列道德信仰危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如何践行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学术界、政界都有热议，提出的解决办法多种多样，如有人提出利用宗教解决道德信仰与道德践行的问题，但亦有人持相对意义的否定态度：“正式的宗教教育对于道德的发展，并未占有特别重要或独特的地位，至于公立学校和家庭则相反，应该扮演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即是说，从纯粹宗教的角度不能解决道德践行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教育，而不是其他。我国虽然主张自由，但依靠宗教教育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道德践行问题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优秀道德文化的践行，教育是促使古代优秀道德文化践行的一种内驱力。道德教育对道德践行的内驱力在于使道德主体成为审美之人，通过道德教化而具有美德，践行美德之人，内心世界激荡着一种审美愉悦。正如德国教育大师席勒所言：“教养的最重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道德教育促使道德践行是可行的，因为审美愉悦的内驱力在发挥作用使然。通过道德教化，使人了解到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进而使人树立耻感文化，产生道德焦虑，促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教育促使道德践行的内驱力，实际上是通过教育，对道德文化进行美德分析、美德评判。正如西方现代教育学家艾德勒直言：“教育不是旨在形成任何各种各样的习惯，而仅仅在于形成良好的习惯，即传统上作为美德分析的东西。”此言表明了道德教育促使道德文化践行的方式，遵循的路径为：道德教化一审美的人一美德分析一耻感文化一唤醒良知一道德焦虑一道德践行。由此可知道德践行的源头在于道德教化。道德教化是道德践行这个大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道德教化这个大系统中，首要的任务是唤起道德主体的道德良知。通过良心的发现，促使道德主体产生道德焦虑，进而促使道德文化现代践行。“凡人之为不善者，虽至于逆理乱常之极，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诚，而卒入于小人之归。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己。由此，道德教化，发明本心必不可少，通过道德教育，使道德主体的良知由“坎陷”到呈现，最终促使道德文化的践行。“一切的道德都是一个包括有许多规则的系统，而一切道德的实质就在于个人学会去遵守这些规则。”通过良知的呈现，去遵守传统道德文化规则，在规则指引下，真正促使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由此，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教化应首当其冲。
二、道德践行――道德教育
必须生活化
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教育生活化是其必备的基本原则。古代社会多重视道德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道德践行。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脱离现实根基之嫌疑。新儒学三大主流派之一的陆王心学，主张格物致知，主张回归本心致良知，不假外求以致良知；多讲求心性修养，道德生活多内求于心，道德教育不是生活化，而是在道德理想的形上王国里自得其乐，这不利于道德文化的践行。由此，陆王心学一派遭受到了西学东渐的严厉冲击，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实学”，主张道德学问的经世致用，在他们看来，空谈心性的道德修养不利于道德文化的传播，不利于道德文化的践行。他们认为道德教育应该大众化、生活化，也即道德教育应有利于道德在当代社会
的践行。不单单是我国古代的实学家讲求道德教育大众化、生活化，现当代一些著名的教育家他们亦主张道德教育生活化。陶行知先生曰：“没有生活作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作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作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显然，陶先生此处谈及的教育涵盖道德教育，其核心宗旨在于道德教育生活化，否则道德践行则是天马行空、空中楼阁。陶先生此言，为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指明了方向，要想通过道德教育，实现道德主体的道德践行，道德教育必须根植于现实生活，否则道德教育不能转化为道德践行，知行之间的转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切合实际和真实的发展伦理学都必须牢牢地根植于社会现实之中”，这一语道破了道德教育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道德教育需根植于道德生活，如此方能实现道德教育向道德实践的现实转化。不仅仅是国内学者关注这一点，在国外更是有诸多大师强调这一点。道德教育生活化、道德生活大众化是人类的共识。在亚里斯多德看来：“教育明显应基于三项准则：中庸、可能的与适当的。”很明显，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有一适度的标准，这适度的标准即是我们所说的道德教育生活化，道德教育不应该在彼岸世界的道德王国里游离，而应该回归现实生活，也即道德教育生活化、大众化。道德教育能使我们获取道德知识，但不能获得道德践行的内驱力，只有道德教育生活化，我们才能切实感受到道德教育的魅力所在。“德性使我们确立目标，实践智慧使我们选择实现目的的正确手段。”道德教育能使我们获得道德知识，但不一定获得道德践行的理性，只有在道德教育生活化的基础之上，才能使道德主体在践行道德之时获得道德践行之动力，惟其如此，道德践行才能实施下去。故此，亚里斯多德于此谈及了道德教育与道德践行的关系，首先是道德知识，然后才有道德践行，也即有着先知后行的韵味。此外，亚里斯多德还从道德践行的层面谈及了道德知识，也即道德践行亦能促使道德知识的积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行是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离开了实践智慧就没有严格意义上善，离开道德理性也不可能有实践智慧。”但在这期间，一个首要的基本前提即是道德教育必须生活化，惟其如此，道德文化知识才能向道德践行转化，道德践行才能导致优序良俗的美好和谐社会的实现，道德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实践智慧的德性，他就有了所有的道德德性。”此语恰如其分地说明了道德教育生活化原则是道德教育向道德践行飞跃的理论前提。
三、道德践行―在教育时机和教育
策略中游离以利道德践行
道德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道德践行，并由此实现社会的优序良俗。由此，道德教育必须瞄准道德践行之目标，惟其如此，道德践行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但传统道德文化离现实践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究其原因是道德教育的践行目标没有瞄准。诚如王立仁先生所说：“人类生活经验历程的本身同时演示着两个事实：一是人类文明社会中的德育一直没有停止过；二是人类非德(道德)的行为也伴随着人类生活。”中国当代社会一直比较重视道德教育，但道德教育的效果却值得商榷。道德教育的动机和道德教育的效果显然不能成正比发展，由此必须反思当前的道德教育，其问题在于道德教育脱离现实根基，单纯地重视道德说教，忽视了道德教育所取得的效果。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传统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必须瞄准道德践行，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在当代社会才能切实践行下去。
道德教育的目标须瞄准道德践行，这是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的关键性一环。道德教育如何瞄准道德践行，道德教育的时机与策略至关重要。道德教育的时间起步早，策略定得好，可以很好的实现道德主体对传统道德文化的践行，可以形成道德教育的终生性以提升主体的道德水准，此乃我国道德教育的根本宗旨。
对道德主体进行道德教育，时间上起步早是关键。具体措施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博士阶段都要实施传统道德文化的教育，这应该是一项普遍的道德教育建制。即是说，道德文化的教育与付诸践行，应该从娃娃抓起，而不是相反。西方哲学家洛克所称道的“白板说”，反对道德认识的天赋观念论，主张人之道德观念起源于感觉经验，“认为人出生时心灵犹如白纸或白板，对任何事物均无印象；人的一切观念和知识都是外界事物在白板上留下的痕迹”。洛克此言，说明天赋观念并不能给人以道德良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人的道德良知、道德信仰、道德践行都是从经验的层面，依靠后天教育或实践而来的。洛克此言，为我们的道德教育提供了最佳时间段理念，即从幼儿开始进行道德教育、进行道德熏陶是最佳选择。因为幼儿的头脑相对成人来讲是一张白纸，在这张白纸上可以书写任何的东西，对幼儿进行道德教育，很容易把道德知识传输到幼儿的大脑，使幼儿接受道德文化，在持续的道德教育中让人形成道德信仰并自觉践行良好的道德品质。“蒙以养正，圣功也；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蒙”即是对小孩的道德启蒙教育，从小就能培养其道德品质，此乃一项伟大的事业。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亦提出，道德教育使人形成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最佳时机是在六岁以前，惟其如此，道德教育才有可能之基础。“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故此，实施道德教育，应该从幼娃娃抓起，通过培养其良好道德品质，为道德践行奠定基础。
古代社会的道德践行相对意义上的成功，其秘笈就在于对道德教育时间的把握得当，并由此而形成了古代社会相对发达的伦理文化。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成功的，这“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所说的普遍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对道德教育时间的把握。古代社会伦理文化比较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古代社会稳定的普遍性的道德教育建制。具体说来，涵盖着两个层面：其一，幼儿道德教育抓得早且及时：其二，道德教育内容的层次性比较强。比如说，古代社会有小学与大学之分，小学之时讲求的是洒扫应对的道德教育，既有对道德文化的强记博闻，亦突出道德文化的践行；大学教育主要侧重于道德之“理”，以道德教育作为人们科举取士的重要依据。“学而优则仕”，这里的“学”应该包含着对道德知识的把握；道德知识优秀之人，才能为官，才能“为政以德，如众星拱之”。由此，中国古代社会在逐级层次性的道德教育之下，最终促使道德文化在古代社会能很好地推行下去。
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当我们重提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时，我们须重新反思当代社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国古代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寓德入教的普遍建制，“自以来，这个建制开始全面解体了”，“儒家经典在新式教育中所占的分量减轻。民国初年，中小学堂的修身和国文课程中还采用了不少经训和孔子言行，五四以后一般中
小学教科书中所能容纳的儒家文献便更少了。”一方面对道德教育的普遍建制改变了，另一方面道德教育的经典文本亦逐渐减少乃至全盘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经典逐渐遗忘，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古代道德文化在现代践行困难重重，与我们今天对待优秀传统经典的态度有关。在古代历史上，即使在魏晋南北朝名教与自然之辨非常剧烈的情况之下，儒家有识之士仍然以振兴儒学，恢复其纲常名教为己任，为此有“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说明传统伦理道德的践行，是在以教育为先的前提之下，通过先知后行实现的践行。由此，以教育为根基，是传统道德文化践行的前提与基础。
对道德主体进行道德教育，起步要早，要从幼儿开始就对其进行传统美德的教育，同时为了使人们的道德知识能够转换为行动，实现道德践行，制定一定的道德教育策略也很重要。
对道德主体进行道德教育，可采取的具体策略为：
首先，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建立道德文化的逐级教育模式。具体方式为：幼儿园的传统道德教育一小学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一初中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一高中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一大学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一研究生入学考试传统道德文化一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传统道德文化。由此，则逐级形成传统道德文化的教育培养模式、培养方式，如此可为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明确上述七个阶段传统道德文化教育的道德教育文本。具体策略为：幼儿园明确规定小孩学习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等基本的传统道德教育文本，并让老师不断地讲解；小学阶段必须每周有4节课的时间学习古代道德文本，比如说《幼学童蒙》《颜氏家训》等经典文本；初中阶段学习《孝经》等文本；高中阶段学习《论语》《孟子》，并作为大学入学考试必考的科目予以规定。大学阶段学习《大学》《中庸》等科目，并作为一门必修课程规定学分，必须修完传统道德文化课程并拿到学分方能毕业；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方面，政治理论的考试除了马克思基本理论方面的知识外，应该把传统道德文化的知识加进去，可占到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在研究生培养阶段，应该有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13个具体范畴的学习、体悟，并辅以专门的道德文化的论文，作为必修课程出现，如此作为研究生方能毕业；在博士入学考试阶段，要将传统道德文化的考试作为一门必修课，强化考试力度，也即加强道德文化的学习与修养。上述不同阶段、不同文本的传统道德文化之教育，为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奠定基础。最后，高等学校应该培养专业的道德文化教师，鉴于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乃是长线型学科，故此，需要政府建立免费师范教育，以确保传统道德文化之师资力量，也才能确保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践行。
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道德教育应瞄准道德践行而实施具体的教育方略。我们应重视教育、尤其是对幼儿的道德教育。教育的方式又可从多重角度出发，因为教育的方式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至关重要。对幼儿道德文化教育可以采取视觉动漫策略，这种教育主要基于幼儿的心理特点、成长规律、接受能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成人教育亦要因材施教，因为成人有自己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知识积淀等。成人接触到的媒体主要为电视、报纸、网络等。故此，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介对成人进行道德教育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
总之，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不能离开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但教育模式必须以道德生活化为其出发点与归宿地。在此前提之下，注重道德教育的时机与道德教育的策略，传统道德文化在当代社会践行的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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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范文4
论文摘要：中国行政文化对数千年中国行政体制的形成、发展、成熟、选官制度的日趋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行政文化中一些消极因素对行政管理现代化转型有很大阻滞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探究积极因素并合理的利用，将帮助我们构建现代化转型的合理路径，全面系统地推进行政管理现代化。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作风态度、价值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指的是在过去产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至今仍在中国行政活动中产生影响的行政文化。①有学者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体内容归结为传统行政思想文化和传统行政制度文化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礼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以法治国思想、为政用人思想、行政决策思想；后者主要涵盖：机构设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特点的文化。虽然历经数千年，行政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变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主权威、中央集权
君主具有绝对权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现和产物。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主张行政管理要以君主为轴心，要以君命行政，这个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则。
（二）朴素民本主义和官本位并存
传统德治思想以朴素民本主义为主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本思想一直为圣君贤推崇。民本的逻辑起点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逻辑终点是维护家天下的政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君主权威思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民本事在君主权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绝对权威。尽管传统民本主义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了一些希望，却无法给予民众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盖下的官本位却盛行于各个朝代而经久不衰，给民众造成深重的负担。
（三）等级森严与求和并存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中，在等级严明的同时，和谐理念的充分运用又为严明的等级制度抹上了剂，增强了其韧性和稳固性。等级社会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允许社会成员在等级间流动且等级结构自身也随时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以士人集团为主的选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护者。在行政系统内部，礼仪制度固化为一套模式它无形中规定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使行政人员自觉遵从封建统治的要求。③同时，当等级的威严使等级关系疏离以至紧张时，统治者又会运用“乐”来达到维护等级秩序的目的。“乐”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礼乐并用，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等级和谐。
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传统行政文化蕴藏了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内在规定性，能够为现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资源。同时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权威，有其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可以成为服务行政理念的现实生长点。 （一）发扬政府公共精神
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与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处，对政府公共性培养有促进作用。比如“入世主张”，传统行政文化倡导行政人员的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有志之士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一入世精神与今天行政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相似性。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价值观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个人的奋斗，以其才能和业绩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号召将个人与社会凝聚起来。这种行政价值观从微观上看，可以增强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从宏观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统的运行协调一致，以达成统一完备的行政目标。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为最终价值追求，而且应该惠及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协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使政府从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达到行政现代化转型。
（二）强调以德自律，以德治国
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德治，重视官员道德修养以保障民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倡导爱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这一思想，对于处在转型期，旧的体制已经陈旧落后，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国社会具有巨大价值。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员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养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得乏力无助。而现代新型政府建设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员的道德培育，以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服务于民众利益。道德作为中国传统行政中的自我约束机制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奉为行政官员的修养格言。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即使最现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离不开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举、重视治吏
在行政执政环节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重视治吏的，尊贤任能，严考课、明赏罚，强化监察，褒廉惩贪，这些措施都是围绕治吏展开，因为人治政治客观上缺乏长时间恒定有效的制度规范。行政举措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行政目标是否能实现几乎是依赖治吏的好坏。④在人才选拔制度上，中国传统发达的科考制度是传统行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每个朝代都设有严格的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用人强调不拘门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考试与晋升制度，并将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条件，力求公正地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机制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四）运用求和思想，促进和谐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动改革时期行政关系的协调。传统行政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的思想从“中庸”思想产生和发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对于正确处理政府内部各种关系乃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检云．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发展简论［J］．行政与法，2004，12，35
[2]肖素芳，梅星．浅析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J］．消费导刊，2008，10.
[3]彭国甫，盛明科．行政文化创新：行政体制创新的核心［J］．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3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范文5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相关性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进入更高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对现代化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旨在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相关性，为继承和摒弃传统文化提供方向，从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
一、西方经典理论中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对于“现代化”的定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笔者比较赞同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对“现代化”涵义的界定，即“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对应变化。”[1]
现代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坐落在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坐标上。影响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国际交往、人口等。“在现代化后期特别是社会整合阶段，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2]中国的改革即向工业社会转型，在现阶段进入攻坚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相关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重视研究传统文化的社会效应，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20世纪初，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等著作表明儒家伦理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他的理论对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很大，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模式里，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反对传统文化，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20世纪60-90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实现了不同程度地高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是儒教化文明广布的区域，从西方的价值观来看，大多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但从这些国家的发展来看，儒教文明确实在不同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如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转变自己的功能以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充当社会转型期中的精神支柱与社会稳定因素。东亚奇迹出现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关系。
总之，现代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坐落在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坐标上。影响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国际交往、人口等。重视研究传统文化的社会效应，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东亚奇迹出现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关系。
二、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
任何事物都既有其“优”的一面，又有其“劣”的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亦是如此。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未来文化的早熟。他提到：“近代西洋文化主要是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征服与利用。这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个问题，亦即创建物质文明。中国在这方面落后是昭昭然的。但不是单纯的落后，而是如同走路一样，拐了一个弯，走上了别的路，没有继续去探讨征服、利用大自然的问题，而拐到了人类的第二个问题上，即人对人的问题，所谓伦理如父慈子孝种种。”[3]所以，我们既要继承传统文化，又要超越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西方近现代文化。
现代性也是如此，不是所有现代性的东西都好于传统。20世纪中从韦伯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现代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导致全球性的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等日益凸现。“中国传统中不懈追求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价值有助于化解当前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即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肉体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也能够为人类解决生存困境的努力注入海德格尔所说的‘超越理性’的生存智慧。”[4]
总之，任何事物都既有其“优”的一面，又有其“劣”的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亦是如此。现代性也是如此，不是所有现代性的东西都好于传统。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在中国的现代化中，从关于东西文化之争的几次思想论战来看，无论是中国本位思想，还是中体西用思想、全盘西化思想，一直都受到批判。中国现实的思想道路却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甚是难以界定中西。这说明我们事实上摆脱不了民族传统。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言：“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要被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威慑，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出路不一定非要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不可。东亚奇迹的出现告诉我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功能发生现代转型的情况下同样能对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特殊作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相关性应是这样：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无视民族传统，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制约和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同时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能够弥补现代性的不足；另一方面，现代化必然引起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国的现代化也离不开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整合。
就具体实践而言，首先中国要学习现代的治理方式，建设现代化的制度。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是没有现代化的治理方式。所以就要学习吸收先进的东西，淘汰传统文化中有关制度方面的内容，比如三纲五常，讲等级，甚至专制。其次，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优秀的成分，用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去弥补现代性的不足。比如很多有价值的修身观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进入更高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对现代化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旨在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相关性，为继承和摒弃传统文化提供方向，从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要被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威慑，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出路不一定非要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不可。东亚奇迹的出现告诉我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功能发生现代转型的情况下同样能对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特殊作用。重视研究传统文化的社会效应，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2][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范文6
关键词：汪曾祺；传统；现代性；印象主义
收稿日期：2007―09―04
项目来源：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研究项目“中国新文学巨匠与现代文化建设”的中期成果。课题号:03AYG01.
作者简介：翟文铖（1970―），男，山东省曲阜市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就本意而言，传统和现代是一对截然对立的概念，现代性就意味着和传统的断裂，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现代性总是意味着一种‘反传统的传统’”。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激进的立场所带来的危害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传统的巨大作用开始得以正视。有人认为，“现代产生之后，一方面与传统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与传统共存于一个整体之中。现代性不仅是这一整体中现代的性质，更是这一整体本身的性质，在这一整体中，传统一是因与现代对立而发生了改变，二是因存在于现代性的整体之中而发生改变”。②传统从现代性的对立面，已经被确认为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
在这里，我们主要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三个方面，具体梳理汪曾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汪曾祺是如何从现代性的角度，把传统纳入文学创造之中，激活传统，激活历史，用自己的实践阐释这样一个理念：传统的就是现代的。
从总体上说，汪曾祺的文学理论，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语言论。汪曾祺非常重视语言，他认为语言是民族传统的最根本的东西。他系统地考查了文学语言的诸多侧面：他讲究炼字炼句，讨论了奇字、奇句与普通字句的关系；他对比了方言与普通话的异同，肯定了方言在创作中的独特美感；他审视了汉语中的一些独特的语言现象，确认了四字句、对仗、成语在创作中的价值。最终，汪曾祺形成了自己关于语言的审美理想：准确平淡，俗不伤雅。其次是文气说。汪曾祺重拾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气说”，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韩愈和桐城派的理论观点。他的文气说，可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气禀论。作家的先天禀赋、才性不同，各人的“气”就不同，它决定了不同作家的作品各自独到的风格特点。这个观点受惠于曹丕。二是字句论。他创造性地阐释了韩愈的“气盛言宜”说，但把重点由“气盛”转到了“言宜”上面，追求文章的“句之短长”和“声之高下”；以此为契机，又融会了桐城派的观点，把文章的“神气”，归结为对“音节”的追求，又把“音节”美感，落实到“字句”的追求上。三是布局论。汪曾祺反对小说中的戏剧化结构，而讲究文章本身的布局自然，这个观点源自姚鼐等人。再次是叙事观。他讲究“含藏”，反对点题；主张作品以人物为核心，“要贴到人物来写”，可写景，可写氛围，但一切都要围绕写人；讲究传神写意，反对塑造典型人物；主张对话无深文大义，反对语言的性格化；叙述语言讲究“语态”，主张使用口语化的叙述方式；爱用短句，反对过多地使用长句子；喜叙述，少描写；反对情节化结构，要求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结构作品，重视作品的开头和结尾。他的语言论，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经验，借鉴了中国古代诗论、词论的研究成果，抓住了汉语的独特性；他的“文气说”，找到了传统的一个充满活力的生长点，重续了断裂的民族文论传统；他的叙事观，继承了传统笔记小说的传统，总结了现当代诸多作家的创作经验，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高度融合。
汪曾祺不仅有自觉的理论意识，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批评家。在批评方法上，他采用了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印象主义批评，讲究直觉感悟；在文体上，他借鉴明清小品和五四散文的创作经验，采用灵活多变的随笔体。再加上以上述古典味道十足的理论做背景，使得他的评论散发着浓重的古典气息。
当然，汪曾祺最主要的身份，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批评家，而是作家。他深得传统文化精髓，无论是儒家精神、道家气韵，还是佛禅滋味，在他的作品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儒家文化对汪曾祺最主要的影响是所谓的“人情味”。汪曾祺曾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③这种人情味有多个侧面，在情感上，人情味表现为对民间疾苦的同情，他的《岁寒三友》、《徒》、《陈小手》、《陈四》等众多作品，都流露出了对下层民众的怜悯；在行为上，人情味表现为超越个人功利的义举，《大淖记事》、《钓鱼的医生》等作品，都表达出了对仁义行为的欣赏。汪曾祺对道家思想不无警惕，但事实上又不时流露出道家情调。他笔下的旧知识分子，无论是季民、杨渔隐，还是王甓鱼、魏小坡，一个个深居简出，与世无争，明显带有道家的隐逸情怀。汪曾祺的另外一些作品，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与佛禅有关，《画壁》的“幻由心生”、《复仇》的“冤亲平等”等等，都颇得佛家真谛。总之，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各个领域，汪曾祺的作品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正是这些传统色彩浓郁的理论、批评和创作，无论是应答当前的文学问题，还是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都表现得应对自如、掷地有声。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传统何以散发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力？现代性将如何安置这些活力迸射的传统？对此问题，实际上已经有人做出了思考：“汪曾祺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自信，使其在文学写作层面上与‘文学现代性’的完美想像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汪曾祺在艺术上的成功无疑为传统文化参与文学现代性进程创造了新的机遇。”④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此时正值“五四”。尔后考入西南联大，当时的西南联大就是传承“五四”精神的驿站。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使得汪曾祺不可能不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五四”时期最讲究个性解放，婚姻和爱情的自由被看成是个性解放的重要表现。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都对自由的爱情进行了礼赞。汪曾祺晚期的创作，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探索，早在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一些小说就开始表现人的身体感觉，《牙疼》、《礼拜天的早晨》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五四”时期，就有人对人生的意义问题进行了探讨。汪曾祺早期的作品，就在存在论的高度上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应答：对生命荒诞性的感喟，对人生本然孤独的体验，对人与人之间冷漠关系的体察，关于自欺的在世状态，关于自由选择问题等等。当然，鲁迅早就在《野草》中对类似的问题做过深刻的追问。“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密切相关，人道主义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汪曾祺早期创作的《落魄》、《鸡鸭名家》、《老鲁》、《职业》等作品，就充满了对世道人心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日规》、《天鹅之死》等等，依旧满怀着人道主义关怀；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一系列的小说、散文中，汪曾祺又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可以说，人道主义贯穿了汪曾祺创作的始终。
个性主义的追寻，人道主义的坚守，存在意义的叩问等等，这些浓重的现代意识和深切的现代感受，构成了汪曾祺精神结构的另一面。由此，汪曾祺的整个精神世界获得了现代支点。有了这个支点，对传统文化的取舍也就有了标准和方向；如果没有这个支点，传统文化就不能够被激活，更不能够被归化成现代性的生长点。吉登斯曾说：“传统使我们再次回到时间这一主题上。它是一种途径，通过它，过去在现在中生活着，从而塑造着未来。”⑤但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那个传统必然是被现代性激活了的传统。
注释：
①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7.
②张法.现代性话语对重述中国文学的学术意义〔J〕.求是学刊，2006.（3）100.
③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3〔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01.
